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歷史並非英雄創造的
在托爾斯泰的中，登場人足有五百五十九人。把這一龐大的人物群，寫出每個人的特色並加以戲劇化，托爾斯泰的天才力量是任何人都不能不為之折服的。他的想像力、構成力，婉轉曲折而細微的心理刻畫，他的獨具特色的歷史觀……的確應說是大文豪的最高傑作。
這部長篇小說，是從一八○五年七月彼得堡一次豪華晚會的場面開始的。它描寫了從這年起俄羅斯與奧地利聯軍對拿破崙開始的戰爭，直到七年後以拿破崙的軍隊入侵俄羅斯為高潮的這一段激蕩的時代，它的終幕一直寫到一八二○年冬天。寫了奧斯特里茨與鮑羅金諾的兩大戰役，莫斯科的大火，拿破崙的敗退等等歷史上的巨大事件，以巨大的場面，描敘了歐洲近代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時代。
對這樣的"大狀況"，配以"小狀況"即以保爾康斯基、羅斯托夫、別竺豪夫三個家族為中心的種種人物群像。圍繞著"戰爭意味著什麼"、"和平又意味著什麼"以及"人生"、"死"、"愛"等等根本問題，形成了空前壯大的人間劇。
托爾斯泰三十六歲時開始寫這部小說，最初似乎企圖寫一部以一八五六年由流放地被赦免歸來的十二月黨人的活動為主題的小說，但是，這樣一來，就必須上溯到前一時期俄國歷史上的巨大事件——對拿破崙的戰爭。俄國的亡命詩人梅列日克夫斯基在提到普希金所說的："他給俄羅斯民族揭示了偉大的天命"這句話的同時，認為"彼得大帝所給予的衝擊，使俄羅斯的肉體覺醒，而拿破崙所給予的衝擊，使俄羅斯的靈魂覺醒"（《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列日克夫斯基著，植野修司譯，雄渾社版）。拿破崙給俄國的衝擊的確是意義深遠的，它使俄國人的民族覺醒迅速得到高漲。這一事實，正如梅列日克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樣，可以從代表俄國的兩大文豪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各在其主要著作、中均寫了拿破崙一事，得到印證。
那麼，和拿破崙在歷史上的存在相比較，出現在中的拿破崙的形象又是多麼寒傖、多麼單調甚而至於藐小啊（以下引文均摘自中村白葉譯，收於《托爾斯泰全集》，河出書房新社版）。
在奧斯托爾利茲戰役中負傷的安德烈·保爾康斯基公爵偶然與巡察中的拿破崙相遇，拿破崙雖是敵人，但卻是安德烈十分崇敬的英雄。
"啊啊，死得光榮。拿破崙看著保爾康斯基說道。安德烈公爵意識到這是在說自己，同時也知道說這話的人是拿破崙。……但是他用聽蒼蠅嗡嗡叫的心情在聽這話。……他雖然知道那是拿破崙——他所崇拜的英雄，但是，這時和在他那頭上飄浮著雲彩的高邈的蒼穹與他靈魂之間所正在產生的東西相比，使他覺得拿破崙簡直是太藐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第一卷第三編）。
其他，如鮑羅金諾會戰的場面，或法軍從莫斯科敗退的場面，其中所刻畫的拿破崙，與俄國的民族英雄庫圖索夫將軍相比，往往被描繪得單調、卑猥，帶有可笑的味道。當然，也可以認為"偉人"中也往往隱藏著"凡人"，但中所描繪的拿破崙的形象，卻未免過於寒傖了。
讓我們看看與托爾斯泰筆下的拿破崙形象形成對照的、另一個大文學家是怎樣評價拿破崙的。在歌德與愛克曼的談話中，他是這樣說明他對拿破崙的印象的：
"——拿破崙是個了不起的人，總是那樣富於悟性，那樣頭腦明晰而富於決斷力。""他的一生走著的是，從一次戰爭接一次戰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半神式的道路，可以準確地說，他始終處於開悟的狀態之中。正因為是這樣，才形成他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輝煌的命運"（《與歌德的談話》，愛克曼著，山下肇譯，岩波文庫版）。
究竟哪個是拿破崙形象的真實相貌？是托爾斯泰的？還是歌德的？ ——關於這點，這裡不准備多說，只想指出以下兩點：
第一，在身負重傷的安德烈眼中，拿破崙形象之所以很快就黯然失色，是安德烈假託在拿破崙身上的世俗的價值——也就是說，那些權勢、財富、名譽、地位等等，在生死這一根本前提面前，說明它會多麼脆弱地崩潰下去。
按佛教的教義，一切外部世界的現像都與內部世界具有不可分的關係，都是內部世界的顯現。從而，我們不應忘記：
在中登場的拿破崙形象，也是托爾斯泰或者安德烈公爵在"自己心靈"中把它接受下來，並把它加以映現出來的拿破崙形象。
第二，即使如此也還有一個問題：為什麼托爾斯泰如此執拗地把拿破崙加以卑猥化呢？這使人不能不感覺到托爾斯泰獨特的歷史觀起著強烈的作用。這就是指他那看事物的透徹眼力：歷史不是由卓越的領袖個人創造的。
拿破崙就是由於托爾斯泰的這種透徹的洞察力，在悠久的宇宙和歷史的激流當中，在無法逃避的生死的大事上，以及在民眾的創造力面前，只能接受如此這般的評價。
導致最後勝利的根本條件
在開始鮑羅金諾戰役的前夕，安德烈公爵向前來陣地訪問的好友彼埃爾講了戰爭中最重要的東西。他說：
"兩個步兵總要強過一個步兵，但是，實際作起戰來，有時一個營會強過一個師，有時還會弱過一個連。這點就是不同。……戰爭的勝利，過去就不決定於陣地、裝備、兵員，恐怕將來也是如此的。……決定它的嘛，是我，是他，是這些人……還有，每一個士兵的情感。"
"戰爭嘛，只有那下定決心，一定要取得勝利的人，才會勝利。為什麼我們在奧斯特里茨吃了敗仗，敵我雙方的損失是不相上下的，可是，我們卻過早地認為我們是輸家，於是我們就真的輸了"（第三卷第二編）。
"情感"、"下定決心，一定要取得勝利的人，才會勝利。"——這絕不是太平洋戰爭中表現在日本軍部身上的那種無謀的、非理性的精神主義。在任何戰爭中，決定最終勝利的根本條件，在於它的全體成員是否具有為某種目的、團結一心這樣一種堅韌不拔的精神。像聽到一群水鳥的飛翔聲就逃跑的平家軍①那種樣子，從一開始一盤散沙、驚恐萬狀，是根本不可能取得戰爭勝利的。
①在"源平之爭"中，一次，平家軍與源氏軍會戰（富士川之戰）時，由於平家軍將兵都十分怯懦，夜聞一群水鳥驚飛的聲音，便以為敵軍襲來，驚恐敗走。成為歷史上有名笑柄。
這是我從一個年輕朋友那裡聽來的故事，現在某橄欖球日本代表隊的教練曾講過如下的一件事：
——有一次，在日本代表隊看來，實力多少有些差距的國外一個學生隊前來日本訪問，規定的四場比賽，最後一場，決定由日本代表隊上場。從第一場的戰績看，對方並不很強，這樣，就產生了疏忽大意。而那個學生隊卻是把全力傾注到和日本代表隊的比賽上的。果然，日本代表隊一敗塗地。取得勝利的學生隊回到更衣室後，爆發了一片勝利的歡騰。這樣，日本代表隊的教練進行了反省：假如是我們勝利了，我們能夠那樣歡騰嗎？也就是說，在爭取必勝的執著與信心上，不是已經存在著差距了嗎？
士氣——也就是說能否在中心者的率領下緊密團結從事某項工作，這對於決定勝負屬於誰，起著如此微妙的決定性的作用。
在鮑羅金諾之役中，這點也是非常富於教訓的。這次戰役，雙方都未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但從戰鬥本身來說，顯然法軍處於優勢。但是，庫圖索夫是絕對不肯承認失敗的。
"只有他一個人，公然說·鮑·羅·金·諾·戰·役·是·勝·利·的，無論是口頭上也好，在報告或建議書上也好，他到死都這樣主張著"（第四卷第四編）。
實際上，庫圖索夫的作戰本身也是如此的。在鮑羅金諾之役看來已經接近尾聲的時候，一份不妙的戰況報告送到庫圖索夫手裡。但是被敵人評價為"那個慢性子的庫圖索夫、以忍耐與時間決定一切為信條，果斷敢為之敵"（同前書）的他，唯獨此時一步也未退讓。他朝著洩氣的部下大喝，命令副官說：
"去向各戰線傳達我的命令，明天由我們發動攻擊"（第三卷第二編）。
而其結果——
"依靠一般稱為士氣、構成戰爭中樞神經的一種氣氛在整個軍中維繫起來的連鎖——依靠這種很難說明其性質的神秘連鎖，使得庫圖索夫的話和他對次日作戰發出的那道命令，一起傳遍了全軍"（同前書）。
這位"將軍"的決心，使疲勞已極、心理動搖的將兵們振奮起來，這樣打開了戰場上的膠著局面。平時儘管他幾乎讓人看成是優柔寡斷的慎重論者，但到了這一要見真功夫的時刻，這位堅持必須打贏、不想後退一步的庫圖索夫，才可以說是真正的名將。有的人認為一八○○年後俄國的將軍中再也沒有人能像庫圖索夫那樣受人們的尊敬了，看來是很有道理的。
對此，拿破崙又如何呢？法軍又如何呢？
"儘管拿破崙已接到報告說佔領了突角堡，但他已覺察到這次戰爭和過去所有的戰爭都有某種不同、或完全的不同。而且他也覺察到那些具有戰爭豐富經驗的周圍的人，也具有和自己所體會到的相同感覺。……拿破崙根據他的長期戰爭經驗，他深深懂得，長達八小時傾注全力，仍不能使勝利歸於攻擊軍之手的戰鬥，意味著什麼。他深深懂得，這次戰爭幾乎等於失敗，在現在這樣戰鬥達於極度緊張的情況下，一個極微小的偶然也能導致他和他的軍隊的滅亡。"（第三卷第二編）
雖說不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但法軍的戰鬥仍保持著優勢。儘管如此，拿破崙和他的麾下，在他們必勝的決心上已出現了陰影。可以毫不誇張說，就在這樣一個關鍵的時刻，注定了法軍的失敗。 "我們一定要在決戰上勝利！"——由於蘊藏在民眾內心深處的一種情感的力量，俄羅斯軍終於打退了拿破崙的軍隊。
決定勝敗的是什麼呢？ ——托爾斯泰對這一命題，通過他筆下的描繪，給予了這樣一個回答：那種看似簡單，其實是非常微妙而又博大的"人的執拗的力量"，是何等的重要。
提到這種執拗的力量，總使我想起丘吉爾的軼事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本土連續遭到納粹德國的空襲。當時，幾乎使人認為倫敦可能因此而瀕於毀滅。但是，據傳說，當時的首相丘吉爾卻悠悠地在大火中指揮著交叉地放氣球。
許多倫敦市民，看到他那從容不迫的身影，終於放下心來。
丘吉爾的"絕不能輸給希特勒那種邪惡的狂信主義和破壞主義"，這種泰然的、毫不退縮的信念，給那些嚇得不安和絕望的人們以多大的鼓舞啊。執著的一念，它所起的作用和力量之大，真是無法估量。
"為將者"的條件
俄羅斯軍的總司令官庫圖索夫將軍，是個非常具有魅力的人物。他風彩不揚，而且在鮑羅金諾戰役時，拿破崙正值四十三歲的壯年，而庫圖索夫已是六十七歲的高齡。有許多批評說他既不乘馬，又在會議席上經常打瞌睡。在皇帝面前他也不是個十分得寵的人物。
這樣的一個庫圖索夫，所以被選為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戰的總司令官，其理由全在於他的聲望。因為在"愚魯而又聰明"的民眾眼裡，銳敏地看出了在此事關國家存亡的巨大危機之際，堪為國家柱石的人，除了這個身經百戰的老將軍之外別無他人。
那麼，他的聲望又從何而來呢？托爾斯泰認為是由於庫圖索夫"是個地地道道的俄國人"。的確也是如此，所以才在純粹俄國式的對拿破崙戰爭這一決定命運的事件中，庫圖索夫得以發揮他的領導才能。
同時，我覺得值得注意的是，庫圖索夫對俄國的愛，和他對人的愛、他的人類愛這類普遍的感性，毫不矛盾，而是直接相通的。托爾斯泰並不把庫圖索夫當作英雄對待，而是將他作為有人情味的一位老將軍，懷著共鳴的心情來刻畫他的。還應該注意，他的這種人情味，是與普遍的價值聯繫在一起。因為庫圖索夫執著的一念的底層是追求"和平"而不是"戰爭"。我覺得這可以說，正是這種"大乘的立場"，是使得庫圖索夫成為一員真正的武將的原因。
托爾斯泰寫道：
"他（指庫圖索夫——引用者）的行動——毫無例外的全部行動，都指向三項同歸於一的目的。一、全力貫注於與法軍對陣上；二、一定要打敗法軍；三、盡可能減輕人民和軍隊的災難，同時將敵人逐往國外"（第四卷第四編）。
這裡，我希望提請注意的是，它明顯地表明了為擺脫落到頭上災難的堅定意志，而絲毫看不到以任何名義來鼓吹戰爭的狂熱。而且庫圖索夫在極端錯綜複雜的情勢下始終貫徹他的意志。托爾斯泰曾敘述感想說："歷史上的人物所懷抱的目的，從來沒有人能像十二月戰役（對拿破崙的戰役——引用者）中庫圖索夫那樣為實現其目的傾注了全部精力並獲得完全的成功。在歷史上要找到他這樣的範例是十分困難的"（同前書）。
庫圖索夫的意志力量、自製力量，恐怕是只有他那種立足於和平的"大乘立場"上的執著之念，才有可能做到。
在給予敗退的法軍以毀滅性的打擊之後，庫圖索夫在疲憊的自家兵士和俘虜的法軍面前，做了一場不同尋常的訓話：
他開頭說了一句一般的"感謝大家"之類的話，然後接著說下去時，他的聲音與表情，便離開了作為一個總司令官所具有的特徵，而一變為一個平凡的老人的聲音與表情了。
"但是，諸位的苦，我也是充分了解的，不過，有什麼辦法呢！再忍耐一下吧，不會很久啦。等我們送走了客人，那時就可以痛痛快快地休息啦。諸位的辛苦，皇帝陛下也不會忘記的。諸位是苦，不過這還是在自己的國家裡嘛。可是他們——大家看看吧，他們成了什麼樣子。他指著俘虜說。
不是比最慘的叫花子還要糟糕嗎？當他們還有強大力量的時候，我們豁出性命和他們幹，可現在我們能做到憐憫他們啦。
因為他們也是人嘛，是這樣吧，諸位！ "他環視了一下周圍，他覺察出在那無數雙注視著自己的、帶著驚訝和恭敬的、執拗的眼神中，對自己所說的話的共鳴。
在他臉上，刻印著皺紋的眼角和唇邊泛出老年人的柔和的微笑，表情越髮變得開朗了。他稍微停頓了一下，好像不知說什麼才好似地垂下了頭。然後說：
"不過，儘管這麼說，我倒是想說：有誰請這些傢伙來了呢？這是他們自做的孽呀，混極啦……"（同前書）。
摘引得稍長了一點，不過，這段描寫生動地刻畫了庫圖索夫為人的面目，也是最動人的場景之一。這裡邊洋溢著與狹隘的民族主義全不相干的、基於對人的愛的人道主義的普遍性。褊狹的民族主義，固然能夠煽動仇恨，將民族引向一時的狂熱，但絕不會長久繼續下去。這種庫圖索夫的人道主義精神，迳直地叩動了士兵們的心弦。
托爾斯泰寫道：
"對敵人的憐憫與自己對正義的意識——這個與老人相應的、溫和的嘲罵所表現出來的意識，成為取得偉大勝利的將士們整體的感情，與之相同的感情，也充溢在士兵們的心裡，然後爆發了一片歡呼聲，久久沒有停息"（同前書）。
我第四次訪問蘇聯是在一九八七年五月。這次，我得到了參觀莫斯科市內鮑羅金諾全景展覽館的機會。這座紀念館和旁邊的凱旋門合在一起，是為紀念打敗拿破崙莫斯科遠征的俄羅斯民眾勝利的歷史而興建的。
在紀念館內，四周展示了再現鮑羅金諾戰斗場面的全景畫。它高十五米，長一百一十五米，十分壯觀。戰鬥從一八一二年九月七日拂曉開始，持續到傍晚，長達十五個小時。全景館所描繪的，是其中戰鬥最激烈的十二點三十分的場景。戰鬥的舞台正是俄國陽光普照、金色的秋季。碧空如洗，在一直伸向遠方的綠色原野上，點綴著一片一片的樹林，車輪草也依稀可見。清冽的河水從這片原野上流過。就在這寧靜的大自然當中，兩軍總加起來，共有二十多萬人所進行的戰鬥，以壯闊繪卷的形式，使用繪畫和模型，精細地再現了出來。
我環視著一個場面接連一個場面的全景展覽，在我的記憶深處喚醒了托爾斯泰的這部名著，使我不禁深深感到：蘇聯人之所以將像徵著對拿破崙戰爭的鮑羅金諾戰役，以如此巨大的紀念性建築物保留下來，在它的背景當中，不只限於因為它是俄國歷史上一次劃時代的事件，而且很可能是因為看出了托爾斯泰通過庫圖索夫所表現出來的、與人類史相通的普遍價值，並引以為驕傲的緣故吧。
"時運"的力量
如前所述，在中到處展現了托爾斯泰獨自的歷史觀。如果把它用一句話概括起來說，和一種宿命觀很近似。不管是怎樣偉大的人物，怎樣的英雄，將自己作為創造歷史的主人，都不過是一種傲慢的自以為是而已。他們一生所為，表面看來雖似完成了某一事業，其實，和弄猴人所豢養的猴子相似，可以說不過是受某種力量的擺佈而已。
"帝王的心，在神的掌中。帝王是歷史的奴隸。
歷史，也就是人類的無意識的，社會的、集團的生活，它總是將帝王生活的每一瞬間，作為自己的道具加以利用的"（第三卷第一編）。
這就是托爾斯泰一貫的歷史觀。因此，他對於鮑羅金諾的戰役，嚴正地下瞭如下的斷語：
"對於鮑羅金諾戰役，挑起的一方及應戰一方——拿破崙和庫圖索夫，都是不自由地、而且是無目的地在行動著。然而，後來的歷史家們卻巧妙地編造出一種理論來證明兩位指揮官的天才與先見之明，把它套在過去的事實上。其實，這兩位指揮官，在這次具有世界意義的事件中，在所有的道具當中，不過是最不自由的、奴隸般的傀儡而已"（第三卷第二編）。
這真是一種極其嚴峻的論斷。和歷史的前進過程，即時運的巨大力量相比，拿破崙，甚至是庫圖索夫，都不過是如芥子一般渺小的提線木偶。在這種巨大的力量面前，拿破崙自不量力地想要用自己的意志來推動歷史，結果被歷史壓垮。
與之相比，以"再也沒有比忍耐與時間更強有力"為信條的庫圖索夫，他理解巨大歷史的洪流，具有應退則退，極力忍耐以待時而動的敬虔精神。就在這一點上，將他們兩人截然劃分開來。
這樣的歷史觀，按照始終追求自己成為創造歷史主角之夢的近代人的感覺說來，也許不大能為人所接受。這其中所蘊含著宿命論式的真諦的韻味，會直接形成對暴虐權力的利敵行為，而且事實上，它也的確引起過列寧的激烈反駁。但是，托爾斯泰肯定會立即安祥地答复說：這是由於沒有正確理解"歷史上最富於教訓意義的現象之一"的對拿破崙戰爭的意義。托爾斯泰這樣寫道：
"現在，我們明白了一八一二年法軍全滅的原因所在。
……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預見及此（像今天這樣認識清楚）。也就是說，沒有一個人能預見到一個由最卓越的司令官率領的世界上少見的八十萬大軍，和只有它一半力量的、而且是由無經驗的司令官所率領的無經驗的俄國軍隊相衝突，而只會落得這樣一個完全失敗的結局"（同前書）。
這的確可以說是，對於只想將歷史的洪流放在人智的測量線上的、某種歷史主義、進步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痛切的反證。所謂時運，決不是那樣簡單的、輕易的東西。如果對於難以抗拒的時間洪流，缺少靜聽的謙虛態度，如果對歷史採取輕蔑的態度，那麼歷史的巨大激流就會立刻把他吞噬掉，就如同雖然進入莫斯科但卻為廣漠的俄國土地和"冬將軍"搞得手足無措的、一八一二年的拿破崙一樣。 ……
這大概是近代人所必須理會之點吧。無限制的自由會招來無限制的專制這種反命題，在柏拉圖的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是赤裸裸地描寫過的。在尋求自由的過程中不知不覺之間，落入某種束縛之中，這是人的常態。正如許多歷史事例所說明的那樣，這其間存在著自由本身的悖理，是歷史中看似不合理而實際卻是合理的真實。
我的恩師戶田先生經常拿一些歷史小說來作為討論的材料。我記得他有一次曾流露過這樣的意見："分析一下波瀾起伏的歷史事件，十之七是由宿命決定的。"對於歷史，當然不應使用"假如……"，不過，將這種"假如……"放進歷史去看，那麼不能不使人產生對歷史的進程會有很大不同的感覺。
這種事還不只限於某一事件上，比如"鮑羅金諾地帶"本身也會受這種宿命的支配。在那次戰役後過了一百三十年左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一地帶又成為德蘇激戰之地，重複了同樣的悲劇。看來，這正和人也有宿命相似，國土也會有"宿業"的。人類也會背負著某種命運吧。如果順著這條命運之路走下去，就會重複幾多的災禍。這是必須加以避免的。
總之，人雖然想用自身的力量完成某件事，但為眼睛所無法看見的大的潮流、或為時間的洪流這些繩索繫著的情況是多得無法想像的。所以對這種巨大力量抱著敬虔和謙虛的態度，是十分重要的。人們說"現代是忘掉祈禱的時代"，看來，托爾斯泰多少帶有激進的歷史觀，它本身足可以作為勸誡現代人傲慢心態的"當頭一棒"的吧。
面臨"死"時展開的境界
如所周知，托爾斯泰在寫完了和這些世界文學史上輝煌的名著之後，他的精神世界逢著了深刻的危機。儘管他過著幸福的結婚生活，作為小說家贏得了全世界的聲譽，而且獲得極大的收入，但他卻為人生真正目的感到不安和苦惱，在他身上出現了有名的"改宗"。
這樣，晚年的托爾斯泰，就連、這樣的傑作的價值也加以否定，其是非姑且不論，一種類似中所表現出來的精神世界的激烈振幅，是只有這位精神界的巨人才可能做到的。這裡隱現著托爾斯泰不肯安於那種卑微的平穩生活的、強烈的生命力。
在中，有一部分預示著他的"改宗"，那就是在奧斯特里茨之戰中負傷的安德烈公爵仰望蒼穹的場面。
"在他的上邊是高高的蒼穹，雖然不是明淨如洗，但仍然在那高不可測的天空上除了靜靜飄浮著的灰色雲朵之外，更無其他纖塵。該多麼寧靜，多麼平穩和壯嚴啊！和我剛才的奔跑大不一樣。安德烈公爵想道。和我們剛才的狂奔、叫喊、搏鬥，全然不同。和剛才那些法國兵和砲兵們，像似互相生氣似的，帶著驚恐的表情，爭奪著洗桿的光景，也不同啊。——這個飄浮在高高的、無限的天空的浮雲，該多麼不同。我為什麼一直沒有去看天空呢？可我該多麼幸運啊，居然看到了天空！對啦，除了這個無限的天空以外，一切都是虛無的，一切都是虛幻的。除了這天空以外，是什麼也沒有的。什麼也沒有的。不過，就連這個也沒有，什麼也沒有，除了靜寂和平安以外。真值得感謝呀！……"（第一卷第三編）
在置身戰鬥當中的時候，瘋狂地進行互相殘殺、互相傷害，可是由於某種偶然，一旦頭腦清醒下來，便立刻為這些勾當感到厭惡和罪惡，——這種經驗是經常可以聽到的。
佛教史上著名的阿育王，正像經典上所記載的"王因行暴惡，故稱殘暴阿育王"那樣，據說當初他是暴虐到極點的。
但是，他後來對戰亂頻仍、反复殺戮的淒慘景象產生厭惡，有一次，他翻然悔悟，於是奉行以"法"為根本的政治。無疑阿育王的心裡也產生了類似安德烈仰望"無限大空"的"某種東西"。而這種足以從根底動搖人生觀的衝擊，恐怕正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正視的"生死"這一嚴肅的事實吧。
話雖如此，安德烈公爵雖看了"無限的大空"，但那隻是"境界革命"的預兆，離確實的反應還很遠。安德烈在後來的鮑羅金諾戰役中又負重傷，終於死去。即使通過他臨終時刻的苦悶，他的"暗黑"也未能轉為"光明"。
托爾斯泰在所謂的"改宗"以後，將安德烈臨終痛感苦惱的"生死"問題，以極大熱情之筆加以刻畫的，是《伊凡·伊里奇之死》。
伊凡·伊里奇是個裁判官，有妻子和兩個孩子。他過著極單純和平凡的生活。一次，由於意外的事故，得了不治之症。通過他和死之恐怖長期的淒愴悲壯的搏鬥，只在臨終前的兩小時中，他才在"黑暗"的前方發現了"光明"。
"不是死而是光明。
"啊啊，是它！他突喊出了這句話。多麼讓人高興啊！"對他來說，所有這一切，都是一瞬間發生的。這一瞬間的意義再也不會改變了。但是，對於在他身旁的人說來，他臨終的痛苦還要繼續兩個小時。在他胸中發出一種咯咯的響聲，他的極度衰弱的肉體，哆哆嗦嗦地抖動著。然後喘息聲和嘶啞的呼吸聲，逐漸變得微弱了。
"哦，完啦！不知是誰在他身前說道。
"他聽到了這句話，在心裡加以重複著。（死就是完啦）他對自己說。（再也不會有死啦）"（《托爾斯泰全集第九卷》，中村白葉譯，河出書房新社版）。
這裡，和安德烈公爵的情況不同，刻畫了從"黑暗"向"光明"的戲劇性的轉變，真可以說是真切動人之筆。我深深感到從這裡可以看到在"改宗"以後的、顯示思想更加深化了的、這位文豪心靈的閃光。
總而言之，正像佛法中所解說的"生老病死"或"生死"那樣，有"生"必定有"死"。把這一任何人都動搖不了的、避免不了的事實，做為根本前提，我們的境界才會無限地、廣闊地、博大而深邃地開展下去。
"劍的英雄"和"精神的英雄"
眾所周知，俄羅斯文學具有很強的說教色彩。俄國的社會在其歷史發展途中，缺少西歐各國那樣形成市民階級的機會。因此，可以說，以那樣的社會為基礎的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為文學而文學的"……至上主義"的傾向，和俄羅斯文學是關係不大的。不管表面看是怎樣享樂的、或虛無傾向的文學，在它的"深層"部分，都未能脫離與"人應如何生活"這一必然的主題相通的說教性的根本傾向。
在托爾斯泰的文學創作中，可以說最強烈地滲透著這種傾向。他"改宗"以後的作品表現出來的說教色彩固是如此，晚年所寫的《傻子伊凡》這類民間故事中的說教性，也表現了這種傾向。在貧窮悲慘的農民面前，這位大文豪深深感到自身的貴族與知識分子的負疚心理。這使他，不，也正是因他是大文豪，才使他不能沉醉在文學或藝術世界裡，對農民的困境袖手旁觀。
薩特曾提出過這樣的問題："面對飢餓的孩子，文學能做些什麼？"這的確是符合一個"參與"的哲學家立場的提問。
在俄國這樣一個經歷過俄羅斯土壤——在所謂"到人民中去"的知識分子大規模自發的"下放"運動的土地上，薩特提出的問題本身，已經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一九七五年我在莫斯科大學所做的講演《東西文化交流的新途徑》中，我就指出過："薩特提出的問題的本身，特別是對於俄國來說，已經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對於和民眾的幸福、解放、和平這種萬人共通的願望共同呼吸過來的俄國文學或藝術說來，沒有產生這樣疑問的餘地。"這可以說是說教性的文學土壤所特有的一種新鮮而又豐饒之點。
在中，曾描寫過成為法軍俘虜的彼埃爾，遇上了同是俘虜的農民出身的士兵普拉東·卡拉達的場面，使我獲得了很深的印象。這個農民出身的士兵說：
"……命運的神，可以說是給俺們安排好了的。她總是研究像俺們這樣的人，這樣也不對，那樣也不對。人的幸福這玩意兒，您知道，和魚網中的水一樣，您在水下拉它的時候，它鼓囔囔的，可是一拉上來就什麼也沒有啦，就是這樣的一種玩意兒嘛"（第四卷第一編）。
說這話的普拉東·卡拉達是個什麼樣子的人呢？
"……在法國外套上系上一根繩子、戴著軍帽、穿著木靴的普拉東·卡拉達耶夫的樣子，顯得整個圓滾滾的。腦袋是滾圓的，後背、胸脯，甚至連他那總要擁抱什麼東西似的胳膊，也都是滾圓滾圓的。他那善良的微笑，大而褐色的柔和的眼睛，也都是滾圓的。
普拉東·卡拉達耶夫，從他講的很久以前作為士兵參加過的種種戰爭故事來考慮的話，肯定他應該是個五十多歲的人。不過，他自己既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歲數，旁人也無法替他決定。但他的牙齒卻很潔白，看來很結實，笑的時候（他又是愛笑的）他的滿口牙齒形成兩個半圓形，長得十分整齊，一顆也不缺。下頦的鬍鬚和頭髮也一根不白，身體也很富彈性，尤其是顯得結實和有持久力。 ……"（同前書）
通過細節的刻畫，喚起鮮明形象的托爾斯泰的筆力，只有使人敬佩。在閱讀過程中，毫無多餘的說明，一個健康的、十分善良的、十分純樸的俄國農民的形象，鮮明地刻印在讀者的頭腦裡。
對於彼埃爾來說，"他（普拉東·卡拉達耶夫——引用者）像最初的那個夜晚所想像的那樣，作為一個樸實精神的化身，一個悠久的、奇妙的、毫無缺陷的化身，始終留在他的心中"（同前書）。
如果說拿破崙是"劍的英雄"，那麼普拉東·卡拉達耶夫就是"精神的英雄"。托爾斯泰拋棄了前者而取後者。他告別了"所羅門的榮華"而去深刻凝視"一株野花"。他施展了他那如椽的巨筆，揭示了"劍的英雄"的卑猥，加重了"精神的英雄"的重量感。
托爾斯泰的這種取向性，最後昇華為"勿抗惡"的無抵抗主義，作為宗教的巨人的良心呼喊，給了甘地的非暴力主義以強烈的影響等等，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動。甘地甚至還將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建立的農場，起名為"托爾斯泰農場"。
托爾斯泰晚年居住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一些慕他那世界性的名聲從各國前來訪問求道的人流從未間斷過。
一九八一年五月，我訪問了位於莫斯科市內的托爾斯泰的家和資料館。那是一棟二層木造的平凡小樓，在那裡，他寫出了晚年的傑作。房子裡到處都可以使人聯想起文豪的心靈的光輝。
尤其給人印象最深的是，緊靠著他的住宅的那座資料館裡展示的一塊綠色的玻璃板。在那上邊寫著玻璃工廠的工人們"對托爾斯泰的心情，我們支持"的宣言。當時，和國家權力勾結的俄羅斯正教會，對立足於民眾大地上的正義呼喊，用破門來威脅。民眾發出的抗議的怒吼，就具體地結晶在這塊玻璃板上。我看到後深感到：他的作品不只是寫了普拉東·卡拉達耶夫一人，而是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言論中，的確掌握了民眾的心。在權力當局企圖逮捕托爾斯泰的時候，從農民那裡發出了"俄國還沒有能裝得下托爾斯泰那麼大的牢獄"的抗議聲，是極其自然的。
在我離開資料館時，我將我萬感交集的心情託之於筆墨，寫下瞭如下的詩句：
當我知道——
大托爾斯泰的魂，就在這裡，一種新鮮的感動，不會只是我一人。
大作家永遠呼喚著：
民眾心靈的真正甦生。
啊，這唯一靈魂的呼喊！
蹉跌正是飛躍的時機
中和安德烈公爵佔有同等地位的主人公，是他的朋友彼埃爾·別竺豪夫。如果說安德烈是理性型的形象，那麼彼埃爾就是情感型的形象。作者把安德烈描繪為對人生持"否定"的人物，而彼埃爾則被描繪為對人生持"肯定"的人物，兩人完全是對比的。彼埃爾坦率、熱情，在任何事情上都討厭半途而廢，他經歷了種種苦難，而每次他都得到進一步的成長，最後他和女主人公娜達莎進入幸福的結婚生活。總之，羅曼·羅蘭曾評論說："的最大魅力在於它的精神的年輕性"（《托爾斯泰的生平》，宮本正清譯，篠竹書房版）。從這種意義說，他可以說是這部傑作中的象徵人物。我在年輕時，比起安德烈來，就更喜歡彼埃爾。
波瀾起伏的彼埃爾的一生，其中頂峰部分是血氣方剛的彼埃爾出於對拿破崙的憤怒，前去暗殺他，反而被法軍逮捕，飽嚐了幾多辛酸的敘述。這部分是這部傑作中，印象最為深刻的章節。
彼埃爾放還後，向娜達莎及公爵的女兒瑪麗亞，激動地講述他被俘的體驗，直講到深夜三點。在這個場面敘述中，有彼埃爾如下的一段台詞：
"彼埃爾開始說道：人們常說，不幸啦，苦痛啦。但是，如果現在，就在現在這一瞬間，有人問我：希望不希望回到俘虜以前的我，或者說，願不願意一切從頭搞起，那麼我會說，我願意再一次被俘去吃馬肉。我們一旦從走慣了的路上被拋出去，就很容易認為一切都完啦。其實，從那種地方才是新的、好的生活的開始。只要性命在，就會有幸福。在前進的路上會有許許多多、的確是會有許許多多的東西的"（第四卷第四編）。
從這段話裡可以感覺出，這是多麼充滿了熱情洋溢的、決心生活下去的力量啊。這些話的確是和彼埃爾為人相一致的。
而且這對彼埃爾說來，它毫無牽強做作之處，只是表現了他那為決心生活下去的力量所推動的、一直真正生活過來的、闊大而強勁的生活態度而已。這種描寫，寫出了彼埃爾的獨特個性的光彩。
這，也許可以說是好的意思的樂觀主義。它不是置於不諳世事這種膚淺的層次上，而是具有更深人性的一種品格。換句話說，這是相信人、相信人生的力量，確信好的變化將會到來的一種"度量"和一種"強韌"的品格，是與"明朗性"一脈相通的。
我和世界各國許多著名人士會見過，這些人士全都是具有最高尚意趣的樂觀主義者。法國的哲學家阿蘭說："悲觀主義者是屬於情緒的，樂觀主義者是意志的。那些聽任客觀擺佈的人，總是動輒情緒低落"（《幸福論》，串田孫一、中村雄二郎譯，白水社版）。彼埃爾的個性之所以具有不斷閃射的光耀，可以說是以正直和意志的態度，聽從"生"的激勵，從而形成起來的樂觀主義。
對於每前進一步精神世界都會提高一個層次的彼埃爾，娜達莎是這樣說的：
"瑪麗，您想想看。娜達莎面帶著公爵女兒瑪麗亞許久都沒有看到的、頑皮似的微笑說。他這個人呀，總是爽朗的、乾淨利落的、就像剛洗過澡似的，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
怎麼樣？您不那樣認為嗎？ ——就好像剛從精神的浴室裡洗過一次澡似的，我說的對吧？ "我真希望不管什麼年齡，在心理上都能保持這種新鮮清純性啊。
女性的高尚的"信賴"精神
對於女性來說，成立家庭，為人妻，為人母，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呢？而且，這樣一來，女性會如何發展、變化下去呢？ ——當我思索這些問題時，在我的腦海裡浮現出的鮮明形象就是娜達莎的精神變化。
她是羅斯托伯爵家的小女兒，她的眼睛總是那麼明亮晶瑩，聲音總是那麼動聽，富於熱情，她的笑聲，使周圍的人不斷著迷。她將整個身心都投入"生"的每一瞬間，她本身就代表著年輕與健康。
但是，時代的激流，也將這樣一個可愛的少女毫不容情地捲進命運的旋渦中去。由於失戀而自殺未成，自己家庭的沒落、未婚夫及兄弟們的死、戰爭與和平、生與死、愛與冷酷——在文豪筆下，將這個少女在波瀾萬丈的環境當中奮力活下去的美的形象，描繪得栩栩如生。
關于娜達莎最後的精神變化，是在作品的"尾聲"中加以刻畫的。在這一章裡，從這部傑作的整體來看，多少不免給人以一種蛇足的感覺。對做了妻子與母親的娜達莎的形象，也可能會給人以一種微微失望的感覺。但是，我不這樣認為。
女性結了婚、成立家庭這件事所具有的意義，作品以曲折的筆致，挖掘得很深刻。在了解托爾斯泰對結婚的看法、對家庭的看法上，我認為是全書中寫得最好的部分。
距震撼全歐的戰亂，已過去了七年。娜達莎已經是三女一男的四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彼埃爾參與了反對帝俄苛政的某一政治團體，經常不在家。娜達莎撫育孩子，料理一切家務。她稍微胖了些，臉上充滿著沉穩莊重和明朗的表情，從她的形像中很難找出過去的娜達莎那種活潑的"像不斷燃燒著的跳動著的火焰"一般的年輕女子的姿影了。
娜達莎的巨大變化，使得從前認識她的人大為吃驚。她已與社交界斷絕聯繫，這倒不是誰勉強她這樣做，而是因為她已經對此不感興趣了。
她打破了當時貴族社會的常規，不把孩子交給乳母照管，由她自己給孩子餵乳。她最關心的是家庭。因此，她重視和這樣的一些人的交往："當她蓬鬆著頭髮，穿著睡衣，大步從孩子們的房間跑出來（表示孩子在病中——引用者），將不再染成綠色而是變成黃色的尿布拿給人看，然後能從這些人口中得到嬰兒的病已經無妨的安慰"（尾聲第一編）。
娜達莎對彼埃爾的愛情也是極端樸實的。他有時在來訪的親戚面前發表一通批評時勢的演說，在他演說的中途進到屋子裡來的娜達莎，總是高興地註視丈夫。她並不是對她丈夫所講的內容感到高興。她對那些事物已絲毫不感興趣。
"因為那類事都太簡單了，就好像早已熟知的一樣。（她所以這樣想，是因為她早就十分了解這些話的來源地——她的丈夫彼埃爾的心）。她只是由於看到他那勁頭十足的、充滿激情的樣子而感到高興"（同前書）。
我絲毫也沒有這樣的意思，認為女性應當把心思全放在家務和育兒上面。女性也應當各自關心社會，參加到社會中去。
只不過是，我在為人妻、為人母的娜達莎的形像中，發現了有些東西在現代社會或現代家庭中正在喪失，而只要人類存在一天，就絕對不應當喪失的東西。這些東西，如果指出它是夫妻關係或母子關係，聽起來也許很平常，其實，這裡邊有著用這類話表達不出的更深一層的某種東西。它是和某種重大的東西相連結，而這種連結既不以個人好惡、對事的看法為轉移，也不受是非曲直的左右，從某種意義說，甚至也不受善惡的影響。托爾斯泰借描述娜達莎結婚時的心情，曾這樣寫道：
"她在以前憑本能所引導的、使用過的魅力，現在，從最初的一瞬間就將自己的全部存在完全交給了丈夫，也就是說，將任何一個微小的角落對他都無所隱瞞的、所有藏在內心極深處的東西都對他講了出來。她覺得這在丈夫的眼中，也許未免滑稽可笑的吧。她感到自己和丈夫的結合，並不靠當初將他牽引到自己身旁的、那種一般的詩的感情，而是正像自己的心與身體的關係一樣，雖然自己也說不太好，但它是由牢牢的某種東西維繫起來的"（同前書）。
雖說是夫妻，畢竟是完全陌生的兩人的結合。至於子女，早晚也是要獨立，離開自己的。只是聽憑好惡或感情上的選擇，結合在一起，說不定遲早會出現破裂的。
為了能經受住各種考驗，能包容和維繫住夫妻或父母與子女關係的東西，自己也能從中汲取養分，同時有助於人的成長的這種精神土壤，才真正是比任何東西都更為貴重的。我認為在這一層次上的妻子或母親的存在所佔的比重，要比想像的大得多。 "像自己的心與身體的關係一樣，雖然說不太好，但它是由牢牢的某種別的東西"——娜達莎無疑已經是真實地感受到這點了。
這種精神土壤，在我國的古代，用"緣分"或"天"這類詞語來表示。在這裡有著夫妻彼此信賴、彼此協力、登上人生坡路的生命，在克服幾多考驗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愛的羈絆的重量。在每次的凜冽的風雪中加深了愛情與信賴，體會到更深的羈絆與生命的一體感，這才可以稱得上是人的真正的愛情。這會和那種想要培育人與人、或人與物、人與自然的羈絆的心態相聯繫；進而超越夫與妻、父母與子女的愛情，終於到達熱愛人、熱愛生命這種精神的土壤。
我覺得，娜達莎的精神變化，從人與人，尤其是從女性方面發出的"信賴"感，表現為無比的純美。這可以用大海的形象來加以形容。大海有時以它無限的包容力，將清與濁同時吞掉；有時又以慈憐來哺育萬物，具有引導失意走向甦生，引導對立走向調和，引導離反走向結合的巨大力量。這樣，那種低層次的風浪又算得了什麼？大海，這永不可能動搖它那深湛寧靜的大海！ ——我從凝視著彼埃爾的娜達莎的眼睛中，深深感覺出女性那種堅定的"信賴"的力量所蘊含的無比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