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學校是盡量把每個孩子教育成不同的。中國的學校是盡量把每個孩子教育成相同的，就好像生產線一樣。
——張益肇
張益肇每天往返於家庭和學校之間，路途遙遠，坐車也要20分鐘。諸位也許以為他如此
努力奔波，一定是單調乏味的，就像大多數中國孩子那種“兩點連一線”的生活，日復一日，沒有變化。可是事實並非如此，他的生活很快就變得豐富多彩。在他的種種樂趣中，最重要的是讀書。一個人幼年時的讀書習慣和讀書內容，往往能左右他的一生。
這是益肇到美國來學習的第五個年頭。他已經是美國加州一所中學的十年級學生，相當於中國的高中二年級。來到異國的最初感受，仍然縈繞在他心裡：這個國家的一切似乎都非常大，房子大，車子大，高速公路也很寬。他在台灣的時候總是覺得空間狹小，跑都跑不開，從沒想到世界居然如此遼闊。
新奇的感覺接二連三地湧出來，包圍了這個中國孩子。比如他第一次上課就發現很多奇怪的事情。在台灣上學，同學們總是整整齊齊坐成一個方陣，他除了看著老師，就只能看到一個個後腦勺了。而美國的教室是半弧型的，一個班只有二十多個孩子，還要分成好幾個小組，每個小組圍成一個圓圈，對面而坐，能看到彼此的臉。別人說話的時候，益肇可以看到人家的表情，他自己說話的時候又會想到，所有人都在看著自己，所以要把一個很好的表情給大家。這種空間的變化讓他感受到一種奇異的力量，他開始關注別人，並且開始注意表現自己。
老師也是不同的，不僅是膚色和語言不同，而且讓益肇感到，這些老師一點也不像老師。台灣的老師總是站在講台上，從頭到尾不停地說。這裡的老師沒有講台，雖然有一塊黑板，卻又總是不在黑板前站著。老師在學生們中間穿行，一邊走一邊講，不時坐在學生身邊，和大家討論。有時候孩子們唧唧喳喳，弄得老師的話沒人能聽到。老師也不生氣，只是站起來笑著大喊：
“孩子們，孩子們，能不能讓我說幾句話？”
益肇還發現，美國學校裡衡量學生的標準和台灣完全不一樣。校園裡面最走紅的學生不是分數最高的，而是那些“體育明星”。自我感覺最好的學生，幾乎都是那些興趣廣泛、熱衷於戶外運動的人。如果有個學生功課平平，但卻特別樂於助人，或者在學校參加很多學生會之類的活動，也會得到同學們的讚揚。
所有這些都讓益肇感到驚訝。然而更讓他驚訝的是，他覺得在台灣讀書並不辛苦但卻很痛苦。在美國讀書很辛苦，但不痛苦。
他希望能夠盡快聽懂老師在課堂上說的話，所以拼命學習英文。母親知道語言是孩子到達智慧殿堂的必經之門。所以離開台灣的時候，把中學三年的課本全都帶到美國來了，現在讓兒子一天學一堂課，一個暑假全部學完。
70年代末期的美國學校，和70年代初期開復在那裡的情形有了很大不同，外國孩子已經多起來，華人的孩子也不少。學校總要專門指派一個老師來教這些孩子英文，教給他們怎樣適應美國的環境。
美國孩子和中國孩子的最大區別也許在於，美國孩子的活動範圍要大得多，遠遠超過學校和家庭。就像周圍的美國孩子一樣，益肇的精力和熱情也漸漸超越了課堂，活動範圍越來越大，不光是在學校和家這“兩點一線”，還去醫院做義務工，去做家教，去都市的圖書館。到週末，去看電影，去和朋友聚會，還有很多時間去看書。
我們中國人看到美國人家裡很少藏書，就以為這是一個不讀書的民族，其實這是偏見。那些在美國微軟總部工作的中國人看到自己的孩子都擁有一張借書卡的時候，一定不會懷疑，美國孩子的業餘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讀書。張正友是微軟公司的研究員，在華盛頓州雷德蒙市擁有一處漂亮的住宅。平時忙得不可開交，每逢週末，就帶著女兒們去圖書館（這座城市的每個小鎮都有一個圖書館）。學校的老師總是給女兒開出讀書單來。小女兒才5歲，還沒上學，也來尋找自己喜愛的書，然後興致勃勃地拿出自己的借書卡，卡上寫著自己的名字，在計算機上一劃，就把書拿回家去。有些書圖書館裡沒有，她就留下書名和自己家的地址，用不了幾天，那本書就能寄到家裡來。 “我覺得圖書館制度太好了。”張正友說，“我在她們這個年齡，在中國上學，只看課本，不看課外書，我是在初中才看到《林海雪原》的。”
張益肇也喜歡看書。 20年前上中學的時候，總是到圖書館去尋找各種各樣的書和雜誌，這些書跟學習本身沒什麼關係，但他還是要花很多時間去看。他在那裡面體會著無窮的樂趣。他就是在那段時間裡讀了金庸全集。說來真是奇怪，“微軟小子”在他們的少年時代，大都有一段酷愛金庸的經歷。李開復、張亞勤、沈向洋、張宏江、張益肇，都是“金庸迷”，全都有過廢寢忘食手不釋卷的經歷。他們顯然從金庸的小說中吸取了無窮無盡的東西：瘋狂、執著、激情、充滿幻想，和以人力去抗拒那些超自然的力量。
到了初中三年級，益肇的英文已經足夠，不必去補習英語了。他覺得屬於自己的時間越來越多，對美國教育特色的感覺也越來越清晰：
美國的教育不在乎你是不是把知識全都放到腦子裡，他們是盡量鼓勵每個人發揮自己的潛能。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模式，都有自己的個性，都有自己特別喜歡的東西和特別不喜歡的東西。在中國，就是要大家把每一門功課都學得很好，把大家塑造成全部學科都齊備的這種人。中國的教育就好像生產線一樣，每個孩子進去的時候形形色色，出來的時候都是一樣的，因為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說著說著又想到了台灣的學校，他不由覺得自己很幸運，“在美國讀書雖然很辛苦，但比起在台灣的那些準備考高中的同學，還是輕鬆多了。”
選擇是你的自由。
——張亞勤
《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吳苾雯，在她的令人感慨萬千的《逃離大學》這本書中，公佈了一項調查結果：在中國，有40%的大學生不喜歡自己的專業。中學生里有多少人不喜歡他們現
在的讀書方式呢？沒有人去調查，但我們可以相信，一定超過40%。
事實上，今天中國的大多數家庭中，孩子都扮演著中心的角色，他們享受著前所未有的物質條件，可是他們對自己生活的被動、不能控制和不能選擇，比歷史上任何一代人都要嚴重得多。他們的煩惱，至少有90%是來自學習。這現象的確值得關注。因為一個人在20歲以前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學習上。如果他要讀碩士和博士，那麼他至少要用21年來讀書。學習佔據了除睡眠之外90%的時間，假如它真的帶來那麼多煩惱，那麼煩惱就不僅控制著孩子的時間，它肯定還控制著孩子的精神。
當父母斥責他們的不肯熬夜做練習題的孩子“不能吃苦”的時候，一定是忘記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孩子是因為不喜歡才會煩惱，不是因為煩惱而不喜歡。事實上，每一個孩子都有為了自己喜歡的事情而廢寢忘食、甚至通宵不眠的經驗。他們都在期待著學習也能有這樣的魔力，都在期待著有一個與他們的天性相吻合的學習環境，都在期待著學習給他們帶來快樂。他們希望學習自己熱愛的東西，並且希望父母和老師和他們有同樣的願望。
潘正磊就是在這樣的希望中讀了12年書，卻一直沒有能夠如願，然後她到美國讀大學。多年以後回想剛剛來到美國的情形，她是這樣開頭的：“當時可傻了，真的是傻傻的。”其實這女孩子不僅一點不傻，還很聰明。只是在中國讀書多年，每天跟著老師和教材走，讓學什麼就學什麼，從來不用自己決定事情。當她走進華盛頓州立大學的時候，立即發現，幾乎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來選擇。
在美國的大學裡，選擇是學生的家常便飯，甚至是學校的一種制度。新生入學後，第一件事情就是選擇學什麼課程。每一門課程都會安排在不同的時間，所以你又要為自己選擇什麼時間學——是在每天上午還是下午、是在這個學期還是在下個學期。每一門課程都由不同的教授來講授，比如華盛頓州立大學的“微積分”，有6個教授講，所以你還要為自己選擇教授，可以選擇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也可以選擇一個默默無聞但卻真有學問的人。不同的老師在講授同一門課的時候，可以使用不同的教材，教學方法也不同。如果學生在兩週之內發現自己不喜歡這個老師，那麼他就可以拒絕再去聽課（這有點像中國人說的“炒老闆”），而且不用交學費，直到自己選擇了一個新老師為止。課程結束之時，每一個學生不僅可以從教授那裡拿到自己的成績，還有機會來評價教授，而學生的評價都將記錄在案，作為教授業績評價和升遷的依據之一。
潘正磊說她“始終對教育很感興趣”，因為“教育是一個人能改變自己的唯一方法。”但是她怎麼也不會想到，教育竟會以這樣一種方式來改變她。有時候想起自己在中國讀書的那種方式，比如背那些政治課，她“覺得很可笑。花了那麼多時間，一次一次地考過來，對你的成長有什麼好處呢？”可是學生沒有選擇的權力。課程不是自己選擇的，每個學期第一天，學生把課本領回來，然後是課程表，不管喜歡不喜歡，都得跟著學。 “我從小就是每天跟著老師做功課，從來就沒有想過自己喜歡什麼，從來沒有一個自己的喜好。從教育來說，我覺得那時候學的很多課程根本是在浪費時間。”
在美國，她看到一些完全不同的學習方法。這讓她更自由，也有了選擇的權力。也正是從這時開始，她意識到，選擇是更富有挑戰性的境界。 “我記得一個項目課，讓我做得半死。”課程開始的第一天，教授不是說自己想講什麼，而是問她：“你想做什麼？”她說她要做個自動售貨機，教授問她“怎麼做”，她花了幾天的時間來回答“怎麼做”的問題。然後教授找來兩個學生做她的顧客，告訴她，“顧客”將是她的自動售貨機的“購買者”，她要讓他們滿意，最後的“產品”要由他們來驗收。結果就像她自己說的，這門課程讓她做得“半死”，但她成績突出。然而她得到的東西不只是分數，她真正理解了什麼叫“選擇”。
大學本科畢業後她來到微軟，在這裡一氣工作了9年，這中間有很多機會去繼續讀書，像卡耐基梅隆這樣的名牌大學已經錄取了她，但是她選擇繼續留在微軟。 “我覺得這個環境很好，我學到的東西比任何時候都多，為什麼還要去讀書呢？”幾年過去，她已成為微軟公司的開發總監，有些很要好的同學拿了博士學位回來，她也不羨慕。 “我想的就是我喜歡什麼，我想要什麼，而不是別人有了什麼自己也要有什麼。”她這樣說。
除了同為女性，朱麗葉與潘正磊幾乎沒有什麼共同的背景了，她是美國人，對中國的學校一無所知，但是她對教育的看法，卻和潘正磊不謀而合。她在幾年前是愛爾蘭一所中學的教師，現在是微軟公司自然語言小組的經理。她的兒子沃倫秉性聰慧，才14歲，就已完成高中學業，可以上大學了。 2003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們和這母子二人在一起談論“天才少年”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下，大多數中國父母都會很自豪地敘述孩子的成功，卻不料這對母子竟有另一番看法。
“我不想讓他現在就上大學。”朱麗葉說，“我想讓他更多地享受童年時光。讓他做他喜歡的事情。”
“學校也是這樣的想法嗎？”
“也是。學校只想讓他保持對學習的興趣。”
“我從來沒有被強迫去學習，”沃倫說，“我只是學有興趣的東西。碰到不感興趣的東西，我就非常不爽。”
“一個耳朵進一個耳朵出？”
“根本進不去，一碰到腦袋就彈回去了。”沃倫一邊說，一邊用手在自己的頭上比畫一個彈出去的動作。
“如果是他感興趣的東西，就學得很快。”朱麗葉補充。
我們在朱麗葉面前寫下四個單詞：成績、興趣、快樂童年、道德。然後問她，“作為老師，你覺得什麼對學生最重要？”
“興趣！興趣！”她用手指點著，毫不猶豫地說，“興趣永遠是第一。沒有興趣就沒有一切。有了興趣，偉大的成績便隨之而來。”
“那麼，作為母親，你覺得什麼對孩子最重要？”
“興趣，還是興趣。”她猶豫了一下，說道：“我希望他有一個很快樂的童年。不過，興趣還是第一位。有興趣才有快樂。”
這時候沃倫插進來：“如果學生對他的功課沒有興趣，學校是不可能培養出一個天才的。”
熱愛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無論是生活、工作還是學習。這一點對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人來說，沒有什麼差別。可惜在中國，大多數父母和老師並不這樣想，無論在課堂上還是在家裡，都很少有人談到它。我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激情雖然重要，但卻是所有教育的場所最缺乏的。大多數人說到學習的時候，總是會從潛意識裡冒出“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概念，幾億個孩子在小學的課本里讀到“頭懸樑，錐刺骨”的故事，老師和父母都在向孩子灌輸這種境界，都在藉助壓力把數不勝數的知識塞進孩子的大腦。大多數學生也是把壓力當作動力，他們最經常的感受就是在壓力之下生活，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擔心成績不好，擔心在學校裡被老師排在後面，擔心在家裡遭受父母的白眼。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在拿到通知書之前的幾個月裡，他們心中的壓力達到了頂點，焦躁、緊張、恐懼、神經失常，甚至自殺，通常都是發生在這個時期。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所謂“十年寒窗苦”的說法，表明中國的孩子多少年來都不能從學習中感受到樂趣。
但是在我們的研究對像中，沒有一個人被功課佔據了所有的空間。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在功課之外全都有著廣泛的興趣。張亞勤喜歡圍棋、繪畫；李開復喜歡打橋牌；沈向洋喜歡足球和橋牌。此外，喜歡繪畫的還有王堅、劉策、郭百寧、高劍峰、徐迎慶。喜歡體育的還有朱文武、凌小寧、林斌、初敏、張黔、高劍峰。喜歡詩歌的有張崢。
每個孩子都有他特別喜歡的東西，也一定有特別適合他做的東西。只要他去尋找，就能找到，只要他找到了，就會感覺到有一種激情從心裡往外冒。
另外一方面，父母和老師可以強迫孩子讀書，可以強迫孩子得到100分，可以強迫孩子按照大人的願望去拼命獲得一張大學文憑，但是，你無法強迫他為此投入熱情，你無法強迫他得到快樂。最後，就像沃倫說的，你無法強迫孩子成為“天才”。
對一個孩子來說，“熱情的驅動力”特別重要，因為被熱情驅動和被壓力驅動有著重大的區別：一個是主動的，一個是被動的；一個目標明確，一個無所適從；一個再累也覺得快樂，一個即使很輕鬆也不快樂。前者將成為“E學生”；後者則只能停留在“第三級”，甚至有可能滑向“第二級”。
讓我們體會一下，你內心深處的渴望和學習之間的關係有多麼密切。你只要想一想哪一個早上你醒來時感覺到特別快樂，想一想那一天你的課程是什麼，想一想那一天有沒有一個瞬間觸動了你的渴望。如果有，那是什麼？
渴望是建立在熱愛的基礎上的，並且有你自己的成就和自信來滋潤。正是這些因素決定了張亞勤的一個觀點：“選擇是你的自由。放棄了這個自由的學生，很難體會什麼是真正的興趣、激情和成功的快樂。”
如果一個美國孩子不喜歡學校的課程，而更喜歡畫畫，爸爸媽媽也會說：“他有他的自由。”
——張益肇
14歲那年，益肇要決定自己到哪一所學校去讀高中。
他知道台灣海峽兩岸的孩子在這種時刻個個緊張萬分，都希望去一所好高中，這在台灣叫“明星高中”，在大陸叫“重點高中”。他也知道美國的教育不同於中國。在美國，沒有一個全國統一的教育制度，每個州有不同的辦法。每個城市有不同的學區，學區的權力非常大，學校的權力也非常大，可以製定自己的規則，設置自己的課程，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選擇學生，只要不違反基本的法律（比如不能在課堂裡進行宗教教育），就沒有人來干涉你。
這樣看來，在美國，選擇學校的意義更加重大。可是，當益肇開始考慮這件事情的時候，卻意外地發現，美國孩子的心裡根本沒有什麼“明星高中”或“重點高中”。
從教育制度本身來說，美國實行“12年義務教育”，所以無論從政府還是從家庭來說，都有讓孩子讀12年書的義務。孩子們初中畢業以後去讀高中，本來不存在淘汰的問題。孩子不去唸高中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本人不願意。有些孩子選擇不去讀高中，因為他覺得在家裡學習比在學校學習更自由，也更有效。另外一些孩子則不喜歡學校的課程，他們更喜歡畫畫、音樂、藝術，或者體育。他的老師和同學們都會尊重他的選擇。爸爸媽媽也會說：“他有他的自由。”
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孩子的很多夢想與接受良好教育並不吻合。他們崇拜的那些體育明星，歌星和好萊塢影星，往往都是很糟糕的學生，可是卻都名利雙收。他們的成功之路，對很多孩子有著巨大的吸引力。不過，誰都知道在這條道路上走著的人少之又少，對大多數人來說，接受良好教育仍是一個獲得穩定工作和收入的途徑，所以讀書的動力存在於廣泛的人群中。事實上，美國的人均在校讀書時間，要比中國人多很多。
這樣看來，美國孩子與中國孩子的差別，不在於他們可以不讀書，而在於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去讀書。中國孩子中那種“擇校”的概念，在大多數美國的孩子中間是沒有的，他們的爸爸媽媽也沒有。沒有一個美國家庭會不顧一切、跨越好幾個街區去選擇一個心目中的好學校，花上一大筆錢，然後讓孩子每天把好幾個小時花在路上。
這倒不是說美國的學校不分好壞。學校總有好壞優劣之分，這在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益肇在一所公立學校讀初中的時候，總覺得公立學校不夠好，而私立學校要好得多，那裡的設施好，老師好，課程的設置也好，但讀私立學校要花很多錢，一般家庭無法支付。益肇小小年紀，已經發現只有華人家庭和印度人的家庭，才會把孩子送到很遠的學校去讀書，而美國家庭總是讓孩子就近在自己社區的學校讀書。
這個國家的特色之一，就是學校的教育水平通常與社區的檔次相一致。高級住宅區裡總會有好學校，而下層社區的學校通常也都質量不高。你在“購房指南”上尋找房產信息，就會發現，房主通常會把房子附近學校的優劣作為吸引買家的一個指標。所以，一所好學校能把周圍的房價大幅度抬升，一片豪華住宅也能吸引優秀老師來舉辦一所好學校。這也說明美國的家庭不是不關心孩子的教育，只不過，他們不像中國的家庭那樣為這件事情那麼焦慮，那麼興奮，那麼費盡心機，那么生死攸關，那麼不惜一切代價。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區別，所以益肇仍然覺得有必要進行調查。這個高中學生髮現，美國的高中也有指標，比如加州“教育網”上，把從小學到高中所有的升學率都統計在冊，還可以查出哪個學校在哪次考試當中表現如何，可以看到高中的畢業生都進入了哪一所大學。不過，校長在表述他的成就時，不用“升學率”這個概念。他們不是說“我們畢業生中有90%考入大學”，而是說“我們這個學校90%的學生畢業後都選擇去讀大學。”聽上去好像是，“只要你喜歡，就可以去讀大學”，而不是“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去讀大學。”
益肇如此這般調查一番，到頭來發現全都沒有意義。因為他那個社區有四所初中，卻只有一所高中，所以把500名初中畢業生合併到一個高中，就算完事大吉。沒有任何升學的動員，沒有任何“戰前演練”，沒有“第一志願”和“第二志願”，也沒有中國學生所謂“一模”、“二模”和“三模”，更沒有那“最後的一博”，這些都沒有。焦慮，期待，興奮……這些也都沒有。還是這些學生，大家一起走，一起來，只不過換了一個門，他就成了高中一年級學生。
但是益肇心裡明白：“這所高中每年大概有20多個畢業生進入美國最好的大學。”這數字滿足了這個華人家庭的某種心理期待。
“幾年以後，我將成為這20多人中的一個。”益肇這樣想。
我每次去見女兒的老師，都要問：“她是第幾名啊？”老師就是不告訴我。我也沒有辦法，因為美國的家長都是不問這些的。
——李開復
“我是中國教育制度中飽受摧殘的一代，'填鴨式'的教育、一級一級地考上來。”韓
這樣說。
韓現在是微軟公司的部門主管。也是一個中國人，他出生在北京。他說他經過了一個“沒有快樂的童年”：從清華附小，到清華附中，然後是清華大學。這樣一個學生，一定對“分，分，學生的命根”這句話有著刻骨銘心的體會，懂得那是他獲得社會認可的唯一標準。可是，他後來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遇到的一件事情，徹底顛覆了他的這個觀念。
那一天，學校裡的一群學生髮動了一場投票運動：決定是否需要向招聘者提供畢業生的成績。結果超過三分之二的學生反對公佈自己的分數。老師們為此不滿，在他們眼裡，這學校一直是美國最好的商學院之一，過去幾十年裡，出了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所以他們一直為學生的優秀而自豪，也樂意向招聘者公開學生的成績。儘管如此，校方還是不能不尊重學生的決定，對外宣布：今後學校將有義務為學生的成績保密，招聘者也不得過問學生的分數和名次。
韓對這種事情聞所未聞，甚至無法想像。事實上，他在那天投了贊成票。他認為自己是個好學生，所以從不擔心公開分數。恰恰相反，他擔心，如果不說明分數優秀、名次靠前，將會影響自己未來就業的機會。讓他驚訝的是，那時候美國大多數商學院已經採取不公開學生成績的製度，更讓他驚訝的是，他畢業之後幾次應聘，人家果然不問成績，而且這個制度絲毫沒有影響他的就業。這時候他才發現，分數在一個學生未來的道路上，真的不能決定什麼。這同韓在中國積累的那些教育經驗，真有天壤之別。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教育文化是一種“排隊的文化”，這一文化後麵包含著兩個東西：
1.大家都必須遵循同一標準——分數。
2.大家都想得到同一個東西——大學錄取通知書。
高考前的三個月裡，“排隊的文化”放射出最耀眼的光彩，你不僅要知道你在班裡是第幾名，以及在學校裡是第幾名，還要能夠計算出，你在你居住的城市是第幾名，甚至在全省是第幾名。然後所有的父母都帶領他們的孩子醞釀“志願”。志願表上有十五欄是空著的，所以在理論上你可以填寫十五所大學和專業。這時候，“名次”讓人興奮也讓人悲傷，而且無論多好都不能讓人心安。如果那“名次”能夠上一所普通大學，父母會想：為什麼不是重點大學呢？如果能上一所“重點大學”，父母會想，為什麼不是清華北大呢？如果能上清華、北大，家長會想，還有那幾個最熱門的專業呢，還有哈佛麻省呢！
可是在美國，無論是學校、社會還是家庭，衡量一個孩子的標準都是很不同的。有些家長注重孩子的數學，有些家長注重孩子的演講。有些學生畢業後去了哈佛麻省，大家都知道他很好。有些學生去了一般的大學，大家也不覺得他有什麼不好。有些孩子不想上大學，父母不會強迫他上。美國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有一個A就會覺得很光榮，可是中國家長要孩子全部都是A，才會說你好。那些在美國讀過書的“微軟小子”，有一個共同的經驗：他們都不知道自己的成績是第幾名。等到他們成了父母，又從來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學習成績是第幾名。
現在讓我們重新回到朱麗葉和她14歲的兒子沃倫這裡來。
有一天，有個中國記者告訴他們，在中國，學校有時候會把學生的成績排出名次表，張貼在牆上，這位美國母親聞聲驚訝不已：“怎麼會這樣呢？”
沃倫：“不管學習好不好，每個學生都應當是平等的。”
朱麗葉：“美國的學校鼓勵你和自己競爭，比你自己更好，不是和別人比。我們在愛爾蘭的時候，那裡的學校就是鼓勵學生超過別人，這也許有點像中國。”
記者：“你在班上比其他學生小兩歲？”
沃倫：“對。”
記者：“有沒有人說你是神童？”
沃倫：“沒有。我也不希望別人這樣說，大家都是平等的。”
記者：“有沒有人欺負你？”
沃倫：“沒有。”
記者：“你知道你的成績是第幾名？”
沃倫：“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記者：“老師有沒有說你是大家學習的榜樣？”
沃倫：“沒有。我的老師從來沒有說我是榜樣。”
朱麗葉：“我也不希望他是榜樣，如果他是最好的，那麼就會有另外一個學生被用來做比較，這樣不利於那個學生的自信。比如，你在學習畫畫，一個老師拿來'蒙娜麗莎'，然後對你說，你看人家畫得多好，你畫得不好。這有利於學生學習嗎？”
這種想法在美國的教育中是很自然的，但是那些到美國去留學的中國學生，都會對美國學校的“不排隊”感到意外。李開復在70年代初期到美國讀書的時候，就發現“美國的學生沒有排隊的概念，他們不關心自己的分數，也不知道自己的名次。”大約十年以後，張益肇在美國讀高中，也有一番感受，和李開復完全一樣：
我們這些華人的家庭，都希望孩子讀好書。可是美國的學校裡幾乎不存在“排名”的概念，美國父母也沒有“名次”的感覺。這種信息根本就不存在。美國學校一般會把學生的成績做成一個曲線圖，比如100分的有幾個人、90分以上的有幾個、80分以上的有幾個。你看到這個曲線，就會知道自己大概的位置在哪裡。每個人的分數只給個人，別人是不知道的，學校把成績單給家長，不過家長也不知道你的位置。父母只是看到A，B，C這樣的成績。如果你都是A，那肯定是不錯的，但如果你都是B，也不一定不好，因為你不知道這是在什麼位置
。
我從來不知道自己是第幾名。美國學校強調的是你個性的發展，你的獨特的地方，而不是你的名次。當然也不是不分優劣。美國的孩子高中畢業的時候，前20%的學生可能會頒發個類似緞帶的東西，表明你是比較優秀的學生，作為紀念。後80%的學生也不會給你排列出來，無論前面的還是後面的，都是不公佈的，自己的位置是屬於私人的東西。有些人滿意，有些人不滿意，都是自己的事，由他自己來決定要更加努力還是保持現狀，別人都無所謂。
又過了20年，李開復的女兒也到了上學的年齡，入學之後有一次考試，考完之後分成三個班，起的名字叫“黃班”、“藍班”、“綠班”，不分先後，至於哪個班好哪個班差，無論孩子還是孩子的父母，都不在乎。李開復每次去見女兒的老師，總是要問：“她是第幾名啊？”老師就是不肯說。他沒有辦法，只好打道回府，去問女兒，可是女兒也不知道。
女兒在一所私立小學讀書。學校設在山上，被鬱鬱蔥蔥的紅杉環抱著，規模很小，只有大約100個學生和9個老師。副校長名叫多維特，是個身材高大的中年女人。 “我們每學期都有一次考試，每個星期還有測驗，但我們不公佈成績，也不分名次。”她堅決地說，“美國人不喜歡把孩子分成好的壞的。這會傷害孩子，影響孩子的成長。好還是不好，都是個人的事情，與別人無關。這是美國的文化。”
李開復的童年在台灣度過，那裡的教育和中國大陸如出一轍。他還記得，那時候他特別清楚每一門課考了幾次，平均幾分，期末考試又是多少分，排第幾名。他說：
說實話，這種“排隊”的心態，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完全脫離，總是想讓女兒也有個好名次。有一天她的成績單來了，三門100分，三門95分，對她來說，這是很好的成績，可能是她考得最好的一次，也許是班裡第一名。我跟她開玩笑，說：“你的成績怎麼越來越退步啦？”她說：“是嗎？可能是沒有很努力吧。”她考了3門100分啊！可是她的腦子裡完全沒有這個概念。雖然她也想有個好成績，她也知道我們在乎，想讓我們高興。她也知道考試成績好了有獎勵，可她還是不知道“3門100分”算個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