我忍不住坐下來，想把我初涉人世，在人生大舞台的這段經歷寫下來，其實不寫也可以。有一點我敢肯定：此後，我永遠也不會再坐下來寫我的自傳了，哪怕活到一百歲。只有一個過分卑鄙地自戀的人，才會不知羞恥地寫他自己。我能夠原諒自己的只有一點：我寫作的動機與其他人不一樣，也就是說，我不是為了博得讀者的讚賞。如果說，我忽然靈機一動，想把我從去年伊始發生的事逐字逐句地記下來，我之所以作如是想，是出於我內心的需要：所發生的一切，使我太震驚了。我只是把所發生的事記錄下來，盡量避免做不相干的描寫。而主要是避免文字上的浮誇和華而不實。一個文學家，往往寫了三十年，到頭來卻完全不知道，他寫了這麼多年究竟為了什麼。我不是文學家，也不想當文學家，我認為把我的內心活動公諸於眾，對酸甜苦辣的種種感悟，做一番迴腸蕩氣的描寫，然後拿到他們的文學市場上出售，這是不光彩的，也是卑鄙的。然而，我又懊喪地預感到，完全不描寫感受，也不談自己的所思所想（也許，甚至是鄙俗的），似乎也不行：可見，任何文字寫作，哪怕寫出來僅僅給自己看，也會對人起某種誨淫誨盜的作用。這些見解也許甚至非常鄙俗，因為，你自己感到珍貴的東西，很可能，在旁人看來，一文不值。但是，這一切先不去管它。不過，這也算是開場白吧；以後，這類絮聒就不會再有了。言歸正傳，雖說再沒有比言歸正傳更難的了，——也許，任何事都是開頭難。
說寫就寫，也就是說，我想從去年的9月19日寫起，也就是從我頭一次恰好遇見那個人……的那一天寫起，寫我的記事錄。
在任何人都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就先來說說我遇見了誰，未免有庸俗之嫌，甚至，我想，這風格也俗不可耐：我曾經許諾，要避免文字上的華而不實，可是下筆伊始，我就落入了追求華而不實的窠臼。此外，要寫得頭頭是道，光憑這願望還不行。我還要說，用任何一種歐洲語言寫作，似乎也不如用俄語寫作那麼難。我重讀了一遍剛才寫下來的東西，我發現我比所寫的東西要聰明得多。至於一個聰明人說出來的話，竟比他心中想說的要愚蠢得多，這又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在這要命的整整一年中，在我與人們的語言交往中，我曾不止一次地發現我有這樣的毛病，為此，我十分痛苦。我雖然想從9月19日寫起，但是我終究還是想插敘幾句，交代一下我是誰，在此以前我在哪兒，因而在9月19日那天早上（哪怕就拿這天早上說事，也行啊），我頭腦裡有可能在想些什麼，這樣，讀者會清楚些，或許，以至於我本人心裡，也會變得明白些。
我是一名中學剛畢業的學生，現在我已經年滿二十，虛歲二十一了。我姓多爾戈魯基，而我在法律上的父親名叫馬卡爾·伊万諾夫·多爾戈魯基，過去，他曾是韋爾西洛夫老爺家的家奴。因此，表面上看，我是合法所生，雖然，要較真的話，我其實是個私生子，我的出身是絲毫毋庸置疑的。這事是這樣發生的：二十二年前，地主韋爾西洛夫（這人才是我的生父）二十五歲，他前來視察他在圖拉省的領地。我推測，他那時候還是個渾渾噩噩，完全沒有個性的人。有意思的是，這人卻打我小時候起就使我印象深刻，對我的整個心靈氣質具有極大影響，甚至於，也許，他還會長久地感染我，影響我的整個未來，這個人，甚至直到現在，在方方面面，對我仍舊是個解不開的謎。但是，話又說回來，這事以後再說吧。這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即使不說，這人的身影也將充斥我的整個書稿。
他恰好在這時候，也就是行年二十有五的時候喪偶。他曾娶過一位出身上流社會但不十分富有的姑娘為妻，她姓法納利奧托娃，她給他留下了一子一女。關於這位夫人的情況，由於她過早地離他而去，所以我對她知之甚少，她在我擁有的材料中幾乎已經無跡可尋。再說，韋爾西洛夫私生活中的許多情況，總是迴避我，不讓我知道，而且他和我相處時總是那麼高傲、自大、深藏不露而又漫不經心，儘管有時候他在我面前又顯得似乎十分溫良，使我感到驚愕。不過，為了提前作個交代，我還要提一下，他已經花光了三份產業，而且還是三份非常大的產業，總共約值四十萬盧布有餘，也許還要多些。現在，不用說，他已身無分文。
當初，他到鄉下來，“天知道他來幹什麼”，至少，後來，他自己曾對我這麼說過。他那兩個不點大的小孩，照例不在他身邊，而是寄養在親戚家。他終其一生就是這麼對待自己的孩子的，無論是婚生的，還是私生的。這座莊園的家奴非常多，其中就有花匠馬卡爾·伊万諾夫·多爾戈魯基。為了從此一勞永逸地不再提起此事，我想在這裡插句話：很少有人像我這樣，在我的整個一生中，對我自己的這個姓深惡痛絕的了。這當然很蠢，但是又確實發生過。每逢我要進什麼學校，或者遇到就我的年齡來說我必須向他們說明情況的什麼長者，總之，每個不起眼的老師、家庭教師、學監和牧師——隨便什麼人，在問到我姓甚名誰，聽到我姓多爾戈魯基後，總認為有必要沒來由地加問一句：“多爾戈魯基公爵？”
每次我都必須向所有這些無所事事、無聊透頂的人解釋：“不，就姓多爾戈魯基，不是公爵。”
這個“就姓”二字，最後差點沒把我弄得發瘋。在此，作為一個怪現象，我要指出，我不記得任何例外：人人都問。顯然，有些人毫無必要，再說，我不知道究竟見什麼鬼了，什麼人會有這樣的必要呢？但是人人都問，所有的人，無一例外。一聽到我就姓多爾戈魯基，不是公爵，問我的人通常就會用他那遲鈍的、愚蠢而又漠然的目光，把我渾身上下打量個遍，這目光說明，他自己也不知道他這樣問究竟為了什麼，問完也就怏怏地走開了。我的同班同學問我的那副神態最侮辱人了。一名學生是如何盤問一名新生的呢？一個形單影只、忸怩不安的新生，頭一天去上學（不管上什麼學吧）總會成為大家的犧牲品：大家對他呼吆喝六，耍他逗他，像對待奴僕似的對待他。一名健康的、胖胖大大的小男孩，突然在自己的犧牲品面前站住了腳，用長久的、嚴厲而又傲慢的目光，緊盯著他，觀察他若干時候。這名新生默默地站在他面前，側目而視，如果他不是膽小鬼，就會靜候下一步動靜。
“你姓什麼？”
“多爾戈魯基。”
“多爾戈魯基公爵？”
“不，就姓多爾戈魯基，不是公爵。”
“啊，就姓多爾戈魯基！傻瓜。”
其實，他說得也對：你不是公爵，卻叫多爾戈魯基，再沒什麼比這更愚蠢的了。我背著這口愚蠢的黑鍋，是無辜受辱。後來，我開始十分生氣，每當有人問我：你是公爵嗎？我就回答：
“不，我是家奴的兒子，從前是農奴。”
後來，我火冒三丈，光火到極點，每當有人問：您是公爵嗎？有一回我就生硬地回答道：
“不，我就姓多爾戈魯基，是我過去的主人韋爾西洛夫老爺的私生子。”
出此下策，我已經是在讀中學六年級的時候了，雖然很快我就毫無疑問地確信，我這樣做太蠢，但是我終究還是沒能夠立刻停止做這樣的蠢事。我記得，有位老師（不過也只有他一人）發現我“充滿了志在報復的正義感”。可是總的說來，大家對我的這一乖張舉動，都會露出某種使我感到可氣的沉思表情。最後，有名同學，這小子十分尖刻，而我總共才同他說過一次話，他擺出一副一本正經的神態，但是眼睛稍許斜睨著一邊，對我說道：
“這樣的感情，當然，會替你增光添彩，毫無疑問，您也有可以自豪的理由；可是，要是我換了您，我才不會像您那樣因為是私生子而興高采烈呢……可是您卻像過命名日似的喜氣揚揚！”
從那時起，我就不再誇耀我是私生子了。
我要再說一遍，用俄語寫作十分困難：我已經寫了整整三頁稿紙，說來說去都是說我一輩子恨透了我的這一姓氏，其實讀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恨的正是我不是公爵，是沒有這一勳銜的多爾戈魯基。再來解釋一遍從而為自己辯護，對於我，就顯得屈辱了。
總之，在這家地主的眾多僕役中，除了馬卡爾·伊万諾夫以外，還有一名婢女，當時她已經約莫十八歲了，五十歲的馬卡爾·多爾戈魯基忽然示意他想娶她。大家知道，在農奴制時代，家奴們的婚姻，必須在主人的恩准下才得以實現，而有時候簡直就是奉他們之命的包辦婚姻。當時在這片領地附近還住著一位姑姑；也就是說，她不是我的姑姑，而她本人就是位女地主；但是，不知為什麼，終其一生，所有的人都管她叫姑姑，不僅我叫她姑姑，而且韋爾西洛夫家的所有人都管她叫姑姑，其實她跟韋爾西洛夫家既不沾親也不帶故。這就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普魯特科娃。當時，她在同一省和同一縣還擁有三十五名農奴。韋爾西洛夫的領地（共500名農奴），倒不是由她來管理，而是因為彼此毗鄰，由她來監管，而這種監管，我聽說，抵得上任何一位精明的管家。話又說回來，她精明與否同我毫不相干，我只想撇開任何阿諛奉承之詞補充一點，這位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是位高尚的人，甚至是位怪人。
正是她，不僅不勸阻抑鬱寡歡的馬卡爾·多爾戈魯基（聽說，他當時陰沉著臉，很不高興）擇偶婚配的意向，甚至相反，不知為什麼還竭力慫恿，促成此事。索菲婭·安德烈耶芙娜（這個十八歲的婢女，也就是我母親），是個父母雙亡的孤兒，已經好幾年了。她那已故的父親，非常尊敬馬卡爾·多爾戈魯基，由於什麼事還十分感激他。他也是一名家奴。在此以前六年，他快死了，臨終之際，甚至有人說，在他嚥氣前一刻鐘，他讓人把馬卡爾·多爾戈魯基叫來，指著自己的女兒，並且當著全體家僕的面，當時還有神父在場，大聲地、堅定地留下遺言：“把她養大後就娶她為妻。”這話大家都聽見了。但是他臨終時說的話，把它當作死前的胡話又有什麼關係呢，再說，他又是一名農奴，他本來就沒有這樣說這樣做的權利。至於馬卡爾·伊万諾夫，我不知道他後來娶她為妻究竟是什麼意思，也就是說，他心裡十分樂意呢，還是履行義務。很可能他完全無所謂。這是一個在當時就善於“露一手”的人。他既不是一個熟讀經書的人，也不識字（雖然他知道整套的教堂儀規，尤其熟悉某些聖徒的傳記，不過多半是聽人說的），他並不是那種愛說教愛講大道理的家奴，他不過是性格固執，有時還有點出格罷了；他說話時很自負，對事情的看法說一不二，最後的結論是，用他自己的奇怪說法，就是他“規規矩矩、恭恭敬敬地活著”——當時，他就是這樣一個人。當然，他博得了大家的尊敬，但是，也有人說，他讓大家感到受不了。當他擺脫家奴的身份以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這時只要有人提到他，無不認為他是一個什麼聖徒，吃過很多苦，受過很多罪。這一點，我深知，而且確信無疑。
至於我母親的性格，在十八歲以前，她一直由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帶在身邊撫養，儘管管家一直堅持要送她到莫斯科上學，而且她也讓她受了某種程度的教育，也就是說，教會了她縫紉、裁衣、走路行動有點姑娘家的樣子，甚至還教會了她能稍許閱讀的本領。至於寫字，我母親從來就沒有像模像樣地學會過。在她看來，跟馬卡爾·伊万諾夫的這段婚姻，是一件早就決定了的事，因此她當時發生的一切，她都認為非常好，好得不能再好了。她去參加婚禮的時候，樣子十分平靜，是在這種場合下可能有的最平靜的姿態，以致連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本人都說她當時像條魚似的安安靜靜，一聲不響。關於我母親當時性格的所有這一切，都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本人親口告訴我的。韋爾西洛夫坐車到鄉下來，正好是在這場婚禮後的半年。
我只想告訴讀者，我永遠無法弄清，甚至差強人意地猜測都猜不出來，他和我母親之間的那事兒究竟是怎麼開始的。我完全願意相信他本人去年紅著臉讓我相信的那些話，儘管他講到這一切時表情十分自然，甚至還帶有某種“俏皮風趣”的表情，說什麼他們倆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任何羅曼史，一切就這麼發生了。我相信這是事實，“這麼這”個俄文詞真是妙不可言。但是我還是念念不忘地想弄明白，他們倆之間的那事兒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在我的整個一生中對所有這些卑鄙下流的事恨透了，過去恨，現在也恨。當然，就我這方面說，這根本不是出於一種單一的無恥的好奇心。我要指出，關於我母親，一直到去年，我幾乎根本不認識她。為了使韋爾西洛夫生活舒適，我從小就被寄養在別人家裡，不過，關於這點，以後再說吧。因此，我無論如何想像不出，當時她的臉究竟應該是什麼樣的。如果說她長得根本不漂亮，那像當年韋爾西洛夫那樣的人，怎麼可能會對她著迷呢？這個問題對我很重要，其所以重要是因為通過這一問題，可以呈現出這人的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方面。這就是我之所以問他的原因，而不是出於誨淫誨盜之心。這個老是板著臉、性格內向的人，當他看到必須這樣做的時候，便會擺出一副可愛的老實模樣，這模樣，鬼知道他是從哪學來的（好像是從口袋裡掏出來似的），他就是帶著這副模樣親口對我說，當時他是個非常“傻的年輕的狗崽子”，說不上多愁善感，而是這樣，剛讀完《苦命人安東》和《波琳卡·薩克斯》，這兩篇文學作品曾對當時我國成長中的一代產生過非常廣泛的啟蒙影響。接著他又補充道，也許就是因為這個《苦命人安東》，他當時才來到鄉下的，——而且，他說這話時態度還非常嚴肅。這只“愚蠢的狗崽子”究竟以什麼形式開始同我母親發生那種關係的呢？我現在想像得出，假如我哪怕只有一名讀者，他也一定會哈哈大笑地嘲笑我，嘲笑我這個非常可笑的少年，這少年至今還保持著自己愚蠢的童貞，卻硬要去考慮和解決自己一竅不通的事。是的，我的確還一竅不通，雖然我承認這點根本不是出於驕傲，因為我知道，一個二十歲的傻大個兒，居然還這麼沒有經驗，沒有經歷過這種事，這該有多蠢啊。不過，我倒要奉告這位先生，他自己也一竅不通，我這就向他證明這點。誠然，我對女人還一無所知，而且我也不想知道，因為我將一輩子唾棄這種事，我還發過誓，作過保證。但是，話又說回來，我也熟知，有的女人會以自己的美貌，或者她身上天知道的什麼東西，剎那間就把你迷住；另一種女人呢，你一下子琢磨不透，必須琢磨來琢磨去的琢磨上半年，才能弄清她的心；要看清這樣的女人並且愛上她，單憑看，單憑觀察，單憑你甘願付出一切，幹什麼都行，那還不夠，此外，還得有一種天賦，一種天賦的本領。對此，我深信不疑，儘管我什麼也不懂，如果情況相反，那就必須把所有的女人一下子降低到普通家畜的水平，並且照這樣子把她們豢養在自己身邊；恐怕，想這樣做的還大有人在。
我通過好幾道手才獲悉，而且可以肯定，我母親並不是個大美人，雖然她過去的像片我沒有見過（這像片保存在某處）。可見，不可能對她一見鍾情。如果單純為了“消遣作樂”，韋爾西洛夫可以另找一個女人嘛，而且這樣的女人在那時就有，而且還沒出嫁，是個黃花閨女，她叫安菲莎·康斯坦丁諾芙娜·薩波日科娃，是一名婢女。而一位帶著《苦命人安東》下鄉的人，倚仗地主的權勢，來破壞一樁神聖的婚姻，即使是自己家奴的婚姻，那他即使面對他自己也是很不體面的，因為，我再說一遍，就在幾個月以前，也就是說，在20年以後，他談到這個《苦命人安東》時仍舊非常嚴肅。要知道，安東被奪走的只是一匹馬，而現在是奪走人家的妻子！這說明，一定是發生了什麼特別的情況，因此，mademoiselle薩波日科娃才棋輸一著（我看，是她贏了）。去年，有一兩回，我瞅准可以跟他談談的機會（因為並不是永遠有機會可以跟他隨便談談的），就把所有這些問題一股腦兒地提了出來，糾纏他，要他回答，我發現，儘管他經常出入社交界，善於應對，再說，這事又相隔二十年，他聽後還是有點齜牙咧嘴，擺出一副不屑一顧的模樣。但是我非要他回答不可。記得有一次，他被我糾纏不過，只好不得已地以一種上流人士慣會擺出的那副厭惡的神態（過去他曾不止一次地這樣對待過我），他似乎有點奇怪地、支支吾吾地說道：我母親是個——毫無防人之心的女人，對這樣的女人，倒不是說你會愛上她，——恰恰相反，根本不是的，——可是卻會突然不知為什麼地可憐她，因為她百依百順嗎？然而，究竟因為什麼呢？ ——個中原因，永遠無人知道，但是你卻會長久地可憐她；可憐來可憐去，就依依不捨了……“總而言之，親愛的，有時候你就會覺得難捨難分了。”這就是他對我說的話。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就不得不認為，那時他根本就不是一個他當時自稱的愚蠢的狗崽子。而我要的正是這個。
不過，他當時還硬說，我母親之所以愛上他是因為“逆來順受”：他居然想得出這是因為農奴制！他這是胡說，為了給自己臉上貼金，違心地胡說，既違背了貴族的榮譽，也違背了貴族的身份。
當然，我說了一大堆，似乎是在誇我的母親，可是我已經申明在先，我對她，對當時的她一無所知。況且，我知道得很清楚，她從小就生活在那些可憐的觀念中，已經變得麻木不仁，後來又一輩子保持這觀念不變，這種環境和這些觀念的影響是不可逾越的。然而，不幸還是發生了。恰好，我想順便糾正一下，我浮想聯翩，卻忘記了必須先從事實講起，這事實就是：他們之間的貓膩，正是從那件不幸的事開始的。 （我希望，我的讀者還不至於裝腔作勢到這樣的地步，居然會一下子聽不明白我想要說什麼）。總而言之，他倆之間的貓膩，正是按地主家的常規開始的，儘管mademoiselle薩波日科娃得以倖免。但是說到這裡，我要替自己辯護幾句，並且趕快聲明，我說的事決沒有自相矛盾。因為，噢，主啊，當時像韋爾西洛夫這樣的人，而且又是跟我母親這樣的女人，況且又在慾火中燒、欲罷不能的情況下，他倆又能說些什麼呢？我曾經聽到一些淫亂成性的男人說過，男人與女人苟合，最常見的情況是，開始一聲不響地干那事兒，當然，這太駭人聽聞了，也太噁心了。再說，韋爾西洛夫即使願意，剛上手時也不可能同我母親有別的做法。難道同她干那事的時候，能先給她講解《波琳卡·薩克斯》嗎？此外，他們倆也根本無心鑽研俄羅斯文學，相反，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有一回說得忘情了），他倆常常躲躲閃閃地藏在犄角旮旯裡，相約在樓梯上見面，如果有人走過，就紅著臉像皮球似的急忙跳開，一個“暴君似的地主”，儘管擁有農奴主的一切權利，可是碰到一名地位最低下的擦洗地板的女奴，也會嚇得發抖。即使用地主們慣常的方式入手，結果也是既像幽會，又不像幽會，說到歸齊，根本就不可能談情說愛。甚至說不清到底是怎麼回事。單就他們愛情的發展程度說，就是一個謎，因為像韋爾西洛夫這樣的人，首要條件就是一旦達到目的，就會立刻拋棄。然而，結果卻不是這樣。一個淫亂好色的“年輕的狗崽子”（而他們全都淫亂好色，所有的人，無一例外——無論是進步分子，還是頑固派），一旦同一個面容俊俏、作風輕浮的婢女偷情（而我母親並不輕浮），——不僅可能，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考慮到這個獨守空房的年輕人的浪漫處境和他無所用心、無所事事的現狀。但是要不離不棄地愛上她一輩子——這就過分了。我不敢擔保他一定愛她，但是他卻一輩子都把她帶在身邊，——卻是事實。
我提出了許多問題，但是，我要指出，有一個最最重要的問題，我卻沒敢直截了當地向我母親提出，儘管去年我跟她很接近，關係也很親密，況且，我是一個粗魯而又忘恩負義的兔崽子，認為他們對不起我，因此對她毫不客氣。這問題是這樣的：當時，她結婚已經半年，而且還受到婚姻合法性的所有觀念壓迫，就像一隻無力的蒼蠅一樣被壓在下面，而且她又非常尊敬她的丈夫馬爾卡·伊万諾維奇，幾乎把他奉若神明，她怎麼會在區區兩週之內就犯下這樣的罪孽呢？要知道，我母親並不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呀！相反，我現在要提前說清楚，簡直難以想像她的靈魂有多純潔，而且後來，一輩子都這樣。可以對此作出解釋的只有一點，她當時是在忘乎所以，情不自禁的狀況下乾這種事的，不是像現在律師們為自己的兇犯和竊賊作辯護時硬要大家相信的那樣，而是因為她當時處在一種強烈的影響下，加上受害人相當忠厚老實，於是這種印象便在劫難逃地、悲劇性地控制了她。你又怎麼知道呢，也許她愛他愛得要命……愛他的衣裳款式，愛他的巴黎髮型，愛他的法國口音，正是法國口音，雖然她一句法國話也聽不懂，還有他站在鋼琴旁唱的那浪漫曲，她愛上他的還有某種她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東西（而他還長得很帥），這些全加到一起，她就愛上了他整個的人，連同那各種各樣的款式和大大小小的浪漫曲，一直愛到精疲力盡。我聽說，過去，在農奴制時代，那些身為家生子的奴婢們身上，而且還是最老實的奴婢們身上，這樣的事還真的時有發生。這我明白，只有那種卑鄙無恥的人才僅僅用農奴制和“逆來順受”云云來解釋這一現象！因而，由此可見，這年輕人很可能在自己身上擁有那麼多的最直接和最能迷惑人的力量，他居然能夠把一個至今仍十分純潔、主要是與自己判若兩人的女人，完全從另一個世界和另一片天地中吸引過來，讓她走向如此明顯的毀滅？正是走向毀滅——對此，我希望，我母親一輩子都明白；除非在她走向毀滅時根本就沒有想到毀滅；但是，這些“毫無防人之心”的女人，卻一向如此：明知前面是死路，還是不顧死活地往前闖。
他們造孽以後，馬上就後悔了。他曾拐著彎地、巧妙地告訴我，他曾特意把馬卡爾·伊万諾維奇叫到自己的書房，伏在他的肩膀上哀哀痛哭，而她——她那時則處於昏迷狀態，躺在自己那個下人住的斗室裡……
但是，關於這些問題和這種醜事的諸多細節，已經說夠了。韋爾西洛夫從馬卡爾·伊万諾夫手裡把我母親贖了出來，很快就離開了，自從那時起，正如我在上文中已經記敘的那樣，就一直把她帶在身邊，幾乎他到哪兒就把她帶到哪兒，除非有時候出遠門，一去經年，那時他大半把她留給姑姑即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普魯特科娃，托她照顧，每次遇到這樣的情況，姑姑總會從什麼地方突然冒出來，永遠隨叫隨到。他倆先是住在莫斯科，後來又去過許多不同的鄉村和城市，甚至到過國外，最後才定居彼得堡。凡此種種，以後再說，或許根本不值得一提。我想說的只有一點，在離開馬卡爾·伊万諾維奇之後過了一年，我出世了，之後，又過一年，我妹妹出世，隨後，又過了約莫十年或者十一年——我弟弟，一個病孩子又出生了，可是他沒過幾個月就死了。由於這孩子難產，我母親的美貌也隨之結束，——起碼，大家告訴我：她很快就變老了，變憔悴了。
但是，同馬卡爾·伊万諾維奇的聯繫卻始終不曾斷過。韋爾西洛夫一家無論在哪兒，在某地一住經年呢，還是搬來搬去，馬卡爾·伊万諾維奇一定會把自己的情況告知“家裡”。形成某種奇怪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是莊重的，近乎嚴肅的。在老爺們的生活中，這樣的關係，一定會摻進一些滑稽可笑的成分，這，我知道；但是，這裡卻沒有發現這類事。這種信件來往一年有兩次，不多也不少，信的內容彼此十分相似。我見過這些信，信裡很少談及個人私事；相反，盡可能只是莊重地告知最一般的事和最一般的感受，如果這也可以稱之為感受的話：起先是告知自己的健康狀況，然後是問候大家的健康，最後是祝愿，莊重的問候和祝福——就完了。正是在這種一般性的問候和無個性的敘述中，似乎，才蘊含著在這一圈子裡被認為最得體和最高尚的交往之道……“謹向我們可親可敬的夫人索菲婭·安德烈耶芙娜致以最卑微的問候”……“謹向我們可愛的孩子們致以我們父輩的永遠的祝福”。又逐一寫上孩子們的名字，添一個寫一個，我的名字當然也忝列其中。在此，我要指出，馬卡爾·伊万諾維奇做得非常得體，他從來不把“最可尊敬的安德烈·彼得羅維奇大人”稱作自己的“恩人”，雖然每封信中他都一如既往地向他致以最卑微的問候，懇請他惠予關照，並祈求上帝賜福於他本人。給馬卡爾·伊万諾維奇的回信，每次都由我母親很快回复，這些回信的格調也永遠與前面說的一模一樣。不用說，韋爾西洛夫沒有參加他們的通信。這些信是馬卡爾·伊万諾維奇從俄羅斯各地寫來的，來自不同的城市和修道院，有時，他常在修道院裡掛單，而且一住就很久。他成了所謂的朝聖者。他從不索取什麼，然而卻每兩三年一次肯定會回來小住一陣，而且就直接住到我母親那兒，我母親一向有一套自己的房間，與韋爾西洛夫的住所分開。關於這點，我以後當另作交代，但是這裡我要指出的是，馬卡爾·伊万諾維奇從來不隨隨便便地橫躺在客廳的長沙發上，而是謙虛地住在一個用板壁隔開的地方。他來住的日子不長，五六天，最多一星期。
我忘了說，他十分喜愛和看重自己的姓氏“多爾戈魯基”。不用說，這既可笑又愚蠢。最蠢的是，他之所以喜歡他的這一姓氏，正因為俄國有多爾戈魯基公爵這一望族。真是個奇怪的觀念，腳朝上，完全倒了個過兒！
如果我說過，我們全家始終住在一起，不用說，應把我除外。我彷佛被人遺棄了似的，差點從我出生時起，我就被寄養在別人家裡。但是，這倒並沒什麼特別的意圖，而是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就這麼發生了。生下我之後，我母親還很年輕，很漂亮，因此他需要她，而一個愛哭愛鬧的小孩，不用說，只會覺得礙事，尤其是出門在外，在旅途中。這就是為什麼我直到十九歲以前就幾乎沒見過我母親，除了有兩三次匆匆地見過一面以外。所以發生這種情況，倒不是因為母親對我沒有感情，而是因為韋爾西洛夫對人的傲慢和蔑視。
現在撇開這一切，完全講另一件事。
一個月以前，即9月19日以前的一個月，我住在莫斯科，決定要跟他們大家斷絕關係，徹底投入自己的思想之中。我就是這樣寫下這話的：“投入自己的思想之中”，因為這樣說才足以表明我整個的主要思想，即我為此而活在這世上的目的。至於什麼是“自己的思想”，關於這點，我要說的話太多了，以後再說。我在莫斯科居住多年，離群索居，充滿幻想，我自己的思想還在我讀中學六年級的時候就形成了，也許從那時起，它一刻也沒有離開過我。吞沒了我的整個生活。在此以前，我也一直生活在幻想中，從童年時代起就一直生活在具有某種色彩的幻想的王國里；但是從這個主要的、在我心中吞沒了一切的思想出現時起，我的種種幻想就凝聚在一起，一下子凝聚成形，具有了某種形式：愚蠢的幻想變成了聰明、富有理性的幻想。在中學讀書並沒有妨礙我幻想；它也沒有妨礙我思想。然而，我要補充一點的是，我在中學快畢業，讀最後一年級時，考得併不好，可是我在七年級以前一直名列前茅，而我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正是由於我的這一思想，也許我從中得出了錯誤的結論。因此，不是讀中學妨礙了我思想，而是這思想妨礙了我讀中學，也妨礙了我上大學。中學畢業後，我立刻打算不僅同所有的人徹底斷絕關係，如果需要的話，甚至同全世界徹底決裂，儘管那時候我才十九歲。我寫信給一個相關的人，並通過他告訴彼得堡，希望他們不要來打擾我，讓我徹底安靜，也不要再給我寄生活費了，如果可能的話，最好把我徹底給忘了（就是說，自然，如果還有人多多少少記得我的話），最後，我還告訴他們，大學，我是“無論如何”不想上的了。我面臨非此即彼的選擇，非這樣不可：或者上大學，繼續深造，再推遲四年把“自己的思想”付諸實施。我毫不動搖地站在思想這一邊，因為我就像二二得四一樣堅信不疑。韋爾西洛夫，我的父親，我這一生中統共才見過他一次，而且就一剎那，當時我才十歲（可是在這一剎那中，他卻使我十分吃驚）。
韋爾西洛夫親筆給我寫了封回信（其實我的信並不是寫給他的），他讓我去彼得堡，答應給我找一個在私人家裡幫忙的差事。這個冷冰冰而又傲慢無禮的人居然來叫我，他對我的態度一直十分傲慢而又漫不經心，他生下我後就把我撇在一邊，交由別人撫養，他至今恐怕不僅根本不認識我，甚至對此也從無悔恨之意（誰知道呢，也許，他對我這個人是否存在都模糊不清，因為後來我才弄清，我在莫斯科的生活費，也不是他給的，而是另有其人），我說，這個人居然叫我去，居然會忽然想起我，並且親筆賜函，惠予答复——他這一叫，迷惑了我，也決定了我的命運。順便說說，說來也怪，我居然很高興在這封短簡裡（一頁小型張的小小信紙），他竟然隻字不提關於我上大學的事，也不要求我改變決定，也不因為我不願繼續深造而責備我，——總之，沒說一句父母們通常會說的這類廢話，不過，就他而言，這也說明了他的壞，說明他對我毫不在乎。我打定主意去看他一趟，因為這絲毫也不妨礙我實現我的主要幻想。 “且看他會怎麼說，”我尋思，“不管怎麼說，我之同他聯繫，不過是暫時的，也許只是十分短暫的一剎那。但是，只要我一發現，我邁出這一步，儘管是有條件的和小小的一步，畢竟會使我離開我的主要目標，那我就立刻跟他一刀兩斷，撇開一切，躲進自己的烏龜殼。”正是躲進烏龜殼！ “就像烏龜躲進烏龜殼一樣”；我很喜歡這個比喻。 “我不會是獨自一人”，我繼續掂量，在莫斯科的這最後幾天，我一直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東奔西跑，現在我再也不會像過去那可怕的歲月裡那樣獨自一人了：跟我在一起的有我的思想，我永遠不會背叛我的思想，即使那裡的人我全喜歡，他們能給我幸福，我將同他們在一起，哪怕一住就是十年！ ——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也決不會背叛我的思想。我要預先指出的是，正是這一感慨，正是我的計劃和目的的這一二重性，還在莫斯科時就已形成，後來它在彼得堡也沒有一刻離開過我（因為我在彼得堡沒有一天不想跟他們一刀兩斷，我把每一天的第二天都定為從此遠走高飛的最後期限），我要說的是，這二重性，似乎就是我在這一年中犯下的許多不檢點的過失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這一年中我做了許多卑鄙的甚至下流的事，不用說，都是些混賬事。
當然，我忽然出現了一個過去從不曾有過的父親。這想法，無論在莫斯科收拾行裝的時候，還是在上火車後的車廂裡，都使我感到陶醉。多了一個父親——這還沒什麼，再說，我也不喜歡溫情脈脈，但是，這個人過去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裡，棄我如敝屣，雖然這些年來我一直如醉如痴地幻想著他（如果關於幻想也可以這麼說的話）。我的每個幻想，打從我很小的時候起，都會歸結到他身上：圍繞著他翱翔，最後仍舊回到他身上。我不知道，我是恨他還是愛他，但是他的身影仍舊充滿我的未來，充滿我對人生的一切打算，——而這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伴隨著我的成長。
影響我離開莫斯科的，還有一個重大情況，一個誘惑，就是說，在我離開莫斯科前三個月（可見，當時還根本不存在什麼彼得堡不彼得堡的事），我就由於這一誘惑而心潮澎湃！吸引我到這個未知的海洋中去的，還因為我可能在其中直接成為甚至左右他人命運的主宰，而這又是一些怎樣的人啊！但是我心中沸騰著的是寬宏大量而不是獨斷專行的感情——這點，我要預先說明，以免從我的話中得出錯誤的結論。況且韋爾西洛夫也可能會想（如果承他不棄，也會想起我的話），這次來的不過是個少不更事的孩子，一個剛剛離開學校的中學生，一個半大不大的小青年，一看到這整個花花世界，一定會目瞪口呆，大吃一驚。其實我也已經知道了他的全部底細，我手上已經掌握了一份極其重要的文件，如果當時我向他公開這一秘密，他寧可少活幾年也想得到這一文件（我現在對此已確信無疑）。不過，我要指出，我在讓大家猜啞謎了。離開了事實是描寫不了感情的。再說，關於這一切，到該寫的時候，自會詳詳細細地寫個夠的，因此，我才拿起了筆。而這樣寫下去——就像癡人說夢，雲遮霧罩，不知所云。
最後，為了言歸正傳，徹底轉到19日這一日子上來，我想暫時簡短地說一說，即所謂一筆帶過，我見到了他們所有的人，即韋爾西洛夫、母親和妹妹（我還是生平第一次見到我妹妹），他們正處在艱難困苦之中，即幾乎一無所有。關於這點，我在莫斯科的時候就已聽說了，但是畢竟沒有料到會出現像我看到的那樣的情況。我從小時候起就習慣於想像這個人，“我這未來的父親”，幾乎籠罩著某種光輝，處處都高人一頭，我無法想像他是另一種樣子。韋爾西洛夫從來不同我母親住在同一套寓所裡，而是給她另租房子單過；當然，他這樣做，是出於維護他們那種卑鄙已極的“體面”。但是，現在他們卻住在一起，住在同一座木頭廂房裡，在一條胡同，在謝苗諾夫團。他們的所有東西都當光了，因此我甚至瞞著韋爾西洛夫，給了母親由我偷偷攢下的六十盧布私房錢。為什麼說這是私房錢呢？因為每個月都給我五十盧布的零花錢，我省吃儉用地攢了五年，才攢到這六十盧布；這錢是從我確立我的“思想”的頭一天起開始攢起的，因此韋爾西洛夫不應當知道，不應該讓他知道一個字。而我擔心的正是這點。
這點幫助，只是杯水車薪。母親在工作，妹妹也常攬些針線活干；韋爾西洛夫則過著遊手好閒的日子，任性，挑剔，仍舊保持著許多過去的相當奢靡的生活習慣。非常愛嘮叨，尤其在吃飯的時候，他的許多作風還十分專橫。但是母親、妹妹、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以及已故的安德羅尼科夫（他是一名科長，兼管韋爾西洛夫的一應事務，大約三個月前剛去世）全家（人數眾多，而且都是女人），卻把他奉若神明，十分崇拜。關於這點我簡直無法想像。我要指出的是，九年前，他還風流倜儻，沒人比得上。我已經說過，他在我的幻想中一直籠罩著某種光輝，因此我無法想像，從那時以後總共才過了區區九年，他怎麼會變得如此蒼老和憔悴的呢；我頓感悲哀、可憐和羞愧。我對他的看法，是我來彼得堡後最初獲得的十分沉重的印象之一。不過話又說回來，他還根本算不上是老頭，他總共才四十五歲；再仔細往下打量，我發現，在他的一表人才中，甚至有某種比殘留在我回憶中的印痕更加令人吃驚的東西。少了點昔日的風采，少了點外表的神韻，甚至也少了點優雅的風度，但是生活卻在這張臉上留下了某種較之過去更令人感到饒有興味的痕跡。
然而，一貧如洗，還只佔他的種種失意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而這點我實在太清楚了。除了一貧如洗外，還有某種嚴重得多的情況，——且不說他還有一線希望贏得一場官司（這是一場韋爾西洛夫與索科爾斯基公爵家打的關於遺產的官司），如果這場官司打贏了，韋爾西洛夫就可能在最近的將來得到一片領地，價值七萬盧布，甚至更多。我已經說過，韋爾西洛夫在自己一生中已經揮霍掉了三份遺產，而現在又有一份遺產在等著他，使他脫離困境！這樁公案在最近期內即將由法院裁決。我就是為此而到彼得堡來的。沒錯，單憑有希望打贏這場官司，是沒人會藉給他錢的，因借貸無門，他們只好暫時忍著。
但是韋爾西洛夫也不出去拜訪任何人，雖然有時他整天出門在外。他被逐出社交界已經一年有餘了。儘管我十分努力，儘管我在彼得堡已經住了整整一個月，我還是弄不清這事的要害。韋爾西洛夫到底有沒有錯——這對於我很重要，這也是我為什麼到彼得堡來的原因！大家都對他扭頭不顧，不再理他，而且不再理睬他的還全是些有影響的出身顯貴的人（過去，在他的整個一生中，他尤其善於跟這些人結交），個中原因，就是因為在一年多以前，風傳他似乎在德國干過一件非常卑劣的（最糟糕的還是在“上流社會”的親眼目睹下）醜事，甚至還在眾目睽睽之下挨了人家一記耳光，而打他的人正是索科爾斯基公爵家族中的一員，而他居然沒要求對方決鬥。甚至他的孩子（合法的，婚生的），一男一女，也對他扭頭不顧，另外單過，不再理他。誠然，他的兒子與女兒，通過法納里奧托夫家和索科爾斯基公爵（他過去是韋爾西洛夫的朋友），仍然出入於最上層的圈子裡。不過，在這整整一個月裡，我仔細觀察他，我看到這個傲慢無禮的人，與其說社交界把他開除出了自己的圈子，倒不如說是他自己把社交界從他身邊趕走了，——他的神態是那麼孤芳自賞。但是他有沒有這樣做的權利呢？ ——這也正是我感到不安的問題！我一定要在最短期限內弄清這一切，因為我來此的目的就是為了弄清這人的是非曲直。我到底有多大能量，我還一直瞞著他，但是我必須做到，要么承認他，要么把他一腳踢開，棄之不顧。如果不得已而選擇後者，我將會很難過，我將因此而感到很痛苦。我終將完全承認：這人對我很寶貴！
而我暫時還跟他們住在同一個寓所裡，該上班時上班，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沒有對他粗暴無禮。有時，我甚至覺得忍無可忍。我在那裡住了一個月後，我與日俱增地確信，我無論如何也沒法向他攤牌，讓他向我作出徹底的解釋。這個孤芳自賞的人，站在我面前，簡直像個謎，因而使我感到受了深深的侮辱。他對我的態度甚至很親切，有時還開開玩笑，但是我寧可跟他吵架，也不願看到這樣的嬉皮笑臉。我與他的所有談話，總具有某種模棱兩可、語意曖昧的性質，也就是說，他經常露出某種奇怪的嘲弄口吻。他從一開頭對我從莫斯科來此，態度就不太嚴肅。我怎麼也弄不明白，他這樣幹所為何來。誠然，他達到了目的，他讓我看不透他，但是我決不會低聲下氣到請求他對我嚴肅點。再說，他還有某些令人驚詫和無法抵禦的伎倆，讓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他才好。簡言之，他對我的態度就像對待一個少不更事的少年一樣。儘管我早知道會這樣，但是我還是感到幾乎無法忍受。因此，我自己也不再嚴肅地說話了，而是等著，我甚至幾乎根本不開口。我在等一個人，只要這人一來彼得堡，就會真相大白，我就會知道一切，這是我最後的希望。不管咋說，我已經作好了徹底決裂的準備，已經採取了一切措施。我可憐我母親，但是……“或者是他，或者是我”，這就是我想給她和我妹妹提出的選擇。甚至日期我都確定好了，而現在我暫時還是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