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帝國歷史上也有勇於負責和試圖改革的人，比如王安石。
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是帝國歷史上多次變法中最具典型意義的一次。說它最具典型意義，不僅因為這次變法決心大（皇帝和宰相意向高度一致），力度大（專門設立了變法領導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 ，爭議大（從北宋神宗朝一直爭論到南宋高宗朝），影響大（論述歷代變法者均首推此次），還因為它發生在王朝和帝國歷史的關鍵時期。此次變法，大約始於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 年），終於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 年）。這時，全部帝國史（公元前221 年至公元1911 年）剛好過去一多半，北宋王朝（公元960 年至1279 年）則過去了一大半，正處在"盛極而衰"的岔路口上。因此，這次變法的成敗，將意味著一個歷史問題的解答：集權王朝究竟有沒有可能通過自身的變革避免走向衰落和滅亡？帝國製度也究竟有沒有可能擺脫治亂循環改朝換代的規律和宿命？
這可真是性命攸關。
在這個關鍵時刻，王安石表現出難得的智慧和驚人的勇氣。在經過深思熟慮和小範圍的試驗後，他毅然上書，力主變法，並提出了具體的方案和主張。這就是後來陸續頒布並實行的青苗、免稅、方田、保甲等八項新法。只要不帶任何偏見，就不難看出，這些新法如果能夠不走樣地得到實施，大宋王朝是有可能重新振作的。何況王安石的運氣也很好，他遇到了剛剛登極的宋神宗。那時神宗年方二十，正是希望能夠大有作為的年齡。少年天子，風華正茂，豈容朝廷萎靡不振，要員暮氣沉沉，國家貧弱疲軟？一個是志向不凡，血氣方剛；一個是堅忍不拔，銳意革新。君臣風雲際會，一拍即合。於是一場關乎國運興衰、民心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便在全國鋪開。
然而結果卻令宋神宗和王安石大跌眼鏡。新法實行以後，不但朝廷重臣（如司馬光等）群起而攻之，而且舉國上下怨聲載道，民怨沸騰，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情。就連一個被王安石獎掖提拔的小官鄭俠也忍無可忍，在熙寧七年（公元1074 年）四月畫了一張《 流民圖》 進呈天子御覽，懇請皇上罷廢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 而且揚言，廢除新法後如十日之內天不下雨（其時全國已大旱達十個月之久），請斬臣首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神宗不得不下詔暫停新法。據說，詔書一下，便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這當然未免太有戲劇性，因此只能視為小說家言，姑妄聽之。但王安石變法的不得人心卻是事實，最後背著擾民和聚斂的惡名走向慘敗也是必然。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後（公元1085 年和1086 年）沒多久，就發生了"靖康之難"（公元1127 年初），正所謂"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從熙寧變法，到北宋亡國，前前後後也不過五六十年光景。我們當然不能說北宋王朝是王安石搞垮的，但變法加速了王朝的覆滅，恐怕也是事實。
那麼，難道是新法真有問題？
應該說，王安石實行的新政無一不是出自良好的願望，許多政策都兼顧了國家和民眾的利益，甚至是很替農民作想的。比如"青苗法"就是。 "青苗法"的精神是"摧兼併，濟貧乏"，意在免除農民所受的高利貸盤剝。具體的做法，是每年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貸款，秋後再連本帶息一併歸還。利息自然是很低的，農民負擔得起。所借原本庫中陳糧，國家負擔不重。官府借出餘糧，可解農民燃眉之急；秋後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國庫之資。這難道不是兩全其美？難怪王安石會誇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賦稅也能增加國庫收入。
但是實際操作下來的結果卻極其可怕：國家規定的、充分考慮了農民利益的低息貸款，變成了一種官府壟斷的高利貸。利息之高，竟達到原先設定的三十五倍！更可怕的是，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給全國各地都下達了貸款指標，規定各州各縣每年必須貸出多少。這樣一來，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攤派了。當然，層層攤派的同時，還照例有層層加碼。於是，不但貧下中農，就連富裕中農和富農、地主，也得"奉旨貸款"。結果是，老百姓增加了負擔，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們的尋租又多了一個旗號，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敗之實了。
問題在於王安石並沒有錯。第一，他的動機是好的，出發點也是對的；第二，他的方案原本是可行的，而且在？ ？ ？縣試行時效果良好；第三，他不全面鋪開，不下達指標也是不行的。不全面鋪開，變法就是紙上談兵；不下達指標，官員就會置若閣聞；而一旦全面鋪開，並下達指標，新政就會南轅北轍，面目全非！那麼，地方官不從中盤剝不行嗎？不行，其原因已如前章所述。把地方官統統除名也不管用，除非不要官僚集團，這當然也辦不到。在這一點上，無論王安石，還是司馬光，都沒有什麼好辦法。
大宋王朝是這樣，其他王朝又何嘗不是這樣？熙寧變法如此，其他變法又何嘗不是如此？唐德宗推行"兩稅法"，規定按財產收稅，不按人頭徵賦。除土地稅外，其餘租庸雜徭一律免去。這原本是為了抑制豪強，保護小民。然而結果卻是小民叫苦不迭，官員大發橫財。因為兩稅法實行後，流通減少，物價下跌，朝廷不得不改徵實物，地方官員便趁機加收耗羨，由規定的百分之二加到百分之十，倒霉的還是老百姓。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亦然。一條鞭法將田賦力役合而為一，按畝計數，以銀納稅，簡化了手續，明確了任務。然而具體執行過程中卻往往是巧立名目，鞭外加鞭（類似於稅外加費），某些地方收取的手續費竟超過正供的一倍以上。這可真是你不改革我還好，你越改革我越糟。審諸歷代變法，概莫能外。
這說明什麼呢？說明王朝已走投無路，帝國已病入膏盲。正因為走投無路，才必須殺出一條血路。從這個角度講，王安石他們是對的。同樣，正因為病人膏育，所以不能亂下猛藥，只能慢慢溫補，不能動大手術，只能保守療法。從這個角度講，司馬光他們是對的。但不管誰是誰非，變法卻總歸是要失敗的。因為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
變法失敗的後果極為嚴重，因為它意味著王朝根本就沒有可能通過自身的變革，來自強自救。要知道，王安石的變法，完全是為了維護和鞏固王朝的統治，完全沒有觸及帝國製度的根本和要害，而且得到了帝國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和讚許。這樣一種改革尚且不能成功，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帝國製度是如何的無藥可救。
其實並不需要什麼宏大的歷史觀，就不難看出問題的嚴重性。我們知道，作為一個農業民族，中國人一般是不太喜歡什麼標新立異、變化多端的。因為對於農業生產來說，最好是風調雨順，天下太平，大家都按既定方針辦，誰也不要折騰誰，更不能全國都種試驗田。同樣，治理一個超級大帝國，也最好是循規蹈矩，按部就班，保持穩定，不要心血來潮就搞運動。老子早就說過："治大國若烹小鮮。"（《 老子》 第六十章）。小鮮就是小魚小蝦。烹小鮮如不斷翻炒，就一塌糊塗；治大國如頻繁運動，就民不聊生。所以韓非子說絕不能頻繁變法，因為"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 韓非子·解老》 ）。能夠不變，最好別動。
當然，完全不變也不可能，事實上歷朝歷代也都在變。但即便要變法，也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張旗鼓；只能循序漸進，不能急於求成。而且，只要能夠維持，則能不變法就不變。事實上如果真能如此，倒也不錯。問題是由於帝國的惰性，循序漸進往往等於紋絲不動，文火慢熬則往往等於一潭死水。結果是積重難返，變也不是，不變也不是。變則千頭萬緒，不變則問題成堆，慢慢變又時不我待。因此，當一個王朝下定決心厲行變法時，那就多半是非變不可了。非變不可而又不能成功，後果之嚴重也就不言而喻——王朝失去自我調節的最後一個機會。求治不得，只有動亂。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 年，即王安石變法失敗後三十三年），鄆州宋江反；宣和二年（公元1120 年），睦州方臘反；宣和五年（公元1123 年），河北、京東張迪等人又反。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席捲全國。
動亂也是逼出來的。因為對於一介草民而言，造反起義的風險實在太大，成本也實在太高。它付出的，可能會是整個家族的血的代價。皇帝再昏饋，官府再無能，朝廷再軟弱，在這個問題上也不會含糊，動起刀來也絕不會手軟；而民眾要和朝廷作對，也多半都是以卵擊石螳臂擋車。所以，不到萬般無奈，草民們都不會輕易言反。但如果他們的活路全被堵死，那麼，賬就是另外一種算法了：束手待斃，坐等死亡，是死；揭竿而起，戰死沙場，也是死。前一種選擇必死無疑，後一種則不一定，因為還有戰勝的可能。而且，一旦奪取全國政權，那紅利可就大得嚇人。就算沒有紅利，不能扳本，能過把癮再死，也值！
所以，造反起義的事，有時又是很容易的。因為一旦成功，對起義者本人尤其是起義領袖而言，那可是一本萬利。因此歷朝歷代都有人嘗試，有人效法，有人鋌而走險，甚至有人製造動亂，目的是取現政權而代之。但不論何種情況，對於我們民族都是災難深重。生產活動大面積停止，人民群眾大批量死亡，文化遺產大規模破壞，國家局勢長時間動盪。在官兵和起義軍的戰鬥中，雙方往往都會荼毒百姓，濫殺無辜。黃巢見人就殺，逢人便砍；張獻忠殺人如麻，血染江河；太平天國則至少讓大清人口減少上億。實際上，哪一次戰亂不是讓普通民眾析骨為炊，易子為食？又有哪一次動盪不是使中華大地人死如林，骨積如山？正所謂"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 篙裡行》 ）。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奈何天下興亡，還要匹夫負責？
問題還不僅僅在於無人負責，更在於帝國需要這種破壞，因為每次破壞之後便是它的新生。農民起義的最大好處或者說歷史功績，就是能夠促成王朝的更替。新王朝由於畏懼造反忌憚滅亡，往往在建國之初實行較為開明的政策，放鬆箝制，減輕剝削，收斂貪欲，與民休息。這對於帝國製度來說，其實是重新回到了它的正常軌道。這個軌道是每個王朝在其中後期一定要偏離的，而且這種偏離也是無法通過王朝自身的改革來糾正的，因此只能寄希望於動亂和動亂之後的改朝換代。帝國製度需要這樣一條出路，而且它也只有這樣一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