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基本衝突具有分裂的力量，神經症患者就在它的周圍設了一道防線。這樣不僅把它擋在了視線之外，也把它深深埋藏在了那裡，因而反而無法將它以單純的形式提取出來。這樣造成的結果是，冒出表面的主要是各種解決衝突的試圖，而不是衝突本身。所以，只注意病史的細節，便表現不出掩藏的一切東西，我們所作的描述就必然過於就事論事，不能使問題一目了然。
要理解基本矛盾的全部內涵，我們先得分別一個個地研究對立的因素。
要取得一定的成功，我們就必須將個體分為幾種類型來觀察，每個類型的人都有某種因素佔據主導地位，而該因素也代表患者更願意接受的那個自己。為了簡明扼要，我們把這些類型劃分為屈從型人格、攻擊型人格、孤立型人格三種。
在每一種類型裡，我們著重註意患者更願意受其支配的態度，盡可能不去考慮它所掩藏的衝突。
在每一種這樣的類型中，我們全都會發現，對他人的基本心態才引出了或至少有助於引出某些需要、品質、敏感、壓抑、焦慮，以及一種特定的價值。
這種探討方式也許有弊端，但它肯定有優點。首先調查的類型應該比較明顯地表現出態度、反應、信念等的功能與結構，這樣，當這些因素含糊不清地出現在類似的病例中時，我們更容易認識出它們。不僅如此，觀察典型的、沒有夾雜其它表現的病狀，有助於找出三種態度的內在矛盾。
第一組是屈從型，表現出所有“親近人”的特點。他對溫情和讚賞有明顯要求，尤其需要一位“夥伴”，即是說，一個朋友、一位情人、一個丈夫或一個妻子。總之，“他能夠完成患者對生活的一切希望，能幫助患者決定善與惡，他的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替患者穩操勝券”。這些需要具有一切神經症趨勢所共有的特點：它們是強迫性的、盲目的，受挫後便產生焦慮或變得頹喪。這些需要所起的作用，幾乎不依賴於與患者相關的“他人”的固有價值，也不依賴於患者個人對他們的真實感情。無論這些需要在其表現上是怎樣各不相同，他們圍繞的中心卻是相同的，即對親近的渴求。由於這些要求的盲目性，屈從型的人總愛強調他與別人趣味相投、氣質相近，而無視他與別人不同的地方。對他人的這種誤解不是由於愚昧、呆笨或不會觀察，而是由於他的強迫性需要決定的。正像某個病人作的圖畫顯示的那樣，他感到自己是被奇形怪狀的害人的野獸團團包圍在當中的一個小孩。我們可以這樣說，它們當中更帶攻擊性因而也更令人畏懼的，正是患者最需要其溫情的。總之，這種類型的人需要別人喜歡他、需要他、想他、愛他；他需要感到別人接受他、歡迎他、讚賞他、佩服他、離不了他，尤其是某一個人需要他；他需要有人幫助他，保護他，關心他，指導他。
病人可能認為這些需要都是十分自然的。誠然，每個人都需要別人喜歡，需要歸屬感，需要有人幫助，等等。病人的錯處在於，他認定他不顧一切地對溫情和讚同的渴望是真誠的，但實際上他的這些需求籠罩著對安全感的貪得無厭的渴求。
患者對安全感的要求太迫切了，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滿足這一要求。在他的這種努力中，他便產生出某些品質和態度，而這些品質和態度便鑄成他的性格。這類品質和態度有一部分可以稱作是“給予溫情”的，即對他人之所需他能敏銳感受——如果他在感情上能理解別人的話。比如，儘管他有可能忽視一個自願離群者對獨處的要求，他卻隨時準備滿足別人對同情、幫助、贊同等的渴望。他自覺地盡力作到無愧于別人對他的期望，因而他常常看不見自己的真實情感了。他變得“無私”，“富於自我犧牲”，“無所索求”，只有一點是他不斷要求的，那就是別人對他的溫情。他變得屈從人意，過分周到。他事事贊不絕口，處處感激不盡，隨時慷慨大方。他本人對這一事實視而不見；在他心底深處他並不怎麼關心他人，而認為他們虛偽自私。但是，他無意識的想法是：他確信他是愛所有人的，他們都“很不錯”，值得信任。他的這一錯誤不僅後來給他帶來巨大的失望，而且增加了他的總的不安全感。
這些品質並不像他本人以為的那麼寶貴，尤其是他並未讓自己的感情或判斷介入自己的所作所為，而是盲目給予，同時又不由自主地要求得到同樣的回報；所以，他如果沒得到回報便深感不安。
伴隨著這些屬性並與它們重疊交*的，是另一種特性，它表現為迴避別人的不滿，逃避爭吵，躲避競爭。他總是使自己從屬於別人，站在次要的位置上，把顯赫地位讓與他人；他總是息事寧人、委曲求全，而且毫無怨恨（有意識的）。對報復、成功的慾望，全都被深深壓抑下去。連他自己也常常感到奇怪，怎麼自己這麼容易就妥協了，又從不對什麼事耿耿於懷。這當中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他傾向於自動地承擔罪責。這裡，他還是無視自己的真實感情，即是說，自己是否真正感到有過失，他都處處譴責自己，從不問罪他人。在面對顯然毫無根據的批評或可以預料的非難時，他只是自我檢討、首肯致謙。
這些態度不知不覺地逐漸變成明顯的壓抑；他不敢固持己見，對人不敢批評指責，有所要求；不敢發號施令，不敢突出自己，也不敢有所追求。還有，由於他的生活完全以他人為重心，他的壓抑阻止他為自己干點什麼或有什麼個人喜好。這種情況發展到最後，會使他甚至覺得任何沒有別人參與的體驗都是毫無意義的，即使那隻是一頓飯、一場電影、一段音樂，一處大自然的風光。無須贅言，這樣嚴格地限制自我取悅，不僅使他的生活極度貧乏，也更增加了他對人的依賴性。
這種類型的患者除了把上述品質理想化而外，他對自己還有某些特殊的態度。其中一種是：他深感自己軟弱無助，有一種“我多渺小可憐”的感覺。當他得自己拿主意時，他便感到一籌莫展，像一只迷失了港灣的小船，又像失去了教母的灰姑娘。這種可憐狀有一半是真的。不難設想，一個人無論何時何地都感到自己不能抗爭，自然只能真正變得軟弱。此外，他既不向自己也不向別人掩飾自己的這種可憐狀。他甚至在夢中發現自己更是可憐巴巴。他還把這種可憐狀當作吸引別人或保護自己的手段：“你必須愛我，保護我，原諒我。別丟下我，因為我是這樣軟弱無助。”
從他甘居從屬地位的態度產生出第二個特點。他認為別人理所當然比他優秀，比他有吸引力，比他有智慧，比他教養好，比他高明。他的這種感覺到是有事實根據的，因為他缺少主見，軟弱無能，這的確損害了他的能力；即使在他無疑具有才能的領域內，他的自卑感還是使他把榮譽歸於別人——儘管本來是他的功績——並認為別人比他更有才能。在面對攻擊性或盛氣凌人的人時，他更感到自己渺小無用。甚至在他獨自一人時，他也傾向於低估自己的品質、天資、才能，以及他的物質財富。
第三個典型特色是他的依附性的一部分，這就是，他無意識地傾向於以別人對他的看法來評價自己。他的自我評價隨著旁人的褒貶不同而時高時底，隨著別人的喜惡變化而上下波動。這樣，別人的任何拒斥對他都是災難性打擊。如果有人沒有回報他的邀請，在意識領域內他可能是以通情達理的明智態度來看待的，但在他的內心世界裡自有其特殊的邏輯方式，而這種邏輯會把他的自我評價降低為零。換言之，任何評價、拒斥或背棄對他都是可怕的危險。他會失魂落魄地以最大努力來挽回那個他因此而害怕的人對他的看法。他一邊臉挨了耳光後又把另一邊臉湊上去，這並非由於某種神秘的“受虐狂”驅力所迫，而是他根據內心發出的指令所能作的唯一努力。
所有這一切形成了他的一套特殊的價值觀。自然，根據他全面的成熟程度，這些價值觀念的明確和堅實程度也大小不同。它們涉及到善、同情、愛、慷慨、無私、謙卑；而自私、野心、粗心、放蕩、權勢等是他深惡痛絕的，雖然這些屬性同時也為他暗暗地讚賞，因為他們代表“力量”。
以上所列的屬性，就是神經症的親近人所包含的因素。現在已經很清楚了，只用一個術語來描述這些特徵是很欠妥的，因為這些屬性中暗示著一整套思維、感覺、行為的方式，就是說，暗示著一種生活形態。
如果我們不知道對相反趨勢的壓抑在何種程度上增強著居首位的趨勢，我們就不能充分理解病人是怎樣死守他的這些態度和信念的。
我們在分析屈從型時發現病人實際上把自己的攻擊性傾向壓抑著。患者表面上雖然對人非常關切，可我們發現他對別人實際上缺少興趣。他更多的是藐視、無意識地強取或利用他人，控制和支配他人，凶狠地想勝過他人，要成功地報復他人。
“自我抹煞”和“與人為善”只會招致被踐踏、被捉弄的處境，而依附他人也只會使自己更加脆弱；結果，病人反而感到被忽視、被拒斥、被輕蔑，尤其是他對大量溫情和高度讚揚的期待落了空的時候更是如此。
當我說所有這些感情、驅力、態度都受“壓抑”，意思是：病人不僅意識不到這些壓抑的存在，還強烈地希望永遠也不意識到它們。他甚至憂心忡忡地提防著，怕的是這些壓抑的跡象會在自己或他人面前暴露出來。
患者把內心的某些東西壓抑下去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已經理解到的是：敵意能危及患者去愛別人和被人愛的需求。不僅如此，在他看來，任何攻擊性行為或自我肯定都顯得自私。他自己就會首先譴責這種行為，從而認為別人也在對之進行譴責，因為他的自我評價完全有賴於別人的讚同。
凡帶有肯定、報復、勇猛等性質的感情和衝動都被壓抑下去，這還產生另一種作用。那正是患者諸多試圖中的一種，其目的在於消滅衝突，製造一種統一、和諧與完整的感覺。突出一種傾向而把其他傾向窒息掉，正是一種無意識的嘗試，企圖對人格進行組織。它是患者的一種主要的解決衝突的辦法。
於是，我們發現患者嚴厲壓制自己的所有攻擊性衝動，有兩個目的：他的整個生活方式不能受到威脅，他的人為的統一不能被破壞。攻擊性傾向越具有破壞性，越是需要嚴格地加以清除。患者只是退守，不敢要求，從不拒絕別人之所求，總是表示喜歡別人，永遠屈居次要，躲在後台，等等。換言之，屈從、討好等傾向更加增強，它們變得更帶強迫性，更加盲目。
自然，所有這些無意識的試圖並不能阻止被壓抑的衝動發生作用。但它們的阻止方式卻適合於神經癥結構。被壓抑的敵意積累到一定時候就可能以不同的猛烈程度爆發出來，表現為不時的惱怒和情緒的惡化。這些爆發儘管有違於患者對溫良恭儉讓的要求，他本人卻以為這完全是自然的。從患者的角度而言，他並沒有錯。由於他不知道他對別人的要求都是過分的，以自己為中心的，他自然隨時覺得別人待他不公，簡直不能忍受。最後，假如被壓抑的敵意聚集了足以引起無名怒火的力量，就可能導致多種機體功能失調，比如頭痛或胃潰瘍。
所以，“屈從型”的多數屬性都有雙重動機。當患者自我貶低時，他的隱秘的目的是避免摩擦，求得一團和氣；但這也可能是壓抑自我的一種手段。當他讓人佔據上風時，既是在屈從忍讓，也可能是在逃避心中升起的想要利用他人以肥自己的願望。要克服神經症屈從傾向，就要對沖突的兩面進行深入、恰當的分析。我們必須在揭示之後繼續研究衝突，才能達到患者人格的最終整合。
我們還需要注意愛情和性慾在屈從型中所起的作用。在患者眼中，愛情似乎是唯一值得奮鬥的東西，是生活的目的。沒有愛情的生活顯得乏味、空洞、無趣。愛情成為被追逐的幻影，別的一切都不重要。無論是人還是自然，是工作、是娛樂還是一種興趣愛好，如果沒有愛情關係為它們增添色彩和風味，它們便毫無意義。在我們文明的條件下，這種痴迷更多見於女性。這一事實使人們產生一種看法，即以為它是女性特有的一種渴求。實際上，這種痴迷與性別無關，而是一種神經症表現，因為它是一種有悖常理的強迫性內驅力。
如果我們懂得屈從型的結構，就能夠明白為什麼患者把愛看得如此重要，為什麼他會有那些“瘋狂的辦法”。考慮到他的矛盾的、強迫性傾向，我們必須說，實際上那是唯一能使他所有病態需求得到滿足的方式。
它既能滿足被人喜愛這一需要，也能達到支配他人這一要求；它既居於次要地位，又能夠突出自我。這種方式既能使他發洩全部的攻擊性傾向，又顯得正當無邪甚至高尚，還給它機會去表現出友善與仁愛。不僅如此，由於他意識不到他的挫折和苦惱發端於內心的衝突，愛情便成為治療這些毛病的靈丹妙藥，他相信，只要能找到一個愛他的人，一切都會好了。
我們只說這是一種錯誤的願望還遠遠不夠；我們必須理解他的無意識的思維邏輯：“我軟弱無助，要是我孤身一人活在這充滿敵意的人世上，我的無助狀態對我便是一種危險和威脅。但假如我找到一位愛我甚過愛一切的人，我就不再有危險了，因為他（她）將保護我。有了他，我就不需要自我肯定了，因為他能理解我，把我想要的給予我，而且用不著我提出請求或作出解釋。這樣，我的弱者地位反而是一件好事，因為他會愛憐我的無助而讓我依附在他的力量上，我為自己是主動不起來的，但如果為了他，或甚至只是為了他要我為我自己做的事，那我也會迫不及待。”
他就這樣重新構建著自己的思維和推理，將它系統化；“這當中有些是思悟所得，有些僅僅是感覺，還有很多是無意識，他繼續推想下去：孤身一人對我是折磨。這並不僅僅因為我對無人分享的東西感受不到樂趣，還因為我感到絕望、焦慮。誠然，我可以一個人在星期六晚上一人獨處，或任何時候孤身一人。但如果我得到一個對我一片痴心的情人，他就會替我解脫這種折磨，我也不再孤獨了。現在顯得毫無意義的一切，比如準備早餐、工作或觀看落日等，都將變成歡樂。”
他還這樣想：“我是沒有自信的。我總覺得別人比我更有才幹，更有天資，更有吸引力。甚至我盡力完成的工作也一無是處，引不起榮耀感。我完成的東西也許不足掛齒，或者只是碰上了運氣。我不敢擔保還能這樣再進行一次。假如別人真正認識了我，便會不再理睬我這個無用之徒。但如果我找到一個愛我之所是，很看重我的人別人對我也就刮目相看了。”
所以，難怪這種愛像海市蜃樓那樣誘人，也難怪病人將它死死抓住不放，卻捨棄了更為艱苦的努力——從內部來一番改變。
在這種情形下，性交除了具有生物性的功能外，還有一種價值：證明自己的被需要。屈從型患者越是自我孤立（即害怕感情的捲入），或者說越是放棄被愛的希望，他的性行為就越可能取代愛情本身。他會以為那是親近人的唯一途徑，他還會過高估價它解決矛盾的力量，正如他過高估計愛情一樣。
我們常常發現，病人的有意識和無意識的推論本身是無可指責的，但這種推論的出發點卻是謬誤的。其謬誤在於：患者把自己的需要誤當作溫情，把與之相關的東西誤認為是真有能力去愛，而且將自己的攻擊性或破壞性傾向排除在外。換言之，他忽視的是整個神經症衝突。
如果屈從型患者真的幸運地找到一個夥伴，有力量也有溫情，或正好與他的神經症相互彌補，他的苦惱有可能減輕，甚至會感到一定的快樂。多數情況不是如此，他將在塵世尋找天堂，這種關係只能將他推入更深的不幸。他極有可能將自己的衝突帶進這種關係中從而毀掉它。這種關係的最好可能性也只是緩解實際的憂煩，而只要他的衝突得不到解決，他的健康發展之路就是被堵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