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江蘇省淮安府山陽縣的駙馬巷，小名叫大鸞。
他家本是浙江紹興人，祖父來山陽當知事，就此落地生根。父親常年在外謀事，很少回家。母親是前清河縣知事萬青選的女兒，因此他幼時也去清河縣清江浦鎮住過一段時間。
清江浦和山陽縣在清末之前都是非常重要的城市。清江浦（今淮陰）駐著朝廷委任的江北提督，軍事上與駐南京的江蘇提督劃江而治。一省而有兩提督，什麼意思？這說明蘇北地區的重要。自古以來，號稱天塹的長江從來起不到決定南北勝負的作用，決戰的戰場往往在長江與淮河之間的地區，得江淮者得天下。
1905年，清廷甚至有計劃，將江蘇分為兩個省，北部稱江淮省，巡撫就駐在清江浦。雖然此議因為太多官民反對未果，但清江浦的樞紐地位非常明顯，以前的漕運北上，這裡是轉運點，北方運河水淺，只准漕運通行，客船貨船，到此都得棄舟登陸，換乘大車或馬驢進入山東。更重要的是，江北提督、江淮提督分屬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統轄。以清末論，清江浦便是袁世凱的勢力範圍，而袁世凱對此地的看重，從江北提督的人選可以看出：先是“北洋之龍”王士珍，繼任者是“北洋之虎”段祺瑞，北洋三傑倒有兩名經歷此職。
山陽當然也是重鎮，人稱“七省之咽喉，京師之門戶”，因為漕運總督署，就設在山陽城內。清後期，漕運轉為海運，山陽熱鬧不如往昔，然其“襟吳帶楚”的地理位置仍十分緊要。
說到此，我們不禁很期待這位十三歲的大鸞，生長於“東南第一州”，官宦之家，素愛詩書，而且有一位與同盟會走得很近的表舅，他會怎樣觀看辛亥光復這幕大劇在運河岸邊上演？
很遺憾，大鸞在1910年春天去了東北投親，他的一位堂伯父在奉天省銀州，就是今天的大城市鐵嶺。秋天又搬到了奉天（瀋陽）一位伯父家，入新建的奉天第六兩等小學堂讀書。辛亥年武昌事變後，大鸞剪去了辮子，並在一次修身課回答老師“讀書為何”的提問時，說出了那句名言：“為了中華之崛起。”
少年周恩來知不知道，遙遠的故鄉，正在經歷何等的擾攘不安，與血的洗禮？
九月初十（10月31日），袁世凱出山前夕，段祺瑞奉調入京，將往武漢前線接替馮國璋，朝廷調狼山鎮總兵楊慕時任江北提督。楊慕時未到任前，由淮揚海兵備道奭良護理督印。當時清江浦駐新軍十三混成協，相當於後世一個旅的兵力。奭良是旗人，已經六十多歲了，“平日專肆飲博，喜人逢迎”，現在忽然要他來暫管一協新軍人，實在是勉為其難。
段祺瑞離開才四天，九月十四晚九時，突然有數十名新軍士兵，跑步到道台衙門，列隊，舉槍，放！放了兩排槍，並未傷人，各回本營。
這是什麼意思？奭良摸不著頭腦，跟幕僚們商量，大家覺得阿兵哥鬧事，無非要糧要餉。於是第二天，奭良買了九十多頭豬，大擺筵席，犒賞全協官兵，又承諾本月多加一個月的餉。這是收買軍心的意思。
沒想到當夜十三協的騎兵、砲兵同時舉事，進攻城池，黎明時甚至動用了火砲轟擊城樓。奭良帶著家眷從南門衝出，由洪澤湖面駕船逃遁。十六日晨九點，清河知縣率滿城紳民懸掛白旗，宣布清江浦光復。
可是領頭起事的兩個人，一個姓趙，一個姓龔，在十三協裡只是輜重營、工程營兩個隊官，身份不明，起義成功後竟然不知去向，大部分士兵來自北五省，本來就是跟著起哄，哪有什麼革命思想，隊伍一進城，立刻由起義轉為兵變，大肆搶劫，商舖民宅，無不被災。連江北提督署存的十多萬兩庫銀，也被搶走大半——有人說，十三協這些兵哪裡是在革命排滿？根本就是衝著庫銀來的。
擾攘了幾日，終於由不曾參加譁變的一部分新軍，聯合城南的數營巡防隊，殺入城內，平息騷亂。然後，軍官們會合城裡紳商，推舉出督練公所參議蔣雁行為臨時江北都督。
蔣雁行是段祺瑞的部將，當年王士珍離職段祺瑞未到任時，就是由他與靳雲鵬共同管理清江浦守軍。他當了都督，並未得上海或蘇州方面的認可，據上海《民立報》載，旅滬清江人士組織的“江淮規复團”開會，甚至直斥蔣雁行是假革命，因為蔣都督的告示上落款居然是“欽加三品銜暫任公舉江北提督”，“可知其尚屬清國官吏而於民軍實無絲毫感情，其不可靠可想而知”。清廷派去繼任江北提督的楊慕時，此時也到了清江浦，被當地士紳推舉為臨時民政長。清江浦的政權，委實是換湯不換藥。
眼看局勢穩定，突然有部分亂兵，主要是徐州人，去而復返，駐在城北的桑園。領頭的一個人叫劉炳志，去找蔣雁行，要餉要糧。蔣雁行先是表示城內商家被搶厲害，無力承擔，後又說劉的軍隊“有多少人，也沒有個花名冊子，我有錢也不能給你”，這句話把劉炳志惹毛了，掏出槍來往桌子上一拍：“沒有餉，我不回去，請你打死我吧！”蔣雁行大吃一驚，只好息事寧人，撥給他一些錢。
劉走後，蔣雁行立刻召開緊急會議，認為這支軍隊是個禍害，誰是他們的頭兒？有人說“陳興芝”。蔣雁行就調兵打算圍殲桑園，苦於力量不太夠。
正好陳興芝來見蔣雁行，說要討論改編事宜。蔣雁行認為他又是來要錢，沒說幾句話就翻了臉，將陳興芝綁到後花園荷花池槍斃了。
哪知殺錯了人！陳興芝是革命黨人，徐州中學學生。他在家鄉睢寧碰到一批從清江浦跑回來的徐州兵，就勸他們說：“如果分散回家，將來追查起來，連命都難保，還不如回去幹革命，大有可為，比搶劫划算。”連勸帶嚇，居然把這幫散兵游勇又聚攏起來，由他帶回清江浦來革命。只是餉糧解決不了，才派劉炳志找蔣雁行通融，誰知談崩了，連累陳興芝被殺，他帶的部隊也被繳械遣散。
民國成立後，徐州籍眾議員陳士髦（傳說是陳興芝的弟弟，誤）不斷向江蘇都督程德全、民國總統袁世凱上訴，要求為陳興芝申冤，還寫了本書，向社會血淚控訴。然而蔣雁行是段祺瑞的老部下，誰敢動他？說不得，把當時的清江民政長，就是那位本來要當江北提督的楊慕時，做了替罪羊，先是撤了他的職務，再是命令江蘇檢察廳拘楊候審。楊慕時只好連夜逃出南京，後來費了好大的勁，才將這樁訟案平息。
這幾乎就是山陽縣週阮案的翻版，只不過後者要慘烈得多。
清江浦一亂，四鄉也大不安生。鄰近州縣生怕亂兵滋擾，紛紛組織團練自保。其中最緊張的自然是四十里外的山陽。城內幾乎沒有駐軍，如果有亂兵或亂民來攻，該怎麼辦？
這裡我們碰到了一個熟人：還記得景梅九在北京辦《國風日報》，發起的“拔丁運動”嗎？是的，那位被拔掉的山西巡撫丁寶銓，就是淮安府山陽縣人。他從陰曆六月去職還鄉後，家里新造了花園，好不愜意，哪知還沒過上兩個月富家翁的好日子，就听說武昌有變，緊接著便是上海、蘇州，嚇得舉家逃往上海租界。不過他逃的時候恐人知覺，未能多攜行李，第二天才有幾個家僕運大皮箱四口上船，此時山陽已經成立“大局”，民團日夜巡邏，正好拿獲，將皮箱搬回大局封存。幾個月後，大局有職員穿著狐皮袍招搖過市，局董們趕緊開箱檢查，滿箱都是瓦礫，而局裡職員已經大多辭職了。
受丁寶銓影響，城裡豪紳紛紛逃亡。有下屬官吏上府衙禀事，才發現淮安知府劉名譽已經攜眷潛逃，還捲走了大部分府庫藏銀。剩下的士紳只得依賴“大局”，集資成立民團，招募鄉勇百多人，好吃好喝招呼著，日夜巡邏，四門設立分局，“城頭上燈籠火把，川流不息”，碰到可疑不順眼的鄉下人，就抓到漕運總督衙門大院照壁前砍頭，一連殺了二十多人。
防備四鄉亂民，民團足夠了，但如有清河亂兵到來，估計無法應付，而且這些鄉勇本身多是地痞，自己就把山陽城弄得烏煙瘴氣。這時本鄉就有革命黨人站出來，為首的是周實與阮式。
週實是兩江師範學校學生，他是南社的創社社員，被稱為“社中眉目”，今年方廿七歲。週實本來想在南京城內聚眾起事，以配合江浙聯軍攻城，不想南社大佬柳亞子一封書信，把他招到上海。柳亞子認為蘇北處南北之間，位置緊要，形勢複雜，勸週實回鄉革命。於是他在11月7日，清江浦兵變的次日，回到山陽。
他的好友阮式，是他寧屬師範學校的同學，世代書香，家境富饒，雖然沒有離鄉外遊，但在山陽高等小學當教習，兼著上海《女報》的編輯，在地方上也是名人。宣統元年（1909）南社成立，週實曾有書信給阮式，請他在山陽創立南社分社“淮南社”。
週實有革命黨身份與革命計劃，阮式有家財與地方的人脈，而且山陽“禍在眉睫”，必須儘速安定，再謀光復。正好因為上海南京的戰事，不少在寧在滬的山陽學生都返回家鄉，週阮二人召集這些學生，再加上阮式在山陽高等小學的弟子，也有八九十人，立即成立“學生隊”，自行巡邏，兼防內外。
政權癱瘓，無人可恃之際，紳商最大的希望便是有人出來主持大局，哪管你姓革還是姓立？看這支學生隊每日巡邏，城內秩序果然有所改觀，於是局董開會商議，決定由大局供給學生隊槍枝子彈，替代那幫紀律鬆弛的鄉勇。
學生隊一掌握武裝，第一件事便是跑到知府府署前，放了一排槍，把龍旗扯下來撕得粉碎，再插上白旗。這等舉動本是大逆不道，然而知府潛逃，知縣閉門不出，誰去管他們？而且自學生隊接管城防後，城內秩序井然，商店也照常營業，週實派了南京陸軍中學、小學回鄉的學生各一名，教操、訓練，山陽縣儼然有了自己的精良武裝，便是十三協的亂兵到來，似乎也不足為慮，人心大定，插什麼旗有何相干？
按說，下一步應當是成立淮安軍政分府。然而周實是受命回鄉，似乎不便自行宣布成立。他依足規矩，一面派人向清江浦的江北都督府接洽，一面將學生隊改為“巡邏部”，週、阮分任正副部長，只待江北都督一聲令下，再宣佈光复。
這就有了一個真空期。扯了龍旗，又沒有宣佈光复，不曾成立新政權，清江浦那邊，自己還沒有理清楚。山陽紳商，雖然依靠學生隊守城，對一個二十多歲的學生掌權，總歸放心不下。於是局董們又開會商議，推舉前山陽知縣姚榮澤出任縣知事，總管商民政事。巡邏部尚無政權名義，也就未加反對。
好在11月12日，清江浦舉出蔣雁行為江北都督，立即傳檄山陽縣反正，要求山陽官紳派代表赴都督府議事。不料縣知事姚榮澤，比“欽加三品銜”的蔣雁行還頑固，拒不赴會——姚榮澤哪來那麼大的膽子？有人說，姚榮澤是逃到上海去的丁巡撫的學生，丁寶銓人雖離鄉，卻一直在遙控著山陽的局勢。
自然是周實等人代表山陽赴清江浦。週實前腳一走，姚榮澤便在山陽城內散佈謠言，說周實是上海回來的革命黨，他一回來，就要當山陽的都督，就要“殺官劫紳”。紳商們大抵不看報紙，只聽傳言，據說武昌事變就殺了很多滿官漢官，商舖也被洗掠得厲害，想像“革命”兩字是如何的殺氣騰騰，不由得信了周實回來會如何如何的謠言。
“殺官劫紳”的說法有其來由。據巡邏部宣傳主任蔣象怡回憶，姚榮澤當上縣知事後，曾“私募”兵士四十名當衛隊。之前紳商選縣知事，巡邏部可以不管，現在要自招武裝力量，週、阮等人立行干預，不准招募，並要求姚榮澤交代縣庫的款項賬目，說到火起，阮式拔出兩管手槍，指著姚榮澤胸口（是不是很像劉炳志拔槍威脅蔣雁行？）。姚榮澤嚇得面如土色，連忙保證解散衛隊，三日內造冊交清。
蔣象怡向周、阮建議：舊官吏對革命前途有礙，如不加以擊斃，也該驅逐出境。如果留他們在城內，還予以事權，但又對他們臨之以威，恐怕是取禍之道。 “週頗是予言，阮則漠然視之”。
11月14日，週實自清江浦回山陽，在漕署召開光復大會，到會的有五千多人。偏偏縣知事姚榮澤不來參加大會。這下把阮式惹火了，他在演說時放言“姚榮澤避不到會，即為反對光復之行為”，順便把縣里的“劣紳”痛罵了一頓。
許多紳士商人，因為縣知事不到，雖然與會，都一言不發。阮式的演說，似乎也在印證著那個“殺官劫紳”的傳言。
當晚，姚榮澤召集典史、參將等一眾士紳在海會庵開會。據說姚榮澤提出“必殺週阮”，“諸紳士不加可否”。
11月17日中午，週實應邀到鄉紳何缽山家午宴。歸途走到學宮前，突然有人拿著姚榮澤名片攔住馬頭，說姚知事在學宮等候議事。週實欣然前往，大約以為文官無力行刺。不料一踏入俗稱“文廟”的學宮，當胸便中了兩槍！
此時的記載有分歧。一說周實倒地，前清參將楊建廷上前補了五槍，立斃；也有人說，兩槍之後，姚榮澤打算讓人用刀砍下這個亂黨的頭顱，週實“從容曰”：“文明世界，請用槍斃。”於是棄刀用槍，連發五彈。
楊建廷撂下槍，立即帶領團勇直奔阮府，先將宅子包圍，自己再進門去請阮式：週部長與姚知事在學宮議事，請副部長即往。阮式剛剛吃完飯，一出家門，就被捆上了，綁到學宮。
阮式見到姚榮澤，破口大罵“虜吏”，然後回頭對押著自己的團勇說：“兄弟們，要殺就殺，快刀立斷，別拖延！”
姚榮澤恨阮式入骨，你原本是老爺我的子民，卻一來持槍威嚇，二來當眾詈罵，我跟你阮家前世有什麼仇？週實便容他好死，你阮夢桃休想！
他為阮式準備了當地一個無賴，叫朱二。別人下不去手，朱二可以。這個冬日的午後，二十三歲的小學教員阮式慘死在供奉至聖先師的學宮裡，“刳腹剖胸，肝腸俱出”，來不及消化的白色飯粒灑了一地，被血浸得通紅。按民俗講，阮式仍然算不得一個飽鬼。
姚榮澤當然不會認為自己殺了周阮，還能平安在山陽當縣知事。但他也沒想到外軍來得如此之快，兩天后，鎮江軍分府都督林述慶就派北伐支隊一部來到山陽“平亂”。鎮軍首領當然首先追查殺週阮兇手為誰，卻被姚榮澤不知如何敷衍過去，而且卑詞盛筵，每日款待鎮軍，滿口答應找出兇手為二位烈士報仇。
穩住鎮軍，姚榮澤打開銀庫，分了部分銀兩給參與此事的士紳，自己帶著巨款逃了。去哪方？南通張詧家。這應該是姚榮澤早就與老師丁寶銓商量好的退路。
而周阮的同事週人菊等人當日連夜逃出山陽，立即往上海尋人鳴冤。首先出面的是南社領袖柳亞子，他聯合南社首腦上書同為南社社員的滬軍都督陳其美，有“虜令無狀，一日殺二烈士，不撲殺此獠，無以謝天下”之語。淮安學團也派出五十餘名代表往上海請願，“一時軍界、政界、學界，被害者家屬的公函、公禀、呈文雪片般投向滬軍都督府”。
但是姚榮澤這邊的勢力也不弱。首先南通張詧拒不交人，丁寶銓在上海，也發動旅滬山陽紳商，為姚榮澤“辨誣”。上海各報，根據背後勢力不同，各執一詞，合力掀起輿論的軒然大波。民國元年從一月到四月，報章上的報導與評論無日無之。
事情鬧這麼大，自然驚動了臨時大總統孫文。孫文批令江蘇都督訊辦，於是江蘇檢察廳派人到南通拿捉姚榮澤，仍然被張詧拒絕——三大人絕無如此擔當，他的態度，就是張謇的態度。
這場鬥爭的背後，實則仍是共和模式之爭。江蘇士紳要的是“咸與維新”，推翻清廷，可以，但只要舊官吏可以任事，願意合作，大可採用蘇州模式，平穩過渡；而革命黨人要的共和，豈是換湯不換藥的守成？陳其美為首的同盟會，奮勇激進，在上海，在蘇州，在南京，在浙江，在在都與紳商發生矛盾，在蘇北亦是如此。即不論利益相關，革命黨人的跋扈，也頗讓從前居高臨下的士紳憋氣，柳亞子在悼念文字中也承認“兩君賦性剛直，不能奄媚取容，而烈士（阮式）尤喜面折人過，不少假借，虎虎有生氣，故忌之者尤烈雲”。山陽血案，是一次集中的爆發。
這裡面還有一個法理之爭，張詧堅持說，此案屬地在江蘇，不在上海，輪不到滬軍都督陳其美過問。但同盟會與南社又不同意將姚榮澤交給江蘇都督程德全（以程德全與張謇的關係，他們的擔憂也頗可以理解）。
法律手段不能奏效，陳其美的白相人脾氣又發作了，他讓柳亞子擬了長電，發往南通，電文中說“如仍庇抗，則義旗所指，首在南通”，還表明說：“如果誣姚，願甘伏法”。
士紳方面有些怕了。用柳亞子後來的說法是“倘若張詧再不就範，我們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派兵艦去攻打南通了。老張見了這電報，知道英士（陳其美）是說得到做得到的”。
在孫文進一步干涉下（大總統電明確指出“毋庸再行解交江蘇都督”），姚榮澤被移往南京，又經過大量的往復交涉，才確定由南京、上海組成“臨時合議裁判所”，審理這場媒體口中的“中華民國第一案”。
這場案件，帶有很強的“輿論審判”的色彩。公開來說，因為革命黨死了兩名烈士，輿論大抵同情於週阮，而士紳集團在背後的活動也非常劇烈，包括能否使用外國律師，是否應用西方的陪審團制度，爭執後來集中於製度而非案情，司法總長伍廷芳與陳其美往復辯難，不知打了多少筆墨官司。
民國元年2月11日，為了製造聲勢，給法庭施加壓力，南社、淮安學團等組織在上海江蘇教育總會召開“山陽殉義週實丹、阮夢桃兩烈士追悼會”。孫文、陳其美都送了輓聯。孫文的輓聯只表達了對“喋血於孔子廟中”“陰靈繞淮安城上”的痛悼之情，陳其美的輓聯則斬釘截鐵，殺氣滿盈：
“不忍見徐淮亡，以一身殉國；誓平反鍛煉獄，為二公雪冤。”
3月23日下午，姚榮澤案在上海開庭。法庭經過23日、30日、31日三次的審判，最後判定姚榮澤死刑，“自3月31日起，在三個星期內執行”。
判決後，法庭給姚榮澤五分鐘做最後陳述。姚榮澤申辯說：殺死週實、阮式並非出自本意，而係受地方紳團的逼迫所為，請求減刑。
十二人組成的陪審團也認為，本案發生在光復未定、秩序擾亂之際，與平靜之時不同，“該犯雖罪有應得，實情尚有可原”，便決定由陪審員集體禀請大總統“恩施輕減”。這時臨時大總統已經換成了袁世凱，遂由張謇轉請北京，特赦了姚榮澤。
姚榮澤“死而復生”，令革命黨人憤怒異常。他們大呼“天理何在？國法何在？”可是革命黨在江甦的勢力此時已無當三月前那麼浩大，姚榮澤被特赦後即匿藏在上海法租界，同案如楊建廷等八人也消失無踪。你能怎麼辦？
山陽血案的終結頗有中國特色。民國二年七月，丁寶銓又出面了。他提出的調停條件是：由八名案犯捐出田產六百畝、現款二萬元充作兩烈士遺族贍養費，並修改一所二烈士祠堂，革命黨方面不再追究往事。這個提議得到了兩位烈士家屬的支持——他們實在也很艱難，已到了“懸釜待炊”的地步，而且此時二次革命一觸即發，國民黨方面也沒有力量再來理會此事。於是幾經交涉，加了一個條件：此八人以後不得再過問地方事務。
祠堂建起來了，供奉著周實、阮式的塑像，有二百畝祭田供維持之用。另外，還配享著一位楊楚材。他在周阮死後，為同志奔走控訴，但無法雪冤，神經失常，在案結後獨自再往南京控告，反被關押。南社友人救他出來，送他回鄉。船走到半夜，楊楚材落入邵伯湖身亡，是自殺，還是失足？沒有人知道。
孫天生進入揚州，是在九月十七日（11月7日）晚八點。揚州士紳連忙組織自衛團與民眾，列隊夾道歡迎。
從南門方向，遠遠來了一群軍人，大概有四十餘名，看服色是駐在南門外靜慧寺定字營的兵。六七個人騎著馬，識得的有警局巡長、江都縣知縣、綠野茶社老闆，當先一騎，煞是古怪，從頭頂到腳踝，都用白色洋縐纏滿，只露著一張面孔，不認得。前導兩名衛隊，舉著兩面大旗，一寫“還我山河”，一寫“光復大漢”。
見他們了，道旁人眾轟然叫好，說“革命軍光復揚州了”！
揚州此時也是“無王管”狀態。武昌事變近一月來，揚州一直很平靜，只有一些在外讀書的學生，因為時局不靖，紛紛回鄉。他們倒是打算響應革命，保衛桑梓，發動組織了“旅外學生隊”，苦於沒有武器。兩淮師範倒是有學生操練用的步槍，但校方不借。後來答應藉了，槍剛到手，聽說揚州已經光復。
直到11月7日，鎮江林述慶宣佈光复，揚州一水之隔，這才驚慌起來。揚州紳商為首的，一是取中過解元的鹽商方爾咸，一是商會會長周谷人，迅即召開各界會議，議定組織自衛團，全城發動，每家出一至二人，自備紅字燈籠，分區編隊，擔任夜晚巡邏。事到臨頭，效率甚高，當天便編成二十四隊，一萬五六千人。
然後方爾咸、周谷人聯袂去見揚州知府和鹽運使，勸他們離開揚州。因為這兩位是旗人，留任的話，可能給革命黨人以進犯揚州的口實。
知府嵩峋不肯走，反而說：“我只希望革命黨不傷害百姓。如果還需要問事，我願意繼續維持下去，如果用不著我，我就走。”真跟這位大爺說不通，各地光復，用舊官吏的很多，你幾曾聽說過用旗人來維持的？
鹽運使增厚倒還好，經過反复勸說，他帶著家眷和印信，於11月7日下午五點越牆逃走。
咦，為什麼要越牆？因為已經有人來報，南門外定字營一群士兵，荷槍實彈，衝進城內，直奔鹽運使署，聲稱是索餉。這下不但鹽運使大人要急急逃離，連來勸說的紳商代表，也慌忙作鳥獸散。
定字營衝進運署，將運庫洗劫一空。這天傍晚，揚州街道突然多了許多獨輪車，每個獨輪車上都坐著兩個定字營士兵。這很古怪，揚州從來也沒有用獨輪車運人的習慣呀？後來才知道，兵大爺搶的元寶太多，沉甸甸的，路都走不動，只得抓了一幫運鹽的苦力，用獨輪車把他們運回兵營去。
當晚，亂兵散後，自衛隊出來巡邏。九點，突然呼喊聲響徹夜空，江都、甘泉兩縣監獄大門打開，囚犯們一沖而出，大喊大叫，銬鐐聲“震動全城”，軍警根本不見踪影，自衛隊不敢也無法制止，只好逐段卡死道路，持槍而備，驅送他們出城。
後來才聽說，亂兵衝擊運署，兩縣大獄放囚，都是孫天生在背後的鼓動所致。這兩件事震動人心，但並未擾民，市民並不恨孫天生，但組織自衛隊的紳商心裡的惶恐忐忑，可想而知。
11月7日的揚州，是多麼的忙亂啊，組織自衛隊，勸說知府與鹽運使離開，亂兵搶劫運署，自衛隊巡邏，兩縣監獄報破，孫天生進城……真稱得上一日數驚。
孫天生進了城，第一件事就是問方爾咸周谷人：運司的庫房裡，鹽課（販鹽交的稅）還存著多少銀子？方爾咸忙說：“今歲鹽課已多數解往南京，剩下的也被定字營搶得差不多啦。”孫天生大失所望：“我還指望拿庫裡的銀子發軍餉哩！”
運署自然就成了新的都督府，孫天生騎馬走到衙門門口，突然停下馬，看看圍觀的民眾，道：“署內的家具什物，你們隨便去取。我們發大財，你們發小財。”這下民眾一擁而入，將運署物件搶個精光，連木地板也被人撬走了。隨行士紳哭笑不得，只好從別處找來床椅桌凳，不然新都督睡哪裡呢？
當夜也沒有別的事，只是吩咐全城懸掛白旗。這本是各地光復都有的舉動，但揚州獨立來得太迅急，各家來不及準備，一時找不到白布的，有用白紙糊的，有用毛巾代替的，總之，鬧到半夜，揚州總算光復成功啦。
當合城民眾終於在惴惴不安中漸次睡去時，方爾咸、周谷人派出的使者已經渡過了長江，去迎接徐寶山。
迎徐是早定下的方略。徐寶山，人稱“徐老虎”，本是揚州鹽梟，江南一直流傳著他與“白寡婦”的故事（看過高陽小說、李翰祥電影的舉手），早幾年被劉坤一、張謇收伏，反過來巡防江淮，為朝廷效力。他與揚州鹽商，亦敵亦友，曾多次到方、周等人府上做客。此時徐寶山已向鎮軍都督林述慶投誠，變成了光復軍。把揚州交給他，當然比交給那個不知從哪裡冒出來、行徑乖張的孫天生要放心得多。
第二日起身，聽說知府嵩峋終於不敢再留，逃到天寧禪寺去躲起來，臨走時把知府大印扔進了瘦西湖，總算他盡了守土之責。再看滿城的白旗，都寫上了字，寫的是“大漢黃帝紀元元年”，這未免有些啟人疑竇，有那從外府來的，或是喜歡看報紙的，都說別處光復，沒有“大漢”的國號，而且黃帝紀年今年也不是元年啊？一問才知道是孫都督下的令。莫非傳令錯誤？
於是又上街去看都督府告示，落款寫的是“大漢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年數倒對，“大漢”總是怪異。再仔細一看，更不對了，都督府的印信居然是“揚州都督孫天生之印”，把自己名字刻到印章裡，莫非他日換個都督，大印又要重刻？這，這不是兒戲嗎？
正在疑慮不安，議論紛紛，孫天生頒出了兩條命令：（一）揚州百姓三年不完糧，捐糧全免；（二）嚴禁奸商哄抬物價，限定大米每石不得超過三元（時價已超過七元），豬肉每斤不得超過二百文。孫天生還傳見了商會會長周谷人，要求他約束全城商賈一律遵奉。
這些措施無疑堅定了揚州紳商迎徐代孫的決心。但揚州市民很歡迎這個皮五辣子（揚州評話《清風閘》主角，喜歡以無賴方式劫富濟貧）式的都督，短短一天，孫天生周圍就集合了一批市民與遊民，姓名可考的有：
顯然，孫天生在揚州建立了一個“流氓無產者烏托邦”。紳士和商人都認為他是假革命黨，而不少市民直到五十年後，仍堅持說孫天生是“革命黨的坐探”。
烏托邦好景不長。 11月9日上午，徐寶山進入揚州，紳商們趕緊在校場口設筵相迎。還未敬酒，孫天生突然帶領一小隊定字營士兵出現，破口大罵徐寶山賊骨頭，禍害揚州。這正觸了徐寶山的忌諱，馬上下令麾下士兵放槍，孫天生身手敏捷，雜在人群中，倏忽不見。徐寶山命令舉城大索。
抓到孫天生是在11月10日。徐寶山要他帶路去起回埋藏的運庫銀兩（大人們都相信搶劫運庫是他的指使），徐軍士兵押著孫天生走過揚州街市，只聽他沿途大叫：“揚州同胞們，要學我孫天生的為人，我在揚州做了三天皇帝，誰敢說個不字！”
這個人從此沒了下落。聽說徐寶山怕在揚州城內殺孫天生激起民變，藉口押他去泰州收集定字營流散的槍械，路上悄悄把他做了。
孫天生究竟是從哪裡來的？眾說不一。他一口本地口音，肯定不是外鄉人，有人說他在揚州妓院當過龜公，也有人說他是工匠出身，失業後跑到上海，起事前從上海潛回。相信他是革命黨暗探的人，說他還有一方印布，是上海革命黨發的，被捕後交出證明身份。李涵秋寫《廣陵潮》，說此人本姓黃，西郊廿四橋人。但也有人說他姓巴，是小牛肉巷人，光復時聽見有人叫他“小巴”，祖上在甘泉縣錢糧房當過公差。甚至有人說，孫天生在清江浦十三協辦的學校裡讀過書，所以能跟定字營的士兵勾連。
五十年後，還有許多揚州人記得這首歌謠：
“揚州城，新舊十二門。九月十七日，來了一個冒充孫天生。鼓三更，進衙門，庫銀元寶四下分，放走監牢眾犯人，宣統江山坐不成。”
這些揚州人記得孫天生的烏托邦，又模糊聽說被殺的是個冒充的，他們以為孫天生是真的革命黨，但是他沒有來揚州，來的這個是假的，所以叫他“冒充孫天生”。 （《孫天生起義調查記》）
孫天生從校場口逃跑後，躲在多寶巷一家花煙燈上（就是妓院，或許這就是“龜公”說法的來源？），有人向徐寶山告密，遂被捕。告密的人叫王德林，在得勝橋開一家剪刀店，揚州老人說，當皇帝的那三天，王德林“是孫天生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