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共和一樣，民主也被看作是一種古老的理想和傳統。就中國歷史而言，它可以追溯到周禮中的"鄉飲酒禮"。所謂"鄉飲酒禮"，就是諸侯或卿大夫定期邀請國內賢者、能者、鄉老、鄉大夫等"社會賢達"舉行酒會，在斛籌交錯中就軍國大事進行政治諮詢，實際上是一種"政治協商會議"或"元老會議"。上古尊老（老人多經驗）、重賢（賢者多智慧），定期召開這樣的會議，並不奇怪，也有效益。在當時，這些與會的"社會賢達"們大約也是能夠暢所欲言、言無不盡的（後世則逐漸演變為一種純粹的禮儀），因此被認為是一種具有"原始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城邦民主制政治"（李澤厚《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
其實，這同視召週攝政為共和一樣，也是以今例古，可以商量。正如召週共和只是共攝不是共和，鄉飲酒禮也只是協商而非民主。民主當然包含協商，但協商卻並不即等於民主。民主的目的不是要"商量事情"，而是要"進行授權"。也就是說，在民主的體制下，執政者的權力必須由人民（或公民、國民）授予，未經授權的任何政權都是非法，這就叫"主權在民"。而且，授權一旦變更，執政者就必須交出權力，這就叫"可以讓渡"。 "主權在民"和"可以讓渡"是民主的關鍵，選舉換屆即是其具體體現。如果主權不在民，或理論上權力不可以讓渡，即非民主。
這又是中國沒有的傳統。不錯，中國古代是有所謂"民本"思想，但"民本"（國本在民）並不是"民主"（主權在民）。民主分的是"主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員是人民的公僕），民本分的是"主次"（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何況"君輕民貴"也只是理想，不是事實，事實是"君貴民賤"。君至貴，也叫"至尊"（九五之尊）；民至賤，也叫"草民"（草芥之民）；君為主，叫"君主"；臣為僕，叫"臣僕"；君為父，叫"君父"；臣為子，叫"臣子"。請大家看看，這裡面哪有什麼"主權在民"? 明明是"主權在君"。而所謂"民本"，則不過是以"子民"為執政的"本錢"罷了。或者說，是他們的"載舟之水"而已。
顯然，君主不是"人民之子"，而是"天之驕子"；官員也不是"人民公僕"，而是"民之父母"。一個有民本思想的"父母官"所能做到的，也只是"為民做主"（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為民做主"與"為人民服務"完全是兩個概念。服務者是"公僕"，做主的卻是"主宰"。 "為民做主"雖較"荼毒百姓"為好，卻仍是"主民"，不是"民主"。
中國歷史上既沒有"主權在民"的觀念，也沒有"人民授權"的製度（君權神授的儀式倒是有的）。歷代王朝（包括小朝廷）的執政權，沒有一個是人民授予的，而是執政者自己巧取豪奪來的。宮廷政變即是巧取，逐鹿中原即是豪奪。巧取者少，豪奪者多，但無一經由民授。當然，一旦獲得政權，執政者也會標榜自己的天下得之於民，謂之"得民心者得天下"。似乎他們的政權雖非民授，卻也"順應民心"，甚至是"人心所向"。按照"天意即民意"的原理，這也無妨看作人民的授權，只不過是"心授"（人心授權）罷了。其實，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民心。比如劉備，據說是得民心的，但又何嘗得天下？也就是九州有其一而已，還是打出來的。又比如清人剛剛人關時，何嘗得過民心（其"剃頭令"就不得人心）？卻也照樣得天下。可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才是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卻值得懷疑（請參看常書遠《 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 ）。
至於權力可以讓渡，則更是匪夷所思。不但帝國的統治者不同意，民國的統治者也不同意。問題還不在於他們願意不願意，更在於他們根本就不承認權力的讓渡有什麼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能性。國民黨大佬陳立夫曾對民主人士沈鈞儒說："我們是拼了命得來的，你們要憑圓桌上的空話說了去，哪有這麼便宜的事？"這真是一語道破天機：權力本非民授，也就不可讓渡。你要拿，也得憑本事巧取，或者拼了命豪奪！
政權既非經由民授，則治下之民當然也就沒有什麼民權。沒有民權，就談不上憲政。因為憲政並非簡單的就是"立憲執政"，更重要的是"全民約法"。主權不在民，國民無民權，又怎麼能立法？豈但無權立法，甚至連國民和公民都不是，是"臣民"。臣民就是"臣服之民", 自然是任由予奪。何況江山是統治者打下來的。按照"打江山，坐江山"的邏輯，當然是由統治者（或曰勝利者）按照自己的意願和方式來治理國家，並製定規則。那麼，又有谁愿意在勝利後製定一部憲法，來做自己的"緊箍咒"呢？恐怕沒有。所以，歷代王朝開國之際雖然也都要進行一系列"立法"工作，但那與其說是"立法", 不如說是"制律"。因為那些所謂"法律"都是對付臣民的，不是限制帝王的。專制帝王們對"依法治國"或"依法行政"沒有興趣，他們更信奉的是"口銜天憲"和"聯即國家"。
何況憲政並不只是"憲政"（在憲法框架內行政）, 更重要的還是"限政"（限制政府的行政）。不但要限制政府，還要限制國會，而且首先是限制國會。其證明，就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著名的"不得立法"條款——"聯邦議會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動自由；不得立法剝奪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向政府請願、表達不滿、要求申冤的權利"。這個條款用最簡單最直截了當的語言規定，國會不得起草通過有可能侵犯民眾個人基本權利的法律。於是，不但被人民授權的權力機關（政府）要受到限制，代表人民授權的民意機關（國會）也要受到限制。這裡體現的，便正是憲政的精神。
於是，我們就從中看出了民主與憲政的區別——民主關注的重點是授權，憲政關注的重點是限政。按照民主的原則，主權在民，治權民授，國會的立法和政府的行政都必須經由多數的同意。因此，民主完全有可能導致"多數的暴政"，從而使"人民民主"變成"群眾專政"。憲政則不會。因為憲政要考慮的問題不是授權，而是限權。在憲政和憲政主義者看來，任何不受限制的權力都是危險的，而且並不因為它來自人民或掌握在正人君子手裡，就不是危險。權力來自何方，掌握在誰手裡，怎樣使用，這些都不是憲政考慮的問題，而是民主與共和的任務。憲政要考慮的，是如何防止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和絕對的專制。因此，憲政不但要求執政者合法（包括以憲法為政治權力的唯一合法依據，在憲法的框架內行使政權），而且要求憲法本身合法。這樣看來，憲政就不但是"限政"，也是"限法"。也就是說，只有"限法之法"，才是"憲法"。
這又是我們聞所未聞的。我們從來就只知道"王法"，不知道"憲法"；也從來就只知道那王法是"治民"的，不知道還有"限政"的法。因此，大清王朝末年頒布的《憲法大綱》 ，開宗明義竟是這樣的條款："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 "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這哪裡是什麼憲法，又哪裡是什麼憲政！結果竟是這樣：大清王朝的"憲政"不但沒有限制君權，反倒給不受限制的君權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這當然不能讓人滿意，"萬世一系"的大清帝國也就只好走上斷頭台。
不過，晚清憲政運動的失敗，並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某個個人（如立憲派）或某個團體（如清王室）的失誤，而仍應歸結為"限政傳統"的闕如。我們說中國歷史上沒有限政傳統，不是說歷代王朝的所有權力都是不受限制的。事實上各級官員和各個部門的權力都有一定之規，甚至有森嚴的界定（比如后妃不得乾政，太監不得乾政）。越權辦事或越權干政，歷來是王朝和官場之大忌。但這只是"限權"，不是"限政"，因此也叫"權限"，不叫"政限"。而且，劃定權限，正是為了保證最高權力（君權）不受制約和限制。這就叫"權有限而政無限"，即代理皇權的官員和衙門有權限，掌握政權的皇帝和朝廷無限制。
當然，君權無限，也不等於皇帝就可以為所欲為。事實上正如隋文帝所言，"聯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比方說，有作為的開國之君漢高祖，和沒能耐的守成之君明萬曆，在建儲問題上就同樣不能隨心所欲。但諸如此類的限制，或是因於道德，或是因於輿論，或是因於傳統，或是因於慣例，無一因於法律。即便因之於法，那"法"，也只是"禮法"或"祖宗家法"，不是"憲法"。憲政則不然。憲政不但是"限政"（限制國會和政府），而且是"憲政"，即"根據憲法來限制權力"。憲政的要義是：包括立法權和行政權在內的任何政治權力，都只能以憲法為唯一依據，並為憲法所製約。因此，憲政與否，不但要看權力是否受到限制，還要看它受誰所限，看它是受制於憲法，還是受制於別的權力（比如君權）。這一點，甚至更為重要。顯然，正如法制不等於法治，限權也不等於限政，更不等於憲政。
憲政以憲法為最高依據和唯一依據，因此，憲政的國家必定是法治的國家，憲政的傳統必定是法治的傳統。如果說，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共和是共有、共治、共享，那麼，憲政就可以說是法有、法治、法享。在憲政國家，一切權力都受法律制約，一切法律都受憲法制約，所有人和所有機構都必須遵守和服從憲法。憲法，是至高無上的。
那麼，至高無上的憲法，與至高無上的君主又有什麼不同？區別就在於：憲法不能違反（違憲），卻可以討論、批評、反對、修改（修憲）；君主則既不能討論、批評、反對，更不能修改和違抗。憲法也能夠批評、反對嗎？當然能夠，因為憲法可以修改。如果不能批評、反對，又何必討論，如何修改？實際上，批評與反對是討論的重要內容，也是修憲的重要依據。這一點同樣至關重要。因為倘無這一區別，則憲法就會變成新的、物化的專制君主，也與憲政的限政精神相悖。從這個意義上說，既限政又限法的法治即是憲政。
民主授權，憲法限政，協調二者的是共和。共和的任務，是既要保證由人民授權的政權不被僭竊，又要保證被憲法限制的政府有工作效率。因此，一個現代國家，必須是共和、民主、憲政三位一體的。民主解決授權問題，共和解決執政問題，憲政則解決限政問題。沒有共和，民主就會變成多數暴政；沒有民主，共和就會變成寡頭政治；而如果沒有憲政，它們都會變成無法無天。
反過來也一樣。沒有民主，憲政就沒有意義；沒有共和，憲政就流於形式；而如果既沒有民主，又沒有共和，那麼，憲政就有可能變成專政。在民主與共和缺位的情況下，憲法不但會淪為一紙空文，而且很可能被用來作為鎮壓人民的利器，就像"天道"和"民意"曾經被用來做專政的理由一樣。因此，一個真正能給人民帶來福祉的國家，必須同時是民主、共和、憲政的。當然，它也必定同時是自由、法治、人權的。
這樣一種政體或製度是我們民族原本所沒有的，我們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傳統。甚至就連許多官員和學者，也未必都能清楚地闡述民主、共和、憲政各自的內涵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常常將法治與法制相提並論，權力與權利混為一談。看來，我們的人民共和國真是任重道遠，政治體制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們還必須再問一個為什麼，即為什麼在我們的文化土壤中，不可能自發地生長出上述制度和思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