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十章春秋“諸侯”怎樣被架空

春秋時期的政治，從整個發展脈絡上看，一個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大權是在往下走的。在春秋的大部分時間裡，雖然有尊王攘夷的口號，但結果卻是周天子幾乎是名存實亡，國君們日益不拿天子當乾部。在春秋的240年間，國君們對周天子越來越囂張。但凡事都有報應，事實也正是如此，這樣的報應，很快就落到了國君身上，割據一方稱王稱霸的國君們，隨著爭霸戰爭的延續，他們也驚奇地發現，自己手中的權利，已經逐漸被手下的士大夫們所剝奪，當年他們架空週天子的過程，而今也在他們自己身上重演。許多大國之所以要求停止戰爭，以至於促成了向戎弭兵會議，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的權力，已經由國君下面的士大夫來把持了，對於他們來說，頻繁的戰爭，只能給更多人立功的機會，以至於分散自己的權力，所以和平也就成了大多數國家的願望，從老百姓到實際掌權者。這種國君權力衰弱的過程，就是春秋歷史權力演變中著名的“政在私門”。

而“政在私門”這種局面的出現，對於整個春秋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在從春秋到戰國的歷史轉換中，“政在私門”的現象，也是一個歷史的先聲。 “政在私門”現象發生的直接原因，是在春秋爭霸戰爭裡，國君之下士大夫權力的擴大，而深層的原因，卻是因為春秋時期諸侯國的政治制度。 春秋諸侯國的國君之下，主要包括了卿、大夫，這些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和諸侯們一樣，擁有國君賞賜給他們的領土封地。在他們的封地裡，他們擁有獨立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而這些領土封地的統治者，都是這些卿大夫的家族宗室們，也就是說其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而他們的發展壯大，卻要拜此時仍然存在的西周宗法制所賜。西周宗法制在行政區劃上的核心內容，就是所謂的“天子立國，諸侯立家”，即天子分封土地給諸侯，諸侯再分封土地給更下面的卿大夫。在西周之前，諸侯的卿大夫們的力量特別有限，因為此時沒有戰爭，他們很難通過立功手段獲得更多的封地，因此遠遠不能和諸侯們抗衡，在整個政治中的話語權，也就特別有限。但是從春秋時期開始，在越來越多的諸侯戰爭中，諸侯們為了籠絡下面的卿大夫，總是用分封土地的方式，來換取他們的效忠，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越是在戰爭中得利的大國，獲得封賞的卿大夫也就越來越多，卿大夫的實力也就越來越擴張，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齊國、楚國、晉國，晉國的六大卿大夫，最後把持了政權，楚國在楚莊王之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也是由若敖氏來掌握國家政權的，所謂的楚王基本就是傀儡。齊國的局面更亂，齊景公之前連續3個國君死於士大夫的奪權鬥爭裡，崔杼、慶封兩個卿大夫輪流坐莊，讓齊國的局面一度混亂。到了春秋晚期，這些在歷次征戰中壯大起來的卿大夫們，有相當一部分的已經把國君架空了。一面是實力衰弱的國君，無力進行分封，相反則要搞內部鬥爭，消除卿大夫權力對國君權力的威脅，另一面是羽毛豐滿的卿大夫，也需要足夠的時間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諸侯國之間的矛盾，已經被諸侯國內部的矛盾所取代。春秋末期，大國的諸侯戰爭已經停止了，主要的戰場，轉向了新興起的國家，比如吳國，越國這些暫時不存在這種問題的國家。

卿大夫在尾大不掉的同時，他們為了鞏固自己的位置，也需要在自己的封地內部進行再次分封，也就是所謂的利益再分配。春秋時期的卿大夫們，其內部分為“側室”“貳宗”“小宗”等組織。比如魯國季孫氏的手下，有側室公孫氏；晉國趙穿一族，就是趙氏的側室。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局面下，從諸侯——卿大夫——側室這三個結構中，國家是越分越零散的。這些所謂的側室，因為實力更加弱小，成為了卿大夫的鐵桿死黨，他們死死地把自己捆綁在卿大夫的權力體系上，也正因如此，國君們的根基底部，就被卿大夫以及下面的側室們挖空了，國君被挖空，被奪權也就因此不遠了。 卿大夫們的這種宗族組織，在當時叫做“家”。這裡的“家”，並不是傳統的家庭，而是士大夫的勢力宗族，這是卿大夫們的基礎勢力單位，這個單位經濟、政治、軍事合一，是當時卿大夫階層獨大的主要方式。卿大夫的“側室”“貳宗”等組織，幾乎都是存在於“家”這個組織之中的。這種組織單位，就好比是一個吸收能力很強的海綿，在西周的初期，還只是小小的一塊，但在春秋的大浪淘沙之中，他把幾乎所有的力量都吸附了進來，力量日益膨脹，到了春秋末期，已經足夠威脅國君的統治了。

作為“家”的首領，卿大夫們在自己的“家”中，也就是君主，他們在家裡就是被稱為“主”，這個主的權利，幾乎屬於“三權合一”。在宗法上，他們是一族的首領；在政治上，他們是這塊土地的君王；軍事上，他們又是一支軍隊的統帥。到了春秋末期，許多卿大夫的實力，甚至超過了國君。戰國諸子百家的墨子，就曾經把吳王夫差、宋王偃、中山王尚等諸侯和范吉射、智伯謠、中行云三個卿大夫合稱為六君，也就是說在墨子的眼中，這些膨脹起來的士大夫們，儼然已經具有了和國君平等的地位。 有了和國君平等的地位，卿大夫們也自然要建立起和國君平等的機構組織。在卿大夫的“家”中，其統治機構，從西周到春秋，總體趨勢是從簡單到復雜，最後到特別複雜，複雜到一定程度後，他們就乾脆從家變成了國家。春秋晚期的卿大夫們，其“家”中的官職設定，幾乎和諸侯國中的政府一樣，比如魯國掌權的卿大夫季氏，就把在魯國朝廷裡的機構，稱為“外朝”，把在自己家中的機構，稱為“內朝”，可謂是兩個朝廷，一個領導。而在卿大夫的“內朝”之中，協助卿大夫們處理各種事情的大臣，就是通常所說的家臣，其主要官職，包括中屬大夫、家宰、邑宰，這是家臣中地位比較高的官銜，主要負責替卿大夫們處理封地內的事務和中央家族的事務，這些人的身份，叫做“士”，他們的崛起，也是春秋權力演變的一個重要內容。與此同時，卿大夫們也擁有獨立的武裝力量，比如晉國的范氏、欒氏、齊國的田氏，他們發展的一百多年，主要的特點就是自身武裝力量的不斷增強。在春秋中期，晉國的卿大夫西客就曾帶著自己的私人武裝力量，發動對宋國的戰爭。與此同時，楚國的卿大夫若敖氏，也以自己的武裝力量攻打齊國，一度佔領了齊國的都城臨淄，殺掉了齊國掌權的卿大夫慶封。在春秋中期以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掐架，已經不止是國家和國家的矛盾，更摻雜了不同國家之間卿大夫的矛盾，有時候一些卿大夫之間的私人戰爭，出動兵力的規模，甚至要比國家戰爭還要慘烈。比如齊國卿大夫慶封和楚國卿大夫若敖氏的戰爭，雙方在齊國都城臨淄發生會戰，動用的戰車總數達到了1800多輛，兵員加起來近十萬人，這個規模已經超過了春秋時期大多數大國之間的戰爭。除了在外面互相掐以外，各國國內的不同卿大夫，也頻繁地發生奪權戰爭。比如齊國就是因為連續7次的奪權戰爭，差點導致亡國。而隨著卿大夫威權的擴大，那些卿大夫的土地、人口、軍隊規模也在不斷增大，家臣們所執掌的權力也越來越大，為了不讓家臣們有樣學樣，學自己去架空領導，卿大夫們也勢必要在其“國”內進行各種行政上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權力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裡。

春秋卿大夫的“家”內改革，開始於春秋時代中後期，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絕對集權。在春秋中後期，卿大夫的改革方式，主要是統一賦稅，確立軍隊的絕對指揮。卿大夫下面的家臣們，一般不具備獨立指揮軍隊和掌握賦稅的權力，所有的權力都來自於卿大夫的授權，這樣一來，封建制中央集權國家的雛形，也就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卿大夫有了絕對控制的權利。當時的春秋，卿大夫的勢力，也就日益牢固起來，成為架空諸侯國君的主要力量，那些卿大夫們，也不再滿足於讓自己的“家”尾大不掉，相反非常期待能夠給自己的“家”前面再加一個字——“國”。 而卿大夫們的崛起，還和春秋晚年越來越激烈的奴隸暴動有很大的關係。隨著傳統奴隸制階層的瓦解，大規模的奴隸暴動頻繁發生，在這樣的局面下，奴隸主貴族的實力遭到了進一步的削弱，那些擁有“家”的卿大夫們，順應這一潮流，採用收買人心、減輕賦稅、採取新的土地租賃關係等方式，招募大量的逃亡奴隸為自己所用，甚至有的卿大夫，還主動策動奴隸造反，再趁機從中漁利。比如齊國田氏的田桓子，就是通過策動政敵高氏屬地裡的奴隸造反，順利地誅殺了高氏，並將其屬地和人口收歸己有。而對於當時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們來說，他們並不懂得倫理綱常，也不在乎誰是正統，他們唯一知道的，就是誰對自己更好，卿大夫們收買人心，減輕民力的做法，很容易就得到了底層老百姓的心。春秋時候的諸侯國里，那些實力膨脹，尾大不掉的卿大夫們，不管身後的評價如何，在當時他們都是名聲非常好，深受底層老百姓歡迎的人，得民心的卿大夫們，也注定會在不久的將來，得到他們夢寐以求的江山。

卿大夫們奪權的另外一個助推力量，就是士。 士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階層，從奴隸制開始時期，他們就存在，但是很長時間以來，士都是一個非常低級的階層。春秋時代禮崩樂壞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士的地位空前提高，最終成為了卿大夫階層奪權的利器，所謂“士為知己者死”的說法，就是從春秋開始肇始的。 士的群體，在夏朝和商朝兩朝的時候並不多，只不過是少數奴隸主家中豢養的保鏢，他們的地位，也僅僅是比底層的奴隸們稍微高一些，甚至不如城市的平民和自耕農。士的開始崛起，是在西周取代殷商之後。當時的西周政權，就是一個處於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而西周時代的士，大多數都是西周原始社會末期各路酋長的親兵武士。隨著西周的建立，原來這些原始社會的酋長，一下子變成了新興的奴隸主貴族，士的身份也就水漲船高。西周時期的士，已經有了和平民們平等的地位，但是他們的真實身份，還是奴隸主貴族的私人財產，只是在當時，他們已經作為一種“批量化產品”存在，不再是夏商時期的稀缺品種，西周時期分封諸侯，與夏商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被分封的每個諸侯，不但可以獲得土地，還可以被賜予大量世代為他們效力的“士”，這些士，大多數都是在戰場上立有戰功的士兵們。這樣，原本是僅僅比奴隸高一個等級的士們，就成了西周奴隸主階層裡的最底層，雖然此時的士，已經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財產，甚至有了高於平民的社會地位，但是在奴隸主貴族內部，他們還是不被人待見的群體。人都是希望被人待見的，渴望得到更多權利的士，在春秋時代開始後，逐漸找到了能夠滿足他們心願的主人——卿大夫階層。

士和卿大夫的合作，歸根結底，還是由被架空的國君們自己造成的。作為“最弱貴族”，士在國君的眼中還依然是“使用品”，想扔就扔想送人就送人，所以這些士，在春秋早期，經常被國君們用來賞賜屬下的卿大夫。一些比較出色的士，因此成了卿大夫的家臣。雖然從行政關係上說，這是從中央“貶”到了地方，但是從身份上說，這卻是寧為雞頭不做牛尾。成了卿大夫家“雞頭”的士們，很快如魚得水，憑藉其出色的能力，漸成卿大夫們最為倚重的勢力，比起舊奴隸主貴族對士們的不待見，這些新興的卿大夫們，很注意對士的拉攏，對於那些為他們效力的家臣，他們不但給予地位上的提升，絕對信任的榮寵，更通過通婚等方式，密切雙方的聯繫。士與卿大夫的最早通婚，發生在魯國季氏，當時的季氏將自己偏房生的女兒嫁給家臣，這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但宗法制時期所形成的奴隸制等級關係，也就在這個過程裡一步步被打破。

在當時春秋的等級體系裡，士的地位位居卿大夫之下，位列平民之上，屬於春秋社會的中堅力量。在當時的晉國，在晉文公重耳時期，第一次出現了士掌握土地的局面，當時的說法叫“士食田”。 《左傳》上更記錄在魯桓公時期“士有奴隸子弟”。也就是說這時候的士，不但已經擁有了足夠的土地，也擁有了可以供自己驅使的奴隸，成了整個春秋時期的新富階層。而士的這些所有，大多都是牢牢捆綁在卿大夫的“家”中，是卿大夫集團內部集權體系的附屬品。經濟地位的提升，也讓士的實力進一步增強。春秋時候的士，在參加戰鬥的時候，他們的武器和糧食都是自備的，在卿大夫實力比較弱的時候，他們只能當炮灰，但是隨著卿大夫階層的崛起，在卿大夫和國君之間的權力博弈中，士，卻成了壓彎天平的最重要的一棵稻草。

在春秋的早期，士固然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財富，但是他們的角色，只是替奴隸主貴族衝鋒陷陣，可以說送死他們要去，黑鍋他們也要背，而一旦士陣亡了，個別沒良心的奴隸主們，還會趁機收回他們的土地和人口。世態如此炎涼，奴隸貴族控制的士，自然大量流失，與此相反，卿大夫階層對士卻大加籠絡，原本在奴隸主貴族內部身份低賤的士，到了卿大夫的“家”中，卻得到了絕對的信任和權力，卿大夫“家”內部的家宰等要職，都是由原本地位低下的“士”來擔任的，對於士來說，這是一種很強的激勵：雖然只是卿大夫的家臣，但一旦卿大夫的“家”變成國家，那麼作為家臣的他們，也就能夠搖身一變當上公務員，成為地位崇高的“卿”。這樣的誘惑力，對於長期遭到歧視的士來說，無疑是非常巨大的。這比土地和金錢更加具有誘惑力。

所以在春秋後期，士的追求，就從原先的為奴隸主貴族“執王命”，變成了這時期的“陪臣執王命”。也就是說，打著“執王命”的旗號，真實的做法卻是“陪臣”。而且也有很多的士，在長期的積累中，隨著實力的提升，開始去反抗自己頭頂的卿大夫。比如魯國季氏的家臣陽高，在背叛自己的主人時，他的手下已經有了一個自己的小政府，並且自己豢養了大批的家臣，他和季氏的戰鬥打得異常慘烈，可見當時的士，已經具有了相當強的實力。而且許多的士，在地位提升以後，也開始自由地去選擇自己的主人。比如晉國時候著名的“死士豫讓”，他最早是范氏的家臣，因為范氏對他很輕慢，所以就離開了范氏，投奔了另一個卿大夫智氏，因為智氏給予了他崇高的禮遇和待遇，所以他之後誓死為智家效力。良禽擇木而棲的觀念，就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在春秋後期，士的變化有兩種，一是不再處於奴隸主貴族的底層，相反成為了新興卿大夫階層的中堅力量，對於卿大夫來說，誰能擁有出色的士，誰就能在爭鬥中從此立於不敗之地。第二就是士已經不再是奴隸主們可以隨意轉送的產品，相反擁有了獨立的地位，可以自己選擇效忠的主人，並且在遭到主人的不公正對待後，他們也有足夠的實力進行反抗。對於急於奪權的卿大夫們來說，士既是他們忌憚的力量，又是他們急於拉攏的對象。從利益共同點上說，士和卿大夫有著相同的利益，他們都是從舊體制裡脫胎而出的新階層，傳統的國君奴隸主們，是他們共同的敵人。這種利益關係，也使得他們因此結成了統一戰線，在後來的卿大夫奪權運動裡，士其實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在這個過程中，士本身階層也在分化瓦解之中，高下的分化特別厲害，比如著名的儒學宗師孔子，他和他的學生都是士，都是窮得叮噹響的士，他們周遊列國，得不到土地和人口，一生不得志。但是在當時，士已經不僅包括那些橫刀立馬的武士們，還有武功高強的遊俠，更包括了大量文化群體，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幾乎都是作為“士”的身份出現的。他們的來源也更加駁雜，比如孔夫子，他的祖先是魯國的大貴族，但是到他這一代卻成了士，等於是破落了。又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貢，他原本只是一個普通平民，但靠著經商致富後，他有了士的身份，而且富可敵國，成為能夠帶著大批車馬招搖過市的“暴發戶”。孔子的另一個弟子子路更慘，他是自耕農出身，後來也在魯國做到了高官，這些鮮明的事實，昭示了整個西周宗法制社會完全崩潰的過程，對於中國新國家體制的確立，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對於春秋時代的倫理綱常衝擊最大的，是大批沒有任何貴族背景，出身卑微的士，不斷有人飛黃騰達，做到諸侯國的高官，卿大夫的家臣，建立自己不朽的功業，這不止是這些人本身的“個人勵志故事”，更是整個中國社會的一個巨大變化，中國社會森嚴的等級制度，從此開始出現了條條縫隙。在這個亂世之中，哪怕是卑微的小人物，也有可能成為凌駕於貴族之上的人上人，這個任何人都能成功的時代，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大變革時代。而受到衝擊最厲害的，就是從夏朝時期開始確立的中國世官制度，即官員的世襲制度。比如孔子，他和他的學生都在魯國做官，但是他們的官職並不是世襲的。因世官制度國家行政體系的劃分也因此出現了重大變化。在春秋初期，官員並沒有“文官”“武官”的區別，通常都是文武合一的。隨著士的出現，尤其是士的身份的分化，大批士進入權力的高層，中國傳統行政官職的劃分，也開始出現了分化，文職和武職之間的區別日益明顯。比如春秋晚期的魯國、齊國，最早出現了文官和武將之間的區別，同樣級別的官員，也從此有了文職和武職的不同分工。而更重要的是，因為大批士的活躍，在當時的各國出現了一批出身於宗法制度之外的，不具備任何世襲官職的武裝力量，這些力量往往從屬於卿大夫，成為卿大夫擴充權力的重要保證。宗法制的崩潰和新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都是從此開始的。而隨著卿大夫權力的日益膨脹，國君被架空，在春秋後期，比如晉國這些國家，他們的國家大權，主要掌握在執政的卿大夫手中。卿大夫們的真實角色，就是國君，而從屬於卿大夫的士，即卿大夫的家臣們，也就變成了原來的卿大夫。但是這些人更希望能夠獲得名分，為了這個名分，大規模推翻原有國君的政變，也就變得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