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來自邦國。邦國製度是帝國的前史，春秋戰國是帝國的前夜。
邦國是從部落國家向統一國家過渡的特殊形式。它對內使用權力，對外使用武力，名義上服從一個"天下共主"，相互之間卻征戰不斷，是一種半野蠻的社會和不成熟的國家。但正因為不成熟，正因為有競爭，正因為半野蠻，邦國時代反倒充滿了勃勃生機，創造出我們民族最為璀璨的文化。這是一個民族從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的高歌猛進，是一個社會從幼稚階段向成熟階段的步步高升，其間的悲壯慘烈和睿智聰明難以盡書。
秦，就是這時在西方崛起的。
秦國的崛起開始於秦孝公。賈誼《過秦論》說:"秦孝公據淆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從這段描述不難看出，秦的成功，除秦國國君雄心勃勃，秦國上下同心同德外，還有兩個直接原因，一是孝公的圖治，一是商鞅的變法。
商鞅本姓公孫，因為是衛國人，又叫衛鞅;又因為被秦王封於商，而被稱作商鞅。商鞅入秦後，先是向秦孝公說帝道，孝公無動於衷;再說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後說霸道，孝公聽得忘乎所以。所謂"帝道"，即堯舜之道，其實就是部落時代的製度和理想。所謂"王道"，即湯武之道，其實就是邦國時代的製度和理想。這兩種東西早已過時，孝公怎麼會有興趣?"霸道"雖然表面上是春秋五霸之道，卻蘊含著未來帝國的政治理想。秦孝公要與時俱進，當然一拍即合。於是重用商鞅，行霸道，變法度。
所謂"變法"，其實就是"改制"，即徹底改變社會制度和國家製度。但其近期目標，卻首先是勵精圖治，奮發圖強，盡快成為"霸主"。只有先完成"霸業"，才有可能完成"帝業"。我們知道，邦國作為半武力半權力社會，最重要的東西只有兩個，即權力和武力。最重要的事情也只有兩個，即祭祀與戰爭。所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乃是邦國時代的共識。祭祀重要，是因為它意味著權力。戰爭重要，則因為它意味著武力。因此，一個邦國能不能成就霸業獲取霸權，最終成為帝國的締造者，就看他能不能很好地使用權力和武力。當然，要實現這一理想，財力也是不可少的。商鞅和商鞅前後的變法，便都圍繞這三個主題進行。
變法包括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和軍事改革。
政治改革的內容有:一、廢除"領主制"，實行"地主制"。首先，取消貴族領主的名位和特權，降為民戶中的地主和富人（先從沒有軍功的宗室做起）。有軍功的宗室，最高不過封侯。侯只收租稅，不理民事。原先附屬於領主的臣民重新編組，由地方官管理。二、廢除"世襲制"，實行"任命製"。所有官員都由國君任命，按能力任職，不再按爵位世襲。有能力有才幹的，即便不是秦國人，也可以進入領導層和決策層。三、廢除"封建制"，實行"郡縣制"。全國設為三十一個縣，置縣令（縣長）和縣丞（副縣長）治理。以後奪取他國之地，也設為郡縣，不立封國。在這裡，我們分明看到了未來帝國的影子。
經濟改革最重要的內容，是廢除"井田制"。所謂"井田制"，就是將一塊土地等分為九塊，分隔田地的阡陌（道路）呈井字形。八家農戶，各自耕耘外圍的一塊（相當於自留地），共同耕種當中的一塊（即"公田"）。結果是農夫們耕種自留地時賣力，耕種公田時偷懶。而且，耕地面積限制太死，人不能盡其力;道路佔地面積太大，地不能盡其利。廢除"井田制"以後，准許開墾新田（闢草萊），准許多佔耕地（任土地），准許自由買賣，國家則按畝徵稅，公家和私人都得到了好處，生產力解放了。
軍事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按照戰功來決定賞罰。它的作用，則是提高了戰鬥力。荀子比較過齊、魏、秦三國的軍事制度。齊國獎勵將士的辦法是給錢。殺敵一人，賞金（銅）一錙（四分之一兩）。這樣的軍隊，對付小敵還行，大敵當前就不中用了。這是"亡國之兵"。魏國獎勵將士的辦法是免稅。結果軍隊增加了，國庫卻空虛了。這是"危國之兵"。秦國獎勵將士的辦法是賜爵。無論什麼人，勝則賞，敗則罰，論功行賞，一視同仁，所以人人奮勇，爭立軍功。難怪秦軍成了"虎狼之師"!
經濟體制改革，增強了國君的財力;軍事體制改革，增強了國君的武力;而政治體制改革，則增強了國君的權力。這其實也是秦國變法最核心的內容——專制與集權。廢領主制，行地主制，是集權（將原來分散在貴族領主手中的權力集中於國君）;廢世襲制，行任命製，是專制（將原來貴族領主的七嘴八舌變成國君的一言九鼎）;廢封建制，行郡縣制，則兼二者而有之。郡縣以後，全體國民均為國君之直接子民，不再是各貴族領主的附庸。這就不但集中了權力，還集中了財力和武力。商鞅甚至在基層組織推行"保甲制"和"連坐法"，即將庶民按戶編組，五家為保，十戶相連，一人作姦犯科，通體連帶責任，必須立即向政府報告，不告發者腰斬，藏匿者視同降敵。這種把全國編成行伍的做法，原是管仲的發明，為的是齊桓公的"霸業"，是典型的"霸道"。但管仲只發明了"保甲制"，"連坐法"卻是商鞅的創造。他不但使秦國變成了一座軍營，也使秦國成為一個"以警察權為主的國家"（黃仁宇語），一個全民皆兵、人人都是特務和警察的國家。
在這裡，我們已經聞到了專制的血腥。劉歆的《新序》說，商鞅曾經一天之內就在渭水之濱處決囚犯七百餘人，以至於"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蓄怨積仇比於丘山"，簡直就是慘絕人寰!加上商鞅為人天資刻薄，生性殘忍，嗜血成性，錙銖必較，勢必矯枉過正，以至於"步過六尺者罰，棄灰於道者被刑"，秦國人民動輒得咎，簡直就如履薄冰。
這絕不是改革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是為了建立統治階級的絕對權威，不惜製造人間悲劇，殺一儆百。這也絕不是什麼法治。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這些獨裁者心目中的法律不外軍法和戒嚴法。"（）不錯，當時秦國的治安確實很好，《史記·商君列傳》的說法是"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但我們必須講清楚，商鞅們肅清盜賊，整頓治安，禁止鬥毆，並不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而只是為了將社會上閒散的武力集中起來為其所用，使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所謂"勇於公戰，怯於私鬥"，也就是只為國君戰鬥，不為自己戰鬥;只殺外國人，不殺秦國人;只為高官厚祿殺人，不為蠅頭小利殺人。顯然，商鞅培養教育出來的，仍不過是些毫無愛心的殺人機器。如果靠這些冷酷無情的殺手竟能實現天下大治和長治久安，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話!
商鞅的執法也應作如是觀。的確，商鞅執法甚嚴，也很公正。他不貪贓枉法，不徇私舞弊，"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而且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商鞅並因此而結怨於太子）。唯其如此，在商鞅的治下，秦王國"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劉歆《新序》）。這無疑值得肯定。但是，商鞅的"法"，又是絕對不能議論的。新法初行之時，秦國上下議論紛紛，有說好的（言令便者），有說不好的（言令不便者），還有開始說不好後來說好的（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商鞅卻不論好歹，一律稱之為"亂民"，將其放逐到邊邑。結果當然令商鞅滿意——從此以後，誰也不敢議論法令了（其後民莫敢議令）。前面說過，集權未必專制，專制未必獨裁。但商鞅的變法，卻不但是集權，而且是專制。他的殺人如麻，就是專制。他的保甲連坐，也是專制。而且，因為箝制言論，他連"開明專制"（讓人說話）都算不上，只能算是獨裁。
不錯，變法是要有些鐵腕。決策做出以後，暫時斬斷爭論也很有必要。否則，七嘴八舌，議論紛紛，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況不同於此。他做的所有這一切，都是圍繞專制、集權和獨裁來設計和進行的。既然要專制、集權、獨裁，那就不能讓人民有言論自由。因此，商鞅不但是不准議論他的法令，而且是根本就不允許有任何議論。在他心目中，人民是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他們只不過是君王實現霸業和帝業的工具和武器。既然不過是工具和武器，那你議論什麼?遵命執行就是!
這就是所謂商鞅變法了。由於他及其支持者的獨斷專行，變法之後的秦國，上有獨裁君主，下有芸芸眾生，中有官僚機構，全國通體實行郡縣制，遍布軍隊、特務和警察。秦，變成了一個中央集權和軍事獨裁的準帝國。
誠然，將邦國改造成一個由國王通過官僚機構直接統率全民的"準帝國"，不是秦的特創，也不是秦的首創，更非商鞅一人之功。所謂"禮壞樂崩"，實際上就是說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已經崩潰，邦國變成帝國已經勢不可擋。事實上，吞併了其他邦國的諸侯，早已不再分封子弟;取代了諸侯的大夫，更不願重蹈覆轍。也就是說，制度的變革，已是大勢所趨，只不過秦國走在前列而已。亦如黃仁宇先生所言，當其他國家還在"片面改革"的時候，秦國已是"全面的翻新"。這並不奇怪，因為秦國原本就與眾不同（與眾不同的還有楚，這裡不細論）。其他那些諸侯國，大多是按照西周封建的模式建立起來的。每個國家差不多都是一個微縮的周王朝，國君往往只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政權其實掌握在卿大夫手裡，即所謂"政由寧氏，祭則寡人"。於是有三家分晉，有田氏篡齊。秦的政權卻一直掌握在國君手裡。也就是說，他們實行的本來就是軍事集權制，商鞅的變法只不過推波助瀾，使之更上一層而已。
因此，秦最終奪取了天下，只能歸結為秦國有當時最管用的製度。或者說，他們把這個新制度建設得最徹底，也運用得最徹底。這個新制度，就是初具規模的中央集權制。或者準確地說，國君集權制。這樣一種被黃仁宇先生稱之為"極權主義"的製度，能夠最大限度地集中國內的資源和財富，最大限度地激發民眾的生產潛力和戰斗勇氣，並保持一種令行禁止、步調一致的"集體性格"，從而使秦王國在優勝劣汰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最終消滅六國，建立一統天下的新政權。
現在要做的，只不過將"地方集權"（邦國集權）變成"中央集權"（帝國集權）。這對於秦人來說，其實駕輕就熟。如果說還要做什麼的話，那就是把其他六國的兵器全部運到咸陽，集中銷毀，鑄成十二個金人（銅人），以示徹底告別武力社會，永不興兵。
大秦帝國誕生了。中國從此進入權力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