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製度依靠天下大亂這樣一種近乎自殺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的生命，這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卻是事實。實際上，作為製度的帝國和作為政權的王朝是不一樣的。
作為政權，沒有哪個王朝願意滅亡；但作為製度，帝國卻必須定期不定期地把偏離了自己正常軌道的代理集團（現存王朝）送上歷史的斷頭台，並為自己尋找新的代理人（真命天子）。
那麼，所謂帝國的正常軌道是什麼？
帝國的正常軌道，就是符合其存在合理性的社會狀態。我們在本書第一章已經指出，帝國製度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甚至在一定的條件下，它乃是一種必然。就中華帝國而言，這些條件包括：一、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社會成員主要依靠鐵製農具和家養牲畜進行農業生產，其收人在維持基本生活需求之後略有節餘；二、在當時技術條件（車馬、道路）所能到達和控制的範圍內，各地區和人民的經濟生活方式大體相同（即都達到並不超過上述生產力水平）；三、這些地區和人民都面臨著共同的威脅（比如自然災害或游牧民族的侵犯），必須共同防禦，因此有組織成一個統一國家的需要；四、這些地區和人民之間不存在當時技術條件無法逾越的天然障礙（高山、大海、沙漠），軍事上便於征服，政治上便於統治，經濟上便於平抑，文化上易於認同。在這些條件下，帝國製度是可行的。
因此，最適合帝國製度，或者說，帝國時代的"最佳"國家狀態是：疆域不大不小（以自秦開始的傳統疆域為宜），人口不多不少（以二千萬至五千萬之間為宜），經濟水平不高不低（以一般民眾正好維持溫飽為宜），政治狀態不好不壞（好不能好到強大無比，壞不能壞到民不聊生）。疆域太小，人口太少，經濟水平太低，歷史選擇的就是邦國而不是帝國。反之，疆域太大，人口太多，中央集權的管理成本就會大幅度增加，直至帝國無法承擔；而經濟水平太高，則會形成破壞帝國秩序的異己力量。當然，政治狀況太好也不行。政治狀況太好、國家力量過剩，君王就會窮兵黷武，侵略擴張，同樣會導致王朝的覆滅。所以，王朝必須將自己的國家狀態控制在上述尺度之內，或者雖未達標，卻有發展的可能。新王朝建立之初，就是這種狀態。因此一個新王朝只要政策和決策不出偏差（出偏差者則如晉、隋），就總能維持一段時間。如能逐漸達標，便是治世；等到正好達標並略有超出時，便是盛世了。而後，則是盛極而衰，除非它能對自己的發展進行控制。
這看起來簡單，其實很難。首先，它要求社會安定，要求風調雨順，還要求環境相對封閉，沒有外部的衝擊和乾擾，才能達到上述條件的下限，即疆域不至於太小，人口不至於太少，經濟水平也不至於太低。但這豈能擔保，又豈能事事天遂人願？因此只要有風吹草動（自然災害或者外敵人侵），王朝就會動蕩起來。如此看來，帝國製度其實是很脆弱的。
帝國製度的脆弱還在於，它不但經受不了天災人禍，也經受不了繁榮富強。實際上帝國製度是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前提下設計出來的。按照這種設計，帝國的所謂"王道樂土"應該是這樣一幅圖景：人數不多不少的自耕農，分散在疆域不大不小的國土中，靠著有限的人力和畜力，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維持溫飽，並向國家繳納不超過百分之十的賦稅。賦稅之所以不必超過百分之十，是因為理想中的帝國規模不大，要求也不高，可以低成本運行；而百分之十的賦稅之所以必須，則是因為這些分散的、弱小的、微不足道的自耕農無力自保，只能由帝國的國家力量來保護他們，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露和陽光。
可見，帝國製度的合理性，是以普遍的貧窮落後為前提的。正因為普遍貧窮落後，這才不但需要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實體或權力像徵。一旦富裕起來（不貧窮），強盛起來（不落後），或貧富拉開差距（貧窮落後不普遍），王朝發展成超級大帝國（突破規模），麻煩也就接踵而至。
首先是人口的增長。中國古代沒有計劃生育的政策，也不知計劃生育為何物，反倒以多子多孫為福。因此只要天下太平，人口就會增加；如果承平日久，人口就會猛增。這就要相應增加管理的人員和機構，而官員和衙門的增加卻並不和人口的增長成比例。因為帝國的所謂管理，主要是防止民變，所以人口稠密時的管理成本要較人煙稀少時為高。何況牧民之官增加了，牧官之官也要增加。牧官之官增加了，配套機構也要增加。其實，不要說民間人口的增長，單是皇族的膨脹就讓朝廷焦頭爛額。這些鳳子龍孫們要封，要賞，要安排職位，要建立府衙，要配備服務人員，還要拉幫結派，無事生非。這些都要增加管理的成本和人數，更何況官僚集團還有一個自身膨脹的問題。結果，人口如果成算術級數增長，官員和官僚機構的增加就會成幾何級數。如果人口成幾何級數增加，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其次是財富的增長。這又包括兩個方面，即國家財富和民間財富。民間財富的增長，在理論上說應該是好事，其實不然。因為民間財富的增長並不是同步的，均等的。有的人增加了，有的人沒有；有的人增加得快，有的人慢。這就會拉開貧富差距，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就會去買田買地，並由少量購買發展到大面積兼併。我們知道，隨著人口的增長，土地資源本來就會日趨緊張；而兼併一旦開始，就必定會是一個滾雪球似的過程。結果自然是兩極分化。少數兼併了大量土地，因而也獲得了大量田租的貴族地主、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成為王朝無法控制的豪強，而那些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則只有兩條出路：要么賣身為奴，成為佃戶、雇農、奴啤；要么落草為寇，成為流民、盜賊、土匪。無論哪一種，王朝都控制不了。
國家財富增加了就更不好，因為它更沒有出路。朝廷總不能用這筆錢來購買土地吧？也只有兩種用途：一是窮奢極欲，這只能導致腐敗；二是侵略擴張，這只能導致戰爭。腐敗和戰爭，都是導致王朝覆滅的原因之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王朝亦然。
何況人口和財富的劇增，會使一個王朝從適中狀態迅速發展成超級大帝國，其結果必然是官僚機構龐大臃腫，中樞機關指揮失靈，地方勢力尾大不掉，一有突發事件便顧此失彼。這是所有超級大帝國共同的問題，正所謂"大有大的難處"。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帝國也好，王朝也好，積弱固然必至瓦解，積強也同樣會至於崩潰，而且盛極之後，必是衰亡。道理很簡單：過速的燃燒只能導致提前的熄滅，而只有退回到類似於秦朝末年的那種低水平狀態，帝國製度才能重新找回自己存在的依據。
於是動亂就成了必然甚至必須。誠然，一頂頂王冠落地並不足惜，一個個王朝覆滅也不足惜，但千百萬百姓無辜被殺呢？千百座城池無端被毀呢？千百年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灰飛煙滅呢？更何況我們民族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竟只是為了維持帝國製度的生命，而且其直接原因，又竟然是人口和財富太多！這才真是悲莫大焉！
那麼，過剩的人口和財富當真就沒有出路嗎？
當然有。而且嚴格地說，人口和財富也並不過剩。因為我們還有許多事情可做，許多事情要做，比如發展教育，發展科學，發展工商業。但帝國對此要么不感興趣，要么心存忌恨。結果，體力勞動者基本上只有農業生產一條路，一旦地少人多，就危機四伏；腦力勞動者則基本上只有讀書做官一條路，一旦僧多粥少，便弊端叢生。
帝國對科學和工商業持敵視、仇視、蔑視態度並不足為奇，但王朝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變法不能成功即其中之一。比如在王安石的時代，如果有多家可以競爭的商業銀行來進行貸款，又有獨立司法的民事法庭來解決經濟糾紛，朝廷不過進行宏觀控制（比如規定利息不得超過二分），則青苗法的實施就絕不會是當時那種情況。
但這完全不可能。因為多家競爭的商業銀行和獨立司法的民事法庭，都只能是商業社會的產物，農業帝國是聞所未聞的，也是不可想像的。甚至於，帝國還根本不能允許相互競爭的商業銀行和獨立司法的民事法庭存在。錢財由銀行支配，則置戶部、藩司於何地？司法可以獨立，則置刑部、臬司於何地？老百姓都獨立自主了，愛貸款就貨款，不愛貸款就不貸款，什麼都按經濟規律辦，不按道德和王法辦，則置皇上、朝廷幹何地？
的確，對於隻身一人君臨天下的帝王來說，效忠遠比效率重要，守住祖宗家業也遠比發展民生事業重要。人口富餘沒有關係，有作為的君王可以用來侵略擴張；財產富餘也沒有關係，無作為的君王可以任由官員貪污揮霍。這些錢財，用於自然科學的研究簡直就匪夷所思，用於發展工商業則萬萬不可。帝國製度的合理性，是以普遍的貧窮落後為前提的。如果普遍富裕起來，將置帝國於何地？
這就是帝國的邏輯了。也就是說，它寧肯普遍貧窮落後，也不願意發展國計民生，更不願意發展工商業。當然，不會有人說國計民生不重要，工商業也一直存在並發展著。事實上，每個王朝的鼎盛時期，也就是它的工商業發達的時期。漢、唐、宋、明，皆如此。西漢末年，長安、洛陽、鄭州、南陽、邯鄲、成都、臨淄，都是商業繁榮的大都市，明代則有商業大城市三十三個。與之相對應，則是非農業人口的急劇增加和工商業從業人員的隊伍龐大。東漢王符說，洛陽地區的守本工商是農民的十倍，離本工商則又是守本工商的十倍（《 潛夫論》 ）；而據日本學者桑原先生考證，唐代末年僅被黃巢殺死的外商就多達十二萬人。至於貿易額，自然也很可觀。比如北宋神宗時期國內貿易總額就達三億兩千萬貫，豈能說不繁榮？
但這又怎麼樣呢？這只能說明王朝的末日很快就要來到了。因為帝國製度沒有也不可能提供一種新的框架，來容納這種發達的城市經濟，更不用說培育和扶植了。何況這些工商業製造銷售的，也主要是一些"淫侈之物"，除了滿足少數富貴人家的窮奢極欲，也實在談不上對社會有什麼貢獻。因此這只是一種"病態繁榮"。它既不能孕育和產生資本主義的萌芽（請參看顧準先生的有關論述），也不能使帝國製度變得完善，反倒只能加速王朝的滅亡。也因此，當一個新的王朝取代舊的王朝時，它一定會將這"病態繁榮"一併消滅，重新回到"重農抑商"的軌道上來。當然，等著它的，又將是下一輪的"病態繁榮"，以及下一輪的"改朝換代"。
除此以外，帝國還能有什麼別的出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