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議你給自己一些機會展示這方面的能力，或許像我一樣，你會驚訝自己的潛力遠遠超過了想像中那樣。
——李開復
這是李開復寫給中國大學生們的信中的一句話。信寫於2000年夏天，裡面講了他自己的
一個故事：
我在蘋果公司工作的時候，有一天，老闆突然問我什麼時候可以接替他的工作？我非常吃驚，表示自己缺乏像他那樣的管理經驗和能力。但是他卻說，這些經驗是可以培養和積累的，而且他希望我在兩年之後就可以做到。有了這樣的提示和鼓勵，我開始有意識地加強自己在這方面的學習和實踐。果然，我真的在兩年之後接替了他的工作。
“我建議你給自己一些機會展示這方面的能力，”李開復接著對大學生們說，“或許像我一樣，你會驚訝自己在這一方面的潛力遠遠超過了想像中那樣。”
這封信後來在眾多媒體上公開發表，還有一個正式的題目：《致中國大學生的一封信》。那時候李開復已經離開中國，但是他在這封信裡留下的很多思想，一直在學生中間廣泛傳播。這一點，我們在後面還要陸續談到，現在只提一點，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就在於使孩子的潛能最大程度地發揚出來；接受教育的目的，也就是尋找“最真實的自己”，而一個“真實的自己”往往比“想像中的自己”更好。
美國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納說過：“不要竭盡全力去和你的同僚競爭。你更應該在乎的是：你要比現在的你更強。”李開復把這句話告訴大學生們，然後說，只在一所學校取得好成績、好名次就認為自己已經功成名就，是可笑的。 “要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在二十一世紀，競爭已經沒有疆界，你應該放開思維，站在一個更高的起點，給自己設定一個更具挑戰性的標準，才會有準確的努力方向和廣闊的前景，切不可做'井底之蛙'。”
有了那次經歷，我忽然意識到原來的想法錯了。打敗別人，得第一名，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學會尊重你自己，能不能發現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沈向洋
“一個人明白一個道理，都是有一件事情作為契機的。”沈向洋這樣說，接著就開始講
述那個成為他的“契機”的故事。
1980年，向洋成為南京工學院自動控制系的一個大學生。那一年他13歲，是這所大學“最年輕的學生”。這引起老師和學生的激動，好多人都說這學校裡出了一個“神童”，但是他自己卻在心裡覺得，進入這所大學是“一次失敗的經歷”。
“我讓我的中學老師失望了，後來都不好意思見他。”他這樣說。
實際上向洋在中學時代一直是老師最寵愛的學生，因為他年齡小，還因為他的成績好。老師們都偏愛成績好的學生，把期望寄託在他們身上，向洋的班主任當然也不例外。
高考之前老師帶著向洋去體檢，就像母親帶著自己的孩子，跟在醫生身後，亦步亦趨，面色緊張，直到最後，終於吐出一句話：“我這個孩子沒有問題吧？”
醫生說：“沒有問題。”
老師笑了：“沒有問題就好。這孩子是'北大化學系的預備生'。”
老師雖然在開玩笑，其實在心裡早為這孩子設計好未來的大學，那就是北大。可是期望也是有重量的。一個孩子在日愈優越的環境下成長起來，身上肩負著那麼多人的期望。這期望比考卷更沉重。
“心理壓力的承受能力不知道是不是能夠培養，我也說不清楚。”多年以後向洋回憶當日情形，那種感覺還是非常清晰：“我高考就是因為心理壓力，才失手的。”
“考試考得好不好，成績單都是擺在大家面前的啊。”那些日子他整天就在想這件事。不知不覺又開始拉肚子了。他明白這不是個好兆頭，表明心裡那種恐懼感正在上升，但是除了他自己，沒人知道。
有人說，自信來源於成功的暗示；恐懼來源於失敗的暗示。這話是有事實根據的。你心中的圖像千千萬萬，總有一些屬於你自己，它在無形之中釋放出力量，引導你朝著自己內心深處潛藏著的那個方向走去。如果你抓住的是“自信”，它就會引導你走向成功，如果你捉住的是恐懼，消極的結果就會產生。
高考的第一天上午就出了問題。
作文的題目是《讀畫蛋有感》。向洋知道這是在說“達芬奇畫蛋”的故事，但他心裡緊張，寫了半天竟都不知寫了什麼。
老師在考場外面等著，見他出來，連忙問長問短。向洋還沒說幾句話，就見老師的臉色一下子刷白：文不對題。 40分的作文，頂多能得5分。
下午接著考數學，向洋又失手了。多少次模擬考試都是滿分，可這一次，竟然看錯一個題。
最後的分數大失水準。期待中“北大化學系”是沒戲了。老師還想挽救，要他報名“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那也是向洋嚮往的地方，但是他再次失望：人家的招生名額已經滿員。
向洋就這樣來到南京工學院。
這樣一個結果在旁人看來，已經是了不起的，在他來看，當然是一次“失敗”。就像他自己說過的，他“有時候覺得自己是個天才，無所不能，有時候覺得自己什麼也不是”。現在，那個“什麼也不是”的形象佔了上風。他開始“混”，身上那種貪玩好動的本性全部爆發出來。他迷上了足球，後來還學武術、練拳擊，“混”過一年級，“混”過二年級，又開始“混”第三年。
但是“失敗的經歷”始終讓他耿耿於懷，那也許是一種遺憾，但更像是“不服氣”。內心深處有一種力量在湧動，總是在尋找新的機會重新試一試，只是自己還沒有意識到。他是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忽然意識到的。
有一天，老師把他叫到自己的辦公室。這老師本是負責學生思想工作的，臨時代講電子線路課。在講台上站了幾天之後，她的眼光就集中在這個年齡特別小又特別淘氣的學生身上。
“咳，你知道你自己的價值嗎？”她對向洋說：“你不應該混啊。你應該向查禮冠那樣子才對啊。”
向洋知道這個查禮冠：她是當年全國唯一的女教授，有非常了不起的學術成就，舉國聞名，也是向洋心中的偶像。現在，老師居然把他和查禮冠相提並論，這就像是有個什麼東西，把他心裡的那個開關打開了。
“我從老師辦公室出來的時候，胸中騰起一股豪氣，真正覺得應該好好讀書，做一點事業出來。”
那一天向洋做了一個決定：考查禮冠教授的研究生。
但是要讓一個玩慣了的孩子坐下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克制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養成，這在任何人都一樣。談到這一點，向洋深有感慨：“紀律性是訓練出來的，小孩子是絕對不會有紀律性的，而且這一定是可以訓練出來的。”
克制的含義不只是約束，它實際上意味著一個人確定自己的目標，並且堅持到底。這需要內心的慾望，也需要外界的力量。向洋不缺少內心的慾望，但他缺少外界的力量。
看來，人的一生若要走向成功，真是需要一系列的機緣，向洋此時的機緣是他的一個同學帶來的。
這一天向洋把自己的新決定告訴同學，同學聽得兩眼放光。他比向洋大好幾歲，有很強的自尊和自信，有長遠的理想，而且做事認真。在大學的前三年中，他的學習成績比向洋好很多。最重要的是，他了解向洋，兩人常在一起玩，彼此相知。
“其實你這傢伙比我強，”他對向洋說，“就是不自知。”
“真的？”
“你要是不相信，咱們就試試。”
“可我就是坐不住。”
“沒關係，照我說的做。”
從這句話開始，每天晚上，兩個人一同走進教室，佔據一個角落。同學命令向洋坐在裡面的座位，而他自己坐在外面，攔住向洋出去的通路。
“我想出去一會兒。”向洋很快就坐不住了。
“不行。”同學斬釘截鐵。
“我想去洗手間。”
“也不行。”
4個月後，兩個人一起考上了研究生。這一次，向洋超過他的同學，也超過所有考生，成為全系的第一名。
毫無疑問，變化已經發生在向洋身上。這當然不僅僅是我們可以看到的那些東西，甚至也不是那個“第一名”，變化還發生在他的內心：消極的圖像離他遠去，積極的圖像回來了。
他後來是這樣談論那次轉變的：
那是對我影響很大的一件事。我好像突然就明白了很多道理，雖然說不上是大徹大悟，但也算是一個悟性。我整個人一下子變得很輕鬆。
人這一輩子總是想證明一點什麼。證明什麼呢？有時候你自己也不是真的很清楚。在那之前，我特別在意的是“考試第一名”，要在每一次競爭中打敗所有人。小時候在鄉下，就是打敗鄉下人，後來到了城裡，就想打敗城里人。但是有了那次經歷，我忽然意識到，原來的想法錯了。打敗別人，得第一名，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學會尊重你自己，能不能發現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我想說的是，即使一個有十足自信心的人，也不一定真的意識到自己的價值。我一生都很感謝我的這個老師和這個同學。什麼叫良師益友啊？這就是良師益友。他們兩人，一個讓我認識到我的價值，一個讓我證明了我的價值。明白了自己的價值，你的自信心就不會被恐懼打倒。
有很多東西，我曾經那麼刻苦認真地學過，可現在都忘掉了，真正留在腦子裡的卻沒有什麼用處。還有很多東西，我現在覺得很需要，可是卻從來沒有學過。
——童欣
童欣獲得博士學位的時候，適逢微軟亞洲研究院成立。他知道這裡的圖形學研究小組相
當強大，擁有全世界在這個領域中最優秀的人，不禁心馳神往，當即送去應聘簡歷，在一番嚴厲的招聘程序之後，他被微軟接受了。
從那時到現在，5年過去了，童欣在計算機圖形學領域裡已是相當知名的人物。他的研究成果連續不斷地進入“世界圖形學大會”。這個“大會”是全世界計算機圖形學科學家的聖殿，也被人們公認為衡量世界一流水平的試金石。如果一個研究團體的成果被“大會”接受，那麼全世界的研究團體都會承認這是一個世界一流的團體。如果一個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有一次被這個“大會”接受，就表明他的研究已具有世界水平，如果他的成果能夠連續被“大會”接受，那麼所有人都會認為他是一個世界一流的科學家。童欣的研究成果就具有持續不斷的性質。在過去的三年裡，他每年都有一篇論文在圖形學大會上發表。這些成果讓他擁有世界範圍的影響力，也成了“微軟四少”中的一個。
他的生命的起點是張家口市，在冀北崇山峻嶺間，與世隔絕。當年父親和母親告誡他“不要留在這個城市”，還要他“擺脫閉塞擺脫貧困”。於是他懷著一種強烈的衝動，離開自己的家，去杭州求學，又從杭州來到北京。如今，他和他的家人都在北京定居了。父母對兒子的一切都很滿意，最關心的是他的身體好不好，以及他是不是快樂。
他承認自己很幸運，得到那麼多機會，多年來付出的種種辛苦，全都有了回報。最重要的是，他在工作中感受到樂趣。當然他也有自己的苦惱，比如他總是在心裡想：過去這5年“失敗要比成功多，起碼也是一半對一半”。有時候拼命工作好幾個月，寫出論文，卻被人家拒絕了。一旦發生這樣的事情，他就特別懷疑：“我做的事情到底意義何在？甚至對自己這輩子到底想追求什麼樣的東西，也會迷惑。”
不過，在一連串大的成功之後，他的心境比原來更平和了。 “現在我成功了不會特別欣喜。失敗了也不會特別悲傷。”他慶幸微軟能夠允許他失敗，還慶幸自己“可以不斷從失敗中學到東西。”這是他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從沒有過的感覺
和所有最優秀的中國學生一樣，童欣連續讀了20年書——小學、中學、大學、碩士和博士。從7歲讀到27歲。
他出生在“動亂”的年代中。這一代人的童年沒有那麼豐富多彩，不像過去的孩子，有那麼多屬於自己的時間，想玩什麼就玩什麼；也不像現在的孩子，可以學鋼琴學跳舞學繪畫，這一代孩子到了懂事的那一天，就開始“把被四人幫耽誤了的青春補回來”。從小學到大學，他們除了唸書還是唸書。 “這並不是很好的經歷。”童欣後來這樣說。
他上小學時，就听到很多年齡稍大些的同學說過類似的話，可惜他還不懂得如何接受別人的教訓，一定要自己親身去體驗。事實上大多數人都是如此，要到自己摔過跟頭之後，才能慢慢悟出一些道理來。
童欣小學和中學的學習成績都不錯，雖然不是第一名，但總是排在前面，所以父母對他很放心，從不過問他的考試。
他對自己的能力相當自信，但他總是說自己“不是什麼天才，至少我周圍有很多人比我聰明。”他總覺得聰明孩子都很貪玩，只是到了快考試的時候才用功。而他從來不敢這麼幹。 “我不是這樣的人。”他說，“光憑聰明我是做不好事情的，我還要用一些苦功夫。”
父親也相信兒子不是天才，但是他知道，聰明人一定是個會用腦子的人。所以他總是把一句話反复地對兒子說：“幹活要用腦子去幹。”兒子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他就會在旁邊說：“想想怎麼做才能做到最好。”比如有一次削鉛筆，童欣堅持自己動手，他的動作笨拙，鉛筆削得很難看，“就跟狗啃的似的”。這時候父親就會把鉛筆和小刀再次塞到他的手裡，讓他重新開始，還說：“要用腦子去削，不是用手削。”
童欣從小到大，父親把這句話說了無數次，這成了童欣記憶最深的一句話，對他的影響特別大。
他有一個驚人的素質，就是考試時心裡沒有一點負擔，也不緊張。高考之前的複習階段，在很多孩子看來就像是地獄一般，一切正常的生活節奏都被打亂了，弄得一團糟。但是童欣把這件事情看作一種既定程序。自己把每天的時間安排好，到什麼時間就做什麼事情，連“早上買早點”、“在操場上跑步三圈”這樣的事情也一絲不苟。他也從不熬夜加班做習題。每天晚上到9點就睡覺。有時候他發現自己無法像同學們那樣日夜奮戰，不免心裡不安。這時他就會想到父親說過的話，“幹活要用腦子去幹。”
他就是在這樣一種穩定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中完成了所有學業，按照老師的要求，把該記熟的課本都熟記在心，把該做的習題都做了好幾遍，然後考上他想要的大學，沒有任何波瀾起伏，也沒有任何意外的事情發生。
只是有一件事情，時間過去越是遙遠，他反而覺得距離越近，那就是他的學生時代。他越來越經常地回想那時的故事，覺得自己得到的教訓比經驗多：“有很多東西，我曾經那麼刻苦那麼認真地學過的，可是現在都忘掉了，真正留在腦子裡面的卻沒有什麼用處。還有很多東西，我現在覺得很需要，可是卻從來沒有學過，因為課本上沒有。也許課本上有，但我那時覺得對考試沒有什麼用處，就沒有好好學。”
於是，有個念頭越來越經常地出現在他的腦海裡：“如果讓我重新上一次學，我會怎麼做？”看上去有點兒像一篇“E學生”的宣言書：
如果有機會重新上學，我會在數學和英語這兩門課多下一些功夫。因為我越來越覺得這兩門課重要，可惜上學的時候不明白這些。
如果有機會重新上學，我就不會像從前那麼賣力地讀死書。我不會僅僅為了分數就拼命去學那些我不感興趣的課程。我可能只讓它及格就夠了。我會騰出更多的時間去學一些課本以外的東西。我會培養自己的興趣。我要讀更多的書。
如果有機會重新上學，我會更自覺地去掌握學習的方法，而不再只是灌輸知識。現在看來，我的知識還是太死。這樣的知識積累得越多，大腦就越是不能進入特別活躍的狀態。我現在才懂得，死記硬背的人聰明一時，尋找方法的人聰明一世。
如果有機會重新上學，我會請老師改變他們的教育方法。他們太重視對與錯，太忽視提出問題。他們讓學生得到了很多知識，但是並沒有讓學生掌握應用知識的方法，也沒有讓學生學會獲取新知識。
如果有機會重新上學，我不會花那麼多時間去背書，因為我已經明白，最重要的不是記憶，而是理解。你對你所學的東西要有一個理解，就像我爸教育我的話，你要用腦子來幹活。用簡單的重複來掌握知識，可能是最笨的方法了。
如果有機會重新上學，我一定會變得更聰明。我爸爸還有一句話，如果你是聰明人的話，看到別人摔一個跟頭，你就不會摔同樣的跟頭。如果你不是很聰明，你可能自己摔一個跟頭，不會再摔第二個。如果你是最笨的人，你下次還要摔同一個跟頭。我已經看到了別人摔的跟斗，也看到了自己摔的跟斗，至少，我不會再摔同樣的跟斗。
那些敢於去嘗試的人一定是聰明人，他們不會輸。因為他們即使不成功，也能從中學到教訓。所以，只有那些不去嘗試的人，才是絕對的失敗者。
——張亞勤
中國科大少年班被人們叫做“神童集中營”，但是如果有誰要到那裡去尋找所謂“神童
”的證據，十有八九是要失望的。
“我的那些同學們，到今天，有些很棒，有些很平常，還有的不怎麼好。”亞勤這樣評價當年中國科大少年班的學生們：“所以要說這少年班究竟怎麼樣？我覺得現在評價還早。其他大學的少年班也是一樣。什麼叫成功？什麼叫失敗？大家的標準不一樣。我們這些人才三十多歲。這個年齡的人很難講是成功還是失敗。”
在過去25年裡，中國產生了數以千計的“少年大學生”，最引人注目的並不是亞勤，在他之前，有一個孩子已捷足先登。
他叫寧鉑，是中國大學少年班的“第一人”，非常聰明伶俐，又很聽話。中國人心中一個完美兒童的種種要素，他都有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他成了第一個少年大學生，也成了記者們追逐的對象。他們讓這孩子出名，讓這孩子成為“神童”，讓這孩子放射出一種既神秘又熾烈的光彩，讓這孩子成為全國兒童學習的榜樣，也成為父母們教育子女的新模式。
寧鉑和亞勤同在一個學校讀書，但那時候他的名聲遠在亞勤之上。 “當時我們只知有寧鉑，不知有亞勤。”三年後進入中國科大的李世鵬這樣說，“可是很奇怪，20年以後，這兩個人竟顛倒過來了。”寧鉑成了人們心中的那種平凡的人，默默無聞，只有中國科技大學的人才知道他是這所學校裡的一個老師，而亞勤的名字風靡全世界。
亞勤有一次談到這件事，仍然覺得寧鉑比自己更聰明。 “至少，”他說，“我不比寧鉑更聰明。”
寧鉑的不幸在於，人們加諸在他身上的榮耀和期望過於沉重。他那時候畢竟還是個孩子，無法負荷那麼重的東西。他開始擔心自己的能力，害怕失敗。他覺得自己無法承受失敗，因為沒有人會接受一個“神童”的失敗。他由此失去了“神童”身上最神奇的一個東西——自信，甚至對自己渴望得到的東西，也畏首畏尾，不敢伸手去拿。
我們已經敘述過亞勤在高考中的那種主動的、全身心的投入，也敘述了那次研究生考試給予沈向洋的重大影響。現在我們想要說，寧鉑也曾面對差不多同樣的事情，只不過，他的決定完全相反，結果也完全相反。
他總是想：“萬一失敗了呢？”
大學畢業之後，寧鉑在內心裡強烈地希望報考研究生，但是他一再放棄自己的希望。第一次是在報名之後，他放棄了；第二次是在體檢之後，他又放棄了；第三次，他甚至領取了准考證，但是在走進考場的前一刻，他又放棄了。他後來再也沒有為自己爭取類似的機會。
亞勤後來談到自己的同學，異常惋惜：
我相信寧鉑就是在考研究生這件事情上走錯了一步。他如果向前邁一步，走進考場，是一定能夠通過考試的，因為他的智商很高，成績也很優秀。可惜他沒有進考場。這不是一個聰明不聰明的問題，他也許是怕考不好就丟了面子，所以我說他做錯了判斷。
這都是一念之差的事情。我就用我的例子來講，那一年高考，我病在醫院裡，其實完全可以不去參加高考，可是我就少了一些顧慮，多了一點自信，所以做了一個很簡單的選擇。而寧鉑就是多了一些顧慮，少了一點自信，作了一個錯誤的判斷，結果智慧不能發揮，真是很可惜，到後來，很多機會他都不敢去嘗試。那些敢於去嘗試的人一定是聰明人，他們不會輸。因為他們會想，“即使不成功，我也能從中學到教訓。”所以，只有那些不去嘗試的人，才是絕對的失敗者。
有時候我們回過頭去看看過去，對比周圍形形色色的人，就會發現：有些人比你更聰明、更傑出，那不是因為他們得天獨厚，事實上你和他們一樣好。如果你今天的處境與他們不一樣，只是因為你的精神狀態和他們不一樣。在同樣一件事情面前，你的想法和反應和他們不一樣。他們比你更加自信，更有勇氣。僅僅是這一點，就決定了事情的成敗，以及完全不同的成長之路。
張亞勤的觀點：自信是一種感覺。
自信是一種感覺。一個人的成長，然後成功，往往靠這種感覺。這種感覺引導了你的判斷。一個正確的判斷，不僅決定你在一件事情上的成敗，更重要的，它就是你走向哪個方向的分界線。比如有兩個人，有著同樣的環境，其中一個突然就上去了，另一個人可能永遠都上不了這個台階。最重要的區別是他做出了什麼樣的判斷。這個東西無法用考試分數來衡量
，但卻具有決定意義。我從小到大，周圍總是有很多人，只因一念之差，後來就一切都不同了。
王堅的觀點：自信是你內心的標準。
有些人一定要得到第一名，一定要讀個重點中學，或者名牌大學，才能讓自己更自信，其實那不是真正的自信。那些過分強調成功，極力想要證明自己的人，其實是不那麼自信的。一個真正自信的人，一定非常強調自己的觀點，但是也可以隨時放棄自己的觀點。放棄也是需要自信的。過分地想讓別人認可自己，比如一定要爭“第一名”，就算得了第二名都會認為自己有問題，這不叫自信，叫“底氣不足”。本質的問題還是，你自己是怎麼樣的人，是自己內在的標準，世界上沒有人比你自己更清楚你自己的，你用不著通過考試來證明自己的學習好不好，也不要在乎別人怎麼評價你。
張宏江的觀點：自信就是擺脫束縛。
中學以後我開始懂事，周圍的人越來越多。我發現我的生活跟在家裡的時候完全不一樣，跟在學校裡面也不一樣。於是我開始表現自己，開始用更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有了一種往上走的願望。當我強烈地想要超脫中學和大學裡那些教育方式的時候，或者說真正悟出了一個什麼東西，擺脫了自己所受教育的局限性，這時候我就覺得自己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沈向洋的觀點：自信是戰勝恐懼的渴望。
自信是一個人戰勝恐懼的渴望。自信就是我們對自己的成長能力抱有信心。我們應當像自己期望的那樣成長起來，但是我們又總是怕這怕那。其實最恐懼的事情不是別的，而是恐懼本身，所以自信是在戰勝恐懼中獲得的。你只要留意一下，就會發現自信不是與生俱來的，自信需要培養。可是，人們總是夢想不付出代價就獲得自信，就如同他們總是夢想不用勞動就獲得財富一樣。
1.在“你是否自信”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所有研究對像都做出肯定的回答。這同他們對“你是否聰明過人”這個問題的百分之百的否定形成鮮明對照。
2.在100%認定自己非常自信的同時，又100%地有過恐懼、緊張的經歷。
3.拋棄了自信和成功聯繫在一起的舊觀念。事實上，建立在成功基礎上的自信並不牢靠
。自信是建立在對自身價值的深刻理解上，而不是建立成功上，因為沒有人能永遠成功而不失敗。
4.只是在那些不夠自信因而特別想要證明自己的人身上，是否成功以及別人是否認可，才顯得特別重要。真正自信的人並不在意某些“公認標準”，比如是否超過別人。他們更在意自己內心的感覺。
5.教育是培養學生自信的過程。
英文difference，可以與中文裡的“不同”、“差異”或者“特殊”相對應，可是這個詞裡的另外一種含義，不僅無法和中國人的文化相對應，而且南轅北轍。西方人使用這個詞來描述一個人或者一件事情的時候，通常表示一種強烈的讚揚。事實上，與眾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總是被看作一種正面的品格，受到鼓勵。但是我們中國人往往相反，一個與眾不同的孩子總是給父母和老師帶來煩惱。當大人對孩子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你這樣的”、或者“怎麼就你特殊”的時候，臉色一定非常難看，那是在表示一種強烈的斥責。如果他們說，“看看
人家，你怎麼就不知道學一學”，那一定是在要求孩子把自己變得像別人一樣。
2003年夏季的一天，在北京一個普通人家裡，父親和兒子之間有一段對話。當時父親正在電腦上寫一句話：“我們站在21世紀的入口處，世界千變萬化，可是整個社會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求我們的後代成為一模一樣的人。”
寫完之後，他忽然想和兒子討論一下這個問題。兒子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從小到大按部就班完成了學校的所有課程，得到很不錯的成績，但卻總是對學習對學校表現出強烈的厭惡，所以父親覺得兒子一定有話要說。
“是啊，”兒子看到父親寫的話，當即認可，“我已經上了12年學，我和我的同學們每天都在讀一樣的書，做一樣的作業，老師拿同一個標準來衡量我們，不是對就是錯，然後我們通過同一張考試卷，然後我們奔著同樣的目標——好大學。”
“你覺得不該這樣？”
“要是讓我自己選擇，我不會這樣度過我的童年和少年。”
“那麼你到底要什麼？”
“那……那我也說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不想像現在這樣讀書，可我說不清楚我到底想要什麼。奇怪，這問題我怎麼從來沒想過？”
“去年你和500多萬個孩子一同考大學，今年更多了，有600萬。這麼多孩子都在努力，可是有多少人從這種努力中享受到快樂？大概最強烈的感受是苦不堪言。”
“豈止苦不堪言？簡直是生不如死。”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不是爸爸媽媽老師同學要求你做的，不是你'不得不做的'，不是你'應該做的'，而是你'想做的'。”
“可是我總覺得沒那麼簡單吧。我們國家的教育已經定型了，誰敢不按它的路子走？除非你直接把清華、北大給拆了，學生不分先後，大學不分好壞。”
“不是把學校拆了，而是把你對學校的看法拆了。”
“把'看法'拆了？”
“對，改變你對學校的看法。”
讀過這段對話，我們再回頭來看“difference”，可以隱約感到，這個英文單詞包含了“E學生”的第三個秘密，那就是：
我到底要什麼？
我不是教授的好學生。因為我不喜歡按照教授的計劃走，總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許峰雄
80年代後期計算機領域發生了兩件大事，轟動世界。它們出自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系的兩個學生。
其一，全世界有幾十位最優秀的計算機專家在研究語音識別技術，他們全都絞盡腦汁，想讓電腦聽懂人類的語言，但是直到1987年，有一個20多歲的學生開創了歷史，那就是李開復。
其二，1988年，一台名叫“深思”的計算機第一次成為“國際大師級棋手”，並且戰勝國際象棋特級大師本特·拉爾森。它的製作者是許峰雄。
直到今天，許峰雄和李開復仍然是卡耐基梅隆大學的驕傲。如果我們回過頭來，重新估量這兩個人的傑出表現，就會發現：每一個學生身上都擁有無限的潛力。大多數學生從來沒有盡善盡美地表現自己的能力，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麼，從來沒有產生過一種想要抓住什麼東西的衝動。只有很少的人能夠意識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感覺到它正在前邊召喚，不顧一切地去抓住它。強烈的渴望不但產生了勤奮，還創造著天分，激勵著他們超越一切障礙，與眾不同。
我們在《追隨智慧》中已經敘述過，李開復是如何與15位專家分道揚鑣，另闢蹊徑，而他的導師羅傑·瑞迪教授又是怎樣“不同意他，但支持他”的。現在讓我們來看許峰雄。當年他是比李開復早一年入學的博士生，如今他是微軟亞洲研究院的高級研究員。
看見許峰雄的時候，我們腦子裡冒出來的第一個念頭是“深藍”：這就是那個被叫做“深藍之父”的人嗎？
是的，就是他。他和他的兩個夥伴製作出來的那台“深藍”是個龐然大物，有1.4噸重，裡面裝了32個並行處理器、世界上所有國際象棋大師的棋譜，還擁有每秒計算2億步棋的能力。 1997年5月11日，許峰雄用它戰勝了卡斯帕羅夫。後者擁有很多輝煌的頭銜：國際象棋世界冠軍、世界排名第一、特級大師、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國際象棋棋手。所以，“深藍”的勝利讓全世界電腦和人腦兩大領域又驚又喜，還有一種五味俱全的感覺。自從1958年國際商用機器公司那台名叫“思考”的計算機掀開與人類博弈的第一頁，“40年人機大戰的歷史”就在這一天徹底改寫了。
“別人都說你在卡耐基梅隆大學是個非常出色的學生，是嗎？”有人這樣問許峰雄。
“我也不知道，”他靦腆地笑了，“我們學校不分名次，學生也就是合格和不合格兩種。不過，我不是教授的好學生。因為我不喜歡按照教授的計劃走，總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此人中等個子，看上去溫文爾雅，年齡不算大，卻已早生華髮，一副深度眼鏡後面的那雙眼睛，有時候有些木然，心不在焉，但是突然間又會神采飛揚，把臉上的表情甚至全身都帶動起來。 1997年5月那次持續一周的“人機大戰”之後，“許峰雄”這個名字在全世界傳揚開，也為很多中國人知曉。但是昔日的同學和今日的同事並不叫他“許峰雄”，而是叫他“CB”——Crazy Bird，意思是“瘋狂鳥”。
“CB”的早期教育簡歷很簡單，但卻令人印象深刻。他出生在台灣，自幼“好新奇之事”，中學時期“奇思妙想層出不窮、天空海闊恣意馳騁”。在台灣大學讀書的時候成績優秀，但他給同學留下的印像是“思想異於常人”、“特立獨行”。 1982年他來到美國，進入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系，又是一個“不務正業”的學生。他所謂“不是老師的好學生”，包含瞭如下一個事件：有一天校園出現一個“黑客程序”，可以控制老師學生的計算機系統，還能把人家私下往來的電子郵件發佈到學校網站的電子佈告欄上，以至那些諸如“昨天我在洗手間撿到的連褲襪是誰的”之類的隱私也被公開。結果證明始作俑者正是“CB”，而他只不過是在“愚人節”裡開了一個玩笑。當今微軟公司負責全球科研的高級副總裁里克·雷斯特博士，就是這一事件的“受害者”之一。那時候雷斯特是這所大學裡的教授，而“CB”是計算機系一個尚未取得博士學位的學生。
不久以後發生的一件事情，再次證明此人所謂“特立獨行”不是誇張，他後來總是說，自己走上“人機博弈”的道路“完全是機緣”，也是在說這件事：
有位教授來找我，要我幫忙去完成一台能下國際象棋的電腦。我喜歡下棋，也喜歡電腦，還知道讓電腦學會下棋的努力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但直到那時為止，電腦還只是具有業餘級別的棋力。我喜歡做這件事，可是我不能同意教授的計劃。他們打算按照國際象棋的64個格子做出64塊芯片，所以那是一個很大的東西。我覺得這種做法很笨，對教授說：“現在的技術可以把這些東西裝進一個晶片，為什麼要做64塊？”教授堅持當時流行的觀點：如果加快電腦速度，必然增加電腦體積。我說“不一定”。結果我和教授發生了衝突。我說：“如果你做成一個芯片，我就參加。”教授很生氣，說我“根本就不想做。”
“CB”離開教授，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我非要做出一個來。”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導師孔祥重。導師支持他，但又說：“人家已經開始，你忽然另起爐灶，所以一定要做得很快。學校沒有時間等你。”
導師問他需要多長時間，一年還是三年？
他說：“6個月。”
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程。沒有人要求他去做這件事，那是他自己想要的。 “很多事情，你不做就不會理解其中艱難，一旦做起來，才能發現自己低估了困難的程度。
”他這樣說，“面對那麼一大堆問題，我有時候擔心自己也許要做10年。 ”旁人遇到這種情況，也許會退縮，至少要求導師給自己更多的時間，但他是“CB”——瘋狂的鳥，他不肯退縮。
每天從早到晚坐在電腦前。他要把36000個晶體放在一塊長6.8厘米寬6.7厘米的芯片上，每一條線路都要重新設計，這用掉了第一個月。然後把一點一線畫出來，有幾萬個點和幾萬條線，其中大部分依靠手工完成，這又用去了4個月。每天的工作時間越來越長，昏天黑地，不分晝夜，但最大的問題是“前途難測”。他一邊往那小小的芯片裡面塞進晶體和線路，一邊對自己說：“應該可以。應該可以。”
第六個月開始的時候，他把36000個晶體連同所有電路全都裝在芯片上了，再多一條線都加不進去。然後開始檢測，在發生錯誤的地方重新開始，這用去了他的最後一個月。 “6月限期”全用完了，他的芯片真的誕生了，不僅能夠正常工作，而且證明比那64個芯片組成的系統還要快10倍。
他把自己的第一個成就叫做“晶體測試”，它的樣子粗糙，甚至不是一台像樣的電腦，但是同學們都在為它驚訝不已，對說他：“你應該帶著它去參加國際象棋比賽。”他去了。在一場機器對機器的博弈中，“晶體測試”兩勝兩敗。那是“CB”第一次參加大師級別的比賽，時在1986年。
初試鋒芒，“CB”信心大增。他繼續在“晶體測試”上投入自己的激情和智慧。一年後，“晶體測試”參加北美冠軍賽，戰勝所有對手，成為冠軍。
“CB”現在狂熱地愛上了他的芯片，熱情與日俱增，似乎沒有止境。 “我想做一台更快的機器。”他對同學說。他已經計算出，如果能把電腦的速度提高1000倍，就能接近國際象棋世界冠軍的能力。
導師看出學生前途無量，給他5000美元，要他做出一台真正的電腦來，還為電腦取了個既浪漫又沉穩的名字，叫“深思”。
一年以後，“深思”誕生。 “CB”帶著它去參加比賽。這是他第一次帶領電腦與人腦下棋。 “深思”一往無前，進入決賽，可惜在關鍵一役中輸給一位特級大師，屈居亞軍。
“CB”把“深思”帶回家去，再接再厲。現在“深思”已經有了200塊芯片和兩個處理器，每秒鐘能分析70萬個棋位。半年以後，“深思”戰勝特級大師本特·拉爾森，聲名大噪。
“深思”如果是一個人，也有人類的七情六欲，那必是當之無愧的“國際大師”了。事情做到這個程度，“CB”已是全校聞名的傳奇人物。教授們開始對新來的學生津津樂道：“我們的機器是全世界第一個擊敗國際大師的電腦。”“什麼叫研究？這就叫研究。”
這一年“CB”畢業了，取得博士學位。國際商用機器公司正為推進它的“人機博弈”煞費苦心，聽說此事，當即認定此人的工作具有“世界級”的水平，甚至有可能擊敗世界冠軍。於是公司派人前來游說。說IBM將幫助他製成更大更快的計算機。這正是“CB”想要的，他和兩個夥伴進入IBM。這一年是1989年。
從“晶體測試”到“深思”，“CB”用了4年。現在他要開始新的歷程。新電腦改名叫“深藍”，其理論上的根據源自他的博士論文。那時候“CB”已經全美知名，因為《紐約時報》在頭版發表文章，說這是一場“電腦與人腦之間的戰爭”，弄得人們既興奮又緊張。
這場“戰爭”的結局現在人人都已知道，但是“總攻”發起之前的那一段時間仍然漫長。從“深思”到“深藍”，CB和他的“三人小組”用了8年，其間有過無數失敗、無數煩惱、無數驚喜、無數不眠夜，這一切外人至今還不知道。人們津津樂道事情的成敗，“深藍”的勝利和卡斯帕羅夫的失敗，成為那一周世界媒體的頭版新聞。美國的《時代周刊》、《紐約時報》，英國的《衛報》，還有新華社、美聯社、路透社、共同社，紛紛報導，連中國的《人民日報》這樣的嚴肅報紙也加入進來。 IBM甚至單獨為這場比賽申請了一個站點，每天有上千萬用戶訪問該站點，發表見解。 “這是一部像人的機器和一個像機器的人之間的決鬥”，印度人阿南德這樣評價“深藍”與卡斯帕羅夫的較量。卡斯帕羅夫說他“沒有想到電腦會如此像人一樣下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則名聲大振。他們為這次比賽投入1000萬美元，然後把70萬元的“勝利者獎金”發給了自己，又從股票價格上漲中收益2億美元。
但是“CB”並不在意這些，在他的記憶中，事情的起點才是最值得懷念的。 “一切都基於一個信念”。他這樣說，“信念會促使你持續不斷地努力。”
《紐約時報》當年的一篇評論說，IBM導演的這場“人機大戰”，是演給全球最大的軟件公司微軟看的，“'深藍'已經打敗了棋王卡斯帕羅夫，它能打敗比爾·蓋茨嗎?”
如今，“深藍”功成身退，它的一部分捐給了博物館，另一部分則存放在國際商用機器公司，作為資料，也作為紀念。 “深藍之父”許峰雄並沒有向比爾·蓋茨挑戰，他在2003年春天加盟微軟，來到比爾·蓋茨旗下。
張亞勤說，他是“很安靜、很堅韌”的科學家，腦子裡每時每刻都跳動著“各種各樣的想法”，一旦決定了主攻方向，他便會“執著地整合各種資源”。
沈向洋說：“他應該是所有中國學生的榜樣，當然，也是我的榜樣。”
他自己說：“當時我也沒有想到，這件事情一做就是12年。”有一次他還對朋友說起自
己為什麼到那麼大的年齡才結婚：“在戰勝卡斯帕羅夫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女人是怎麼回事。”
我終於找到了能讓自己心花怒放、精神振奮的東西。那一天我對自己說，大學的後三年再也不拿A以下的成績了。
——李開復
我們的研究對像有個共性，值得一提。那就是，幾乎每個人在學習期間都有一個發現自
己的過程。這過程包含了兩個內容：
1.先是發現了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2.然後才是發現了自己的能力所在。
一旦進入這種狀態，他們就會感受到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從心底湧出，那情形就像很多人說的，“開竅了”。這是一個突然爆發的時刻。沈向洋的“開竅”發生在大學三年級，張亞勤是在讀博士的時候，李開復也是在大學二年級。在此之前，是一個逐漸演化逐漸積累的過程，有點像火山噴發之前的沉寂。
下面是李開復“開竅”的經歷：
讀中學時，開復希望能成為一個律師。到了上大學的時候，他選擇了政治學和數學。他在以前從未想過其他選擇。他的父親是搞政治的，後來離開了政治的舞台在家裡寫書，也還是在研究政治。 “父親從沒有說過他希望我做什麼，但我覺得子承父業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對抗老師是他做的第一件具有政治和法律意味的事情。那時候他在台灣上小學，他的老師喜歡懲罰學生，最嚴重的懲罰是用竹尺打，稍微輕一些的就是罰款，常常把同學們的零用錢都罰光了。他回憶道：
班裡的同學都恨老師，都在心裡想著發洩不滿的情緒，這給了我一個機會去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我開始調動小聰明，偷偷計算老師罰款的數額：一天一天地加起來，結果驚訝地發現，老師從學生手裡拿走了很多錢，但班費卻沒有增加。於是我說服同學們相信老師在貪污，向校長檢舉。校長痛斥老師一頓，老師回來痛斥學生，說是“共產黨的行為”，還要追查檢舉者，但卻無從下手，因為我已經預先防備洩露身份，檢舉信是用左手寫的。
第一次向權力挑戰就大獲成功，這讓開復成了同學中的“明星”，也成為“正義的化身”。到美國之後讀中學，他開始喜歡法律，覺得自己可以做一個為社會主持公道的律師。
有一天老師要大家寫一篇作文，題目是：“誰是美國人面臨的最大的敵人？”中國的學校不會出這樣的題目，因為這類題目的答案是形形色色的，沒有一個標準的對與錯，老師就失去了評判的依據。但是開復在美國學校裡遇到的題目，大都是沒有標準答案的。老師可能說出一些參考書目，讓大家自己去看，等到看了一大堆書之後才發現，原來書裡並沒有現成答案，還是要寫出自己的想法。
“我當時看著老師的作文題，忽然豪氣大發，寫下自己的答案：《漠視——美國人面臨的最大的敵人》。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在作文裡寫道：越南戰爭給很多美國人帶來影響，抽煙喝酒，不看新聞，不看報紙，還吸毒，沒有一個很好的目標。人們在心理上“什麼都不在乎”。過去美國人只關心自己，這還是一種比較好的情形，因為這在客觀上對社會有好處。可是現在，美國人連自己都不關心了。這是最大的問題，比“貿易逆差”、“環境破壞”之類的問題還要壞。因為，這個國家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夠有效，就是因為人人都能受教育，都能關心社會。如果人們什麼都不在乎，民主制度就要完蛋了。”
那時候開復還只是個中學生，有這樣的思想不免讓周圍的人大感驚訝。他的《漠視》獲得優秀獎，也是那一年全洲最好的10篇論文之一。這似乎證明了他的政治天賦，連他自己也覺得很不一般。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時候選擇專業，他第一個就選了人文學院。 “那時候我認定自己是要當律師的，要么就是法學家。”
不料情形不像他想的那樣。他覺得上課提不起精神，成績也不好，最讓他沮喪的是，他感覺不到那股激情，甚至想把枯燥無味的課本扔到教授身上。有一個時期，橋牌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每天要打好幾個小時，有時候逃課，出去參加比賽。那一年他的橋牌成績比他大學的學習成績要好得多，曾在美國大學生比賽中獲得第一名，還得到過一個“世界亞軍”。 “中國人都知道楊曉燕是美籍華人中的橋牌高手，其實她總是輸給我們的。不過她很有風度，是很好的一個女性。”
他就這樣度過了大學一年級，學習成績很差，也不在乎，因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歡些什麼。但他明白這裡不是中學，政治也不再是寫信檢舉老師那麼簡單的事情。他在這個領域沒有什麼出眾之處，既沒有那種熾烈的熱愛，更沒有獻身的慾望，還很厭惡那些嫻熟的政治技巧。 “你走進這個世界，就不能再說實話。所以我到後來認定那不是一個好的事業。”於是他決定放棄政治學：“我並不為已經花費了一年的時間而懊悔。我認識到那不是我想從事的事業，我沒有在那裡用掉我的半生甚至畢生的時間，這是我的幸運。”
開復開始探求自己到底想要幹什麼，先去學習數學，但後來發現真正喜歡的是學校裡面那台電腦。他去聽了一個月的電腦課，就發現比老師懂得還要多了。那時候電腦還是打卡式的，很笨拙，但是對他來說卻有巨大的魅力。當他發現有一個計算機和可口可樂的機器連在一起、學生坐在教室也可以看到可樂機裡面有沒有可樂的時候，就覺得真是奇妙無窮。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人能預測計算機有著一個那麼輝煌的未來，人們說到科學的時候，都是說數學家、化學家、物理學家，沒有人說計算機科學家的，所以他也沒有覺得這是一個事業，“但是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喜歡它。所以我把數學也丟掉了，去學計算機。”
“我終於找到了能讓自己心花怒放、精神振奮的東西了。那一天我對自己說，大學的後三年再也不拿A以下的成績了。這是我作了那麼多愚蠢的決定、經過了許多嘗試之後的一個新
決定。當我投入到計算機課程中去的時候，我感覺周圍的一切都安靜下來，只有我的內心在說話。在我的記憶中，除了我的家人和朋友，似乎沒什麼人很注意地聽我說話。但現在情況不同了，當我開口說話的時候，我的老師和那些專家們都在仔細傾聽，這讓我非常驚訝，很受鼓舞，越發勤奮。每天16個小時用在學習上，而我根本感覺不到時間在流逝。有時候我想：“我準是瘋了！”但我的確感覺很快樂。 ”
從那時起，他果然沒有A以下的成績。大學畢業的時候，他是全校第一名。
回顧那幾年的學習生活，開復到現在都十分慶幸。作為一個計算機科學家，能讓億萬不同國籍、不同種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因為他的發明而改變了自己的生活，這給他的生命帶來意義。然而，他可不是在一個早上就踏到這條道路上來的，那是不斷幻想、追求、嘗試、改變自己的結果。
總是生活在別人的評價體系中，想想挺可悲的。
——凌小寧
凌小寧生在中國長在中國，有一段在國內讀中學讀大學的經歷。現在想想，那時的課程都不記得了，但是有一篇魯迅寫的文章，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魯迅在那篇文章裡寫了中國
民族的一些問題，大意是說，中國少有失敗的英雄、任性的反抗，少有單身鏖戰的武人，見勝兆紛紛聚集，見敗兆紛紛逃亡……小寧在美國生活多年，直到今天還能把這長長的一段背誦出來，而且時間越是久遠，他就越是感覺到魯迅的話真是有道理。
“這就是說，中國是一個'隨大溜'的民族。”小寧說，“我們從小受的是集體主義的教育，人人都有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都在追逐一個東西，都希望做一件事。”
出國多年以後，小寧回到中國，和中學時代的同學們相聚在一起，有人建議大家輪流講述當年的故事。於是，20多年前的往事一件一件鋪排開。
“我要講個凌小寧的故事。”有個同學說，接著就開始講起來。
那是1966年盛夏，文革正在高潮，政治的批判轟轟烈烈。這班初中一年級學生當時只有13歲。有一天，大批判的矛頭直指班主任易老師。幾個同學是組織者，站在講台上，全班50多個同學都坐在下面，小寧坐在最後排。易老師被押上來。她才20多歲，從北京大學畢業不久，來當老師，現在站在學生面前，垂首彎腰。有人用細鐵絲拴住一塊黑板，掛在她的脖子上，下面還吊著磚頭，在黑板上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代表”，還寫“大流氓，大破鞋”。一人高呼口號，要打倒她，大家都跟著，小寧卻在後面沉默。有個同學拿了一堆大蒜來，往老師臉上抹，還把老師的鞋脫下來，拿來打她的臉。就在這時，小寧似乎忍無可忍，他站起來，大聲說：“你們這樣做不對，老師對我們挺好的，你們為什麼這樣對老師？”一語出口，滿座又驚又怒。同學們斥責小寧，教室裡像炸鍋似的。小寧也不知道從哪裡來了一股怒氣，跳將起來，衝到前面，又把老師脖子上的黑板摘下來，摔到地上。老師一直默默忍受諸般凌辱，此時忽然哭了，淚流滿面。小寧看到老師的脖子被鐵絲勒出血痕，鮮血淌下來，似乎更氣，搶上一步，把那堆大蒜扔出很遠，又擋在老師身前。 “我也不知道我當時哭沒哭，”他後來回憶道，“也講不出什麼道理，只覺得他們太過分了！老師太可憐了！”教室裡吵得一塌糊塗，很多人說小寧“破壞文化大革命”。他說：“不管你們怎麼革命，不能這樣對待別人。”沒有人站起來幫他說話，他感覺寡不敵眾，轉身跑出教室，有幾個人跟他走了。批判會讓他這麼一鬧，不了了之。
當年主持批判會的那個同學，現在和小寧重逢。大家都是快50歲的人了，往事依然歷歷在目。 “我那天特別恨你，”他對小寧說，“我心想，這傢伙平時不聲不響，關鍵時候跳出來反對我們。後來我再想想，真是很佩服你：做人就要這樣做，不應該欺負弱小的人，要幫助弱小的人。其實從那天以後，我一直在學你。”
這是30多年以後的真情流露，在當時可不是這樣。那一年大批判的熱潮又持續了幾個月，小寧覺得實在不能忍受，不再去學校。他回到家裡，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做半導體收音機、搞化學實驗、做火箭、做天文望遠鏡和顯微鏡。做這些東西要買零件、買工具，要花很多錢，而媽媽給他的零花錢總是不夠。有一天他在一家汽車修理廠的垃圾堆裡發現很多廢棄的銅絲，大喜過望。他每天到那個垃圾堆上去，把那些銅絲扒出來，拿到廢品收購站去賣，把幾角幾分攢起來，湊足一筆錢，就跑到商店去買回一個無線電零件。他沉浸在自己的發明世界裡，絲毫沒有感覺到“撿垃圾”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有一天，他正在垃圾堆裡扒著，鄰家孩子看到了，嘲笑道：“你怎麼在幹這個，真不像話，給你家裡丟臉，也給你自己丟臉。”小寧一點不臉紅，還是不停地撿，心裡想：“我又沒偷沒搶。我只是想把自己喜歡的東西做出來。”
很多年後，有人和小寧談到這些往事。他說：
做人做事，道理是一樣的。你不應該總是跟著別人走，也沒有必要看別人怎麼評價你。做你自己！你就會發現心裡有一塊地方是真正屬於你自己的。激情一定就在那個地方。認識到自己的激情所在，不要壓抑它，把它開發出來，你可以看到，你的價值就在這裡。
小寧是在32歲那年到美國求學的。他發現美國人的文化是強調個人價值，強調與眾不同，這一切似乎格外符合他的本性。一個人怎麼樣才算有價值？美國人的理念和中國人是不一樣的。他們不是人人都希望做科學家，都希望做大人物，不認為一定要很有學問，一定要掙很多錢。他們更在乎自己是不是快樂。只要自己高興，做一個飯店服務員、做一個普通的售貨員，都很有滿足感，不會因此就覺得比別人矮一頭。
兒子的童年和他不同，都是生在美國長在美國。有一天他問小兒子：“你長大想幹什麼？”
兒子說：“我不知道。”
“你想不想當總統？”
“不想。”
“為什麼？”
“那個人太累。”
這細節讓小寧經久難忘，因為他從這裡看出，美國的孩子想的都不一樣，而美國的父母一定是尊重孩子想法的。
然後，小寧又講了一個故事。這件事他對很多中國的朋友說起過：
我在微軟公司有個同事，他非常優秀，是個很出色的計算機科學家，而他的哥哥是個乞丐，真正的乞丐，整天在外面流浪，依靠別人的救濟和施捨生活。
有一天我對他講起中國孩子的成功觀念，他就給我講了他哥哥的故事，講的時候臉上沒
有任何尷尬的或者不光彩的表情。看得出來，他不會覺得有這樣一個哥哥是一件丟臉的事情。他承認他哥哥生活得非常開心，“可以想上哪兒就上哪兒，想幹什麼就乾什麼。沒有任何壓力，也不對任何人負責。所以他認為自己才是真正自由自在的人。”
“那麼，你父親呢？”我知道他的父親是個律師，很體面，也很有錢。於是問：“你父親怎麼看待你們兄弟倆？”
他告訴我，父親一點也不干涉大兒子的選擇，從來不會罵這個大兒子不爭氣，從來不會說“看看你弟弟多有出息，就你不爭氣”這樣的話。
有一次大兒子回家，父親看他的衣服實在太破，於是給他200塊錢讓他去買新衣服。兒子問：“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可以自己選擇買什麼樣的衣服？”
“當然。”父親回答，“你可以買一件200塊錢的衣服，也可以買很多便宜的衣服。”
結果這兒子買了一件200塊的衣服穿上了。父親看了就說“很好”，並沒有說：“你這麼窮還不知道節儉。”
這是典型的美國家庭，是一種美國式的價值取向。父親不一定會同意大兒子的價值觀念，事實上美國的主流社會也不認為不勞而獲、做乞丐是一件好事。但問題不在這裡，而在於，他們的價值觀念讓他們尊重、理解和接受別人的選擇。即使是父親對兒子也是這樣。美國人認為，每個孩子都應當有自己的想法，走自己的路。這件事情要是發生在中國，你可以想像父母會怎麼顏面無光，會怎麼斥責這個兒子，恐怕不僅僅會說“你看看你弟弟，再看看你”之類的話，而且可能還會採取一些措施，比如給他些錢要他做生意，然後他還不好好做，把錢給花光了，然後父母就傷心欲絕，覺得生了這個不爭氣的兒子真是造孽。
是要求孩子做父母喜歡的事情？還是讓孩子做他們自己喜歡的事情？中國的家庭在不知不覺中傾向於前者，而美國的家庭肯定是後者。這是一個文化上的差異。美國人的理念都是比較發散的，對他們來說，自由是最有價值的，自己快樂不快樂是第一位的。美國就是這樣的“自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覺，只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在美國的大學裡，大部分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是外國人，實際上不少美國人都不上大學，不是不能上，而是他們不想上。他們覺得不上大學也沒有什麼不好。
所以說，美國人更體現多樣化的個人價值，而中國人更喜歡統一，大家追求同一個東西，用一個共同的社會價值標準來衡量成敗。中國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受關愛的孩子，他們生活在一個幸運的殿堂裡，但卻過著最不幸的生活，就是因為他們都在做別人要他們做的事，拼死拼活，想方設法考上好大學，整天被壓制在這種沉悶的氣氛中，個性都沒有了，明知道這樣不好，卻擺脫不開。談到這些，小寧的情緒似乎特別激動：
我們中國人總在討論怎樣讓孩子成功，其實還有更大的問題，我們的成功標準本來就有問題。過去我們並不認為這有問題。現在大家之所以感到苦惱，是因為我們的國家開放了。世界的潮流在向前走。東方社會的價值取向和西方社會的價值取向本來是不一樣的，你很難說這個一定好那個一定不好，但現在全球化的浪潮就讓這兩種文化碰撞起來了，中國人出去了，外國人進來了，你怎麼迎接這種碰撞呢？
按理說中國已經變得很多元化了。經濟上非常多元化，文化上也非常多元化，甚至人們的價值取向也多樣化了，社會觀點也有很多變化。但是教育體係並沒有跟上這個變化，教育的標準還是一元化的，就像大家說的，千軍萬馬從四面八方湧過來，爭過一座獨木橋。爭著做同一件事情，不管他自己是不是喜歡。
總是生活在別人的評價體系中，想想挺可悲的。比如一個女孩子長到5歲6歲，母親就一定要教她彈鋼琴，因為一個女孩子到了那個年齡，要是不會彈鋼琴，人家都會看不起你，所以非學不可。這就成了不是自己想怎麼做，而是別人怎麼看我。還是應了魯迅說的那句話，大家都爭著往一個方向去，很少有人去做一件和大家不一樣的事情。
大家都說，美國小孩不像中國小孩那麼努力，不像中國小孩那麼能吃苦，其實沒有那麼簡單。他們是在體現一種多元化，讓每個小孩最好地表現他自己，最大限度發展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興趣，實現他自己的目標，而不是讓每個小孩都來達到同一個標準。比如很多美國小孩的數理化很差，那是因為他本來就不喜歡數理化，他喜歡別的東西。
其實所謂“優秀”，不是說你一定要得到“第一”、“第二”，而是你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你的潛力。這是小寧在美國讀書時最深的感受，現在他也總是對自己的兩個兒子說：
“你不需要成為'最好的'，只要成為'最好的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