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神經症衝突並非易事，一方面是由於它們主要處於無意識中，更重要的是因為患者往往矢口否認它們的存在。事實是，每一種神經症症狀都表明有衝突存在；就是說，每一症狀都是衝突的直接或間接產物。
我們將看到，未被解決的衝突是怎樣產生焦慮、壓抑、猶豫、遲鈍、孤立等狀態的。對成因的理解有助於我們將注意力從表現出的紊亂轉向紊亂的根源。
另外一個衝突的標誌是自相矛盾。患者有時也能意識到自己的這種矛盾表現，但更經常的情況是他看不見這種自相矛盾，而一個毫無經驗的觀察者卻會覺得那是顯而易見的。
自相矛盾是衝突存在的確切標誌。
與症狀不同，自相矛盾常常有助於我們對沖突的性質作出試探性的分析。例如，深度的抑鬱（症狀）只暴露出一個事實：病人正陷於進退兩難的困境。而一個溺愛孩子的母親忘記了孩子的生日（自相矛盾），我們可以認為：她更關注的是當一個好母親這一理想，而不是孩子本人。甚至可以承認這種可能性：一方面是她當良母的理想，一方面還有無意識的虐待趨勢——給孩子以失望、挫折；這兩者相互衝突。
有時候，衝突會出現在表面，被意識所體驗到，但實際上出現於表面的只是真實衝突的變形或扭曲。此時，一個人儘管施用有效的計倆——迴避——還是發現他非作出一個重大的選擇不可，這時他就處在這種有意識的衝突之中。於是他經受著巨大的折磨，輾轉於對立的兩方之間，完全不能作出任何抉擇。他可能求教於精神分析醫生，但他必然會失望，因為眼下的衝突不過是早就在內心里摩擦著的炸藥的最終爆炸。不沿著漫長而曲折的道路追溯下去，認識深藏在下面的衝突，是不能解答眼下困擾他的問題的。
有時，內心的衝突可能外化而出現在病人有意識的思維里，體現為他自己與周圍環境的矛盾。或者，當一個人發現那些似乎是毫無根據的恐懼和抑制妨礙著他的意願時，他可能意識到內心的衝突有著更深的根源。
我們對一個人的認識越是充分，就越是能夠識別出那些可以對症狀、自相矛盾和表面衝突作出解釋的矛盾因素來。然而，這樣反而會更加令人困惑不解，因為矛盾的數量和種類眾多而紛繁。所以我們自然要問：在所有這些各不相同的衝突下面，是否掩藏著一個基本的衝突，即一切衝突的根源？
弗洛伊德斷言，在基本衝突的雙方中，一方是不顧一切追求滿足的本能內驅力，另一方面是險惡的環境——家庭和社會。險惡的外界環境在人的幼年便獲得內化，而自那以後，便以可怕的超我出現。
弗氏所說的精神狀態必然暗示，神經症病人還保持了為某一目的而全心全意為之奮鬥的能力，只是恐懼所起的阻礙作用挫敗了他的努力。而在我看來，衝突的根源在於神經症患者喪失了一心一意爭取某物的能力，原因在於他的願望本身就是四分五裂的，就是說，相互抵觸的。這就構成了比弗氏想像的遠為複雜的情況。
我從神經症患者對他人的矛盾態度中看到了基本的衝突。例如，患者一方面文弱、敏感、富於同情、樂於助人，而另一方面又凶狠、粗魯、自私。我的意思是，在患者對他人的態度上，往往生動地表現出根本的矛盾性質。
“基本焦慮”指患病兒童的這樣一種感覺：孩子感到，在一個潛在地充滿敵意的世界裡，他是孤立無助的。外界環境的各種不利因素均可使小孩產生這種不安全感，這包括：直接或間接的嚴厲管束；冷漠、錯誤的培養方式；對孩子個人要求的不尊重；缺少指點；對孩子的輕蔑；過多的讚揚或毫無讚揚；缺少溫情；父母之間的不和迫使孩子站在一方反對另一方；給孩子委以過重的責任或任其無所事事；過度溺愛和保護；與別的孩子隔絕；對孩子不公正、歧視、言行不一；充滿敵意的氣氛；等等。
特別加以注意的唯一因素，是小孩感到周圍潛伏著虛偽。
小孩被這些使他不安的狀況所困擾，自己摸索生活的道路，尋找應付這帶有威懾性的世界的方法。儘管他勢孤力弱，充滿疑懼，他還是無意識地形成了自己的策略，以對付環境中各種發揮作用的力量。在這樣做的時候，他不僅發展了相應的策略也發展了持久的性格傾向，這些傾向變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我把這些傾向稱為“神經症趨勢”。
雖然我們會暫時看不到細節，我們卻能夠清楚地觀察到患者為了應付外界環境而採用的主要步驟。起初呈現的情況可能是一片混亂，但到一定時候三個主要發展方向便逐漸變得清晰：小孩可能親近人，或對抗人，或迴避人。
小孩親近人時，願意正視自己的無助狀態；雖然他也自我疏遠，心有疑懼，但還是想爭取他人的溫情或依附他人。只有這樣他才感到與他人一起是安全的。如果他家裡的人發生爭執，他就站在最強有力的一邊，通過與強的一方保持一致，獲得一種歸屬感、支撐感，這就使他感到不再象過去那樣軟弱無力，那麼孤立無助。
當他對抗人時，他正視的是周圍的敵意，並認為這種敵意是理所當然的，於是便有意識地決定反抗。他盲目地懷疑他人的感情和意圖。他以自己所能想到的方式進行反抗。他要成為強者，擊敗別人，不但是為了自衛，也是為了報復。
當他迴避人時，他既不想歸屬，也不想反抗，而是保持距離。他覺得他與別人的共同點太少，別人不理解他。他樹起一個自己的世界——一個以大自然、玩具、書和夢組成的世界。
這三種心態的每一種中，基本焦慮所包含的諸因素中有一種是被過分誇大了；首先是無助狀態，其次是敵對情緒，再次是孤立脫群。但事實上，這三種傾向中的任何一種都不能完全佔據小孩的整個心靈，因為在這些心態得以發展的條件下，三種傾向都必定會出現。我們從統觀中得到的，只是佔優勢的那種傾向。
如果我們研究充分發展的神經症，這個事實還會變得更明顯。我們都見過這樣的成人，他們身上突出地表現了前面，所述的三種態度中的一種。但我們同時也能看到，他的其他傾向並沒有停止作用。
占主導地位的態度，正是主宰實際行為的那種。他代表特定的患者能得心應手用來對付他人的手段。同時，居主導地位的態度常常是為病人的意識最欣然接受的心態。
這並不是說，另外的不顯著的態度就是較弱的。被掩蓋的次要傾向可能具有巨大的能量，這已經被許多事實所證明。在不少例子中，占主導地位的態度與次要態度交換的了位子。這在兒童中能看到，成人中也不乏其例。
當神經症患者改弦更張，表現出態度的變化時，似乎那是由於他進入了青春期或成人期後所獲得的經驗造成了人格的改變。但是這種改變其實不大。事實上發生的事情是：內部的和外部的壓力結合起來，迫使他放棄先前占主導地位的態度而走向另一個極端。不過，要不是首先有衝突存在，這種改變是不會發生的。
從正常的觀點看，三種態度不應該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補充，和諧統一。但在神經症中，有好幾個理由說明何以這些態度不能協調。患者不能靈活應對外界。他別無他法，只有要么屈從，要么對抗，要么逃避，而不管這一行為在具體的情況下是否適當。假如他以別的方式行動，反而會感到驚慌失措。這樣，當三種態度都在他身上強烈表現出來時，他便陷入厲害的衝突裡面。
還有一個因素嚴重地擴大了衝突的範圍，這就是：上述各種態度並不一直局限在患者與他人的關係中，而是逐漸蔓延到整個人格，就像惡性腫瘤蔓延到整個肌體組織。這些態度不僅完全支配著患者與他人的關係，也控制著他與他自己、與生活本身的關係。
衝突開始於我們與他人的關係，而最終影響到我們整個的人格，這並非鮮見。人際關係有巨大的決定性，注定會規定我們的品質、為自己所設的目標以及我們崇高的價值。所有這一切又反過來作用於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因而它們又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
我的觀點是，產生於相互矛盾的態度的衝突，構成了神經症的核心，因而應被稱為基本的衝突。這一觀點是神經症新理論的內核。本理論可看作是對我先前觀點的擴充，該觀點是：神經症是人際關係紊亂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