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居住的這個行星上，有機體的差異是巨大而驚人的。自從1758年卡羅勒斯·林奈進行正式分類以來，動物學家已分出約一百萬種動物，並給了每種動物一個科學名稱。這樣，就使這些動物在技術雜誌上有了那麼幾段描述，在世界上這個或那個博物館的架子上佔有了小小的空間．但是，儘管作瞭如此巨大的努力，發現的過程卻才剛剛開始。 1976年，在夏威夷附近捕獲到一條尚不為人所知的巨鯊，長14英尺，重達1，600磅。當時，它正想吞食一艘美國軍艦的鐵錨。大約與此同時，昆蟲學家在新西蘭發現了一種新屬種的寄生蠅，大小和大紅蜘蛛差不多，完全生活在當地的蝙蝠窩裡。每年，博物館的管理人員總要從在世界各地的考查中採集到的昆蟲、橈足類動物、線蟲、棘皮動物、鰓曳蟲、燭線綱的節肢動物，超鞭目的鞭毛蟲等等生物中，分出數以千計的新種來。根據對選定區域的大量考查，估計動物屬種的總數在300萬到1000萬種之間。正如博物學家霍華德·埃文斯的最新著作的標題所表明的那樣，生物學就是對“一個人們仍知之甚少的行星上的”生命所進行的研究。
這些動物有許多是高度社會性的。其中，最高級的就構成了我所說的動物的社會進化中的三個頂峰，即：（1）珊瑚蟲、苔蘚蟲和其他群落性的無脊椎動物，（2）包括螞蟻、黃蜂、蜜蜂、白蟻等在內的社會性昆蟲；（3）社會性的魚類、鳥類及哺乳動物。這三種群居性動物屬於社會生物學新學科的主要對象。社會生物學的定義就是對包括人在內的各種有機體的各種社會行為的生物學基礎所進行的系統研究。這一學科可以追溯到很遠，它的許多資料和某些最重要的觀點都來自生態行為學，這是一門在自然條件下對全部有機體的行為模式進行研究的科學；其先驅是朱利安·赫胥黎、卡爾·馮·弗里希、康拉德·洛倫茨、尼古拉斯·廷伯根等人。現在，從事這一科學的已有一大批敢於創新的、富有成果的新一代研究者，生態行為學目前主要關心的是每種動物行為模式的特殊性，這些模式是動物得以適應其所處環境的特殊要求的方式，以及動物本身在遺傳進化中由一種模式引起另一種模式的過程．人們正逐漸把現代生態行為學和對神經系統的研究以及激素對行為的影響聯繫起來，研究人員已深入涉及到了發展過程，甚至過去幾乎完全屬於心理學領域的學習過程也涉及到了，而且，人類自身已開始被包括進需要進行最縝密研究的物種之中。生態行為學的重點仍在有機體個體和有機體的生理學方面。
與此相反，社會生物學更明顯的是一門綜合學科，它結合了生態行為學（全部行為類型的博物學研究）、生態學（有機體對於其環境關係的研究）和遺傳學等學科，目的在於獲得關於整個社會的生物特徵的普遍原理。社會生物學的真正新穎之處是它的方法：從生態行為和心理學的傳統模型中提取關於社會組織的重要的事實，然後在群體的水平上加以研究，並在生態學和遺傳學的基礎上重新組合以說明社會群體是如何通過進化來適應環境的。生態學和遺傳學還只是在過去的幾年中才變得那樣成熟有力，才能夠為這一研究提供基礎。
社會生物學是一門主要以各社會性物種的比較為基礎的學科。每一種生命形式都可以看成為一種進化實驗，是基因和環境之間上百萬年相互作用的產物，通過對許多這種實驗的周密考查，我們已經開始建立和檢驗了關於遺傳性社會進化的一般原理。現在，把這一廣闊的知識應用於對人的研究，已是我們力所能及的事了。
為了把人類與一系列別的社會實驗同時加以觀察，社會生物學家似乎是通過望遠鏡的前端來觀察人類的，這樣就比平常看來距離要遠些，規模也暫時縮小了一些。社會生物學家試圖在地球上的社會性生物中為人類找到適當的位置，他們贊同盧梭的觀點：“研究人們須從近處看，研究人類則必須從遠處看。”
這種宏觀的看法比社會科學中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確實有著某些優越之處，事實上，沒有哪種理智上的缺點比藐視一切的自我放縱的人類中心主義更有害了，這使我想起羅伯特·諾齊克在讚成素食主義時所用的聰明的論證方法，他說，人覺得吃肉理所當然，因為人認為被吃的動物在感受力和智力上都遠遠低於人，無法與人比擬，那麼，如果一種比人類優越的物種果真有朝一日從外星來到地球，也運用同樣的標準，那他們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拿我們佐餐了。用同樣的標準，這些外星人中的科學家可能會發覺地球人索然無味，智力低下，而且感情遲鈍，社會組織也是別的行星上司空見慣的形式，使我們沮喪的是，他們可能對螞蟻大感興趣，因為這些小東西具有決定性別的單倍二倍體及奇怪的雌雄等級制度。同銀河系相比較，這才是地球上新奇的東西。可以想像，他們會在日誌上這樣記錄：“科學的突破！我們終於在1至10毫米大小的範圍內發現了單倍二倍體的社會性有機體。”接著，這些來客可能採取最後的無理行動：為了證明他們確末低估我們，他們將在實驗室裡仿造人，象化學家為了測定某種有疑問的有機化合物的結構特點，需要用更簡單的成分來合成這種有機化合物一樣，這些外星生物學家也需要合成那麼一兩個類人動物。
這種科幻小說式的情節對於人的定義是有啟發意義的。近來，計算機科學家們基於人工智能設計方面取得的重大進展而提出人受到瞭如下的考驗：舉止像人者即是人。因為人類行為的進化途徑並非全部都同樣可以通行，所以人類行為可以加以比較準確的定義。進化並沒有使文化成為萬能。在許多更為傳統的理論家，以及相當一部分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中，存在一種錯誤的概念，認為社會行為可被賦予任何一種形式。極端環境決定論者從人類是其自身文化的產物這一前提出發，認為“文化造就了人”。這個公式還可以是“創造文化即創造人”。他們的理論只對了一半，其實每個人的行為都是由於其環境、尤其是文化環境和影響社會行為的基因兩者之間的相鉅作用造成的。雖然世界上數以百計的文化對我們這些生活在其中的人來說，似乎千差萬別，但是，人類社會行為的各種形式只構成了地球上社會性物種已實現的組織形式中的很小一部分，而比起借助社會生物學理論所能想像出來的各種組織形式來說，那就更少了。
問題的關鍵已不在於人類社會行為是否由遺傳決定，而在於遺傳決定的程度到底有多大，遺傳作用的大量證據比大多數人、甚至比遺傳學家所能想像的還要詳盡，還要有說服力，我還可以進一步說：遺傳起著決定性作用。
說到這裡，有必要給那些由遺傳所決定的特徵下個確切的定義。這種特徵不同於別的特徵，至少部分地是因為存在著一個或多個獨特基因的結果，重要的是，對遺傳影響的客觀估計需要把同一特徵的不同情況相比較。比如，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條件限制，說藍眼睛是遺傳所致就沒有多大意義，因為藍眼睛是基因和很大程度上最終使眼球虹膜著色的生理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但是，如果說藍眼睛和棕色眼睛之間的區別完全地或部分地是源於基因的差別，則是有意義的，因為這是可加以檢驗並可以用遺傳學規律加以解釋的。然後就應該考慮更多的信息了，例如：父母、兄弟、姐妹、兒女，以及更遠的親戚，他們的眼睛是什麼顏色？再把這些資料與孟德爾遺傳學中最簡單的遺傳模式相比較，這一遺傳模式基於對細胞增殖和性繁殖的了解，認定只有兩個基因在起作用，如果所考察對象的基因數與此吻合，就可用這一雙基因遺傳模式來解釋其差異，如果不吻合，就需要採用更為複雜的模式。所考察對象的基因數越多，所採用的相互作用模式就越複雜，直到所採用的模式跟對象的基因數達到比較合理的吻合。在上面的例子中，儘管存在著複雜的變化使這些例子不如教科書上的例子那麼完美，但藍色和棕色眼睛之間的主要差別實際上是以兩個基因為基礎的，對一些最複雜的特徵，可能有數以百計的基因在起作用，即使採用先進的數學方法，一般也只能對其影響程度作出粗略的測量。但是，如果分析得當，遺傳影響的存在和大體程度還是可以確定的。
人類社會行為基本上也可以用與此相同的方法加以估計。首先，把人的社會行為和其他物種的行為相比較，然後，通過研究人種之間和人種內部的差異加以估計，但這種方法要困難得多，而且解釋也是多種多樣的。當我們把經過選擇的主要種類的動物和人類作比較時，遺傳決定論的狀況表現得最為尖銳，解剖和生物化學分析揭示出、人類最親近的進化近親——亞洲、非洲的大猿和猴子具有某些普遍的人類特徵。如：
像大部分鳥類和中南美洲的狨那樣，人類的親密的社會組合中包括10至100個成年者，而不是僅僅只有兩個，也不像許多屬種的魚或昆蟲那樣，數以千計地形成社會組合。
雄性大於雌性，這在舊大陸的猴、猿和其他許多種哺乳動物中是很重要的特徵。如果把許多種動物一齊考查，就會發現雌性和成功的雄性相配的平均數和雌雄之間體型的差異甚為相符。這一規則說明：雄性間對雌性的競爭越劇烈，體型大者的優勢就越顯著，體型小者的劣勢也自然增大。但男人並不比女人高大許多。在這方面，人類和黑猩猩相似。把人類性別的數量差異曲線與其他哺乳動物相比較時，顯示出與每一成功的男性相配的女性平均數大於1但小於3，這一推測很接近現實。我們知道，人是稍稍偏向一夫多妻制的物種。
新一代是通過長期的社會訓練成長起來的。先是和母親的親密接觸，而後是和同齡、同性別的其他孩子越來越多的接觸。
社會娛樂是一項發展迅猛的活動。其特點是角色扮演、模仿攻擊行為、性實踐和探險活動。
這些特點以及別的特點形成了舊大陸猴、大猿和人的屬種。跟魚、鳥、羚羊或囓齒動物等完全不同的物種相比，人不可能達到與它們相同的社會化水平，人可能有意識地模仿那些動物，但不過是一場表演，不會有深刻的情感反應，也不可能持續多久，連一代人也不行。哪怕粗略地從形式上採取非靈長目的社會體系，嚴格說來也是極其愚蠢的舉動，否則個性會迅速消失，人與人的關係會解體，繁衍也會停止。
接下來是更細的分類。人類不同於舊大陸的猴子和猿，這只能歸因於人類有一組奇特的基因。當然，這一點就連最激進的環境決定論者也很快就承認了。他們樂於贊同偉大的遺傳學家西奧多塞斯·多布贊斯基如下的看法：“從某種意義上說，在人類進化過程中，人類基因的首要作用已經讓位於一種全新的、非生物的或超機體的力量——文化了。但是，也不要忘記，這一力量完全依賴於人類的基因型。”然而，問題比這還要深刻、有趣得多。各種文化都有其社會特徵，只要縝密觀察這些特徵就會發現，人類的社會特徵和其他物種同樣明顯。比如，就像翅膀上的小方格對於斑翅蝶和復雜的春歌對於畫眉鳥那樣。 1945年美國人類學家喬治·默多克列舉了歷史上和人種誌上有記載的各種文化的特點：
年齡分級，體育活動，身體裝飾，曆法，清潔訓練，社區組織，烹調，合作勞動，宇宙哲學，求愛，舞蹈，裝飾藝術，占卜，勞動分工，釋夢，教育，末世學，倫理學，人類植物學，禮儀，信仰治療法，家宴，生火，民俗，食物禁忌，葬儀，遊戲，手勢，饋贈禮品，政府，問候，發式，好客、住房，衛生，亂倫禁忌，繼承法，玩笑，家族，家族命名法，語言，法律，運氣，迷信，巫術，婚姻，進餐時間，醫學，產科學，刑罰制裁，個人姓名，人口政策，產後護理，妊娠習慣，財產權，對超自然事物的撫慰，青春期習俗，宗教儀典，居住規則，性限制，靈魂概念，地位區別，外科學，工具製造，貿易，觀光，紡織，天氣控制。
以上各種有助於社會團結的性質中，幾乎沒有多少可以認為是高級社會生活或者高度智慧的必然結果，不難設想那些非人類社會，其社會成員的智力甚至比人類社會還高，社會組織比人類社會還復雜，但是，它們都沒有上述大部分性質。再看看昆蟲社會固有的可能性，無生育力的工蟲（工蜂，工蟻等），比人更具合作性和利他性，等級制和勞動分工傾向也更明顯．如果再賦予螞蟻和人類同樣理性的頭腦，它們就可能取得與人類同等的地位了。它們的社會將顯示如下特色：
年齡等級，觸鬚禮節，舔身體，曆法，嗜食同類，等級確定，等級法規，建立群居地的規定，群居地組織，清潔訓練，公共托兒所，協同勞動，宇宙哲學，求愛，勞動分工，雄性統治，教育，末世論，倫理學，禮儀，無病死亡，生火，食物禁忌，饋贈禮品，政府，問候，整飾儀式，好客，住房，衛生，亂倫禁忌，語言，幼蟲護理，法律，醫學，變形儀式，相互反芻，護理等級，交媾飛行。營養卵，人口政策，對王后的服從，居住法則，性別確定、士兵階級，姐妹之道，地位區別，無生育力工蟲，外科學，共生體照管，工具製造，貿易，觀點，觀光，天氣控制。
還有些十分奇特、用我們的語言難以描述的活動，而且，如果它們能消除群體間的爭鬥，能保護自然環境的話，它們就可能比人更有生存能力，而且，廣義地說，其道德水平也將會比人類的高。
文明並非限於人類所固有，僅僅由於偶然的原因，文明才和皮膚裸露的兩足哺乳類的解剖構造以及人類天性的獨特性質結合起來了。
弗洛伊德說，上帝是有過失的，因為他的工作粗糙，質量不高．這句話很有道理，超過了弗洛伊德所想要說的：人的天性不過是許多可以想像的東西的混合物而已。但是，如果剝奪掉哪怕一小部分人的特性，都會產生混亂不堪的結果。即使是模仿舊大陸靈長目中和我們關係最密切的動物的行為，人類也不堪忍受。如果一部分人根據荒謬的協議，企圖詳細模仿黑猩猩或大猩猩特有的社會結構，那他們的努力很快就會落空，最後只能以完全回歸到人類的習性而告終。
同樣有趣的是，設想人們一開始就在幾乎沒有任何文化影響的環境中出生、長大，其情況會如何？最初，他們會形成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要素，而且，短期內就會發明出語言要素，豐富他們的文化。人類學家和人類社會生物學家的先驅羅賓·福克斯曾用盡可能明確的語言表述過這一假設。他設想，假如我們進行傳說中的普薩姆麥提楚斯法者和蘇格蘭王詹姆士第四那種殘酷的試驗（據說，他們把孩子們放在遠離親人而且與社會完全隔絕的邊遠地區養大），那麼，孩子們能否學會對話？
我並不懷疑，他們能夠說話。而且，從理論上講，只要給他們時間，他們或他們的後代就可以創造和發展出一種語言，儘管他們從來學過這種語言。而且，雖然這種語言完全不同於我們所知的任何一種語言，但語言學家在與其他語言相同的基礎上，也能對此種語言加以分析，並把他譯成任何已知的語種。而且，我還要進一步說，如果我們這些新的亞當和夏娃能夠生存下去並生兒育女的話——仍然完全隔離於任何文化影響——那麼，他們最終也能創造一個社會。這個社會也會有如下特點：財產法，關於亂倫和婚姻的規則，禁忌和迴避的習慣，盡量少流血的解決爭端的方法，對超自然事物的信仰以及與此有關的習俗，社會地位體系及其表示方法，年輕人加入社團的儀式，包括女性裝飾在內的求愛活動，普遍的象徵性的身體裝飾系統，某些專為男人設置而排斥婦女參加的活動和協會，某些形式的賭博，工具和武器製造業，神話和傳奇，舞蹈，通姦，各種類型的兇殺、自殺，同性戀，精神分裂症，精神病和神經症，以及純粹利用這些病症撈取好處的或其能醫治這些病患的開業醫師，究竟他們是前者還是後者，取決於人們如何看待這些醫師。
人類社會行為的這些基本特徵，不僅有其頑固的癖性，而且在可與動物的各種特點相比較的有限範圍內，它們與其他哺乳動物，尤其是靈長目動物的大多數特點是相似的。從邏輯上講，少數用以組織行為的信號可以追溯到仍體現在舊大陸猴子和大猿身上的祖傳方式。在黑猩猩的面部表情中，也可以看到恐懼、微笑，甚至大笑。如果人是舊大陸靈長目祖先的後裔，這種廣泛的相似性正好是預料之中的事情，是可以證明的，而且，如果人類社會行為的發展哪怕只保留著程度很小的遺傳約束，那麼現在也可以考慮更廣泛的假設。
黑猩猩的地位值得特別密切的注意。我們關於這些最聰明的猿類的不斷積累的知識，已開始廣泛地瓦解人類獨尊的莊嚴信條，首先，黑猩猩在解剖和生理細節上都和人類十分相似。事實證明，在分子方面它們和人類也很接近。生物化學家馬麗·金和阿倫·威爾遜對44個色點上基因編碼的蛋白
質作過比較，發現人和黑猩猩之間的總差異與分離幾種幾乎不能區別的果蠅間的遺傳距離相當，比高加索人、非洲黑人和日本人之間的差異也隻大25至60倍，黑猩猩和人類之間的分裂最近也可能是2000萬年前開始的，但這在進化過程中是比較短的時間。
按照嚴格的人類標準，黑猩猩的智力遲鈍屬於中等程度。它們的大腦隻及人腦的1/3，喉的構造形式與原始猿類一樣。因此，不能清晰地說人類的語言。不過，個別的黑猩猩通過美洲符號語言或者挨次釘在顯示板上的塑料符號加以訓練，也可以學會與訓練者交流。最聰明的黑猩猩還能學會兩百個英語單詞和基本句法，能說出象“瑪麗給我蘋果”、“露西搔羅傑的夾肢窩”那樣的句子。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耶爾克斯地區靈長類中心訓練的雌性黑猩猩娜娜，在溫怒中從房間裡打手勢斥罵訓練員：“你是個臭東西”。戴維·普雷麥克訓練的雄猩猩薩拉能記2，500個句子，其中大多數句子她還能運用。這些受過良好訓練的黑猩猩能理解複雜的指令，如：“如果紅的在綠的上面（不是在紅的上面），那你就拿紅的（不拿綠的）。”“把香蕉放進桶裡，把蘋果放進盤子。”它們還發明了一些新的表述法，如管鴨子叫“水鳥”，西瓜叫“飲用果”，和那些英語發明家偶然想起的單詞簡直沒有什麼區別。
在語言的發明才能和乾勁方面，黑猩猩與人類兒童相差並不太遠，但是還缺乏真實的語言創造力的證據。如，還沒有哪隻黑猩猩能把“瑪麗給我蘋果”和“我喜歡瑪麗”這樣的句子，連接成一句“瑪麗給我蘋果，因此我喜歡她。”這樣更複雜的句子。人類的智力大大高於黑猩猩，然而，猿類能掌握通過符號和句法進行交流的能力，倒是確確實實的事。目前，許多動物學家懷疑動物與人之間存在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我們已不可能像在1949年去世的重要的人類學家勒斯奈·懷特所說的那樣：人類行為是符號行為，符號行為就是人類行為。
新近填平了的另一條鴻溝是自我意識。心理學家哥登·蓋洛普讓黑猩猩照過兩三天鏡子之後，它們就不再把自己的鏡中像當作陌生的猩猩，而開始認識到那就是自己了。這時，黑猩猩開始用鏡子來探究以前無法見到的各部分身體，扮鬼臉，從牙中剔食渣，翹起嘴唇次泡泡，儘管蓋洛普曾和其他人反復用鏡子訓練猴子和大猩猩，但卻沒有得到相同的結果，為了更充分證明其自我意識，研究人員在麻醉狀態下將黑猩猩面部著上色，結果黑猩猩在鏡子前面呆得更久，專注地檢查面部的變化，用鼻子嗅觸塗色部位的手指。
如果黑猩猩真有自我意識，並能與別的智能動物交流，那麼，離具有人類頭腦的別的性質還會相距得很遠嗎？
普雷麥克曾想把個體死亡的概念傳輸給黑猩猩，但又猶豫不決，“如果它們像人一樣有了死亡概念，它們會怎麼樣呢？”他說：
要是猿也懼怕死亡，它們會像人那樣，用不尋常的辦法對待死亡嗎？ ……我們希望達到的目的不僅是傳輸對死亡概念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通過一種方法去確定：猿的反應不會是人類那樣的恐懼反應。正是這種恐懼導致了儀典、神話和宗教的產生。在找到不帶恐懼地傳授死亡概念的具體手段之前，我不打算向猿傳授死亡的知識。
另外，黑猩猩的社會存在怎麼樣呢？它們的組織程度甚至連只有最簡單的經濟組織的狩豬－採集者社會也不如，不過，還是有些顯著的基本相似之處，每群猿類多達50只，其中又分為更小的臨時性小群體．這些小群體可以在短至幾天的時間內解體和重新組合。雄性大於雌性，程度與人相近，並且在等級制中佔據著首要的統治地位，幾年之內甚至直到成熟，幼仔都和母親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年輕的黑猩猩們長期保持密切的關係，母猩猩死後，有的甚至還收養年幼的弟妹。
每一群體都佔有大約20平方英里的地盤作為家族領地。相鄰群體間不常相遇，一旦相遇就很緊張，在這些場合，可以交配的雌性或年輕的媽媽有時移居於群體之間，但有的時候，黑猩猩也會表現出強烈的領土意識，變得極凶狠殘暴，簡·古多爾曾在坦桑尼亞的貢貝河保護區進行過有名的研究，一個群體中的雄猩猩侵入相鄰一群較小的黑猩猩的領地，攻擊甚至傷害保衛者，最終，小群體的居民離棄家園，把領地讓給了入侵者。
和原始人類一樣，黑猩猩主要採集水果和別的植物作為食物，打獵只是次要的活動，狩獵－採集者和黑猩猩飲食的區別在於比例的不同，總的來看，狩獵－採集社會中的原始人平均從新鮮肉中攝取35％的卡路里，但黑猩猩獲得的卻在1－5％之間。原始人獵取大大小小一切的獵物，包括比人的體重大100百倍的大象，但黑猩猩卻很少攻擊體重比成年雄猩猩大1／5的任何動物。黑猩猩像人的行為最明顯的可能莫過於打獵時智力的運用和彼此間的合作行動了。正常情況下，只有成年雄性才會追逐動物，這是類人動物的又一特徵。當選中了一個潛在獵物，如長尾黑顎猴或小狒狒時，黑猩猩就通過特殊姿勢、動作和麵部表情的變化來示意，其他雄性隨即轉過去盯住目標，它們態度緊張，部分毛髮倒豎，而且變得緘默——在人看來，這是明顯的變化，因為通常黑猩猩最都是喧鬧的動物，這種警覺狀態因突發的、幾乎是一湧而上的追豬而消除。
捕獵的雄猩猩常用的戰略是混入狒狒群中，以便猛然抓住幼小的狒狒，另一方法是包圍，悄悄接近獵物，即使獵物警覺地想溜走也不輕易放過。貢貝河保護區有隻大膽的雄猩猩叫費剛，它追獵的一隻小狒狒逃到棕櫚樹上去了，在附近休息或修飾毛髮的雄猩猩全部立刻起身，加入追捕。有的留在狒狒藏身的樹下，其餘的分散在狒狒可能逃跑的樹下守候。當狒狒跳到第二棵樹上時，守在下面的猩猩立即轉身，迅速朝上爬，後來，這隻小狒狒跳到20英尺外的地上，才平安逃進了附近的狒狒群中。
肉類分配上的合作也進行得不錯，有施有受，有取有捨。討肉的猩猩捧著臉湊近肉，專注地盯著，或湊近吃肉者的臉。它還可能去摸肉，摸別的猩猩的下巴、嘴唇，或者張開手，手掌向上，伸到吃肉者的下巴下面。有時，抓著獵物的雄猩猩很快跑開，但也常常默許乞食者共同進食或讓乞食者撕走一些。有時候又自己很快扯下幾塊肉遞給乞食者。按照人類的標準，這是小小的利他主義姿態，但在動物之間卻是很少見的行為——這對猿類來說，可以說是了不起的一步。
最後，黑猩猩還有原始的文化．來自歐洲、日本、美國的動物學家們對非洲叢林中自然生活狀態下的猩猩群體進行了25年的研究，發現猿類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了大量的工具。它們用樹枝和小樹作防衛武器抵抗豹子，拋甩樹枝、石頭和大把大把的植物攻擊狒狒、人類和其他黑猩猩．它們還用樹枝挖掘白蟻塚，用扯去了葉子並從中撕開的樹枝去“釣”白蟻，用枝條撬開盒子，也用嚼碎的樹葉作“海綿”從樹洞裡汲水等等。
學習和嬉戲對獲得使用工具的技能至關重要，如果2歲的小猩猩失去了擺弄樹枝的機會，以後藉助枝條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就相應減弱。讓受看管的小猩猩通過擺弄這些東西，它們掌握技能的熟練程度就能不斷提高，2歲以下的猩猩一般只是簡單地摸一摸，拿一拿，並不想去擺弄；長得大一點時，就更常用東西去敲打和搔弄別的猩猩．與此同時，使用工具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斷改進，非洲的野生猩猩也是這樣。 6個星期的小猩猩就已從母親懷抱中伸出手去玩樹葉、樹枝；大一點的不斷用眼、唇、舌、鼻、手去試探環境，不時還採摘樹葉，四下揮動，在這個成長階段，它們慢慢養成了使用工具的習性。有時可以看到8個月的小猩猩把草莖列入它的玩具，卻是用於特殊的目的——抽打石頭或母親。這種行為和“釣”白蟻的行為有著獨特的聯繫，它們就是用這種方法刺激白蟻，使白蟻爬上草莖，然後迅速吃掉或者舔而食之。通常它們在遊戲時就撕掉草莖上寬大的葉片，咬掉兩端，把草莖當作鉤桿。
簡·古多爾獲得了猩猩傳授這些模仿行為的直接證據。她注意到，當成年猩猩使用工具時，幼仔就在旁邊觀察，等大猩猩走後就揀起來使用。她曾兩次觀察到一隻3歲的小猩猩專注地看著母親用樹葉擦屁股，然後，它也拾起樹葉模仿起來，雖然它的屁股是乾乾淨淨的。
黑猩猩能夠發明和傳授技術。用樹枝撬開食品盒就是很好的例子，這個方法是貢貝河保護區的某一隻或幾隻猩猩發明的，後來通過模仿顯然就在群體中傳開了，新到這個地區的一隻雌猩猩躲在灌木叢中看別的猩猩開盒子，到她第4次來時，就走出樹叢，揀起一根樹枝，也開始撬起盒子來。
在非洲記錄到的使用工具的行為僅限於一定數量的黑猩猩，但它們在那裡的分佈卻甚為廣泛，如果這種行為已經達到文化式的傳播的，那就正好是我們所預期的模式。西班牙動物學家喬治·皮最近繪製的黑猩猩使用工具的分佈圖，可能已並不引人注目地放入了人類學教科書中關於原始文化的那一章，雖然有關工具使用的發明和傳播的大多數證據都是間接的，但卻表明，猿類已跨越了文化進化的門檻，因此從某種重要的意義上說，它們已進入了人類的領地。
這段黑猩猩生活的描寫意在證實我關於人類狀況的基本觀點：根據一般的進化標準和心理學的主要標準，人類並非形單影只，我們還有個小兄弟屬種，把人類和黑猩猩社會行為之間的共同點與近年來發現的遺傳多樣化中引人注目的解剖和生化發現相結合，就形成了一系列十分有力的證明，這已不能當作偶然的巧合來看待了。我現在相信，這些共同點至少部分地產生於相同的基因。如果這一見解還有點道理的話，就更迫地切需要保護黑猩猩，保護其他大猿以及舊大陸的猴子和較低等的靈長目，也就更需要在將來對它們進行更細微的研究。更徹底地了解這些動物，可以提供一幅清楚的圖畫，說明基因是如何逐步變化，最後達到人類所獨有的進化水平的。
總的說來，這一論點可總結如下：把人類本性和所有其他生物這一龐大背景相比較，其一般特點似乎顯得有限和獨特，但更多的證據表明，正如一般進化論所預言的，人類行為中較普遍的形式跟哺乳動物是一樣的，甚至更特別具有靈長類的特徵。在社會生活的細節方面，黑猩猩與我們十分接近，而在智力特徵的某些方兩，它們甚至可以和人類相提並論。而在過去，這樣的比較卻被認為是完全不恰當的，這些事實與人類的社會行為是以遺傳為基礎的這個假設相一致，更確切地說，人類社會行為是由那些與人類密切相關的物種所共有的基因以及那些人類所特有的基因共同形成的，這些事實反駁了長期統治著社會和科學學域的另一種假說：人類已完會擺脫了自己的基因的控制，達到了僅僅受到文化製約的程度。
讓我們繼續對這個問題進行系統的探討，遺傳假說的核心直接來自於新達爾文主義進化論的見解，這種見解認為，人類天性的特徵在人類進化時期具有適應性，因此，基因便在能發展那些特徵的人口中散佈開了。適應性的意思就是說，顯示這種特徵的人將其基因傳與下一代的機會比不顯示這種特徵的人大。在這一最嚴格的意義上，個體之間的差別優勢就叫遺傳適應，遺傳適應有三個基本要素：（1）個體生存力的增強；（2）個體生殖力的提高；（3）近親生存力和生殖力的提高，這些近親從共同的祖先那里分享了同樣的基因。三種要素中任何一種的改良或者三種要素的任何組合，都會使基因具有更大的適應性，達爾文稱這一過程為自然選擇，它描述了一種緊密的因果循環，如果某種基因使個體傾向於某種特徵——比如某種社會反應——隨之這一特徵又帶來更高的適應性，那麼，這種基因在下一代將表現得更為突出。如果自然選擇後持續許多代，那優勢基因就會擴展到整個群體，這一特徵也就變成了物種的特徵，許多社會生物學家、人類學家和其他人由此推斷說，人類天性是由自然選擇形成的。
然而，一個奇怪的事實增加了分析的困難：純社會行為和受遺傳制約的行為都能適合社會生物學理論，一種幾乎純文化的社會生物學是可能的。如果僅僅賦予人類最基本的生存、繁衍動力及文化能力，人類仍可以學習到許多社會行為方式，提高其生物適應性。但是，如同我將要說明的那樣，這種文化模仿的程度是有限的。而且，通過某些方法，可以使這種模仿與結構更為嚴密的生物適應形式相區別，進行這種分析要求更仔細地運用生物學、人類學和心理學技術，我們的重點將放在社會行為與社會生物學理論相適應的緊密程度上，放在遺傳制約的證據上。這種證據是在人類發展其社會行為的同時所顯示的各種傾向的力量和自發性中看到的。
現在，讓我用某種更有力、更有趣的方式把中心問題再表述一遍，如果人類天性的遺傳成分不是起之於自然選擇，那麼基本的進化理論就有問題了，也就意味著進化論至少必須加以改變才能說明群體遺傳變化中新的、然而迄今尚未想到的形式。因此，人類社會生物學的一個輔助目標就是要了解人類天性進化是否與一般進化論相符，對敢於冒險的生物學家來說，如果這種努力失敗，那也並非什麼大不了的事，
可以相當肯定地說，人類社會行為的主要遺傳進化是在人類文明之前約500萬年產生的。那時，人類由稀疏和相對穩定的狩獵－採集者組成。另一方面，主要的文化進化是在大約1萬年前農業和城市出觀以來發生的，儘管某些遺傳進化在後來歷史性的巨變中還在續繼發生，但那隻形成了人類天性一個部分特點。不然的話，現存的狩獵－採集者們和發達工業國家的人們在遺傳上就會大不一樣了。然而，事實證明情況並非如此。因此，在對狩獵－採集社會和更為持久的前文化游牧社會及農業社會所作的研究中，可以對人類社會生物學進行更為直接的檢驗。結果發現，人類學是比社會學或經濟學更接近於社會生物學的社會科學。正是在人類學中，關於人類本性的遺傳理論才能夠得到最為直接的探討。
一種科學理論的威力的大小，就在於它能否把少數公理性的概念轉化為對可以觀察的現象的詳細預測，玻爾原子論正是這樣使現代化學成為可能，而現代化學又改造了細胞生物學。此外，一種理論的有效性又在於這種理論與別的理論在說明現象的競爭中其預言的成功程度，例如：哥白尼的太陽系理論經過短時間的交鋒戰勝了托勒密的理論。最後，當一種理論把大量事實綜合成易於記憶的、實用的解釋體系。當新發現的事實符合其要求時，這種理論就能在科學家中擴大自己的影響和聲望。例如：地球是圓的就比地球是扁平的更為真實，對科學發展至關重要的事實，可以通過實驗獲得，或者通過對未受騷擾的自然現象進行富有啟發性的觀察獲得，科學總是以這種近乎機遇的曲折方式向前發展。
對人類天性的遺傳進化理論來說，如果要使它成為實實在在的科學的一部分，我們就應該從生態學和遺傳學中選擇某些最好的原理（這些原理本身就以人類天性的遺傳進化論為基礎），並使這些原理在細節上適合人類的社會組織。這種理論不僅必須能以比傳統的解釋方法更令人信服的方式說明許多已知事實，而且，還必須驗證以前社會科學未曾想到的對各種新信息的需要，因此，被說明的行為應該是人類行為中最為普遍的但最少理性的行為，應該是最充分地擺脫了日常見解的影響和令人迷惑的文化變遷的那一部分，換言之，這些行為應該是那些最不易受文化模仿影響的先天的生物性現象。
這些都是年輕的人類社會生物學被迫接受的嚴厲要求，但是可以證明，這些要求完全是有道理的，社會生物學憑藉自然科學的力量，並且最初是以不公正的心理學優勢，闖入了社會科學。如果能使“硬”科學的觀念和分析方法協調而長期地起作用，那麼，科學和人文學這兩種文化之間的劃分就會消除，但是，要改變我們關於人類天性的概念，就必須用符合科學證明原則的真理，而不是使用一種新的教條來改變它，不管我們的希望有多麼急切。
下面六章的主題是以更深入的方法進行社會生物學的各種探索，這些探索有的已經相當可靠，但有的還只是大膽的推測而已，現在，先讓我舉兩個簡明的例子來說明這種方法。
亂倫禁忌是人類社會行為的普遍原則，各種文化都禁止兄弟姐妹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性行為。可是，至少在兄弟和姐妹的禁忌情況下，有著一種更深刻但較少理性的強製作用：在兩個一道生活的人之中，當一人或兩人都長到6歲時，便會自動產生性反感，以色列海法大學的約瑟夫·謝菲爾在以色列集體農場就此所作的最徹底的研究表明，同齡人之間的性反感並不在於實際的血緣關係，在記錄的2，769對夫婦中，沒有一對是自從山生以來就在一起生活的同一農場的同輩人，甚至連一例異性性行為的例子也找不到，儘管農場的成年人對此並不反對，在不那麼封閉的社會中，亂倫行為確有發生。儘管發失率很低，但通常是恥辱的、受指責的行為，總的來講，母子間的性行為最令人唾棄，兄妹間其次，父女間的性行為再其次，但是一切亂倫行為總是被禁止的。在當今的美國，人們認為最令人震驚的色情文學之一就是關於父親與未成年女兒之間性行為的描述。
亂倫禁忌有何好處？人類學家所稱道的解釋是，它避免了由於亂倫行為引起的家庭成員角色的混亂，因而保持了家庭的完整，另外，由愛德華·泰勒提出並由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在他創造性的《親族關係的基本結構》一書中發展成為一整套人類學理論的解釋是，亂倫禁忌有利於社會集團間討價還價地進行婦女交易，按這個觀點，姐妹、女兒不是用於婚配，而是用於獲得權力。
與此相反，流行的社會生物學解釋卻認為家庭的完整與婚姻交易只是附產品，至多是次要的有效因素，社會生物學的解釋指出了更為深刻和嚴峻的原因：近親繁殖會導致嚴重的生理懲罰，人類遺傳學家進行的若干次研究都表明，即使是一般情況的近親繁殖都會引起孩子在體型、肌肉協調能力和學術能力上的全面降低，已發現100多種能在未經摻雜沖淡的、純型合子狀態中引起遺傳疾病的隱性基因，而近親繁殖會大大加強這種狀態，根據對美國人和法國人進行的分折判斷指出，每個人身上平均有4個致死基因當量：或是在純合狀態中有導致立即死亡的4個基因，或是在50％的純合體中有引起死亡的8個基因，或是有與上等量的致死基因和致衰弱基因的混合，這些很高的數字在動物中很典型，表明近親繁殖有致命的危險，在由於和父親、兄弟、兒子發生性關係的捷克斯洛伐克婦女所生的161個孩子中，有15個死產或在出生後一年內死去，40％以上有不同程度的身體或智力缺陷單自發的性排斥規則，直覺地避免了亂倫行為．極而言之，'也就是如果我們暫時掀開發展過程中的其他影響，儘管我們承認這些影響是存在的，那麼可以說人受著以基因為基礎的本能的引導。兄弟一姐妹間的性關係禁忌就是這一過程的表現，其它類型的亂倫禁忌很可能也是如此．
＠附瀉煙①是指婦女與財富、地位限自己相當或優越於自己的男子結婚。在人類和大多數社會動物中，這類情況都是雌性通過對雄性的選擇提高自己的地位．為什麼會有這種性傾向呢？羅伯特·特里弗斯和丹尼爾·威拉德在社會生物學更普遍的研究過程中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他們注意到，脊椎動物，尤其是鳥和哺乳動物，體大健康的雄性交配頻率一般都相當高，而許多個小體弱的雄性完全沒有交配機會。但是，幾乎所有的雌性求偶都很成功，而且身體條件最好的雌性所生的後代也最健康．這些後代長大後通常也是體型最大、最強健的．後來，特里弗斯和威拉德觀察到，根據自然選擇理論，當雌性健康處於顛峰狀態時可望生出較大比例的雄性，因為這些後代將來體型最大，求偶最成功，會繁殖盡可能多的後代．當雌性生理狀態相對變差時，它們將轉而增加生清職性後代，因為這時雌性是更為保險的投資．根據自然選擇理論，產生這種生殖策略的基因將壓倒產生其他策略的基因而煌星群體一
情況確實如此．關於這一特殊問題，有人對人和龐這兩類不同的物種進行了調查，環境條件對懷孕的雌性不利時，項性的出生率就有不同比例的上升。對貂、豬、綿羊、海豹的單自發的性排斥規則，直覺地避免了亂倫行為，極而言之，也就是如果我們暫時掀開發展過程中的其他影響，儘管我們承認這些影響是存在的，那麼可以說人受著以基因為基礎的本能的引導。兄弟－姐妹間的性關係禁忌就是這一過程的表現，其它類型的亂倫禁忌很可能也是如此。
攀附婚姻是指婦女與財富、地位跟自己相當或優越於自己的男子結婚。在人類和大多數社會動物中，這類情況都是雌性通過對雄性的選擇提高自己的地位，為什麼會有這種性傾向呢？羅伯特·特里弗斯和丹尼爾·威拉德在社會生物學更普遍的研究過程中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他們注意到，脊椎動物，尤其是鳥和哺乳動物，體大健康的雄性交配頻率一般都相當高，而許多個小體弱的雄性完全沒有交配機會。但是，幾乎所有的雌性求偶都很成功，而且身體條件最好的雌性所生的後代也最健康，這些後代長大後通常也是體型最大、最強健的。後來，特里弗斯和威拉德觀察到，根據自然選擇理論，當雌性健康處於顛峰狀態時可望生出較大比例的雄性，因為這些後代將來體型最大，求偶最成功，會繁殖盡可能多的後代，當雌性生理狀態相對變差時，它們將轉而增加生育雌性後代，因為這時雌性是更為保險的投資，根據自然選擇理論，產生這種生殖策略的基因將壓倒產生其他策略的基因而傳遍群體。
情況確實如此，關於這一特殊問題，有人對人和鹿這兩類不同的物種進行了調查，環境條件對懷孕的雌性不利時，雌性的出生率就有不同比例的上升。對貂、豬、綿羊、海豹的情況調查的結果看來也和特里弗斯和威拉德的預測相一致，最可能產生的直接機制是，在不利條件下雄性胎兒的淘汰性死亡率增高。這種現像在無數種類的哺乳動物中均有記載。
在出生之前改變性別比例當然是完全非理體的行為，事實上這只是一種生理行為。人類學家米爾德里德·迪克曼在有意識行為的範圍內試驗過這一理論，她曾提出，出生後的嬰兒性別比例會不會因為人們採取在一定意義上適合最佳生殖策略的戮嬰行為而發生改變呢？情況看來正是如此，在印度還未淪為殖民地以及成為英國的殖民地時期，女子通過與較高社會階層的男子結婚而向社會較高階層流動得到了僵化的習俗和宗教的認可，同時較高社會階層殺女嬰的事卻不斷發生。印度旁遮普貝迪地區的錫克族人是最高的宗教種性，他們以“庫裡－瑪”著稱，其意思就是“屠殺女兒的人”。他們幾乎毀掉了所有的女嬰，而又不惜一切地撫養兒子，以期有朝一日娶回低種牲的女子，革命前的中國，許多社會階層也普遍殺女嬰，結果也和印度差不多，即婦女帶著嫁妝向社會上層流動，使財富與婦女集中在一小部分中上層階級手中，幾乎把最窮的男性排斥於生育系統之外去了。這一模式是否晉遍存在於人類文化之中，尚待考證。但在目前，即使只有少數例子，也說明有必要密切結合生物學理論來對此種現象予以重新考察。
發性的攀附婚姻和殺戮女嬰本身看起來並不是理智的過程，除了把它看作是一種遺傳性傾向，是為了在與社會其他成員的競爭中最大限度地增加後代的數量外，是難以作出其他解釋的，迪克曼開始了這一研究，如果把她的研究擴大到其他社會，將有助於更嚴格地檢驗這一見解，這一研究如果成功的話，可望說明更為深層的精神過程，這種過程使人們擯棄了許多可能的理性選擇，而選擇了一種複雜的行動過程。
人的天性問題還可以用其他更直接的心理學方法加以探索。非理智的和普遍存在的行為也應該比理智的、個人的行為更能抵抗文化褫奪的扭曲性後果，而較少受到作為長期理性思維中心的大腦前葉和其他更高級的大腦中樞的影響，這種行為更可能受邊緣系統的嚴重影響，這一系統是大腦皮質古老的進化部分，位於大腦的物理中心附近，假如在解剖上大腦的高級控制和低級控制有某種程度的分離，我們就可能發現偶爾有這樣的人，他們的理智能力由於某種原因受到損害後，卻仍然能夠保持良好的本能性功能。
這種人是存在的，理查德·威爾斯研究智力遲鈍的病人時，發現這種人可以分為明顯的兩種，第一種是“文化智力遲鈍者”，其智力大大低於正常智力，但其行為還保留了許多人類獨有的待徵。他們能夠通過語言彼此交流或與護理人員交流，進行許多比較複雜的行動，如獨唱、合唱、聽錄音、看雜誌、完成簡單的任務、洗澡、整飾自己、抽煙、換衣服、開玩笑、指揮別人以及主動幫助別人，第二種是“非文化智力遲鈍者”，他們的能力大大下降，根本不能進行上述行為，他們與他人的交流也很難說是真正的人際交流，因此，文化行為似乎是整個地植根於大腦之中，一經損害就會全部喪失。但是，“非文化智力遲鈍者”仍保存著大量的更為“本能的”行為；其個體行為很複雜，而且看得出是哺乳動物的行為，他們用面部表情和富有感情的聲音進行交流、檢查和使用東西、手淫、觀看別人、偷竊、佔領小塊地域、自衛、單獨或成群玩耍，他們時時企圖與別人進行身體接觸，通過有力、準確的姿勢表示懇求，從生物學意義來說，他們的反應實際上並無反常，只是因為命運是把這些病人排斥在大腦外皮層的文化世界之外去了。
現在，我將盡力回答人類自身的社會行為的遺傳變異到底有多大，這是一個重要而微妙的問題，人類行為仍然建築在生理學基礎之上，和哺乳動物有著最密切的關係，這一事實表明，人類行為直至最近仍然受著遺傳進化的製約，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遺傳變異對行為的影響甚至可能一直持續到文明時代，但是，這並不是說，這種變異現在還存在。
對此可以設想的可能性有兩種，第一種可能性是，當人類進入目前的狀態時，其遺傳變異性已經枯竭。人類有一組基因影響著社會行為，但只有一組。這一組基因從史前時期漫長的艱難旅程中倖存下來了，許多社會科學家明確贊成這一觀點，在提到這些問題的政治意識形態範圍內，許多左翼知識分子也抱相同的態度，他們承認，人類曾經歷過進化，但是當人變成統一的、有語言和有文化的物種時，這種進化便終止了，早在歷史時代，人類就已成為環境手中的優良粘土，任其塑造，因此，現在只有文化的進出可能發生，第二種可能性是，人類至少還存在某些遺傳變異。人類可能已經停止了進化，就像舊的自然選擇的生物學模式的作用已經鬆弛了一樣，但人類仍然具有遺傳進化和文化進化的能力。
讀者應注意，任何一種可能性，無論是認為人類自身的變異完全是由文化決定的，或認為這種變異是由文化和遺傳共同決定的，都與關於人類天性的更普遍的社會生物學觀點是一致的，這就是：人類行為最為突出的特徵是通過自然選擇而獲得的，而且今天在整個人類中還受到一些特殊基因的約束。
把上述可能性以一種教科書的方式表述以後，我還必須補充指出，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人類行為變異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個體間的遺傳差異為根據的。對人的行為有著影響的遺傳變異，其存在是不可否認的。在基因的化學組成或染色體的結構和排列的種種變化中，已經確認有30多種變化會影響人的行為，有的影響表現為神經紊亂，有的影響則表現為智力損傷。其中爭論最大但又最有價值的例子是XYY男性。 X和Y染色體決定人的性別；XX結合產生女性， XY結合產生男性。偶爾，約0．1％的人獲得一條額外的Y染色體，這些XYY型的人都是男性，長大成人後都是高個兒，絕大部分在6英尺以上。他們往往因精神病犯罪而坐牢或進醫院，開始，人們認為那條額外的染色體誘發更具攻擊性的行為，結果造成一個遺傳性罪犯階級，但是，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赫爾曼·威特金及助手通過對丹麥的大量資料進行統計研究後，得出了較寬厚的解釋，他們發現，XYY的人既不比正常人更具有攻擊性，也不顯示任何與其他丹麥人不同的特殊的行為模式，唯一反常的是他們的平均智力較低，最簡單的解釋是，XYY型的人被監禁的比例之所以較高，不過是因為他們不那麼機靈，易被發現罷了，不過，應該注意，這一研究並未排除可能導致犯罪人格的比較特殊的素質的遺傳可能性。
事實上，若干種突變已經證實確能改變行為的特徵。當兩個X染色體中只傳遞了一個時，就會引起特納綜合症。這種病不僅智力普道低下，而且回憶形狀的能力和在圖形上區別左右的能力也大受損害，由單個隱性基因引起的萊斯齊－奈漢綜合症，不僅造成智力低下，而且導致撕扯身體的強迫傾向，直至自我傷殘，患這類疾病以及其他遺傳疾病的人，象嚴重智力遲鈍者一樣。都為更好地了解人類行為提供了難得的機會，遺傳分析是能夠對這些病症進行最充分研究的分析形式，只要出現不正常狀況，除了採取藥物治療措施，我們還可以進行嚴密的檢查，設法確定大腦中發生了病變的部位，並用激素和其他化學物質去調解病變。而不必對大腦進行物理接觸，這就是說，我們可以通過機器部件的運轉失常，來對整個機器進行了解。我們可不落入感傷主義陷阱，認為這是個殘酷的過程，因為這樣做是找到治療這些不正常狀況的最有把握的途徑。
大多數和特納異常、萊斯齊－奈漢異常一樣易於分析的強烈變異，也會引起缺陷和疾病，這對動物、植物和人都是如此，而且完全可以預料，要了解這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把遺傳機制和手錶的精巧結構加以比較，手錶如果因為隨意搖動和打擊而發生變化，就像具體的化學性質因變異而被隨意改變了一樣，表的準確性很可能受到損害而不是得到改進。
然而，這一系列有力的例子並沒有回答遺傳變異和“正常的”社會行為的進化問題。通常，和人類行為一樣複雜的人類特徵要受許多基因的影響，而其中每種基因僅起很小的影響作用，這些“多基因”通常不能靠探測和追溯造成它們改變的變異來確認它們，而只能通過間接的統計方法來進行估計，在人類行為遺傳學中，使用最廣泛的方法是比較同卵雙胞胎和雙卵雙胞胎，同卵雙胞胎由一個受精卵在子宮中發育而成，卵細胞第一次分裂產生的兩個細胞並非粘在一起產生胎兒，而是兩個細胞分開產生兩個胎兒，因為雙胞胎產生於同一個細胞、同一個細胞核和同一組染色體，因此，在遺傳上他們是同一的，相反，雙卵雙胞胎卻是兩個分別碰巧進入生殖道並同時與不同的精子結合的卵細胞產生的，這樣生成的胎兒在遺傳上的相近性跟不同年份所生的兄弟姐妹差不多。
同卵雙胞胎和雙卵雙胞胎為我們提供了一次自然對照實驗，作對照物的是一組同卵雙胞胎，一對同卵雙胞胎之間的任何差異必定是由於環境引起的（極少數新型變異除外），而一對雙卵雙胞胎之間的差異則可能是由於遺傳或環境所致，也可能是遺傳和環境之間的某些相互作用造成的，平均來看，同性別的同卵雙胞胎比同性別的雙卵雙胞胎在身高或鼻子形狀等特徵上彼此更為相似，這兩種雙胞胎之間的差別可以看作是遺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特徵的無可爭辯的證明，遺傳學家用這一方法揭示了遺傳在多種特徵形成中的作用，這些特徵影響著社會關係，如計數能力、語言的流暢度、記憶、獲得語言能力的時間、拼寫、造句、感知技能、精神運動技能、外傾－內傾、同性戀、首次性活動的年齡、神經症和精神病的一定形式，包括顛狂與抑鬱交替發生的行為和精神分裂症。
但是，有一個問題使這些結果不能完全肯定，父母對同卵雙胞胎總是同樣對待，勝過雙卵雙胞胎——比雙卵雙胞胎更經常地穿一樣的衣著，吃一樣的飲食，在一起呆的時間更長，等等，因此，在缺乏其他信息的情況下，同卵雙胞胎彼此更相像可能是由於環境影響的原因。然而，新的、更高級的技術考慮到了這一額外因素，心理學家約翰·洛林和羅伯特·尼科爾斯用這種新方法分析過1962年參加全國優秀獎學金考試的350對雙胞胎的背景及成績，對兩種雙胞胎之間的差異和早期環境都作了仔細的檢查和衡量。結果表明，同卵雙胞胎所受到的更為一致的待遇並不足以說明就是他們在一般能力、個性、特徵，甚至理想、目標和職業興趣上更為相似的原因，結論是：相似的原因或者是由於遺傳上的接近，或者是由於心理學家至今尚未了解的環境因素的作用。
我對現有資料的全面印像是，考慮到影響人類行為的遺傳變化的性質和大小，人類還是一種普通動物。如果這種比較是正確的話，人類精神的統一性就不再是教條，而成為了可以檢驗的假說。
我也相信，我們將很快具有能力去識別許多影響行為的基因。由於大大提高了對各種根據基因指令而形成的化學物質之間的細微差別的識別技術，過去20年來，我們對人類遺傳詳情的了解也已大為增加。 1977年，遺傳學者維克多·麥庫西克和弗蘭西斯·拉德爾在《科學》雜誌上報導說，識別出的基因已達1，200種，其中有210種基因注位置已經在特定的染色體中確定下來。而且，在23對染色體中，每一對上至少已確定了一種基因的位置，大多數最終影響解剖和生物化學特徵的基因，對行為只有極小的影響。但是，其中某些基因又以重要的方式影響行為，而有些行為的變異又和已知的生物化學變化有著緊密的聯繫，另外。我們還知道了激素和直接作用於神經細胞的遞質如何通過共同變化而對行為產生微妙的控制。近來發現的腦啡呔和內啡呔是類蛋白質物質，結構相當簡申，對情緒和氣質均有深刻的影響，這些物質的一種或多種化學性質在哪怕是一次遺傳變異中發生了改變，就可能改變一個人的個性，或至少會使這個人在給定的文化環境中發展與別人不同的某種個性傾向，因此，我認為，對最複雜的行為形式有間接影響的因基的位置，不久就很可能在人類染色體上標示出來，這些基因不大可能規定具體的行為模式，也不會有具體規定某種性活動或衣著方式的突變，和別的基因相比較，行為基因更可能影響情緒反應的形式和強度範圍，激發的閾值、在學習某種特定刺激方面的接受性，以及對於一些特殊環境因素的敏感方式，正是這些因素把文化進化引導向某種方向，而不是與之相反。
了解行為是否也會體現“種族”的差異，這同樣是饒有興趣的問題，但我必須先發出強烈的警告，因為這是所有的題目中最具感情色彩，最擔政治風險的問題，大多數生物學家和人類學家只是在鬆散的意義上使用“種族的”這一表達方式。他們只想觀察不同地區的人在某些特徵上的遺傳差異，諸如平均身高、膚色等。如果說亞洲人和歐洲人之間在某種性質上有差異，那麼這種說法的意思是該特徵在亞、歐人之間有著某種形式的變化，它並不意味著以這個特徵為基礎可以劃定相互分離的“種族”範圍，在亞歐兩洲各自內部的不同地區，這一特徵很可能還將表現出另外一些差異。而且，解剖學和生理學的各種性質－例如膚色或消化牛奶的能力－也顯示出了地理（“種族”）上的差異，因此，大多數科學家長期以來就認識到，要想截然劃分出各自完全不同的人類種族是徒勞的事。這樣的種族實體其實並不存在。同樣重要的是，生物學家、人類學家或任何人在描述某種特徵的地理差異時，不應帶有任何關於他所述特徵的價值判斷。
現在，我們可以更為客觀地問：人類特徵的地理差異是不是在社會行為的遺傳基礎上產生的？已經有證據強有力地證明，人類各種社會之間的一切差異幾乎都是以學習作用和社會條件作用為基礎的，而不是遺傳，然而，情況或許並不完全如此，芝加哥大學心理學家丹尼爾·弗里德曼曾根據對幾個種族的新生兒行為的一系列研究，談到過這一問題，他發現他們在身體各部分的運動、姿態、肌肉彈性以及情感反應等方面表現出了一些明顯的平均差異，這些差異都無法合理地解釋成訓練的結果，也不能歸因於子宮內的條件作用。例如，美國華人的新生兒就比美國高加索嬰兒顯得穩定一些，不那麼容易受噪音和運動的干擾，更能適應新的刺激和不人舒適的環境，而且能更迅速地安靜下來，更準確地說，任何中國祖籍的嬰兒在上述行發特徵方面都不同於歐洲祖籍的嬰兒。
還有些跡象表明，這些平均差別會持續到童年期。弗里德曼的學生諾瓦·格林發現，芝加哥幼兒園裡的美籍華人兒童比同齡的美籍歐洲人兒童較少與夥伴接近和交往，但用在個人活動上的時間更多，氣質上也顯示出有趣的差別：
雖然大部分美籍華人兒童處於3至5歲之間正是“高度易激發的年齡”，但他們很少顯示強烈的情感行為。他們和其他幼兒園裡的兒童一樣地跑、跳、笑、打招呼、騎自行車、滑旱冰等等，但吵鬧的程度顯然較低，情感氣氛顯然較平靜。孩子們的面部都沒什麼表情，這就使他們都帶有一種尊嚴和沈著的神情，但這僅是影響總印象的一種因素。他們的身體運動似乎更加協調，沒有看到跌、絆、摔、擦傷，也沒有尖叫、碰撞，哭鬧，甚至連其他幼兒園常有的憤怒注高聲爭吵也沒有！也看不到孩子們為爭奪東西而發生吵鬧的現象，只有最溫和的“打架行為”，即年齡大些的男孩子之間友好的摔跤。
弗里德曼和同事考察的拿佛和（印第安人的一支）兒童甚至比華人兒童更好靜，當把他們抱起來並往前拉時，他們也不大願意邁步，當讓他們坐下時，立刻就彎著腰，當叫他們俯臥時，誰也不想爬一爬，通常，人們把拿佛和兒童的這種消極習性歸因於嬰兒背篼——一種把嬰兒緊緊背在母親背上的用具，但弗里德曼認為，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拿佛和嬰兒相對的沉靜顯然是與生俱來的特性，這種特性使他們能夠很適應嬰兒背篼的限制，這嬰兒背篼代表了文化創造和兒童素質之間切實可行的結合。
如果把人類看成是一種生物物種，那麼，發現人類群體在其社會行為後面的生理和精神特徵上有一定的遺傳差異，這是不足為怪的，發現人類的這一本質並不會損害西方文明觀點，我們並非被迫信奉生物學的統一性，以便肯定人類的自由和尊嚴，社會學者馬文·布雷斯勒準確地表達了這一觀念：“有人悄悄以生物學上的平等來作為人類解放的條件，這種思想嚴重敗壞了自由概念，而且，它促使正人君子們對未來科學研究中的一些可能的、'令人煩惱的'發現感到驚恐不安，這種不適當的反知識主義是雙倍的倒退和墮落，因為它很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
我要進一步指出，遺傳多樣性給我們帶來的最大財富是希望和自豪，而不是絕望，因為我們人類是一個單一的物種，而不是兩個或更多的物種，我們是一種偉大的生育體系，基因通過這一體系在每一代人中流動、混合。由於這種流動，人類世世代代都分享有一種共同的天性，在此天性範圍內，比較次要的遺傳影響以變化著的形式在性別之間、家族之間和整個群體之間循環，要了解這—生物學統一性的重大意義，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智力介乎黑猩猩和人之間，遺傳上又永遠和兩者分離，語言和高等思維能力的進化僅次於人類的更新世古猿倖存至今，我們的精神該有多麼痛苦！我們對它們該有什麼義務？神學家們會說什麼？我們是否應劃分世界，把它們的智力進化引向人類水平，並且根據智力和技術平等原則訂立條約，建立一個雙物種領地呢？或者，我們是否應該設法使它們肯定不會發展成更高級的物種？更糟糕的是，如果我們和智力高於人類的超人類共處，而他們把人類視為僅僅是一種次要的同科動物，而且面臨如何處理我們這一道德問題，那我們又將陷入怎樣的困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