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殺害秋瑾的主事者、紹興知府貴福，死於兩雙少女之手。
“據知府衙內傳出：在貴福被殺前兩個月，有一少女到貴福家去當丫環，侍奉夫人。貴福死後，這個伶俐的丫環突然失踪。還有傳說：貴福猝死當夜，有人看到兩條身輕如燕的黑影，翻牆進入府內。在貴福妻子驚醒後的剎那間，她似乎看到有兩個身材苗條的影子在床前一閃而過，還聽到一個女聲向同伴低喚：'快走！'頓時像仙女一般消失得無影無踪。”（沈寂《蓋世奇女尹氏姊妹》）
殺貴福這事，比較像傳奇。要知道這一年尹氏姊妹姐姐十七歲，妹妹十二歲……關鍵是她們的家人後人都沒提起過這件事。
尹氏姊妹是浙江嵊縣人，王金發的同鄉。她們一共三姐妹，父親叫尹阿小，大姐叫尹金仙，家裡是最普通的浙東縣民。尹銳志與尹維峻可能是加入光復會後，師友幫她們改的名字。
二姐尹銳志能在十三歲加入光復會，據說是因為她識出了省裡派來嵊縣破壞光復會的密探，及時報訊，讓王金發等人可以避開，同時也幫助嵊縣同志清除了內奸。這是1903年的事。
轉過年的年底，嵊縣迎來了一位驚世駭俗的人物。這位人稱“鑑湖女俠”，自稱為“競雄”的男裝女士，其實也剛剛加入光復會不久。她從日本回國，由陶成章寫信認識蔡元培與徐錫麟，就此成為一名光復會員。
但她立刻便成為光復會最好的宣傳員與召集人，回鄉未久即連續在浙東一帶活動、演講。她在這裡遇見了還是一個小姑娘的尹銳志，尹小姑娘後面還跟著一個更小的姑娘。尹維峻當時才九歲，後來尹銳志回憶秋瑾與妹妹有一段對話：
秋瑾：“滿清政府好不好？”
尹維峻：“我們中華兒女為什麼要受異族統治？政府又那麼腐敗，當然不好！”
秋瑾：“滿清政府既然不好，應不應該推翻它？”
尹維峻：“應該推翻。”
秋瑾：“推翻滿清政府，需要採取武裝革命。”她告訴尹小妹，武裝革命就是要將中華兒女組織起來，用武力推翻滿清政府，由我們中華兒女自己來掌權。 “這樣就需要一個革命組織，叫光復會。你願不願意參加？參加革命組織有被人捉去殺頭的危險，你怕不怕？”
尹維峻（堅定地）：“我願意參加光復會（邊說邊點頭），我不怕殺頭（邊說邊搖頭）。”
就這樣，秋瑾用一種小學老師的方式，將小學三年級年齡的尹小妹招進了光復會。
老師很快又回了日本。尹氏姊妹繼續在嵊縣的新學堂唸書。一年後，老師返回紹興，任教明道女學堂。尹氏姊妹也跟著進了這個學堂。
1906年，秋瑾將兩姊妹召喚到上海。秋瑾顯然非常鍾愛這對小弟子，以她們的名字各取一字成立了“銳峻學社”，作為光復會在上海的總聯絡點。因為旁人不解其意，這個名稱常常被傳成“銳進學社”。尹銳進與陳伯平等人一道，聯絡江蘇、浙江的會黨。尹維峻幫著老師辦《中國女報》，負責發行。
就在這一年，有個十七歲的嵊縣青年在杭州考入弁目學堂，同時也加入了光復會。他叫周亞衛，也是在秋瑾介紹下加入的。秋瑾來杭州發展會員，成果不小，後來的浙江都督朱瑞也是在此時，與一批第二標軍官一起加入了光復會。周亞衛的同鄉、同學中，一道入會的還有一個叫裘紹的。弁目學堂入會的學生很多，秋瑾當然猜不到，這兩個青皮後生，將來會成為自己疼愛的尹氏姐妹的夫婿。
周亞衛多年後還清楚記得秋瑾當日的樣貌：“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縐長袍（和男人一樣的長袍），頭梳辮子，加上玄青辮穗，放腳，穿黑緞靴”，那年秋瑾三十二歲，光復會青年會員都稱她為“秋先生”。
他甚至記得秋瑾在杭州住處的詳情。撫台衙門前過軍橋南首路西一家叫“榮慶堂”的小客棧，“走進客棧門，過一個約兩公尺寬的狹長天井，踏上簷階，有一條小弄，左首的房間就是秋瑾的住室，窗戶臨天井，室內明亮，來人晤談，就在這裡。斜對過，小弄的右首，比較隱蔽的一間，是新會員填寫志願書、秋瑾和新會員談話的地方。”
交往短暫的周亞衛尚且印像如此深刻，一直追隨秋先生的尹氏姊妹更是刻骨銘心。在秋瑾身邊的一年多時間，是從小熱愛自由與新知的尹氏姊妹生命中的黃金時光。她們跟著老師來了上海，又返回紹興，結識了許多同志，日夜為革命奔忙。丁未年（1907）五月，她們被派回嵊縣，準備浙東起義，攻打杭州。
很巧的是，杭州弁目學堂的周亞衛，此時已經考上了第一營正目，被派回大通學堂擔任聯絡工作。他來紹興時尹氏姊妹已經離去。不過，他是嵊縣人，秋瑾派他回家鄉協助竺紹康組織隊伍。仍然不巧，周亞衛被派往嵊縣南鄉烏岩鎮，不在縣城，再次與尹氏姊妹擦肩而過。
剛到烏岩鎮，嵊縣來了個人，告訴周亞衛徐錫麟蒙難、秋瑾被捕的消息。周亞衛跑回嵊縣一看，機關所在地門戶大開，空無一人。杭州發往嵊縣的通緝名單裡，有王金發、竺紹康，也有尹銳志、尹維峻，還有他的同學裘紹，但是沒有周亞衛。被通緝的人都逃到上海租界去了，周亞衛倒可以安然回杭州，繼續當他的第一營正目。陸軍小學堂成立，他又被派去當副學長。在那裡，他跟一位來自安徽的地理歷史教員陳仲甫混得很熟。
丁未之役後流亡上海的光復會員，無不以為徐、秋報仇為己任。然而群龍無首，聯絡諸同志的任務，居然落到了十七歲的尹維峻、十二歲的尹銳志身上。
尹氏姊妹在上海街頭，當了兩名報販，每天收入所得，除了維持生活，還周濟周圍挨餓的同志。實在挺不下去時，也接受王金發母親寄來的小筆款子。小妹尹維峻發誓要為秋瑾報仇，自學了製造炸彈技術，就在上海就地製造炸彈。
傳聞在1909年，尹氏姊妹帶了十多位同志，攜著自製的炸彈遠赴北京，計劃刺殺滿廷要人，在北京等了將近一年，人地生疏，朝廷防範周密，難以動手，只得返回上海。
然而這幾年中，上海光復會的勢力確實一天大似一天，尤其1910年陶成章從南洋歸來，在法租界平濟利路重設光復會總機關，名稱仍然叫“銳峻學社”，由此也可見尹氏姊妹在上海光復會中的地位。
光復會的眼光不只放在下江地區。 1911年9月，尹銳志到了武昌，與第八鎮新軍聯絡，希望湖北、上海、江蘇、浙江數省同時舉義，長江中下游一動，清廷天下即失其半。
尹銳志在武昌，住在一位嵊縣同鄉家。嵊縣地屬紹興府，這位同鄉在外遊幕，也算是“紹興師爺”。
武昌事變，尹銳志聽到消息，馬上去找往常聯絡的新軍弟兄。當日武昌官吏四散，革命軍主事的是第八鎮工程第八隊隊官吳兆麟。吳兆麟覺得自己這批人的威望聲名，近不足以聯絡漢口西人，遠不足以號召各省軍民，因此他建議推舉新軍協統黎元洪為湖北都督。眾人亦不反對，可是黎元洪不在府內，武昌城內遍尋不著。咋辦？
只有尹銳志知道。她的那位同鄉，正是黎元洪的幕賓，黎元洪不願出來承事，從家中逃出來，藏在幕賓家，卻沒想到這位紹興師爺府上，還寄居著一位光復會的女首領。
尹銳志當然不會替黎協統隱瞞，於是吳兆麟等一群軍官擁入幕友家——此處的記載又開始出現大分歧。
被找到之後怎麼樣，黎協統自己語焉不詳，只說10月10日晚他被參謀、副官“力勸暫避”，於是先到一位參謀家換衣服，再躲到四十一標第三營管帶謝國超家。天明時，各軍代表尋至謝家，將他擁至楚望台，再到諮議局，就任都督。
可是外間都傳說黎元洪是被新軍軍官（吳兆麟或張振武）從床下拖出來的。最早也最生動的敘述，來自民初《震旦民報》上的《新空城計傳奇》，作者蔡寄鷗：
“眾兵徑直趕至內室搜查，到處沒發現黎的踪跡，在內房裡搜查的士兵，只聽得木床在不斷地抖動。他們在床架子上搜了個遍也沒有發現什麼，因為床底下光線很暗，看不清楚，他們就嚇唬著吆喝道：'什麼人，你再不出來，我就開槍了！'躲在床底下打哆嗦的黎氏連忙說；'快別，別，別，我，我，我是黎元洪，我帶兵時並不刻薄，你們為什麼要與我為難？'黎還是不肯出來。眾兵只好掀的掀床，拉的拉人，將黎從床底拖了出來。”
據說黎元洪的下屬曾拿這份報紙給他看，建議他抓人封報。黎菩薩表示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若是抓人封報，反而授人口實，遂置不問。不過這個傳說越來越盛，1928年出版的《中華民國革命史》，1938年鄒魯著的《中國國民黨史稿》，皆以“黎匿床下”為定論。雖然因為派系問題，國民黨方面“唱衰”黎元洪是情理中事，不過諸書言之鑿鑿，雖然為黎辨誣者也不乏其人，總歸是一樁疑案。
尹銳志的小叔子週進三回憶稱，大嫂親口告訴他，黎元洪就是在嵊縣老鄉家被找到的，而且黎嚇得躲到其中的那張床，也並非主人臥室的什麼寧式大床，就是“客堂間臨時所搭床鋪下”——說到此，尹銳志想必自覺十分好笑，因為黎藏匿的這張臨時床鋪，正是這位廿一歲上海女客的眠榻。
武昌起義定局後，尹銳志迅即趕回上海，籌備上海光復。這幾年光復會已經與滬軍、吳淞海軍、陸軍都建立了聯繫。 “光復軍”總司令雖是陶成章從南洋派回的李燮和，銳峻學社的中心作用卻日益凸現，光復軍的總司令部即設於此。
上海光復前夕，幾個人經常通宵不眠地抓緊趕工，製造炸彈——不只是上海光復用得著，杭州方面還要求支援炸彈手槍。製造地點在法租界華格臬路（一說霞飛路）維昌洋行三樓，直到11月2日。
尹銳誌已經工作了一夜，將近天明，助手楊哲商與平智礎力勸她休息一會兒，由他們兩人代為操作。尹銳志剛剛入睡，正在製造的炸彈爆炸了。
事故是不是因為操作失誤已不可知。整個三樓的屋頂都被掀翻。離炸藥最近的是楊哲商，他被炸得全身粉碎，只剩下一個胃。平智礎全身燒傷。躺在床上的尹銳志頭部炸傷，驚慌之中，她直接從三樓窗戶跳了下去，仗著平日訓練有素，身手敏捷，居然自己攔了一輛洋車，到附近的自新醫院診治。法租界巡捕跟踪而至，把她送入廣濟醫院，搶救無礙後又關進巡捕房。
上海光復後，陳其美交了五千元給房主作為賠償，把尹銳志贖出來養傷。
尹維峻當天去了吳淞聯絡新軍，趕回來卻發現家中同志一死二傷，禁不得眼前發黑。尤其她與身故的楊哲商相處日久，兩人漸生情愫。日常情意，都在炸藥、彈殼與觸發器裡。
但此時顧不得這許多，第二天，楊哲商的後事還沒來得及辦，光復會收到消息：陳其美率敢死隊攻打製造局，提前開始了上海光復之役。
攻下製造局後，失去愛人的尹維峻沒有參與上海都督的內爭，她一心要求參加攻打杭州之役，替秋先生報仇。據說主持上海赴杭敢死隊的蔣介石不太看得上這個十六歲的小姑娘。他不知道，這位秋瑾的學生身材高大，“曾任體育學堂教習，善於跳高、跳遠、賽跑、投標槍，擲鐵餅”，身上功夫不下於日本大森體育學校高材生王金發。而且她前一段一直奔走滬杭之間聯絡，與朱瑞、童保暄、周鳳歧等新軍領袖都很熟。她在杭州也認識了周亞衛和裘紹，只是沒想過自己和姐姐日後的姻緣在這兩人身上。
周亞衛是陸軍小學堂籌備起義的隊長之一。武昌事變後，陳仲甫起草了多篇革命檄文，交人四處張貼，其中一張，周亞衛深夜貼到了鼓樓的門房。第二天，檄文即被撫台衙門嚴防革黨的告示覆蓋，但“省垣官吏聞之悚然”。 11月3日上海光復，次日午後，巡撫增韞緊急召集官紳會議，討論浙江是否仿效蘇州，宣布獨立。會議中，杭州知府旗人英霖嚇得失聲痛哭。於是增韞決定獨立，命仁和知縣沈思齊即席起草獨立佈告，因為刻板印刷來不及，找來十名書手分抄，議定抄完後立即送杭州將軍署會印，連夜分貼十城門。散會之時，已是晚上八點。
只是革命黨等不得了，就在英霖痛哭流涕之時，上海的光復會敢死隊數十人已經到了杭州。男子隊長張伯岐，女子隊長尹維峻。敢死隊先去陸軍小學堂，連日來從上海運到杭州的炸彈手槍，都放在兩位隊長周亞衛與葛敬恩的房間裡。未來姐夫與未來小姨又打了個照面。
晚十點，攻杭之役打響。光復會敢死會直撲撫台衙門，尹維峻沖在最前列，轟地一聲，她投出了敢死隊的第一顆炸彈（可是她與楊哲商的作品？），百彈齊發，浙江撫署烈火熊熊。
巡撫增韞萬沒有料到革命黨人來得如此神速。他為了安定杭州人心，11月4日上午還陪了老娘，帶著妻女，步行上街，到清和坊恆豐綢緞莊、舒蓮記扇莊等店鋪採買東西，藉以澄清他已棄城逃走的謠言。結果當夜革命黨就攻進了撫署，增巡撫與妻女都在夢中落入敢死隊之手，巡撫印信也沒有來得及棄藏。只有巡撫老娘一時找不著，窮搜之下，方在小廚房的夾弄裡發現了老太太，滿身都是污泥。
敢死隊備了四乘轎子，將巡撫一家送往羊市街福建會館暫住，跟著就焚燒撫署，想用炸彈發火，但炸彈並不好用，幾個扔出去都沒炸響，有人跑出去，也不知從哪裡弄來三桶火油，澆上棉被，堆在暖閣裡，王金發一聲令下，火光燭天。
殺害您的命令，就是從這裡發出的。尹維峻站在燒成一個大火堆的撫署前，心裡也許在默默向恩師禱祝著。
杭州光復，尹維峻又馬上要求參加江浙聯軍攻打南京，仍然擔任敢死隊員，攻打雨花台與中華門。這澎湃的革命激情中，多少是憂國之念，多少是傷逝之情，怕是她自己都分不清。
此時革命陣營已出現數支女子軍。如沈警言為隊長的“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隊”，七十餘人；陳也月為隊長的“女子北伐隊”，數百人；還有辛素貞等發起的“女子軍團”，林宗雪、張馥真組織的“上海女子國民軍”，以及吳木蘭創設的“女子經武同盟會”、沈佩貞組織的“女子尚武會”等等。
有《女革命軍歌》為證：“女革命，志滅清，摒棄那粉黛去當兵。誓將胡兒來殺盡，五種族，合大群，俾將來做個共和兵。女革命，武藝精，肩負那快槍操練勤，步伐整齊人欽敬，聯合軍，攻南京，你看那女子亦從征。”
南京光復後，幾支女子軍又紛紛開到南京，要求參加北伐，縱然她們打仗比起男人來並無優勢，但擔任衛生兵、籌款募資、宣傳動員，卻能起到男兵起不了的作用。孫中山後來回顧女子革命時，給予她們的評價不可謂不高：“女界多才，其入同盟會奔走國事百折不回者，已與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從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會，不辭艱險，或慷慨助餉，鼓吹輿論，振起國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然而南北議和，北伐取消。這些女子軍頓然沒了著落。軍政當局動員女兵復員，否則政府也無法安排她們——女子參政，根本還不是一個選項。多數女兵無奈之下，或擇人而嫁（如女子北伐敢死隊隊長沈警音就嫁給了滬軍都督府參謀長黃郛），或回歸剛剛逃離的家庭，也有那不情願的，留在上海組織商貿公司，卻又難以維持，絕望者如林宗雪一病不起，張馥真更是索性遁入空門。五十年後，法名耀真的張馥真接受了社會發展史的教育，慨嘆道：“婦女沒有得到解放的情況下，欲求自力更生，不過是一種夢想而已。”
當然也有不甘“雌伏”者，如唐群英三鬧參議院，只為民國臨時約法不肯寫入男女平權的條文；沈佩貞掌摑宋教仁，事緣同盟會改組的國民黨竟然不接受女性加入！
若論“奔走國事百折不回者，已與各省志士媲美”者，應該無人可超過尹氏姊妹。何況她們的恩師秋瑾，就是清末不讓鬚眉的巾幗第一人。五年以來，紹興、武昌、上海、杭州、南京，兩姊妹疊立功績，生死以之。民國約法承認女子參政權與否，她們不關心，國民黨要不要女黨員，更不關這兩個老光復會員的事，但南京政府成立，軍政要員卻沒有尹氏姊妹的名字，這口氣如何咽得下去？
兩位姑娘，廿一歲與十六歲，直眉瞪眼地衝進了她們參與攻陷的兩江總督衙門，如今的臨時大總統府。她們沒有直接找孫中山，只是到了秘書長胡漢民的辦公室，拍著桌子大罵：
“我們拼了命，你們享現成！有的做總統的，有的做秘書長，有的做部長，有的做都督！這樣不平的事，怎麼說得過去？”
的確說不過去。不過顯然，男人們的建國計劃裡，始終沒有這些女子的份兒，即使秋瑾復生，又將如何？孫中山為了安撫尹氏姊妹，給了她們一個“臨時大總統府顧問”的名頭，各贈川資兩萬元。
1913年尹氏姊妹北上進京，手頭有錢，經常到處吃喝遊玩。尹銳志這才認識了在北京陸軍大學唸書的同鄉周亞衛，他與同學、也是杭州革命的死黨葛敬恩、裘紹住在一起。葛敬恩出身嘉興世家，手面闊綽，在北京上學還帶著廚子，浙江小菜做得刮刮叫。尹氏姊妹常常光顧，一來二去，結成了兩對姻緣。
周亞衛、尹銳志在一起三十多年，女強男弱，在東京留學時，周亞衛曾被逼得離家出走，尹銳志只好登報尋人，才將逃夫找回來。這些事情在民國軍政界眾所周知，1940年周亞衛在廬山主持訓練團軍官班，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來講課，他是浙江老鄉，對著學員大揭周亞衛的老底：亞衛先生家中諸事從不過問，亞衛先生領著中將薪水，每月只有一點點零用錢，亞衛先生從來只吃人家的，夫人不准他請客吃飯……最後說：亞衛先生是我的前輩，但我說的都是事實，應該不算唐突。周亞衛也拿他沒辦法，只得苦笑。
尹維峻的遭遇卻要悲慘得多。 1919年，護法運動方興，浙江護法軍司令部設在汕頭，她與丈夫裘紹奔赴汕頭參加護法。總司令呂公望任裘紹為師長，尹維峻任護法政府顧問（又是顧問）。 7月16日，尹維峻懷孕已近十個月，死於家中。周亞衛的弟弟週進三說是夫妻動武，導致尹維峻小產而死。但尹維峻兒子裘振綱說，是因為浙江督軍楊善德派人來行刺護法軍的浙江首領，兩個兇手闖入了裘、尹的住所，“當時裘紹不在家，尹一見兩個兇手持凶器闖門而入，尹維峻和一名衛士立即撲上前去，同兩個兇手進行劇烈搏鬥，一個兇手被衛士當場打死，另一個兇手逃去。尹維峻的胸下被兇手猛踢猛撞，當場血崩早產逝世”。總之，這位九歲加入光復會的女子，比她的導師晚死十二年，只活了二十三歲。
1942年，國民政府為表統一抗戰的誠意，開放黨禁，允許建黨參政。民國元年因不得參政而憤闖總統府的尹銳志，居然在陪都重慶，又掛出了“光復會”的招牌。尹銳志自任會長，副會長是她的丈夫周亞衛，而且各省分會都很齊備。浙江當時雖在汪偽治下，照樣設立了光復會浙江分會，負責人是裘振鋼，她妹妹尹維峻的長子。
不知道尹姊姊這樣做，算不算完成了老師的一點夙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