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第二十八章百家爭鳴的另類——農家

比起戰國時期風光一時的墨家來，另一支被遺忘的學派農家，在戰國百家爭鳴時代，也同樣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農家的主要思想，在今天大部分已經失傳，主要是因為秦始皇焚書坑儒，農家的經典著作大部分都被焚燒了。但從現在留存下來的資料看，農家的基本思想，就是農業平等，即要求統治者要和農民一起勞動，一起分配勞動果實，反對統治者對農民的過分壓迫。農家的另一個貢獻是在農業科學上，他們對農業生產的研究，特別是提高農田產量、改進農耕技術方面的研究，對於中國農業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 而這個學派的來源，在當時就眾說紛紜，由於諸多有關資料的被焚毀，農家學派的身份、源起，至今有很多不同的說法。比較流行的說法有兩種，一種是農家學派的成員，是上古時代神農氏的後裔，另一種說法，是古代周族後謖氏的後裔。而事實上，農家在戰國時代的勃興，正是戰國時代自耕農群體增加，傳統井田制制度瓦解的表現。農家的許多成員，本身就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農人，他們與農民階層之間的關係，可謂血脈相連。

說到農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最有名的就是許行。 和墨子一樣，許行也是一個非常神秘的人。按照有關資料的記載，他是楚國人，應該是生活在楚宣王至楚懷王在位的時期，和儒家學派的大儒孟子是同時代人，對於許行最詳細的記錄，也正是出自孟子的《孟子·滕文公》。 許行人生里最主要的活動，就是帶領著弟子們在江漢平原上開荒種地。他的主張是“賢者與民並耕而食”，也就是說，即使是國君，也應該和老百姓一起勞動，一起吃飯。像地主們那樣憑藉著租稅過日子，是一種可恥的不勞而獲。孟子去騰國宣傳儒家學說時，正好看到許行帶領弟子們來拜見滕文公。他請求滕文公給他一塊土地做試驗田，他在這裡勞動示範，並且希望滕文公能參加他們的勞動，滕文公答應了他的請求，給予了他一塊土地。此後，許行帶領著弟子們，在滕國辛勤勞動，很快獲得了非常好的收成，他們的所作所為，也因此引起了許多學問家的關注，其中也包括儒家學派的宗師孟子。

孟子雖然讚歎農家的刻苦耐勞，但對農家學派的主張卻不敢苟同，當許行的弟子陳相和孟子交談時，就農家學派的許多問題，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比如說到滕文公，陳相感慨說，滕文公終究不是聖君。孟子問為什麼？陳相說，滕文公自己不勞動，他的倉庫裡堆滿了糧食，不是他的糧食他卻享用，這是一種可恥的不勞而獲。對此觀點，孟子當然不能苟同，他和陳相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孟子拿許行帶著的帽子做比喻說，你許行戴著的帽子，是用糧食換來的，也就是用你的勞動換來的，那麼國君所吃的糧食，也是用他的腦力勞動換來的。一番話說完，陳相哪裡是孟子的對手，立刻張口結舌，孟子反而又拋出了他的觀點：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雖然如此，農家學派卻一直初衷不改，在農家學派的觀念裡，勞動是光榮的，不勞而獲是可恥的。他們反對政府設立倉庫，儲存糧食，反對那些城市中人不參加農業生產卻獲得糧食吃，在農家學派眼裡，這也是一種可恥的不勞而獲。這種新學派的出現，在當時卻不是偶然的，這個時代正是戰國封建化形成的時期，普通自耕農地位提高，學術方面，也需要出現屬於他們的代言人。而土地所有製的轉換，也使農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出來，在這種局面下，普通的自耕農迫切希望能夠改善自己的生活，減少加在自己身上的賦稅，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為農民的身份感到驕傲。農家，就成了他們的代言人。

農家的核心思想，主要的一句話就是“勸農桑，以足衣食”，即希望建立一個大家一起種地，一起吃飯，全民務農的農業社會，最好能夠不出現城市。農家學派的成員們，把農業視作屬於他們自己的生命、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以自己是一個農民為榮，以自己從事農業生產為傲，並且熱情地勸說諸多思想界的人物以及政治界的精英們，加入到他們的派別裡來。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農家的市場還太小，真正理解他們的人並不多。在後來西漢劉向編纂《後漢書》的時候，農家被放在了九流之中，儼然一個重要派別。 但是在當時的社會上，農家對於各路諸侯來說，卻也是有利用價值的。因為禮遇農家，就意味著可以籠絡住農家背後的農民，特別是自耕農們，如果給予農家適當的尊重，那麼也勢必能夠對穩固統治有所幫助。抱著這樣的目的，許多當時的諸侯對農家非常禮遇，當然這是表面上的禮遇，農家所宣傳的取消倉庫、取消城市的主張，是各路諸侯們萬萬不能接受的。對於諸侯國們來說，農家思想是一個很好的招牌，但是其主流的內容，是堅決不能用的。

農家的思想內容，在戰國時期，以許行為主，卻也化成不同的派別。而在整個戰國時代，農家思想開始系統整理出來，卻是拜呂不韋所賜。 呂不韋擔任秦國相國期間，開始組織人手編纂著名的《呂氏春秋》，在這本春秋思想集大成的書中，也少不了農家學派的身影。 《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鮮明提出了重農的理論。在《上農》中，農家思想家提出了要尊重農民、優先發展農業的理論。 《任地》一篇，則細緻講述了農業耕作之中，怎樣提高土地的肥力，辨別土地的肥沃程度，怎樣改良土壤的質量。對土壤的軟硬、瘦肥，都做了非常細緻的闡述。 《呂氏春秋》中的農家理論，是農家主體思想以及農業理念的濃縮。特別是《審時》之中，對於農業生產的農時，做了非常細緻的劃分，對種子的品種質量，也做了非常細緻的講解，在當時的中國，簡單的四篇文章，卻可以成為中國農業生產的寶典。

而另一本對農家思想記錄非常詳細的著作，就是齊國稷下學宮編纂的《管子》，其中《地員》一篇就是純粹的農家著作，而在《五輔》《牧民》《八章》等章節之中，也詳細闡述了農家思想的各類內容。 《管子》對於農家思想的重要意義是，農家思想的主要內容，被放在了其中有關“以民為本”的章節中，因為在當時的中國，農民是平民老百姓的主體，農家所宣傳的重農思想，其實也和以民為本的思想一脈相承。重農和重民思想，本身就是一對孿生兄弟。正是這樣的一種聯繫，使得《管子》中的農家思想，具有了許多超越農業本身的進步意義。 《管子》中的農家思想，一個重要特徵，就是體現出了古代中國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在《管子》的文章中，曾有這樣的片段：“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這一思想，鮮明地把民心放在了“政”的高度上，和孟子同時期宣傳的“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相比，農家思想顯然對民更加重視，民在農家思想家眼裡，成了政權存廢的關鍵，這個比儒家思想中的“民為貴”，顯得要更加大膽。

除了提出了民為本的思想之外，農家還體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這一點應該和中國農業長期以來靠天吃飯的局面分不開。在親身耕作中盡嚐了靠天吃飯辛酸的農家學者們，其身上的憂患意識是很強的。在《管子》中，農家學者鮮明提出了“修饑謹，賑災荒”的主張，認為一個國家農業要發展，就必須做好對自然災害的預警和提高抗風險能力。 而戰國時期農家的最核心思想，在《管子》中也體現得很生動——重農抑商。農家學派認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根本，老百姓要吃飯，軍隊保衛國家，也要靠軍糧供應，因此農業的發展，是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的重中之重。而商人們本身並不創造財富，只是拿著別人的財富賤買貴賣，因此，商業活動其實是對國民經濟的一種破壞。所以，一個國家要想長治久安，就必須要堅決貫徹“重農抑商”的政策。在農家學者的重農抑商政策中，他們並不主張取締商業活動，而是希望政府採取強有力的打壓手段，限製商業活動的發展，將商業活動的利潤大小範圍，都能縮小到最小的規模，給予農業充足的發展空間。

如果對照後面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農家學者們的美好願望，在經過秦末動蕩之後，最終由漢王朝確立下來。此後重農抑商政策，就成為了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基本國策。在春秋戰國時期並非作為主流學派出現的農家，他們“民以食為天”的主張，卻最終成為了中國封建經濟發展的根基。 而農家學派的英傑們更想不到的是，他們一生為之奔走的學問，在兩千多年後，竟然會影響到另一個他們根本不知道的地方：歐洲。 在17世紀的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大量的中國傳統文化典籍被翻譯到西方去，其中包括中國先秦諸子百家的經典著作，尤其是記錄了農家思想的《管子》，被當時的傳教士利瑪竇翻譯成拉丁文。中國農家學派在西方社會，很快掀起了不小的波動，17世紀時期興起的法國重農學派，大力引進農家裡有關商業活動的論述，抨擊西方的重商主義。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之間的這場論戰，其結果幾乎決定了最終歐洲資本主義化的發展方向。產生於中國封建化早期的學說，對於啟蒙世紀的歐洲，依然可以起到振聾發聵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