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五十年後，一九六一，三月二十九，在台北。
台北盆地是四面環山的，但圓山卻是四面盆地中的凸起，說它是山，未免太寒磣了，因為它太矮了，雖然矮，卻把台北看個夠，它是台北盆地中的製高點，尤其頂上有個圓山大飯店，宮殿式的建築，倒有觀光據點上的一片浮名。內行人看圓山，不只看它的大飯店，還要看看它附近的兩處幽靈之地。一處叫“招魂塚”， 一處叫“忠烈祠”。
“招魂塚”的全名是“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塚”。 “太原五百完人”是國民黨在大陸撤退前的一批死難者，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嫡系，而是“山西王”閻錫山的人。他們在山西太原，在城陷以前，自知逃不掉，共產黨也不會饒他們，乃在太原城中最高的山頭死守，其中有的，還強擄城中美女一起世紀末，最後一起死了。國民黨嫡系精於逃難，死難非其所長，以致烈士缺貨，缺貨之下，就只好挖閻錫山的死人來充數，一網兜收，喚做“太原五百完人”。事實上，五百完人是吹牛的，真正死的，只有四十六人而已。四十六人以外，其他有七個人根本活得好好的、四十年後還活得好好的；又有十八個人早在幾年前就先死了；又有“一人兩死”充數的，死者名單上有“趙恭”、“趙敬齋”兩人，事實上，“敬齋”就是“趙恭”的別號；又有八十三個人，根本就只有名字，沒有真人，是典型的“幽靈完人”……
另一處幽靈之地是“忠烈祠”。比起“招魂塚”來，它氣派多了。照中國傳統的說法，“忠烈祠”是總昭忠祠，而“招魂塚”呢，只是專祠，是為單一事件設立的忠烈祠，單一事件具體而微，比總昭忠祠細膩，所以，在“招魂塚”上有專碑、有石刻名單，而在“忠烈祠”這邊，就只是一個牌位，在中國文字學上，牌位的造型來自“且”字、“且”的造型來自“祖”字。 “且”就是男性生殖器，“祖”字就是崇拜男性生殖器，是祖先崇拜，也是生殖器崇拜。不過，中國文字學上的慎終追遠是令人發窘的，所以，人們就有意不深究這個牌位的造型了。
“忠烈祠”是相當傳統的政治符號，並且非常動人，因為它的建築太堂皇了、堂皇而肅穆，它不只是一面徽章、也不只是一面旗幟、也不只是一張匾、也不只是一片馨香、也不只是一篇《國史館立傳》，它是一組建築群，龐然大物立在那兒，對人有壓迫感、令人敬畏有加。為了政治需要，它會改名字，以追上時代。 “中華民國”元年，就由陸軍部出面，通令各省湘軍、楚軍、淮軍的“昭忠祠”一律改名，改為“大漢忠烈祠”。隨著“在袁大總統世凱”的推動下，就頒行“民國禮制七種”，包括祭祀老天爺的“祀天通禮”、祭祀孔夫子的“祀孔典禮”、祭祀關公岳飛的“關岳合祀典禮”、祭祀忠烈們的“忠烈祠祭禮”等等，可見蔣介石在台灣小島上搞大忠烈祠，是非常袁世凱的。袁世凱被當成北洋軍閥祖師爺，國民黨搞國民革命，要打倒北洋軍閥，但國民黨也未嘗不軍閥，甚至比軍閥更軍閥。因為軍閥腦筋簡單，不會辦中央黨部、不會辦中央軍校、不會辦中央銀行、不會辦《中央日報》、不會辦“中央通訊社”，軍閥統治中國的力量與技巧都不夠，所以，老百姓還能偷生、還能喘口氣。但是，當南方的新軍閥崛起以後，一切就走樣了，人民越來越無力了、縮小了，但“忠烈祠”卻變大了。就這樣，圓山“忠烈祠”，變成了中國最大的“忠烈祠”。一九四九年，亡國的“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兵敗山倒的國民黨湧人中國千分之三的島上，湧入了逃官、湧入了遺民、湧入了故宮的寶物、也湧入了“忠烈祠”的群鬼。不錯，群鬼沒說要來台灣，但國民黨“招魂”了他們、牌位了他們，不由得你不來。圓山“忠烈祠”胃納百川，裹脅了一切。那是漫漫的長夜，沒有閃爍的鬼火，眾鬼默默，鬼也沒火了。
由於長年有憲兵儀仗表演，圓山“忠烈祠”變成一個“耍花槍”的勝地、一個觀光客的旅遊據點，每天，從清早到下午，一輛輛的觀光巴士，包來了一車車的觀光客，鴨行而來。觀光客對什麼忠烈缺少興趣、也缺少敬意，因為歷史太遙遠了，遠得像老祖母的老祖母的一切，觀光客“忠烈祠”了一陣，除了欣賞“耍花槍”的操槍表演，其他了無興趣。忠烈多麼乏味，那明明是老祖母的老祖母的世代、是她們哭兒子做寡婦的世代、是亂世。亂世忠魂又怎樣？現代不時興這些了，它令人們痛苦、令人們逃避。
除了一個人，他是例外，上午九點鐘，他就佇立在那裡，佇立在“忠烈祠”的拱門之下。雄偉的大門開處，他已佇立在那裡，他挺直胸膛，首先走進去，與人不同的是，隨後的人，他們群體開進“忠烈祠”；而他呢，卻孤單走進那裡，那裡對他說來，彷彿是一座墳場，有精靈在茲、有鬼神在茲，沒人知道他是誰，除了遠遠的一個年輕人，在偷窺著他。
他七十五歲，是位老先生，除了春祭秋祭的七十五歲的蔣介石外，不大有這種年紀的人跑到這裡來了。他一步步腳踩在石板上，一如一步步踩在一座老墳上，走著、走著，直接走向廊廡、邁過高高的門檻，朝向每個特區。特區裡都是所謂先烈、一排排牌位、機械式的佇立在大理石高案上。牌位其實也今非昔比了。按照當年在大陸的法規，明定烈士牌位“一律藍底金字，邊花紋，上加額，下設座”，到台灣後，“藍底金字”不見了，變成簡陋的木底黑字了，“邊花紋”也不見了，大陸時期規定的“牌位中直書烈士姓名，有銜者俱銜，左書年齡籍貫，右書殉難事由”，也一律從缺了。結果是，除了一座總招牌，諸如“開國烈士”“討逆烈士”“抗日烈士”“戡亂復國烈士”等等酌予分類外，整個局面，變成了立體的“錄鬼簿”，每個名字都失掉了介紹和線索，除非他的名字很特殊，被觀光的小朋友指點給大人看。
“爸爸你看，這個人叫'林小貓'呢。'故林小貓烈士之靈位'，為什麼烈士叫'林小貓'？”
做爸爸的搖了搖頭，低聲說：“小貓老貓都一樣，反正是烈士就對了。”
“什麼是'故'？”
“'故'就是死了。”
“死了？該叫林死貓吧？”
“死人的名字不能改。”
“什麼是'先烈'？”
“先烈嘛，就是為愛國而不得好死的人。”
“愛國要愛得這樣可怕嗎？”
“因為有敵人逼你，非用可怕的方法不可。”
“哦。”小朋友似懂非懂著。 “那我要愛國嗎？”
做爸爸的苦笑了一下。 “如果要在這裡立個牌位，就愛愛也好。”
“我要改名什麼小貓小狗嗎？”
“你已經叫小魚了，你的名字比他們好，不必改了。”
父子對話就如此告一段落。最後，他們父子走向了門檻，小朋友吃力的跨過了高高的門檻。他回過頭來，一片困惑的問：
“小貓要吃小魚嗎？”
做爸爸的笑起來。
“進到這'忠烈祠'來的，都死了，誰也吃不了誰。死人吃不了死人，只有活人能吃死人。”做爸爸的終於找到答案。
“如果我死了、小魚死了，活貓會來吃我嗎？”
做爸爸的苦笑起來。
“貓是不吃死魚的，人才吃死魚。”
“還有，”小朋友補了一句，“蔣總統還沒死，他可以來這裡嗎？”
“蔣總統還沒死，不是死人是不能到這個地方的。”
“如果蔣總統死了，他會不會來，也排個座位？”
“不是排個座位，是牌位，就是這上面一個個立在那裡的，叫牌位。”
“蔣總統死了，會來牌位嗎？”
“蔣總統人說是'民族救星'，應該會來吧！”
“救星怎麼會死呢？他死了，誰來做救星呢？”
“蔣總統還有兒子呀，兒子可以接班做救星啊。”
“我可以做'民族救星'嗎？”
“你每年過生日，做'壽星'就好了。'民族救星'還是給蔣總統的兒子來做比較好。”
“你是說我不夠資格做嗎？”
“也不是，而是做'民族救星'要排隊，你年紀太小了。”
“我排隊時候，蔣總統兒子的兒子要來插隊怎麼辦？”
“你可以叫警察來。”
“如果他是警察呢？”
“那你就做憲兵吧。”
“做憲兵可以每天到'忠烈祠'操槍表演呢。”
“多好啊，做憲兵比做警察好。”
“好吧，我就去做憲兵了，又可以操槍表演，又可以抓警察。”
“憲兵只可以不被警察抓，不可以抓警察。”
“憲兵可以抓什麼呢？抓個'民族救星'吧？”
“你不要亂說，你亂說，這裡的憲兵就會把你抓起來。”
“那我還是做警察吧。”
“你變來變去的，到底要做什麼呢？”
“我偷偷告訴你，我要做一個不排隊的'民族壽星'。可是蔣總統先做了。”
“蔣總統做的是'民族救星'，不是'民族壽星'。”
“蔣總統也是'民族壽星'，標語上都說'蔣總統萬歲'，萬歲不是壽星嗎？”
“你都說對了，蔣總統既是'民族救星'，又是'民族壽星'。”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是'民族救星'嗎？”
“標語上'民族救星'只指蔣總統一個人。”
“那七十二烈士是'民族壽星'嗎？”
“他們都太早就死了，不能稱壽星了。”
“那他們是什麼？又不是'民族救星'、又不是'民族壽星'，哇塞，我知道了，他們是'民族短命鬼'。”
最後，話多的父子二人，他們終於走開了。
一旁的老先生偷聽了他們的對話，又點頭又搖頭、又點頭又搖頭。他走向了門檻、邁向了它，門檻太高了，不小心閃了一下，一個年輕人快步上前，扶住了他。
“啊，小兄弟，謝謝你。”
“老先生，您可得小心一點。這裡的門檻太高了。”
“哦，為什麼要把門檻做這麼高？”
“這樣才像'忠烈祠'啊。”
“這樣才可以絆倒我”
“老先生真會說話。”
老先生仔細看了年輕人一眼，彷彿說：“你小兄弟也會說話吧？你好像話裡有話？”
年輕人笑起來，放開了老先生。兩人相對，又會心一笑。
“小兄弟，”老先生親切的說，“你一個人來的嗎？”
年輕人點點頭。
“那倒好，不像我剛才碰到那對父子。他們的對話，令我感到壓力。童子吐真言，人越年輕，越會說真話。”
“我也聽到他們的對話，小朋友說的，句句真言；他爸爸回答的，句句機鋒。真有趣。”
“這世界，好像只有小朋友說真話了。”
“也不盡然吧，”年輕人笑著，“知道真相的老先生也有說真話的時候。”
老先生又仔細看了年輕人一眼。
“你這位小兄弟，話裡總是帶點什麼。”
“不敢、不敢。只是我在學校裡碰巧念到了一個講真話的系。”
老先生一笑。 “那一定是畜牧獸醫系，你對野獸講話，講假的它聽不懂。”老先生笑出聲來。
“您老先生真幽默，”年輕人也笑著，“您說得對，我真想念那個畜牧獸醫係呢，可是我爸爸勸我說，說真話有時要靠文字，野獸比較文盲，想寫出真話，還是念歷史系吧，所以我就念了歷史系。不過念了以後，很不方便，因為別人都玩假的，我一個人玩真的，鬧得曲真和寡。幸虧我有點找史料的本領，所以能夠靠不寫歷史專找史料賺點外快。現在外面成立了一個什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由老師介紹，我到這會裡做臨時僱員，每月一千塊錢，所以就來了。到這會裡有個好處，由於會方開給我的證明，我可以有機會看到一些資料、偶爾也幸會一些人。”
“你剛才說什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什麼會？”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
“開國五十年了？國祚有五十年了嗎？”
“他們說有，我說沒有。我只是找史料的，有沒有對我不算什麼。”
“你不相信'中華民國'？”
“我相信在歷史上有過'中華民國'。不過，今天要稱'中華民國'，就好像'故林小貓烈士之靈位'一樣，得在頭頂上加個'故'字，'故中華民國之靈位'才妥當。”
七十五歲老先生把手加額一笑。 “你這年輕人，你不信'中華民國'還活著？”
“如果不大聲喊它死了，我就不信它還活著，我是學真歷史的啊！”
“為什麼不大聲喊？”
“我還年輕，我不想做革命先烈。”
“你幾歲？”
“二十五。”
“啊，正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年紀。”
“也正是您老先生在黃花崗時代的年紀。”
老先生驚異起來。 “你的意思是，黃花崗與我有關？”
神秘的年輕人點點頭。
“只是年紀有關？”老先生低聲試探。 “他們若活到現在，年紀跟我這老人家差不多？”
“不止年紀吧？”年輕人指著牌位，“您老先生應該認識他們吧？”
老先生更驚異了。
“憑什麼你這麼說？”
“這個答案，讓我們先到他們牌位前面再說吧。他們都在'開國先烈'那一區，在那一區裡，有您老先生要的一切答案。”
“你這位小兄弟說話怪怪的，”老先生把眉毛一皺。 “剛才你說你在大學學歷史的。你一定知道許多革命史，包括黃花崗三月二十九的。從你談話間，你好像把我這年齡相當的人，當成一個演員似的。”
“老先生不是一個演員，老先生是劫後餘生的參與者。老先生是被演員演的啊。”
老先生震撼了。他盯住年輕人，抓住他肩膀，沉重的說：“你知道我是誰？”
年輕人神秘一笑，點點頭。 “剛才我已經向您透露了，我是'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的臨時僱員，這麼早就貼近您身邊，來意不說自明。”
“他們派你來找我的？”
“派我找到您，並且向您請教。”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中華民國'哪來五十年呢？”
“'中華民國'的確三十八年就亡國了，沒有五十年了。但開國文獻會重點是開國，只算開頭、不算結尾。日後的亡國，無礙於當初的開國，所以派我來了。但我只是臨時僱員，只替他們找真的史料，不替他們寫假的歷史。這一點，務必請老先生明察，我不是他們，我也不代表他們。如果一定要代表誰，我冒昧說一句，我代表我的大伯父吧，我的大伯父跟您可是同志呢。”
“令大伯父？是哪一位啊？”老先生更好奇了，他急著問。
年輕人淒楚一笑。 “讓我們走到他牌位前面，我再指給您看他是誰吧。”
在“開國烈士”區，兩人停了下來。
年輕人把手朝牌位一揮。 “老先生，他，我的大伯父在這裡了。我說七個字，請您認出他來。”
“牌位上單名的是八個字、單名以外的是九個字，怎麼你說七個字？”
“我不報明牌，我只報出七個字，老先生就該知道我大伯父是誰。”
“啊，你這小兄弟，真會整我們老年人。”
“別這麼說。老先生，我現在報出七個字了：
時有落花隨我行
有印象嗎？老先生。 ”
老先生驚異的盯著年輕人，又搖頭又點首，“原來你是林時塽的侄子！林廣塵的侄子！”說著，就擁抱過來。年輕人同他擁抱，互相拍著背。
“'時有落花隨我行'、'時有落花隨我行'。”老先生興奮說著，“多麼灑脫！多麼詩意！這就是你大伯父，他跟我同歲，三二九那年春天，他正生病，就寫下這七個字。病還沒好，就收到黃克強他們的信，說要在廣州起義，他立刻約了林覺民和我等一起趕到香港，我記得很清楚，離日本那天是陽曆三月三日，距陰曆三月二十九起義，也就是陽曆四月二十七日，相隔四十五天，四十五天中，我們先在香港準備了四十一天，最後四天混進廣州。最後起義時候，因為黃克強另調我做第三選鋒隊長，所以我沒參加攻打督署這一隊，結果，你大伯父頭部中彈，當場死了；林覺民被捕後，砍頭了，死傷慘重。記得你大伯父說過，過去革命，前面死的多是鄉下人、是'鄉氓'，我們讀書人反倒在後面，這回一定要走在前面，要死也死住前面，死給他們看。這回他真做到了，他當場打到廣州東轅門，正好碰到李準的先鋒隊，你大伯父聽說先鋒隊中有同志臥底，傾向革命，就一馬當先，向先鋒隊招手，高喊，我們都是漢人，應該同心協力殺異族，漢人不要自相殘殺。話沒喊完，腦部就中彈了，黃克強詞裡說'血肉紛飛、氣直吞狂虜'，看來就是特指你大伯父的。好可惜啊，二十五歲，就那樣犧牲了。我後來想，也許當天喊話的不是他而是我，效果可能不一樣，因為李準的先鋒隊是廣州人做底子的，你大伯父喊的是福州話，老廣未必聽得清楚，要喊話，該由老廣喊才好。”
“老先生是廣東東莞人。林則徐燒英國帝國主義者兩百萬斤鴉片的地方。”
“哦，你這位小兄弟，你全知道。”
“林則徐和我大伯父同鄉，也和我同鄉，但他活在廣東廣州，做過兩廣總督，死在廣東潮州，他跟廣東關係太深了。我大伯父跟林則徐有一點一樣，福建人，為了愛國，死在廣東。”
“你大伯父二十五歲就死了，你當然沒見過大伯父。”
“當然，大伯父兄弟很多，我是老么的老么。我生在台灣。”
“你的大名是——”
“我叫林光烈。雙木林，使先烈發光的光烈。”
“你的大名倒很夠資格寫革命史。”
“先烈都埋在黑暗裡了，這段歷史可不怎麼好寫。”
“福州人，怎么生在台灣呢？”
“聽說在福州活不下去，很多人就渡海過來了。當時有'黃花崗福建十傑'的說法，十傑的遺族本來官方還有個照顧，後來兵荒馬亂了，沒人管了。聽說有人都餓死了，其中包括林覺民的太太陳意映、'意映卿卿如晤'訣別書中的意映、陳意映……”
“哦！還有她！”老先生失聲而出。 “來，我們到前面亭子裡講話。”他拉著小兄弟，一言不發，走到亭子裡，小兄弟扶著他，坐了下來。
“談談你對陳意映知道多少？”
“我們都從中學國文教科書裡知道她。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每個中學生都念過。”
“大概很少人知道，林覺民這封絕筆書的收件人意映，她當時並不在福州家鄉，而在日本。”
“在日本？”
“在日本。林覺民到日本留學，把太太帶出來了。住在東京的一幢大公寓裡，那公寓裡有許多間小套房，許多革命黨都窩在小套房裡，有兩人一間的、有一人一間的。林覺民他們夫妻兩人一間、我、你大伯父，還有別人，都一人一間。所以，我見過意映、陳意映，她是舊社會出來的新女性，人極漂亮，可是她很沉默，她似乎只用眼神說話，或者說，用眼波說話。”
“很動人？”
“很動人。哀怨而動人。”
“她哀怨什麼呢？”
“沒有人知道。也許她預感到她和丈夫難偕白首。”
“為什麼？”
“嫁給了性好革命的丈夫，早晚不得好死，怎麼白頭偕老呢？”
“如果女人也性好革命呢？”
“代價太大了，不好吧？像秋瑾，男人革命，被砍頭就算了；女人革命，砍頭前在牢裡那段日子可不好受，會被強姦、被輪姦。被她要救的禁子牢頭們輪姦。”
“這樣說來，您贊成男人革命、反對女人革命？”
“我反對女人被抓到。”
“意映住在東京，後來呢？”
“林覺民不放心太太流落在異邦，死前特別囑咐把意映接回福州。”
“後來呢？”
“後來聽說有族人照顧。方聲濤做福建省代理主席時，還由公家特別照料了先烈遺族。《良友畫報》還登過一張照片，標題'黃花崗七十二先烈遺族之一部'，圖上幾位老太太，但認不出來有沒有意映。”
“後來呢？”
“後來就不清楚了，只有傳言。傳言說抗戰時，有遺族餓死了，但也有傳言說，有些遺族流落在外了。”
“會不會像我父親他們一樣，最後流落到海峽對岸的地方呢？”
老先生沉思了一下，低聲自言自語：“希望那是真的。”
“老先生知道我大伯父一生未婚，有什麼特別原因嗎？”
老先生猶豫了一下。 “五十年前的事了，告訴你也沒什麼了。你大伯父一生未婚，跟意映有關。為了意映，他一直到死，都是單身的。”
“這件事，我也若有所聞。令人奇怪的是，這種情況，好像不止我大伯父一人。”
“你若有所聞，還聽到什麼？”
“我只聽到不止一人為意映著迷，姓甚名誰，並不清楚。”
“哦，”老先生若有所思。 “談談開國文獻什麼會要問的問題吧。”
“好的。我雖然是晚輩，沒有親身經歷過歷史事件，但我接觸的歷史史料，卻比當事人還多，許多當事人看不到的史料，我反而看到了。比如說，在三月二十九前四天，一九一一年陰曆三月二十五日、陽曆四月二十三日，胡漢民有一封秘密的信寫給孫中山和馮自由，我把副本帶來了，尤其最後三段，其中有您的名字，請您過目。”
老先生接過了副本，最後三段是：
自孚琦誅後，虜吏未嘗不加意防閒，且亦稍知風聲。然吾等不能不及期而發者，一則二標將於四月退伍，虜吏不告以期，而但云初幾以內（大抵張鳴岐與蔣伯器之手段），二標同志最多，久經訓練，若退去則難發起。二則用款幸於此時無大絀，倘久之，可望來之款無定，事又有半天弔之虞。三則選鋒各人，多密布入內，久之則不保秘密。為此三因，則必定發於本月月底，至遲至四月初二，方能避害而圖功。此次集合全黨之財力為之固無論矣，人才之共事亦為大多數，其間多懷決拚之心，即稍有不甚乾淨之人，亦為大義所挾持。天下無必成之事，以此吾人之心志，精神所到，或可補物力之不充。背城借一，無所用其躊躇。若不捷者，以廣州城為巨塚，而葬許多甚正當之革命黨於內，後之繼者，仍不患其無也。
克兄（黃克強）以廿五日發，伯兄（趙聲）由間道入。臨時之舉事，則以伯為總指揮，克兄副之。伯任殺李準；克任殺張鳴岐；毅（胡毅生）以其人與陳炯明之眾，堵截旗界；姚雨平任破小北門，延入新軍；莫紀彭、徐為（維）揚任取督練公所；黃俠毅與其姐夫（梁起）掃滅中協等衙門；李文甫結東莞之豪，取石馬槽旗人軍械；週醒黃取西槐二巷旗人砲營；毅生與炯明之兵，同時佔據大北門與歸德之城樓。此攻取之大略也。弟與仲實（黎仲實）、壁君（陳璧君）、君瑛（方君瑛）及其嫂（曾醒）、又李應生之小姑（李佩書），擇地於虜兵必由之道，踞高屋而轟以炸彈……
大事若邀天之幸而有成，必有電報兩君。先生必即返，自由兄或可暫留外國為援濟。然若事成，而此間任事者或多傷死，則人才內裡太乏，兄亦宜歸。若不成，後此如何收拾，則非所知矣！
老先生邊看邊點頭。 “這一文件，我真的沒看過，寫得這麼仔細。文件裡提到的這些革命英雄，陳璧君後來嫁給汪精衛，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說她是漢奸，關了她，判她無期徒刑；共產黨接手後，繼續關她，宋慶齡到牢裡探望她，她說無過可悔，不肯通融，最後死在牢裡，六十九歲。另一位英雄方君瑛，是方聲濤、方聲洞的姐姐，三十九歲就痛感國事無望，自殺了。其中最有後話的是陳炯明。陳炯明有大功於孫中山，因為他替孫中山推出了唯一的主力，搶到了廣東地盤。但孫中山想幹非法大總統，陳炯明不以為然；孫中山搞武力統一，陳炯明卻主張美國聯邦式的統一，中國不要內戰。孫中山一意孤行，沒能力統一卻要統一，明著打倒軍閥，自己卻勾結軍閥，他拿軍閥張作霖的錢，給張作霖的道謝信我們都發現了。孫中山見陳炯明不配合，乃計劃由蔣介石用手槍對付。陳炯明發現孫中山這樣對待老同志，寒心極了。先是陳炯明把孫中山的非法總統給幹掉，孫中山死後，蔣介石勾結蘇聯，用俄國顧問加俄國大砲，打敗了陳炯明。這次國民黨打中國人，不勾結軍閥了，改勾結外國人了，借洋人之力，消滅自己同胞；借洋人大砲新武器，轟倒了惠州城。蔣介石還聲言挖陳炯明的心肝，來祭孫中山呢。唉，黃花崗的同志下場，竟是要比照滿清政府挖徐錫麟的心的干法了，多不可思議啊！”
“中國有史以來，從來沒有用洋人做顧問、用洋人運來的大砲對付自己同胞的，只有孫中山、蔣介石這麼幹過，是嗎？”年輕人補充說。
“一點沒錯，只有孫中山、蔣介石乾得出來。”
“只有'中華民國'幹得出來。”年輕人再加一句。
“唉，七十二烈士締造的'中華民國'啊。”
“老先生可以談談溫生才嗎？他們想多知道一點有關溫生才的事。溫生才是三月十日行刺孚琦的，七天后，三月十七日，就被砍頭在他行刺的現場。民國成立後，在檔案堆裡，我們找到當時兩廣總督張鳴岐與北京中央政府的來往電文，有些問題，想請教莫老先生。'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找工讀生經手這件事，找到了我，我四處打聽莫老先生，聽說今天三月二十九日早上您會來'忠烈祠'，所以我就趕來了。”
“哦，”老先生眼睛一亮，“原來如此，原來你真的知道我是誰。”
“當然知道。您不但參加了三月二十九，還是'選鋒隊長'呢！'選鋒'不就是敢死隊嗎？”
“很慚愧，當時我沒戰死、也沒被俘、也沒被砍頭。”
“您太謙虛了。並不能以死不死做檢驗標準啊。黃克強先生是三二九帶頭的，他也沒死啊。”
“他打斷了兩隻指頭，剩下八隻指頭。”
“打斷兩隻指頭，總比那位'八指頭陀'務實啊。八指頭陀為了信佛，燒掉了兩隻指頭，雖然精神可嘉，但比起黃克強用指頭來革命殺敵，就差得太遠了。”
“你這位小兄弟，看來你很熟悉我們年輕時候的歷史。”
“承蒙過獎。因為我在大學念的是歷史，並且專門研究革命史，所以知道一點皮毛。”
“你知道我莫紀彭多少？”
“我知道得不多，但很簡單扼要。我把它寫成一則筆記，今天來見您，放在口袋裡。但不便給您看，怕有冒犯之處。”
“不會的，讓我先看看也好。”莫紀彭說著，伸出手來。
年輕人掏出小紙條，遞給了他。
莫紀彭，一八八六生，字宇非、又名俠仁。廣東東莞人。他十七歲時就辦了被縣太爺查禁的雜誌——《東莞旬刊》、二十三歲時加入中國同盟會、二十五歲時參與黃花崗之役，同時是第三選鋒隊隊長。生還以後，他在廣東又舉義旗響應武昌首義。革命成功，他辭官身退、不受勳賞。此後五十年，他一心嚮往世界大同、一心回憶黃花舊事，他寫《革命史藁》、寫《黃花血戰》出任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纂修，都魂牽夢縈在這一主題上。肉體上，他沒死在三月二十九；但在精神上，卻早已隨先烈而去。五十年如一日，他是“第七十三烈士”、他是“活先烈”。
老先生點著頭，喃喃自語。 “第七十三烈士、第七十三烈士，活先烈……哈，小兄弟，你寫得真殘酷，但也寫得好逼真、寫得真夠好。你一針見血，真的知道我、知道我莫紀彭。簡明扼要，幾百個字，就寫盡了我的一生、我一生將盡的一生。”
“您過獎了。”年輕人說。 “我怕這樣寫會冒犯您老人家，您既然看了不生氣，我就放心了。”
“生氣？我高興還來不及呢。說我是'第七十三烈土'，我很光榮。雖然事實上我不是。”
“老先生，我聽不懂，您明明參加了三二九，並且還是第三選鋒隊隊長。您唯一與七十二烈士不同的是，他們打死了、或被殺死了，而您沒死而已。但是五十年來，三二九像幽靈一樣附著著您，使您一直活在過去，因此我們才封您做'第七十三烈土'，您怎麼推託得掉呢？”
老先生盯住年輕人，好一陣子沉默。他又四顧茫然，像尋找什麼，轉著頭又點著頭，最後說：“小兄弟啊，你說得不錯，我是活在過去裡、活在革命先烈裡，但我並沒活在死人堆裡，他們啊，是活人、對我是活人，雖死猶生、活生生的人，而他們所留下的我，反倒是活死人。並且，讓我透露給你我的心境，我不是第'七十三烈士'，至多我是一個替死的七十二烈士。我想了一次又一次、想了一年又一年，如果當時死的是我，林覺民派到我這個職務，做第三選鋒隊長，說不定林覺民可以像我一樣生還。哦，我說了什麼？唉，不多說了。”
顯然的，老先生話裡有話，但他止住了。
“林覺民？林覺民死與不死，對您有特別意義嗎？”
老先生苦笑了一下，把話題轉開。 “我們先談談別的吧。談談你帶來的資料，要問我的。”
“好的。”年輕人說。 “我帶來一件三二九時兩廣總督張鳴岐的密件。”
“張鳴岐？”
“張鳴歧。”
“哦，好巧，我在十二年前，也就是黃花崗三十八年後碰到他，好死不死，就在七十二烈士的墳上。”
“他去幹什麼？”
“不是示威也不是慚愧，好像是憑弔，看來很友善。當時現場只有兩個人，就是他和我，我們還聊了一陣。”
“他知道你是誰嗎？”
“起初彼此都不知道對方身份。談到後來，他遞了名片給我，我沒給他，他仍不知我是誰。後來他臨走時，才在墓園管理處那邊聽說是我，他留下一個小香爐，和一張紙，上面寫著：
香熏燭照，
死生以之。
敵友江湖，
紀彭寶之。
他信了佛，顯然要消除這一夙孽。我想他在三月二十九那天清早，到七十二烈士墳頭上來，情緒就很複雜，等到跟我大聊一陣，又發現我是誰後，情緒就更複雜了。 “
“您老先生的情緒呢？您碰到這死對頭，這三二九的劊子手，也有一番情緒吧？”
“也有。我發現他講的，並非全無道理，尤其講的內容已在黃花崗三十八年後、在七十二烈士締造的'中華民國'亡國前不久，更有發人深省之處。當然，他當年做封彊大吏的心狠手辣，我們也不會忘記。”
“今天我帶來張鳴岐的一件密電，是給北京軍機處的報告和軍機處批文，您先看看吧。”
“好的，我來看看：
北京軍機處鈞鑒：午，兼署將軍滿洲副部統孚琦，被匪槍傷出缺。獲犯溫生才，供訊大概情形，於初十日會同電奏。十三日欽奉電傳諭旨，切實研究，務得實情，嚴行懲辦等因。欽此，遵即督飭緝捕總局司道，提犯覆訊。該犯溫生才供：'年四十二歲，實係嘉應州丙村人，素充長隨，因出洋學習工藝，投入孫文革命黨。回華後，專持暗殺主義，本月初十日在燕塘看演飛機，聞知將軍亦到觀看，獨自一人在東門外道旁，拔槍向轎，連擊四響，不知中傷何處，當即被獲。 '不諱。詰以革黨內容，據稱：'孫文革命如何佈置，伊實茫然無所知。惟自在南洋聞其演說革命宗旨，甚為信服，情願犧牲性命，並非與將軍挾有私仇，亦非有人主使，及另有知情同謀之人。 '等語，鳴等提犯親訊無異。查現行律載，部民謀殺本屬知府、知州、知縣，已被殺者，絞；其非本屬者，依凡人謀殺論；又謀殺人造意者，絞監候等語。部民謀殺非所屬府州縣以上官，律無治罪明文。惟查同治十年兩江總督馬新貽，被漏網發匪張文祥刺死，當將該犯張文祥比照大逆問擬、凌遲處死、摘心致祭在案。該犯溫生才身充革黨，戕毅現任將軍，與張文祥情罪相同。但現行律凌遲等刑，業經刪改，本案欽奉諭旨嚴行懲辦，相應請旨，將該犯溫生才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除將本案供招另行諮達查外，謹請代奏。鳴岐謹肅覆。
宣統三年三月十六日，承準軍機大臣諫電開：奉旨，張鳴岐等電奏審明戕毅前將軍孚琦之凶犯溫生才，請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欽此。
從這些檔案中，清楚看到張鳴岐是三月十六日得到將溫生才'即行正法'的命令的，第二天，三月十七日，溫生才就被砍頭了。你要問的是什麼？ ”
“是檔案中那句'鳴等提犯親訊無異'，表示說，我張鳴岐將犯人提出來親自問過了，我手下官吏的查證屬實。但是，張鳴岐親審溫生才，還有一些別的對話，在檔案裡都一筆帶過、按下不表了。您聽過別的對話嗎？”
老先生想了一下。 “我聽到的是，當時張鳴岐坐在大堂上，召集文武大員，一起公審。張鳴岐劈頭就問：'為什麼要搞暗殺？'不料溫生才答得妙，說：'不是暗殺，是明殺。'張鳴岐說：'好，明殺，為什麼要搞明殺？'溫生才答道：'滿清政府無道，日召外侮，這些大官都是共犯。死了一個大官孚琦，固然無濟於事，但是我敢為天下先，也算號召。'溫生才做小販出身，又做工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革命目的，簡明扼要，他沒有大道理，沒有什麼主義、領袖，他獨來獨往， 一命換一命、一小民之命換一大官之命。你看張鳴岐的奏文，字裡行間，好像因為法律改了，不能將溫生才千刀萬剮、凌遲處死，不無遺憾似的。溫生才的一人革命法，真革得乾脆俐落，他死後十二天，就是三月二十九，時間那麼近，他真開了七十二烈士的先河。”
“黨史會那邊傳出消息，說您在黨史會，一天查到收藏文物中，居然有溫生才的辮子和腳鐐，您當場看了，為之淚下，您跟溫生才認識吧？”
老先生淒涼的點點頭。 “那天真震撼了我。溫生才那時從南洋回來，表示要革命、要動手行刺滿洲大員，找上黃克強。黃克強給他一筆錢，他拿走了，好久不見動靜。後來又來了，又有新的開支，向黃克強要。黃克強有點不高興，對溫生才說，這點革命經費，是海外華僑相信我們，一點一點捐來的，來之不易，雖然人家信任我們，不要我們報帳，但總要革出命來給人看才行。上次你拿錢走了，至今沒有行動，又要錢，太說不過去。溫生才聽了黃克強這番話，臉紅了，沒說什麼就走了。當時我在現場，清楚看到他的背影，看到他那條辮子、頭髮又髒又粗，印象深刻，沒想到他走後沒幾天，就發生了他行刺孚琦將軍的大案。本來他要行刺李準的，殺這滿清水師提督，本是他的原案，也是他向我們領錢辦事的原案，沒想到卻殺錯了人，沒殺到水師提督，殺到的卻是陸軍將軍。不過也好，我們革命黨就是用暗殺使滿清大員氣為之奪、膽為之寒，殺了孚琦，也達到這一效果了，只是分不清是殺雞儆猴呢，還是殺猴儆雞而已。”
“對溫生才而言，他知道他殺的是孚琦，而非李準嗎？”
“殺的當時他不知道，他連開三槍，不是口供所說的四槍，他以為他殺了李準。我認為不管是誰，他都要開槍。因為他覺得他拖不下去了，大家在等著他、看他行動。大概他受了黃克強的刺激，不論成敗，開了槍再說吧。”
“溫生才三月十日開槍殺滿清大員，廣州一定草木皆兵，十九天后你們又來行動，不是故意增加起義的難度嗎？張鳴岐他們會不加緊防範嗎？”
“你說的一點沒錯，這也就是三二九功敗垂成的一個理由。溫生才的一人革命，的確惹來張鳴岐他們提高警覺。我們革命黨也知道，所以三二九起義的前夜，大家意見紛紛，有的要改期、有的要硬幹。最後，有意無意之間，有些革命黨放水了、或無所適從了。至於不肯改期的，堅持要硬乾一場的，心裡也未嘗沒有個底，知道未必成功，但是不成功也要來一下。黃克強就是這樣的。他的意思是，海內外人士一再捐錢，看我們革命，我們要老是延期，怎麼取信於人，所以即使不成功，也要一試身手給大家看。這種心態，我看跟溫生才一死了之的心情是相通的。'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中國聖人的心情啊。”
“'知其不可而為之'。是孔聖人的心情。”
“最能表現這種心情的，除了黃克強他們外，有一個人，最令人懷念，他是李文甫。李文甫帶隊五十人，攻石馬槽，他們得到延期的指令，五十人解散了，接著又來了三月二十九起義的指令，李文甫乃隻身赴難、殉戰而死，我想他的心情，一定更複雜。'知其不可而為之'，就一個人去吧。”
“黃克強呢？他後來寫《蝶戀花》那首詞，說：
回首羊城三月暮，
記血肉紛飛，
氣直吞狂虜。
事敗垂成原鼠子，
英雄地下長無語。
詞中所謂'事敗垂成原鼠子'，'鼠子'指誰呢？ ”
“照中國傳統說法，'詩無達詁'、詩詞沒有固定的解釋，黃克強詞中指的'鼠子'，似乎指本可以成功的革命，被鼠輩破壞了。鼠輩可以指滿清的封疆大吏，也可以指某些壞了大事的自己同志，黃克強沒有明指。從當時情況評估，那次革命，變數太多、佈局錯亂，成功本不容易，黃克強事前給同志的信，一再提到'絕筆'，似乎他心裡有數。所以，最後仍要'赴死'，看來悲壯的成分多過別的。這就是革命，好像在跑接力賽，你以為你跑的是最後一棒，事實卻跑的是起步的、中間的一段，成功不必在你，可是最後的成功中，一定有最前面的你。這就是革命，你必須一次又一次悲壯的奔向失敗，因為這次失敗，才是下次成功的一部分。以黃克強的偉大，他一定有這種心理準備，至於別人有沒有，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某些'革命狂'們一定沒有。這種人以革命做幌子，一輩子革個沒完，奇怪的是，這種'革命狂'只是以革命革命整人，他們自己，卻逍遙革命之外呢。”
“老先生，您意有所指吧？”
老先生笑起來。 “我越說越激烈了，我不必這麼激烈吧？他們不值得我這麼激烈吧？”
“我們還是來談談溫生才。老先生，您怎麼定位這位烈士？”
“我嘛，我會挪用你寫我的'第七十三烈士'來定位他。”
“第七十三烈士？”
“第七十三烈士。”
“這是一個偉大的、寬厚的構想，不過，您把溫生才當作'第七十三烈士'，可是他沒參加三月二十九啊。”
“沒參加三月二十九又怎樣？七十二烈士碑上名單有位'饒輔廷'，廣東梅縣人，他已被捕在先，並沒參加實際的攻打督署，他也沒同其他人一起砍頭，其他人是四月三日被殺的，他因為另案處理，到了四月八日才被殺，屍體也沒埋在黃花崗，可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碑記'裡照樣有他名字。明明屍體不在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照樣把他算進去，這怎麼說？”
“哦，這真是怪事。饒輔廷死的時候三十一歲，死後不久，他太太也殉情了，他有一個兒子，叫饒蘭芳，留學日本，下落不明了。饒輔廷只比其他烈士晚死五天，不可能埋在一起嗎？”
“不可能。因為四月三日張鳴岐就同意善堂收拾了，四月四日忙了一整天埋下的。那時饒輔廷還沒死呢，不可能等他死了才一起埋。所以七十二烈士的墳裡，絕對沒有饒輔廷。但在碑上名單中卻有他，可見埋下的和上碑的，並不一致。饒輔廷以外，七十二烈士碑上名單又有一位徐容九，廣東花縣人。他參加了三月二十九，可是沒打死也沒被捕，反倒受傷回家了，回到了花縣老家才死。徐容九沒死在黃花崗，他的屍體自然也沒埋在黃花崗，但七十二烈士照樣有他一份，算進去了，這又怎麼說？這又是埋下的和上碑的並不一致的例子。所以呀，說'第七十三烈士'，並不以埋在黃花崗為要件，也不以名字刻上碑為要件。絕對可以來個'烈士壓頂'，由溫生才做'第七十三烈士'並且排名第一呢。”
“您說的真有道理。”年輕人點著頭。 “您說的真有大道理。姐果照您所說，烈士不烈士，不以埋在黃花崗、不以三月二十九為取捨標準，容我說一句，'第七十三烈'，我看還該是您啊！”
“我哪擔待得起。”
“您想想，如果有一個人，他參加了三月二十九，卻沒打死，但自此以後，他沒有一生，他只有一天，一天就是黃花崗三月二十九，不是他的一生濃縮成這一天，而是這一天，就是他的一生。這個人，黃花崗三月二十九後五十年如一日， 一往情深、死生以之，您說這樣的人，算不算'第七十三烈士'？”
老先生苦笑起來。 “關鍵不在數目，論數目，已經有七十二位了，多一位少一位，似乎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們締造的'中華民國'怎麼了？他們死而有知，要怎樣想？死而無知，活下來的要怎樣替他們想。在'中華民國'的旗號下，我們曾經為它而歡呼、而戰鬥。但是，當'中華民國'先我們而衰老、而被剽竊、而變質質變，如果有如你所說的'第七十三烈士'，這一烈士，一定不再株守、不再墨守、不再死守，一定丟掉了它。丟掉它的過程是很艱苦的，我們曾經遲鈍，但我們終於覺悟、終於大徹大悟：'中華民國'早已不再是'中華民國'，它由出生到成長、到被裹脅、到變質、到面目全非、到掛羊頭賣狗肉……我們都一一看到了，並且參與了、渾身傷疤的參與了。最後，我們終於猛醒，我們締造的'中華民國'沒有了，它先被偷走、被篡奪、被偷天換日，變得面目全非了。結論是：'中華民國'已經亡國了、早就亡國了。一九零二年，章太炎、秦力山他們在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起算點是二百四十二年前的明朝永曆皇帝亡國之日，很多後來參加黃花崗的人都來參加了，當時的大前提是不提清朝開國、只提明朝亡國。如今，黃花崗的人怎麼自處呢？他們必鬚麵對'中華民國亡國五十年紀念會'吧？多令人發窘啊！”
“看來七十二烈士是'英雄地下長無語'的，不能靠死去的，要靠沒死的，要靠'活死人'。”
“對，'活死人'。有時候，我甚至覺得，我沒死在三月二十九，毋寧也是一件必要的遭遇。三二九沒死，使我留下一對老眼，來看儘後來發生的事、看盡'中華民國'的興亡，使我終於能夠覺悟、能夠大徹大悟七十二烈士的定位、能夠大徹大悟'革命'兩字對我們和對人們的真正意義，雖然大徹大悟以後，我們看到的並不如我們希冀的美好，但我們會有成熟的面對。設想七十二烈士他們沒死，活到今天我這年紀，他們一定和我一樣成熟，成熟並不是否定自己，成熟是理解別人、理解革命。我們終於知道。要革命，你就得準備付自己的代價與別人的代價。為了那偉大的遠景和憧憬，犧牲自己在所不惜、犧牲別人也在所不惜，少數人的得利、多數人的受害、成千上萬人的人頭落地、多少小孩子的流離失所……這都是可能的過渡。革命、革命，天下多少罪惡會托它之名以行，但也有多少善良和光明伴它成長，因此，我們看到七十二烈士，也看到黃花。一般用法，黃花象徵著晚節，但七十二烈士卻太早綻放了它。我遺憾我未能及時死去，我真的遺憾。”
“您別這麼說。”
“其實，從另一角度看，七十二烈士比我幸運，他們比我少活了五十年，但卻有幸沒看到'中華民國'的成立與衰亡、沒看到同志的鼠竊狗偷，也沒看到竊國大盜的嘴臉，不論是蔣介石的、還是誰的。尤其沒有像我，流落到中國東南方的小島，在'中華民國'亡國後，又看它屍居餘氣、年復一年，看到小朝廷的作威作福，最後看到蔣介石的衰亡。七十二烈土沒有我這樣苦澀，雖然他們戰死了、被殺了，但他們滿懷憧憬的離開了這世界，他們的視野是燦爛的，他們在革命、革命，青年人活在革命的熱情裡，多麼有遠景啊。沒有被偷走的革命，是最美的革命。七十二烈士死得其所、死得其時，我越老而未死，我越羨慕他們。”
“其實，您老先生不死也有不死的意義，您見證了死的歷史，也見證了活的歷史，您諷刺了革命的篡奪者們，有您這活骷髏，他們才不能篡奪一切，至少不能篡奪歷史。”
“不能嗎？我看他們能、能、能。我雖然活著，但他們把我給孤立了，孤立在一個滿諷刺的地方——'黨史會'。”
“您怎麼進了'黨史會'的？”
“還不是為了生活。我到了台灣，他們給了我一口飯吃，在'黨史會'掛個名義。黨史會的全名是'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這是中國國民黨黨中央的直屬機構，顧名思義，是要把'黨史史料'又'編'又'纂'的。所謂'黨史'，是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唉，天知道這歷史是被總歸戶了的，太多太多的歷史根本與中國國民黨不相干，但都給一網兜收了。”
“國民黨可真大膽，可以硬吃別人的歷史？”
“說得也是。只是一開始還不會這樣大膽。記得那是一九三零年的事。一九三零年成立了這個'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那是國民黨北伐後在南京幹的事，眼看打到天下了，就一網兜收了。”
“國民黨這樣一網兜收別人的歷史，難道沒有人講公道話嗎？”
“革命元勳章太炎講過一些，但是，有什麼用呢？國民黨一方面抹殺掉立場不同的同志的歷史；另一方面，吃下了根本不是國民黨的歷史。最明顯的是徐錫麟、秋瑾他們。他們跟國民黨毫不相干，可是沒用，他們死後，好像都給國民黨強迫入黨了。”
“'黨史會'的構想，對國民黨說來，沒苦惱嗎？”年輕人似乎明知故問。
“苦惱是，有些'活口'在妨礙他們。'活口'總會發出異見，章太炎就是最大的'活口'，威脅利誘對他都無效。'黨史會'的庫房裡，有成千上萬的檔案、實物、書刊，一排排的架子順序著、蜷縮著中國現代史的長河。河床是乾枯的，沉澱著屍味與腥臭。雖然都是過去的一切，但是'古為今用'，卻是詮釋者的教條，詮釋者要化朽腐為神奇，歷史在他們手裡，在河床上，隨他們顛倒與搬弄。但是，有章太炎在，'黨史會'的功能，就失色了。章太炎真了不起。你的看法呢？”
“也許有一種反問就是，章太炎這樣不服這口氣，有用嗎？讓我試著說說我的看法。人間的事，最後的勝利要靠時間和群體，而不是個人。個人只是星火和點綴。這是我能想到的最後結論，對個人，尤其有點英雄主義的個人來說，看來有一點掃興，但這就是真相，世界已變得個人越來越是螺絲釘，不會無足輕重、不會輕到波瀾不起、也不會重到左右大局。雖然如此，星火和點綴還是不能少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本身呢？想想看，一旦沒有了星星，天空還能看嗎？所以，對星星說來，對星光說來，他們就是先驅者、是先進、是先烈。人們不可以用'有用嗎？'的疑問來反問他。人類，萬古長夜，當然要星光，不要說它們只是流星而已，不流又怎樣，北極星就是不動的，但無補於現狀，月亮不來，太陽不升起，星光只是點綴，只是對漫漫長夜的異議。哦，異議、異議、異議也好。從章太炎到溫生才，都是異議者，都是個體、是少數。別以為個體與少數'有用嗎？'”
“聽了你這說法，有時候，我幾乎認為，一個個體、一個少數，做出的成績，甚至比群體、多數還要多。再以章太炎為例，他為徐錫麟講公道話、為陳炯明講公道話，沒人敢這樣說的；再以溫生才為例，他三槍打死了一個孚琦，但七十二個人都動不了張鳴岐一根毫毛，誰敢小看個體、小看少數啊。”
“所以呀，我們才這樣重視您，黃花崗五十年後，您莫紀彭化為個體了、少數了，但您是唯一的魯殿靈光、唯一的見證人、唯一的'活口'，也是唯一的'諷刺'，使那些人因您的沒死，而覺得難堪。這就是莫紀彭長壽的作用，他使鼠竊狗偷們覺得難堪。不過，對您本人而言，您是不是太消極了？”
“我消極？”老先生一派嚴肅，“你怎麼解釋我們那一代的革命者呢？蘇曼殊出家了，而方君瑛呢……”
“方君瑛是我們福州人。畢業於日本東京師範學校，一九零五年加入同盟會，三二九前會任暗殺團團長，與汪精衛等謀刺滿清攝政王。辛亥革命後，回家鄉教書，黃克強派她到法國留學，一九二二年回國。她最後的下場，您剛剛已經說了。”
“啊！你這位小兄弟，你什麼都知道！黃花崗三月二十九的籌備工作，方君瑛是大功臣，她不死於滿清之手，卻死於自己之手，死時不到四十歲。她的青春都在玩炸彈，生龍活虎；可是'中華民國'成立後，國事蜩螗，她反倒活不下去了，最後自殺了，這才是消極。我莫紀彭，一不出家、二不自殺，我消極嗎？”
“消極的意思是相對的，就是無法去做積極的事，也就是說，你們締造的'中華民國'最後落到蔣介石這票人手裡。你出局了，你只能坐視、你無能為力了。只能坐視、無能為力，不是消極嗎？”
莫紀彭遲鈍的點點頭，又搖搖頭。 “又能怎樣呢？”
“如果只局限在一種定位下，您老先生也做得很好啊！”
“什麼定位？”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代表黃花崗烈士精神，一直到老到死，做'活先烈'、只做'活先烈'，不做別的，不也很光榮嗎？做'活先烈'，但他的夕陽沒有接近黃昏，因為他自己就是夕陽，他永遠日落，但在西邊，它卻老是日出。”
“你這位小兄弟真會說話。我被你感動了。”
“還有，你做'活先烈'，永遠是一顆眼中釘，釘在浙江人前面。”
“浙江人？”
“浙江人蔣介石。”
“怎麼說？和浙江人蔣介石有什麼關係？”
“老先生啊，你們真是當局者迷！七十二烈士，後來經過調查，追加到八十六人，從年齡看，二十歲到二十九歲的佔百分之四十四、三十歲到三十九歲的佔百分之二十七；從職業看，工人十七人、商人六人、農人十三人、軍人十四人、技擊家三人、消防隊長一人、知識分子二十六人、不詳六人。相互比較：農工人數比知識分子多。從省籍看，參加的，是中國華南和華中的六個省區，除了浙江省外。廣東死得最多，五十一人；福建次之，十九人；廣西七人，其余江蘇、安徽、四川各三人。請注意，沒有一個浙江人。奇怪吧？為什麼沒有浙江人？一個浙江人都沒有？沒有內陸的人，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國東南沿海各省比較開通，但是沒有浙江人，太奇怪了，為什麼？”
老先生會心笑起來。 “你這位小兄弟，真不愧是學歷史的，你能慧眼獨具，看出這個竅。革命時候，冒險犯難，浙江人不見了，'中華民國'建立後，浙江人變成接收大員，最後甚至變成'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的民國總統、甚至變成亡了'中華民國'的亡國總統，多諷刺啊。你問我為什麼，我也說不出來，只知道當時浙江人肚子疼，變成肚子疼的革命黨，臨時缺席了吧？”
“現在歷史教科書中，把蔣介石的革命史，寫得神氣活現，蔣介石是浙江人，他為什麼不參加黃花崗，甚至後來的武昌起義，他也沒參加？”
“這真是耐人尋味的問題，被你發現了。”
“按說浙江人也不乏革命紀錄，'蘇報案'的章太炎、刺恩銘案的徐錫麟，乃至秋瑾等人，都是浙江人啊。但對黃花崗三月二十九而言，'蘇報案'太早了，要早八年；徐錫麟、秋瑾他們也早，要早四年。並且，徐錫麟根本看不起孫中山，徐錫麟他們革命，是另一個系統，根本與孫中山毫無關係。徐錫麟根本認為孫中山人格卑鄙。這個浙江人革命系統，陶成章的光復會最後發揚光大。辛亥革命時上海響應，就是陶成章的功勞。可是由於陶成章的革命功勞，被陳英士偷走了，不但偷走，還派出幫會小弟蔣介石暗殺了陶成章。最後的結局是：革命元勳的浙江人陶成章革命成果被偷走了、人也被暗殺了、在革命史上也被出局了，不但出局，還在附帶場合給他戴上大帽子，說他反革命呢。”
“剛才你這小兄弟特別點出浙江人沒一個參加三二九，我倒沒注意到，經你一提醒，我才發現真是這麼回事。一般的觀感，大家都注意湖北人。湖北人太姦，所謂'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但湖北人中又可細分，分出更細的地區特色和人文特色，湖北人中黃陂人、孝感人，漢川人，都是奸中之尤者，但段數又有不同。所謂'姦黃陂，狡孝感，又姦又狡是漢川'。可見大同中有小異，細分之下，九頭的鳥相，固有不同。湖北人以外，浙江人也是一樣。一般的觀感，浙江人也姦。但姦中也可細分。靠北部的浙江人，接近江甦的江南，比較姦得溫文；但靠東部沿海的，就姦得邪門兒了。東部沿海最有名的是寧波人。寧波從明朝以來就是有名的商埠，這里人精於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惡勢力。所謂'無寧不成埠'是也。但是雖精於做生意，卻往往逆取不能順守，做到頭來，經常賺到金玉滿堂後又賠個掃地出門，最後吃個迴香（回鄉）豆，完蛋大吉。蔣介石是浙江人，籍屬奉化縣，但奉化縣從明朝清朝以來就屬寧波府，所以他道地是寧波人。他雖冒充是周公之後，其實根本是奸商世家，並且是專賣生意。蔣介石從小在寧波府城西河沿的箭金學堂讀書，後來在上海靠寧波幫做買空賣空的股票經紀，透過姨太太與浙江財閥搭線，搞上奇貨可居式的政治，最後儼然成為中國領袖。這種過程，是全盤的寧波商賈逆取的生意，逆取以後，下場卻是老子所預言的'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最後被他通吃了的中國大陸又被他通吐了出來，不能順守，掃地出門，最後連迴香豆都不得吃，完蛋到孤島台灣來。”
“雖然寧波商賈只剩下了孤島，但有總比沒有好，最大的好處，是它可以供給蔣介石在兵敗山倒喘息甫定之時，大開空頭支票的樂趣。蔣介石在孤島上開反攻大陸的支票，前後有多張，可以使我們對寧波商賈的信用，有個通盤了解。”
“反攻大陸的空頭支票開了多少張？你小兄弟一定比我更清楚，你是學歷史的。”
“第一張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開的，清楚的明定'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是他的時間表，'一年反攻'是時間表上的起點、'三年成功'是時間表上的終點，語句一點也不含糊，當然要說話算話。這是第一張支票。不料就在一年將盡的時候，蔣介石又提出了新的時間表，原時間表自動作廢。一九五零年三月十三日，蔣介石就把'一年反攻'改為'二年反攻'了，這是第二張支票。不料，改期以後兩個月，蔣介石又吃了敗仗，舟山和海南相繼撤退，五月十六日，他宣布：
今後三個月內，共匪如果來侵犯台灣，那就是我們國軍迎頭痛擊乘勝反攻大陸的時機，這樣三個月以後，我們就可以正式反攻大陸了。如果共匪始終不敢來侵犯台灣，那我們亦要在一年之內，完成我們反攻大陸的準備，至遲一年以後，亦必能實行反攻大陸。
蔣介石這種你打我，我就立刻反攻、立刻在三個月後反攻；你不打我，我就不立刻反攻、要一年後再反攻的說法，是根本不通的。因為力能反攻，就該反攻，和敵人來不來侵，又有什麼牽連關係？從三個月展期到一年，用這種'待敵之不來'的立論，決定反不反攻，是與古今中外任何兵法都不合的，真難怪蔣介石要吃敗仗！這個三月反攻論，是第三張支票。但緊接著，他把三月反攻論又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