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先從共和說起。
縱覽世界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無論古典共和國，還是現代共和國，幾乎都是商業國家。古代的雅典共和國是，羅馬共和國是，中世紀的威尼斯、佛羅倫薩、熱那亞、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國家是，近現代的英國和美國也都是。英國作為虛君共和國，美國作為聯邦共和國，都是商業共和國。相反，那些"貨真價實"的帝國，比如中華帝國和蒙古帝國，則多半是農業民族或游牧民族建立的。農業民族崇尚權力，游牧民族崇尚武力，而帝國，恰恰是一種既崇尚權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來獲得和維繫權力的製度（請參看本書第一章）。
這就與"天下為公，和平共處，選舉換屆"的共和精神相去甚遠。當然，農業民族也熱愛和平，中華帝國也主張天下為公，大清王朝也做到了五族共和。這是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農業帝國與牧業帝國的不同之處。當然，只要水草豐足，不受侵犯，游牧民族也未必發動戰爭，他們同樣熱愛和平。但相比較而言，農業民族更希望安定和穩定。因為只有社會安定，政局穩定，一無天災，二無人禍，農民才可能有收成，也才能通過辛勤勞動和逐年積累慢慢走向小康。但是，手無寸鐵一盤散沙的個體農戶們，是沒有能力來維護安定和穩定的。他們只能寄希望於集權政治，即依靠一個強勢政權來維持秩序，以免他們受到侵犯和騷擾。要知道，在那些既無國內法又無國際法的年代，侵犯和騷擾是很容易發生的——境外有虎視眈眈的游牧民族，鄉里則有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只有帝國才能保護他們的安全，也只有帝國的長治久安，才能給他們以奔向小康的希望。這是每到天下大亂時，他們總是會盼望"真命天子"早早出世的原因。於是事情竟是這樣：帝國的和平共處其實是靠權力和權力背後的武力來維持的，天下為公則不過是維護統治的藉口，其實質是產權國有、治權王有，而非政權共有。至於定期選舉，換屆執政，就更是免開尊口——帝國並不同意，民眾也沒興趣。希望安定和穩定的帝國臣民，並不喜歡執政者的頻繁更替。
共和精神與共和製度只能產生於商業民族，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商業民族就比農業民族或游牧民族高尚或高明，而只因於獲利方式的不同。正當的獲利方式是辛勤勞動，這在農業民族、游牧民族和商業民族那裡都是一樣的。但如果要巧取豪奪，那麼，商業民族更傾向於巧取，而不是豪奪。誰都知道，商業上的成功，主要靠精心策劃、反復計算和討價還價，而不是靠明火執仗、打家劫舍。動用武力的事情也有，但那多半是為討價還價鋪平道路或創造條件。如果全憑暴力掠奪，那就不是商人，而是強盜了。
所以商業民族也更主張談判，而不是戰爭。所謂"談生意"，就是說，所有的生意都是談成的，不是打成的。即便進行"通商戰爭"，輪到做生意時，還得談。通商不同於掠奪之處就在於，任何交易都得有個商量。反過來也一樣。只要能商量，任何事情都可以看作交易，都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包括政治問題。這就是"和", 即通過和平的方式來解決爭端。交易能夠最終達成，其方案一定是"互利"的；爭端能夠和平了結，其方案必定是"雙贏"的。互利和雙贏不是一方壓倒或吃掉另一方，因此不但是"和"，而且是"共和"。
政治爭端的解決既然被視為交易，當然也就要按照商業的方式和規則來進行。首先是要談，即"主張"，相當於商業活動中的推銷產品和報價（包括陳述定價的理由）。這是需要專業能力和專門人才的，由此便產生了職業政治家，比如議員。議員雖然名義上是民選，實際上不可能得全票，其實只是政治主張相同或接近的一群人選出的，是他們的政治代言人，與公司派出的商務代表沒什麼兩樣。議員的任務是同其他的代表去"談生意"，與之相對應的政治制度就是"議會民主"和"代議制"。這種制度在商業民族那裡一點都不難理解，因為這就像把自己的業務交給中介公司或專業公司去打理，比如找專門的會計公司幫自己算賬，找專門的投資公司幫自己理財。選舉議員，則不過找那些專門搞政治的人，來代理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在現代商業社會已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同時也是一種有效率的做法。所以，只有在商業共和國的早期，他們才會實行"直接民主"的製度。因為那時他們大多是"個體戶"，每筆生意都是自己親自去談的。
交易要想成功，不但要談（主張），還得讓。這就是"妥協"，相當於商業活動中的討價還價。討價還價不僅包括要價，更重要的還是讓價（當然要有底線）。只有討價沒有還價的買賣不是買賣，也不能成功。雙方各讓一步，交易才能達成。如果一方自以為大權在握，另一方自以為真理在手，或者雙方都唯我獨尊，誰也不肯讓步，那就只有"互鬥"和"一邊倒"，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了。事實上沒有妥協就沒有共和。美國的1787 年費城憲法，就是聯邦主義者和反聯邦主義者"偉大妥協"的產物。其結果是各種政治力量的長期共存，和平共處，互相監督，輪流坐莊，這就是"共和政治"。
最後就是"簽約"了。這就是"立法"，相當於商業活動中的簽訂合同。不過，這不是一般的合同，毋寧說是"框架協議"。它規定的是原則，而非具體事務。由於規定的是原則，因此它甚至需要一個關於如何簽訂合同的合同，這就是"立法法"；還需要一個規範一切交易原則和簽約原則的總合同，這就是"憲法"。只有在憲法框架內達成的交易和簽訂的合同才是合法有效的，也才受法律的保護，這就是"憲政制度"。請看，民主、共和、憲政，或者說，議會民主，共和政治，憲政制度，是不是背後都有商業活動的影子？
這當然是我們民族不可能有的政治傳統和思維方式。我們是一個農業民族，農業民族既不主張巧取，也不主張豪奪，而主張實幹。根據實幹的精神，清談是要誤國的。這就使我們對議會民主之類的製度，先入為主地不以為然。同樣，由於長期以來對商業、商人、經商活動和通商貿易的蔑視和鄙視，交易、妥協、討價還價之類在我們民族這裡從來就是貶義詞。我們主張的是大義凜然，是一諾千金，是重義輕利，是"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是"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妖魔讓寸分"。因此，儘管事實上存在著巧取豪奪，但那是不能拿到桌面上來說的，更不能公開號召，而必須飾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為民請命"、"清君側"）。於是中國歷史上就只有宮廷政變，沒有議會民主；只有逐鹿中原，沒有共和政治。同樣，我們也不可能有憲政制度。因為我們更看重的是信義而不是契約，是道德而不是法律，怎麼可能有法治，又怎麼可能有憲政呢？
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只有商業活動，才強烈地要求明晰產權，分清公私，因為買賣無非權屬的讓渡。這件東西原本是我的，賣給你以後，就是你的了。這就必須首先明確這件東西是不是我的。如果是別人的，我就無權出售。如果是公共的，我們就不能買賣。所以商業活動既要求明晰產權，又要求分清公私。如果產權不明，買賣雙方就不能成交。誰敢購買一件產權不清的商品呢？同樣，如果公私不清，也很難走向共和。因為共和國（republic ）這個概念來自"公共事務"( res publica ) ，它是相對於"私人事務"( res priv ata ) 之外的領域。只有在這個領域中，才有共和與否的問題，私人事務領域內是無所謂共和不共和的（甚至反倒應該是獨立）。可見區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是實現共和的前提。
憲政亦然。憲政要限制的，是公共權力的使用，不是私人權利的享有。相反，它還要求不得立法侵犯民眾個人的基本權利。憲政和法治的原則是：對於政府，凡是法律沒有明確授權的，都是不能做的；對於個人，則凡是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可見其公私之分明！至於民主之必須分清公私，更是不言而喻。如果公就是私，私就是公，也就無所謂主權在君還是在民。其實民主、共和與憲政，都旨在解決公共領域的問題，而不在干預私人領域中的自由。但如果沒有私人領域，也就無所謂公共領域；而如果沒有私人財產，恐怕也很難有私人領域。因此，明晰產權，分清公私，方有民主，方有憲政，方有共和。
然而正如本書第五章所述，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和家國一體的上層建築，卻導致了傳統中國的產權不清和公私不分。這就使我們不知何謂民主，何謂共和，何謂憲政，也不知何謂共產主義。比方說，先是把共產主義解讀為"共產共妻"，繼而又把"共產"理解為"均貧富"、"打平夥"、"吃大鍋飯"。這真是大謬不然。其實日本人把Communism 翻譯為"共產主義"，意思是"共同集體生產"。可見日譯"共產主義"的"產"，是生產的"產"，不是財產的"產"。按照中國人的語言習慣，其實該叫"共勞主義"。當然，準確的說法，還是"共同主義"或"共同體主義"。因為Communism 的語源Community , 原本有社區、團體、群落、公眾、共同體等義。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把共產主義社會叫做"聯合體"。他們說："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 共產黨宣言》 ）請問，這是均貧富、打平夥、吃大鍋飯，是"共產共妻"嗎？
事實上，共產主義決不意味著"共別人的產"。恰恰相反，"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佔有社會產品的權力"（馬克思、恩格斯《 共產黨宣言》 ）。正如作為共和前提的"天下為公"，只意味著公共領域的公眾共享，決不意味著將私人財產和私人權利"充公"；共產主義也與理解為"一切財產歸公"的"天下為公"相去甚遠，更不是"打家劫舍"之後的"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反倒與共和主義不乏相通之處。馬克思在《 哥達綱領批判》 這部經典文獻中，提出了共產主義的三個條件：一、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二、人們不再奴隸般地服從社會分工；三、勞動不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請參看《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3 卷，第12 頁）。在這裡，我們看不到"共產共妻"的意思。相反，人們不再奴隸般地服從社會分工，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興趣和能力進行工作，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從而構成一個多樣共存的社會，豈非和諧，豈非共和？
顯然，傳統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總在左右著我們的思維，決定著我們每一變革的成敗。因此，無視傳統的理論是掩耳盜鈴，無視傳統的製度是無根之木，而無視傳統的改革則難免屢遭挫折。錢穆先生有云："我認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製度，決然無法長成。"（錢穆《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錢穆先生對中國古代政治的看法，總體上是值得商榷的，但此說卻不無道理。看來，事情最好是這樣：我們原本就有民主、共和、憲政的傳統，只要把它們開掘出來就行了。
但問題是，我們有嗎？
這就決定了建設符合中國國情的共和、民主、憲政，必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個不斷探索、摸索、實踐、糾錯的過程，也可以說是"摸著石頭過河"吧！只是我們不知道那河有多寬，也不知道石頭有多少。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