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特色可多了，其中之一是，墳是平的。人死了，歸於大地、歸於塵土，在土地上，無需任何標誌，甚至一棵樹都不必，望過去，茫茫一片，一點都不起眼。起眼乾什麼呢？望它的人，幾十年一過，也歸於大地、歸於塵土。生者望死者，猶如死者一波波相望。縱使是一代帝王，如秦始皇，他的墳啊，也不過茫茫一片，雖然地下有千軍萬馬，但墳是平的，畢竟是天字第一號的帝王，在他眼裡，從不預知有漢，沒有漢家陵闕。
一九一一年的廣州、一九一一年的紅花崗，七十二具死屍，槍殺的、砍頭的、發臭的、腐爛的，在潘達微的奔走下，鳩工埋在一起。死者是起義失敗的革命黨，當“曝屍”尚是一種懲罰的時代，“收屍”是需要勇氣的，潘達微發動了慈善團體，大家非政治性的集合了死屍，一個個埋下、埋下，中國文化發生了微妙作用，就讓墳是平的，沒有任何標誌。只是口耳相傳，那個地方是紅花崗。啊，對七十二個死者而言，紅花的顏色太絢爛了，給死者一點淒涼、一點肅穆吧，不知什麼時候，紅花崗不見了，大家口耳相傳，改叫那地方做黃花崗。
黃花崗變成了專名，它是七十二個死屍的公墓，公墓是平的。
看來有點奇怪，這平的會隆起來、會加厚、會長大。一九一一年以後，出現了“中華民國”，人們想到這七十二位“中華民國”的先驅者，另一種中國文化出現了，替先驅者蓋個墳吧。於是，黃花崗開始隆起、開始有了黃花。並且，多年以後，一個小墳“附葬”在黃花之側，墳裡的死者不若七十二烈士那樣悲壯，但他給七十二烈士帶來蒼涼，從墓碑上，人們記起了他，他叫潘達微。
七十二名叛國要犯變成了七十二位開國烈士、一個潘達微變成了一名義士，黃花更黃了。
隨著西風的殘照、歲月的殘照，黃花崗由荒塚變成了大墓、變成了名勝與名墳，每年三月二十九日，總不乏有生者憑弔，很少有生者知道那是個弄錯的日子。正確的日子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四月二十七日是陽曆，三月二十九日是陰曆，把陰曆的三月二十九日硬當陽曆來過，黃花崗啊，時間首先弄擰了它。
黃花崗，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清早六點，天微微亮，一輛年份雖老卻保養頂級的美國轎車，慢慢開到墓園門口，司機走出來，繞到車後，必恭必敬的開了車門。慢慢下車的，是一襲長袍的大官人，頭髮中分、鬍子八字，相貌堂堂，戴著淺色的墨鏡，看來在遮掩什麼，也在炫耀什麼，他官味十足，朝向秘書和司機，把手一按，意思是明的，你們就等在這裡，我一個人上去看看。
大官人邁著方步，穩重的走向墓園。
墓園相當遼闊，歷經三十八年的美化、修葺，已由亂墳荒塚蔚為名勝景觀。遼闊的墓園有長方形的縱深，用亦平亦階的交替，逐漸提升了高度。
大官人緩步向前，整個墓園一片死寂。他一路向上坡走著，端詳著屬於墓園的每一細節。墓園的設計有點不中不西，也就是不倫不類，特別刺眼的，是那國民黨的黨徽圖案，幾乎無所不在，東西南北四顆黨徽，由四根圓柱托起，呈壓頂狀，直罩在四面錐形的“七十二烈士之墓”方碑之上。另有特大號的黨徽，高鎮在整個墓園的最高點。
大官人向黨徽們瞄了一眼，充滿了卑視。最後，他游移的目光鎖定在方碑底座，底座奠基在一片大方陣上，方陣四面石欄圍繞，人莫得近，方陣方得有點怪異，因為向中凸起，凸起頂端，就樹立了“七十二烈士之墓”那方碑。整個黃花岡的主墳就在這裡。在方碑之下、方陣之下，不像是墳，因為不太隆起；又不像是墓，因為又不立體又不平面，但它大得的確接近人的想像，七十二具死屍就埋在那裡、埋在底下；但又超乎人的想像，究竟是怎麼個埋法，尤其七十二具屍體中，許多是砍了頭的，肢體不完、身首異處。按照傳統老規矩，不是有“綴元”嗎？就是把砍下的頭“縫”回脖子上，求個全屍嗎？顯然的，對造反派而言，絕對沒有這種人道、也沒有這種機會，砍就砍了。他們也沒有家屬來認屍、也沒有家屬來打點劊老爺。一般說來，一次大差出下來，劊老爺是有外快的。一刀砍下，劊老爺怕頸血亂濺，每在刀一落下，就用腳朝死刑犯身上一踢，使血向前濺，然後讓人用剝了皮的饅頭就頸腔沾血，沾成所謂“人血饅頭”，照傳統老規矩，這種饅頭可以治肺癆、可以大補。除此以外，死者身上的其他器官也會被零星割下，傳說都能入藥，甚至五花大綁的繩子都有避邪之功，也值得幾文，劊老爺不會白忙的。可是，這次啊，造反派太多了、太多了，上上下下，忙得喘不過氣來，一切都顧不得了。
一年過去了、三年過去了、八年過去了、三十八年過去了，七十二具死屍，已經長埋在這座墓園底下，沒人知道內部是怎麼狼藉、怎麼模糊，死者塵封在黨徽之下，年復一年，一切都不容分說。但是，三十八年後，在這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清早六點，一個神秘的造訪者出現了。
就是這位大官人。
他一身佇立在那裡，但卻一心屹立。他在“七十二烈士之墓”前，一麵點頭、一面搖首、一面昂然若有所思。最後，他的昂然若有所思被打斷了，在公墓高處，在捐贈者列名的獻石高牆前，一顆活動的人頭窺視他。
他猛然一驚。
什麼人在窺視？窺視者何人？大官人有了職業上的警覺。但是，隨之而來的好奇，終於蓋過了他的閃躲，他決定：既然來了，一定要走完全程，還是要向上走去。官場中人是雍容的、從容的，他走得很穩、很慢，若有所思轉化成若無其事，他邁著方步，走到了橫表前面，牆上有四個分離的大字——“浩”“氣”“長”“存”，孫中山寫的，標明“民”“國”“十”“年”、“孫”“文”“敬”“題”，構圖分割，極為怪異。大官人藐了一眼，鼻子哼了一聲。
他仰頭觀望，細看著那行橫表：
民國九年
締
造
民
國
七
十
二
烈
士
紀
功
坊
章炳麟署
大官人興趣來了。那是一行從右到左的十二字小篆，寫得迴腸蕩氣、功力超凡。寫它的“章炳麟”，不是別人，就是“中華民國”四字招牌的定型者章太炎。章太炎為革命而坐牢、而亡命、而逐出師門，最後，“中華民國”成立了，但是，袁大總統的鷹犬爪牙軟禁他、孫大總統的徒子徒孫通緝他，敵友江湖，正反顯出的，是一片嘶喊與寥落。一九二零年，當他寫下“締造民國七十二烈士紀功坊”的時候，他已隱然在目、憬然在心，知道他定型的民國已經命途多舛。革命、革命，革命似乎被巧取了、豪奪了、偷走了。 “中華民國”只是一片魂幡。章太炎曾寫對聯痛斥那偷走革命的國民黨和不夠資格成為首都的南京，對聯是：
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
此地龍蟠虎踞，古人之虛言。
南京是沒有資格“龍蟠虎踞”的，“古人”以此讚美南京，並非實話；而打著革命旗號的國民黨，只不過是一群賊，他們“鼠竊狗偷”了這個國家，先烈地下有知，將死不瞑目。雖然開國元勳憤慨如此，但章太炎對死者的頂禮，迄未少衰。他在“民國九年”，用小篆寫下“締造民國七十二烈士紀功坊”，“締造”者的前功是不能忘記的，也許這是唯一能肯定的，“締造”以後，接下去的是不堪聞問。章太炎死在“民國九年”後十六年，那是“民國二十五年”。再過十三年，“民國三十八年”，這個“民國”，就瀕臨亡國了。
大官人一直抬頭看著這行橫表，口中念念有詞：“'締造民國七十二烈士紀功坊'、'締造民國七十二烈士紀功坊'，他們的功，是可以紀的，但是，'中華民國'呢？今天我來了，'中華民國'就亡在眼前，他們雖死猶生、我雖生猶死，'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我向他們討呢？還是他們向我討呢？他們地下有知，應會知道，他們給不出來'中華民國'了吧？”
喃喃自語著，大官人走向紀念碑，一個身影先已站立在碑前，就是剛才在上面的那個窺視者。中等身材、長袍襲地，六十開外的年紀，一臉清。
不約而同的，兩人打了招呼；不約而同的，互用猜忌的眼神打量了對方。七十開外的大官人，官氣不脫，但在這位奇怪的墓園先行者面前，首先感到的，是一股寒意。
在寒意中，大官人立定碑前，仔細打量著這塊碑。碑文是密密麻麻的，多年的風吹雨打，碑上不無風霜，但是大體一致，只是在“陳炯明”三個字上，出現了污塗痕跡，相當刺眼。大官人會心一笑，用手指輕觸一下，側過頭來，指給窺視者一看。窺視者也會心一笑。
“這位陳炯明先生，”大官人說，“最後開罪了孫中山，結果在碑上給抹黑了。”
窺視者點點頭。 “這位先生的罪過，似乎不在開罪誰，而在他沒在黃花崗死掉。他如早死了，就沒有日後的是與非了。”
“這樣說來，晚死也是一種'罪過'？”
“晚死也許不是罪過，但晚死卻使人難堪，不論使別人難堪或使自己難堪，卻是'罪過'。”
“你這位先生說得真好！”大官人又輕又慢的鼓了三下掌。 “真是深通哲理。”
“在這碑上，”窺視者說，“'陳炯明'的名字只是被塗黑，尚沒被鑿掉，已經很'寬大'了。”
“可能當時工具不足，上墳的人，總不習慣隨身攜帶錘子吧？”
“你先生說得是。”窺視者一笑。 “也許，黃花崗離拿錘子的人太遠了。拿錘子的都在黨中央，在那邊改寫陳炯明的革命史就根本解決了，在荒郊野外公墓的一塊碑上，也懶得追殺了。”
“黨中央有專門改寫革命史的嗎？”
“早就有了吧？叫什麼'黨史會'吧？”
“'黨史會'改寫革命史，專門追殺跟黨中央調調不同的革命黨嗎？”
“也不盡然。'黨史會'不但追殺，也會拉攏。有許多跟國民黨完全沒關係的革命黨，成先烈後，都被國民黨一網兜收了。遠處不必說，這裡就躺了七十二位，這七十二位，在三十八年前三月二十九革命的時候，誰是國民黨啊？那時國民黨還沒成立呢，七十二烈士怎麼竟變成它的人了呢？這不是假造歷史嗎？”
“罵這票人假造歷史的章太炎呢？他不是也比照陳炯明待遇了嗎？”
“從章太炎為陳炯明寫的那篇墓誌銘裡，其實已說明了一切，墓誌銘中有一段極精彩的話，章太炎說：
君（指陳炯明）自覆兩假政府（岑春和孫中山各搞一個偽政府，都被陳炯明給推翻了），有驍名，人莫敢近，卒落魄以死。余獨傷其不幸，以惡名見衊，故平其議而為之銘。
和陳炯明一樣，章太炎也是革命元勳、也是最後被國民黨'以惡名見衊'的'不幸'人物，他在國民黨迫害之中、在國民黨眾口鑠金裡，仍挺身為陳炯明說公道話，他真了不起。 ”
“章太炎說陳炯明'落魄以死'，聽說他死後連棺材都買不起。”
“那時陳炯明的母親還健在，但按老規矩，預留了壽材，只好把留給母親用的棺材先給陳炯明用了。”
“真令人一嘆。”大官人說。 “想不到以革命黨自居的國民黨，竟如此無情。”
“更無情的是孫中山當年靠陳炯明的一點武力，維繫在廣州的小朝廷，卻安排蔣介石做參謀長，挖陳炯明牆腳，甚至要暗殺陳炯明，孫中山死的時候，蔣介石還聲言挖陳炯明的心肝來血祭孫中山呢，這是什麼國民黨同志嘛，太荒謬了。所以啊，戲謔性的說，陳炯明的'罪過'，是死得太晚了。當年如死在黃花崗，就不會證實出那些難堪了，陳炯明晚死了二十二年，證實出多少孫中山、蔣介石的真面目啊，'罪過'、'罪過'。”
“聽了你先生的一番話，真使我們對革命黨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原來最好的革命黨，就是早死的革命黨，革命黨不早死，看來就是麻煩，給自己惹麻煩、給同志惹麻煩。”
“給假同志惹麻煩。”窺視者補了一句。
“給假同志惹麻煩。像陳炯明。”大官人跟了一句。
“陳炯明太特殊了、太強悍了。事實上，他是革了孫中山的命，他搞的，是二次革命。孫中山的悲劇是，他在'中華民國'建立後，他丟掉了臨時大總統的職務，他的革命成果，被袁世凱偷走了，他心有未甘，結果呢，他變了，變得如黃克強所說的，他背棄了自己那麼多年宣揚的信仰。孫中山秘密拿了日本人的錢，為了愛國而賣起國來了。這在日本人以《二十一條》逼袁世凱時，竟發生'賣國大比賽'的暗盤。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手裡收到孫中山的密件，透露說，願提出比袁世凱更好的條件，換取你們日本支持我孫中山。多恐怖啊！類似的比價行為還不止一次，二次大戰後，美國占領日本，在日本外交檔案裡，還發現孫中山的其他密件，另外也出土了孫中山與日本三井財閥密約的文件，要求日本支持，'多次說日本若能給革命黨以援助，革命成功之曉，即將滿洲讓與日本'，愛國愛到這種程度，多恐怖啊！這些證據，都見於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日本外務大臣們的秘密電報。幸虧袁世凱出面逼出南北議和，不然的話，'中華民國'成立了，可是東北早就挖走了。”
大官人仔細聽著，一再點著頭。 “你這位先生說得真對，其實我在當時就略有所聞，不瞞你說，那時我就在袁世凱的北洋政府裡。”
窺視者眼睛一亮。 “你先生在袁世凱那邊服務過？”
大官人笑了一下。 “做一個小官。”
“幾品啊？”
“不值得提、不值得提，是小官。”
“當然看過袁世凱了？”
“見過，還一起開過會。”
“那你先生可能是做過封疆大吏的？”
“談不上、談不上。還有什麼疆好封呢？不過，那時候如果要封，還有東北、有外蒙可封，照孫中山、蔣介石搞下來，東北、外蒙都丟了，沒得封了。”
“你先生今年高壽？”
“我是光緒元年生人，今年七十五了。”
“哦，'中華民國'成立，你先生還不到不惑之年，就受知於袁世凱，夠得上是'滿清遺少'了。”
“小事情、小事情。嚴格說來，鼎革以後，我就退休了。袁世凱只是照顧我們這些'滿清遺少'一下。在他看來，你們大官都在前清做過了，民國時期不必了。”
“哦，你先生在前清做過大官？”
大官人遜謝不遑。 “不值得提、不值得提。'中華民國'建國了，我們的時代過去了。”
窺視者用銳利的目光盯著對方，冷冷的說：“有沒有想到：'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了，也就要過去了。與前清不同的是，前清是王闓運老先生感嘆的'兒戲亡國'，'中華民國'呢？是'把戲亡國'，把戲玩不下去了，就在今年吧？”
“看來就在今年了。今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引退了；一月三十一日，北京解放了；二月十二日，戴傳賢自殺了；二月二十五日，'重慶號'軍艦投共了；這個月七日，孫科內閣總辭了……一切一切都是敗象畢露，'中華民國'亡國就在眼前了吧？”
“算起來，七十二烈士死的那年，你先生正好三十六歲。”
“我正好三十六歲。”
“看來你先生跟這裡有地緣關係吧？怎麼七十五歲的三月二十九日清早，一個人跑到七十二烈士墓前憑弔？”
大官人神秘一笑。 “談不上憑弔，只是貪個清早，上來走一走。你老弟不也如此嗎？現在，在整個的七十二烈士墓上，只有你我兩個活人。你老弟很年輕，看來五十多歲。”
“我也六十開外了。”
“算起來，七十二烈士死的那年，你老弟年紀跟他們差不多，你也稱得上是我們前清的人。”
“你先生用'我們前清的人'，你先生是滿族人嗎？”
“不是，我是漢族人、山東人。”
“山東人是漢族，卻不把滿族人的清朝見外。”
“清朝統治我們中國兩百六十七年了，我們還要把滿族見外嗎？用'前清'字眼，已經表示不見外了。”
“你先生的意思，我不太清楚。用了'前清'，至少後面承認了民國，有後才有前、有民國才有'前清'，你先生用了'前清'，即表示你承認了民國。不是嗎？”
“就算是吧，何況，我也做過民國的官，但那官是'前清'的大員給的。”
“他是誰啊？”
“袁世凱啊，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
“袁世凱既背叛了'前清'，也背叛了'民國'，不是嗎？”
“袁世凱是袁世凱、我們是我們。我們沒有本領那樣翻雲覆雨。我比較老實吧，事實上，我四十歲過後，就不做官了，我退休了，從一九一五年退休三十多年，直至今天七十五歲。”
“你先生還是懷念'前清'吧？”
“'前清'可不能亂懷念，”大官人神秘一笑，輕聲說：“懷念'前清'是反革命的喲。”
“懷念'前清'又跑到七十二烈士墓前來，多奇怪啊。”
“這可是公墓啊！公園式的公墓啊。”
“如果不是純粹到公園呢？”
“如果有另外的理由，”大官人又神秘一笑，“也會和你老弟相差不遠吧？”
“可以請教尊姓、台甫嗎？”
七十老翁笑了一下、遲疑了一下：“敝姓張。”
“台甫呢？”
“敝字堅白，張堅白；敝號韓齋，張韓齋。”
窺視者笑了一下。 “堅白先生，我知道了閣下的字；韓齋先生，我知道了閣下的號，但閣下的大名呢？”
大官人又笑了一下。 “敝人名叫'張鳴岐'。”
窺視者心頭一震，但又隨之紓解，謎團破了，謎底終於出來了。他點點頭，盯著對方：“'週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那句古書的鳴岐？”
大官人用破解的眼光回盯著，並遞出了一張名片。 “你這位老弟，學問太好了，你背得出《國語》中這一句話。”
窺視者笑了一下，但卻近乎苦笑。 “念過一點古書。”
“看你這位老弟的表情，你好像對'張鳴岐'這名字不太陌生？”
“有什麼好陌生的呢？三十八年前，你不是這塊地盤上的父母官嗎？你代理了兩廣總督、又兼署了廣州將軍。在我們腳下泥土裡的七十二烈士，他們都死在你的任上、你的手上，我一點都不陌生。我陌生的，反倒是你到這裡來，這麼清早，又在三月二十九日的早上。你居然來了，你來幹什麼呢？”窺視者一口氣說著，有點激動。
大官人好奇的望著對方，半晌無語。最後，他遙望著天邊外。 “我來幹什麼？也許令人難以置信，我來向七十二烈士致敬，也向他們訴願、訣別。”
“訴願、訣別？他們在三十八年前就對你做過了。”
“那種訴願和訣別，太激烈了吧？動刀動槍的，使人消受不起。”
“所以你把他們殺了。”
“讓我提醒一句，是他們跑來殺我們的。但是事後調查，他們之中，有人臨陣沒上來、或沒趕上，所以失敗了。”
“在我們腳下，這七十二個人，看來陌生，但對你張鳴岐說來，卻是老仇家呢。”
大官人表情木然。 “三十八年過去了，不說'往者已矣'又能說什麼呢？中國變化太快了，使我們後侮都來不及，簡直要懺悔了。誰又該懺悔呢？難道只是反革命的張鳴岐嗎？張鳴岐的敝人、那些正義之士，全無懺悔的餘地嗎？大清帝國搞成了那樣子，亡國官僚我有份；'中華民國'搞成了這樣子，開國功臣就可抖落塵埃、兩手一拍嗎？大清帝國、'中華民國'，誰對不起中國，可有細帳可算呢。”
“細帳可以算，但大清帝國配算嗎？大清帝國一次又一次打了敗仗、丟掉中國最大的島台灣。還有資格參與算細帳嗎？”
“但大清帝國沒有丟掉比台灣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外蒙古可是'中華民國'的國家領導人給弄丟的。'締造民國七十二烈士'締造了'中華民國'，難道是要賣掉外蒙古嗎？甚至如果孫中山真正奪到權，東三省也給賣掉了，七十二烈士是要締造一個又賣外蒙又賣東北的民國嗎？革命先烈是令人頂禮的、革命先進是令人敬禮的，但是，'中華民國'的先烈與先進，奚落起大清帝國來，恐怕得厚道一點。清朝的確腐敗，但是兩百六十七年的一統之功，不可以埋沒。清朝的運氣太壞，碰到了船堅砲利的洋鬼子，弄得丟人現眼，但清朝在中國不是壞朝代，至少比革命黨反清復明的明朝好得多。孫中山當上臨時大總統就祭起明太祖來，不算是好示範。復明、復明，復了明又怎樣？明值得一複嗎？懂歷史的人，一比較，就知道清朝政治比明朝像樣得多，清朝的皇帝，除了西太后外，都比明朝的皇帝好、制度也好。試看明朝太監當政，清朝的太監只是弄點小錢小權而已。至多只是李蓮英這種貨色，又算什麼，比起明朝，全不夠看。明末李自成進北京，宮中的太監就有七萬人，連在外面的高達十萬人。每個太監平均有四個家奴，算起來就是四十萬。用來非法控制天下，這成什麼世界！清朝的太監哪有這種場面！明朝上朝的時候，五百名武夫就排列在奉天門下，說是要糾儀，一指出有哪個官員失儀了，立刻抓下帽子，剝開衣服，痛打一頓。現在清朝的午門，至多只是皇上叫太監'奉旨申斥'罵一兩個官員的地方，但在明朝，就是當眾脫褲子打屁股的地方，有的還先罰跪。有一次一百零七名官員一起罰跪五天，然後一律打屁股，每人分到三十廷仗。像這類羞辱臣下，被當場打死或打得終生殘廢的，數也數不清，有的還說奉有聖旨，打到家門來的；有的還打到別的衙門去的……像這樣子胡鬧的、黑暗的明朝政治，清朝是沒有的。滿洲人的天下也黑暗，但是天下烏鴉，絕不一般黑，五十步和百步，對受害的老百姓而言，還是不同的。因此，我們除非有辦法驅逐黑烏鴉，否則的話，如果有不那麼黑的、有可能變白一點的，我們還是不要失掉機會。這樣才對老百姓真的好。革清朝的命，有它的正義性，但是革命底子太薄，革起來也太倒胃。”
“倒胃？革命怎麼會倒胃？”
“孫中山革清朝的命，靠的只是土頭土腦革命黨，不是革命軍。清朝垮了，孫中山交出權力，自覺失敗了，又想奪回來，於是不擇手段、花樣翻新，從蘇聯引進布爾什維克式的現代革命黨，其結構嚴密無情，已令土頭土腦的革命黨浩歎。孫中山又同時拿外國人的錢，建立黨軍，期以黨領軍，革軍閥的命。結果呢，孫中山再一次失敗——這一黨軍，被蔣介石篡奪，革命黨不但未能以黨領軍，反倒被軍所領、被新軍閥蔣介石所領。孫中山糊里糊塗、矢志北伐，結果北伐成功，只是新軍閥的成功，革命黨完了，所有的革命黨都被蔣介石給耍了。孫中山死後，革命黨中的頭子胡漢民說得好：'民國十五年北伐的成功，只是軍閥的成功，不是黨的成功……一幕北伐的結果，只是軍閥治權的轉移，而不是革命政權的建立……只有過一次北伐，而不曾有過革命，尤其不曾有過三民主義的革命。'為什麼'不曾有過'？因為新軍閥蔣介石背叛了革命——他革了所有革命黨的的命！所以，可以這麼說，革了半天命，最後革到蔣介石家天下里頭了。最後，蔣介石通吃了國民黨、通吃了'中華民國'、通吃了孫中山，也通吃了老革命同志。老革命同志被他殺的殺、關的關、放逐的放逐、戴腳鐐的戴腳鐐。到了今天，一九四九了，連最後的老本都保不住了。今年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六十七天以前，他引退了，爛攤子留給了李宗仁。但蔣介石雖然不是總統，還照做國民黨總裁不誤，他不會放手的，看來大陸也保不住了，'中華民國'也就亡國了。”
“一定亡國嗎？共產黨當了家、不會繼續用'中華民國'這塊招牌嗎？”
“這塊招牌已經被蔣介石國民黨弄臭了，共產黨有志氣，一定會換一塊新招牌？”
“臭招牌就不能用嗎？從袁世凱到北洋軍閥，'中華民國'不都在非國民黨的人手裡嗎？”
“袁世凱和北洋軍閥沒做過那麼多壞事。第一，他們沒丟過一寸中國領土，反倒有收回外蒙古的紀錄；第二，他們不會壟斷內政，以一黨專政治國；第三，他們不會辦個中央銀行壟斷國家財政；第四，他們不會黨化教育，甚至有度量請國民黨員做北京大學校長；第五，他們不會辦《中央日報》、搞《中央通訊社》壟斷輿論、禁止別人辦報；第六，他們尊重職業外交官辦外交；第七、第八、第九……第多少，軍閥的德政說不完呢。當然軍閥也做壞事，但是小巫見大巫，別以為小巫大巫都是巫，對受苦受難的人民說來，程度輕一點，就求爺爺告奶奶了。所以呀，我敢說，袁世凱到北洋軍閥的臭招牌，是可以繼承的；蔣介石國民黨的臭招牌，可就難繼承了，我敢說，'中華民國'亡國亡定了，因為共產黨不會繼承這塊臭招牌。中國革命者，從湯武革命起，都是自己做'太祖高皇帝'的，禪讓得來的天下都要改朝換代，何況自己打來的天下。沒人要'中華民國'了，最後要它的，大概只有'締造民國七十二烈士'了。不過，七十二烈士中，戰死的以外，有四十三人是砍頭的。砍頭前，我親自開堂審問過他們，真是英雄好漢，有的我們暗示性的開脫，他們都不配合，非找死不可，所以四十二個，一一砍了。我曾仔細聽過、看過他們的口供，發現他們到底為誰而戰、為何而死，目標其實很空洞，並且有的還是錯的。”
“錯的？”
“錯的。比如說，他們'革命'是對的，但'排滿'就錯了。”
“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是推翻異族、是排滿、驅逐韃虜，恢復漢族的天下。又有何錯？”
“如果這是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目的、賣命目的，恐怕一切都給弄擰了。世界人類種族有三大類：黃種的蒙古利亞種、白種的高加索種、黑種的尼革羅種。中國人是黃種，其中又分了漢滿蒙等大族。在大族中，漢族一直是中國土地上的老大，幾千年曆史中，中國土地上完全被其他種族統治的時期，只有十三世紀蒙族元朝，和十七世紀到今天的滿族，加在一起，不過三百四十多年。蒙族人長得比較矮、眼珠黑、鬍子少，但蒙族的祖先成吉思汗那一支，卻灰眼珠、長得高、又有長鬍子，可能混有滿族的血液。十三世紀蒙族佔據中國後，它把滿族排名第三，叫滿族做漢人，把漢族排名第四，叫南人：十七世紀滿族佔據中國，它同樣把蒙族排在漢族之前，跟蒙族通婚，給蒙族和尚蓋喇嘛廟，不許漢族種蒙族的地，也不許跟蒙族通婚，並且規定漢族在蒙族地方做生意，有一定居留期間。滿族的用意很明顯，他要聯合蒙族，防范漢族。滿族為什麼防范漢族？因為漢族在中國做老大太久了、根太深了、人太多了，文化又高，不能不約束它的影響力和同化力。滿族南下的時候，自中國東北越過萬里長城，正像徵了漢族的失敗——萬里長城擋不住漢族以外的種族了。蓋萬里長城其實象徵的，不是漢族皇帝的豐功偉業，而是對付'非我族類'政策的失敗。”
窺視者為之一怔。 “把蓋萬里長城當成漢族的失敗，這一解釋，對我倒是新解的。”
“因為滿族實非異族，滿族不是非你族類。漢族說滿族是異族、是韃虜、是夷狄，其實這是不對的。因為大家都是中國人。古代中國小，中原地區只是河南、山西這些地方，那時大家以為除了這地方的人，其他都是異族，其實都是老祖宗們的瞎扯淡！並且異族的範疇和定義，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當年陝西周朝的眼光中，山東殷朝之後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異族；可是曾幾何時，殷周不分了，變成了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東幫和陝西幫，又把湖北幫看成異族，所謂荊楚之地，乃蠻貉之區，於是屈原又變成了異族；可是又曾幾何時，湖北人也擠到山東、陝西人的屈股底下，也不是異族了；於是又手拉手起來，向南發展，把四川、貴州人看成異族，所謂'夜郎自大'等挖苦話，就是罵西南人的。這些說不盡的夷狄標準的變化，使我們可用它的觀點，來重新檢討中國的民族歷史。中國民族從遠古以來，就處處顯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跡。第一次混同的終點是秦朝，秦朝時候已完全同化了東夷和南蠻中的荊吳，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漢至兩晉南北朝，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氐、羌、東胡、南蠻、西南夷等等，紛紛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雜種；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從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國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紀錄；第四次是明朝以後，直到今天滿漢通婚，又一批新的雜種出來了。正因為這種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混同，日子久了，我們常常忘了我們漢族中的胡人成分。我們忘了唐大宗的母親是外國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親是外國人，其實，唐朝啦、明朝啦，他們皇親國戚的血統，早就是雜種了。於是，一個很可笑的矛盾便發生了。這個矛盾是：明成祖的後人，明朝成祖以後的皇帝們，他們的血裡，豈不明顯的有夷狄因子嗎？有了這種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張煌言也罷、乃至顧炎武的母親也行，他們的挺身殉節，所標榜的理由，就未免有點遺憾。明末殉節諸烈士，他們殉節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們忘了，他們忠心耿耿所侍奉的'當今聖上'，就是一個廣義定義下的'胡人'！豈止是'當今聖上'，就便是殉節諸烈士自己，他們也無人敢保證他們是'萬世一系'的'黃帝子孫'，也無人敢保證他們的祖先在五胡亂華那類多次混同時候未被'騷擾'，而在他們的血裡面，絕對清潔，——沒有胡騷味！”
“你先生的意思是說，我們老祖宗流傳下來的那種夷狄觀念，是根本就弄錯了的？”
大官人點點頭，“回溯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來回溯去，若是回溯的範圍只限於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它中原以外的地方於不問，或一律以夷狄視之，這種作法，不是看小中國和中國民族，又是什麼呢？當時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國民族，但是在這些中原地區以外的，又何嘗不是中國民族呢？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東夷的、是荊吳的、是百越的、是東胡的、是肅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氐羌的、是吐蕃的、是苗猺的、是羅羅緬甸的、是僰撣的、乃至西域系統的白種中國人、三國的黝歙短人、唐朝的崑崙奴等黑種中國人，又何嘗不統統是中國民族呢？從這種角度來看、博大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得不說，中國民族的歷史，打來打去，還不脫是同族相殘的歷史，這種歷史中所謂的'東逐東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罷，乃至南征北討，'多事四夷'，趕來殺去，所趕殺的對象，竟不是真的什麼'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國人！我們讀古文《弔古戰場文》，必然會記得那描寫所謂'秦漢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的悲慘和'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的結算，如今我們思念起來，感想又是什麼呢？我們不得不認定，從'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以下，所謂'秦皇漢武'也好、'唐宗宋祖'也罷，他們的許許多多豐功偉業——尤其是號稱打擊異族統一中夏的豐功偉業，統統值得我們懷疑！五千年的中華史上，除了鴉片戰爭英國鬼子首先打進我們的家門以外，壓很兒就沒有什麼所謂異族！更沒有什麼真正的夷狄！——他們都是中國人！”
窺視者點點頭，陷入沉思。 “哦，他們都是中國人！”
“由此可知，所謂什麼我中原你夷狄之分、我漢族你滿族之別，都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大家都搞錯了，搞得度量很狹窄，不像男子漢，男子漢哪有這樣小小氣氣的整天把自己同胞當成外國人的？”
“你老先生是說七十二烈士白死了？”六十老者一臉嚴肅，像在闆臉質問。
“如果把七十二烈士定位在'排滿'上，七十二烈士就真的白死了。”
“怎麼才不白死？”
“要把為何而死的題目換成另一個。”
“照你這樣說來，反對滿族是'度量很狹窄，不像男子漢'？”
大官人笑了一下。 “七十二烈士是男子漢，只要別再喊'排滿'的口號。要換個別的。”
“像'反清復明'？”
“'反清'是對的，但'復明'就錯了。明朝比不上清朝，剛才我說過了。”
“七十二烈士搞革命，原因就在他們絕望了，滿清一片漆黑，他們不相信滿清能變白了。”
“不相信，自是一種選擇，理應尊重。但是可別推出'排滿'啊、'復明'啊這些口號了。這些口號都是站不住的。”
“那七十二烈士還為了什麼？為了反抗暴君？”
“大體上說，清朝其實沒有暴君，它的皇帝苛細的有之、小氣的有之，但是談不上有暴君，這是可以肯定的地方。至於它怎麼'得天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怎麼'治天下'。作為中國人，中國是我永恆的信念，但中國里面的帝王政權，不論是正統的、非正統的、僭偽的，檢驗它的尺度只有一個，就是看它怎樣待我。照古典一點的說法，是你統治者怎樣'視'我。孟子對齊宣王不是說得好清楚了，'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在孟子眼裡，在上面的與在下面的關係是相對的，你怎麼對我，我怎麼對你，只是人民沒有組織，不容易形成團結的力量。但是，一旦有了，就會揭竿而起。”
“是革命嗎？”
“那隻是名詞的大同小異，是革命、是起義、是造反、是犯上，都相通的。”
“犯上？不是冒犯皇帝嗎？”
“這就看出孟子的更進一步，人民碰到暴君，到底要怎麼辦呢？照墨子、董仲舒他們的看法，人民只能消極的期盼天威、天譴來對付壞皇帝，只能靠老天爺。但孟子就很聰明，他有本領把孔子的正名主義，發揮到皇上頭上來。孟子並不否定皇上是皇上，但他給皇上的動作定了一個極限，你皇上不能超過，一超過，對不起，你就不是皇上了，你'君不君'，我們就把你當成一個'獨夫'看、一個個人看，我們就可以乾掉你，商紂是暴君，我們要殺你，但那不叫'弒君'，'弒君'太難聽了。你商紂'君不君'了，你只是一個'獨夫'、一個個人。殺你，只是殺一介平民，'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就是孟子的摘帽子戲法，孟子真聰明。他比洋人聰明多了。洋人直到孟子以後兩千年，才發明出來'暴君放伐論'、'暴君反抗論'，孟子早在公元前三世紀就發明出來了。難怪一千七百年後，專制魔王明太祖要出版《孟子節文》來刪掉聖人之言，並半開玩笑的恫嚇說，孟子這小老頭，如果生在明朝，一定法辦他呢。幸虧孟子好運到，他一輩子高倡'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但他一輩子沒有機會參與實際政治、參與'弒君'大業，也沒碰到明太祖，最重要的，他沒碰到八國聯軍。”
“什麼意思？碰到八國聯軍，會不同嗎？”
“會，因為那是外國人。”
“外國人在中國施暴，和本國人暴君施暴、甚至暴民施暴，有不同嗎？”
“很痛苦的告訴你，有不同的。本國人暴君施暴，再壞也壞不過外國人。因為本國人暴君施暴、乃至暴民施暴，是一陣子的，至多十年，施完了還得安定下來，走富國強兵路線。但外國人就不同了，它沒完沒了，即使表面上停下來，骨子裡還在吸你的血。戰爭後的外國人，他們等於在中國開了一家吸血站，八國聯軍撤走了，可是庚子賠款總額是當年的美金三億三千萬，就是中國的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中國政府沒錢賠，沒關係，借，利息是以三十九年中，每年按四分加利息，結果，利息一爬上來，總賠款不是四億五千萬了，變成了九億八千萬，明確的數字是九億八千二百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兩，超過了原來賠款兩倍以上。並且，賠款方式必須用外幣而非中國白銀來償付，這下子每年在兌換上就先冒出幾百萬兩的額外損失，特別是在銀價大跌的年代。比如說，中國在一九零三年賠出的，不是大家約好的四千二百五十萬兩，而是槓上開花的五千三百五十萬兩，中國有限的國家資金如此外流，所以說，外國人在中國施暴，和本國人在中國施暴，還是有程度上的不同的。本國人吃人見骨頭，外國人吃人不見骨頭。用南京大屠殺的事，一比就知道了，本國軍人再殘暴，也乾不出日本軍人幹的事。”
“滿清人進關，'揚州三日'、'嘉定三屠'，又怎麼說呢？”
“就是程度不同。打天下時，有殺戮，何代無之，是難免的，但是就是跟外國人不一樣。清軍入北京，可為明朝皇帝皇后發喪呢、叫臣民服喪三日呢；臣屬殉難的，一律贈謐賜蔭呢、還立廟祭祀呢。日本人給你來這一套嗎？滿清的吏治絕對比明朝好，尤其稅負上，明朝的遼餉、練餉、剿餉，苛捐雜稅都取消了，廠衛的特務政治，也為之一清了。說滿清人特權嗎？我看卻有特不權。滿清規定八旗'旗丁（成年的旗人）給予世祿口糧，止許為官為兵，不得為工商'，不得官商勾結、與民爭利，我看民國以後的中國就做不到。滿清絕不是壞政府，但它在洋人的壓迫下，應付不來了。”
“所以要革命。”
“革命也許有效，但一旦革起命來，就會幾十年不得安寧。到頭來喪權辱國的，恐怕比清朝猶有過之。看看'中華民國'的紀錄吧。清朝在公元一六四四年入主中國，從明朝手裡，接收了三百五十三萬平方公里土地，然而卻帶來了二百四十八萬平方公里的'嫁妝'，他們滿清老家的土地。開國後，積極開疆拓土，又增加了內蒙古、外蒙古、台灣、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方，連帶滿清老家在內，總共增加了九百四十七萬六千平方公里，合計一千三百萬六千平方公里，成為中國歷史上僅次於元朝的最大帝國，其實元朝扣除四大汗國，本部還趕不上清朝。後來，洋人來了、東洋人來了，自一八四二年的中英《南京條約》，到一八九五年的中日《馬關條約》，總共割讓了一百六十一萬平方公里土地，但直到它亡國，它移交給'中華民國'的土地是一千一百四十二萬平方公里，仍比明朝多出三倍多。如此說來，清朝不但從明朝手裡得到的土地原封不動的交回，而且還連本帶利交給以漢人為主體的'中華民國'更多，滿族沒有對不起中華民族。”
“你說得很逗，滿有道理，我倒從來沒從這一角度想過。”
“真正的喪權辱國、出賣中國乃是'中華民國'幹的事。丟了一個外蒙古，面積一百八十萬平方公里，比清朝歷次不平等條約損失的領土還要大二十萬平方公里，這種豪賭和賣國的大方，真叫人嘆為觀止。從個人言，這是蔣介石乾的；從政府言，這不是'中華民國'幹的嗎？所以我才說，七十二烈士要革命，千萬別打著排滿的口號了。他們締造的'中華民國'自己，早就構成革命對象了。”
“'中華民國'時運不濟呀，碰到壞鄰居日本、俄國。”
“清廷碰到的壞鄰居，比'中華民國'少嗎？”
“七十二烈士沒有更好的口號嗎？”
“說來有點奇怪，至少我從聽到的、看到的口供裡，找不出來，真奇怪。”
“他們留下的遺書總有吧？”
“你去看看吧，遺書光明磊落、感人肺腑，都沒問題，可是為誰而戰、為何而死，卻天馬行空。可見為革命而死，比為革命理論而死容易多了。”
“遺書裡這麼空洞嗎？”
“七十二烈士之一方聲洞，給他父親的遺書中，三次提到'滿政府'、兩次提到'驅滿'，太空洞了吧？林覺民給他父親的遺書中，更空洞了，他說他的一死，'大有補於全國同胞也'。作為革命理由，太天馬行空了吧？”
“這倒沒注意到。”
“必須注意到。”
“除此以外，還要注意什麼？”
“就我這前清人物看，還要注意到，搞革命，其實一不小心就革到別人家裡，幫了別人家天下，看看他們的'中華民國'，前端為袁世凱建立家天下、後端為蔣介石建立家天下，如今蔣介石的家天下還方興未艾呢，等著瞧吧。也許有人說，專提袁世凱蔣介石不公道，至少孫中山沒有家天下，是不是？我看也不見得，請問孫中山的兒子孫科是怎麼當上廣州市長的？孫科一生三次當廣州市長，一九二一、一九二三、一九二五，為什麼孫中山在廣州做總統、做領導人，他的兒子卻做了廣州市長、小朝廷的首都市長，為什麼？這叫'天下為公'嗎？也許有人說，孫中山最喜歡題字'天下為公'，看來一定有不得已的自私理由。現在，理由查出來了。原來孫科搶著要當首都市長。孫中山不給嗎？好像不行。孫科放話說，你不給我做廣州市長，我就公開給我媽媽祝壽。兒子一給媽祝壽，媽就走了光，原來媽不是宋慶齡，而是孫中山的元配盧太夫人，這一大張旗鼓祝壽，首當其衝的就祝出一個事實，原來宋慶齡是姨太太！這還得了，孫中山不是重婚，就是討小，丟死人了，所以，'天下為公'的孫中山，'天下為公'了半天，立刻屈服，特派孫科為廣州市長了、天下為私了。孫中山只當個總統，孫科就飛黃騰達如此；孫中山若做了皇上，孫科不是袁克定、蔣經國嗎？所以呀，革命家必須有點心理準備，你本來為國家革的命，最後革給一家了。不是嗎？”
“聽了你先生的這番高論，見解上的確別有洞天，當然值得討論的不是沒有。不過有一點，最重要的，未曾參加革命的恐怕有所未知，就是：革命者必須有的心理準備乃是，你不能因為革命會被偷走就不革命。革命的'報酬'，和美德一樣，本身就是它的'報酬'，'報酬'往往反射到它自身。革命以後，一定有一些人要獨占革命、甚至有一些局外人要參與分肥革命，這種現象，毋寧是不必奇怪的，革命者應該沒有什麼好抱怨的。這一心理準備，未曾躬與革命的人，很難想像。”
“是啊，理論上至少是。可是事實上，革命者除非死了，活著的，一定會有不同的反應，至少會替死去的先烈有所反應，記得老革命黨、為革命坐牢、為革命被逐出師門、為革命被'自己人'點名通緝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嗎？他就是不服這口氣，他對定都南京就不贊成。他寫對聯：
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
此地龍蟠虎踞，古人之虛言。
為什麼犧牲掉的革命黨會死不暝目呢？因為革命被偷走了。 '中華民國'四個字，本是章太炎定名出來的。可是成立以後，第一次被反'中華民國'的袁家偷走、第二次以後就被假借'中華民國'的蔣家偷走了。民聲在茲，民間的四句傳言裡的蔣家是廣義的，傳言是：
蔣家天下、陳家黨。
孔家鈔票、宋家屄。
從四大家族的一網兜收看，革命締造的'中華民國'，竟然淪為四大家族刀俎下的肥肉，我想七十二烈士中，也許會有人感到死得未免太不值得了。 ”
“看革命，要大處著眼才覺得值得。大處著眼看最高點，才是最高境界。”
“在這七十二烈士墓上的最高境界、最高點是自由，原始設計的最高點本是自由女神像，現在卻給改成國民黨的大黨徽了，自由女神像不見了。你怎麼說？”大官人在質問。
“我想有一天會改回來。”
“哪一天？”
“國民黨的天下告一段落後的那一天。”
“七十二烈士就等那一天吧。對革命家說來，大處著眼是好的。七十二烈士搞革命，即使大處著眼，也不是沒有風險的，那風險就是'革命後遺症'。'革命後遺症'是有意想不到的長度、廣度、和深度，一旦發作，很難停下來、也很難擋住，正所謂'舉國欲狂'，法國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教訓，後遺症出來，愛國者可能變成賣國者、救國者可能變成禍國者，大家都瘋了，眼珠裡都是血絲，手握的都是拳頭。因為後遺症有意想不到的長度，所以停不下來。唯一能停下來的，是躺在黃花崗上的英雄們，但生者仍不放過他們，要告朔餼羊式的一年一祭，至今搞了三十八年了，三十八年都停不下來，當政者還要'踏著先烈的血跡前進'。報上說，今天上午，廣州各界要盛大舉行革命先烈紀念，公祭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再過兩三個小時，公祭大隊就要來了。看來我差不多也該走了。”大官人說。
“你走了，我也要走了。”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裡，已經公開承認'革命之目的，非僅在於顛覆滿洲而已，乃在於滿洲顛覆之後，得從事於改造中國'。結果是：'自辛亥革命以後，以迄於今，中國之情況，不但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這些白紙黑字的宣言，清楚說明了革命結果是'無進步可言'，反使中國'江河日下'，也就是說，對革命黨說來，我們革命是失敗的；對中國人民說來，你們革命是失敗的。一九二五年孫中山死時猶說：'革命尚未成功'，但什麼時候成功呢？人民等了三十八年了，等到首都南京都丟了兩次了，亡國就在眼前了，三十八年了，'中華民國'都給亡國了，我們中國人民還眼巴巴等個什麼？還好意思罵'滿洲'嗎？'滿洲'再對不起中國，也沒把比台灣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賣掉啊。”
“你說的，的確有道理。經過三十八年的'中華民國'試驗，最後我們認清楚了，'中華民國'是亡定了，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中國人民會面對一個嶄新的巨變。面對新革命帶來的新國家。”
“新革命？新國家？躺在這兒的'締造民國七十二烈士'怎麼辦？”大官人問。
“他們躺在那兒看亡國。”
“新的中國不是他們的嗎？”
“也是他們的，但在階段性上，他們締造的是'中華民國'，不是新的國家。”
“聽你說的、列舉的這些'中華民國'的成就，我都承認，但是，在時代的大江東去裡，這些成就，有的你不革命，也會慢慢出現。當然，革命會來得更快。但是，也別忘了革命帶來的巨大代價和後遺症。最嚴重的是，你簡直不能預估它什麼時候會停下來。別以為革命一次就萬事大吉了，革命會引發二次革命、不斷的革命、乃至大革命又大革命。看看法國大革命吧。折騰了十年十年又十年，真是千萬人頭落地。”
“這樣說來，還是革命的好，不過這個好，要靠時間打底、興亡打底、千萬人頭打底才算。”
“時間打底？三十八年還不夠嗎？興亡打底？開國亡國還不算嗎？千萬人頭落地，三十八年來死的還不夠多嗎？老弟啊，別忘了清朝的穩定是有二百六十七年底子的。為什麼五代不穩定？因為五代只有五十三年，五十三年間，出了五個朝代、十二個帝王，而清朝只有一個朝代，只傳了十個帝王。這代表什麼？代表了中國政局的穩定。革命是波瀾壯闊的、甚至是令人嚮往的，但必須有心理準備，就是底子太薄，會引發動亂。動亂一來，三十八年是止不住的，還要進一步的磨合。動亂是不好的，穩定是重要的，我們必須有心理準備。”
“躺在這裡的七十二烈士，他們沒有心理準備嗎？”
“不能說沒有，但是太樂觀了。總以為'我死則國生'，其實啊，他們沒看到，三十八年過去了，他們的墓園黃花猶在，但是他們的國家卻黃土一掊。黃花崗上的英雄們想得到嗎？想不到吧？”
“他們如果沒死，也許二次革命啊。”
“二次革命？看從什麼時候開始。共產黨裡有個董必武，他是老同盟會的，搞辛亥革命；可是十年後他就發現辛亥革命不夠，得搞共產黨革命才成，一九二一年，他做了共產黨的創黨人，那時他三十五了，一九三四年長征時，他四十八了，已經是翻山越嶺時年紀最大的人了，今年一九四九，他六十三了，七十二烈士如沒死，除非趁年輕就來二次革命，否則翻山越嶺同志都不要你了，嫌你太老了。”
“救國救民太老，禍國殃民一點也不老。”
“什麼意思啊？”
“有一個人跟董必武同歲，從年輕到老，一路禍國殃民呢。”
“誰呀？”
“蔣介石呀。”
兩人笑起來。
“我沒想到蔣介石和董必武同歲。”
“其實蔣介石小一歲。真正和董必武同歲的，就站在你眼前。”
“是你老弟？”
“是本人，一八八六生，前清光緒十二年，台灣設省那一年。”
“噢，這麼算來，我癡長你老弟十一歲。”
“我現在去二次革命，”窺視者笑著問，“共產黨會要我嗎？”
大官人笑了一下。 “有個董必武，已經夠了。”
兩人相對笑起來。
“看來，”窺視者補上一句，“要革命可得趁早哇。”
“豈止革命要趁早，”大官人接上話，“要贍仰革命先烈，也得趁早哇。今天我就來晚了。不過，在公祭大隊沒來前，我們都不晚。時候不早了，我先告辭了。”
說著，大官人伸出手來，窺視者猶豫了剎那，也伸出手來，握了一下，就放開了。
“我怎麼稱呼你這位老弟呢？我還沒請教尊姓大名呢。”
“尊姓大名嗎？”窺視者露出苦笑。 “我們是小人物，不提也罷。今天幸會，就當是萍水相逢吧。”
大官人略顯驚奇的笑了一下。 “剛才我報出我叫張鳴岐，你老弟好像很熟悉的樣子。我奇怪我離開政海三十多年，在我游宦之地，居然有人還不陌生。”
“為什麼不陌生？因為你到了七十二個死者都恨你的一方土地上。一旦離開了這方土地，你可能只是歷史教科書裡的一行字，沒有任河愛恨情仇，一切歸於死寂。”
“你老弟說得全對，這也就是今天一大早我來這方土地的一個原因、一個因緣。我來了，我來面對一百四十四隻眼睛，為締造民國而死不瞑目的眼睛。七十二烈士死而有知，已經輪不到對我的仇恨。我算什麼呢？'桀犬吠堯，各為其主'，大清政府的確是我的效忠對象，別把我當成遺少或遺老，請把我看成一往情深的忠臣吧，沒效忠民國，難道我就不是忠臣嗎？我就不服氣。我是清朝的忠臣啊。至於七十二烈士恨我，我不這樣看。記得三二九後五個多月，革命黨拿下廣州，我屬下的水師提督李準立場不穩了，廣州各團體要脫離中央政府，舉我做都督，我表面答應，骨子裡卻在九月十八日逃到香港。於是各團體又推出胡漢民做都督，九月二十日，胡漢民來了，李準就帶著部隊表示歡迎他。後來很快的，李準也逃到香港。在清朝皇帝還未退位前，黃克強打了一個三十四個字的電報給李準，原文記得是：'香港李直繩先生鑑：粵省光復，公樹偉功，從前公仇，一概消釋，望勿再為虜廷所惑。黃興。'意思很明顯：你李準先生，黃花崗革命時殺了我們太多的革命黨，可是廣州光復時，你終於倒向了我們。過去種種公仇，一筆勾銷了。如今清朝皇帝尚未下台，南北拉鋸，北方一定還要拉你，你可別動搖啊。黃克強這封電報，把革命黨的立場簡明扼要的寫出來了。你是仇家，但你後功抵了前過，我們是不記仇的。我張鳴岐雖然不像李準那樣會'反正'，但我的立身，也沒有使七十二烈士恨我的餘地。唉，七十二烈士要恨什麼，該恨的可多著哪，何必恨我呢。三十八年過去了，我也七十五歲了，我覺得我該來看看他們。'時光容易把人拋'，也容易拋走情仇恩怨。三十八年前，我在廣州服務，我的一點經歷，也許可以見證這段往事，所以我來了。所謂見證，其實只是我個人的一點小心願，姑且算還願吧。'人生七十古來稀'，我來日無多，以後恐怕也難再來了。”
“還願？你的話裡有玄機呢。”
大官人盯住對方，嘆了一口氣。 “三十八年來，午夜夢迴，我常常想起我年輕時候做的事，有時候理道氣壯，有時候心頭不安。如今我老了，老得越來越能心平氣和的看待，知道不久大家同歸於土。我三十六歲做封彊大吏，當時是中國最年輕的總督，但我的生涯也就停格在這裡。我一生彷彿只做了一件事，並且，還不算成功的事。在這件事中，死的人反倒成功了，活下來的就說不清了。因此，我雖活了下來，卻彷彿追隨死的人死去了，彷彿要用一起死去來證明我並不失敗。所以啊，今天不是生者來憑弔死者，而是同歸於死，死者在認同生者。七十二烈士死而有知，將發現我是他們的知己、是求仁得仁的成全者、自足者，我在三月二十九日清早六點前來，會比上午十點來的那些廣東各界公祭黃花崗的場面更引人動容吧？記得黃克強寫的那首《蝶戀花吊黃花崗》嗎？讓我在黃花崗上背出聽聽吧：
轉眼黃花看發處，
為囑西風，
暫把香籠住。
待釀滿枝清艷露，
和香吹上無情墓。 （網上查為“和風吹上無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
記血肉紛飛，
氣直吞狂虜。
事敗垂成原鼠子，
英雄地下長無語。
這詞寫得真好，'英雄地下長無語'，多麼希望他們聽到地上有兩個人的談話內容。兩個人，一個是使他們變成烈士的老仇家，另一個是姓名保密的神秘人士，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清早，這位神秘人士第一次登上崗來，他是誰，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跟七十二烈土的關係，一定不簡單、不簡單。你老弟啊，萍水相逢，終需一別，就此再見了。 ”
大官人又伸出了手，窺視者沒有猶豫，跟他握了。大官人轉身下崗，他半伸手臂，打著招呼，但是沒有回頭。
進了汽車，秘書從前座扭過頭來。
“大人知道他是誰嗎？跟大人談了這麼久的。”
張大人搖搖頭。
“我在下邊等大人的時候，正好碰到管烈士墓園的主任。主任看到坐轎車來的大人一定有來頭，特別跑過來打聽，第一句話就是：你們老爺這麼早到這地方來，一定有特別原因。是不是要跟來得更早的那位'活烈士'聊聊啊。我問什麼'活烈士'，主任說你們不知道他是誰，我們卻都知道他，他這位先生，每年三月二十九一定來，一來就待上一上午。大家都很好奇。十年前，他被認出來了，原來他是當年參加黃花崗起義的一分子，還是敢死隊長之一呢，原來他舊地重遊，每年一次的舊地重遊，說重遊，太不對勁了，該是舊地憑弔才對。我問主任這位先生叫什麼，他說叫'莫紀彭，紀念的紀、《彭公案》的彭。我問可有人陪他來，主任說從來沒有，孤零零的，沒有任何人陪他，也沒有車。”
“你說這個人叫什麼來的？”
“叫莫紀彭，紀念的紀、《彭公案》的彭。”
“噢，”張大人想了一下，“我似乎有個印象，有這麼一個人。他參加過黃花崗之役，沒死、逃掉了。鼎革以後，假革命黨當了家，他這種人給擠掉了，沒再聽說過他，他出局了。三十八年後，他竟重新出現在廣州，上了黃花崗，哦，原來是他。”
“報告大人，不只三十八年後，主任說這位莫先生年年三月二十九出現。主任說擔任墓園主任已經十年了，十年前接手的時候，前任主任就告訴他，有一個怪人，每年三月二十九都來流連不去。墓園主任辦移交，好像這位怪人是他們移交項目的一部分，今年三月二十九又到了，這個怪人一早就來了，可是沒想到又來了一位坐轎車的，主任有點納悶，就過來跟我聊上了。”
“哦，”張大人一臉困惑。 “他每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