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和孩子之間的精神上的距離感，常常是由於父母對孩子的過於親密引起的。當父母允許孩子與自己保持距離的時候，孩子的心靈反而回到父母身邊。
——作者
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微軟小子”的家庭有個驚人一致的基礎：慈父和嚴母。
他們在回憶自己的父母的時候，說出來的話幾乎完全一樣。
李開復說：“父親基本不管我，而母親管我就很嚴厲，母親對我是非常標準的中國式的教育，背書要背得一個字都不錯，考試不好要打我的，打得很重。”
沈向洋說：“男孩子可能受母親的影響比父親的要多一些，至少我是這樣的。我父親幾乎不說話，我母親對我非常嚴格。她給我的最深的影響，可能就是好勝心，絕對不能輸的好勝心。”
至於張亞勤，他的記憶中完全沒有父親，只有母親，還有母親的母親——他的外婆。
我們還不能認定“微軟小子”都是母親教育出來的。但是的確有證據證明，很多重要人物在回憶自己童年的時候，都認定母親對自己的影響遠遠超過了父親。比爾·蓋茨是其中的一個，微軟亞洲研究院裡這些最傑出的華人青年，李開復、張亞勤、張宏江和沈向洋，也是一樣。還有那些後起之秀，周明、童欣、初敏、張波、劉策，都說過幾乎完全相同的一句話：“我受母親的影響更大。”
此外還有一個驚人的一致：“微軟小子”都是在年齡很小的時候離開了家。李開復11歲，張亞勤12歲，沈向洋11歲。
這個年齡是一個孩子從童年向少年的轉折點，每個人都是在這種年齡開始產生自主意識。 “E學生”之所以叫做“自主型”，正是因為人本身俱有的自主意識能夠健康地成長起來。
我們把“少小離家”與“慈父嚴母”加以對照，可以發現這裡所謂“嚴母”，只是對孩子的童年時期來說的。一旦孩子年齡稍大，她們都無一例外地終止“嚴母”的形象，要么允許孩子離開自己遠走高飛，要么改變嚴厲管教的方式，變得寬鬆甚至放任。
這中間的含義令人回味。
父母與孩子的親密關係，有可能使孩子得到鼓勵、愛護、關注、溫暖，也可能讓孩子感到壓力、打擊，甚至產生厭煩和隔膜。即使是同樣一種東西，在不同的時候也會在孩子心裡引起完全不同的反應。
但是這裡面仍然有一些一般性的規律可以遵循。父母的呵護和管教，通常都會對童年時代的孩子產生強烈影響，也會在孩子心裡留下美好的記憶。但是大多數孩子進入少年時期的時候，都會經歷一個反抗父母的階段，這是他們要求“自主”的時期，也是我們經常說的“逆反心理”。這時候父母施加在孩子身上的關心、愛護和嚴格管教，總是適得其反。
我們看看周圍的父母，大都在孩子的童年時代過分嬌縱，而在孩子的少年時代又過分施加壓力。 “自主意識”遇到不可抗拒的壓力，也許會消失，也許會變形，也許會走上歧途，這就是“逆反”甚至“叛逆”。結果是，父母與孩子越是親近，就越是有一種疏遠感。
在李開復、張亞勤和沈向洋這三個案例中，情形恰恰相反。母親的嚴厲、細緻、直接控制，僅僅留在兒子的童年時代，而在少年時代即將開始的時候，這一切都戛然而止。母子分別，讓母親更多地表現出母愛之中慈祥、溫柔、關切的一面。這讓兒子感受強烈，甚至把母親昔日的嚴厲和專橫都變成美好的記憶。
那些少小離家的“微軟小子”談到自己當年的感受，都曾說起，他們最初有一種解放、輕鬆和自由的感覺，但隨之而來的就是對父母的思念。還有一些“微軟小子”直到長大成人之後才有機會離開父母，那時候他們就會有一種迫不及待想要遠走高飛的感覺。很多孩子在高考時一定要尋找離家遙遠的學校，就是覺得父母如影隨形地跟著自己的日子，簡直無法容忍。
說來真是奇怪，父母和孩子之間的精神上的距離感，常常是由於父母對孩子的過於親密引起的。當父母允許孩子與自己保持距離，甚至鼓勵他們遠走高飛的時候，孩子的心靈反而回到父母身邊。彼此天各一方，不能相見，但距離越是遙遠，就越是造就了兩代人之間的親近感。
中國人喜歡攀比，父母在單位裡見到同事的時候，就會想，我比不過你，我兒子還比不過你兒子嗎？
——沈向洋
沈向洋很坦率地承認，母親對他的期望值很高，“就是那種典型的望子成龍的心態。”
他從那種期望當中感受到壓力。所以，他小時候“最高興的事情就是母親去上夜班。”因為家裡沒有人管他了，他也就有了一個自由的晚上。當他有了兒子以後，不免常常揣摩兒子的心思，將心比心，於是想到：“小孩的心理都是一樣的。我的小孩看見我不在家可能會高興得不得了。”
但他還是認為家庭給了他巨大的影響，他回憶道：
父母的影響不是一句兩句話，也不是他聲音大，有權威，而是潛移默化的，不斷地影響著你。別看我那麼小就離開家，可是後來無論走到什麼地方，有些情節是永遠不會忘記的。當時我家生活在這個社會的最底層，很清苦的。當然還有更重要的，就是身份。除了父親，家裡別的人都是農村戶口。你可以想像，讀好書對我們這個家庭有多大意義，那就是跳出農村了。小時候我還沒有這個意識，但是現在，我就特別理解我母親那時候為什麼對我那麼嚴格。
人啊，一定要明白一點，你這一輩子，很大程度上不是為自己而活，這就是做人最辛苦的地方。你想，一個人從小到大，肩負著父母的希望，肩負著老師的希望。無論走到哪裡去上學，無論多麼艱苦的歲月，都有一點這樣的信念在裡面，讓我覺得輸不起，過去是輸不起中國人，現在就是輸不起外國人。這也許不是一個很好的心理狀態，但問題在於，有這樣一種教育制度，有這樣一個教育環境，這種狀況就非常難改。現在的小孩是不可能沒有這種壓力的，我相信他們的壓力更大，因為這已經形成一種社會規範了，根深蒂固，是一種文化了。比如中國人喜歡攀比，父母在單位裡見到同事的時候，就會想，我比不過你，我兒子還比不過你兒子嗎？說不定就有這樣的想法。
如今父母的角色也越來越難扮演了。他們整天都在問自己：怎樣為孩子的明天做準備呢？大街上到處都有教導他們怎樣養育孩子的書，每個星期有十幾種，每年有幾千種，從孩子還沒有出生一直到孩子最後離開他們，從《胎教》到《高三家長》，全都有，可是他們還是感到迷茫，無所適從。這是因為，孩子們的明天既不能預料，也不能理解。
我們都知道，30年以前，家庭的中心是大人，完全不像最近這20年，孩子成了家庭的中心。孩子小的時候，父母在他們的驅使下做這做那，從中享受著無窮的快樂。隨著孩子一天天長大，父母在他們的心中漸漸變成負面的形象，成了他們口頭上輕飄飄地說的那個“我老爸”。
現代生活每一天都在變得更複雜，人們面臨多樣化的選擇——從職業到伴侶，從手機的鈴聲到住宅的樣式，但是我們卻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造就成完全一樣的人：讀書、考試、分數、小學、中學、大學、一份由教育系統認定的好文憑，和一個用社會標準衡量的好工作。父母、老師、專家、媒體，還有整個社會，齊心協力構造出來的教育體系，整齊劃一，就像張益肇說的，是“一條生產流水線”。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生產流水線，擁有工業化社會的經典特徵：標準化。你看看過去20年裡父母和老師把心血傾注在孩子身上的情形，也許會想到流水線旁的工人在關照自己的產品。產品每天都在流動，工人盯著它們，目不轉睛，重複著同樣的動作，安裝同樣的部件，完成同樣的程序，然後依據同樣標準來檢測。其間充滿緊張、單調、枯燥以及焦躁不安的煎熬，好不容易熬到下班鈴聲響起，長出一口氣，看看眼前的勞動成果，又看看身後的流水線。送進去的原料形形色色，經過他們親手塑造，出來的產品一模一樣。
父母把太多的期望寄託在孩子身上，那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在自己的一生里有太多的理想沒有實現，不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也不能和自己喜歡的人呆在一起。現在，兒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續。他們希望在孩子身上找回自己的夢想。孩子聰明就是自己聰明，孩子快樂就是自己快樂，孩子考了100分就是自己考了100分，孩子考上大學就是自己圓了“大學夢”，孩子出人頭地，自己也就能夠揚眉吐氣。
要論兩代人之間生活的差別，全世界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巨大。新一代人無從體會過去的生活，但卻無時無刻不在父母身上看到過去的烙印。那些想要出人頭地的孩子埋怨父母不能給他們指導，那些率性而為隨遇而安的孩子則嘲笑父母對他們的期望。
“天底下當老子的不會有太大的區別，無外乎兩種類型，”一個高中一年級的學生這樣說：“一種埋頭苦幹爭名奪利，另一種連爭名奪利的本事都沒有，卻把這種無恥的希望寄託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54%的孩子想對父母說的第一句話是，“別老問我考幾分。”
——引自吳苾雯《高三家長》
面對自己的孩子，即使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父母，也會感到無所適從和焦躁不安，這種感覺隨著孩子的成長越來越強烈，到了孩子讀高三的那一年，就會達到頂點。
面對自己的父母，即使是最聽話的孩子，也會感到壓抑、沉悶和痛苦，這種感覺隨著自己的成長越來越強烈，到了讀高三的那一年，也會達到頂點。
是什麼東西讓父母那麼焦躁不安？是什麼讓孩子那麼壓抑、沉悶和痛苦？是父母對孩子的期望值。
有一項在高三學生中所做的調查發現，當這些學生每天放學走進家門的時候，父母第一句話說得最多的就是：“今天考試得了幾分？”
吳芯雯在她的《高三家長》一書中公佈了另外一項調查：有54%的孩子想對父母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別老問我考幾分！”
“父母對孩子的期望值過高，是導致孩子失敗的原因之一。”王堅的妻子徐芬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堅定，她是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系的教師，也是一個孩子的母親。
那一天，這一家三口坐在一起，討論父母對孩子的“期望”。王堅曾是浙江大學心理學系主任，現在是微軟亞洲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員，他認為，“期望值”是可以作為教育心理學上一個重要課題來研究的。在他看來，“微軟小子”的父母們，也都是懷抱期望的父母，這一點和別人的父母沒有什麼區別。
“區別不在於有沒有期望，而在於怎樣表達期望。”王堅說。
父母對孩子應當說父母對孩子不應當說
“試試看。”“不要……”
“你真是棒極了”“你怎麼這麼笨！”
“你今天開心嗎？”“你今天考了幾分？”
“你想要我做什麼？”“我這是為你好。”
“我相信你。”“你胡說！”
“你一定比我強。”“讓你干比我自己幹還費勁。”
“你能行。”“你不是那塊料。”
“你喜歡做什麼？”“都什麼時候了，還在玩！”
“這是你自己的事。”“只要把學習搞好，別的什麼都不用你管。”
上面這個表格中列舉的內容，存在於微軟亞洲研究院裡這些年輕人的零零星星的回憶中。他們認為自己的父母做到了其中大部分，又說這是他們對所有父母的期望。根據我們的研究，如果父母真能按照此表所列，在孩子麵前說“應當說”的話，不說“不應當說的”話，那麼他們的孩子一定會更快樂，也更傑出。
我爸爸後來對我說了他教育姐姐的那種方法，我就想，幸虧他沒有把這些方法用在我身上，要不我可能會反感。
——林斌
對孩子的教育是嚴格一些好，還是寬鬆一些好？這個問題一直都有爭論。教育學家、心
理學家、記者、作家，還有政府中負責教育事務的那些官員，都參與進來，父母們要么聽由己意，要么無所適從，就是很少有人聽一聽孩子自己的想法。在我們的研究對像中，嚴格和寬鬆這兩種“家教模式”都有成功的例證。與此同時，我們還發現：
1.有27個人，也即90%的部分，是在“寬鬆家教模式”中成長起來的，只有三個人經歷了“嚴格家教模式”，但這三個人都是最傑出的——李開復、張亞勤和沈向洋。
2.三個“嚴格家教模式”的案例全都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自從80年代以來，便再也沒有出現過一例。
3.三例“嚴格家教模式”的主角全都是母親，而非父親。所以，我們在前面專門列舉“慈父嚴母”的現象。但這是有條件的，請看下面這條：
4.三例“嚴格家教模式”僅僅應用在孩子的童年時代。三個孩子全都在12歲以前開始了獨立生活，也脫離了家庭的近距離管教。
5.這30個人——不論是在“嚴格家教模式”還是在“寬鬆家教模式”中成長起來的，全都表示，自己喜歡寬鬆的成長環境。其中那些已經有了孩子的人，全都對那種強迫式教育深惡痛絕，並且聲明，自己將以更寬鬆更開明更平和的態度對待孩子的教育。
我們相信每一個父母都會有自己的想法，事實上孩子的秉性豐富多彩，不可能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教育方法。我們所能提出建議的是，如果你真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僅有一個好的考試分數，而且有一個好的性格、好的習慣、好的品行、好的心態、好的心情，你就必須少給孩子一些強迫，多給孩子一些空間。每個孩子心中都有一粒美好的種子，只要別人不去壓迫，它就能長成一棵美好的大樹。
這個想法在我們的研究對像中引起共鳴。有一天，林斌談到父親的教子方法：“他對我姐姐和我的教育方式完全不一樣。”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是直到今天還成為全家人津津樂道的話題，而且似乎永遠不會褪色。
這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廣東潮州人，那地方有經商的傳統，但父親不喜歡那個，他喜歡讀書。他到廣州去唸大學，在那裡認識了母親，母親是學醫的，也在大學讀書。兩人早戀，然後早婚。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對自己的孩子寄予厚望。
在林斌出生之前5年，姐姐降生了。這是家裡的第一個孩子。夫妻兩人視若掌上明珠。爸爸決心讓女兒成材，而且他在教育方面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要在女兒身上驗證。他的教育計劃是從女兒還在襁褓之中就開始的。他對女兒的要求很高，也很嚴格，在女兒身上花的時間特別多，眼睛似乎一刻不會從女兒身上挪開，傾心盡責，不遺餘力，陪著女兒去上學，又針對每一個科目尋找輔導老師。老師講課的時候，他就守在旁邊，一邊傾聽老師講得好不好，一邊觀察女兒學得好不好。老師走了，他還在女兒身邊，看著女兒完成全部作業。女兒從小到大，“完全在爸爸的引導下成長起來的。爸爸腦子裡面想像的那些教育孩子的方法，都用在姐姐身上了。”可是她的學習成績總是不能名列前茅，讓父親覺得失望。這失望與其說是對著女兒，還不如說是對著自己。他開始懷疑自己的教育理念：花了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卻沒有得到理想的結果。也許這種緊盯不捨的教育方式，真的有問題？
父親承認自己教育方式並不成功，但他還有一個兒子，他決定改弦易轍。這一年林斌也長大了，進入初中。父親果然不再緊盯著兒子不放。他讓兒子去住校，每週六天不回家。即使回到家裡，他也不再監督兒子的學習，甚至有意識地不去過問兒子的考試分數。 “他對我完全不像對我姐姐，根本不管我，非常寬鬆。”父親對兒子的唯一指令是“保護好眼睛”。兒子從三歲起就近視，這讓他著急。所以他要求兒子不要總是讀書，要去游泳，去參加乒乓球訓練。他覺得那個快速運動的塑料小球對眼睛有好處。可惜他再次失望了，兒子的眼睛越來越近視。
儘管兒子的眼睛沒有好起來，但是他的“寬鬆式教育法”還是起了作用，弟弟的學習成績明顯比姐姐好。說來真是奇怪，一旦沒有了外界的壓力，孩子內心中的那粒種子就會生長起來。林斌在初一第一學期的考試是全班12名，這讓他特別不舒服。他決定發奮，果然成功，到了第二學期，他後來居上。他成了班長，還做體育委員，而這一切父親並不知道。此後幾年，林斌一直把自己的成績保持在前五名，直到高三畢業，被免試保送進入中山大學。又幾年之後，赴美國費城，在德龍大學計算機系完成碩士學業。
如今這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時候，父親總是說起他對子女的教育方法。他對兒子的成長非常滿意，說他沒有花什麼心思，卻得到碩果。當然他對女兒也滿意，只是有點美中不足：假如當初對女兒也能像後來對兒子一樣，那麼女兒也許能做得更好。
我們與林斌交談的時候，特別注意他本人的想法。有一刻，話題轉到“父母對孩子應當嚴格一些還是寬鬆一些”，他說：
爸爸還是管我的，只是沒有把他自己的想法強加於我。我喜歡爸爸對我的教育方式，給我空間，讓我自己去發展。也許我們家有點特殊，但我覺得這裡面多少有一點必然性。我爸爸後來對我說了他教育姐姐的那種方法，我就想，幸虧他沒有把這些方法用在我身上，要不我可能會反感：為什麼要強迫我學這個？其實你要是讓我選擇，我可能也要去學的。
我們對這個家庭的觀察所得是，“嚴格家教”不等於“強迫式家教”。實際上，這兩點
有天壤之別。讓一個孩子每天24個小時處在壓力之中，佔領他在童年時代（甚至還有少年）用來尋找快樂的全部時光，最終為了父母的期望——這是強迫；而一開始就循循善誘，說明社會規範，又留下足夠的空間——這是嚴格。 “強迫”的潛在邏輯是，“我是你媽”，或者“我是你爸”，所以“你不聽我的聽誰的”。嚴格但不強迫，就意味著承認孩子的天性和尊重孩子的興趣，讓孩子“習慣於”一種規則，而不是“就範於”一種規則。
換一句話說，問題焦點不在於是嚴格還是寬鬆，而在於是否給孩子足夠的空間，是否在一些關鍵的問題上讓孩子自己去選擇，當孩子進入少年時期的時候，尤其如此。我們發現大多數父母在孩子的早期過於放縱，到孩子讀中學的時候又極端嚴厲，甚至帶有強烈的強迫色彩。他們的理由看來非常充分：孩子要考“重點高中”了，這比考大學還要關鍵。其實，這恰恰是顛倒了順序。因為我們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一個孩子能夠在沒有自己空間和興趣的前提下健康成長，成為“E學生”。
這是一個父親的難題：
我的孩子到底在想什麼？
我的孩子到底想要什麼？
我的孩子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開心嗎？
我的孩子願意把自己的想法告訴我嗎？
我的孩子為什麼總是把自己關在屋子裡？
我是在讓孩子做我喜歡的事，還是讓我做孩子喜歡的事？
當我和孩子在一起的時候，我是讓他像我，還是讓我像他？
每個父母都在為自己的孩子操心，每個父母都希望孩子像自己期望的那個樣子成長。在過去的20年裡，我們的國家發生了巨大變化，很多事情都不是原來那個樣子了，但是父母心目中的“好孩子”形象，可以說是最少變化的：既不胖又不瘦，既聰明又聽話。幼年擅背古詩歌，少年精通數理化。既不看電視，也不看小說，但一定要會一手琴棋書畫。不交朋友，不去“網吧”，腦子裡面裝著“名次”的概念，不是“第一名”，就是“爭當第一名”。從重點小學，到重點中學，然後不是清華就是北大。
可是這一切究竟是孩子的需要還是父母的需要？孩子的願望，孩子的問題，孩子的需求，常常是在一種不經意的情形之中表現出來的。父母有沒有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孩子最喜歡的事情上呢？
2003年6月23日是個星期一，上海的很多父母在和他們的孩子度過一個興高采烈的周末之後，走進辦公室，忽然意識到，他們原來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想什麼。
這一天的《文匯報》刊登了一個孩子的來信，編者把它說成是“一個小學生的煩惱”。
孩子名叫黃詩佳，是上海市徐匯區建襄小學三年級的學生。按照她的父親黃崇德的說法，她的“學習成績不錯，學得也輕鬆。”
看上去，黃崇德是一個很樂意理解女兒的父親，還常常為了自己對孩子的寬鬆感到欣慰。但是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女兒竟也有一肚子煩惱”。
父親一定是被觸動了，所以把“女兒的煩惱”送到了報社。
編者讀罷來信，不禁感嘆：“我們許多做家長、做老師的，常常為孩子想得很多，卻並不真正了解孩子需要什麼。”
女兒的煩惱是用一連串“我”寫出來的，字裡行間壓抑著不可遏止的激情和渴望：
我，是學生。我，是兒童。我，是個喜歡看書、畫畫、玩電腦的女孩。我，是……
我，只想說：“我要玩，我要看，我要畫！”我，不想整天在家。我，不想你們幫我輔導。我，不想做那沒有“長處”的孩子，不想……
我，並沒有感到學習壓力大，但我感到：我不想做那長不大的孩子，不想一到外婆家就給我糖吃。
我，想有點自由，只要一點兒。我想用一點兒自由看書、看電視、玩電腦、畫畫、去公園玩……不想作業一做完，只能看半小時電視、只能讀英語、只能做數學練習題。我只想能看我喜歡的動畫片，不用等到每晚六點，只想在童話裡遨遊，只想玩夠電腦遊戲，只想做我喜歡的事。
我，不是機器人，一切按你們設計的“程序”做。我，想雙休日沒事就出去玩，不想在家裡讀我已背得“滾瓜爛熟”的英語，我只想在家裡看那“囫圇吞棗”的圖書。
我，要出去玩，哪怕我膽子太大闖了禍，也由我承擔。
我，要大聲叫喊：“讓你們解放我的眼睛，解放我的嘴巴，解放我的雙手，解放我的雙腳，解放我的空間，解放……”
我，面對大山喊：“哎——真苦！”只聽：“哎——真苦！哎——真苦！……”
我每天和女兒在一起呆5個小時，早上一個小時，晚上4個小時。
——凱文·斯考費爾德
凱文·斯考費爾德在微軟公司主管三個部門，他在大學期間學習的專業是計算機和教育，與此同時，對專業之外的很多問題也抱有強烈興趣。然而凱文給予我們的最強烈的感覺，
是他作為父親的形象——他有一對雙胞胎女兒。他甚至糾正了我們的一個看法：過去我們想到美國男人的時候，腦子裡面總會冒出一個不負家庭責任的形象，可是凱文對女兒的責任感超過了我們熟悉的任何一個中國父親。他每天花5個小時和女兒們呆在一起，而且，他的對女兒的那種關注之情，和我們所能想像的中國父親不大一樣。
問：我聽說你對美國的教育制度持很強烈的批評態度？
答：不完全是批評，美國教育制度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人類社會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培養下一代。可是我們教給下一代什麼呢？這不僅僅是學校的問題，也是我們每天都應該問的問題，比如我有兩個女兒，我就要問，學校要教給女孩子什麼東西？
問：你對女兒的未來有自己的設計和期望嗎？
答：我沒有具體的目標和計劃，我不能決定女兒應該做什麼。我的女兒非常聰明，我只是希望她們將來的工作會更多地使用大腦。她們如果不能做很智慧的工作，就會不開心，覺得無聊。我不會強迫女兒去做什麼，但我鼓勵女兒在學校去學習難度更大的課程。我認為，女兒在學校學習知識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學習“怎樣學習”。如果不知道怎樣很快地學習新東西，她們在信息社會中將很難生存。
問：能告訴我你的女兒多大了嗎？
答：12歲（從口袋裡掏出皮夾，拿出6張女兒的照片）。你看，這是她們的照片……
問：雙胞胎？
答：是啊，是啊（笑）。你看，這是伊麗莎白，這是亞歷山大。這是她們一歲照的（笑），這是5歲照的（笑），這是最近照的（笑）。
問：你每天要花多少時間和她們在一起？
答：差不多5個小時。早上一個小時，晚上四個小時。我每天早上給她們做早餐，和她們一起吃早飯。晚上從學校接她們回家，給她們做晚飯，和她們一起度過整個晚上，直到她們睡覺。我認為花些時間和女兒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研究都證明，家庭成員坐在一起的時間多一些，能使家庭更快樂更幸福。
問：在美國西部，這是一種很普遍的家庭生活方式嗎？
答：我不能確定，因為我沒有看到統計數字，也許這要看不同的地區。
問：你是一個很辛苦也很幸福的父親。
答：做一個好父親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非常努力。我不知道怎麼做一個好父親，但我要努力去做一個不壞的父親。做父親是一種很好的學習，比如說，你小時候不喜歡父母做的事情，現在你做了父親，就會下決心不對你的孩子做同樣的事。有時候你發現，你小時候不喜歡父母做的事情，現在你卻不得不對你的孩子做，所以你能更加理解你的父母。你父母的一些錯誤，你可以避免，但是你可能又會犯一些新的錯誤。
問：在美國，甚至在全世界，人們都在談論美國夢。大家都相信，一個人不怕出身低微，只要努力，就能改變自己，升到這個社會的頂上。你認為這個夢是真的嗎？
答：所謂教育，就是把造就社會的希望寄託在下一代人身上。但是到下一代，也還是有人在底層，有人在上層，和現在是同樣的分佈。所以，總是有些人能實現這個夢想，有很多人不能實現。在美國，人們告訴你，人人都可以實現“美國夢”，如果你沒有實現，那是你自己的問題。在英國，人們會告訴你，每個人出生在不同的階層上，如果你在低層，你就應該很高興，為什麼要到高層去呢？比如說你生活在低層，每天在工廠里工作8小時，其他時間都是你自己的。可是如果你在高層，就不是這種情況，你要經常加班，老闆要求你做很多額外的事情，否則你就不能發展。所以低階層的人也有好處，因為你不需要考慮很多事情。
問：有錢的人沒有時間，有時間的人沒有錢？
答：（笑）這是很有趣的現象。在美國和在英國，人們說的事情不一樣，但你會發現結果是一樣的。階層總是會有，人們總是在做不同的工作。對中國來說，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總要有一些人在上面，而另外一些人在下面。
問：那麼什麼人該在上面？什麼人該在下面？
答：（笑）讓我們回到問題的本質，教育所能做的，就是把社會的本身複製給下一代。在美國，有一句老話：權力是會消失的，絕對的權力會絕對地消失。即使你把最優秀的人放在上面，也會有腐敗的事情發生。所以社會總是在變化，你沒有辦法永遠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