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自由意志，因此帝國無法。同樣，沒有自由意志，因此帝國無天。也就是說，沒有人對帝國的興衰存亡負責。
這好像不合情理。偌大一個帝國，豈能無人負責？這好像也不是事實。至少，在一般人看來，皇帝總歸是有自由意志的。皇帝君臨天下，乾綱獨斷，令行禁止，生殺予奪，豈能沒有自由意志？但這只是想當然而已。並非所有的皇帝都能一人獨裁。有不可能的（如弱冠登基），有不願意的（如倦於朝政），還有做不到的（如大權旁落）。即便所謂"雄猜之主"，也會有"身不由己"之時，因為他也要受到諸如"祖宗家法"之類規定，以及種種現實利害關係的製約。皇帝並非就能為所欲為。
當然，不顧禮法和利益一意孤行的也有。但這只能叫"任性"，不是"自由"。把任性看作自由，恰恰證明不知何為自由。前面說過，自由不是自由散漫，不是為所欲為，更不是不負責任。相反，自由從來就是和負責聯繫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但前提是他意志的自由。因為他自由，所以能選擇；因為他選擇，所以他負責。因此，不負責任的選擇和行為不是自由，沒有自由的人也既不必負責，又不能負責，而只有"委過"和"受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帝國時代的中國人是既沒有自由也不負責任的。
先說皇帝。皇帝負責嗎？不負責。因為皇帝從不認錯。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皇帝真正認過錯。他也不能認錯，至少不能隨便認，因為他已經被法定為"天下第一聖人"。他的身份是"聖上"，他的身體是"聖躬"，他的意志是"聖旨"，他的講話是"聖訓"。無論他做出什麼決定，丹陛之下都是一片"皇上聖明"。他怎麼會有錯？又怎麼能認錯？如果有錯，那肯定是別的什麼地方出了問題，比如奸臣蒙蔽，或者天時不利。所以，如果要認錯，也一定會把責任推卸乾淨，比如"悔不該酒醉錯斬了鄭賢弟"之類。在這裡，有錯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酒。如果不是"酒醉"，他原本是不會犯錯誤的。因此他也只有"後悔"（悔不該），沒有"反省"，更談不上"懺悔"。
上行下效。至尊天子既然不認錯，帝國的臣民當然也不認；至尊天子既然不負責，帝國的臣民當然也不負。沒錯，中國歷史上是有"一人做事一人當"的說法，也有這樣的人。但這只是承擔後果，不是承擔責任。責任，那是沒有的，也是不負的。因此，我們也就只有"賠罪"，沒有"道歉"；只有"受過"，沒有"負責"。
同樣，至尊天子既然沒有"反省"，帝國的臣民自然也只有"後悔"。而且，當他們後悔時，也都無一例外會把責任推卸到別人身上，或者某些"客觀原因"那裡。比如阿Q 之所以挨打，是因為後來看見了小尼姑。正如崇禎之所以亡國，皆因"群臣誤我"，自己是沒有責任的。一個人，如果連對自己負責都做不到，又怎麼能對國家負責？
也就只能假負責之名行推卸之實，比如下"罪己詔"。據黃仁宇先生統計，西漢一代災變不斷。從公元前178 年，到公元前2 年，皇帝為此頒布詔書五十七次。其中可稱為"罪己詔"的，宣帝有八次，元帝有十三次，成帝有十二次。但這絕不是負責，而是典型的不負責任和推卸責任。因為在這裡，皇帝承擔的，是不該他承擔的責任。如果地震、洪水、火山爆發等等災禍異變，是出於皇帝的自由意志，當然該他負責。問題是並非如此。那麼，他又下什麼"罪己詔"？顯然，這種極端負責的背後是極不負責。它甚至不是反省和檢討，而是作秀和炫耀：一是炫耀自己的仁慈本心（因愛民而不惜自責），二是炫耀自己的無私品格（連不該承擔的事情都勇於承擔），三是炫耀自己的特殊地位（只有皇帝才有資格為天災而罪己）。因此，歷代皇帝都不在乎下"罪己詔"，也不怕措辭嚴厲。因為自責得越厲害，炫耀的水平就越高。這就正如他的稱孤道寡，越是謙虛，就越是自誇。事實上，一個人如果連地震、洪水、火山爆發等等災變都能負責，那他不是神又是什麼？
儘管皇帝的這種自責其實極不負責，但至尊天子能夠如此痛心疾首，說"四方有罪，罪在聯躬"，已讓廣大臣民感激涕零。不要說不敢，就是敢，他們此刻也不忍心再追究皇帝的責任了。於是，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就在承擔不該承擔之責任的同時，規避了真正應該承擔的責任——對"天災"之中"人禍"的責任。事實上，在任何一次自然災害降臨之時，造成巨大損失的原因往往不止於天災，同時還有人禍，比如預警不力，防範不嚴，救助不快，指揮不當等等。究其原因，則又往往因於機構癱瘓、官員昏庸、相互推諉、上下隱瞞，甚至貪污腐敗（比如將防洪堤修成了"豆腐渣工程") ，因此是典型的人禍。這才真是應該檢討和追究的。然而皇帝自己不說，臣民也不問。在冠冕堂皇的"罪己"名義下，所有的（包括皇帝，也包括那些貪官污吏和昏官冗員的）責任，都被推卸得一干二淨。
帝國對其責任的規避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它宣布自己承擔不該承擔之責任，另一方面，又將自己應負之責交給無力負責之人。這就是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一直被當作"愛國主義精神"來弘揚的說法，也確實體現了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國士精神，應該肯定。但我們要說清楚，這種精神，民間提倡則可，官方提倡則非；民眾說說則可，帝國大講則非。因為這樣一來，就把責任的主體搞顛倒了。其實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天下興亡，政府有責"，或者"天下興亡，天子有責"。因為這天下不是匹夫匹婦們的，而是皇帝的，或者是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集團的。皇帝自己"坐天下"，卻讓並不坐這天下的匹夫匹婦們為其興亡承擔責任，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其實，即便這天下是匹夫匹婦們的（比方說在民主制度下），他們也不必承擔責任。民主制的要義是"主權在民"，而"主權在民"並不等於"責任在民"。實際上，"人民"和"天道"一樣，都是不能問責的。你無法追究作為一個整體概念的"人民"的責任。而且，從法理上講也不能追究，正如不能追究"天"。天如有罪，"君權神授"的君主制就不正當。同樣，人民如有罪，"治權民授"的民主制也不正當。因此，在君主制下，皇帝可以罪己，不能罪天。在民主制下，總統可以罪己，不可罪民（不可以怪罪人民不該選自己當總統）。民不可罪，故"天下興亡，匹夫無責"。
事實上匹夫匹婦們也負不了責。一個無權無勢連老婆孩子都保護不了的匹夫，豈能擔當"天下興亡"的重責？如果硬要說他們有什麼責任的話，那也只是做好自己一份本職工作，比如種好自己的"責任田"。責任與身份必須對稱。因此我們只能說，種好莊稼，農民有責；開好機器，工人有責；教好學生，教師有責。因為那本來就是他們的責任。天下與匹夫卻不對稱，天下興亡也不是他們的責任，因此不能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當然，天下興亡，匹夫無責，不等於說民眾沒有過問國家大事的權利，更不等於主張大家都不關心天下興亡。但這不能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只能叫"天下興亡，匹夫有心"，或"天下興亡，匹夫可問"。而且，也只是關心過問而已。至於這天下最後是興是亡，則不是他們的責任。如果"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居然成了共識，甚至成了事實（比如民眾自發地拿起武器保家衛國），那就只能說明該負責的不負責，能負責的沒負責。
該負責任也能負責任的是政府。作為國家政令的製定者和實施者，政府對天下興亡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任。但這裡有一個前提，就是授權人自己不行政，就像公司的股東大會不具體管理公司一樣。正因為自己不管理，才可以問責於經理。同樣，在民主制的國家，人民及其代表不能行政。在君主制的國家，則君主不能行政。因為行政者是要負責的，而負責者是不能問責的。負責人問責，豈非自己問自己？結果必定是既無人問責，也無人負責。這在政治學上，就是所謂"必元首無責任，然後可以責諸內閣"; "必君主無責任，然後可以責諸大臣"。也就是說，必須有負責的（代理人），有不負責的（授權人）。負責的不能問責，問責的不能負責。有人問責，有人負責，才有責任。
然而帝國製度卻與此原理相悖。首先，它的授權人是不可能問責的，因為它的授權人是"天"。天何言哉！天，什麼時候責問過它的代理人（天子）呢？儘管"天意"也被解釋為"民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但民眾又何曾能以"天"自居？不要說他們從來就沒有想過要責問"代理人"（皇帝），就是想問也問不了。因此所有的皇帝便都可以毫無顧忌地不負責任。不負責任也是必然的。因為他既沒有實際上的負責對象，也沒有實際上的問責人，同時也不存在立竿見影的獎懲。再說也獎無可獎（不能再提級別或多發工資），懲無可懲（無法立即將其撤換）。即無獎懲，又無責問，卻指望他極其負責，豈非太過天真？
政府也不負責。因為它的責任和責任關係正如帝國的產權，同樣是不明晰的。接受"天意"或"民意"授權的是皇帝，不是帝國政府。皇帝本人在接受了授權以後又親自行政（至少在理論上和名義上親自行政，叫做"親政") ，因此不具備問責權。事實上皇帝也從不向政府問責，只不過將其中個別官員視為"替罪羊"。他們的任務，不是承擔"責任"，而是承擔"後果"。當皇帝需要"平民憤"（也可以理解為"息天怒"）時，就會將其中一個或幾個撤職查辦甚至充軍殺頭。這其實是"問罪"，不是"問責"。人禍的責任依然無人追究，因為那責任歸根結底是皇帝的。
至於民眾，從來就是沒有問責權的。即便有，從理論上講，也只能問皇帝，不能問政府，因為政府並非"責任內閣"。正因為這政府不能問責，因此，帝國的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都不能叫"政府"，只能分別叫做"朝廷"和"衙門"。政府與衙門的區別在於：政府是服務人民的，衙門則是統治人民的。所以，民主國家的政府如果服務不好，人民就可以追究其責任；而專制國家的民眾，則只能視衙門為虎口，避之唯恐不及，哪裡還能問責？
於是，帝國便常常會處於一種"有政府的無政府狀態"，即名義上有政府，實際上無政府。比方說，決策的時候有人拍板，出事後卻無人負責；或者拍板的人不負責，只拿承辦的人問罪。最典型的證據是庚子之變。宣戰的是慈禧太后，頂罪的卻是別人。而且，八國聯軍一打進來，這位本該負責的最高統治者便跑得無影無踪。責任二字，是提都不要提的。相比較而言，反倒是那些虛君共和或君主立憲國家的元首和皇室更有責任心。比如2002 年春以一百零一歲高齡去世的英國老王太后，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因為她在戰爭時沒有離開過倫敦一步，儘管她原本無此責任和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