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叫艾亨瓦爾德的俄羅斯學者寫道： “這位偉大的苦役犯，步履沉重，面色蒼白，目光如火，拖著鎖鏈，走過俄國的文壇。他那瘋狂的步伐，使我國文壇至今猶迷離惝怳，如墜五里霧中。他在俄羅斯自我意識的巔峰，打了一些至今猶無法辨認的信號，他那舌敝唇焦之口還說了一些預言和不祥的話。現在，斯人已去，我們只能獨自來破解這些啞謎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被稱為俄羅斯文學“三巨擘”的另外兩位，屠格涅夫和列夫·托爾斯泰不同，出身於莫斯科一所貧民醫院的醫生家裡。他一生清貧，負債累累。 1848年，他寫了他的第一部小說亦即他的成名作《窮人》，得到別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讚賞。 1849年，因參加當時的革命組織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和當眾朗讀別林斯基那封著名的給果戈理的信，遂以陰謀反對正教教會和沙皇政府罪被捕，關進彼得堡的彼得保羅要塞。是年年底，陀思妥耶夫斯基等21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被判死刑，押赴謝苗諾夫校場執行槍決。直到臨刑前的最後一分鐘，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赦免令才送達。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四年苦役，送往西伯利亞鄂木斯克囚堡。刑滿後又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邊防營當列兵。

陀思妥耶夫斯基經過近十年的囚禁、流放、苦役和充軍，被剝奪了寫作和發表作品的權利。直到1859年初才得到沙皇恩准，重返俄國文壇，但仍受沙皇憲兵的秘密監視，並被禁止居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直到此年年底，經多方奔走，才由沙皇恩准重返彼得堡。這以後，作家經歷了一個創作上的過渡時期，發表了《死屋手記》和《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等令俄國文壇耳目一新的作品。 1864年，作家發表了他的哲理小說。小說主人公，亦即“地下室人”，貧窮孤獨，蟄居在彼得堡的一間地下室裡，是個失意的文人和窮官吏，受盡歧視和屈辱，心中積澱了太多的怨和恨。他思想發達而又憤世嫉俗。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只是一隻“具有強烈意識的地下室耗子”。他不滿現實，但他既無力改變現實，也無力改變自己。他嚮往“美與崇高”，可是又偏偏淨做壞事。他張揚個性，追求個性自由，可是他嚮往的其實只是隨心所欲（“自由意願”）和恣意妄為。他認識到自己的卑劣，但又甘心墮落。他思想發達，但又貶低理性，寧可做個喪失理智的“狂人”和“瘋子”。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壞人。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不僅不會變成一個心地歹毒的人，甚至也不會變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壞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蟲。”他之所以被人目為“狂人”，目為“瘋子”，就是因為他愛發牢騷，愛說怪話，玩世不恭。 “意識到的東西太多，”他說，“也是一種病，一種真正的、徹頭徹尾的病。”

但是，這種人並不是個別現象，而是“那個時代的典型人物，是至今還健在的那一代人的代表”（引自中的作者自註），是俄國“多餘人”的當代變種。而就是當代的《多餘人自白》。為此，作家在《少年·前言草》中說：“我引以為自豪的是，我首次塑造了代表'俄國大多數'的真正的人，首次揭示了這種人的醜陋和悲劇的一面”，“惟有我一人描寫了地下室的悲劇性”。而所謂“地下室”，就是這人鬱結於心、揮之不去的思想，亦即：他心中對現實和人生的思考。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中的里程碑，是他步入創作巔峰時期的定鼎之作，是一部具有很大概括性的哲理小說，也可以說，是他以後享譽世界的五部長篇小說（）的總序。 在這五部作品中，和是作家的代表作，影響深遠，自不待言。則因故事生動、情節曲折、高潮迭起，且多次被拍成電影，早已婦孺皆知。而，因是一部具有強烈論戰色彩的政治小說，曾一度遭到前蘇聯的封殺，被斥為“含血噴人”之作而聞名遐邇。惟獨較少有人提及，甚至文學史上也往往三言兩語，一帶而過，似乎是作家的“敗筆”，不值得多提。

總之，19世紀的俄國，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除了極少數人以外，都不理解這部小說，說得不客氣點，甚至都沒看懂。居然有人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差、最不成功的一部小說，脫離現實，歪曲現實。有的評論家甚至還說是一部“混亂無序的作品”，“書中有大量形形色色的思想和見解，一切混亂地攪和在一起，以致讓人無法明白這部小說到底要說什麼。”一向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交惡的薩爾蒂科夫-謝德林，還惡意地攻擊：“簡直是一部瘋子小說”。 其實，這也不足為怪。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動腦筋，一讀就懂，那它的作者也就不成其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也就不會出現筆者在本文開頭所引用的那段話了。 在《祖國紀事》雜誌連載之初，作家就看到和聽到了類似的評論意見。當時的俄國評論界不理解他的美學觀點和創作方法。他曾試圖對這些意見作出反應。為此，他在1875年3月22日草擬了一篇《前言》，試圖反駁有人指責他脫離現實，專門描寫地下室的奇談怪論和污濁現象。他認為這些批評站不住腳，堅稱他描寫的恰恰是生活的本質，是多數人視而不見的“當前的現實”。 “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詩人——一些小品文作者，喋喋不休地這麼說，想藉此貶低我。這些傻瓜。這是我的光榮，因為——誠哉斯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的一大特點是讓事實說話，尤其註重細節的真實，而不是越俎代庖，替書中人物下評論，作結論，生怕讀者看不懂。所以作家一再強調，講事實，講細節，講細節！因此陀氏才在上述《前言草》中開宗明義地喟然長嘆：“種種事實。擦肩而過。視而不見。” 可是，“種種事實”雖然已經擺得很清楚了，有些人還是看不懂，咋辦？ “我不是為笨蛋寫作的。”作家斷然道。 本書主人公阿爾卡季·多爾戈魯基（即少年）是俄國貴族韋爾西洛夫的私生子。他母親原是韋爾西洛夫家的奴婢，後與少爺私通，生下一子一女。為了使孩子取得合法身份，只好讓孩子暫姓她自己合法丈夫的姓。她丈夫馬卡爾·多爾戈魯基原是一名家奴，花匠，在無可奈何下，也只好默默吞下這顆苦果，做了孩子名義上的父親。

本書是以少年回憶往事的形式出現的。這時少年剛滿十九歲，按當時俄國法律，尚未成年（成年應滿二十歲），所以，姑以“少年”稱之，是個在肉體上成熟，精神上尚屬幼稚的半大不小的小青年。他初涉人世，雖天真無邪，但內心卻已被世俗的成見所囿，過早地萌生了對自己這一“偶合家庭”的怨與恨，各種邪念已開始進入他的靈魂。為了迎合這個社會，他也養成了卑躬屈膝和對強者逢迎討好等陋習。 此外，少年因是私生子，母親是奴婢，從小受盡了屈辱和歧視。他的童年乃至少年的一切苦難，均來自他是地主的私生子，但又頂著一名農奴的姓，而這地主還撇下他不管，十九年裡只去看過他一次。他本該詛咒自己的出身，可是，他卻心理扭曲，到處宣揚他是私生子，自己法律上的父親是農奴，好像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似的，藉此洩憤。少年熱愛自己和生母，可是他又千方百計地折磨她，使她痛苦，使她難堪，他恨透了自己的生父，可他又希望得到父愛，得到他在為人處世上的指點。他希望有個家，能與自己的父母和妹妹同住一起，可是他又一再申明，他要同他們一刀兩斷，要住出去，走自己的路。

少年初入人世，恰逢俄國1861年農奴制改革，古老的封建宗法制度開始土崩瓦解，資本主義勢力瀰漫整個俄國。在當時社會風氣的浸染下，少年也萌生了一種斂財欲與發財夢。他把這種金錢萬能的思想名之曰“羅斯柴爾德思想”。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是當時法國的大銀行家和億萬富翁。少年的志向就是做一名俄國的羅斯柴爾德。他因有這樣的思想而自豪，認為自己有抱負，有理想，不同於芸芸眾生。他自以為有了錢就有了一切。金錢能使最微不足道的人平步青雲，變成人上人。他說：“金錢是一種專橫的勢力，同時也是最高的平等……金錢能使一切不平等成為平等。”能使他為所欲為，要什麼有什麼：可以住豪宅，蓄家奴，可以吃山珍海味，可以讓千嬌百媚的女人投抱送懷。 “不是我往貴族堆裡鑽，而是他們對我攀龍附鳳；不是我去追女人，而是她們爭先恐後地蜂擁而來，獻給我女人所能獻出的一切。”

為了實現這一夢想，他先是省吃儉用，像個真正的守財奴一樣聚斂財富。繼而又利用剛剛興起的拍賣市場投機取巧，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最後，他又投身賭博，想一夜暴富。結果，在一次賭博中，他自己的錢卻被人偷了，反被人誣為小偷，受盡羞辱。他在午夜的彼得堡狂奔，恨不能放把火把整條胡同燒了，以雪心頭之恨。他說：“總有一天——我會冷不防把一切都炸個灰飛煙滅。把所有的東西、所有的人，不管有罪和無罪，全都消滅盡淨，到時大家才會突然明白，這個被他們叫做賊的人有多厲害……”他猛地燃起一股破壞欲，想向社會報復。 他在發財致富的狂想中，在與生活的衝突中，也是在生父的指點下，漸漸悟出一條道理：金錢不應成為罪惡之源，不應使人陷入無恥和墮落，更不應有了錢就仗勢欺人。 “我不怕金錢，金錢壓不倒我，也不能驅使我去欺壓別人。”他的思想依舊，但變了形——由愛錢變成不怕錢，不怕錢並不是不要錢，而是指一個人有了錢但不能變壞，不能為金錢所奴役。 “或許最好說我要的不是錢，甚至也不是強大的實力，我要的只是靠強大的實力才能得到，沒有強大的實力就根本得不到的東西：這就是孤傲的、平靜的力量意識！……自由！……我終於寫出了這兩個偉大的字眼……是的，孤傲的力量意識既令人神往又無限美好。我有了力量，心中就平靜了。”自由即隨心所欲，予取予求，是一種高於金錢的權力。它既可以通過金錢獲得，也可以因為把柄在手，權力在握，通過其他途徑，實行敲詐和要挾。有了它既可以有錢，甚至於可以擁有一切。他的“思想”成了他睥睨一切的“地下室”。他說：“這就是我的史詩！”

少年在本書“結尾”處自問：“我的'思想'到哪兒去了？我那麼謎一般地預告過的那新生活，對於我現在才剛剛開始的那新生活，究竟指什麼？但是，這新生活，這新的、展現在我面前的路，也就是我原來的'思想'，也就是我過去那個思想，不過形式完全變了，以至於都認不出來了。”可是，過去的許多評論家卻認為，少年先是大吹大擂他的“羅斯柴爾德思想”，後來這思想又退居到次要地位，絕少提及，這一情況就足以說明這部小說藝術結構的“紊亂”和“鬆散”。作者早在本書的《前言草》中就鄭重聲明：“我不是為笨蛋寫作的。”不過，當時也有評論家獨具隻眼，認出了這一思想的變形，認出了這一思想的“物質對應物”——阿赫馬科娃將軍夫人的那封信（即那份所謂“憑據”“憑證”或“文件”）。它掌握在少年手中，許多人都想得到它，從而使他成為別人命運的“主宰和統治者”。這是一種無形的權力和威力，權錢可以交易，可以互換，權還可以得到單憑金錢得不到的東西。

《新約·馬太福音》曾提到魔鬼對耶穌的三次試探，就是用人間的所謂“權力”來引誘耶穌，讓他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魔鬼。耶穌回答說：“撒旦退去吧！”但少年不是耶穌，他不過是一名凡夫俗子，他不可能逃脫魔鬼的誘惑。他曾夢想以他手中的那封信（憑據）來要挾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以達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在關鍵時刻終於守住了道德底線。這道德底線就是神（上帝）在聖經上說的話，就是“摩西十誡”。這也是在“混亂無序”的社會中，一名基督徒應該恪守的神聖底線。 少年曾向生父求教：他應該怎么生活，怎麼識別善惡。他父親回答道：“儘管你有種種問題和疑慮，只要你做到十誡，你就會成為一名偉人。”可是這十誡雖然人人皆知，但，並不是讀一遍，記住了，就能說到做到的。作家在創作筆記中寫道：“主題。少年雖然抱著現成的思想而來，但小說的整個思想是：尋找指導行為、區分善惡的準繩，這在我們社會中並不存在，而他卻十分渴望，用感覺來尋找，這就是小說的主旨。”“用感覺來尋找”——這就是描寫和凸顯小說主旨的主要方法。因此，作家才特別注重細節的描寫，談主人公點點滴滴的感受（因為許多事他也是逐漸聽到和看到的），於是積少成多，終於在這一年的遭遇和磨煉中，得到了教訓和感悟，得到了啟發，從而找到了這條亙古不移的準繩。他的這條道德底線，不是誰硬灌輸給他的，而是他在神（上帝）的指引下，在人生中逐漸感悟出來的，也是他憑他的自覺意願身體力行的。而不是像有些學者硬說的那樣，這一主旨“沒有得到認真的展示”，也“沒有得到切實、中肯的回答”。

最後，少年對金錢和權勢的想法是，先有錢，然後拋棄它，視同糞土；先有權，然後唾棄它，棄若敝屣。 第二個主要人物，是少年的生父韋爾西洛夫。本書最早的書名，作者原擬叫。韋爾西洛夫雖然不是小說的主人公，但卻是小說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這是一個性格十分複雜的人，集地下室人、幻想家、漂泊者、雙重人格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特點於一身。 韋爾西洛夫出身望族，是俄國一支古老貴族的後裔。他自詡屬於“俄羅斯最優秀的一千名貴族”之列，他是俄羅斯思想的“載體”。他熱愛俄國，以他身為俄國人而自豪，可是他又全然否定俄國，自稱是“俄羅斯的歐洲人”，是西方派。他熱愛西歐的一切，熱愛西歐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比歐洲人還歐洲人，是“世界公民”。他推崇盧梭思想與法國社會主義思想相結合的“日內瓦思想”，他把這稱之為“一切現代文明的思想”，是“沒有基督的美德”。可是他又拋妻別子，浪跡天涯，要去“埋葬歐洲”。他是俄國貴族，又是1871年巴黎公社社員。他譴責巴黎公社起義時焚毀了杜伊勒里宮這一藝術宮殿，可是他又承認他們這樣做有理，是符合邏輯的。他指摘當時的革命派（虛無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民粹主義者，也包括他自己的兒子在內）“總想點燃什麼，粉碎什麼，總想凌駕於整個俄國之上，叱吒風雲，讓人既害怕又欣賞”。他承認，他們的所作所為雖然不無道理，但是他又告誡他們“要有分寸”，“要信仰上帝”。他叫別人信仰上帝，可是他自己卻是個死心塌地的無神論者，既不禱告，也不齋戒，甚至掄起一幀古老的聖像，摔到爐角上，摔成兩半。他深愛少年的母親，可是，起初他只是看中她的年輕貌美，後來她漸漸地人未老面色先衰，倒又真正愛上了她，稱她是“天上的天使”。他真正愛上她以後，因為偶然碰到另一個女人，又立刻把這個天使給忘了，讓她身無分文，隻身漂泊國外。他移情別戀，發瘋般愛上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為她非凡的美貌和氣質所傾倒，認為她是普天下罕見的女人，近乎完美。既像莎士比亞筆下的黛絲特蒙娜，又像普希金筆下的塔季雅娜。可是他在傾倒之餘，又不相信她是這樣十全十美的人，肯定在作秀。他認為，他愛她可能只是出於情愛，但他又不願做情慾的奴隸。再加，那女人既愛他又不愛他，竟拒絕了他的求愛。於是他開始由愛生恨，恨不能殺了她。後來，這女人又遇到他的兒子——少年，少年也被她弄得神魂顛倒。對此，韋爾西洛夫更是恨上加恨，寫信罵她是“水性楊花”的女人，連他的兒子都想“勾引”。她回了他一封信（之前，她從沒有給他寫過信），極其老實和感人地向他承認她怕他，接著又直言相告，懇求他“讓她安安靜靜地過日子”。他看到這封信後卻大喜過望，臉上煥發出異彩，非但不恨她了，甚至還聲言他“復活”了。怎麼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呢？她在給他的回信中並沒有任何新內容呀，只承認她怕他而已。她怕他，並不是怕他殺了她（她像中的杜尼婭一樣，敢於面對槍口，並不怕死），而是承認她愛他，起碼是愛過他。這就夠了！這就足以使他“復活”了。他寫信給她，向她再次提出求婚，結果又遭到拒絕。她坦陳她愛過他，現在也差不多是愛他的，但是她不能嫁給他，因為他不是她心儀的、理想中的男人。她十分直爽地說：“我是一個極其平凡的女人，我喜歡平靜，我愛……我愛快活的人。”她之所以決定嫁給比奧林格男爵，因為跟了那人，“我會感到最大的平靜。我的整個心還完全屬於我自己。”也就是說，她不喜歡他那種躁狂、張揚的性格，永遠徘徊於兩極之間，無所適從，她寧可嫁給比奧林格，嫁給一個粗俗的人，以保持內心的平靜和安寧。他開始央求她：“我已經沒有自尊心了，我甘願像乞丐一樣接受您的任何施捨”，甘願做她的奴隸，只求她別嫁給別人。但是她不為所動，斷然道：“您這樣說，我承受不起！但是我一輩子都會想念您，想念您這個最寶貴的人，想念您這顆最偉大的心。” 韋爾西洛夫由愛生恨，而且恨得比愛還深。他竟與流氓團伙沆瀣一氣，由蘭伯特出面，對她進行敲詐（他想看看她怎樣在蘭伯特面前低三下四）。蘭伯特還滿嘴胡吣，對她進行性騷擾，最後還拔出手槍，威脅她。這已經超出了韋爾西洛夫的本意。他從門背後衝了出來，奪過蘭伯特的手槍，猛擊蘭伯特的頭部，救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而他自己也在感情的風暴中失去了理智。起先，他想用蘭伯特的手槍先殺死她，然後自殺。但是少年沖出去，救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於是他又將槍口倒轉過來對準自己的胸膛，少年用力一推，子彈打中了他的肩膀，救了他。 韋爾西洛夫前後判若兩人。少年說：“我根本不認為他真的瘋了，更何況，即使現在，他也完全不是瘋子。但我卻毫不懷疑地認為有'另一個他'在起作用。”他的人格分裂了，他的感情和意志分裂了。同一個人，卻變成了兩個。另一個他也是他，但卻變得根本不像他了。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兩面人”或“雙重人格”。 《雙重人格》（184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時期寫的一部中篇小說。發表後，受到俄國評論界一片批評和指責。別林斯基特別不喜歡這篇小說的“幻想色彩”：“在當代，幻想的東西只能發生在瘋人院，而不應發生在文學中，這是醫生而不是詩人應該做的事。”作家本人卻不以為然，認為《雙重人格》是他的“傑作”，比《窮人》“高十倍”，“那種為大多數人幾乎說成是幻想的特殊的東西，對我來說，有時卻成為現實事物的真正本質。”他說：“我幹嗎要丟掉這一出色的思想，丟掉就其社會重要性來說最重大的典型呢？這一典型是我首次發現的，我是揭示這一典型的預言家。”他在重返文壇後的1859年，曾在給他哥哥的信中說，他要修改《雙重人格》，將它擴展成長篇，並加上作者序，讓大家看看究竟什麼是“雙重人格”。果然，在這之後，作者筆下接二連三地出現了“地下室人”，拉斯科爾尼科夫、斯維特里蓋洛夫（），羅戈任（），斯塔夫羅金（），韋爾西洛夫（）和伊万（），而其中以韋爾西洛夫和伊万最為突出，也最為典型。 韋爾西洛夫自稱他是俄羅斯思想的“載體”。什麼是俄羅斯思想呢？用他的說法，就是“各種思想的全面和解”。他主張兼容並包，把各種對立的思想調和在一起，可他自己卻又偏愛走極端，反對中庸之道。他自己就是一個矛盾體。 應該說，小說的主要情節，是圍繞有損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名譽的“那封信”展開的，包括由此而產生的種種陰謀詭計和敲詐勒索。表面看，這封信足以左右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能否繼承她父親遺產的重要憑證。另一方面，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也確實擔心這封懷疑她父親是否得了精神病的信，被她父親發現。但是她擔心的並不是她能否繼承父親遺產的問題，——她並不在乎。她擔心的是父親看到這封信後會感到傷心，影響他的健康。而老公爵則不相信或不願意相信有這樣一封信，即便有，他也不想看或者不願意看，因為他非常愛自己的女兒，不願有任何東西來玷污他的愛。這封信，當大家都相信它的威力的時候，成了許多人爭奪的對象，似乎重要無比。可是，到後來，當書中的主要人物看到有人想利用它來做壞事，而且不止限於敲詐勒索的時候，似乎又一下子揭開了蒙在他們眼上的障眼布，棄之如敝屣。這份象徵“無限威權”的所謂“憑證”，連那個小流氓蘭伯特也不屑一顧了，“留在了桌上”，無人理睬。 小說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少年名義上的父親馬卡爾·多爾戈魯基。馬卡爾原是韋爾西洛夫的家奴，“農奴解放”後，他成了自由人，成了一名到處漂泊、朝聖的香客。他的言行體現了作者的宗教理想和道德理想。 “去把你的財富分給眾人，做眾人的僕人。這樣你就會比從前富有不知多少倍，因為到那時候你的幸福就不光是吃得好，穿得好，自己得意和別人羨慕了，而是由於擁有了無窮無盡的愛”，因而也就“有了整個世界”。 馬卡爾是俄羅斯文學中特有的宗教徒形象。與馬卡爾類似的形象，還有中的佐西馬長老和中的吉洪。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馬卡爾相呼應，還有列夫·托爾斯泰中的卡拉塔耶夫。他們都提出了“好品相”問題。這提法具有一種空靈的詩意。這牽涉到最深層次的基督教信仰問題，由於信仰不同和中西方文化不同，這問題我說不好，待有志者繼續深入鑽研。因為對基督教（包括正教）沒有深入的了解和體悟，就很難徹底讀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爾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十八歲的時候（1839）便立志研究“人和人生的意義”。他說：“人是一個謎。必須破解這個謎，即使你一輩子都在破解這個謎，也不要說你浪費了時間；我正在研究這個謎，因為我想做一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輩子都在進行人心的探索。他的全部作品，從《窮人》開始，就是一部不斷探索人心奧秘的記錄。他的最後一部巨著，是他畢生思想探索和藝術探索的總結，而他最後第二部小說，則是他人心探索和藝術探索的總結。彼此重點不同，但同為藝術探索之一。 人是複雜的，人心是個謎。其所以復雜，因為人除了意識以外還有無意識（潛意識和下意識），除了理性以外還有非理性。人的無意識活動是大量的，無意識是人的心理活動的基本動力。無意識不能用言語表達，但可以通過人某些情感外露的行為和模糊的感覺，使讀者產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應。例如人的喜怒哀樂哭笑以及恐懼，人的直覺與預感，錯覺與幻覺，人的病態心理，乃至夢境。再如中有一段論笑和其他的文字，就十分精彩，說常人之所未說，道常人之所未道。他說：“笑是心靈的最可靠的試金石。”有的人一笑就會徹底暴露自己，露出某種有損自己身份的面相。人一笑就會將自己和盤托出。有些人往往捉摸不透，可是只要他毫無顧忌地放聲大笑或者微笑不語，你就會立刻對此人的真面目瞭如指掌。再比如做夢：一個人在做夢前，可能根本沒有動過這個念頭，甚至也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幻想，可是怎麼會出現這樣的夢境呢？這是因為他的靈魂中早就蟄伏著一隻邪惡的“蜘蛛”，“一切早已萌發，藏匿在我那顆墮落的心裡。”當他醒著的時候，他還知道羞恥，不敢去想，可是一旦睡著了，就原形畢露，連想都不敢想的最骯髒的潛意識也會暴露無遺。 這部小說人物眾多，思想複雜；而且情節曲折、緊張，扣人心弦，一個懸念接著一個懸念，又精彩，又深奧，有時使人如墜五里霧中。有些地方，恐怕只有尼采、弗洛伊德、卡夫卡、愛因斯坦，以及某些絕頂聰明和細心的讀者才看得懂。 我認為，小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具特色的作品之一。我甚至認為，就剖析思想發達的“地下室人”的心理而言，決不亞於，甚至比更深刻，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