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人類社會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們憑藉和依仗某種力量來支配資源和分配財富的歷史，也是人類轉換憑藉依仗力量、調整支配分配方案的歷史。實際上，對於如何支配資源、分配財富，人類進行了各種嘗試，探索了許多方案。比方說，根據武力的強弱、資金的多少，或者權力的大小，來決定相互的關係和各自的配額。這就形成了三種社會類型，即武力社會、財力社會和權力社會。部落是比較典型的武力社會，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財力社會，邦國則是尚待完成的權力社會。邦國的特點，是半武力半權力，並由武力過渡和轉化為權力，或者說借助武力獲得權力。因此，邦國必將發展為帝國。帝國，是權力社會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它的特點，就是集權。
這是一種必然。
眾所周知，制度是歷史地形成的，而"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又"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在資源稀缺、財富不多、族群較小的情況下，僅有的一點生活資料主要靠自然法則來分配。比如在摩爾根和恩格斯所說的蒙昧時代，也包括野蠻時代前期，獵物和穀類基本上由族群的成員共享。但如果入不敷出生存困難，則年老體弱者就將被淘汰出局。他們將被分配到較少的食物，被殺死或令其自殺，甚至被吃掉。因此，即便在這種自然法則中，我們仍可以感到某種力量的存在，比如風俗的力量、習慣的力量、自然的力量。
毫無疑問，這三種力量，只可能在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前期發揮主導作用。到野蠻時代後期，人類已經掌握了製陶、養殖和金屬加工的技術，社會財富空前增長，社會需求也空前增加。這時，風俗的、習慣的、自然的力量已不足以左右社會，也就必須讓位於另一種力量，即"武裝的力量"。事實上，野蠻時代部落之間的戰爭是沒有休止的，能夠成為一名戰士也極其光榮。那時，一個人，如果戰功顯赫，他就會得到部落的獎賞和女人的歡心;而一個部落如果足夠強大，它就會吞併其他部落。這種吞併開始是在小範圍內局部地發生，即就近吞併。這就是柳宗元所說的"近者聚而為群"（《封建論》）。吞併的結果，是小部落變成了大部落。大部落之間也要互相吞併。如果吞併不了，或者要共同對付更大的部落，它們就會組成部落聯盟，以武力最強大的部落為領袖，這就是"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各部落首領聽命於最強大部落的首領）。
在這裡，"聽命"二字至關重要。它說明什麼呢?說明部落聯盟的領袖已經主要靠行使權力來管理社會了，儘管這權力是依靠武力來獲得、來支持的。但不管怎麼說，武力已經開始向權力轉化，這就為過渡到權力社會奠定了基礎。也就是說，戰爭的結果，一方面是資源和財富逐漸集中在某個特別有武力的個人或集團手中;另一方面，這個或這些特別有武力的個人或集團，又會同時把自己從武力集團轉變為權力集團。因此，當某一集團（比如秦國）的武力大到天下無敵的時候，武力社會就必然會過渡到權力社會，由初級形態的國家（邦國）變為成熟形態的國家（帝國）。正因為如此，權力社會的統治集團無不把建立和掌握軍隊當作頭等大事。因為他們比誰都清楚，自己憑藉武力奪取的，也很容易被別人用武力奪去。
只有希臘是一個例外。希臘人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樣，也經歷了從氏族到國家，從野蠻到文明，從武力社會到非武力社會的演變過程。不同的是，希臘人沒有把自己的社會變成權力社會，而是變成了財力社會。這些北方來的高大白皙的雅利安人原本是蠻族。當他們移民到希臘半島時，就像范縝所說的落花，有的落在了枕席上，有的落在了茅廁裡。那些落腳之處土地肥沃的，就一直務農下去，並建立起"半權力社會"。這就是斯巴達。土壤貧瘠的，則改事航海、殖民和經商，並建立起"半財力社會"。這就是雅典。財力社會以市場經濟為基礎，遵循的是市場規律，講究"契約面前人人平等"，並由此產生出既保護又約束全體公民的"全民公約"或"社會契約"——法律。在法律面前，就像在契約面前一樣，是人人平等的。因為人人平等，因此任何人都沒有凌駕於一切人之上的、不受監督和製約的權力。也因此，財力社會與專製或集權不相容。還因為此，民主與共和只能產生於財力社會，即只能產生於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國家。其他國家（武力社會或權力社會）不可能自發地產生民主與共和製度，只能從商業國家輸入，或向商業國家學習。
誠然，民主並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製度。雅典城邦公民投票處死蘇格拉底，就是民主制度史上的恥辱和污點。但這些缺憾是可以修正的，民主也至少是迄今為止"最不壞"的製度。同樣，財力社會也不一定就比武力社會和權力社會美好。武力社會的英雄氣概和權力社會的溫文爾雅，在財力社會很可能會被代之以恩格斯所謂"庸俗的貪欲、粗暴的情慾、卑下的物慾"，代之以寡廉鮮恥的自私自利和背信棄義。資本控制的社會甚至有可能走向專制。如果資本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或某個集團手中，就會造成壟斷，正如權力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或某個集團手中就會造成獨裁一樣。壟斷和獨裁，是財力社會和權力社會非常容易發生的事情。
這就需要警惕，而財力社會（即市場經濟社會）的態度是旗幟鮮明地反壟斷、反獨裁。因為壟斷也好，獨裁也好，都與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本性格格不入。對於商業社會來說，沒有什麼比經濟自由更重要。經濟的自由，正是其生命的活力之源。然而市場一旦被壟斷，競爭就不再自由;而競爭不再自由，社會就會變成一潭死水。因此，資本主義各國一定要製定諸如《反壟斷法》之類的法律，來確保自己的生命活力不被窒息。
非市場經濟社會的情況則又不同。
非市場經濟的社會也有兩種，即權力社會和武力社會。游牧民族是比較鍾情於武力的。靠著武力，他們往往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向披靡。但馬上得天下，並不能馬上治天下。如果像成吉思汗那樣"只識彎弓射大雕"，建立了政權，也不可能長治久安。這就要向精於此道者學習。學得好的，就呆下去（比如清）;學得差的，就呆不長（比如元）。
擅長建立穩固政權的只能是農業民族。農業生產需要精耕細作，需要耐心等待，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過多地使用武力顯然於農耕不利。春秋戰國時代，甚至有秋季才能出兵的規矩（帝國時代則演變為秋季處決人犯的慣例）。這正是為了保護農業生產和限制使用武力（秋後糧餉較足也是原因之一）。因此，農業民族更熱衷的是權力而非武力。權力的濫用雖然也會造成對農業生產和小農經濟的破壞，但其破壞力顯然小於武力的橫行。兩害相權取其輕。在別無選擇的前提下，農業民族寧要暴君，不要暴民;寧肯臣服於皇帝，也不願依附於流寇。只有當他們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才會揭竿而起。但在這時，他們是把起義領袖視為"真命天子"的，而且希望這些領袖一旦打下了江山，就立即放下屠刀，拿起權杖。也就是說，農業民族的選擇，是建立權力社會。
然而不幸的是，權力社會原本來自武力社會，權力集團也必定產生於武力集團。即便是那些依靠"和平手段"奪得江山者，比如曹氏父子（魏）、司馬家族（晉）、趙匡胤兄弟（宋），哪一個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作為堅強後盾，又哪一個不是軍閥?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權力社會很容易變成集權社會。因為對於戰爭的勝利而言，集權是必須的。如果一個部落或民族長期使用武力，那它就必定集權，甚至會產生專制和獨裁。當然，集權未必專制，專制也未必獨裁。比如唐代製度規定，皇帝的旨意，必須得到宰相議事機構——政事堂會議的認可方能生效，就不獨裁。但不管怎麼說，集權則是必須的。
好在這並不成問題，因為農業民族對集權有一種渴望。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所說，他們是由許多單個馬鈴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馬鈴薯"。 "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因此，中央集權的國家製度，只能由我們這樣的農業民族發明出來。或者說，當農業民族進入到文明時代時，他們一定會建立一個權力社會，甚至集權社會。
從武力社會過渡到權力社會，這是一個進步，因為社會運作的成本明顯降低了。過去，為了支配資源，分配財富，必須付出血的代價，正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這對於整個人類而言，無疑巨大的災難。現在，"硬打拼"變成了"軟著陸"。只要一聲號令，一道文書，便可令行禁止，豈不是節約?節約下來的人力物力可以用來發展生產、改善生活，人民群眾也可以安居樂業，豈非進步?
所以，帝國製度建立之初，不但統治階級意氣風發，以為是替天行道，就連被統治階級也額手稱慶，歡欣鼓舞。按照賈誼《過秦論》的說法，秦始皇"並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建立起自己中央集權的王朝時，並沒有引起普遍的反抗。相反，那些知識分子和社會名流都真心擁護新的政權（天下之士斐然向風），並對它抱有極大希望（莫不虛心而仰上）。這應該說是一個事實，因為民眾總算不會動不動就被砍掉腦袋了。 "元元之民"既然能"安其性命"，自然感恩戴德，山呼萬歲。實際上，大秦帝國過早滅亡的原因之一也正在這裡——他們還沒有學會正確和嫻熟地使用權力。權力是一種"非典型暴力"，然而始皇和二世卻把它當作典型暴力（武力）來使用，豈有不亡之理?
秦雖二世而亡，漢卻繼承了秦的事業並獲得成功。這說明集權和統一是當時歷史的要求，秦與漢則不過充當了歷史要求的執行者。事實上，僅是水災和饑饉，就要逼出一個中央集權來。那時割據的諸侯，除秦國以外，幾乎無不以鄰為壑，比如修築不利於他國的堤壩，在災年禁止穀米的流通。公元前332年，趙國與齊魏作戰時，竟然將黃河決堤以浸淹對方，受苦受難的只能是貧苦無告的民眾。天災加上人禍，如再不出現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集天下之權，那可真是民不聊生!事實上，秦始皇就宣稱自己的功勞是"隳壞城郭"和"夷去險阻"，即國內不再設防，糧食全部流通。可見集權一事，在當時還真是一個福音。
更何況，那時也沒有別的路好走。封建制度（邦國製度）已弊端盡顯，民主制度（城邦制度）又聞所未聞，除了走向集權，又能如何呢?
現在需要的，只是為它找到一種形式，並使之製度化。
於是，帝國被發明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