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二十二章戰國時代的“生產革命”

要說春秋和戰國之間有什麼不同？恐怕可以羅列出很多來。國家政治結構的不同，軍事組織形成不同，官職分佈不同，甚至諸侯國的統治者不同，戰爭的規模不同，戰爭的目的不同，社會的文化思潮不同，但是所有的“不同”，歸根結底到一點上，卻只是一件事：經濟基礎不同。 我們說戰國時代是中國社會的轉型期，歸根結底，其實就一件事，這是整個中國經濟結構和經濟基礎的轉型期。按照政治學的說法，也是社會生產關係的轉型期，種種大變革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最終還要落實到老百姓生活狀態上的變化。縱觀從春秋到戰國的所有變化，根本上說，戰國，改變的是中國人的生活。 且去看看，戰國究竟改變了中國人生活中的哪些方面？ 戰國改變中國人生活的一大方面，就是基層社會關係的變化。如果國家的經濟體係是一個房屋的話，那麼奴隸制的屋頂，是奴隸主，地板是奴隸，這也是春秋的社會關係。而在戰國時代，這個關係隨著變法的深入，各個國家的轉型，奴隸制小國的被平滅，早已經不復存在了，拔地而起的是一棟新房屋：封建社會關係。這個房子的屋頂，是地主；房子的地板，是佃農；房子的牆壁，是大大小小的自耕農。

在戰國時期的風雲變幻裡，那些大大小小的活動家，縱橫捭闔的國君們，揮斥方遒的將領，或許立場不同、陣營不同、觀點不同、敵友關係不同，卻有一點身份是相同的，他們都是百分百的地主階級。 有關戰國時期的社會轉型問題，各類史料講過很多，講的比較少的卻有一點：這個社會轉型期的各類新階層，他們究竟是怎麼來的？比如，地主是怎麼來的？ 戰國時代的地主，是戰國風雲的絕對主角。在戰國早期瓜分奴隸制國家的狂潮裡，主角是地主；在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中，那些持不同政見的學子們，背後的利益團體，也大多是地主；在戰國時代風雲變換的變法運動中，那些或剛硬或陰柔的改革家們，他們真實的身份還是地主。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地主更不是一天冒出來的。戰國時代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地主們，其實也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形成過程。

戰國時代的地主，主要來源於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原先的奴隸主貴族，他們的身份，很像後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新貴族。在一個社會轉型的大勢所趨裡，他們的鼻子比較靈，嗅到的風向比較準，很早就主動轉化了生活方式，雖然本屬於體制內的奴隸主，搖身一變重新做人，在這個社會轉型期裡謀取了新的利益，成為新型生產方式的既得利益者。這其中的代表人物，如瓜分了晉國的韓趙魏三族，取代了姜氏齊國的田氏家族。 這些“新貴族”的普遍特點，就是腦子很靈光，而且在原來的奴隸主貴族內部，也大多很不受待見。在舊體制下，他們雖然擁有封地，甚至和統治者有親戚關係，但是不具備世家大族那樣的特權，沒有對軍隊、政權的掌握能力，他們最主要的權力，就是在封地裡收取出產，保持富足的生活。因為地位低，既得利益少，所以在這個社會的轉型期，他們的腦袋敢於轉彎，比如在自己的封地裡，主動改變了剝削的方式，變以前的奴隸關係，為後來的地主與農民關係，盡可能地給予各種政策，提升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這個變革中，他們最早嚐到了甜頭。嚐到了甜頭，就要爭取更多的甜頭，所以他們就要擴大自己的權力，向舊的貴族搶班奪權。甚至執掌一個國家的政權。這部分人的共同點是，他們本身就是從舊體制內蛻變出來的，身上無法割裂與舊體制之間的聯繫，這也注定了他們進行的各類轉型活動，發起的各類封建化改革，最終是不會徹底的。戰國時期齊國、魏國、趙國、韓國的國家政權，都屬於這種情況，按照過去歷史書的話說，他們最後的衰弱，也是因為“保留了大量奴隸制殘餘”。

在整個的春秋戰國時代，“新貴族”們還有另外一個群體——君子。這裡的君子，不是指的道德高尚的好人，而是說戰國時代脫胎於舊貴族，又在新經濟形勢確立後，實力迅速壯大的新貴族群體。這些人的普遍身份，就是各個國家的王族宗室，他們的普遍特點，就是擁有大量的土地，其財富富可敵國，經營大量的新興產業，包括農業和工商業，也放高利貸。他們自己的莊園裡，也有一套完全忠誠於自己的勢力班底，普遍的叫法叫“門客”。門客最多的時候，可以達到幾千人，有時候甚至可以左右國家局勢，在中央集權制度初建的戰國時代，他們是中央集權制度下的衍生品，又是一群掣肘中央集權的“異類”。這些人與國家的統治者之間，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約，最後的結果，就是他們的勢力，隨著戰國時代的結束而結束，門客盈門的盛況，也只能給後人徒增談資。這些人裡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戰國四君子”——楚國春申君、魏國信陵君、趙國平原君、齊國孟嘗君，他們活著的時候，大都是本國的驕傲，他們身後的幾千年裡，一直被後人看做傳奇，但是真正完成統一大業的，卻是改革最為徹底，沒有君子的秦國。

地主階層的第二個類型，就是戰國時代的官僚階層。他們取代了過去的舊貴族，成為戰國時代國家政權的執行者，成為國君中央集團的幫手，而他們成為地主的方式，就是通過建立功勳，得到國君的土地賞賜。戰國時代，國君對於臣下的最主要賞賜就是土地，尤其是在三晉地區的韓趙魏三國，當年曾經是商鞅主人的魏國丞相公叔座，魏王一次性賞賜給他的土地，最高的時候就有100萬畝。吳起當年因為守備西河要地有功，也被魏王賞賜土地20萬畝。這一類地主的成分比較複雜，有的是舊貴族轉化來的，出身比較高貴，比如公叔座；有的卻是百分百的草根出身，通過建立功業一步登天，吳起就是這一類型。 除了國君賞賜之外，有些官僚也很有投資眼光。在這時代裡，他們喜歡把所得的俸祿用來購買土地，比如那位紙上談兵的趙括，對土地的熱愛程度就很高，甚至外出帶兵，一路看到好的土地就買下來。他母親也因為這個，斷定他沒有帶兵之能。而在當時，官僚階層的這種情況很普遍，錢是容易貶值的，土地卻是永遠不會貶值的，有了土地，不止是身份的象徵，也是經濟的保障。

官僚地主階層的擴大，也和戰國各類變法中的一項重要政策有關：獎勵軍功。這項政策最早實行在魏國，後來商鞅在秦國發揚光大。這個政策的主要內容，就是把土地作為獎勵方式，授予那些在戰場上立過功的人。這些通過軍功、戰功獲得土地的官僚地主，和普通的官僚地主身份截然不同，他們往往是戰國政壇上的重要力量。 地主階層的又一個類型，是很有“勵志意義”的，那就是布衣地主，這一群體有兩個類型，一種是平民中小地主，一種是從自耕農、手工業者，甚至奴隸轉化而來的地主。他們獲得土地的手段，主要是土地買賣。這個群體中比重最大的，就是工商業者出身的地主階層，戰國時代一句流行語是：以經商來發財，以土地來保財。在秦始皇登基初期權傾朝野的呂不韋，就是這一類型人物裡的傑出代表。

而更有勵志意義的另一個群體是，許多自耕農通過個人的辛勤勞動，逐漸擁有了土地。這一群體主要分佈在早期人多地少的秦國、趙國地區。當時的統治者，普遍採取了獎勵墾荒的政策，國家給予墾荒者法律上的保護，並提供農具，特別是秦國，只要你敢刨地，要什麼支持國家就給你什麼支持。商鞅在秦國實施的“廢井田，開阡陌”運動，更成為這一過程的催化劑，許多早期的自耕農們通過銳意地耕作，佔住了大量土地，搖身一變成為地主階層。在當時的中國，秦國之所以人口迅速增長，六國人口大量湧入，是因為那裡是從自耕農變成地主難度最小的地方。 有了地主，自然對應著要有農民，作為被地主踩在腳下的群體，戰國時期的農民，主要包括自耕農、佃農、雇農三個群體。

其中自耕農的來源，有兩類：一是奴隸社會的平民階層，但更多的卻是奴隸社會的逃亡奴隸，那些早期擺脫奴隸主統治的逃亡奴隸們，通過積極的墾荒，流亡到新的地區開闢新土地，逐漸成為了擁有合法財產的自耕農。這一類自耕農，普遍分佈在當時的秦國和楚國以及吳國地區，隨著中原地區的戰亂頻繁，大批奴隸逃亡，他們開始往地廣人稀的地區遷移，今天的華東、關中、江漢平原，就是最好的目的地。 戰國時期不同國家的變法，內容雖然不同，但其中一個目的卻是相同的，那就是拼命增加自耕農的數量。因為自耕農數量的增加，意味著國家可以收取稅收的稅源擴大，保證新興的封建制國家建立完備的財政收支體系。這一點上，戰國變法的宗師李悝曾經有過精闢的概括：農傷則國貧。但是對於各路諸侯國來說，自耕農的增加是最困難的，因為國君下面的地主階層，都在想方設法地隱瞞人口，把大量的人口變為自己的佃農。所以魏國變法的時候，採取的是國家提供農具和法律保護的方式，來增加自耕農數量，而到了秦國商鞅變法的時候，卻採取了更加嚴苛的措施，嚴苛到一戶農家裡，兄弟成人後不分家，都要遭到法律的處罰，且大力推行保甲連坐制度。趙國名將趙奢早年做稅官時，之所以開罪了當時權傾朝野的平原君，也是因為平原君故意隱瞞人口，逃避賦稅。一個封建制國家勃興的時期，勢必是自耕農數量甚多的時期，而一個封建制國家衰落的主要起點，就是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這個經濟規律從戰國時期就開始了。

戰國時期的自耕農，在富裕程度上，還不能和後來的漢唐宋明相比，那時候生產落後，土地產量低，一家自耕農的土地，大約在30畝左右。他們擁有種子、農具，也要承擔繁重的賦稅。戰國時期各個國家的稅率不相同，以魏國強盛時期的魏文侯時代為例，當時的魏國改革家李悝曾經估算過，一家有30畝土地的自耕農，按5口人計算，每畝的糧食產量是3鬥，他們需要承擔的稅賦，大約是十分之一。交完稅的糧食除了自己吃外，剩下能拿去賣錢的大約有三分之一。賣到的錢，算上每年的衣服等花銷，也就能勉強維持一個溫飽。這還是普通的生產年景，如果遭到水旱災害，自耕農破產就會成為普遍的事情。所以戰國時代，各國都非常重視水利的修築，用以維持生產的穩定。即使如此，戰國時代的自耕農，在貧困程度上，要遠遠大於後來統一封建王朝下的中國農民。

比自耕農更慘的，就是佃農。佃農，基本就是奴隸制社會的奴隸轉化而來的，比起奴隸們的悲慘生活，他們的境況顯然好得多，他們租種地主的土地，有自己的生產農具。但是每年收成的一半要交給地主，同時還要承擔土地的賦稅，這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維持溫飽就更加困難了。佃農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破產的自耕農，他們遇到水旱災害，無力承載國家的賦稅，只好扔下土地逃亡，依附於地主家中。 《呂氏春秋》裡就曾記錄過：在秦趙長平之戰時，由於秦王朝不斷通過增加賦稅的辦法來保證前方供應，造成大量自耕農逃亡，許多自耕農寧願依附在地主家裡做佃農。 比起雇農來，佃農還算好的，因為雇農不但沒有土地，更沒有農具。他們有的給地主家做傭工，有的甚至在農忙時節，給富裕的自耕農幫傭。他們的生活水準，已經直追當年的奴隸，韓非子的書中曾說，三個雇農的經濟收入，都不足以奉養一個老人，足見經濟狀況之悲慘。

戰國時期同樣是有奴隸的，當時大工商業地主家裡，依然豢養著大批的奴隸，他們只有食物，沒有收入，有的甚至和牛馬一起放養。但這樣的局面已經不是戰國的主流。戰國時期，是地主和農民這一對封建社會關係正式確立的時期。中國封建社會的雛形，已經在這一時期奠定。 戰國生產體系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生產水準的提升，確切地說，就是中國工農業生產科技的高速躍進。如果用橫向對比來說的話，戰國之前的中國，在生產水准上，與同時代的西方奴隸制國家是同步的，而戰國之後的中國，卻已經把當時的世界遠遠甩在了身後。 戰國首先突飛猛進的生產進步，就是農業的進步。諸侯爭霸，表面打的是軍事力量，本質打的卻是錢糧儲備，所以戰國時期的諸國，在農業技術改進上都不惜血本。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大量鐵製農具的使用，根據建國後的考古發現，北到遼寧，南至廣東，都有戰國中晚期的鐵製農具出土。比如河南輝縣的戰國魏墓，曾經一次出土鐵器160件，其中農具有58件，鐵農具和先前的石製，木製農具的最大區別，一是生產效率提升，二是可以完成深耕，原先無法被發展成耕地的荒地，因為鐵農具的出現，完全可以被開墾成良田，而且越來越多的個體自耕農，也可以因為鐵農具的使用大力墾荒，擁有自己的土地，這不僅僅是一種生產方式的改變，更是一種社會結構的改變。 而另一個推動戰國農業發展的技術，就是牛耕。戰國時期，牛耕已經作為一種普通耕作方式大力推廣，用牛耕作，就好比現代農業的機械化耕作。不但生產效率大大提升，而且還改變了戰國時期的農業生產比例。在戰國之前，諸國中公認的農業強國，當屬中原的晉國和東方的齊國。然而在戰國之後，西北的秦國一躍成為頭號農業強國，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從商鞅變法開始，秦國大力推行牛耕。他們本身就有豐厚的畜牧業儲備，耕牛的儲量極其豐厚，所以推廣牲畜耕作，也就比其他六國得天獨厚。當時的秦國不但有牛耕，還有馬耕，而且秦國還有“國家福利制度”，只要是開墾荒地的農戶，國家給予牛馬補貼，即免費提供牛馬等牲畜，這就使秦國的農業水准在短短幾年內有了飛速發展。秦國之所以能夠在數次大戰中獲勝，特別是打贏諸如長平之戰等相持戰，其雄厚的國家錢糧儲備成為了重要原因。一種耕作方式的改變，使戰國時期中國的經濟版圖出現了顛覆性變化。 戰國農業的進步，另一個重要創舉，就是在肥料上有了大的改變。戰國時期已經有了“糞種”，即運用動物的骨頭和麻子煮成汁攪拌，作為肥料來增加土地的產量。荀子在他的《富國篇》裡也曾說過：施糞肥田，這是農民該做的事情。當時的農業肥料，除了糞肥外，還有把野草燒成灰做成的綠肥。這兩種肥料，之後一直不斷發展，沿用到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戰國時代著名的學派“農家”，對於農業的耕作技術，有非常詳盡的總結和闡述，包括深耕技術，糞肥的培育，以及種子的識別和種植，這些在戰國時期都已經形成了完善的理論。秦始皇時期欲逐六國賓客，李斯就以水稻種植為例，勸諫秦始皇，他說“原本只在南方種植的水稻，都能夠在秦國紮根，何況六國的人才呢”。這番話不但使秦始皇改變了“排外”的主意，更足見此時水稻在南方種植之廣。 戰國時期農業產量的變化，我們從魏國名臣李悝的自述裡就可看出一二，李悝認為戰國初期的魏國，一畝土地的產量是一石半，而在使用鐵器農具以及使用肥料後，產量最高可以提升四倍，最少也可以提升一倍。也就是說，戰國時期的一畝土地，產量最高當在三石到六石之間。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石半，根據英國學者李約瑟的記錄，比起同時期的歐洲來，也至少要高一倍左右。 戰國農業的發展，不但增強了當時各主要大國的實力，支撐了他們之間的長期戰爭，在社會生活上，帶來的重要影響，就是社會工商業的繁榮。 戰國時期的工商業，無論是交易規模還是發展規模，都遠非春秋時期可以同日而語。而其中最重要的改變，就是工商業日益成為一種“全民活動”。 早在鄭莊公小霸的時候，就曾經通過發展工商業的方式來提升國家實力。但春秋早期的工商業，包括西周時期的工商業，其實只是“奴隸主的遊戲”。奴隸制社會下的商人，本身就是作為奴隸主的衍生品出現的，當時商人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向奴隸主兜售奢侈品。那時候的中國老百姓貧富差距大，社會地位低，奴隸們連飯都吃不飽，平民和自耕農生活窮困，地位低下，能參與商業活動的，只有有錢又有閒的奴隸主們。 但是到了戰國時期，這樣的局面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春秋到戰國的歷次變革，帶來的收入分配影響，就是社會財富分佈方式的變化，大批的社會財富流向了平民、中小地主階層，甚至自耕農也擁有了一部分財富。農業產量的提高，也讓農民們有了更多可以去交換的剩餘物資。春秋時代的自耕農，一年的收成也就勉強用於糊口，但戰國時代的自耕農，在尋常的年景下，就可以有三分之一的農作物用於商品交換。所以大量農民參與到商業活動中，是這時期中國工商業的一個劃時代變革。 戰國商業繁榮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華夏族活動區域的擴大。西周時代的中原諸侯國，主要的活動區域集中在黃河流域，而隨著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的延續，華夏族的活動區域日益擴大，原本屬於蠻夷地區的江漢平原、江南地區以及關中地區，和中原傳統經濟區的往來日多。往來多的，貨物的相互輸送也就多。在春秋末年的時候，中原地區的商品貿易已經很繁榮了，大量原本只屬於貴族專利的奢侈品更充斥市面，許多商人通過買賣的輾轉，一躍成為新富階層，其中的典型人物，比如春秋末年的范蠡，他在逃離越國後轉行經商，很快富可敵國，成了後來中國本土商人的始祖——陶朱公。 這時期參與商品買賣的人物也日益增多。從原先的貴族，擴展到普通的農民、手工業者，不僅是大商人們向農民收購農產品，向手工業者收購手工業品，更出現了平民與平民之間的交易，比如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易。中國這時期工商業的商品流通量，比起春秋時代可謂是激增，而這時期最暴利的貿易行業，就是奢侈品的交易買賣。戰國時期，舊貴族解體，新地主大量湧現，暴發戶日益增多，對奢侈品的需求量也就日增。比如南方的象牙，賣到北方市場上，差價竟然高達200倍。按照荀子的說法，北方的馬匹，南方的象牙，西方的珍珠，在中原的市場都應有盡有。這時期中國的工商業活動，不但全民化，全國化，更加國際化。 商品經濟的繁榮，也造就了一個新富階層——工商地主階層。在春秋戰國的風雲變化中，他們是遊走於各方勢力的萬金油。工商地主們通過商業貿易，迅速積累起巨額的財富，他們又將財富用來購買土地，成為新富的地主階層。這些人又做買賣又種地，經濟效益利滾利。有些人還實現了跨地域經營，在列國各地設立商號，壟斷貿易流通渠道，實現了“跨國經營”。戰國的國家沒有統一，戰國的商業市場，卻陸續被他們統一了。 有了錢的工商地主們，自然也開始惦記上了權力，他們本身的發家，就是通過結好官僚地主的方式，有了錢以後，他們也開始把錢用於打通政治關節，不但為商業經營謀取便利，更開始謀求操縱國家政權，其中典型的人物就是呂不韋。他在趙國的時候，把在趙國做人質的秦公子異人當“奇貨”，又送老婆又送錢，更幫助他回國謀取了秦王位。他的投資很快收到了回報，當上秦王的公子異人，給予了他夢寐以求的東西——權力，他成了秦國的相國，早期的秦始皇，也尊稱他為“仲父”。這些早期權力體系的萬金油們，隨著經濟力量的擴大，也從原先權力體系的寄生地位，逐漸變成了主宰地位。 與工商地主同時遊走於戰國工商業圈的，還有信貸地主。所謂的信貸地主，按照民間的說法，就是“放高利貸”的。戰國時代放高利貸的都不簡單，大多都是地主階層裡的“新貴族”，尤其是新貴族裡的君子們。和工商地主相反的是，工商地主們經商是主業，搞政治是副業，信貸地主們搞政治是主業，放高利貸是副業。比如孟嘗君的高利貸收入，大多用來饋贈門客，擴大勢力，而當上相國的呂不韋，反而利用權力壟斷了洛陽的工商業，大搖大擺幹起了官僚。 繁榮的商品經濟下，中國的封建城市化進程，在戰國時期越演越烈，且從未因為戰國的戰亂而割裂。春秋時期，即使是諸侯國的國都，最大也不會超過900丈，跟戰國時期的城市比，幾乎就寒磣了。戰國時代的城市化，是老城區擴張的過程，也是新城市不斷湧現的過程。這時期出現的新城市，包括河北易縣、河北邯鄲、河南開封、河南洛陽，而老城市的規模也在擴大，比如齊國的國都臨淄，在戰國早期已經有了7萬戶，人口21萬，這個數據今天看不起眼，但是對比一下，一千年後的西歐大城市倫敦，也不過只有10多萬人。這是一個值得每個熱愛中國歷史的朋友驕傲的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