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高考制度有兩個問題，一個是一次定終身；一個是只看考試不看別的。這是最簡單的辦法，但是很害人。美國的頂尖大學強調你的個性，而不是你的名次。
——張益肇
1985年暑假，張益肇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年級學生。
這一年益肇17歲，一副東方人的身架，個頭兒本來不高，又很瘦，看上去比他的年齡還要小。他已經成為老師和同學心中的“天才少年”，可是媽媽總覺得他發育不良，當他離家去麻省的那一天，不免擔心他是否能照顧好自己。
其實這不是益肇第一次離家。讀高中的時候，他曾去哈佛大學的數學學校讀書，有好幾個月在那裡獨自生活。那時候他只有16歲，覺得離家的日子特別長，還非常想家。但是在哈佛的日子給這個孩子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他感受到一種慾望，這慾望是那麼強烈，壓倒了他對母親對家庭的依戀。
“我將來上的大學，”他對自己說，“不是哈佛，就是麻省。”
說老實話，在美國，“收到一張大學錄取通知書”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至少要比在中國容易得多。一個孩子在高中畢業之後如果想上大學，總是可以如願，不用擔心考試成績不夠好。他不會因為分數不夠名落孫山，也不用擔心沒有錢交學費，因為可以申請貸款。但是如果想去讀最好的學校，就非常難。比如哈佛大學在每4個申請者中錄取一個，麻省錄取的學生中有一半是在高中最好的學生。好的學校不僅要求學生有非常優秀的素質，還要付很多學費。
名牌大學的門難進，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一樣，美國的不同之處在於，父母沒有那種“一定要讓孩子上名牌大學”的概念，孩子們也沒有這樣的壓力。根據益肇的觀察，他的同學中間，起碼有50%的人沒有這種願望，他們認定“只要有個大學念就可以了”。
儘管如此，益肇心裡的那種渴望還是越來越強烈。 “高中的後兩年，我的腦子裡面總有這個念頭。”他後來說，“當然這同國內的學生不一樣。這是自己給自己的壓力，不是誰強加給我的。”
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人總是向著自己內心渴望的那個方向走去。就從這時候開始，益肇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他的內心充滿渴望，變得勤奮而且激昂。不僅要讓自己的成績進入學校最好的5%之中，還開始自脩大學課程，數學、科學、物理、化學……總共學了7門。這孩子的確非常努力，廢寢忘食，生活的節奏比一個最忙碌的成年人還要快。在旁人看來，這真是苦不堪言。可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一個孩子感覺不到學習的快樂，那不是因為他過於努力過於艱辛，而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努力爭取的東西，並不是他想要的東西。”那些日子，他的感覺正相反，沒有一點痛苦，而且還很快樂，因為他要做的事情不是“不得不做的”，不是“應當做的”，甚至不是“義務”或者“責任”，也不是父母的“願望”。他在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
但是對於一所真正的好大學來說，“優秀”的標準決不僅僅意味著學習成績好。益肇知道，像哈佛、麻省這樣的學校，不會錄取那些除了優異的學習成績就沒有可取之處的學生。他們不會把學習成績作為唯一標準，還要看很多分數以外的東西，所以那些真正優秀的孩子，都把課外的東西當成必修課。益肇竭盡全力去參加那些課程之外的活動。那會佔用很多時間，他把這一切都當作他的夢想之旅上的伙伴，與它們攜手同行，沒有怨言，竭盡全力。
現在到了1985年，益肇高中畢業了。他向麻省理工大學遞交了申請，自信万事俱備，夢想就要實現。
很多年以後，益肇已經獲得麻省理工大學的博士學位，成為微軟亞洲研究院的研究員。有一天，和熟人談起當年的求學經歷，在回答“你憑什麼進入麻省”這個問題的時候，他說：
中國的高考制度有兩個問題，一個就是一次定終身；一個是只看考試不看別的。這是最簡單的辦法，但是很害人。中國的孩子也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統統被趕到“上大學”這一條路上來，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一個是把清華北大看成“絕對的第一”。標準是一律的。這也很害人。
美國並沒有絕對第一的學校，也沒有絕對第一的學生。學生選擇學校是多樣化的，學校選擇學生也是多樣化的。在美國的頂尖大學強調的是你的個性、你的獨特的地方，而不是你的成績、你的名次。美國絕對不會認為像中國那樣，弄出個“某某省高考狀元”，然後在媒體上說他們怎麼走上“成功之路”。
所以，中國教育和美國教育區別不在於有沒有選擇，而是在於選擇的方法的標準不同。你在中國要想上清華，就靠分數，分數是可以計算的。你在美國要進哈佛麻省，就沒有固定的可以計算的東西。既靠你的整體能力，也靠你的獨特性，當然也有靠運氣的。比如你的數學不如另外一個孩子，但你不是一個書呆子，你對課外活動也很投入，學校可能就選擇了你。說來說去，美國的教育和美國的社會一樣，就是多元化。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當年這17歲的孩子手上都有些什麼，讓麻省理工大學無法拒絕他的申請：
第一，有一個很好的學習成績。這包括平時成績和最終成績，校內成績和全國統一考試成績。 “我相信我的成績是前5%，但是我無法看到具體的數據，所以到底是第幾名我就不敢說了。”當面試老師詢問他的成績時，他這樣回答。
第二，是很多課外組織的成員。他是學校數學比賽代表隊的隊員，是中國同學會的會長，還是中學裡一個榮譽團體的成員，只有那些品學兼優的學生才有機會參加這個團體。
第三，有很多校園之外的工作經驗。他在每週三下午到一所醫院去做兩個小時的“義務工作”，為不同科室提供服務，包括開發計算機應用程序、整理文章和做其他雜事。
第四，有一些很獨特的能力。比如在學校辯論會上的口才和機敏，還有下棋。
第五，很強的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麻省為檢驗考生提出試題，性質有點類似中國的高考，但方式完全不同。它是由一系列論文組成的，題目五花八門。益肇在申請的過程中大約寫了十幾篇論文，有的題目只是自我介紹，還有的題目就特別隨心所欲。比如：你一生當中都犯過什麼錯誤？你學到了什麼東西？你的長處在哪裡？你的缺點在哪裡？你為什麼要來我們學校？還有一個題目是，“你跟某某共進晚餐”。所有文章都拿回家去寫，整個過程持續好幾個月。你可以聽由己意，任意做答。答案沒有標準的對與錯，全看學生的見識和表達自己的能力。
第六，老師的推薦書。
第七，在整個申請入學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渴望。
大多數美國的學校都相信，一個孩子內心的渴望——而不是別人的渴望，將成為他永遠的嚮導。
一個人的內心裡擁有了渴望，就會產生出一種奇異的力量。
——馬維英
馬維英上了大學以後，突然發現很不喜歡自己學的化學工程專業。他希望能給自己換一個專業，於是去找老師，說他喜歡電機系。老師說，按照校方的規定，學生換專業是可以的
，但機會很少，條件苛刻。
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老師：“什麼條件？”
“一年內考試成績連續保持全班第一。”
這是在1986年，維英16歲，台北清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和台灣海峽這邊的清華大學不一樣，那所清華大學並不是最好的學校，在台灣排在台灣大學之後，是“第二”。
“我不在乎這個'第二'”，當初他在報考這所學校時這樣說，“但我在乎我學的是什麼專業。”
他的第一志願正是電機系。
像開復和益肇一樣，維英出生在台北，只是年齡稍小，等到進入上學的年齡，已是80年代。
台灣海峽兩邊都是中國人，雖然互不往來，還有成見，其實相似的地方很多，教育的製度和教育的觀念，就是其中一個方面。大多數家庭都把孩子的讀書看成最重要的事，從開復讀小學的60年代直到維英讀小學的80年代，始終沒有變。維英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句古訓，還知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爸爸和媽媽總是對他說：“反正不管怎麼樣，你讀好書就對了，只要讀好書，將來什麼都會有。”
人們用學習成績來衡量一個孩子的好壞，預測他的未來。一個孩子的學習成績好，左鄰右舍都來誇獎，父母為之自豪；一個孩子的學習成績不好，那就得不到周圍的認同，自己也漸漸散漫起來，甚至成了不良少年。那時候台灣有個流行語，叫做“放牛班”，就是特指這些孩子的，意思是說：“你以後就不用讀書，放牛去好了。”
有些人家無錢無勢，又不甘為人下，想要翻身，那就只有督促孩子讀書。整個社會的觀念都是這樣。教育制度也在鼓勵這種觀念。就像大陸一樣，台灣的教育也是一個“過坎”的製度。孩子進入高中時被淘汰一批，進入大學時又被淘汰一批。所以“明星高中”就出現了，而且很吃香。因為那裡老師好，教學的質量也好，能夠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考入大學。
維英的中學是台北最好的中學，叫“建國中學”，可是經過這兩次過濾，還是有60%的人被淘汰掉，只能去讀職業高中，學些技術，然後去做“藍領”。台灣的孩子是看不起“藍領”的，父母也不認為那是有出息的孩子做的事，這又和大陸如出一轍。
正是這種流行於全社會的價值觀念，給維英的少年時代留下烙印：不上大學就沒有出路，而且一定要上好大學。這一點和所有的台灣孩子都一樣。維英的與眾不同之處是：“不僅要好好讀書，而且一定要讀最喜歡的書。我覺得學一些自己不喜歡的東西，是一種痛苦。”
他從小就是那種會讀書的孩子，成績不錯。他的最大問題是，永遠都是班上的第二名，小學畢業的時候，他是第二名；中學畢業的時候，又是第二名。他無數次地期望自己能拿到第一名，總也不能如願。他把這叫做“功敗垂成”，常常覺得失望，可是卻又很容易地為自己找個台階下。
“從心理的感覺上，第一和第二當然是有區別的。”他說，“可是如果我總是第一名，那麼就很容易自視過高，以後遇到一個暫時的失敗，就會無法承受。'第二'也有好處，就是總能提醒自己不夠好，遇到一些挫折，我都可以接受，無論成敗，都可以看開些，都有退路。”
父親一直希望兒子去學醫。台灣的老一代人大都崇拜醫生，父親也是其中一個。他總是對兒子說：“良相醫國，良醫醫人。”他的看法是，一個男人要么做良相，那是救國，要么做良醫，那是救人。對於這個沒有什麼權力背景的家庭來說，當醫生是最好的選擇：既能安身立命，又能救死扶傷。
可是兒子不喜歡做醫生，他喜歡電機。他對父親說，在所有的理工科里面，電機系一直是最棒的，最優秀的孩子都在那裡面。那時候計算機科學剛剛興起，第一台個人電腦誕生還沒有幾年，他對這個領域還一無所知，可是他的選擇卻成了他進入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第一步。
在父與子的相持中，母親的態度起了關鍵作用。她是一個處世隨意的女人，不太在意什麼事業不事業，也從不強迫兒子做他不喜歡的事情。她只希望兒子快樂。
到了報考大學的時候，維英又遇到了第一還是第二的問題。台灣最好的電機系在台灣大學，而清華大學的電機系只能排第二。他反复掂量自己的實力，寧可去讀清華大學那個“第二”。
他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不料大學聯考（類似大陸的高考）那天心情緊張，居然考砸了。考完以後填報誌願，他還是執拗地在“第一志願”那一欄裡填上自己的渴望。可惜台灣大學的錄取是按照分數排隊，而不是按照興趣排隊。老師從最高的人開始選，依次往下排，第一志願挑完了就挑第二志願。如果你的分數很低，所有大學名額都沒有了，那麼你就落榜了。維英的分數差了不少，無法讓他滿足願望，一下子就被分到化學工程系。
現在，他是台灣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的一年級學生了。讓他開心的是，他已經和老師達成默契。他決心滿足老師提出的轉系條件，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對這個孩子來說，這件事情有著特殊的含義：他要打破12年讀書只有“第二”的紀錄。
說來真是奇怪，一個人的內心裡擁有了渴望，就會產生出一種奇異的力量。幾乎就從這一天開始，維英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他全力以赴，心裡只有一個念頭：第一名，然後“轉系
”。
第一個學期結束的時候，他打破了自己的紀錄，成為全班第一名。第二個學期結束了，還是第一名。
過去從來沒有做到的事情，現在做到了。很多人遇到這類情形，都會以為，這是因為事情更容易做了，其實這是因為你的潛力被更多地激發出來了。激發潛力的最重要的力量，不是來自別人的強迫，而是來自你內心的渴望。
大學二年級開始的時候，維英成了電機系的一個學生。
他們的問題不是不夠優秀。他們的問題是，從小到大按部就班地走過來，從來沒有想一想，什麼東西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張宏江
張宏江在鄭州大學畢業之後，又去丹麥留學，在那裡領教了西方社會的文明。他後來說
，他可以肯定“西方的教育能讓孩子更快樂，並且逐漸發現自己的潛力”，而且還驚訝地發現，他可以用非所學，所以他才“決定改行”。這想法一定有他的“鄭州經驗”和“丹麥經驗”做基礎。事實上，這位微軟亞洲研究院的副院長、計算機視頻檢索領域的開拓者，如今所做的工作的確與他在學校裡學的東西相去甚遠。
2003年春季一個氣爽心怡的中午，他坐在上海西郊賓館一個安靜的角落，回顧自己從70年代到90年代的求學經歷——葉縣中學、鄭州大學、丹麥科技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不禁連聲慨嘆：
最近這些年我總是到一些大學去演講，很多學生問我：“微軟亞洲研究院的淘汰率是不是很高？”
我說：“是的，大約有30%的人最後是要離開的。”
他們於是問：“被淘汰的人是不是表現不好？”這是他們經常要問的問題。於是我就回答：“其實，有些人離開研究院不是壞事。他們的問題不是不夠優秀，他們的問題是，從小到大按部就班地走過來，從來沒有想一想，什麼東西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什麼東西是真正適合自己的？”
他們都瞪大了眼睛，好像不明白，於是我就慢慢解釋：
我們的教育制度是一種“過坎的製度”。一個孩子從小到大，他的目的不是發現自己的潛力，甚至也不是學到一些東西，當然更不是享受生活。他的目的只是考上一個好大學，只要翻過一個一個坎就行了。一切都是順理成章，不用懷疑。我自己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我後來的那些人也是這樣走過來的。比如一個人如果在小學是第一名的話，很自然地就要考上本地最好的初中。如果初中又是第一名，那麼就會去考最好的高中。然後高中還是第一名，那麼必定去考一流的大學。如果他在大學又很優秀，於是就去讀碩士，讀博士。就這麼一路走過來，到什麼時候就乾什麼，從來沒有想過“我為什麼要去讀大學，為什麼要去讀博士”。最後他可能會發現，他一直在努力爭取的東西根本不是他想要的，或者不是適合他的，他的興趣原來不在這裡，但是他過去從來沒有想過。所以，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過不去的人覺得自己是“失敗者”，過去了的人也不一定就萬事大吉。他也許根本就不該過那個獨木橋，不該讀博士。他如果把讀博士的4年時間拿去學習別的東西，可能要好得多。
有的人把人家的網站都弄垮，叫黑客。有的人技術很好，也叫黑客。黑客的意思太多了。如果你認為“黑客”也是好人，那我就是“黑客”。
——蝶雨
“我們發現了一個黑客，在中國。”
2003年1月的一個早上，張亞勤來到辦公室，打開電子郵箱，這一行字立即彈出來。
郵件來自微軟公司總部的安全小組。這小組的職責之一是監視因特網瀏覽器在全球的運行情況，專門尋找“臭蟲”，然後彌補，同時還要監視網絡上面神出鬼沒的“黑客”行踪。
對於微軟公司來說，網上“黑客”的性質是不同的。有些“黑客”的確對微軟抱著敵意，專門尋找微軟軟件產品中的“臭蟲”，利用軟件本身存在的漏洞，去攻擊那些軟件使用者。這種攻擊帶有極大的破壞性，還讓微軟公司難堪。另外一些“黑客”則純粹屬於“技術狂”，對技術的熱愛導致他們去尋找大公司產品的毛病。他們決不出手攻擊網站，因為他們知道那是違法的，還會給別人帶來損失。但是他們通常把自己的發現在網絡上公佈，還詳細說明，怎樣才能通過他們的“發現”，抓住軟件上的“臭蟲”大做文章。
根據微軟總部安全小組的判斷，新出現的中國黑客屬於後一種情況。他不是惡意的攻擊者，但他技術高超，眼光獨到。他的矛頭直指“微軟因特網瀏覽器”，還把他發現的至少4個“臭蟲”公佈在網上。
“他的發現真是讓人難以置信。他比我們迄今為止見過的最棒的黑客還要棒。”安全小組在電子郵件中這樣說，“他知道這些'臭蟲'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能猜出程序員在寫程序的時候大概犯了什麼錯誤，還告訴別人怎麼攻擊。每當他公佈一個'臭蟲'，就會有一大堆惡意攻擊者尾隨而來，攻擊所有那些使用微軟產品的人。”
微軟的安全人員防不勝防，因為這個“中國黑客”差不多每個月都能在“瀏覽器”上抓到一個“臭蟲”，而且他也不像別的黑客那樣隱名埋姓。他把自己的來路全部公佈在網絡上。
嚴格說來，他的行為並不違法，因為他並沒有利用微軟的“臭蟲”去攻擊他人，也沒有給他人造成損害。但這樣的“黑客”讓微軟感到頭疼，微軟安全小組的工程師們非常希望找到他，於是向張亞勤尋求幫助。
“可以肯定他是一個中國的學生，”他們告訴張亞勤，“在湘潭大學讀書，名叫劉蝶雨。”
中國，湖南，湘潭大學。
蝶雨坐在他的擁擠不堪的房間裡，盯著電腦屏幕，目不轉睛，已經好幾個小時一動不動。那上面是微軟公司最得意的產品之一“因特網瀏覽器”。他知道他想找的東西就在那裡面，他已經清晰地感覺到它的存在，可它為什麼還不出來呢？
“這個系統的安全措施是不准使用字符'a'，”他自言自語地重複：“不准使用'a'。”
一個念頭在他腦子電閃雷鳴般地滑過去：“微軟的檢查人員一定會檢測'a'，那麼我就使用'A'好了。”
他一邊想，一邊用手指敲擊鍵盤。就在那一瞬間，“因特網瀏覽器”出了麻煩。
他裂開一嘴大板牙，嘿嘿笑了：“我破壞了它的規則？是不是？”
他找到了想要找的東西，原來那就是一個大寫字母“A”。這已經是他在“因特網瀏覽器”上找到的第五個“臭蟲”了。像往常一樣，他把它公佈在因特網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
他站起身來，不禁有些得意：微軟公司那樣的龐然大物，好幾千人做出一個“瀏覽器”，你不能不說它是全世界最棒的軟件，有多少人把它恨得咬牙切齒，又奈何它不得，可是我有辦法找到它的毛病。
他身邊有不少恨微軟的人，看了他做的事情，不免大快人心。開心完了，又在猜測微軟那邊的動向。 “真奇怪，”有個同學對他說，“微軟還沒有對你採取行動啊？”
“採取行動？”他將信將疑。一種不安全感也越來越濃地聚集胸中，又想到“這座城市裡面經常發生刑事案件”，不禁緊張起來。
“我經常做夢，”他對朋友說，“夢見微軟來了，像一個魔鬼，來抓我。我縮在牆角……然後就驚醒了。”
朋友大笑道：“聽說補上一個'臭蟲'要花10萬美元，他們會不會要你賠？”
正說著笑著，電話鈴聲響了。他拿起來，就听那邊有個聲音說：“我是微軟的。”
蝶雨當即目瞪口呆。
電話這邊真是微軟的，叫林斌，是微軟亞洲研究院新技術開發部的經理。他接到張亞勤轉發的郵件，按圖索驥，很容易地找到了蝶雨。
可是對面的人不說話，只有喘息聲。
“我們找你，沒有什麼特別的。”林斌感覺到對方的緊張，希望緩解氣氛。
對方“啊”了一聲，還是不說話。
林斌似乎想起了什麼，趕忙自我介紹。說自己在北京，在微軟亞洲研究院負責一個工程師小組。
“啊。啊。”
“我只是微軟的一個技術人員。”
“啊，啊。”
“我們的院長是張亞勤。他是世界一流的計算機科學家。”
“啊。啊。”
“我曾經參加了視窗2000的製作。”
“那很酷。”對方終於說話了。
“我們對你的工作非常感興趣。”
“啊。”蝶雨又不說話了。
“我們很想請你到北京來看看。也許你願意和我們合作。”
“啊……”
“你寒假如果沒有事的話就來吧。坐飛機做火車都行。我們負責你的旅行費。”
“我很願意。”蝶雨說，“也許吧。”
蝶雨放下電話，心裡還在咚咚跳。他的第一個念頭是：“這年頭騙子太多啦。他們是微軟的嗎？”接著又一個念頭：“就算他們是真的，到底為什麼找我呢？該不是要把我關起來吧？”
蝶雨這樣想著，第一次感覺到“黑客帝國”的驚險離奇。
實際上他不喜歡別人叫他“黑客”。 “我沒見過黑客。”有一次他這樣說，“有的人把人家的網站都弄垮，叫黑客。有的人技術很好，也叫黑客。黑客的意思太多了。如果你認為黑客也是好人，那我就是黑客。”
說老實話，他完全是在一種不經意的心理狀態下走上這條路的，只是帶著幾分好奇，幾分興趣，還有幾分想要證明自己能力的慾望。
他還清晰地記得，事情是從2002年6月30日開始的。那一天，他偶然看到一篇文章，是一個外國人寫的，告訴你怎樣發現一個程序中的錯誤，還舉了不少例子來說明。很多在蝶雨看來非常困難的事情，頓時變得簡單了，就像文章作者說的，“並不需要你有多麼高深的知識和多高明的技巧，你只要從特殊的角度去看它。”
“我也一定能做到。”蝶雨這樣想。
那個晚上他沒有睡覺。想了一夜，絞盡腦汁。第二天就到微軟的“因特網瀏覽器”上去檢驗自己的想法，一舉成功。他找到了第一個“臭蟲”，那是在2002年7月1日。
對於蝶雨來說，這一天有著特殊意義。這倒不是因為他從此開始了與微軟的糾纏，而是他重新認識了自己：“最主要的問題是，你是不是真的想得到它。你如果真的想得到，就會拼命去做，就能用你的知識去實現你的想法，就能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我發現只要簡單的一步，就突破了某些限制。這裡面沒有什麼複雜。所有的知識都是一樣的，他們都知道。”他說的“他們”，是指微軟公司那些既聰明又有經驗的程序工程師。他們在美國微軟總部連連感嘆這個中國學生的神奇，因為他總是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動手。可是蝶雨說：“'a'和'A'的區別，誰不知道呢？他們只是沒有想到這裡的區別。”
“我知道那些編程的人只是在完成別人交給的任務，然後讓另外的人去測試。他們最想要什麼？想要通過測試。”蝶雨把手狠狠地揮了一下，接著說：“但是一個'臭蟲'顯現出來，一定有很多弱點，他補了一個，還有很多，他可能就不管了，所以你很容易抓住他的弱點，然後擴大化。那弱點通常就在他的'補丁'旁邊。”
他的思路屢試不爽，他在微軟的“瀏覽器”上到處找，不停地找到“臭蟲”，但是微軟也在找他。現在，微軟終於找到他了。
林斌放下電話，就去找研究院人力資源部的經理王謹，請她安排蝶雨在寒假期間到微軟亞洲研究院來實習。
於是微軟的電話再次進入湘潭大學。
可是這一回蝶雨連電話也不接。他去找父親。父親聽罷事情經過，大起疑心。他用一種過來人的口吻告訴兒子，一定要核實清楚他們是不是微軟的。
蝶雨核實情況的方法簡單而又實用，他把電話打到北京114查號台，詢問微軟中國公司的電話號碼，循號打來，接電話的人正是王謹。
“你們是不是微軟的？”他在那邊滿懷疑慮地問。
“是啊。我給你打過電話，你為什麼不接？”
蝶雨還是不信：“我不接，因為我不相信你。”
“我把我的電話給你，把我們公司的網頁給你。我把你到北京來的飛機票寄給你，這是不是可以呢？”
“這些都可以是假的。我只認電子郵件。”
王謹覺得自己似乎不能說服蝶雨，只好轉回頭來找林斌：“這個孩子怎麼這麼有意思啊？他問你是不是微軟的？”
林斌的電話再次來到湘潭：“你相信電子郵件，那很好，我們的電子郵件地址有'微軟'字樣，這不會有假吧？”
春節過後，蝶雨終於來到希格瑪大廈。
林斌致電微軟總部，說他們要找到的“黑客”現在就在他身邊。
“太棒了。”對方興奮地說，“我們在一起開個會吧。”
蝶雨聞聲大驚：“我要見敵人了！”
“你怎麼會想到這個？”林斌很奇怪。
“我是在找他們的麻煩啊。他們不是敵人嗎？我是在和敵人的頭子說話啊。”
林斌說：“我們不是敵人，我們只是想把軟件做得更好。”
“你們想要我做什麼？”
林斌對他說：“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你如果想繼續在'瀏覽器'上找'臭蟲'。我們總部的產品組可以和你合作。你找到漏洞，他們馬上彌補，打包，然後再給你。你能得到最新的程序，還沒有公佈的。”
兩個人正在說著，蝶雨的手機響了。那是他父親從湘潭打來的。
“沒問題，我很安全。”蝶雨對著聽筒說，又抬起頭看著林斌：“我覺得你們微軟和外面說的不大一樣。”
蝶雨開始工作了。連續7天，他在“因特網瀏覽器”上找到7個“臭蟲”，一天一個，而且都是很難找到的。他自己很興奮，微軟總部的人更興奮，驚嘆“這個人怎麼這麼厲害。”
“他的工作簡直太好了。”林斌說。
第八天，林斌給了蝶雨一本書。是專門講怎樣編寫安全代碼的。作者是微軟公司產品部
門的一個經理，在書中列舉了程序員常犯的錯誤，極為精緻周到，所以這本書成為微軟程序員的必讀書。
林斌說：“讀讀這本書，你能更好地發現程序員的弱點在哪裡。”
蝶雨大喜，拿回去看了第一章，腦子裡面馬上有了新主意。他試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直接深入到書作者領導的那個小組中去。
林斌聽了他的想法，覺得不會有結果：“書是他自己寫的，他不會在他領導的小組裡犯錯誤。”
但是蝶雨更相信自己的直覺。
接下來的事情，讓所有人都感到意外。蝶雨在“瀏覽器”的地址欄裡發起了他的“戰役”。就規模來說，這的確是一次“戰役”，而非小打小鬧。當他使用一種方式來表達一個字母的時候，“瀏覽器”沒有任何問題。他繼續擴張到第二種方式，仍然沒有問題。這都是意料中的，他並不在意，一口氣做下去，不斷擴張出新的表達方式，字符串也迅速延伸，一直延伸到第81次，系統的毛病顯示出來，他笑了，再接再厲，擴張出至少兩百種變化，字符串形成前所未有的長度。結果發現，從第81種變化開始，一直到第100種，系統都會出現問題，最後他莫名其妙地進入一個銀行的網頁。
“真是太絕了。”林斌說，“別人的測試，只變化十幾次、二十次，已經不得了。實際上他的變化是從0到200多次。就是在中間一個短暫的階段，他發現了問題。問題報告總部，那邊的人佩服得一塌糊塗。”
“這種測試，我們根本想像不到。”微軟總部的安全小組回電說。
平心來論，在中國的教育制度下出現了蝶雨這樣的人，是一個偶然。他是湘潭大學計算機專業的二年級學生，才20歲，是父母唯一的孩子。
從外表上看，此人沒有一點神奇精靈的味道，實際上他更像是一個脾氣古怪，有些神經質的人，眼睛大而有神，目光時而發散，時而集中，門牙突出，長頭髮，臉盤輪廓分明，喉結格外明顯。
父親是做電腦的，軟件硬件都做。他從小學五年級就喜歡玩電腦。他讀的中學不是重點中學。 “我數學稍微好一些，但是語文很差，高考的時候語文根本不及格。”他這樣回憶自己的學習經歷。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他的成績好起來，是班裡第一或者第二，但是他一點也興奮不起來。
我從小學到大學，都和別的同學不一樣。別人都是習以為常，可是我總是覺得很累。這是為什麼啊？看到別人都學英語，我就受不了，因為我覺得那種學英語的辦法根本沒有用，就很痛苦，不想學。我的同學們也覺得這種學法沒有用，但是他們很樂意去學，可是我就受不了。其他事情也是這樣，同學們畢業就想考研究生，那不是又一次高考嗎？你說難受不難受？要不就是去找工作，可是找到一個自己喜歡的工作又那麼難。所以每天都是惶惶不可終日。有一個同學，明年就要畢業了，我從他身上想到了我，就很恐怖。
他是那種對任何事情都抱懷疑態度的人，甚至不免偏激。從很多方面來說，他並不是我們所期待的那種“E學生”。這可以從他和一個記者的對話中看出來：
“我不怎麼相信老師，也不相信父母。”
“為什麼？”
“他們總是說謊。”
“說謊？”
“是的，高考就是這樣的。我最寶貴的時間都浪費在這件事情上面了，他們總是告訴我，高考有多麼重要。他們可能是說謊說慣了。整天就是考試、考試。我聽了他們的話，考了，可現在那些東西全都忘記了，有什麼用處？”
“你的意思是，你後悔參加高考？”
“我認為那段時間過得很不值。”
“要是再給你一次選擇，你會怎麼做？”
“我不會去考這個東西。因為你浪費的始終都是你自己的力量，是不是？”
“你會幹什麼去呢？”
“也許我會去學英語，去學電腦。然後去跑步。我想把高考那段時間變成我自己的力量留在我的身上，而不是變成一張紙。”
“力量和大學錄取通知書真的那麼對立嗎？”
“是不大一樣。”
“有很多人不上大學，也很成功。但是就概率來說，可能受教育水平比較低的人，成功的概率也要低一些。比如，100個不上大學的人中，可能有一個人成功了，但100個上了大學的人，可能有10個人比較成功。”
“你這樣說，也有道理。可我還是覺得，高考那段時間過得很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