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軍都督府收掌科長應夢卿，正在辦公室裡檢查昨夜收到的公文信函。號房走了進來：“應科長，有兩個人要見都督。”
應夢卿剛要起身去看看來者何人，兩個人已經走進來了。頭前一人廿七八歲年紀，個子不高，寬頰大鼻，一臉悍勇之氣，府綢長衫裡的身軀似乎隨時會爆發。後一人年輕些，長相英俊。兩人一進門，一團激憤之氣撲面而來。
兩個人都是熟人，而且是浙江同鄉。 “老應，陳都督在嗎？”“在樓上。”
不等通報邀請，兩人徑直往樓上走，應夢卿嚇了一跳，忙跟在後面。
滬軍都督陳其美正在跟參謀長黃郛談話，頭一人昂然走進都督辦公室，招呼也不打，喊道：
“湯壽潛是反對我們革命的，我們革命黨為什麼要推他出來當都督？”
後一人更踏前一步，大聲說：“你們怕死，我來死給你們看！”居然從身上掏出一把手槍，往自己胸口拄。
都督府的三個人都嚇壞了。陳其美與黃郛立即站了起來。應夢卿離得最近，一伸手，握住持槍的手，一奪，也就奪了下來，他一手拉著年輕人，一手將槍急忙交給黃參謀長。
黃郛拉開書桌抽屜，把手槍塞到最裡面，一邊說：“自己弟兄，有事好商量！”陳其美也走上來握住頭一人的手，道：“我們還有許多大事要做，我們馬上要北伐，光復全國，我們都要到中央去做事，何必計較地方一個都督呢？”
他轉頭對年輕人說：“介石，你就做第一師副師長兼第一團團長，給膺白做副手去。”黃郛當時兼任滬軍第一師師長。
又對頭一人說：“季高如果要回浙江，就做建設部部長。”
年輕人被應夢卿與黃郛拉住，不說話了。頭一人還是氣沖沖地，嚷道：“不要做什麼建設部長！我要回到浙江紹興去反對湯壽潛！”
陳其美搖頭道：“浙江事剛弄好，你這樣一來，豈不是又把大事弄壞了嗎？”他見那人不理他，只好說：“你們剛來，還沒吃飯吧？老應準備些飯菜去！”
應夢卿應了一聲，轉身下樓。卻聽那人說：“我不要吃！”黃郛熟悉他的脾氣，便說：“那麼我們出去吃，出去吃。”於是讓應夢卿去叫兩部馬車。一會兒，四個人下樓，馬車也來了。
應夢卿望著馬車遠去，好像發了一場白日夢。他跟馬車上的四位都是老相識，能感覺出年輕人蔣志清多少有些虛張聲勢，他與都督、參謀長是換帖兄弟，豈能說翻臉就翻臉？不過頭前那一人就不好說了，他的脾氣……
下午三四點鐘，護兵回來了。應夢卿問他們都督哪裡去了，“護兵說他們到一品香吃大菜，吃了大菜就到清和坊堂子裡（妓院）打麻將去了”。第二天，應夢卿聽說，那人獨自離開了上海。
浙江，紹興，那個叫王金發的人回來了。
王金發與湯壽潛的仇怨，還是起自秋瑾之死。
王金發是徐錫麟在浙東遊說革命時結識的，算是他的弟子。 1906年暑期，王金發自日本歸國，憑藉大森體育學校優等生的資歷，到徐錫麟創設的紹興大通學堂當體操教員。這年冬天，秋瑾從上海回到紹興。自此，秋瑾便是王金發的同事、戰友。據當時大通學堂學生朱贊卿回憶，秋瑾的形像是這樣的：
“秋瑾是每天來校的，朝來晚歸。她坐一隻中號花浪船，兩名船夫把她接來送去。她一上岸，一直踱進校長室或者教員室。她並不兼課。她的身體不高大，高鼻樑，時常梳一條辮子，著一件魚肚白竹布長衫。腳雖纏過，但著一雙黑色皮鞋。”（《大通師範學堂》）
秋瑾不太與學生打交道，但王金發與之交往頗密，而且很崇拜這位巾幗英豪。有一次王金髮帶老師徐錫麟的密信去給秋瑾，回來後寫了兩句詩：“莫道男兒盡豪俠，英雄還讓女兒佔。”他後來流亡上海，開辦了一所學校，作為反袁基地，名字即叫“競雄女校”，以紀念號為“競雄女士”的秋瑾。
1907年5月，秋瑾在紹興召集“浙東光復軍”，推在安徽的徐錫麟為“首領”，自任“協領”，王金發任光復八軍中的一軍“分統”，主要負責家鄉嵊縣的會黨聯絡。秋瑾的計劃，是先在金華、處州發動起義，待杭州清兵出援這兩處，再以嵊縣光復軍急襲杭州，一舉奏功。故此嵊縣軍是浙東光復軍的精銳，人數也超過四分之一。起義日期先是訂於陰曆五月廿六，徐錫麟將於同日在安慶發動。後來因為準備未妥，金華等地又有洩密跡象，秋瑾將日期改在六月初十。
五月廿六，徐錫麟刺殺恩銘後死難。王金發在嵊縣，看到上海報紙消息，立即率三十多人，於廿九日夜趕到紹興。按王金發的想法，大通學堂立即起事，先殺紹興知府貴福，再謀攻杭。秋瑾則堅持等到六月初十——我猜秋瑾聽到徐錫麟死事的消息，已覺事無可為，無意讓大通學堂學生冒險。
知府貴福肯定比秋瑾更緊張，他與大通學堂的關係頗深，秋瑾還在他家里當過家庭教師，認過太夫人做乾娘。早前有人在紹興大街小巷張貼揭帖，稱大通學堂為“匪窠”，他也沒有過問太多。因此所謂胡道南等紳士告密，其實多半是藉口，這場起義根本沒有太多秘密。貴福唯一可做的事，就是連夜趕往杭州，請來新軍彈壓事變。
浙江巡撫張曾敭派出三四百人馬前來，六月初四進入紹興。王金發又勸秋瑾固守抵抗，秋瑾卻只是催學生及辦事人員從速走避。王金發當然不肯走，秋瑾“促之再四，聲色俱厲”。此時清兵已臨校門，大通學堂並無邊門後門，學生只好從大門往外湧，結果兩名專修科學生中彈。 “不多時，李益智的部隊把大通圍得鐵桶一般，闔城大小文武官員都到了。什麼名冊呀，文件呀，書籍呀，老毛瑟槍呀，夾壁裡的一箱一箱子彈呀，凡是可疑的東西和人們，都捆載的捆載，逮捕的逮捕了”。
王金發就在這個時候踰牆渡江而去。他深夜返家別母，再倉卒出奔。其母逃走，其妻沈雄卿被捕。沈氏學了《水滸》裡宋江的手段，在公堂上撒屎拉尿，胡言亂語，地方官拿她也沒辦法，只得罵幾句“土匪婆”後收監。
六月六日，秋瑾就義於古軒亭口。在王金發從事革命的歲月裡，稱得上他導師的，大約便是徐錫麟與秋瑾二人。兩位導師，不到十日內，皆死於清廷之手，對廿四歲的王金發來說，是怎樣的一種打擊？
在1908年陳其美派人找到他之前，王金發在嵊縣當強盜頭子，這便是魯迅所說“綠林大學”的由來，嵊縣人稱他為“金發強盜”，並且這個名字也迅速具備了嚇阻小兒夜哭的功效。王金發還做了一件事：他潛回紹興，殺掉了據說向貴福告發秋瑾謀反的紳士胡道南。後來紹興同鄉蔡元培有文為胡鄉紳辯冤，但王金發不會放過任何為秋瑾報仇的機會。陳其美稱王金發為“今之聶政”，除去稱道他的暗殺技術高明之外，“有仇必報”的性格特點也在其中。
浙江立憲派領袖湯壽潛在秋瑾案中扮演什麼角色，誰也說不清。反正王金發相信，浙江巡撫張曾敭曾就“是否拿捕秋瑾”徵詢過湯壽潛的意見——清末的地方大吏，大多並不願意與革命黨結下死仇，善耆可以放過汪精衛，端方可以放過孫毓筠，傳說鐵良為了把自己從革命黨的暗殺名單上抹去，還出資贊助已經財政窘困的《民報》。安慶案發，徐錫麟被捕，藩台馮煦再三為他開脫，徐死後還撰聯自懺“英靈不昧，鑑茲謇謇匪躬愚”。張曾敭為何不能放過紹興一名尚無革命實據的女人？
據說湯壽潛極力慫恿張曾敭“殺一儆百”，才有漏夜派兵往紹興之舉。無論是否真事，王金發曾誓言要誅殺湯壽潛，並屢次向陳其美提及，陳其美則竭力勸阻，稱湯壽潛“人望所歸”，將來浙江光復還要藉他的助力。王金發雖然是光復會出身，對引領自己復歸革命之路的陳其美倒很服氣，雖然從此不提刺湯，但要他甘心奉湯壽潛為浙江都督，那是萬萬不能。
杭州光復，王金發是敢死隊長。浙江自從徐錫麟、秋瑾先後蒙難，光復會眾星散，人心頗顯蕭散，以至於光復前夕，新軍、憲兵、諮議局，商量不出一個都督人選來，在上海代表的反复催促下，才決定獨立“越快越好”，但又以浙軍只有正規槍砲，不利機動為由，要求由上海方面派遣敢死隊，自備炸彈手槍。於是王金發率眾回杭，九月十五日（11月5日）一戰，敢死隊沖鋒在前，其中不少是徐、秋當年的學生。
王金發的敢死隊，光復後就住在藩台衙門。他聽說推舉出的都督是湯壽潛，拒絕浙軍政府的財政官員進入藩庫查點。最後軍政府派來了一個與王金發私交甚好的嵊縣同鄉，才能單身進入藩庫檢視，發現裡面只有製錢，沒有元寶。
王金發到上海告狀不果，回浙後不理浙軍政府，帶上敢死隊裡的嵊縣人，直赴紹興。金發強盜的號召力也真大，散處全浙的嵊縣光復會員，聽到消息也紛紛來投奔。王金發入紹興時，只是幾十人槍，很快擴充成一個團，跟著又擴為一個旅，甚至有計劃成立一個師或軍。
王金發來之前，紹興聽說杭州光復，馬上也宣布了獨立。這就是魯迅在裡說的“滿眼都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櫃是軍械司長……”，紹興分府的府長是前知府程贊清，職官以舊鄉紳為主，還則罷了，治安科長章介眉，那是王金發的眼中刺肉中釘。
章介眉曾在浙江巡撫衙門當過“折奏師爺”，這是很重要的職位，因為聖眷若何，稱職與否，往往取決於奏摺的巧拙。當年左宗棠就是給湖南巡撫駱秉章當折奏師爺，聲譽鵲起。紹興是師爺之鄉，章介眉以本省大吏幕僚身份退休居鄉，勢力可想而知。
讓人奇怪的是，章介眉與秋瑾，或紹興革命黨人，究竟有什麼三江四海之仇？按當時傳說與史書記載，秋瑾被捕，是他告密，貴福殺秋瑾，是他極力慫恿“先斬後奏”，還代擬了給朝廷的奏摺，徐自華、吳芝瑛為秋瑾在西湖邊建墓後，又是他出主意，讓浙江巡撫增韞平毀了秋墓——章介眉這樣做，所為何來？沒有人知道。秋瑾胞弟所著筆記《六六私乘》裡只有八個字：“事無佐證，章固弗承。”
然而時人都相信章介眉是秋案的主要兇手。大家何等熟悉魯迅日後被選入中學課本的這段話：“秋瑾女士，就是死於告密的，革命後暫時稱為'女俠'，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鄉就到了一個都督，——等於現在之所謂督軍，——也是她的同志：王金發。他捉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為她報仇。然而終於將那謀主釋放了，據說是因為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罷。但等到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發卻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與有力的是他所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魯迅全集》的註釋說“告密者”是胡道南，然而這段話指的當然是章介眉。 “告密”實在是很奇怪的罪名，秋瑾與徐錫麟的關係，盡人皆知，大通學堂也由徐手創，徐錫麟在安慶犯下潑天大案，浙江方面豈有不對付大通學堂之理？再說不管胡道南還是章介眉，都不是革黨中人，他們有何密可告？無非是所謂“出首”，給地方官的捕殺行徑提供一個由頭而已。
杭州光復消息傳出，紹興立刻成立了軍分府，宣布獨立。這至少說明從知府程贊清，到鄉紳章介眉，決非大清朝的死忠頑臣。既然三年後見風轉舵，何必三年前趕盡殺絕？他們難道不能像俞明震辦《蘇報》案，能放的全都放走，只剩下不肯走沒走成的章太炎與鄒容？此案殊多不可解。
且不論事實如何，王金發懷著深仇大恨，卻終於沒能砍下章介眉項上人頭，是因為章介眉與山陽縣令姚榮澤一樣，並非一名地方過氣官吏那麼簡單，背後也有著龐大的紳商勢力。不妨說，這二人是江南士紳的代表符號。在革命之前，江浙紳商，從來是近於“官”而非近於“匪”者。助官剿匪，本是士紳盡力桑梓的一種表現。光復之後，能不能以支持、配合革命的表現，贖去革命前“反革命”的罪愆，關係著紳商集團人心是否安妥，也關係地方局勢能否平定，進一步說，關係著江南能否成為革命穩固的後方，以支持革命黨人的北伐大計。無疑，北京的袁世凱非常願意看到江南的革命黨人與紳商集團內訌不斷，自相殘殺。
王金發雖被人稱為“莽男兒”，但並非真的有勇無謀。他以“有要事商量”為由，將章介眉誘至知府衙門逮捕——這也說明章介眉有所恃仗，並不認為王金發一定會殺他。就在王金發派兵封鎖章宅，調齊章介眉與秋案相關的全部案卷，所有人都認為章介眉死到臨頭之時，他終於還是放過了這個為秋瑾報仇的大好機會。
黃興從南京派人來為章介眉說情，只是一個信號，顯示出王金發受到的壓力有多大。王金發治紹期間，處決了五十多名魚肉鄉里的土豪劣紳，無人敢管，浙江都督湯壽潛還贊其為“英雄”，但為了章介眉，想必江南整個紳商集團都在向新政權施加壓力，不然何至於驚動遠在南京的黃興？王金發若殺章介眉，不僅是與紹興一城的士紳作對，更有可能導致江浙革命黨與紳商集團的大內訌。此非危言聳聽，江浙聯軍攻下南京後，旗營參領貴林父子被人告發私藏軍火，陰謀反叛，總司令部下令處死兩人。浙江都督湯壽潛因為此事未得他同意，大鬧意見，力求辭職，終於鬧出一場小小兵變，軍隊回浙後都督之位被朱瑞奪得，浙江亦於民元後被納入袁世凱的勢力範圍。
章介眉雖像姚榮澤那樣死裡逃生，但吃的苦頭也不少。在候審的日子裡，章介眉被戴上紙糊的高帽，遊街示眾，王金發讓他跪在秋瑾烈士就義處的古軒亭口，頭頂套上一隻火油箱做的桶，邊上放著棍子和小石塊，供路人經過時敲打和投擲。為了贖罪，章介眉捐出了家產的一半（三千畝田產，現洋五萬元）給紹興軍政分府。據說章介眉住在鄉下的兒媳在王金發來後被亂兵強姦，恨他的人會說這是“報應”，但有朝一日天地翻覆，章介眉當上了袁世凱的高等顧問，而王金發二次革命失敗，賦閒杭州，你說章介眉會不會報復？
據秋瑾家人說，二次革命後，新的秋瑾墓尚未建成，章介眉從北京“派大員一名來杭，指令將秋瑾的墳改低三尺，銅像取消，三傑所作墓碑不用”——所謂“三傑所作墓碑”，指的是秋瑾墓初建時徐自華撰文，吳芝瑛書，杭州名金石家孫菊令篆刻的《墓誌銘》。
王金發釋放章介眉，山會師範學校校長周樹人極不以為然。周樹人與學校學監範愛農一樣，對於革命後的世界，有著純粹化的想像，周樹人後來一直在著作裡諷刺“咸與維新”這一策略性的統戰口號。他們對老同學、老朋友王金發來治紹，肯定寄予厚望，認為在他治理下，紹興能夠面目一新，實現徐錫麟、秋瑾等烈士的革命理想。
然而王金發頗令他們失望，儘管有些雷厲風行的手段，如釋放獄囚、公祭先烈、平糶施賑等，但他與紳商妥協（如釋放章介眉）、任用私人（尤其是嵊縣同鄉）、生活奢靡（用洋油箱挑著銀元回嵊縣還債），這些風習，當然很惹理想主義者的不快。因此魯迅在裡揶揄道：“他進來以後，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裡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了，天氣還並不冷。”
單看這樣的記載，似乎王金發已經變了李自成洪秀全一流人物。其實王金發至少對老朋友還不算壞。第一次在光復後的紹興見面，範愛農看著王金發的光頭有趣，毫不客氣地上前摸了摸，說：
“金發哥哥，儂做都督哉！”
官名“王逸”的王金發都督肯定有些發窘，但也無可如何，接著便委派範愛農做了師範學校學監。據他的手下回憶，王金發在紹期間，一直保持著“欺上而不傲下”的風格：“對於紹興的地主紳士，發現錯誤狠狠批評，不留情面。對老百姓總是笑嘻嘻，態度很和氣。所以許多紹興老百姓見了他，都叫他'金發哥'。”一萬多人的部隊，滋擾百姓的事情很少發生，連他部下的一個連長，都知道“我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在革命的名義下進行的。紹興舊紳士的烏煙瘴氣，我們很看不慣，都把他們當作革命的對象”。 （龍恭《在王金發的部隊裡》）
然而王金發沒有力量、也無意改變紹興的社會形構。他來紹興，主要是想利用紹興盛產錫箔與老酒的富庶，練軍北伐。此計劃深受孫中山的欣賞，稱王為“東南一英傑”。問題是，練兵要錢，王金發不逼迫老百姓，只管追比紳商，甚至提前徵收下年田賦，弄得紹興豪紳罵他是“歷朝以來最壞的官府，是蠻不講理的都督”。王金發討厭士紳，不允派兵鎮壓抗租佃農，但他也不阻止地主下鄉硬收田租，農民當然也不滿意這位都督。而且他那些平糶施賑之類的新政只到出告示為止，根本無法推行，民間歌謠唱道：“同胞，同胞，何時吃飽？都督告示多，日子過不了！”又有民謠罵王金發及屬下“吃的油，穿的綢，早晚要殺頭！”上下交訐，“金發禍紹”之名傳遍江南。
只有南京的孫中山深知王金發的苦衷，特地通電杭州，為王金發及其手下“辨誣”，要求查問“紹興公民孫杰等”“捏詞誣控，系何人指使？按律嚴究，以銷隱匿而雪冤誣”。在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後，孫中山還讓黃興任命王金發為南京留守府顧問官，前大總統給王金發的定評是“正直清亮，節鎮越東，未允物情。旦夕將別有處分”。邵力子告訴王金發，這是張居正勉勵部下的話，張的部下也是有能力，但輿情不洽，張居正認為調動一下為好，中山先生是藉此言勉勵你啊。
王金發治紹八月，被迫離開，他不肯便宜後任，況且還想著北伐，在任所得軍費一概帶走，一清點，發現尚餘四十多萬。他自己都沒想到。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禍紹”的名聲何來。王金發走後，浙江革命黨勢力便日漸消減了。
王金發死於1915年6月2日，33歲。離他敬愛的秋瑾蒙難，將及八年。這八年中，秋瑾墓六次遷移，從紹興城郊遷至城門外，又再遷至西湖西泠橋側，被平毀，再遷回紹興嚴家潭，1909年遷往湖南湘潭與其夫合葬，長沙光復後遷往岳麓山，1913年又遷回杭州西泠橋。
有意思的是，浙江督軍朱瑞照章介眉所請降低了秋墓的規格，卻又“假惺惺地為之撰文，刻碑，立於墓前”，這一行徑後來被解讀為“慕取虛名”。王金發被槍決前住在杭州一個月，朱瑞派人陪同，日日縱酒西湖，時時能看到秋瑾女士的墳墓。這，大概是他臨終歲月中的最大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