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1 年，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在內外交困中滅亡了。隨同它一起被埋葬的，還有整個帝國製度。這一次，在治亂循環中折騰了二千多年的中國人，已不願意重蹈改朝換代、成王敗寇的覆轍，他們決心進行一次真正的革命——革製度的命。
帝國的歷史終結了，取而代之的是民國。
民國其實就是共和國。民國或共和國，譯成英文，都是RePublic 。因此，民國的靈魂是共和。民國時期"反復辟"鬥爭的口號，也是"保衛共和"。這可謂當時許多精英人物的共識，即擁護民國，必贊成共和。然而，剛剛走出帝國時代的中國人，卻並不當真知道共和為何物。袁世凱是不知道的。他即便不公然稱帝，骨子裡想當的也是皇帝，也會把中華民國的大總統當作皇帝來當。在他看來，所謂"革命"，只不過是為他提供了一次"禪讓"的機會，讓他得以由人臣而天子，黃袍加身，君臨天下。共和云云，則不過是他龍袍上另一種紋樣的圖案而已。也就是說，他要學的是司馬炎和趙匡胤，不是華盛頓。
孫中山也未必十分清楚，他原本也是主張在體制內進行改革的。為此，他曾於1894 年上書兩廣總督李鴻章，請求變法。只是在諸如此類的努力失敗之後，他才意識到"目前中國的製度以及現今的政府，絕不可能有什麼改善，也決不會搞什麼改革，只能加以推翻，無法進行改良"( 1897 年孫中山與《 倫敦蒙難記》 俄譯者的談話），這才轉而革命。可惜，孫中山雖然竭力主張推翻帝制，建設民國，但他對共和的理解也仍有局限。比如"興中會"誓詞中"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云云，便與共和精神相左，也與"創立合眾政府"的主張相悖。共和的要義之一，是各地區與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和平聯合。合眾政府當中，理所當然地應有滿族的一席地位，豈能"驅逐韃虜"？可見也有問題。
真正懂得共和精髓並身體力行的是宋教仁。為了共和，他聯合五黨組成國民黨，競選議席；為了共和，他堅持政黨內閣，拒不接受袁世凱的任命；為了共和，他與過去的政敵梁啟超相約"你上台，我願在野相助，我執政，請你善意監督"。最後，為了共和，他獻出了年僅三十二歲的生命。宋教仁為中國民主憲政所作的犧牲和貢獻，是永垂不朽的；他為中國民主憲政所作的探索和努力，也是萬古長青的。
可惜，當時的中國祇有一個宋教仁。更可惜的是，"一個宋教仁倒下了，並沒有千萬個宋教仁站起來"（駱駝刺《 重讀宋教仁》 ），站起來的是一個又一個軍閥——段祺瑞、馮國璋、張勛、曹錕、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正所謂"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皖系和直系打，直系和奉系打，中央和地方打，南方和北方打。軍閥們沿著水路、鐵路和公路調動他們的部隊，走到哪裡，就用苛捐雜稅把那裡的老百姓盤剝敲詐得精光（費正清《 偉大的中國革命》 ），正所謂"灑向人間都是怨"（毛澤東《 清平樂·蔣桂戰爭》 ）。
於是，重歸統一，就成了時代的要求；剷除軍閥，則成了革命的必須。 1923 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達成協議，建立了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 1926 年7 月9 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八個軍約十萬人，兵分三路，從廣東正式出師北伐，並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打敗了吳佩孚、孫傳芳，進占到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部分地區。
這當然是一件讓中國人民看到了希望的事情，然而共和的歷程卻注定是艱難曲折。辛亥革命之後是軍閥混戰，軍閥混戰之後是北伐戰爭。軍閥混戰的結果，是"民國"變成了"戰國"；北伐戰爭的結果，卻是"民國"變成了"黨國"。 1927 年，蔣介石宣布進入"民國建立三階段"（軍政、訓政、憲政）的第二階段，即"訓政時期"。 1928 年，國民黨通過了《訓政綱領》 ，明確規定"中華民國於訓政期間，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政權"。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則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執會）行使。 1931 年，國民會議又通過《 訓政時期約法》 ，再次肯定了由國民黨"代行"中央統治權的體制，並明確規定國民政府的主席由國民黨中執會選任，五院院長亦然（後改為國府主席提請中執會選任）。於是，孫中山"以黨建國"、"以黨治國"、"黨在國上"的思想就變成了法律規定，民國也被"法定"為黨國。
實際上，"訓政時期"的民國不僅是"黨國"，而且是"軍國"。因為國民政府也好，國民政府的五個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也好，都要受軍委會箝制。軍委會即軍事委員會，原本是國民政府的直屬部門。 1937 年，國民政府根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中常會）的決定，宣布由軍事委員會（軍委會）委員長行使海陸空最高統率之權，同時還授權軍委會對黨政軍統一指揮。於是軍委會就不但管軍（軍事）, 還管政（行政）、管黨（黨務），儼然政府之政府（太上政府），中央之中央（太上中央）。至於軍委會的委員長，我們知道，一直就是蔣介石。而且，他也曾擔任過國府主席（1928 年），兼任過行政院長（1930 年）。顯然，這位蔣委員長，是孫中山去世以後國民黨的柱石和靈魂；他的黨國和軍國，則無妨看作一個有民國之名無民國之實的"後帝國"，一個由不叫王朝的新王朝，我們通常稱之為"蔣家王朝"。儘管這個王朝實際上是支離破碎、四分五裂的，中國在他們手上也從來沒有真正統一過，但不等於就沒有帝國遺風和王朝氣息。實際上，當國民黨像對待"先帝"或"太祖"一樣，將孫中山奉為"國父"時，這些意思就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來了。如此看來，共和絕非易事。更何況，我們還錯過了好幾次機會。
第一次是"東南互保"。
1900 年5 月，慈禧太后以大清帝國的名義向世界各國宣戰，八國聯軍登陸天津危迫京城，朝廷號令各省駐軍進京"勤王"。然而手握重兵的山東巡撫袁世凱，卻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癸、鐵路大臣盛宣懷和署理兩廣總督的李鴻章等疆臣互通聲氣，聲稱廷諭為"矯詔"，拒不從命。不但不從命，相反，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還擅自與敵國簽訂條約，相約"互不侵犯"，公然置清廷生死於不顧。更有甚者，張之洞等人還暗中策劃，萬一太后與皇帝在戰亂中罹難，東南諸督撫就共推李鴻章出任中國"總統"以主持大局。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東南互保"。
毫無疑問，抗旨，在歷代王朝都是抄家殺頭的大罪。私立"總統"，就更是要株連九族的。張之洞們膽敢如此，顯然是有恃無恐。原因就在於，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朝廷僅僅依靠滿人力量已無法鎮壓，只好大量啟用漢族官僚（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而且，出於戰時的需要，又不能不把許多原本屬於中央的權力下放到地方。其結果，一是各省督撫的漢族化，二是地方勢力的獨立化，三是國家軍隊的私人化，比如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袁世凱的新軍，便實際上都是封疆大吏的私人軍隊。他們首先是聽命於長官，其次才是效忠於朝廷。朝廷對於地方，已是鞭長莫及；地方對於朝廷，則無疑尾大不掉。擁有相對獨立財權、人權、政權、兵權的督撫，早已和地方士紳結成利益共同體，儼然獨立王國。諸侯割據的局面，其實暗中已然形成。
這可真是天上掉下來的好機會。因為地區與民族和平聯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權，拒絕絕對主義的中央集權，正是共和的內涵之一。我們知道，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人，都是手握兵權、坐鎮一方的實權人物。他們的政治見解，又與李鴻章不盡相同。這就再好不過。因為這樣一來，即便李鴻章出任總統，他也只能和這些人共治共享，不敢獨裁。這些漢族督撫們擁有實力，敢於共和；互相制約，只能共和。東南互保，李代桃僵（由李鴻章替代猶如殭屍的清朝皇帝），聯省共和，豈非夭賜良機？可惜未能如願。
第二次是"聯省自治"。
1920 年7 月，湖南譚延闓首倡聯省自治，並於1922 年l 月1 日開始實施省憲。這個倡議，得到了眾多地方實力派的支持。除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陳炯明和廣東省議會外，支持者還有四川、浙江、雲南、廣西、貴州、陝西、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奉天、安徽、甘肅、直隸等省的政府、總司令或省議會。知識階層更是連聲叫好，支持者眾，因為它體現了共和製度的精神。實際上，孫中山也曾有過類似主張。辛亥革命爆發後，孫中山在巴黎接見記者時就曾說，中國"面積實較全歐為大。各省氣候不同，故人民之習慣性質亦各隨氣候而變異。似此情勢於政治上萬不宜於中央集權，倘用北美聯邦制度實最相宜"，並稱"捨此別無他法也"（《 孫中山全集》 第I 卷，第562 頁）。 1912 年元旦，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亦發表宣言，稱"今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調劑得宜，大綱既摯，條目自舉"（《 孫中山全集》 第2 卷，第2 頁）。可惜後來並未堅持。
袁偉時先生認為，聯省自治是當時中國最好的一個選擇。他提請大家注意，譚延闓、陳炯明他們所說的"自治"是有實實在在內容的：各省都有省議會，制定省憲蔚然成風。而且各省都有不少獨立的民間團體，省議會也不是橡皮圖章。在陳炯明治下的廣東，甚至縣長民選也已經開始。這樣的製度顯然有利於各省民主化，也會迫使中央政府尊重地方權益，依法行政，無法專制獨裁。這就是現代的實行憲政的共和。更何況，在全國政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況下，局部實行民主憲政顯然比全面開花容易得多，而一個由相對獨立並實行民主自治的省份聯合起來的國家，顯然比自上而下發布命令的中央集權國家更容易實現共和。因此，如果這個運動成功，中國的面貌早已大不一樣（請參看袁偉時《 中國自由民主和法治的開端與挫敗》 ）。可惜又未能如願。
第三次就是"國共合作"了。
1945 年，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勝利。這是國共兩黨領導全國人民共同奮鬥的結果，是千百万抗日誌士流血犧牲換來的果實，因此彌足珍貴。當此之時，山河破碎，亟待重整；人民顛沛，亟須生息。舉國上下，人心思治，無不盼望和平。為此，中共領袖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並與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達成協議。這時，主導著中國前進方向的政治家，如果能夠產生"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以國民黨為執政黨，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為在野黨，組成聯合政府，並以共產黨領導的地區為"政治特區"，化干戈為玉帛，以競爭代戰爭，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則中國政治，便會又是另一番景象。可惜，兩個曾經並肩作戰，打敗軍閥，戰勝敵寇的政黨，卻未能再次攜手，同建共和。
共和的歷程，豈非步履維艱？
這也並不奇怪。在我看來，中國不能一蹴而就地走向共和，恰是歷史的必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反倒可能是偶然的驚喜。因為共和也好，共和國也好，都畢竟是我們民族的政治傳統中不曾有過，也不可能產生的東西。因此，我們還必須討論一下究竟何謂憲政，何謂民主，何謂共和。弄清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回答，中國的共和之路為什麼這樣曲折而又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