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章 23.4 超文本：權威的終結
這些都是老問題了。別人之前在不同的文章裡都提到過。如果知識網絡完全連通了，那我此時此刻就可以把恰當的歷史引用文附在本書之後，而且能為所有這些沉思默想提取出歷史背景。
研究者們做夢都想擁有這樣一個數據和思想緊密相連的網絡。今日的科學處於連通性局限的另一個關口；分佈式科學網絡上的節點在達到其進化能力的極點之前，必須更為緊密地相互連接。
美國陸軍醫學圖書館理員們設法將醫學期刊的索引編制到一起，邁出了走向高度連接的知識網絡的第一步。 1955年，參與該項目的一位圖書管理員，對機器索引感興趣的尤金·加菲爾德開發了一個計算機系統來自動跟踪醫學界發表過的每份科學論文的文獻資料出處。後來他在費城自家車庫裡開創了一家商業化公司——科學信息研究所（ISI）——可以在計算機上跟踪某段時間內所有發表過的科學論文。今天ISI已是一家擁有眾多僱員和超級計算機的大公司，數百萬份學術論文與文獻參考目錄網狀交聯在一起。
打個比方，就拿我的參考書目裡的一篇文章來講吧：羅德尼·布魯克斯寫於1990年的文章《大像不下棋》。我可以登陸ISI系統在其作者名下找到這篇文章，並能很快讀取在參考書目或腳註裡引用過“大象”的所有發表過的科學論文清單，而我這本也在其中。假定認為“大象”對其有益的學者和作者們的文章可能對我來說也是有益的，我就有辦法回溯這些思想的影響。 （可是，目前書籍還不能編制引文索引，因此，事實上，如果不是書而是篇文章，這個例子才說的通。但其原理是適用的。）
引文索引讓我可以跟踪自己思想的未來傳播。再次假設作為一篇文章編入了索引。每年我都能查閱ISI的引文索引並得到所有在其著作中引用過此文的作者清單。這個網絡會讓我接觸到很多人的觀點——其中許多觀點自打引用了我的看法就顯得更貼切了——我以別的方式也許根本無法辦到。
引文索引功能目前被用來繪製突破性的科學研究“熱門”領域的概圖。引用頻率極高的論文能預示某一研究領域正在飛速發展。這個系統還有一個無心插柳的成果，就是政府資金資助方可以利用引文索引來幫助他們決定資助哪些項目。他們計算某學者著作被引用的總次數——並根據刊發論文的雜誌的“份量”或聲望進行調整——來顯示該學者的重要性。但就像任何網絡一樣，引文評價培育了一種積極反饋迴路的良機：資金投入的越多，論文問世的越多，引文累積的次數越多，資金的安全越有保障，如此等等。而沒有資金，就沒有論文，沒有論文的引用，也就沒有資金的回報，也產生出類似的消極反饋迴路。
我們也可以把引文索引看成一種腳註跟踪系統。如果你把每份參考目錄看作正文的腳註，那麼一份引文索引就把你引向腳註，然後允許你找出腳註的腳註。對此系統有種較為簡潔的描述，就是特德·納爾遜於1974年杜撰的“超文本”。本質上，超文本是一種大型分佈式文檔。超文本文檔就是在文字、思想和資料來源之間實況鏈接的模糊網絡。這樣的文檔沒有中心，沒有盡頭。閱讀超文本，你可以在其間縱橫穿越，可以翻過正文去看腳註，看腳註的腳註，可以細讀和“主要”正文一樣長，一樣複雜的附加說明的思想。任何一個文檔都可以鏈接到另一個文檔並成為其一部分。計算機處理的超文本可以在正文中包含各種旁批，註釋，這些註釋來自其他作者的補充、更新資料、修訂、提煉、摘要，曲解，並且就像在引文索引中一樣，要在文章中列出所有參考書目。
這種分佈式文檔的應用範圍是不可知的，因為它沒有邊界並且常常是多位作者的共同結晶。它是一種群集式文本。但是一位作者就能獨自編輯一個簡單的超文本文檔，別人可以按照許多不同指示，沿著多種途徑閱讀該文檔。因而，超文本的讀者在作者架設的網絡上又做出了自己的創造，這種創造取決於讀者是怎樣看待並利用素材的。因此在超文本中，就像在別的分佈式創造物裡一樣，創造者必須對他的創造物適當放權，減少控制。
各種深度的超文本文檔已經存在10年了。 1988年，我參與開發第一代商用超文本產品——一本名為《全球目錄》雜誌的電子版本，在麥金塔上用Hyper Card程序編寫而成。即便在這樣一個相對較小的文本網絡裡（有1萬個微型文檔；並有數百萬種瀏覽它們的方式），我也對這種互相連接的理念產生了想法。
一方面，超文本很容易使讀者迷路。超文本網絡沒有掌控敘事的核心，其間所有事物好像都不分主次，處處顯得大同小異，這個空間彷彿是乏味雜亂的區域。在網絡裡定位查找某個條目是個重要問題。回到早期的書籍時代，在14世紀，寫字間裡的書本是很難定位查找的，因為它們缺乏編目、沒有索引或是目錄。相比於口述傳統，超文本模式通過網絡體現出來的優勢在於，後者可被編制索引和目錄。索引是閱讀印刷文本的二選一的方式，但對於閱讀超文本來說，它只是許多方式中的一種而已。在一個沒有實物形態的應有盡有的大型信息庫中——比如未來可能出現的電子圖書館——你會很容易獲知雖然簡單但心裡總覺得很重要的線索，比如想知道你總共讀了幾本書或是要讀到一本書大概有多少途徑。
超文本為自己創造了可能性空間。正如傑伊·戴維·伯爾特在他那本傑出的但鮮為人知的著作《寫作空間》裡寫道的：
應用科學，特別是知識的應用科學，塑造了我們的思想。由每種應用科學創造的可能空間給予某種類型思想產生的機會，同時阻止其它類型思想的產生。黑板讓使用者可以再三修改、擦除，從而促進了隨心所欲的思考以及自發行為的產生。用羽毛筆在寫字紙上書寫要求你小心翼翼、注意語法、整潔、克制思考。印刷的頁面徵集的是反復修改過的草稿，還需要打樣，复核，編輯。而超文本激發的是別樣的思考方式：簡短的、組合式的、非線性的、可延展的，合作的思考模式。正如音樂家布萊恩·伊諾在寫伯爾特的作品時寫到，“（伯爾特的理論）是說，我們組織寫作空間的方式，也就是我們組織思想的方式，最終成為我們考慮世界必須組織自身的方式。”
古代的知識空間是動態的口述傳統。通過修辭語法，知識構成了詩歌和對話——易於插話，質疑以及轉移話題。早期的寫作也這般靈活。文本是件不斷發展的事情，由讀者來修正，讓弟子來校訂；是一個協商的論壇。待到手稿付諸印刷之時，作者的想法就成為確立不變永存的思想。讀者對文章成型所起的作用也就不見了。貫穿全書的一系列堅定不移的思想賦予著作令人敬畏的權威——“權威”和“作者”源於相同的字根。正如伯爾特所指出的，“當遠古、中世紀甚至文藝復興時期的書籍呈現在現代讀者面前時，不僅其中的文字有了改變，而且其文本也被轉移到現代印刷品的空間。”
在過去的印刷時代，一些作者想方設法探究拓展自己的寫作和思考的空間，試圖從封閉線性的印刷書籍轉入帶來非連續性體驗的超文本。詹姆斯·喬伊斯寫的和《芬尼根守靈記》就如同互相撞擊、前後參映的思想網絡，每次閱讀都會有變幻不定的感覺。博爾赫斯寫作的風格是傳統線性的風格，但他描述的寫作空間是：有關書的書，包含不斷分支的情節的文本，怪異地反復自我指稱的書，無盡排列的文本，保存各種可能性的圖書館。伯爾特這樣評價道：“博爾赫斯能夠想像出這樣的空中樓閣，卻無法製造出來……博爾赫斯本人從未為自己創建一個有效的電子空間，在這個文本網絡裡，各個時代發散、融合或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