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受精的卵是一個直徑為1／200英時的小細胞，並不是人，是遊入子宮腔內的一套指令。在它的球形核內估計有至少25萬對基因，其中，5萬對決定著蛋白質的合成，其餘的調節發育速度，受精卵滲透入充滿血液的子宮壁後，就一再分裂，通過分裂而形成的新細胞不斷增長，形成隆起、園環、疊層。然後，這些細胞就像神奇的萬花筒一樣浮動，自動聚集成胎兒，具有構形精細的血管、神經及其他復雜的組織，細胎的每次分裂和轉移，都是通過基因向構成細胞物質成分的外層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輸出的化學信息來安排進行的。
9個月後，人就形成了。從功能上看，它是由肌肉和皮膚包著的消化管，隨著剛剛形成的心臟有節律地把血液壓入封閉的血管，胎兒的各個部分不斷更新，有限的身體動作由激素和神經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而得以協調，生殖器官處於蟄伏階段，尚須等待若干年後，再根據激素發出的準確信號而進入第二次發育，也是最後一次發育，以便完成人的最高生物目的，即生殖，胎兒的頂部是腦。腦重約一磅，呈濃稠的糊狀，其結構的精巧不亞於世界上最複雜的機器，人腦由約100億個神經元（或神經細胞）構成，每一神經元又和成百上千其他的神經元相聯繫，從腦傳下的無數神經纖維穿過脊髓，在這裡，他們和別的神經聯合起來，把信息和指令來回傳遞給身體的各個器官，由腦和脊髓串聯成的中樞神經系統，接受來自不下於10億個感受器傳入的電信號，包括視網膜的棒體－錐體光感細胞和皮膚的壓敏小體等。
新生兒好像是無比精確的線路，成千上萬個神經細胞指揮著眼睛的運動，這些細胞呈扇形分佈在眼肌裡，以及從眼到腦之間的反射站裡，眼睛的運動也受著散佈在前視野的較高級整合中樞和大腦皮質的其他中樞指導，嬰兒也有聽覺，各種頻率的聲音能激發他內耳一組特別的感受器，感受器再把信號依次傳給大腦中更高級的相應的神經細胞群，信號向腦內傳遞時，首先由內耳發出，宛如鋼琴琴鍵演奏出的旋律，然後在後腦中間站以一新的全音階再度奏出，接著傳入中腦下丘和前腦中央的膝形體，最後進入前腦聽覺皮質層，在這裡，心靈便以某種尚不為人知的方式“聽見”了聲音，
這個奇妙的機器人，就在父母的照料下闖進了世界，迅速積累的經驗不久就使他轉化為獨立思考、獨立感覺的個體，接著就會獲得社會行為的基本要素——語言、合作、因自我受到傷害而產生的憤怒、愛情、家族制，以及人類特有的一切東西，但是，在基因中肯定被編了碼的神經元網絡裝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預先確定了社會發展的方向呢？進化造就的這個網絡裝置可不可能只是一部多功能的機器，通過學習可以適應任何形式的社會存在呢？
可以說，這就是我們的參考系統，據此可以領會人類行為的經驗問題的各個方面：從25萬對基因到100億個神經元，直到各種各樣的未知的潛在社會體系，在上一章裡，我用人類和其他社會動物的比較來證明，同一時代的人類行為要受到遺傳的限制，正如進化理論所預料的那樣，行為發展總是導向最普遍的哺乳動物特徵，但是，我們潛力的最大範圍是什麼？人類能在多大程度上跨越或甚至超越哺乳動物的發展渠道？要得到答案，就必須特別參考遺傳決定論，並對個體的發展進行研究。
我們終於涉及到了這一關鍵術語：遺傳決定論。生物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全部關係取決於對遺傳決定論的理解，對於那些斷然拒絕社會生物學含義的人來說，遺傳決定論意味著任何發展都不過是類似昆蟲的單一發展渠道，都是從一組確定的基因發展出預先確定的相應的單一行為摸式，蚊子的一生就和這一狹隘的概念十分相符。有翅的成蚊脫蛹而出後，只在幾天內就要完成一系列複雜的行為，直到在有機污染的水中產出一批受精卵，其時，雌雄蚊子都忙個不停，雌蚊鼓翅發出的嗡嗡聲，令人聽來十分討厭，然而對雄蚊來說卻是一曲娓娓動聽的情歌，雄蚊朝聲音飛去，這對於它來說是前所未有的經驗，黃熱病雌蚊的嗡鳴在450到600赫茲之間（每秒週波率）。在實驗室，昆蟲學家只要敲打具有這一頻率的音叉就能吸引雄蚊。如果在音叉上放塊乾酪包布，一些過於激動的雄蚊就試圖與布交媾。雌蚊不那麼性急，但它們生命的插曲仍按基因規定的嚴格指令彈奏。雌蚊能根據人和其他哺乳動物的體熱或有些動物的皮膚發出的乳酸味來找到目標，它們落在獵物身上，就像石油勘探者打井一樣，把兩根尖細的螫針刺進皮膚，尋找血管，有時能找到，有時卻找不到。至少有一種雌蚊是通過一種在紅血球中叫二磷酸腺苷（ADP）的化學物質的味道來辨認血液的，在數百種可資利用的血液成分中，二磷酸腺苷唯一明顯的意義是，可作為直接接近的標誌，其他類似的隨意性“信號刺激物”則引得蚊子飛往它能安生產卵的適宜的水塘或小水窪。
蚊子是一個自動體，它不可能是別的什麼東西，它小小的頭部只有約10萬個神經細胞，每個細胞都必須充分發揮作用。要在幾天時間內準確、成功地度過一生，唯一的方法是靠本能－這是由基因編好的一連串刻板的程序，保證蚊子從出生到最後的產卵行為能夠迅速準確地完成。
相反，人類精神發展冊途徑迂迴多變，人類基因規定了人有發展一系列特徵的能力，而不是僅僅發展某種單一的特徵，在某些類型的行為中，這一系列的特徵是有限的，而且只有通過艱苦的訓練——如果可能的話——才能改變其結果，但在其他類型的行為中，系列特徵的範圍很廣，其結果也容易受到影響而發生改變。
受限行為的一個例子是用手習慣，每個人都有習慣於用左手或用右手的生物傾向。目前，西方社會的父母對孩子都較為寬容，因此，孩子們都按照影響這一特徵的基因規定來發展，但是，傳統的中國社會仍然通過強大的社會壓力來強調右手寫字和吃飯。最近，埃弗林·鄧和助手在對台灣兒童的研究中發現，台灣兒童寫字和吃飯這兩種活動的用手習慣幾乎完全一致，但在其他未受過專門訓練的活動中卻很少或沒有這種一致性，因此，除非受有意識選擇的特殊影響，基因在這種行為特徵中可以自行其事。
通過一種叫做苯酮尿的遺傳病可以更生動地說明能力的進化，苯酮尿引起的生理副作用是智力低下，苯酮尿是由人類染色體上成千上萬對基因中的一對隱性基因引起的，受雙重苯酮尿基因影響的人不能利用一種普通的消化物質－氨基酸苯基丙氨酸，當苯基丙氨酸的化學分解受阻時，體內就會聚集不正常的中間產物，患者的尿液暴露在空氣中會變黑並發出明顯的鼠臭味，一萬名出生的兒童中約有一名有這種遺傳缺陷，除非苯酮尿兒童長到4至6個月時毒素消失，否則他必定患上無法治療的智力遲鈍症，幸好，通過早期診斷和攝取低量苯基丙氨酸食物可避免這一災難，在苯酮尿症中，基因和環境間的相互關係通過可以想像的簡單的形式顯示出來，先天具有兩個苯酮尿基因的嬰兒智力既可能正常發展，也可能受到損害，但受損害的可能性很大，只有具體改變環境——給以低量苯基丙氨酸飲食——才能改變這種傾向，因此，為了合理而確切地預見新生兒是否智力正常或因苯酮尿而低能，對基因和環境都進行了解是很有必要的。
只受一兩種基因控制，並且象苯酮尿智力遲鈍症這樣可以任意改變的行為是極少的，即使是在苯酮尿症中，其特徵也是原發性的損害而不是反應性的微妙變化，精神分裂症是一種最常見的精神病形式，也是基因與行為之間更為典型的關係的例子，精神分裂症並非正常行為的簡單中斷或扭曲變形，有些精神病學者，最著名的有托馬斯·薩斯和R·D·萊恩，認為精神分裂症不過是社會強加於某些異常個體的粗暴的誹謗，但事實已證明這些精神病學者幾乎肯定是錯誤的, 確實，表面看來精神分裂症象亂七八糟的一大堆盲目而奇怪的反應，其中包括幻覺、迷妄、不適當的情感反應、無特定意義的不由自主的重複動作等各種綜合症狀，甚至包括緊張性恍惚產生的死狀呆滯，其中的變化極為微妙，精神病專家已學會把每一個病人都作為特殊病例處理，正常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間的分界線是難以察覺的，人們當中有大量輕微的精神分裂病人未被覺察出來，而完全正常的人有時又被誤診為精神分裂病人，但是，有三種極端的精神分裂病人是確切無疑的，煩躁不安，生活在想像的間諜、刺客之間的類偏執狂，笨拙滑稽，有時無法自製的青春期癡呆症，以及驚恐緊張症，雖然所有人都有可能患精神分裂症，但肯定某些人明顯地具有易患此病的基因，在嬰儿期從患精神分裂症的父母處領來並由正常父母撫養的孩子，後來發作精神分裂症的比例，比那些出生於健康父母而後來讓人領養的孩子高得多，西摩·凱蒂和一組美國、丹麥心理學者通力合作，分析了數百例病人的資料，得出了總結性的結論：精神分症裂的主要原因是遺傳。
有證據表明，精神分裂症在其他人類社會中也廣泛存在。簡·墨非發現從白令海的愛斯基摩人到尼日利亞的約魯巴人都有一系列和西方精神分裂綜合症相似的症狀，而且，這些患者也被視作精神病——愛斯基摩人叫“恍恍惚惚的病人”（nutbkavibak），約魯巴人稱之為“維爾病人”（were）——這些人成了部落巫醫和宗教醫生主要的常客；可確切分辨的精神分裂症發病率與西方社會相比也大體相同，佔成人的0．4％到0．7％之間。
精神分裂症的發生方式比苯酮尿和大多數其它智力遲鈍症的遺傳形式要復雜得多，目前尚不能確定它是由一個還是多個基因引起的。精神病人的生理髮生了明顯的變化，醫學研究者可能不久就能成功地把這些變化直接和心理的失常聯繫起來，例如，菲利普·西曼和蒂龍·利已經發現，有些精神分裂病人大腦的關鍵部位對多巴胺的感受器是正常人數量的兩倍，多巴胺是在神經細胞之間傳遞信息的物質，這種異常狀況有可能使大腦對自己的信號過度敏感，因此容易產生幻覺。不過，傳統的心理學理論也有幾分道理，環境對精神分裂綜合症的發生起著重要的作用。典型的“精神分裂性”（易發生精神分裂症的）的家庭結構就是一個例子。這種家庭很容易使帶有精神分裂症潛因的兒童發展為成年精神病人，在這種家庭中，信任已不復存在，思想交流中斷，父母公開表示彼此蔑視，對孩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有的精神病學者甚至發覺精神分裂病人頭腦中存在著一種變態心理，這種人試圖創造一種隱秘的內心世界，以逃避他不可忍受的社會環境，但事實仍然是，某些基因使人易患精神分裂症，具有這種基因的人即使在正常的有利的家庭環境中長大，仍會產生這種疾病。
所以，即使在比較簡單的行為類型中，人類也因遺傳而具有能夠獲得某些特性的能力，能夠在若干可能的對像中產生對某種對象的學習傾向，象康拉德·洛倫茨、羅伯特·欣德和斯金納等這樣具有不同的哲學思想的科學家都強調先天與後天之間並無絕然的界限，我們需要新的描述方法以取代本性與教養之間的舊式區別，這已是顯而易見的事了，其中最有希望的方法來自偉大的遺傳學家康蘭·沃丁頓（1975年去世）提出的設想。沃丁頓說，發展有點像從高地到海岸線之間傾斜的地形，某些特性的發展——例如眼睛的顏色、用手的習慣、精神分裂症或任何別的特性－就如同向斜坡下滾去的球，每種特性都超過一段不同的地形，每種特性都由不同類型的山脊和峽谷引導。就拿眼睛的顏色來說，給定一套藍色的或別的決定虹膜色素的基因，也就給出了一種地形，一條單一的、深深的渠道，球只能滾向一個目的地，只要卵和精子一結合，眼睛就只可能有一種顏色，蚊子發展的地形同樣可想像為一系列平行的未分叉的深谷，一條通向因鼓翅聲而引起的性吸引，另一條通向自動的吸血行為，如此等等，直到產生出十來種互不相關的反應行為，這些峽谷形成一系列準確的、無法改變的生物化學階梯，這些階梯從受精卵中的脫氧核糖核酸（DNA）一直延續到由蚊子大腦傳遞的神經肌肉動作。
人類行為的發展地形要寬闊得多，複雜得多，但也仍然是一種地形，有時，峽谷要分叉一兩次，一個人最後可能養成右手習慣也可能養成左手習慣．如果一開始基因或別的生理影響使一個人傾向於使用左手，那麼就可以認為，此人的發展渠道中的這條支渠較深一些；如果不給球施加社會壓力，在大多數情況下球都會一直往下滾，直到滾進使用左手的渠道，但是，如果父母訓練孩子使用右手，球就會被擠進較淺的使用右手的渠道，精神分裂症的地形是匯合各種渠道的更寬闊的網絡，更難探索，球的路線也只能用統計方法來預測。
地形的說法只不過是種比喻，當然不足以說明最複雜的現象，但它抓住了人類社會行為的關鍵事實，如果要對它的決定性意義有充分的了解，我們就必須分別處理每種行為，並在某種程度上，把它看作從基因到最終結果的發展過程來探索。
某些行為形式也許比另一些形式更適合於上述分析方式，顯示恐懼、厭惡、憤怒、驚奇和愉快等基本感情的面部表情，似乎是所有人的恆定特徵，心理學家保羅·埃克曼攝下了美國人的這些表情和現存的石器時代部落人在講故事時的相同表情。當向一種文化的人出示另一種文化的人的照片時，他們辨別照片上面部表情的準確性高達80％以上，艾雷諾斯·埃布－埃布斯費爾特周遊過全世界偏僻的村落，拍下了當地人用手勢與面部表情交流思想的電影。為了避免使他們產生自我意識，他在攝影機鏡頭前加上棱鏡。這樣，在拍攝時，他就可以不正對拍攝對象，使他自己與拍攝對象的臉成90度的角。埃布－埃布斯費爾特記錄了有文字文化和前文字文化中廣泛分佈甚至普遍分佈的許多信號。一個較為少見的例子是動眉毛，大多數情況下，眉毛無意識地猛一揚用來表示一種友好的歡迎。
人類生態行為學家新近正在研究的普遍信號的又一個例子是微笑。從完全的動物學的意義來說，可以把微笑劃作一種本能。嬰兒在2至4個月時，臉上開始出現微笑，而且能立刻得到父母更多的愛撫和溫情。用動物學家的話來說，微笑是一種社會緩解劑，是天生的、相對恆定的協調基本社會關係的信號，人類學家梅爾文·康納最近完成了對南非卡拉哈里沙漠中昆桑族（“灌叢人”）嬰兒的微笑及其他嬰幼兒行為的研究。開始日常觀察時，他就“決定有啥記啥，據實直書”，因為昆桑兒童是在和西方流行文化非常不同的條件下撫育成長的，他們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由母親獨自產下，以後幾個月中又和母親或保姆幾乎保持不間斷的身體接觸，在頭三、四年中，他們清醒時大都被置於直立狀態，每小時餵奶若干次，而且比歐洲和美國兒童受到更為嚴格的坐、站、走訓練，可是，他們的微笑形式，出現微笑的年齡和美國兒童一樣，起的作用看來也完全相同，更令人信服的證明是，就連盲童，甚至既聾又盲的兒童在缺乏有利於發笑的任何已知心理條件時，也能產生微笑。
這種最簡單的、最自動的行為完全可能是人腦細胞和麵部神經在遺傳上的直接聯繫所致，這種聯繫使面部肌肉的收縮模式在出生後的早期發育期間通過一系列的生理活動就能得到發展，而這些生理活動只需要最簡單的學習便可掌握，將來，更嚴密的研究很可能揭示影響神經肌肉的活動形式和強度的遺傳變異的存在，如果這些出乎意料的簡單現象確實發生了，它們的發現就將為我們首次進入人類交流遺傳學奠定基礎。
隨著人在發展斜坡上的下滑，人的知識日益增加，文化的影響變得壓倒一切，人的發展地形也必然要發生一些變化，就語言、衣著和其他有著文化敏感性的各種行為來說，地形已變成有低矮山梁、彎曲河套的廣闊的三角洲，請特別考慮語言的成熟問題，有證據表明人類大腦生來就有一定的結構，以便以一定的排列方式來組合句子。按照喬姆斯基和別的一些語言、心理學家的說法，這一“深層語言”可以使人比用簡單學習快得多的速度掌握語言，僅用數學學習情況就可證明，人們在兒童時期不可能有足夠的時間來死記硬背英語句子，年幼的兒童與包括幼年黑猩猩在內的任何其他靈長目幼仔不同，他們具有學習語言的強大動力，他們呀呀學語，創造詞彙，實驗詞意，以可預知的順序迅速學會語言規則，他們創造的結構與成年人的語法形式不期而合，只不過在細節上有較大的差異，兒童發展專家羅傑·布朗很恰當地把兒童們的語言叫做“第一語言”，同卵雙胞胎和雙卵雙胞胎之間的語言能力比較表明，這一發展的時間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受遺傳決定，因此，語言發展斜坡上部的地形比較簡單，有著深深的渠道，但是，在寬闊的斜坡下半部，也就是“第二語言”，即復雜的成人語言出現的地方，渠道呈現為蝕刻得淺淺的網絡，向各個方向散佈，語言的外部表現隨著文化進化而變化，這些變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的進化，教育和風尚的最微妙的壓力使詞彙、重音和速度發生了變化。
但是，比喻中的山脊、渠道實際上到底指什麼呢？在某些情況下，蝕刻這些渠道的是強有力的行為激素，或者是在神經細胞形成的過程中由基因決定的其他生物化學生成物，簡單化合物能改變神經系統的能力，使它以一種而不是另一種方式起作用，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可能是那些不太明顯的“學習規則”，即以特殊的神經細胞群的活動為基礎的步驟和程序，這些步驟和程序使人得以掌握各種形式的學習。
通常的看法認為，學習是一種適於各種目的的現象，各種機體的學習在原則上沒有什麼區別，許多最優秀的心理學家，特別是斯金納等行為主義者都固執地堅持，大多數行為都是由一些基本的學習所形成的，把動物置於可以嚴格控制刺激作用的簡化的實驗室環境中，就能揭示支配學習的一般規律，“操作行為的一般環境並不重要”，斯金納在1938年這樣寫道，“因為至少絕大部分特定的操作行為都是條件作用所致，我認為，操作行為的動態特徵可根據單一的反射加以研究。”斯金納在他有影響的《超越自由與尊嚴》一書中主張，一旦很好地了解了這些規律，就能用這些規律訓練人們，使他們過上更加幸福、更加豐富的生活，開始，可由最英明的社會成員來設計文化，然後，孩子們可以毫不費力地適應這種文化。
這是些有力的思想，自然科學中也相應有著誘人的先例。在動物與人類行為的研究中，這些思想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行為主義哲學的中心思想——行為和精神都具有能進行實驗分析的徹底的唯物主義基礎——是完全站得住腳的。但是，關於學習的簡單性和均勢性的基本假設已經崩潰了，取而代之的是多種多樣的學習類型，這些學習類型符合一般的規律，或許只是不包括自然選擇的進化，看來，每一物種的學習潛力都是由腦的構造和激素的連續分泌來決定的，因此最終是基因決定的。每種動物都“易於”學習一定的刺激，同時難於學習其他某些刺激，而對另一些刺激則處於中立。例如，成年大海鷗很快就學會識別自己剛孵出的小鷗，但從來不能識別自己產的卵，雖然這些卵同樣可以通過視覺分辨，初生的小貓沒有視力，只能爬行，完全不能自立．但是，為了生存，在一些細小的方面它必須有所作為，小貓生來就有高超的學習能力，僅用嗅覺，它能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內學會爬過一段不長的距離找到餵奶的母親，借助於氣味或觸覺，它能記住路線，沿母親肚皮爬向通往自己喜愛的奶頭的路線；在實驗室中，它能根據質地的細微差別很快把人工奶頭分辨出來。
有人還發現了使人印象更深刻的例子，每年，藍鵐從北美東部的產卵地遷徙到南美的越冬場所，與我們當地許多鳥類一樣，它們也是夜間飛行，一飛離巢案，小鵐就已經有了辨別北極星和拱極星座的能力，它們很快自動地做到這一點，但是，它們辨別其他星座的能力卻低。當家雞飲水時，如在它們喙部施以微弱的電擊，同時給以某種視覺刺激，如閃一下燈光，那麼它們以後就會躲這種視覺刺激，但如果用同樣方法施以聽覺刺激，如卡嗒卡嗒的響聲，它們卻又不會躲避，如果將電擊加在雞腳上，同時伴以響聲，情況就會跟上面剛好相反，也就是說，它們能夠學習聲音信號，卻不會學習視覺信號了，這種對稱性初看可能顯得奇怪，實際上，這正是那些腦子很小的動物的生存規律，家雞的程序可以用下面這個簡單的公式概括：記住任何能看見的、對頭有影響的東西，以及任何能聽見的、對腳有影響的東西。
這就是說，動物本能的某些較為刻板的形式，可以將傾向性學習的特異形式用來作為基礎。但是，人類的學習是否也是有傾向性的呢？我們所說的人類學習當然不是像鳥和無視力的小貓那樣的機械反應形式．我們更願意認為，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和意志力，我們就能學會任何東西；但是，限制仍然存在。必須承認，即使是對天才和專門的記憶專家來說，能夠掌握的東西在數量和復雜性上都有著明顯的限度，我們也承認，一個人在掌握某種智力技能方面可能比別的人容易得多，更有意思的是，兒童是按難以改變的程序獲得技能和情感的，瑞士傑出的發展心理學家皮亞傑，用了畢生精力來描繪兒童較為純粹的智力發展過程中常常令人吃驚的各個階段，在復雜的有意識的運動、意義和因果概念、空間、時間，模仿和玩耍中，智力隨著平行但又緊密聯結的軌道發展。隨著受反射支配的嬰兒變成自我中心的、接著又變成好交際的兒童，現實的概念也逐步變化——從一心一意想搬動物體到發展成為對運動本身的獨立思考；物體先是被看作一個個獨特的實體，然後又被看作可藉助視覺符號和名稱進行分類的若干部分和群體，最初是接受生物學訓練的皮亞傑認為，智力發展是先天遺傳的程序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他把這一概念叫做“遺傳認識論”並非巧合，對遺傳的研究實際上打開了認識的大門。
約翰·鮑爾比在他的重要著作《依附》和《分離》兩本書中，追溯到了情感紐帶形成中可以比較的階段，兒童用這種紐帶在幾個月時間內就圍繞父母創造了一個複雜的社會性環境。語言心理學家已證明，兒童獲得語言的時間非常準確和非常短，無法用簡單的記憶加以說明，與此同時，勞倫斯·科爾伯格也證明了，兒童在道德規範的發展中，皮亞傑式的發展階段也顯得比較短促，把這些結果放在一起考慮，我們就會得到這樣的印象：人們一生中僅靠隨意的學習過程無法造就一個十分複雜的社會環境。
這就是說，人類的心靈並非是一塊純淨的白板，在這上面經驗可以線和點描繪出最複雜的圖畫，更準確的是，人類的心靈可以描繪成一部自主的決策機和警覺的環境掃瞄器，它首先接近某些類型而非其他類型的選擇，然後先天地傾向於某些而不是其他的選擇，並驅使身體按照靈活的時間表投入行動；正是根據這一時間表，每一個人自動地從嬰兒逐漸走向老年，對過去選擇的積累和記憶，對未來選擇的考慮，以及對作出選擇的感情的再體驗，所有這一切便構成了精神。一個人在決策過程中表現的特點使他和其他人有了區別。但是，要遵循的規則很嚴格，使所有人作出的決策有著廣泛的重疊，由此而產生的趨同性就叫做人類天性。
要大體估計對各種行為類型控制的相對嚴格性，這是可能的，以同卵雙胞胎和雙卵雙胞胎的比較為基礎的遺傳研究表明，基本的思維能力、感覺和運動技能受遺傳的影響最大，而個性特徵受的影響最小，如果別的研究也能證明這一重要結果的話，就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斷：那些對付物理環境中相對恆定的問題所需要的能力，是沿著狹窄的渠道發展的，而那些代表對迅速變化的社會環境進行調節的個性特徵，則更具有適應性。
進化假設指出了具有廣泛意義的其他相互關係，例如，較為重要但較少理智的決策過程，就需要較多的情感加以引導，生物學家可以將這種關係複述如下：”大部分精神發展都由必須迅速自動地採取的步驟構成，以確保人類的生存和繁衍，由於人腦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受到理性思考的引導，所以它不得不求助於由邊緣系統和其他較低的人腦中樞傳遞的歡樂與痛苦的細微差別。
我們可以在無意識的、充滿感情的學習規則中，尋找受遺傳進化影響最直接的那類行為，以恐懼症為例，象許多動物學習的例子一樣，恐懼症常常在童年發生，具有深刻的、非理性的感情色彩，而且難於消除，似乎有意義的是，恐懼症常常由蛇、蜘蛛、老鼠、高度、封閉場所，以及在古代環境中具有潛在危險性的其他因素引起，而很少由現代的人工製品如刀、槍、電源插座等引起，在人類的早期歷史中，恐懼症多半為保證生存提供了必要的餘地；從懸崖邊爬開並因恐懼而發嘔，總比心不在焉地在懸崖邊行定要好一些。
亂倫禁忌是原始學習的另一種主要類型的例子，像人類學家萊昂內爾·泰格爾和羅賓·福克斯指出的那樣，亂倫禁忌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更為普遍的關係互斥原理的特例。兩人之間一旦形成某種很強的關係，他們就會發覺在情感上難於摻入其他任何類型的關係了，師生轉成為同事的過程很緩慢，即使學生早已超過了老師，母親和女兒很少改變他們最初形成的關係的色彩，亂倫禁忌在人類文化中非常普遍，因為父女、母子、兄弟姐妹覺得，他們最初的關係幾乎完全是排他性的。簡言之，人們在學習受到排斥的關係上遇到了阻礙。
相反，人們卻容易學習在遺傳上最有利的各種關係，在各種文化之間，兩性結合的過程差異很大，但各種文化的兩性結合都沉浸於動人的感情中，在有浪費傳統的文化中，情感可以是迅速而深刻的，並產生出超越性的愛，這種愛一經感受，就永遠地改變了妙齡青年的思想，對人類生態行為這方面的描述，是詩人們特有的雅興，就像我們在詹姆斯·喬伊斯的出色描寫中所看到的那樣：
姑娘子立中流，紋絲不動，就在他的面前凝望著大海。她似乎是魔法變出來的一隻奇特而又美麗的海鳥。裸露的雙腿象仙鶴的腿一樣纖美而潔淨，粘在上面的只有一絲翡翠綠的海草，就像刻意做成的符號……女兒氣的柔長金發，女兒氣的俊俏臉蛋，點綴著驚人的人間之美……當她感覺到他的存在，感覺到他眼中的崇拜神情時，她的目光轉向他，默默無聲地忍受了他的凝視，沒有羞澀，沒有放任……她的形像已在他的靈魂中永駐，沒有隻言片語打破他狂喜的沉靜。 （《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
從邏輯上講，有傾向性的學習是在生命週期的其他轉拆點上形成的，在這些轉折點上，人們固執著最深刻的感情，例如，人類有製造各種分界線的強烈趨勢，每當越過這些分界時、他們就在形式上從一種存在過渡到了另一種存在，文化精心設計了各種過渡儀式——入會、婚姻、堅信禮以及就職典禮，這些儀式可能仍受著隱蔽的生物性原動力的影響。人在生命的各個階段都有種同樣強烈的慾望，想把其餘的人都分成人為的、鮮明的兩類，好像我們只有把其餘的人都分作成員與非成員、親戚與非親戚、朋友與敵人時，才心滿意足，埃里克·埃里克森曾指出。各處的人都有擬物種分類的傾向，而且都力圖把外國社會貶低到次等物種的地位，並說他們不是完全的人，可以毫不內疚地貶低他們，甚至連溫和的卡拉哈里桑族人也叫自己為昆——也就是人的意思，對於人類的這些先天傾向以及其他傾向，只有從遺傳優勢的角度來評價才有完全的意義，就像雄鳥用來保衛領地或宣布進攻的動人的春歌一樣，它們都是富有美感的，只是我們有意識的頭腦在開始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它們的真實意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