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歷史決定論基本上是反自然主義的，但它絲毫不反對認為自然科學方法和社會科學方法有著共同成份的看法。這也許是由於歷史決定論者一般認為社會學同物理學一樣，是知識的一個分支，其目的都是達到理論的和經驗的知識（我完全同意這個觀點）。
我們說社會學是一門理論學科，意思是社會學必須藉助理論或（它試圖發現的）普遍規律以解釋和預測事件。
我們說社會學是經驗學科，指的是它得到經驗的支持，它所解釋和預測的事件是可觀察的事件，而觀察是接受或擯棄所提出的理論的根據。當我們說到物理學中的成功時，我們指的是它預測的成功；並且它預測的成功可以說是物理學定律的經驗確認。
當我們把社會學相對的成功與物理學的成功相比較時，我們假定社會學的成功基本上在於對預測的確認。因此，某些方法（借助規律進行的預測，以及用觀察來檢驗規律）對物理學和社會學必定都是一樣的。
我完全同意這種觀點，儘管我認為它是歷史決定論的一個基本假定。但是我並不同意這個觀點的進一步引伸，因為它導致我將在下面描述的一些觀念。乍一看來，這些觀念似乎是剛才概述的一般觀點的直接推斷。但是事實上，它們包含著其他的假定，即歷史決定論的反自然主義學說，尤其是關於歷史規律或趨勢的學說。
11．與天文學的必較——長期預報和大規模預報
牛頓理論的成功，尤其是它能夠長期預報行星的位置，給現代歷史決定論者以深刻的印象。他們聲稱，進行這樣的長期預報是可能的，而且這表明，預言遙遠未來這個古老的夢想並未越出人類心智可能達到的範圍。社會科學的目標也必須這樣高。如果天文學預測日蝕和月蝕是可能的，為什麼社會學預測革命就不可能呢？
然而，儘管我們應該有這樣高的目標，我們決不應該忘記（歷史決定論者將堅持認為），社會科學不能希望，並且它們也一定不去追求天文學預報那樣的精確性。我們已經表明（在第5、6節），比方說，可以與航海年曆相比的關於社會事件的精確的科學曆法，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即使社會科學可以預測革命，這種預測也不可能是精確的；關於革命的細節及其發生時間，必定有不確定的範圍。
歷史決定論者雖然也承認甚至也強調社會學的預測在細節性和精確性方面是有缺陷的，但他們仍然認為這種預報的範圍和意義可以補償這些缺陷。這些缺陷主要由於社會事物的複雜性，由於它們的相互聯繫，以及由於社會學術語的定性性質所致。但是雖然社會科學終歸難免有含糊的缺點，但它的性質術語卻使它具有豐富和全面的意義。這種術語的例子是“文化衝突”、“繁榮”、“團結”、“城市化”、“效用”等。這類預測的含混，即長期預報的含混，因其範圍和意義而被抵銷，所以我建議稱之為“大規模預測”或“大規模預報”。按照歷史決定論的意見，這就是社會學必須努力作出的那類預測。
這種大規模預報（範圍廣泛而且可能有點含糊的長期預測）顯然在某些學科中是能夠做到的。在天文學領域內就可以找到重要而頗為成功的大規模預測的實例。例子是根據周期律（它對氣候變化是有意義的），或者根據大氣上層電離子情況的每日變化和季節變化（它對無線電通訊是有意義的）來預測太陽黑子的活動。這些預測類似於日蝕和月蝕的預測，因為它們探求比較遙遠的未來事件。但是它們與日蝕和月蝕的預測不同的地方在於它們往往只是統計性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有關細節、時間和其他特點方面都不是那麼準確。我們看到，大規模預測本身也許不是不能辦到，並且社會科學如果真的能夠做到長期預報的話，那麼它們顯然只能是我們所說的大規模預報。在另一方面，從我們對歷史決定論的反自然主義學說的闡述中可以得出，社會科學的短期預報必定有很大的缺點。缺乏準確性必定對它們有很大影響，因為根據短期預報本身的性質，它們只能處理社會生活中不那麼重要的細節問題，因為它們限於短暫的時期。而一個在細節上不准確的細節預測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此，如果我們真的對社會預測感興趣，按照歷史決定論的看法，大規模預報（也就是長期預報）不僅十分令人神往，而且確實是唯一值得嘗試的預報。
12．觀察的根據
科學的非實驗觀察的根據，在這個木語的某種意義上，其性質總是“歷史的”，天文學的觀察根據更是如此，天文學所根據的事實包含在天文台的記錄之中；例如，記錄告訴我們某某先生在某個日期（時、秒）在某個方位觀測到水星。簡言之，記錄給我們以某種“按時間順序登記事件的記事冊”，或某種觀測編年史。
同樣，社會學的觀察根據也只能由事件編年史，即政治或社會事件編年史的形式來提供。在社會生活中，政治和其它重要事件的這種編年史，就是人們慣常所說的“歷史”。這種狹義的歷史是社會學的根據。
把這種狹義的歷史作為社會科學的經驗根據是十分重要的，否認這一點就會鬧出笑話。但是歷史決定論的一個特點（與它否認實驗方法的適用性密切相關）就是認為政治和社會的歷史是社會學的唯一的經驗來源。因此，歷史決定論把社會學看作是一種理論的和經驗的學科，它的經驗根據不過是歷史事實的編年史，它的目標是作出預報，最好是大規模預報。顯然，這些預報也必定是有歷史的性質，因為它們是由經驗來檢驗，它們的證實或反駁必須留給未來的歷史。因此，歷史決定論認為，作出和檢驗大規模的歷史預報是社會學的任務。簡言之，歷史決定論者主張，社會學是理論歷史學。
13．社會動力學
還可以進一步對社會科學和天文學進行類比。歷史決定論者通常考慮的那部分天文學——天體力學是以動力學為根據的。動力學理論認為運動是由力來決定的。歷史決定論的作者常常堅持說，社會學同樣應該以社會動力學為根據，即以關於社會的（或歷史的）力量決定社會運動的理論為根據。
物理學家知道，靜力學只是動力學的一種抽象：可以說，靜力學是關於在某些條件下如何和為什麼不發生任何事情的理論，即為什麼不發生變化的理論：而且它以反作用力大小相等來解釋這一情況，另一方面，動力學則涉及一般情況，即涉及作用力相等或不相等的情況，並可被描述為如何和為什麼確實發生某事的理論。因此，只有動力學能夠給我們提供真正普遍有效的力學定律，因為大自然是過程；它運動、變化、發展——雖然有時只是緩慢地，因而某些發展可能難以觀察到。
顯而易見，這種動力學觀點與歷史決定論者的社會學觀點十分類似，因而無需作進一步的評論。但是，歷史決定者也許認為，這種類似性要深刻得多。例如，他也許說，歷史決定論所設想的社會學類似於動力學，因為它本質上是一種因果理論，而因果解釋一般是關於如何和為什麼發生某些事情的解釋。從根本上說，這樣一種解釋總是有某些歷史因素。如果你問問一個腿部骨折的人，如何和為什麼發生骨折，那你是希望他將把事故的來歷告訴你。但是，甚至在理論思維的層次上，尤其是在使我們能夠作出預測的理論層次上，對某事件的原因給予歷史分析也是必要的。歷史決定論者將斷言，需要歷史的因果分析的一個典型例子，是關於戰爭的起源或它的本質原因的問題。
在物理學中，這樣一種分析是通過判定相互作用的力，即通過動力學來完成的；歷史決定論者聲稱社會學也應該這樣做。它必須分析產生社會變革和創造人類歷史的力量。我們從動力學中知道相互作用的力如何組成新的力；反之，通過把力分解為它們的分力，我們就能夠洞察該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同樣，歷史決定論要求承認歷史力量的根本重要性，不管是精神力量還是物質力量，例如宗教觀念或倫理觀念，或經濟利益。分析和分解這許許多多的衝突傾向和力量，並且深入到其根源，深入到普遍的動力和社會變革的規律——這是歷史決定論所說的社會科學的任務。只有用這種方式，我們才能發展一種為大規模預報奠定基礎的理論科學，而大規模預報的確證則意味著社會理論的成功。
14．歷史規律
我們已經看到，歷史決定論者認為，社會學是理論歷史學。它的科學預報必須以規律為根據，既然它們是歷史的預報，社會變革的預報，因而它們只能以歷史規律為根據。但是，歷史決定論者又認為概括方法不能應用於社會科學，並且認為我們不能認為社會生活的齊一性在整個空間和時間中始終有效，因為這種齊一性通常只適用於某種文化時期或歷史時期。因此社會規律——如果有任何真正的社會規律的話——必定具有某種多少與基於齊一性的通常概括有所不同的結構。真正的社會規律必須是“普遍”有效的。然而這只能意味著，它們適用於整個人類歷史，包括它的一切時期，而不是僅適用於某些時期。可是，其有效性不限於某個時期的那種社會齊一性是沒有的，因此唯一普遍有效的社會規律就只能是把前後相繼的時期連結起來的規律。它們必定是決定從一個時期過渡到另一時期的歷史發展規律。這就是歷史決定論者認為唯一真正的社會學規律是歷史規律的本意。
15．歷史預言與社會工程的對比
正如業已指出，這些歷史規律（如果它們能被發現的話）能夠使人甚至對遙遠的事件進行預測，儘管在細節上不十分精確。因此，認為真正的社會學規律是歷史規律的這種學說（主要從社會齊一性的有限有效性中推導出來的學說）又回到“大規模預報”的觀念，而與模仿天文學的做法無關。這使這種觀念更為具體，因為它表明這些預報具有歷史預言的性質。
因此，在歷史決定論者看來，社會學是要解決預卜未來這個古老問題的；與其說是預卜個人的未來，不如說是預卜集團和人類的未來。它是關於未來事物和未來發展的科學。如果能夠成功地給我們提供科學上有效的政治先見，那麼，社會學就確實對政治家，尤其是對具有超越當前事變的先見之明的那些政治家，具有歷史命運感的政治家有極大的價值。某些歷史決定論者滿足於僅僅預測人類歷程下一階段，即使這樣的預測也是十分小心謹慎的。但是有一個觀念對他們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社會學的研究應該有助於揭示政治的未來，因而它能夠成為有遠見的實用政治學的最重要工具。
從科學實用價值的觀點來看，科學預測的重要性是明明白白的。然而，人們卻始終沒有意識到科學預測可分為兩類，因而也有兩種不同的實用價值。我們可預測（a）颱風的到來，這種預測可以有極大的實用價值，因為它使人們及時躲進避風處；但是我們也可以預測（b）如果要建立躲避颱風的避風處，它一定採用某種建築形式，例如在它的北面採用鋼筋混凝土撐牆等等。
這兩類預測顯然是迥然不同的，雖然兩者都是重要的，都實現了古老的夢想。在第一種情況下，我們被告知了一個無法防止其發生的事件。我將稱這種預測為“預言”。它的實際價值在於警告我們將發生所預測的事件，以使我們能夠避開它或作好對付它的準備（可能藉助其他預測）。
與這些預測相反的是第二類預測，我們可以稱之為技術預測，因為這類預測是工程的依據。可以說，它們是建設性的，表示我們若要達到某些結果我們要採取什麼步驟。物理學的絕大多數領域（除了天文學和氣象學外），都是作出這種形式的預測，從實用觀點來考慮，它們可以稱之為技術預測。這兩類預測之間的區別，大致上與有關的學科中有計劃的實驗與純粹的耐心觀察所起作用之間的區別相吻合。典型的實驗科學能夠作出技術預測，而主要採取非實驗性觀察的科學則作出預言。
我不願意人們認為我的意思是指所有的科學，甚或所有的科學預測基本上是實用的——必定或者是預言的或者是技術的，而不可能是別的任何東西。我只是要人們注意兩類預測之間的區別以及與這兩類預測對應的科學。我選擇“預言的”和“技術的”這兩個詞，當然要表明它們在實用觀點來看所顯示的特點；但我使用這種術語既無意說實用觀點必然比任何其他觀點優越，也無意說科學的興趣只限於在實用角度來看是重要的預言和技術性質的預測。例如如果我們考慮到天文學，那麼，我們不得不承認它的發現主要具有理論意義，但從實用觀點來看，它也不是毫無價值的；然而作為“預言”，它們全都類似於氣象學的預言，對實踐活動的價值十分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預言的科學性和工程的科學性的這種區別不同於長期預測與短期預測之間的區別。雖然大多數工程預測是短期的，但也有長期的技術預測，發動機使用壽命的預測就是一個例子。再者，天文學預測既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長期的，但大多數氣象學預言則是比較短期的。
下面將看到，預言的實踐目的和工程的實踐目的之間的區別，以及有關科學理論的結構之間相應的區別，是我們的方法論分析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此刻，我只想強調指出，歷史決定論者認為社會學實驗是無用的，不可能的，與此相適應，他們贊成歷史預言（關於社會的，政治的和社會建構的發展預言），而反對將社會工程實際用於社會科學實踐目的的社會工程。社會工程的觀念、建構的設計和創立，也許還有對未來社會發展的阻止、控製或加速，在一些歷史決定論看來，似乎是可能的。但對於另一些歷史決定論者來說，這幾乎是絕不可能的事，或者認為這無視政治計劃像一切社會活動一樣必然處在無比強大的歷史力量的支配之下。
16．歷史發展的理論
這些考慮已把我們帶到了我建議稱之為“歷史決定”的那些論據的核心，並且這些考慮證明，選擇這個說法是對的。其論題是：社會科學無非是歷史，但不是在傳統意義上的純粹的歷史事實編年史。歷史決定論者視為與社會學等同的那種歷史，不僅是過去的回顧，而且也是未來的展望。它研究起作用的力量，尤其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因此，我們可以把它描述為歷史的理論，或理論歷史，因為只有普遍有效的社會規律才被視為歷史規律。它們必須是過程、變化和發展的規律——不是關於外表的恆定性或齊一性的假規律。按照歷史決定論者的看法，社會學家必須設法對社會結構變化所遵循的總趨勢有一個總體的認識。除此以外，他們還必須設法了解這個過程的原因以及引起變化的各種力量的作用。他們應該設法提出社會發展根本總趨勢假說，使人們能夠根據這些規律作出一些預言，從而能夠適應即將到來的變化。
仔細考察我所作出的兩類預測之間的區別（以及兩類科學之間的有關區別），就可以進一步澄清歷史決定論者的社會學概念。與歷史決定論的方法論相反，我們可以設想一種方法論，它的目的在於技術的社會科學。這種方法論將導致對社會生活普遍規律的研究，以便發現一切必要的事實，作為謀求改革社會建構的人的工作根據。
這些事實無疑是存在的。例如，我們知道的許多烏托邦體系之所以行不通，原因不過是他們沒有充分考慮這些事實。我們正在考慮的技術方法論是為了提供＝些方法以避免不切實際的構想。這種方法論是反歷史決定論的，但無論如何不是反歷史的。歷史的經驗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信息來源。但是，它並不致力於發現社會發展規律，而是尋求對社會建構的結構給予限制的各種規律，或尋求其他齊一性（儘管歷史決定論者認為這些齊一性並不存在）。
歷史決定論者除了利用已經討論過的某種反證之外，還可能以另一種方式對社會技術的可能性和效用提出疑問。讓我們設想一下他可能說，有一位社會工程師根據你所設想的那種社會學制定了一個新的社會結構的計劃，我們假定這個計劃是可行的，切合實際的，因為它與已知的事實和社會生活中的諸規律並不衝突；我們甚至假設這個計劃獲得了同樣可行的並且已經成為新的結構的其他社會改造計劃的支持。即使如此，歷史決定論的論證仍能證明這種計劃不值得認真考慮。它仍然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夢想，原因恰恰在於它沒有考慮歷史發展規律。社會革命不是由合理的計劃，而是由社會力量——例如利益的衝突所引起的。據說一個強有力的“哲學家王”會把某個考慮周詳的計劃付諸實施，這個古老的想法是為了土地貴族的利益編造出來的神話，這個神話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迷信合理的論證會說服足夠的好心人進行有計劃的行動。歷史已表明社會現實並非如此。歷史發展的過程從來不是由理論構思（即使很好的理論構思）來規定的，雖然這些方案和其他不那麼合理的（甚或十分不合理的）諸多因素會起來無疑會有某種影響。即使這種理性計劃與強有力的集團的利益相吻會，它也決不會接它所設想的方式實現，儘管爭取其實現的鬥爭是歷史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實際的結局總是與理性構想十分不同的。它總是當時互相爭鬥的各種力量的格局的結果。而且，在任何條件下，理性規劃的結果不可能成為穩定的結構：因為力量的平衡必然會發生變化。所有的社會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現實主義和科學性質自豪，注定是一種烏托邦的夢想。
歷史決定論者還會繼續說，這些論點是直接反對某種理論社會科學所支持的社會工程的實際可能性，而不是反對這種科學的本身。然而這些論點很容易擴大，以致證明技術性的理論社會科學是不可能的。我們已經看到，實用工程的冒險之所以必然失敗，可以由極其重要的社會學的事實和規律來說明。但這種說法不僅意味著這種冒險沒有任何實用價值，而且也意味著它在理論上也是不對的，因為它忽視了唯一真正重要的社會規律——發展規律。據說這種冒險是根據“科學”，但這種“科學”必定也忽視了發展規律，否則它就決不會為這種不切實際的構想提供根據。一種社會科學若沒有講授理性社會構想的不可能性，那就是完全沒有看到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實，並且必定也不知道唯一真正有效和真正重要的社會規律。所以支持社會工程的那種社會科學不可能是社會事實的真實描述。它們本身是不能成立的。
歷史決定論者將聲稱，除了這個決定性的批判之外，還有其他理由抨擊技術社會學。例如，它們忽視社會發展會出現新事物這個特點。認為我們能夠在科學的基礎上合理地構想新的社會結構這個想法，意味著我們能夠在不同程度上準確地按我們的計劃使一個新的社會時期出現。然而，如果這個計劃的根據是探討社會事實的科學，那麼，它就不可能說明內在的新特點，而只能說明新的排列（參閱第3節）。但是，我們知道，一個新時期有它自己內在的新穎性——這個論點必然使任何詳盡的規劃歸於無效，而這種規劃所根據的任何科學就不能是真的。
這些歷史決定論的理由可以應用於一切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所以經濟學不能給我們提供汪何有價值的關於社會改革的信息。只有某種假經濟學才會設法為理性的經濟計劃提供根據。真正的科學經濟學必需有助於揭示不同歷史時期的經濟發展動力。它可以幫助我們預見未來時期的輪廓，但它不可能幫助我們提出和實現某個新時期的詳盡計劃。社會科學是如此，經濟學必定也是如此。經濟學最終目的只能是“揭示人類社會運動的經濟規律”（馬克思）。
17．社會變革的解釋與設計
歷史決定論關於社會發展的觀點並不意味著宿命論，它也不一定導致無所作為——恰恰相反，大多數歷史決定論者都具有十分顯著的“能動主義”傾向（參閱第1節）。歷史決定論完全承認，我們的願望和思想，我們的夢想和我們的推理，我們的恐懼和我們的知識，我們的興趣和我們的精力，都是社會發展的力量。它並不教導說，我們不能做什麼事情；它只是預測你的夢想、你的理性所構想的東西都不會按計劃實現。只有與歷史的主流相適應的計劃才是有效的。現在我們可以確切地知道，歷史決定論者所承認的合理活動是哪一種。只有這種活動是合理的，因為它們適應和促進行將來臨的變化。社會助產術是我們所能有的唯一完全合理的活動，唯一能以科學的先見之明為根據的活動。
雖然沒有一種科學理論本身能直接鼓勵人們的活動（它只能使人不做某些不切實際的活動），但它無形中給予那些自認為應該做某事的人以鼓勵。歷史決定論肯定提供了這種鼓勵。它甚至使人類理性起某種作用；因為只有科學的推理，即歷史決定論的社會科學才能告知我們，如果要同行將來臨的變化方向相一致，任何合理活動必須要取什麼方向。
因此，歷史預言和歷史解釋必須成為任何考慮周詳而切合實際的社會行動的基礎。於是，歷史的解釋必定是歷史決定論思想的中心工作：事實上它已經是如此。歷史決定論者所有的思想和行動都是為了解釋過去，以便預測未來。
歷史決定論能否給那些想看到一個較好世界的人提供希望或鼓勵呢？只有對社會發展採取樂觀看法的歷史決定論者才能夠提供這種希望，因為他相信社會發展自然將會越來越好和合理，意即它自然而然地趨向於越來越好和合理的狀況。但是這種觀點等於相信社會奇蹟和政治奇蹟，因為它不承認人類理性具有實現一個較合理的世界的能力。某些有影響的歷史決定論作者確實已經樂觀地預言自由王國的到來，那時人類事務就可以合理計劃。他們教導說，從人類目前正在其中遭受苦難的必然王國過渡到自由和理性的王國是不可能由理性來實現的，而只能由嚴竣的必然性，由他們勸我們服從的盲目而又不可避免的歷史發展規律來實現的。
歷史決定論只能勸說那些希望擴大理性對社會生活的作用的人們去研究和解釋歷史，以便發現歷史的發展規律。如果這種解釋表明他們所盼望的變化行將來臨，那麼，他們的願望是合理的，因為這符合科學的預測。如果行將到來的發展恰好是朝著另一個方向，那麼，使世界較為合理這個願望就完全不合理了；這時歷史決定論者就會認為這只是一種夢想。能動論只有默認並促進行將來臨的變化才能說得通。
我已經表明，在歷史決定論看來，自然主義方法包含著某種社會學理論——這個理論認為社會沒有重大的發展或變化。我們現在發現，歷史決定論的方法包含著一種極其類似的社會學理論——這種理論認為社會必然變化，只是沿著一條不變的預定道路並要經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所預先決定的各個階段罷了。
“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它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陣病。”馬克思所提出的這個表述突出地代表了歷史決定論的觀點。雖然它既沒有教導人們無所作為，也沒有主張真正的宿命論，但歷史決定論卻教導人們，要改變行將到來的變化是徒勞的；這可以說是宿命論的特殊形式，可以說是關於歷史趨勢的宿命論。無可否認，“能動論”的告誡——“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句話，可以使人們同歷史決定論者產生共鳴（如果“世界”在這裡是指發展著的人類社會的話），因為它強調變化。但是它與歷史決定論的極其重要的學說相衝突，因為正如我們現在看到，我們可以說：“歷史決定論者只能解釋社會發展並以種種方式促其實現；但他的問題在於無人能改變社會發展。
18．分析的結論
人們也許感到，我最後的提法偏離了我公開宣布的意向：即在著手批判歷史決定論觀點之前盡可能明確地和令人信服地概述其觀點。因為這些提法試圖表明，某些歷史決定論者的樂觀主義或能動性傾向，正是由其分析本身的結論而受到挫折。這可能意味著對歷史決定論前後矛盾的指責。人們也許會表示異議，認為在敘述中悄悄滲上了批評和嘲諷是不公道的。
然而，我認為這種責難是不公正的。只有本來是樂觀主義者或能動主義者而後來成為歷史決定論者那些人，才會把我所說的話看作是貶意的評論。 （將有許多人認為是如此，因為他們起初之所以被歷史決定論所吸引是由於他們傾向於樂觀主義或能動主義。）但是，對於那些本來就是歷史決定論者的那些人，我所說的話應該不是對他們的歷史決定論學說的批評，而只是批評把歷史決定論與樂觀主義或能動主義相提並論。
因此，並不是所有的能動主義都可以被批評為與歷史決定論不相容，而只有它的某種極端形式才是如此。純粹的歷史決定論者會爭辯說，與自然主義方法相比，歷史決定論是鼓勵能動性的，因為它強調變化、過程和運動；然而，從科學的觀點來看，它肯定不是盲目地把各種活動都視為合理而加以支持：許多可以開展的活動是不切實際的，它們的失敗也是科學所能預知的。他會說，這就是為什麼他和其他歷史決定論者要對能夠被他們視為有用的活動的範圍給於限定之故，就是為什麼要強調這些限定對於進行任何明確的歷史決定論分析是必要之故。而且他會辯解說，這兩段馬克思的引語（在前一節）並非互相矛盾的，而是互為補充的；雖然第二段引話（年代更早的引語）本身也許有點過於“能動主義”，但第一段引語已對它給予適當的限制；並且如果第二段引語引起了過激的能動主義者的興趣並使他們接受歷史決定論的話，那末第一段引語就應該是把任何能動性的適當界限告知他們了，雖然這會失去他們的讚同。
由於這些理由，我認為我的論述並不是不公道的，而只是在能動主義這個問題上加以澄清。同樣，我認為我在前一節中的其他評論也不能被視為對歷史決定論的貶意評論。這些評論的大意是說歷史決定論的樂觀主義只能建立在信仰之上（因為否認理性具有實現一個較合理的世界的作用），對於本來是樂觀主義者或理性主義者的那些人來說，它也許是貶意的批評。但是始終如一的歷史決定論者將在這一分析中看到對通常的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以及理性主義的那種浪漫性和烏托邦性的有益告誡。他將堅持認為，真正科學的歷史決定論必須不依賴於這些要素；認為我們必須服從實際存在的發展規律，正如我們必須服從引力定律一樣。
歷史決定論者甚至可以走得更遠。他可能補充說，所採取的最合理的態度就是調整人們的價值體係以符合行將來臨的變化。如果做到這一點，人們就會得到某種能看成是正當的樂觀主義，因為按其價值體係來判斷，任何變化必定都是好的。
某些歷史決定論者實際上持這類觀點，並發展為頗為連貫的（並且十分流行的）歷史決定論的道德學說：道德上的善就是道德上的進步，這就是說，道德上的善是提前遵守將要到來的時期要採取的那類行為準則。
這種歷史決定論的道德學說，可以描述為“道德現代主義”或“道德未來主義”（它與美學現代主義或美學未來主義相對應）；它與歷史決定論的反保守的態度頗為一致。它也可以被視為對某些價值問題的回答（參閱第6節，論“客觀性和評價”）。尤其是，它可以被視為一個標誌，表明歷史決定論（本書只在其方法論方面作了認真的考察）可以擴大並發展為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或者換句話說，歷史決定論方法也許本來是關於世界的一般哲學解釋的一部分，這似乎並非不可能。因為從歷史的而不是邏輯的觀點來看，方法論通常是哲學觀點的副產物，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我打算在別處考察這些歷史決定論的哲學。在這裡我只對上面介紹的歷史決定論的方法論學說提出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