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用事的精英
2008年大選期間，我每天都會聽到兩種說法。我聽到的第一種說法是，“要是X候選人或Y候選人更熱情、更友好一點，我就會投他/她的票。”
我聽到的第二種說法是，“我喜歡能夠提出問題的候選人。這是一次重要的選舉，我們需要的是一位能夠真正發現我們的問題，並能切實解決這些問題的總統。”
你認為這兩種說法哪一種是美國的博士們的說法？是關心個性的說法，還是關心問題的說法？
不管你相信與否，博士們的說法是關心個性的說法。其中的原因是，美國的選民出現了一種有趣的現象，人們的態度顛倒過來了。美國的精英們，也就是我們社會中最富有的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們，已經不太關心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問題了，他們更關心的是候選人的個性。在精英們的雞尾酒會上，他們會討論關於總統選舉的最重要問題。我保證，他們談論的話題，都是關於每一位候選人的個性分析的。我的這種說法是有充分理由的：今天的精英們關心的問題，已經不再是醫療、大學的學費、失業和照看孩子等絕大部分美國人要面對的主要問題了。精英們關心的問題，可能永遠與大眾關心的問題不一樣，但是，在２０世紀的美國賢能政治體制中，精英們都是具有特殊教養的人，他們都是通過自己的奮鬥才成為精英的，他們都非常讚賞那些努力向上的人們。簡而言之，他們是認真嚴肅的人，他們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關心的都是現實生活和政治中的嚴肅問題。今天的精英們是在溺愛中長大的，他們沒有經歷過自己父輩和祖父輩的奮鬥。
今天的精英們是從書本上了解湯姆•弗里德曼（TomFriedman）筆下的（TheWorldIsFlat），而美國的大眾對此則有親身的體驗。精英們看到的是前所未有的經濟成功，而在底層勞作的人們的境況卻沒有得到改善。 2007年3月披露的收入數據表明，美國10%的人是高收入者，他們的收入每年都在增加，而1%收入最高者的收入增加得最快（大約14%）。 90%的美國人是低收入者，他們的收入一直在減少。實際上，一股潮流的上漲不會托起所有的船隻。
這種狀況造成了一種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現象，如果向精英們提出為什麼關心個性的問題，他們會告訴你，“選民們”——即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美國人——不懂得問題，所以他們要根據個性投票。但是，這種說法與真實的情況相去甚遠。美國所謂的芸芸大眾的受教育程度比以往更高了，而且，他們對問題的關注也更勝於以往。在政治活動中，標準的美國選民，決不會討論個性的問題。選民們關心的是醫療保險問題、教育問題，還有在伊拉克服兵役的朋友們的問題。他們對醫療保險方案、醫療補助方案的了解，對學校體制和全球經濟的了解，會令許多博士自愧不如。 2007年初，希拉里•克林頓設立了一個公務網站，她收到了11000個問題，其中的10個問題是問她喜歡吃什麼食物和愛看什麼電影，其餘的10990個問題的內容，都是人們面臨的實際問題和她如何幫助解決這些問題。今天的精英們常常瞧不起普通大眾，但我注意到，精英們常常會不顧大量事實而輕易形成自己的看法，而大眾則更多地依據事實、價值觀和經驗形成自己的看法。大學生們總是會有自己的看法，而在走出校門和有了生活經歷後，他們也總是會改變自己的看法。今天的精英們沒有體驗過美國人日常生活的艱辛，所以他們就像是永遠不會改變看法的大學生。所以探討美國精英的問題，要比探討美國的選民問題容易得多。
有一天，我與一個精英報刊的記者通電話，他不停地向我講總統個性的重要性。他說：“一位教授給我發來了一封討論這個問題的電子郵件。”我說：“教授——那能說明你的想法就是普通美國人的想法嗎？”美國的教授們表達的想法，是他們自認為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選民們的想法，而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選民們的想法，恰恰就是教授們應該表達的想法。當我對這位記者的其他看法提出質疑的時候，他說，他徵詢過“其他記者”的意見，他們的看法與他的看法是一樣的。精英們關注其他精英的看法，是為了強化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自己看待生活的方式，也是其餘90%的美國人體驗生活的方式。
這不僅僅是我的看法，我們來看一看數據。
我在歷次競選中提出一個標準的關於投票意向的問題是，人們投票支持一位候選人最重要的考慮是什麼：（1）問題（2）個性（3）經驗。我所以要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這三者對領導者而言都是重要的，而且難以按重要程度對它們加以排列。
根據我們最近做的一次民意調查，相當多的選民——48%——認為，候選人執著於問題是最重要的，排在第二位的是個性，佔32%。選民們的一致之處，是他們都把問題作為投票時最重要的考慮，無論他們是否上過大學，是否信仰宗教，也無論來自哪個種族。不同之處則在於收入的差別。只要選民的年收入達到10萬美元的魔線，相當多的人的首選就會轉變為個性。如下表所示，在年收入低於10萬美元的人中，以問題為首選的人佔51%，以個性為首選的人佔30%。但是，只要收入達到10萬美元，首選的比例就會發生變化，45%的人會以個性為首選，而37%的人以問題為首選。
這是29個百分點的變化，民意測驗把這種變化揭示得再清楚不過了。
雖然“個性”有時可以體現一個人某種最重要的品質，例如可靠和正派，但也常常意味著某種一時的和表面的東西，例如，喜歡與某個人一道喝啤酒。當然，討人喜歡和個人魅力是選擇總統的重要因素。但是，它們比解決醫療保險問題和創造就業機會更重要嗎？絕大部分美國人都會認為不是這樣。坦率地說，只有非常有錢的人才會做出肯定的回答。持肯定態度的還有媒體的專欄作家。 《紐約時報》等報刊認為，它們過去過於嚴肅，沒有抓住關注個人的趨勢，所以，《紐約時報》現在有了撰寫人物心理文章的專欄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Dowd），新聞記者馬克•萊博維奇（MarkLeibovich）關於候選人個性的文章也登上了報紙的頭版。 《紐約時報》的作法不過是在步《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的後塵，《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們，例如洛伊絲•羅馬諾（LoisRomano），多年以前就開始關注個性問題了。 2007年3月，甚至《華爾街日報》（WallStreetJournal）也刊登了關於巴拉克•奧巴馬（BarackObama）的服飾，關於約翰•愛德華茲（JohnEdwards）的娃娃相和魯迪•朱利亞尼（RudyGiuliani）與權勢人物關係的文章。突然間，《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開始刊登閒話類的文章了，而《克利夫蘭直言者報》（ClevelandPlainDealer）和《堪薩斯城星報》（KansasCityStar）卻開始刊登深入分析問題的文章了。在今天的精英們眼中，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過於死板，他只適合做大眾和平運動的領導者。
就許多方面而言，智者變成了愚者，傻瓜變成了聰明人。有多少脫口秀的嘉賓的年收入不到10萬美元？有多少記者會與年收入不到10萬美元的芸芸大眾談話？精英們的信息圈主要是由10%收入最高的人構成的，雖然精英們過去也曾推動過更實質問題的討論，但他們今天的作為卻恰恰相反。今天的精英們更熱衷的是漫談，他們討論的不再是實質性的問題，他們把討論引向了表面的問題。
如果以上所說的“小報變大報”（TabloidPapersofRecord），“大報變小報”（Real-NewsRags）的現象，不是一種怪異的現象，那麼它就有可能說明一個問題，精英和大眾看待領導者的不同方式，已經對總統選舉的失真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由於競選捐助的法律發生了旨在使金錢與政治相分離的變化，一批新型的“越來越重要的捐助者”湧現了出來，他們能夠對候選人的選擇和競選施加比以往更大的影響。現在，少數捐助者捐贈大筆款項的情況，已經被捐贈額為10000美元以內的大批捐助者所取代。這些捐助者的年收入都超過了10萬美元。 （除了他們，有誰能夠在納稅之後為一位政治家的初选和大選分別捐贈2300美元呢？）如上所述，這表明他們幾乎都不是主流的選民。
現在來看看新型的政治捐贈者俱有多麼重要的影響。 1974年水門事件之後，國會為了清理政治捐款的混亂狀況，通過了一系列改革競選捐助的法案，以限制競選捐款的額度和增加捐款的透明度。但是，這些法案沒有對“軟錢”（softmoney）——用於一般“政黨建設活動”的政治捐款——做出規定，例如利用軟錢撈取選票。所以，幾十年來，關於軟錢的條款被濫用了。 2002年，國會通過了一套改革法案，法案取消了軟錢，但把“硬錢”（hardmoney）——個人向候選人的捐款——的最高限額提高了一倍。 （以2007年為例，每一個人向每一位候選人捐款的限額，是初选和大選各1300美元；每一個人向每一個政黨的捐款限額是28500美元，兩年內聯邦選舉的捐款限額為108200美元）但是，這一屆國會沒有對非贏利組織的捐款做出規定，所謂非贏利組織，就是根據稅法527條組建的政治團體。現在，527團體（例如右翼的“尋求真相的快艇老兵”組織[SwiftBoatVeteransforTruth]，“爭取美國進步”組織[ProgressforAmerica]；左翼的“前進組織”[MoveOn.org]，服務業僱員國際聯盟[ServiceEmployeesInternationalUnion]）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忠實於政黨的有錢人籌款，而且可以利用這些資金去做以前政黨所做的事，例如，為某些問題做辯護，播發有針對性的商業電視節目，以及撈取選票，等等。
我認為，2002年的改革激發了兩種人的捐助熱情，而且提高了他們捐助的重要性。第一種人是“大捐助者”（theMega-Donors），也就是非常有錢並認為有責任捐款的人。現在，他們不再把錢捐給政黨的專職工作人員，而是把錢捐給擁護某一政黨的527團體，他們把自己稱為射手。 2006年的中期選舉，527團體籌集到的資金大約有3.8億美元，與2002年的籌款額相比，至少增加了三分之一。據2004年的報導稱，五位大捐助者（其中的兩人是一對夫婦）為傾向於民主黨的527團體的捐助款項高達7800萬美元，約為民主黨所獲捐款總額的四分之一。
第二種人是“精英捐助者”（EliteDonors），即夫妻二人年收入30萬美元以上而且可以毫不猶豫地捐出10000美元的人。他們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職業人士，而且一般選民所面對的問題，基本上與他們無關。他們有醫療保險，有學校，有住房。他們大多是佔人口5%的收入較高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佔人口1%的收入最高的人。美國的政治候選人與人共進晚餐的時間，這些人可能要佔去一半，而另一半的時間才屬於其餘95%的人。
這樣，向527團體捐款的大捐助者和日益強大的精英捐助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在政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作用的新型捐助者群體——統計數據表明，他們的想法與選民的想法毫無共同之處。他們不僅與選民的想法不一樣，而且把討論引向了更加表面的問題。過去的精英們創辦了大眾廣播公司（PBS），但是，今天的精英階層是不會收看大眾廣播公司的節目的。
關於領導集團徹底脫離大眾的經典描述，是暴君尼祿（Nero）在羅馬城發生火災時仍然在彈琴作樂，不過我們現在的情況還沒有達到那麼嚴重的程度。但是，所有這一切的另一面卻更加清楚地證明，選民不是傻瓜的原則，是完全適用於大眾選民的。與以往相比，大眾選民的思想更加敏銳、見識更加廣博、受教育的程度更高，而且，他們更加實在了。所以，如果能把喋喋不休的精英和不切實際的記者的那些說法拋到一邊，你就能夠與某些非常聰明的人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