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堅的核心技術將改變世界，我真的沒有想到他這麼了不起。
——張亞勤
王堅來到微軟亞洲研究院之前的簡歷中，有一連串輝煌的頭銜：“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心理學系主任”、“浙江大學工業心理學國家專業實驗室主任”、“中國
人類工效學會理事”，還提到，“他曾經主持完成了數十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八六三計劃、國家各部委以及與摩托羅拉和英特爾合作的項目。 ”在來到微軟之後的5年中，他的頭銜少多了，只不過是個主任研究員，還是一個研究小組的主持者，但他成為十幾項國際專利的發明者。他還是“數字筆”的創始人和一張照片的擁有者。前者看上去和普通的圓珠筆沒有什麼不同，但卻被張亞勤稱作“劃時代的發明”；後者拍攝到他和比爾·蓋茨在一起討論“數字筆”的情景。畫面上，比爾把他的眼鏡摘下來，用牙齒咬著眼睛架，神情專注，仔細打量面前這個神奇的小東西，看上去完全被迷住了。
這支“筆”在開始的時候相當笨拙，還很粗糙。 “我都不好意思拿給比爾看”，他笑著說。但他還是拿去給比爾·蓋茨看了。比爾大感興趣，要他繼續幹，還說無論他需要多少錢都沒有問題。兩年以後，“數字筆”煥然一新，再次擺到微軟公司高級主管的會議上，那位“世界上最聰明和最富有的人”一眼看出其中奧妙，當即跳將起來，興奮得把腳上的鞋都脫了，一躍而起，跳到椅子上。
“個人計算機歷史的第一個25年，是從比爾·蓋茨開始的；第二個25年，有可能要從王堅開始了。”王堅的同事這樣說。
大多數人都把這話當作一句玩笑，但至少比爾·蓋茨是認真的，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張亞勤也是認真的。他在談到“王堅的核心技術將改變世界，我真的沒有想到他這麼了不起”時，一點開玩笑的意思都沒有。還有王堅的8歲的女兒也是認真的，她在那張照片的下面一筆一劃地寫了幾個字：“比爾叔叔和爸爸。”看來美國《商業周刊》也注意到一些重要的事實，所以它的有關王堅的一篇採訪筆記說，王堅“雖然不懂英文，卻是比爾·蓋茨的技術顧問。”這話前半句錯了，後半句不是誇張。
微軟亞洲研究院成立的最初兩年裡，發表了90多篇具有國際一流水準的論文，獲得了70多項國際專利，還把至少12項新技術轉移到公司的產品中。在那以後的三年裡，他們把研究人員增加了一倍多，又發表了大約800篇論文，獲得130多項國際專利，還把幾十項新技術轉移到公司的產品中。這一切超出研究院的創建者李開復和里克·雷斯特的想像，超過了比爾·蓋茨的想像，也超過了全世界所有同行的想像。在這數百項成功當中，王堅的“數字筆”也許是最令人激動的發明之一。
當你擁有一支“數字筆”的時候，計算機就完全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它只是一支筆和一張紙。這支筆是黑色的，看上去很像你現在手上的普通圓珠筆，而這張紙是真正的普通書寫紙，它可以是單張的，也可以是一疊。你用這支筆在紙上隨意書寫，就像計算機時代之前你的工作習慣一樣，可是你寫下的任何東西，都將直接進入一台遠距離的電腦終端，變成電腦可以處理的信息。顯然，你仍在使用電腦，但你的面前已經沒有主機和顯示器，沒有鍵盤和鼠標，也沒有“視窗”軟件操作系統。
王堅把他的“數字筆”視為珍寶，但是他也說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從事改變歷史的工作，他只是說：“我喜歡想天上的事情。”
王堅生長在杭州西子湖畔，卻有北方人的臉盤和身材，總是頂著一頭亂發，衣服皺皺巴巴，脖子前伸，走路一顛一顛的，你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一點奇異的光彩。少年時代的老師如若知道他今天的成就，準會跌破眼鏡。
事實上，王堅從小學到中學都很難說是老師心目中的那種好學生。他的功課平平，從沒得過什麼名次，從不參加什麼競賽，甚至沒有進過什麼好學校，沒有讀“重點高中”，也沒有讀“名牌大學”，直到博士畢業之後，他的母校杭州大學被併入浙江大學，讓他終於和“名校”沾了邊。不過，他一直不認為自己和這所大學的榮耀有什麼關聯。
“我都不好意思告訴人家我是哪個學校的。”他笑著說。這話聽上去是謙虛，其實了解他的經歷的人都明白，那正是他的獨到之處。
他15歲那年第一次表現出來的獨到之處，就是“自己做了一個很大的決定”：不去讀“重點高中”。
進入“重點高中”是我們國家大多數初中學生的夢想，不知道為什麼，王堅就是沒有這個衝動。他的成績本來屬於中等，在重點高中的第一輪考試中落選，但他通過了第二輪擴大招生的考試，並被一所“重點高中”錄取。
那是非常難忘的一天，全家人都陷入一場情感上的大跌宕。兒子能夠進入“重點高中”，就意味著一隻腳已經踏進大學。對媽媽來說，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兒子忽然說，他不想去讀那所“重點高中”。媽媽先是驚訝，接著失望，後來漸漸平靜下來，決定尊重兒子的選擇。
“你可要想好了，”媽媽把最壞的前景告訴兒子，“如果將來考不上大學，那就要下鄉了。”
王堅選擇留在自己原來的學校裡讀高中。這學校就在他家門口，是杭州城裡一所很普通的學校。但他喜歡它：“它有很長的歷史，校風也好，只不過升學率不高，感覺上不如'重點學校'那麼風光。”
直到很多年以後，王堅還能記得那一天家裡發生的事情：“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主，又是那麼大的一個決定。家里人都有些不高興。我媽心裡可能不同意，但是我特別感謝她尊重了我的選擇。”可是日後想起這件事的時候，他還有點後怕：“現在很難想像，我會做出那樣的決定，其實我的壓力也挺大的，如果後來考不上大學，那可真的慘了。”
今天我們回頭來看這件事，很難說王堅的決定有什麼特別動機，也許是因為那時候剛剛
恢復高考，無論孩子還是父母，都還沒有意識到“重點學校”的意義，但更有可能是這孩子的性格中那種不願“隨大溜”的意誌發生了作用。
我這人好像和別的人不太一樣。讀書的時候我很輕鬆，我不在意成績、名次之類的東西，不在乎是不是名牌學校，也不在乎別人對我的成績、名次或者學校怎麼看。我在小學的學習成績其實挺差的，每次考試之後媽媽不罵我就算不錯了，還記得有一次分數太差了，只好去找老師作檢討。我曾經當過班長，但那也不是因為成績好。初中畢業那年，大家都在爭奪“重點高中”，我第一次感覺到分數的壓力，後來想一想，其實也是可上可不上。
上了高中以後，王堅迷上辦報。那是一張油印小報，他自任主編，實際上把記者編輯美術設計甚至印刷工人的事情全都做了。自採自編，自己刻鋼板，自己印報紙，他為此花了很多時間，但卻樂在其中。他在這樣一種心情中度過了三年。高考之前的幾個月裡，老師天天給學生分析形勢，掐著手指計算出，全班50個同學中能考上大學的人也就七八個。王堅一看成績單，明白自己不在老師的名單裡，因為他只能排到20名之後。那一刻他忽然明白，“當初不上重點高中是一個多麼嚴重的問題。”
別人遇到這種情況，要么心急如焚，要么破罐破摔，只有王堅依然我行我素。高考在即，同學們都在日夜苦讀迎接挑戰，他卻依然和他的小報難解難分。老師對他說：“再不把報紙停下來，你就完了。”他想想也是，決定讓他的報紙有個光明的結尾。於是坐下來，用全部感情來寫他的最後一篇文章。他的語文老師後來說，這是他整個中學期間寫得最好的一篇文章。
文章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天，他和幾個同學一起去爬杭州城外的一座山，這是當地最高的一座山，偏遠荒涼。眾少年攀登到半山腰上，天黑了，周圍升起恐懼的氣氛，而且越來越濃，誰也不敢預料前邊有什麼。有人開始懷疑自己的行進路線，猶豫著不敢繼續前進。但是王堅相信道路沒有錯誤，目標就在前邊，那是山頂上的一座廟宇。於是大家彼此鼓勵，滿懷信心繼續前進，終於找到那座廟。大家一陣歡呼，既興奮又疲倦，紛紛倒在滿地竹葉上，和衣而睡。就在這時，茫茫夜色中出現一個和尚。和尚遞過一盞油燈，燈光如豆，在黑暗裡燃起一片光明。
這是王堅給他的中學同學講的最後一個故事。講完了，他才想起，現在他的目標不是山上的廟宇，而是大學。儘管老師的排名表上沒有他，但他覺得那盞油燈依然在前面引導著他。
高考的結果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好，也超過了他自己的估計。這個一向排在20位之後的學生，居然考了全班第三，真是前所未有。不過，這成績仍然不夠好，比他希望去的浙江大學分數線還少30分。結果杭州大學心理學系錄取了他。這不是重點大學，但他仍然很高興，覺得自己運氣好，因為班裡很多同學平時的學習成績總是比他好，卻都沒有考上大學。
他在杭州大學完成了本科學業，然後繼續讀碩士和博士。他有很多次機會換到更好的學校去，1984年考研究生時是一次，但他仍然選擇杭州大學；1986年考博士生時，又是一次，他還是選擇杭州大學；1989年出國進修，是第三次，他又回到杭州大學，做了一個教師。過了很多年，他的學校與浙江大學合併，成為浙江大學的一部分，他終於有了一個名牌大學的頭銜，還成了心理學系的主任和教授，這是多少人渴望的“牌子”啊，居然像天上掉餡餅似的，掉到他的手裡。但是，就像我們在《追隨智慧》裡面曾經敘述過的，他不喜歡學校擴張之後那種大而化之、不做實事的風氣，他放棄了他的名牌大學的光環，辭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的職務，跑到北京，在微軟研究院裡做了一個普通的研究員。
王堅的很多行為讓旁人無法理解，連老師也感到奇怪。比如大多數學生的分數都會跟著考試的難度起伏，他卻是個例外。有一次考試，題很難，全班50個同學只有三人及格，他是70多分。不久之後又一次考試，題很容易，大部分同學都是90多分，他還是70多分。老師望著這學生有些奇怪，問他為什麼，他自己也無法解釋，只是說：
有些人考了很高的分數，卻有可能並沒有學到什麼東西。我相信我學過的東西，一定是學會了，我不會把我沒學到的東西放在肚子裡，不會有這樣的事情。我根本不需要在考試中證明我自己的能力。不需要通過排名來證明自己比別人強。
大學畢業了，他想報考研究生。他是文科學生，按照考試規則，必須選考一門理科課程。別的考生遇到這種情況，一定會選擇自己擅長的內容，而他竟選擇了自己最差的高等數學。
他填好報名表，回家一看數學參考題，居然全都不會。這個一向不為考試發愁的學生，現在也不免著急。距離考試還剩三個月，他一算時間，決定採取超常規手段。他向學校團總支書記借了一間宿舍，把門一鎖，每天不干別的，只做數學題。
那時候他正在爭取入黨，黨組織的領導來批評他，說“一個爭取入黨的積極分子怎麼能天天把自己關在一個小屋子裡呢？”但是他顧不了這些，依然沉浸在數學世界中，拒絕任何
人來打擾他。
“我只是覺得應該去學學數學，不然以後沒有機會學了，可能還想挑戰一次自我。”他後來這樣形容自己的那一次經歷。 “沒想到我差點就把自己給毀了。”
結果他沒有毀掉他的研究生，事實上他的考試成績相當不錯，可能是那屆考生中最好的。不過，為了這次孤注一擲的行動，他的入黨真的被推遲了。
看來，這個學生不僅“完全不跟考試的指揮棒走”，還“完全不跟大多數人的標準走”。這樣的學生極為少見，還很容易被人低估。只有一個老師發現事有蹊蹺，漸漸對這個學生刮目相看。
“王堅這個人，”那老師有一次這樣說，“如果將來有所成就，那就在於他的獨立性和想像力。”
直到今天，每當突發奇想的時候，或者遇到困難的時候，王堅還能回想起他學生時代的那種種情節，不禁感慨萬千：“一個人的想像力、創造力和他受教育的環境是有關係的。我相信想像力每個人都是有的，會不會隨著環境而改變，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本質上還是，你敢不敢讓你的大腦走到那裡去？”
這故事寫到這裡，我們已有可能列出“大腦開放指數”的公式如下：
大腦開放指數=想像力×獨立性
大多數人很難擺脫成績啊、考試啊、名次啊，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做自己要做的事，而不是別人要你做的事，那麼考試就不重要了，名次就不重要了，名牌大學就不重要了。
——胡耀華
胡耀華是在一種沮喪的心情中走進大學的。他的第一志願是北京大學，可惜沒有成功，
結果落在“第二志願”。那一刻，他覺得是一隻鳳凰掉在了雞窩裡。他怎麼也不會想到，微軟會對他發生強烈的興趣。
大學生活的最後一年，耀華幾乎都是在希格瑪大廈裡度過的。那是2001年，他作為實習學生來到這裡，題目是編制一套程序，然後在電腦屏幕上合成出各種形態的水。要么是浩瀚大海，要么是涓涓細流，要么是風吹皺一池碧波，看上去比攝影機拍攝下來的真實的水還有生命力。這一技術很快被用到微軟公司的產品中，行銷全世界。如今，每天有億萬人在使用他的發明，而他本人也成為微軟亞洲研究院的一個助理研究員。
微軟亞洲研究院有著強烈的“名牌大學”情結，他們自己大都出自名牌大學，所以特別注重學歷，特別青睞博士。胡耀華在這座大樓裡面是個例外，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出自名牌大學，他是北京工業大學電子系的本科生。這學校雖然也是重點大學，但是那些稍微優秀一點的高三學生，都像微軟員工一樣崇尚“名牌大學”，他們心中的目標是清華和北大，而北京工業大學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們中間失敗者的去處。不幸的是，胡耀華正是這樣一個“失敗者”。他在小學和中學期間，主要課程的成績都不是很好，在班裡只能算中等，參加過很多數理化的比賽，卻從來也沒有得過獎。高考的時候又再一次失手，望著他心中的“北大”嘆息不已。
1997年秋天，耀華進了北京工業大學。這所學校願意接受那些從清華北大的志願上掉下來的考生，是一個相當有遠見的行動。但是這些學生跨進校門來的時候，幾乎都有一種恥辱感。他們中間有些人就是因為無法忍受這種感覺，不來了，寧願在家裡复讀一年重新考試，或者千方百計尋找出國讀書的門路。耀華的與眾不同，不在於他不會失敗，而在於他面對失敗的想法不同。
但是他仍有至少一年的徬徨。他選擇了電子工程系，這不是因為他喜歡這個專業。事實上他喜歡的是計算機。他在讀初一的時候就喜歡計算機了，那時候90年代已經開始，計算機雖然還不普及，但已經不是稀罕東西。他在學校裡面參加計算機小組，去機房編制自己的程序，然後參加比賽。後來他有了自己的電腦，就把更多的時間花在電腦上。這讓他在課堂上的考試成績總是不大好，但他並不在意。 “我那時候認定我對電腦有興趣，但是還沒有認准以後就乾這行。”
報考大學時選擇專業，對於這個孩子仍是一件難事。就像大多數高三畢業的學生一樣，他完全不了解大學裡五花八門的專業都是乾什麼的，只是自己玩計算機已經6年，實在想不出大學計算機課程還能給他什麼新東西，於是他給自己選擇電子系。 “人家告訴我，在計算機、自動化和電子這三個領域中，電子是一個更基礎、覆蓋範圍更廣泛的專業。我想這也不錯，就挑了它。”
但是學習剛剛開始他就發現情況不對。他總是提不起精神，上課時腦子總是往別的地方跑，下課時心情一下子好起來。成績總是不高不低，中不溜，看到同學比自己強，他也不著急。一年級還沒結束，他已無法擺脫那種消極情緒。他去找老師，要求轉到計算機系，老師不同意，他也就不再堅持。他相信有很多辦法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
過去的6年裡，計算機一直是他的興趣所在，從現在開始，他要把它當作一門學問。無論學習什麼，主動和被動大不一樣。自從進入大學以來，耀華第一次有了喜歡學校的感覺。他開始系統學習計算機課程，完全不管學校設置的課程是什麼，只完成自己的計劃：一年級學習基礎，二年級學習網絡，到了三年級，他就開始學習圖形學。
這個領域裡的一切東西都讓他欣喜若狂。他如飢似渴，希望得到更多的資料，可惜大多數學校很少涉及圖形學，只有浙江大學還能入門，而在他自己的學校裡，只是作為選修課。他沒有選，他不相信課堂上能給他多少有意義的東西，他選擇的方式是自學。
他的自學能力很強，上中學的時候，他總是在開學之前把課程先學一遍，等到人家開始學了，他就去玩電腦。所以儘管他的學習成績常常不如別人，但是他學會了學習。現在，他故伎重演。他的“教室”在學校的圖書館裡，他的“老師”是全世界圖形學領域裡最有成就的科學家。他整天泡在學校圖書館裡，先是一本一本地看，速度很慢，但是他很投入，速度也越來越快，後來是一個書架一個書架地看。圖書館裡幾百本計算機領域的書都被他看完了。
沒有誰給他留作業，也沒有誰給他出考題。他用了極大心血去學習的東西，通常都不在學校的考試和學分範圍之內，他並不在乎這些。而學校設置的課程，他只在一些最重要的基礎課上花時間，比如高等數學，其餘大多數課程，他只在考試之前突擊一下，拿到學分就可以了，有的時候拿不到學分，他也不在意。 “我關心的是我到底學到了什麼，考試多少分我從來都不關心。”
有時候你想起學校的情景，一定會很奇怪。大家生活在同一個教育環境裡，似乎沒有人能改變教育的環境，但是你只要改變對教育的看法，很快就會變成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到了大學的最後一年，耀華已經進入這樣一種境界。儘管他在教學大綱規定的課程中成績平平，但他在計算機圖形學領域中的知識和能力，不僅非一般本科生可以相比，即使那些碩士和博士生也很難超過。
正是這個事實讓微軟對他發生了興趣。
“走進微軟的時候，我很自信。”這個連本科還沒有畢業的學生這樣說，“我不認為那些碩士或者博士比我強。”
對他來說，在微軟的實習是一個新階段。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在大學三年苦心學習的圖形學知識，應用到實際研究中。那些天一想到他的“數字水”，耀華就特別興奮，深夜睡不著，白天不吃飯，腦子裡面不斷冒出新想法，一有想法就忙不迭地跑到計算機前去試驗。
現在我們可以知道，構成“大腦主動指數”的兩個最重要的因素是，熱愛和激情。其公式如下：
大腦主動指數=熱愛×激情
有一天，有個記者和他討論這個問題。他有些靦腆又有些得意地說：“如果把我的學習時間算一算，那麼我在計算機上花的時間，要比其他所有科目的總和還要多。”
“但是你總要完成學校的課程，通過考試呀？”
“相比之下，我更關心自己的實力，至於考試什麼的，我不是特別在乎。”
“聰明的學生不一定都有自覺的意識，但是很自覺的學生一定是聰明的。你認為你很聰明嗎？”
“不。我就怕人家說我聰明，至少那些考上北大的學生比我聰明。如果你今天要我談論什麼天才，我可一句也說不出。我覺得一個人是不是天才不重要，能力強不強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主動，是進取，是把潛力發揮出來，才能與眾不同。”
“與眾不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呢？”
“事實上這也需要勇氣。大多數人很難擺脫成績啊、考試啊、名次啊這些東西，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做自己要做的事，而不是別人要你做的事，那麼考試就不重要了，名次就不重要了，名牌大學就不重要了。你就會有一種強烈的主動精神。”
“你很幸運，沒有名牌大學，沒有很高的學歷，卻找到了好工作。”
“是啊，像我這樣的人很少。這樣做的風險的確很大。當初我也沒有怎麼細想，要是細想想，有多少人敢這樣冒險呢？”
胡耀華長嘆一聲，結束了自己的故事。
西方有一種說法：A等生是被人管的；B等生是管人的。
——朱文力
“西方有一種說法：A等生是被人管的；B等生是管人的。”朱文力說。
同樣的意思，在中國有另外一種表述。爸爸對兒子說：“你們班上學習最好的那個同學，將來是你兒子的家庭教師；學習最差的那個同學，將來是你兒子的老闆。”
有很多人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會說，這是那些學習差的人在自我安慰。可是朱文力講這話的時候，那副表情與其說是在“自我安慰”，不如說是在“自我反省”。微軟的另一個研究員，張黔，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的時候開心得大笑：“真有這個可能。我們家就是證明啊。我二哥的學習成績比我差遠了，可他現在自己開了好幾家公司，做得很好。我媽媽都願意到他那裡去住啊。”
朱文力是微軟亞洲研究院的研究員，女性。儘管你在微軟公司很難找到性別歧視的證據，但它在全世界的幾百個研究員中，女性的確很少。所以你可以相信，文力一定有一些與眾不同的地方。
事實上，她不僅不是“差學生”，而且還是她自己所說的那種“A等生”，是我們國家教育制度下一個優秀學生的經典之作：嚴格而且細膩的家庭教育、父母心中的好孩子、老師心中的好學生、門門功課都是5分、重點小學、重點中學，然後是清華大學。
她的外表有點像她的名字，端莊、文靜，輕輕地覆蓋在一種力量之上。她很年輕，但她在希格瑪大廈擁有一個單間辦公室，表明她在研究院裡已經有些資歷。她在美國完成了博士學業，又在美國的公司裡做過幾年研究員。為了幫助別人理解她的一些想法，她總要提到自己在國外的經歷，還不由自主地拿中國的孩子和美國的孩子做比較。她相信“每個孩子心中都有自己的願望，都想去實現它。”可是她不明白，“為什麼中國的孩子總是很害羞，不能主動地去表達自己，主動地解決問題，主動地去開闢新的道路？”
她的想法在很多經歷過西方教育的中國學生中引起共鳴。大家把自己的經歷紛紛湊在一起，居然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在中國，學習成績越好的孩子可能主動性越差；學習成績一般的孩子可能主動性還要好一些。”然後她就解釋她的理由：
沒有人逼你去做，是你自己要去做。這就是主動性。這裡面也許有一個性格的問題，還有周圍環境影響的問題。你的性格里是叛逆的成分多一些？還是順從的成分多一些？叛逆的成分比較多的話，就可能對學校的教育不以為然，也不把老師放在眼裡，當然也不會把全部精力放到課本上，可能會去追求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在大學裡面經常逃課的學生，都是腦子比較活的人。比如比爾·蓋茨，乾脆退學了。所謂“好學生”，其實就是把父母和老師讓你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其他的事情都不去想，主動性自然就差一些，也就是我們說的“五分+綿羊”，比如我自己就是這樣的孩子。
文力的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個企業的計劃人員，都是那種典型的知識分子，家教極嚴，對這個女兒尤其嚴格。文力小時候是那種聰明乖巧的女孩兒，人人喜歡。像所有小女孩兒一樣，她愛跳舞，愛洋娃娃，愛看童話故事。但是父親自己是學習自動化的，認定女兒也應當像他一樣。女兒剛剛進入學齡，他就要求女兒在家裡學習英語。
父親對女兒的一切都很放縱，惟有學習必須一絲不苟，他要女兒按時收聽收音機裡面的英語課程，絕不能有任何懈怠。文力小學畢業進入中學的那一年，中國恢復了高考制度，所有敏感的父母都意識到孩子的命運將要發生轉折。這個父親當然不例外，他開始要求文力學習數學，還親自講解數學題。
文力既不喜歡外語也不喜歡數學。 “除了做作業，還得學英語學數學，我特別煩，覺得這是多了好多事。”實際上她喜歡看小說，看外國的童話故事，看中國的《李自成》，喜歡寫那種抒情散文式的作文。但她是個乖巧聽話的孩子，不會堅持自己的想法，所以父親讓她做什麼她就去做。
到了吃飯的時候就吃飯，到了做功課的時候就做功課，到了睡覺的時間就睡覺，到了起床的鐘點就起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從不怠慢。爸爸讓她學什麼，她就學了；爸爸不讓她學的東西，她就不學。因為外語學院附中不是重點中學，爸爸不讓她去讀，她就不去了。爸爸看中了一所重點中學，讓她去考，她就考上了。
“我這一輩子，至少在我出國之前，一直都是在我爸的逼迫之下學習的。”她在長大以後這樣說。
她成了班裡的好學生，上課很認真，作業也都按時完成，考試總是第一名，大家都說她聰明。對她來說，學習並不費勁，但是她從來沒有過那種熱血沸騰的感覺，“因為我從來沒有發現自己喜歡的東西，從來沒有去探索。沒有任何一個人給我這方面的引導。我只知道完成學校的課程，考個高分數，考個好學校，就這樣一步一步過來了。”老師們都在教她參加各種各樣的考試和各種各樣的競賽，就是沒有一個老師問過她，“你的長處是什麼？你的短處是什麼？你的興趣愛好是什麼？你將來打算幹什麼？”也沒有哪一個老師對她說，“你將來一定要從事一個自己喜歡的事業，你從現在就要開始探索自己喜歡的東西。”
“有些同學可能自己想過這些問題，有些同學可能根本就沒有想過。”文力一邊極力回憶當時的情形，一邊說：
我呢？開始的時候還是想得挺多的，總是幻想自己將來會幹什麼，但是後來這些念頭全都被考試和分數埋起來了，挖都挖不出來！我們的教育從來不鼓勵學生的主動性，不鼓勵你去認識你自己，不鼓勵你去發覺你的長處，不鼓勵你去培養你的興趣，這些都沒有。大家都
是“隨大溜”，要上大學都上大學，要說計算機專業好，大家全都去報考計算機，沒人問你是不是喜歡計算機。我畢業的那一年，是“生物熱”，學校號召大家都去學這個，就是不問學生有沒有興趣。
到了高中二年級，學生要選擇自己的方向：文科還是理工科？這是中國孩子在人生道路上面對的第一次選擇。文力其實還是很喜歡文學。兩個要好的朋友都是愛好文學的，大家經常在一起討論小說。她也很喜歡藝術，到美術館去看各種各樣的展覽。 “實際上要是讓我自己選擇的話，我可能就奔這條路了，也許我現在就是個評論家之類的，去研究文學。”
但是她選擇了理工科，一點也沒猶豫，想都沒想自己會讀文科班。父親並沒有強迫她，但她知道父親一直希望她走上理工科的道路。他不喜歡文，看到女兒在看小說，就會說，“都什麼時候了，還看閒書？”社會的輿論也不看重這個，不僅不看重，還認為只有那些數理化成績不夠好的學生才去學文科。老師也對她說：“既然你的數理化那麼好，當然應當選擇理工科。”
“大家都覺得，誰進了文科誰就是弱者。如果一個學生數理化很好卻去學文，就讓人感覺吃了大虧。”文力說，“所以，說是讓我選擇，其實是沒有什麼選擇的，自然而然就上了現在這條路。”
按照通行的標準來衡量，毫無疑問，她是一個好學生，但她不是一個有自主意識的學生。她是在進了微軟亞洲研究院以後，才開始考慮自己到底對什麼最感興趣。
“這時候我已經讀完了學士、讀完了碩士、讀完了博士，已經30歲了。”她說。回過頭想一想自己的整個學習經歷，忽然有了一種“自我的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