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第二十九章秦始皇錯在哪

公元前221年，統一天下的秦王嬴政，在功成名就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給自己換一個名號，天下一統了，諸侯都滅了，再當大王，恐怕也顯得寒磣了。如此大的功業，也應該找一個比大王更顯貴的稱呼。他命令手下的博士們為自己提供封號，那些書呆子們冥思苦想了許多，總算送上一個泰皇。解釋說，這個稱呼好得不能再好了，泰，意思是大，皇，意思是三皇五帝，加起來的意思，是您老人家比三皇五帝還大。可嬴政還是不滿意，想了想折中了一下，留下了後面的皇字，然後自己開動腦筋，加了個帝字，這樣一個新名詞就誕生了——皇帝。嬴政很滿意，就這麼叫！好聽！就這樣，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有了自己的名字——皇帝。中國有了自己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嬴政。他的名號，叫秦始皇。

之所以選擇皇帝這個詞，秦始皇還是費了一番苦心的，皇，在漢語的意思裡有“大”的含義，至於“帝”，那是古代中國人心目中，統治整個世界的至高無上的天神之首。加起來的意思，就是大大的天神。這等於平白無故地告訴中國老百姓，我，嬴政，這個皇帝，是代表上天來統治你們的，我手中的權力，是上天給予的，一萬年也不會變。從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時代開始，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就有了君權神授的色彩。 但是這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秦朝，只維持了區區15年的時間，就在聲勢浩大的秦末農民戰爭中毀滅了。當時的秦始皇，自己自稱一世，他的兒子要叫二世，他期待他的政權能夠綿延萬萬年，可惜，僅僅是15年。 說起秦國二世而亡的原因，許多熟悉秦國歷史的人都把原因歸結到秦始皇的“暴政”身上，普遍的觀點是，秦始皇好大喜功，濫用民力，以至於玩火自焚，國家衰亡。那麼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在說到秦始皇在位時期的功過之前，必須要正視的，是秦始皇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新生的秦王朝，究竟要建成一個怎樣的國家。 秦始皇的國家政權，是在平定六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雖然他可以用武力滅掉諸侯，統一全國。但是現實的問題是，六國的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內部都是千差萬別的，秦國的政治制度，是否能夠完全移植到六國的身上？是完全照搬秦國的製度統治六國，還是建立一個新的國家製度？這一點，在最早的時候沒有人知道答案。 與政治制度相關的，還有經濟制度，六國的經濟條件和經濟體係也是不一樣的，更重要的是文化傳承也不一樣，秦國的經濟、文化、法律，是否適用於六國的其他地區，會不會因為推行不當引髮變亂，這一切，也都是一個未知數。

所以秦始皇的國家，就是建立在這一切未知數上。公元前220年的中國，面對的是之前數百年未見的變局，國家走向一種全新的國體，這個國體應該怎麼運作，沒有人有這個經驗，包括秦始皇本人。 即使是秦國內部，跟隨秦始皇多年的官吏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也不一。當時的丞相王綰，就曾經建議秦始皇將自己的兒子冊封在齊楚故地，因為這是“祖制”，當時的大臣們除了李斯之外，也基本都讚成這個制度，秦始皇本人也一度動搖，但李斯拿著春秋戰國的動亂來作對比，使秦始皇打消了這個念頭。當下宣布，在全國推行郡縣制，建立國家直接掌控的中央集團。 這個政策從穩定國家政權角度看是沒錯，但是在當時，不理解的人也是很多的，尤其是在東部的齊國等地區。齊國是一個儒生眾多的國家，這些儒生們最在意的就是西周的宗法，祖制，在他們眼裡的秦始皇，就像是當年垂拱而治的周天子。現在拿到天下了，卻不想著分封，這是大逆不道的事，更何況郡縣制推行下去，也不是完美無缺的，一個問題就是，當時秦國委派為郡縣地方官的官員，大多都是來自於秦本國，貿然進入了一個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地方，這個官當得能舒坦嗎？

所以，在公元前213年，山東儒生淳于越在宴會上當場諷刺秦始皇，將秦始皇激怒。結果在李斯的挑唆下，秦始皇下了焚書之心，開始活埋不聽他話的儒生，這就是秦始皇暴政之一的“焚書坑儒”。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從數量上看，燒毀了大量珍貴典籍，並坑殺了460多名儒生，可謂殘暴之至，但這樣的殘暴，卻不是無緣無故的恨。秦始皇本身就對儒家不感冒，他在乎的是法家，在乎的是權謀霸道之術，儒家君君臣臣的君臣關係，他現在根本用不上，也不想用，所以作出殺掉的決定，也就順理成章。 而秦始皇這麼做，也是受了李斯的挑唆。李斯這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給別人“下藥”。早年就是因為他的緣故，坑害了原本秦始皇很想重用的韓非子，這次他妒忌的目標不是一個，而是一群，改朝換代了，六國的人才，全都進了秦國的人才庫，特別是儒生群體，以山東的儒生為核心，英傑薈萃，說不定哪天就會威脅到我的地位，所以必須要早做準備，能下藥的就下把藥，能轟走的就趕緊走。轟不走的，就往死裡整，反正要把這些人對我的威脅降低到最小。

其實儒生的反對，淳于越的指責，都是小事，關鍵問題是，這時期的秦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什麼？說起來就兩條，一是外部面臨匈奴的威脅，二是國民經濟在戰亂後的凋敝。 關於這兩條，在秦國統一初期的形勢，都是非常嚴峻的。先說匈奴問題，這時期的匈奴勢力，還沒有後來漢朝時候強，卻也已經是草原三大游牧部族中的一支（另外兩支是大月氏和東胡），此時的匈奴正好佔據河套平原，正對著秦朝國都咸陽所在的關中平原。這個戰略要地被他們拿在手裡，整個中國北部就都暴露在他們眼皮底下，他們想打就打，想搶就搶，原先的趙國和燕國此時也已經滅國，當地雖然有秦軍留守，卻也基本處於不設防狀態了，在這種局面下，不解決匈奴是不行的。 而國內經濟問題也同樣嚴峻，秦國連年用兵，花費巨大，自身的財政窟窿就很大。而六國經歷過戰亂，正是民力疲敝、經濟困頓的時期，這時期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六國地區的經濟制度不一，新的國家財政體系，必須馬上建立起來。國家要想振作，必須要通過經濟體系的整合掌握國家的稅收，這樣軍隊才有資本打仗，邊防才能夠鞏固。

秦始皇是知道這個問題的，所以他登基之後，首先採取的是兩個政策。一是迅速地把郡縣制推廣到全國，在新佔領的領土上設立官衙，鞏固統治。與此同時，秦國由蒙恬率領30萬大軍北進，經過浴血奮戰，從匈奴人手中收復了河套平原，建立了防備匈奴的核心基地。暫時解除了匈奴對南方漢地的威脅，“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正是這一段時期。必須承認，秦始皇北擊匈奴的一戰，並非是窮兵黷武，如果當時不主動採取出擊政策，任憑匈奴肆意劫掠，那麼北方的漢地就永遠無法安寧。而且在收復河南地後，秦始皇為了節省開支，命令蒙恬就地屯田，結果河套地區的糧食不但能夠自給，還可以供應給其他周邊軍鎮。這些措施在當時都是明智的。 在內政經濟方面，秦始皇很快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全國分為46個郡，中央在地方確立了嚴格的集權統治。在經濟方面，比較重要的一條就是“使黔首自實田”，也就是說，讓老百姓自己核查土地數量，然後上報中央，這就等於是徹底掃除了殘存的井田制，使新的封建土地制度在全國迅速成型。這一條對於秦國統一後經濟制度的確立，以及經濟的發展，都是有著關鍵意義的。在此基礎上，秦王朝的土地賦稅制度也建立起來，國家的賦稅徵收，分為口租、口賦和雜賦，這也基本是沿用秦國時代的土地稅收政策。這其中，口租就是農業稅，即田賦；口賦就是人頭稅；雜賦就是每年臨時徵調的賦稅。秦朝的農業稅，是交十分之一，人頭稅的數量，和西漢文景之治時期基本持平，大約120錢左右。這兩樣在當時，都算不得太重的稅。至於雜賦，一般都是在遭遇戰爭的時候臨時徵調的，現在天下太平，老百姓的負擔，表面上看也不會太重。與此同時，貨幣、度量衡、文字，也都在這一時期統一了，秦國的法律《秦律》也頒布全國實行。分散的中原六國，漸漸被秦始皇捏成一個統一的力量，觀這些行為，我們必須承認，早先的秦始皇，還是很有勵精圖治一面的，在捏合整個國家合力，加強中央集權方面，他都做得很不錯。

秦國國事的惡化，通常的說法是“暴政”，暴政的內容，主要包括大興土木營造宮室，修築秦始皇陵墓、阿房宮等。但真正勞動百姓最甚的，是三項重大工程，一是修築長城；二是修築國內的驛站道路；三是整治國內的河道。 這三項大工程，幾乎都是前後腳展開的。秦始皇開鑿運河，範圍非常廣。在平滅六國後的第二年，就曾經發動10萬民夫整治江南的邗溝，以及山東的濟水運河。與此同時，秦始皇派30萬大軍收復河套平原後，又一口氣徵發了40萬民夫整修長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又再次征伐40萬民夫，整頓國內的驛站，以關中平原為中心，修築了連接中原以及南方的驛站道路。這三項大工程，從作用上來說，都是對國家未來發展有好處的，修築長城可以起到抵禦外敵的作用，後來作為封建王朝盛世的漢朝就從中受益頗深。開鑿運河，有利於促進農業生產，這也具有長遠的意義。而修築驛站，更可以促進國家交通，加強各地的聯繫，保證國家的統一。這三條從出發點上是好的，但是就在這短短幾年裡，秦始皇連續徵調了90萬民夫，要知道，當時全國的人口才不過2000萬人。這90萬民夫，大部分都是青壯年，也就是說，全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青壯年，都被秦始皇拉出來幹工程了。

這樣的結果也就很簡單，生產當然遭到破壞，老百姓家幹活的，就剩下老弱了，生產能力自然大打折扣，生產能力打折扣，國家的財富稅收當然也要打折扣。與此同時，秦始皇還在進行著征討南方越族的戰爭，不斷向南方越族地區徵兵，打下地盤後，一面要修築中原通向南方的驛站，一面又要修築南越地區的水利工程。這樣，原本剛剛在中原地區幹完活的民夫，一下子又盡發到了南方地區，中國人從來都是戀家的，離鄉背井永遠是最痛苦的事情，怨聲載道也就很自然了。當然，我們也同樣可以說，開發越族地區是有積極意義的，比如說促進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融合，但這些後來的偉大意義，當時的人是沒感覺的，士兵們只知道，他們被派到一個艱苦的環境下作戰，常年得不到休整。老百姓只知道，天下好不容易統一了，皇帝卻又逼著我們幹活，拿著我們當牲口使喚，對秦始皇的憤懣，也就這樣一天一天地積攢起來了。

而秦始皇最大的錯誤，不是在於他做了這些事，而是在於他同時做了這些事。看看當時南北方的分佈就知道了，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最初六年裡，秦國30萬大軍壓在北方對付匈奴，50萬大軍壓在南方對付百越。這一南一北就是80萬大軍，等於兩線作戰，即使是一個現代化國家，兩線作戰也往往是兵家大忌，何況是一個立國不久、經濟凋敝的新興封建制國家。軍隊的事情還不算，民夫的使用卻更觸目驚心，在南方越族地區平定後，秦始皇陸續調動了40多萬民夫南下開鑿運河，打通驛道，這些人大部分都沒有回來。也就是說，秦國在立國之初，最需要休養生息的時候，卻一直還在做著大動作，一直在折騰。這些原本沒錯的事，卻偏偏超過了這時期中國的承受底限。

但問題是，秦始皇為什麼會犯這個錯誤？有說他好大喜功的，有說他不知下情的，有說他性格殘暴的，然而從根子上，我們不得不說，秦始皇做這種事情很正常，因為這就是秦國國君的習慣。 看看戰國時期秦國的歷史就知道了，秦國在秦孝公改革後的130多年裡，就一直處於折騰中。從秦孝公到嬴政，秦國除了有過短暫的罷兵外，幾乎是無歲不徵，年年打仗，但是秦國的國民經濟不但沒有拖垮，反而越來越強。秦國歷代國君在使用民力上，從來都是不吝嗇的，比如秦昭襄王時期，就曾下令全國16歲以上的男子全都從軍，開赴長平戰場，也因此一下子奠定了長平之戰的勝利大局，這一場戰爭讓秦國傷亡過半，但是僅僅一年後，秦國又以50萬大軍包圍邯鄲，卻遭到了魏國、楚國的聯合夾擊，大敗虧輸。即使如此，秦國也很快地恢復過來，不管每次他們付出的犧牲有多大，傷亡多慘重，他們這種迅速的療傷能力，是六國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及的。 秦國之所以有這樣的療傷能力，不是因為秦國人覺悟高，而是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商鞅變法後，經過兩個階段的持續推行變法，確立了秦國人對法律的絕對敬畏感，這種敬畏感，製造了秦國令行禁止的特徵，幾乎所有出使秦國的六國使臣，都曾羨慕過秦國官員的嚴謹守法。但這樣的條件，是無法短期內復制給其他諸侯國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是，當時秦國有獎勵軍功的政策，發動戰爭，本來就是給草根們出頭的機會，而秦國人天生彪悍尚武的性格，使他們從來不懼怕死亡。但是那些新被平滅的六國，卻不是這樣的，拿著對秦國百姓的政策對待他們，只能說是找錯了對象。 但秦始皇顯然認識不到這一點，當年，以秦國區區一二百萬人口，就可以發動百萬人的軍事行動，七八十萬人的大型水利工程，現在我手裡有2000萬人，又怎麼能說濫用民力呢。但問題是他手裡的2000萬人，來自於五湖四海，他的百姓也不止包括關中平原。在國家剛剛統一，人心思治的情況下，卻依然繼續在折騰，任誰也不會滿意的。 當年秦國變法的實質，就是動用國家機器的力量，樹立嚴格的法律，建成一個高效率的專制國家。在統一了六國之後，秦始皇也打算這麼做，但是無論時機還是經濟條件，都不成熟了。 偏偏秦始皇自我感覺好得很，折騰的事情越來越多，至於他這時期被人指摘的各類劣跡，比如修阿房宮，修秦始皇陵，整日驕奢淫樂，其實這些都是做皇帝的“小節”問題。大節問題是，他沒有搞清楚這個國家建設的主次問題，需要先做什麼，後做什麼。而且這不是他突然犯的錯誤，而是一個經常有的軟肋。 秦始皇這個人，具有果敢的性格，頑強的精神，豪氣乾雲的做派，確實是一個天生的王者。但是秦始皇的一大毛病，就是他的戰略選擇問題。早年在滅六國的時候，為選擇一個什麼樣的順序，他曾經輾轉反側，舉棋不定，最後還是在尉繚的幫助下，才找到了國家統一最後一步的鑰匙。秦始皇具有堅決的執行能力，狂熱的工作慾望和權力慾望，但是他最缺少的，恐怕就是有的放矢的素質。這一點素質的差別，使他演出了在登基之後的這一出鬧劇。 秦始皇犯了錯誤，但更大的悲劇是，他的這個錯誤從他即位之後就一直在繼續著，秦始皇從公元前220年起，就開始營造富麗堂皇的阿房宮，而在公元前218年起，他的驪山墓葬群也開始修築，一個秦始皇陵，又調動了70萬民夫。全天下的青壯年，都要繞著他來轉。他忘記了一件事：六國滅亡後的中國，最需要的不是大工程、大面子，最需要的是要醫療戰爭的創傷。平定越族的戰爭，原本是可以暫緩的，秦始皇偏偏想幾手都要抓，既要恢復經濟，又要上馬工程項目，最後長城修起來了，秦朝卻搖搖欲墜了。 秦始皇的錯誤，他自己在世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相反還很是洋洋得意。在他登基之後，曾多次出去巡遊，比如東巡、南巡，勞民傷財更是無數。但巡遊同樣也是有理由的，此時國家初定，各地人心惶惶，巡遊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穩定國家大局。理論上說是沒錯，但中國老百姓的要求很簡單，他們想的是安安心心地過日子。秦始皇晚年的另一個搞笑事，就是他開始信任方士，到處求神仙，甚至還出了徐福東渡的典故。統一大業完成後的秦始皇，其表現做派，和他統一六國的征戰時期判若云泥，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改變呢？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像這種國家結束分裂後迅速陷入戰亂的典故，不止秦朝這一家。比如西晉，比如隋朝。而且西晉和隋朝，都是經過了幾十年修養生息後完成國家統一的，國家的財政儲備和人口數量，都要遠遠好於這時候的秦朝。但即使如此，一旦使用民力不當，國家內外政策失調，就會立刻陷入分崩離析之中，無論是古代王朝還是現代文明國家，他的內外政策都好像是天平的兩端，只有天平保持平衡，國家才能保持長久的穩定。而在秦始皇時期，他的政策是在天平的兩端，都拼命地加砝碼，結果就是整個天平的斷裂。 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 其實所有關於秦始皇的評價中，或許有一個人的評價，是一針見血的，就是曾經在秦始皇手下做過國尉，中國歷史上的傑出軍事家：尉繚。 尉繚這個人，在輔佐秦始皇時期，最出色的地方，就是他卓越的戰略眼光。在確定滅六國的方案時，正是他制定出來正確的政策，保證了秦國順利完成國家統一。然而尉繚卻還有一個能力：看人的眼光。當年秦始皇還只是秦王的時候，他就一眼看穿了秦始皇最大的弱點：“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謙卑待人，得志於天下以後就會輕易吞食人。”當時的秦始皇聽到這個評價，反而對尉繚非常賞識，因為在他眼裡，這本身就不是什麼缺點。 這正是秦始皇的悲劇所在，一個心似虎狼的人，也許在沙場上是一個出色的將軍，但是在皇位上，卻注定不是一個出色的皇帝。同樣和秦始皇一樣有暴君稱號的隋煬帝，當年也是一個出色的將軍，可是在成為皇帝之後，照樣幹得稀里糊塗，心似虎狼不要緊，缺少恩德也不要緊，中國歷史上那些名垂青史的好皇帝，心似虎狼的也不在少數。但秦始皇最大的弱點，就是尉繚那番評語裡的最後一句“得志於天下以後就會輕易吞食人”。這句話被尉繚不幸言中。說到底，秦始皇不懂得壓制自己的慾望，一旦志得意滿，就立刻露出了虎狼的面目。 在秦始皇活著的時候，各地對秦始皇的反抗就開始了，秦始皇一生最不缺少的，就是“被刺殺”。而且刺殺的次數日益增多，但是他自己卻到死也不悟，之後四處巡遊，耀武揚威，泰山封禪，炫耀榮光，秦國的氣數，也在這股過程裡日益被他透支乾淨了，同時被透支乾淨的，還是他個人的氣數。到了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於東巡路上的時候，一場巨大的抗暴運動，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在秦始皇的悲劇中，似乎還藏著另外一個原因，一個後人關注不多的原因：秦國的法家傳統。 眾所周知的是，秦國的強大，來自於商鞅變法。商鞅變法的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思想。在亂世爭天下時期，通過嚴刑峻法，外加殘酷的外在生存條件，只要樹立起足夠的國家威嚴，就可以確保國家迅速集結戰鬥力，取得對外戰爭的勝利，並且日益走向強大。但是當國家走向統一，開始和平建設的時候，法家思想卻暴露出他致命的缺陷：至剛而無柔。 法家思想的主要特點，就是嚴刑峻法，讓整個國家，都籠罩在恐怖的刑罰監督中，用嚴苛的刑罰來鎮壓一切反對者。但是隨著國家主要矛盾轉移，法家思想在休養生息時期，卻完全失去了它本身的積極作用，相反成了消極作用。與此同時，法家常年壓制所造成的怨怒，一旦出現風吹草動，就會發生從民間的徹底反彈。引發巨大的抗暴動作，就像馬背上打天下，馬背下治天下的道理一樣，法家思想可以打天下，但是法家思想卻難以治天下，一個缺少溫度，用冷漠和刑罰來約束的王朝，他的生命力也注定是僵硬的，即使強悍如秦軍，即使氣吞萬里如秦始皇，都不能挽救它的衰亡。 秦朝二世而亡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法家思想在到達歷史頂點之後，迅速走向衰亡的歷史。事實證明，單純的法家治國，在亂世或許立竿見影，但在太平盛世，反而會成為國家動亂與衰亡的催化劑。百家爭鳴的各類思想中，法家注定已經完成了他的使命，而真正有資格成為中國之後2000年封建社會傳承的學說，是後來的儒家學說。那時候的法家，也只能將其核心要義化入儒家思想之中，成為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法家思想在戰國時代的風光，也只能留存在戰國時代了。 這就是秦始皇的悲劇所在，他在得天下後的種種暴政，有他個人性格使然，卻也有法家思想的影響使然。作為一個在法家文化環境裡成長起來的少年，更兼帶有祖上法家的代代傳承，要求他主動地在得天下後轉換思路，實行仁政，這是一個何其高難度的動作。對於秦始皇來說，做到這一點是不現實的，所以秦國的持久強大，也因此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