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你，我沒有雅量！”毛澤東對著講台上的人厲聲道。
中南海懷仁堂的空氣頓時凝固，會場上幾百人的心跳似乎同時停了一下，靜得可怕。所有的目光齊刷刷地盯著發言席上那個身材矮小的人，幾位原本閉目聆聽的也驀地大睜了眼。那人的長衫在一色中山裝中顯得更是突兀。剛才此人的話還迴響在大家耳邊：“同時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什麼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被毛澤東打斷話後，那人愣了一下，但還是倔強地接著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
毛澤東冷冷道：“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
“這一點倒無關重要。”
毛澤東的臉色開始發青：“無關重要？如果你認為無關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關重要，等到第二屆政協開會，我還準備提名你當政協委員。至於你的思想觀點，那肯定是不對頭的。”
“當不當政協委員那是以後的事，可以慢慢再談。我現在的意思是想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到底是真是假。”
毛澤東有些激動了：“批評有兩條，一條是自我批評，一條是批評。對於你實行哪一條？是實行自我批評嗎？不是，是批評！”
“我的意思是說主席有沒有自我批評的這個雅量……”
眾人已經回過神來：居然有人敢如此與偉大領袖頂撞！會場立時大嘩：
“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
“不聽梁漱溟的胡言亂語！”
“梁漱溟滾下台來！”
……
講台上的人，梁漱溟，臉色蒼白，但就是不下台，雙手緊緊捏著講稿，圓框鏡片後，兩眼直視著毛澤東——直至被轟了下來。
這是1953年9月18日下午，再過29天，就是梁漱溟六十周歲的生日。
這場著名衝突的起因是幾天前梁漱溟在政協十九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發言中，梁漱溟提到了目前工農差距問題，認為新中國成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鄉村不免空虛，“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農民卻依然很苦”，“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並提到共產黨的成功主要依靠了農民，而現在不免有“遺棄”之嫌疑，“當初革命時農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國民黨反動派暴虐，與共產黨親切如一家人，近日已不存在此形勢。”話雖然有些難聽，卻出於愛護共產黨的好心。一般的看法，應該就是這些提醒共產黨不要忘本、不要背叛農民的話，大大傷了對農民最有感情的毛澤東的自尊心。 18日梁漱溟再次發言，為自己辯解，早已點燃的導火線終於燒到了盡頭。
於是，梁漱溟，毛澤東幾十年的老朋友，在北大時就認識，並在延安多次通宵縱論天下大勢的“座上賓”，一夜間成了全國人民的批判對象，一個活靶子。
毛澤東親自參加了對梁漱溟的批判。言談間嬉笑怒罵，把具有無比威力又生動活潑的風格發揮得淋漓盡致：
“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桿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
最後，大筆揮去，輕輕鬆松給梁漱溟定了性：“梁漱溟這個人是不可信任的；”“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梁漱溟反動透頂”……
在鋪天蓋地的批判文章中，有一個詞的運用頻率很高：“一貫反動”。時人當然有此看法，梁漱溟，毫無疑問是一直——如果聯繫他的一生，可以說是永遠——站在潮流之外的人。
甚至可以說，梁漱溟是以背對著潮流的姿勢登上歷史舞台的。
辛亥革命後，政局總上不了正軌，反而還愈發不堪，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考國家民族究竟該何去何從。以1915年《新青年》創刊為標誌，環繞著中國出路問題，中國思想界爆發了一場東西方文化論戰——新文化運動。參加者數百人，專著數十種，其規模之大、觸及問題之深和延續時間之長實屬近代史上空前。運動中湧現出一大批巨人，如魯迅等，矛頭直指封建倫理道德，猛烈評擊孔孟學說。戰果是輝煌的，西學當然大勝，新文化的發展勢頭簡直可以用摧枯拉朽來形容；儘管還有些遺老死命撐著，“孔家店”已經瀕臨全面崩潰的局面，盛行幾千年的儒學雖說還沒有淪落為過街老鼠，但在大多數人，尤其年青人眼裡已經成了腐臭的殭屍、可笑的小丑。
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來到北大授課。剛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長室，當著當時在場的陳獨秀的面問校長蔡元培對孔子是什麼態度。蔡元培感到突然，猶豫了一陣才回答說他們並不反對孔子，儒家學說作為一門學問值得研究，至於孔子歷史上的影響和地位可以討論。梁漱溟正色道：“我不僅僅是不反對而已——這次來北大，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不再做旁的事。”4年後，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問世，乾脆高高供起釋迦放在一旁，全力發揮孔子思想，從文化淵源和人生哲學上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全面的清算。
來到北大那年，他不過24歲，絕對算是青年。
不僅僅在學術上，他的反大流甚至反到瞭如何對待賣國賊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五四時，群情激奮，曹汝霖住宅被焚，章宗祥被痛毆。而梁漱溟在當時唯一的公開評論中，卻強調曹、章也應該享有公民權。
其實早在兒童時，梁漱溟便已經形成了這種對主流意識有自己獨特認識，決不肯隨便附和的性格。他作文喜好翻案，先生的評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不過跟著還有一句：“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
這種性格應該來自於他對父親梁濟的遺傳。梁濟一生始終是個異類。朝廷守舊之時便已經醉心西學，鼓吹革新立憲，批判傳統文化；等辛亥成功清廷真個退了位，新政當道，倒立志為清朝殉節；張勛想復辟，又不以為然，極力勸阻；復辟失敗了，卻致信張勛以死節相勵——張勛才沒有活得不耐煩呢，拍拍屁股跑到荷蘭使館避難去了。
於是，他自己投了湖。遺書是這樣寫的：“梁濟之死，系殉清朝而死”。
或者，一生矛盾的梁濟自殺並不是殉清，因為他多次說過擁護共和；而是一種絕望，對時局、對政見、對新舊學——對人生的絕望；左沖右突一生，卻仍然看不清道路的絕望。當時很多人都已經看出殉清背後這更重大的意義，包括新派陳獨秀徐志摩等人在內，都感嘆，他這是為了淪喪的道德殉節，確切說，是殉道。
梁濟應該認為，目前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實還是一條死路；而他卻無法找出正確的方向。於是，投了湖。
梁漱溟從父親那裡遺傳來的不僅僅是不從俗的性格，更多的還是對天下事的責任感。梁濟一生從未處於歷史的風口浪尖，除了自殺之事稍微引起些注意，可以說很平凡。大半輩子只是做塾師、幕僚，年屆四旬方以舉人入仕，也不過做些中下層閒官。這類人，一般來說只要自己願意，任他時局再變，生活可保無虞，盡可以優游卒世，可他卻因為對世事的絕望而選擇了自殺。這種悲壯高尚的心態在遺書中說得清楚：“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這充分錶現了他的骨子裡被深深烙上了儒家大丈夫當“兼濟天下”的烙印。
父親的人格無疑給了梁漱溟最深刻的影響：從小便立志做個偉人，拯萬民於水火之中。後來梁漱溟回憶童年這樣寫道：在父親的感召下，“使我幼稚底心靈隱然萌動著對社會對國家的責任感，而鄙視那般世俗謀衣食求利祿底'自了漢'。”
這種責任感隨著梁漱溟的成長一日日加強，使他小小腦袋中充滿了與年齡極不相稱的大命題，他寫到：“我自十四歲進入中學後，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驅使我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活著為了什麼；二是社會問題亦即是中國問題，中國向何處去……總論我一生八十餘年的主要精力心機，無非都用在這兩個問題上。”
父子是如此的相似，梁漱溟一度也想過自殺。
1912年6月底，梁漱溟病痛多年的母親終於得到了解脫，至親的逝去再次誘發了隱藏在梁漱溟心底多時的魔障——他開始暗暗籌劃著離開這個人世。多年後他不止一次提到這段精神迷亂的時期，可每次敘述都有所不同。但有一種記載最能說明問題，他說那時想自殺的原因是“要強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討厭自己；此原故是一面要強，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
他已經說得很清楚了，起了自殺念頭，只因發覺自己的力量太小，面對這個苦難的世界竟然無法使出哪怕只是一絲一毫的力氣。
這其實是每個剛走上社會的年青人都經歷過的理想幻滅階段，然而相比普通人，這打擊對從小就立志做聖賢的梁漱溟卻格外沉重。同時他的第一份職業——記者，又把這種幻滅真真切切地放大了很多倍，把整個世態的醜惡清清楚楚地擺放在他眼前。他回憶說：做記者期間“以與社會接觸頻繁之故，漸曉得事實盡不如理想，對於'革命'、'政治'、'偉大人物'……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兇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所遇不到的，此時卻看見了，頗引起我對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
最苦悶之時，一聲梵唱於頭頂響起，少年時為探求人生問題而涉獵的佛典在黑暗中大放光明，二十歲的梁漱溟頹然跪倒於釋迦腳下。不久梁漱溟便以為得了大徹悟，人生本苦，能解救的唯有佛祖的大慈悲大法力。於是他“決定立願出家為沙門”，同時開始吃素——此習慣保持終身。
但從小形成的社會責任感仍然時時刺痛這個年青人，他並不能做到心如止水絕緣紅塵——那樣的“自了漢”是他一直最鄙夷的。禪房中，有的不僅僅只是佛經，百家著作堆了一地——漱溟還是未能忘懷世事，還是致全身心之力為這板蕩的人世尋找著藥方。甚至可以說這種心情越來越急迫，尤其是1917年南下湖南一行，正值兵燹，沿途觸目驚心，百姓苦不堪言，漱溟慨然提筆，做《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熱血重新沸騰起來。文中他寫道：“今日之宇內更無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國之樞機者不在秉鈞之當局，而在吾曹！”看來，他已經調整好了心態，準備挽起袖子救濟蒼生了。
1917年，梁漱溟終於推開那扇緊閉多年的禪門，重新回到了人間。在世人眼裡，時隔幾年後的梁漱溟，還是那個冷峻中帶著高傲神態的小個子，似乎一切和幾年前沒有什麼改變；然而梁漱溟自己知道，這時的他已經不再是那個絕望的青澀後生，而成了一個力大無窮的巨人。他堅信，自己已經為這片悲慘的大地——哦，應該是整個世界，所有的人，找到了一味靈丹，足以將所有的地獄點化成為天堂。就像他在《究元決疑論》的跋中說的：“為世間拔諸疑惑苦惱。”
他現在心中再無疑慮，認為自己已經得了大道——已經是一代宗師。
梁漱溟苦思多年的大道，正是被攻擊得奄奄一息的儒學。
他對儒學的皈依，看起來很有些荒謬。由於梁濟雅好西學，認定傳統文化於中國無益有害，打小對漱溟進行的教育便是西式的。六歲開蒙時，漱溟學的第一本教材不是《四書》，而是介紹世界歷史地理的啟蒙讀物《地球韻言》，後來入的也是新式學堂，接受了西化的教育；直到成年，梁漱溟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經典“竟未一讀”。很長一段時間，他對儒學並不看重，說：“漱溟初入於出世思想時，蓋甚薄視孔子，及後乃從此問題證出孔化之至足貴。住世思想之最圓滿者無逾於孔子，其圓滿抑至於不能有加……”
何因竟會讓一個受多年西化教育的新青年猛然轉回到儒學之路上來，外人很難細析，就是梁漱溟自己說來也很有些神秘。據說有天作文，下筆總不如意，思路空前的混亂。他不禁詫異，擲筆長嘆。為了清心，隨手翻閱案頭的《明儒學案》，忽見“百慮交錮血氣靡寧”八字，驀然心驚頭皮汗出，從此有省，遂棄出家之念。
後來梁漱溟回憶一生，連自己也覺得好笑：“在學校根本未讀過孔子的書，結果講了孔家哲學。”
這是巧合還是命運的嘲弄？搖頭晃腦背著四書五經長大的胡適，和從小念著太平洋、大西洋、ABC的梁漱溟，怎麼到頭來卻調了一個個呢？
抑或，是胡、樑等等，都有著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門學說的真諦，卻需要來自遠距離、甚至是反方向的觀察才能真正體認嗎？
其實梁漱溟的推論過程與陳獨秀等時代弄潮兒基本相同，都是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直至辛亥革命後的混亂這延續的一連串慘痛教訓中看出了這麼一個問題：“西洋這些東西並非憑空來的，卻有它們的來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下同）。”英雄所見略同，都發現不僅僅鐵甲、火砲、聲光電是皮毛，就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也是一樣是枝葉；他們順著藤一路摸了下去，都摸到了最後的根本：“它們的來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所以他們都認為，中國的種種不成功，“全然不是一個人的罪過，全然不是零碎的問題”，而是“整個文化不相同的問題”，“最根本的就是倫理思想——人生哲學”，“對此種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則所有的改革皆無效用”。所以，“現在最要緊是思想之改革——文化運動——不是政治問題”。
在梁漱溟看來，這個問題有三種解法：對傳統文化的摒棄、調和，或者進行改造使其重新翻身。當時主流在於前兩種方法：激進些的說中國的癥結在於“自己不長進”，“乃至道德都不對的”，應該連根拔去，整出沃土來栽培西方先進倫理；沉穩些的則試圖調和中西，以求通融；而梁漱溟卻提出了獨特的觀點。
他以為，人類有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變換自己的意思調和持中”、“反身向後要求”，分別以西方、中國和印度文化為代表。用個比喻，有人得了間漏雨的小房子，西方文化是想盡一切法子補好漏洞；中國則是調整自己的心態，將漏雨化作一種詩意，做到隨遇而安怡然自得；印度更乾脆，如鴕鳥般把頭扎入沙中，取消這個問題：有這房子嗎、要這房子嗎？
他並不認為中國和印度的文化落後於西方文化，而認為目前“西洋文化的勝利，只在其適應人類目前的問題，而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敗，也非其本身有什麼好壞可言，不過就在不合時宜罷了。人類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國人自也這樣，他卻不待把這條路走完，便中途拐彎到第二路上來；把以後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為人類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還處在第一問題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哪裡能容你順當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種暖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樣鮮明；並且耽誤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問題之下的世界現出很大的失敗。”儘管他多次說過東西方文化原本沒什麼高底之分，言下卻隱約有東方文化高於西方之意：無力只是由於早熟。
西方文化在他看來，儘管成就很大，卻充滿了危機：使得“宇宙和人生斷絕隔閡，矛盾衝突，無情無趣，疲怠垂絕”，以致“病痛百出，世人都想拋棄它”——不是連西方哲人杜威和羅素，都對自己的文化反感，對遙遠的東方文化有著真誠的嚮往嗎？而印度文化，卻由於看得太透，直面了人類永遠不能解決的生老病死這個終極無解的題目，也並不適合當今社會，“此刻還早的很，是極顯明的”。
所以梁漱溟認定，儘管目前東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迫，幾有斷絕之虞，但這卻是暫時的，中國文化不僅僅不應該斷絕、也不會斷絕；不僅僅會在中國復興，實現中國的富強，更是會走向世界——“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複興！”正如古希臘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運一般。
在這個基礎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度世良方：
第一，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
第二，對於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這個改法絕不是調和，因為這幾種文化並不能相通：“中國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條路線，因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幾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線而少走些路，那麼慢慢走終究有一天趕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別的路線上去、別一方向上去，那麼無論走多久，也不會走到西方人達到的地點上去。”
第三，批評的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出來。
他認為所謂東方文化，孔子無疑是理所當然的代表——梁漱溟於是為自己定下了一生的事業：發揮孔子學說，弘揚東方文化。
梁濟應該感到欣慰：他的兒子，不到三十歲，就找到了他自己理想中的正道。
此說一出，梁漱溟“暴得大名”，以區區講師成為學術界知名人物、新儒學的開啟者。當然，正值西方思想方興之時，世人對這種逆流的學說自然是貶多於褒。對評論他的文章，無論褒貶梁漱溟很少做答，直到胡適做了那篇在他看來“語近刻薄”的評論文章後，才寫信抗議；請胡屈尊用些心思“俯察”原書後再說，不要“像看北京《晨報》一樣，匆匆五分鐘便看完”——他認為胡適沒有真正弄懂他的理論。
但不管別人如何看待他的學說，梁漱溟心中坦然，他認定自己掌握了真理。
自認開悟的梁漱溟現在已經堅信，自己就是那個兩千五百年後在危難關頭復興孔子思想的人。這種自信在1942年避日軍從香港逃到廣西後寫給兒子的信中表達得很明白：“孔孟之學，現在晦塞不明”，而弘揚重光之任“除我外，當世亦無人能做”，“'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甚至逃難途中，他面對遍地炮火匪盜安然自如，絕不信自己會有危險——宏道事業未成前，上天是不會讓他死的：“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萬不會有的事！”
也許真是上天的安排，梁漱溟一路逃來居然甚是順利，處處有朋友幫忙，人人對他尊敬，據說他是香港淪陷後最早脫險的文化人。
自然，這封信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說他狂妄不自量。但梁漱溟毫不理會，只是根據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做去——他認為，光寫在紙上不能落實的思想絕不是真理。本著對儒家文化的“新認識”、“新設想”，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腳踏實地的改造社會：辦學、鄉村建設；同時，為了天下生靈，他一次次風塵僕僕地於國共兩黨間奔走疾呼，苦口婆心地想促成和平、弭滅戰火……
民國中後期，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梁漱溟都是不能忽視的一個人。當然在不少人眼裡，他很有些迂腐。這種迂腐當年在曹州辦學時便可見一斑：為了倡導財產公有的觀念，他實行學生自願交納學費的製度，三個月便導致全校癱瘓，還落得學生不交錢卻嫌伙食不好的埋怨，只好辭職了事。後來在國共兩黨間勞而無功的彌合，時常搞得兩頭受氣，憂國憂民的同時多少也顯現出這種天真。最不可思議的是，他竟然在1949年，國民黨陷入絕境時出這樣的提議：凡是國民黨高位者，自認失敗，對不起國家人民，一律隨蔣介石下野，“閉門思過”——他對行政院長孫科說：“好漢做事好漢當，你孫科如果有勇氣，就應當向國人請求把一切罪過一人承擔起來，自殺以謝天下！”接著掉轉話鋒，呼籲共產黨宣布三年休戰，而且對國家人民所遭苦難，同樣要感到歉疚！
也許梁漱溟並不是不知道道德在亂世時的蒼白無力、自己這些努力根本無濟於事，但在他看來，這正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真誠。這種精神的根本應該是孔子說的，人人心中皆有善性——他以為後世幾乎沒人能理解孔子的本來精神，而多宗於荀子的性惡論，以至多從外面用力，約束限制猜忌防備，失盡了那份最寶貴的“真”。這就是他說的：要“批評的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出來。”他並不認為這是迂腐，而是如孔子那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
同年四月，百萬雄師過大江後，毛澤東寫下了一首著名的詩，其中一聯是：“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這，就是對他提議的回答。
終於，他與毛澤東面對面了。
可以說，與新文化運動時相似，梁漱溟和毛澤東也是由一樣的推論過程得出了不同的答案。兩人都把重建中國的希望放在了農村，都覺得中國必須由下到上完成建設。梁漱溟最接近毛澤東的觀點是，他也認為建設農村的事業必須依靠群眾自己：“鄉村建設的組織必須依靠人民自己，而不是一個依靠外力維持的組織。”
梁漱溟鄉村建設的理論基礎是中國的困境在於“東不成，西不就”，“舊轍已經脫失，新軌未得安立”，文化失調。而城市，卻浸染西方習氣過多，“將中西弊惡匯合為一”，改造起來困難得多；寄希望於上層向下改造也已經充分證明了只是幻想——軍閥權貴只能割據破壞。所以他的計劃是在多少殘留些儒家道德的農村開始國家重建。正是這點，使得梁漱溟視共產黨建國初期把工作重點轉到城市看成錯誤：你把農村搞好了嗎？政事和文化協調了嗎？根基不穩，怎能冒進？
根本的區別在於，梁漱溟希望農民覺悟之後，最終獲得的是和諧仁愛這個儒家根本思想，而毛澤東卻交給了人民刀槍。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來說，兩人著眼的，都不是眼前的三五十年，而是為蒼生尋找著一條能一直走下去的永恆之路，都想跳出歷史興替循環百姓輪迴受難的圈子。只不過梁漱溟採取的方法是教人向內協調心靈，以取得整個人間的和諧；而毛澤東是向外用力，解放人民的思想，讓人民了解自己的能力並永遠掌握力量，以隨時監督和反抗、由人民自己來防止上層的腐敗墮落——文革，在我看來，可能就是毛澤東這種設想的一次大膽嘗試。毛澤東試圖把人民改造成軍人、革命家；而梁漱溟卻希望他們都能成為君子。
從三十年代起，兩人便有過多次辯論，但誰也不能說服對方。好在當時的急務是抗日和統一，全局建設方案還不過是空想；但當這個任務真正擺在毛澤東面前時，他再不能容忍梁漱溟這種不識時務對政局指手畫腳的人了。
還可能是，梁漱溟堅持己見毫不妥協的脾氣、多次堅拒當官的清高、還有那一副不苟言笑莊重嚴肅的“聖人相”，早已經在毛澤東心中種下了敵意吧。更何況，他竟然在農村問題——共產黨的看家絕學上大放厥詞，毛澤東氣量再寬宏也覺得不能忍受了，當時他的這幾句話很能體現他的惱火：“說梁先生對於農民問題的見解比共產黨還高明，有誰相信呢？班門弄斧。比如說'毛澤東比梅蘭芳先生還會做戲，比志願軍還會挖坑道，或者說比空軍英雄趙寶桐還會駕飛機'，這豈不是不識羞恥到了極點嗎？”
建國才是第四年，梁漱溟便成了“不可信任”的“偽君子”。
紅潮已經過去，是是非非也分清了大半；毛澤東的功過已被論定為七三開，但梁漱溟的觀點卻還有待爭論。
可儘管他的思想有著這樣那樣的矛盾，所有人卻都承認了這個事實：他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我們怎麼看待自己的傳統文化。
當然，如前文所提，文化對國家民族的重要性先賢已經說得太多，再不需要我們懷疑。我們也已經清楚，民族自豪感自尊心還都是次要的，所有的重點只有一個：生存和發展。
似乎驗證了梁漱溟的理論，輝煌之下我們的國家確實出現了危機。中國人是向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信仰的，那壓了幾千年的三五座大山轟然崩塌之後，一身輕鬆反而茫然不知所措了。於是國人現實、鬆散的劣根性充分錶現了出來，他們中很多人的目標只剩下了金錢與權勢，甚至在道德上都自由得失去了大部分約束——中國人簡直成了最現實最直接最會鑽營的民族。
這正是失去文化根本產生的惡果。
這只是中國的問題。另一種現像似乎也驗證出西方文化同樣出現了危機需要救濟：世界範圍內，心理疾病越來越嚴重，幾乎人人都有著不同程度的精神疾患。
這些問題實在太大，連梁漱溟窮一生精力都好像沒能表達明白。也許他認為自己的理論是很圓通的，但他的學說卻被人發現有著那麼多的含糊和歧義。
也許還確實沒人能真正理解梁漱溟的學說，但有幾個問題是不得不提的，很多人看出，他的理論起碼有兩個大缺陷：一是以孔子的思想代表整個儒家思想，又以儒家思想代表整個中國人的思想，未免以偏概全；二是他論定西方終究會走到中國文化的路上來，又違背了他自己關於東西方路子不能相通的論點。
對他“對於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的觀點，也有人質疑，說這根本就是矛盾。還有人說他仍然鑽不出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藩籬。
這一系列問題留待專家去研究吧。我只是認為，他說的“對於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的意思，可能正類同於中醫的一條基本原則：只要在中醫理論指導下運用的藥，就是中藥——不管是青黴素還是維他命。這應該才是真正的全盤承受徹底吸收。
我們面臨的，還是當年梁漱溟、陳獨秀、毛澤東都一樣看到的那個問題：對傳統文化，我們該怎麼辦？摒棄、調和，還是改造使其重新翻身？ ——若是改造，到底要怎麼改法？
歷史早晚會驗證梁漱溟的理論，現在最需要的是思考。
梁漱溟一刻也沒有停止思考。被趕下政治舞台後的幾十年，他退回了書齋，做起了“書齋裡的學問”。窗外紅旗滿天飛，口號震地響，他埋頭燈下，撰寫一生總結性的著作《人心與人生》和《東方學術概觀》。當然，那場浩劫裡，中國容不下一個書齋，他必然也逃不脫被游斗、抄家，但他一如既往地沉靜，心平氣和而冷峻地觀察著這個荒謬的運動。對滿天飛舞的漫罵攻擊他的大字報不屑一顧，至多說一句：你們要批我，先看懂我的文章再說。只要條件允許，還是做他的學問，《儒佛異同論》便是白天掃廁所時構思，晚上在雜貨房裡寫成的。
分組學習文化大革命，大家熱烈發言，爭先表達“堅決擁護”時，他認真閱讀著報紙、文件，卻始終不說一句話……
抄家時，看著祖傳的藏書字畫被滿腔激憤的紅衛兵投入火中，看著夫人被罰跪在身旁，他一言不發，冷冷地看著珍貴的圖書化為灰燼……
批判他的會議中間休息時，他旁若無人地在政協禮堂練著太極拳……
1970年，梁漱溟被通知參加討論“憲法修改草案”，他一眼看出草案的荒唐：居然規定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那時一般人的膽早已經嚇破了，誰也不敢說話，他挺身而出：“這次的草案中，不僅列有個人的名字，而且還規定好這個人就是接班人。這種做法是不妥當的。”震得會場鴉雀無聲，大家面面相覷，不知嚇出了多少人滿身的冷汗。
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風頭正勁，作為有名的東方文化研究者，組織上責令梁漱溟出來表態。 2月24日，梁漱溟衣冠整潔，手提皮包步入了禮堂。在講台上站穩後，闢頭就是一句：“我只批林，不批孔。今天我們應當如何來評論孔子？”他不管下面像是炸開了鍋，花了兩個半天時間為大家好好上了堂全面詮釋孔子文化的大課，說孔子在人類史上功大於過，即使有過，不少也是後儒之失，孔子不任其咎——他把批判會當成了課堂。會議主題馬上由“批林批孔”變成了“批林批孔捎帶批梁”。 2月到9月，大小批判會總計100多次。 9月底，批梁運動算是收兵，最後總結性的集中批判大會上，組織者覺得梁漱溟該老實認罪了，特意問他可有感想，梁漱溟一字一句地回答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主持人勒令他解釋，他說：“'匹夫'就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著只是堅信他自己的'志'。什麼都可以奪掉他的，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歷史還記載了，他是在“兩個凡是”氛圍中發表公開講話否定文革的第一人。
正是這種骨氣，深深折服了大洋彼岸的美國學者艾愷，他由衷地讚歎：“在近代中國，只有他一個人保持了儒者的傳統和骨氣。”所以他把自己研究梁漱溟的著作命名為《最後的儒家》。 1980年，他終於見到了這位研究對象。那時正值暑天，而梁漱溟依然穿著一襲長袍。
但一見面，梁漱溟就聲明他是一個佛教徒，並且說有個多年的心願：“隱居山寺過一個僧人的生活”。
艾愷指出，他曾經在1921年公開宣布拋棄佛家而轉向儒家。梁漱溟和藹地說：“這沒關係，我拋棄了佛家，但又沒有拋棄它。”
這禪宗機鋒一般的話頭，不知艾愷是否能理解。或者，那個著名的佛教典故能解釋這句話。當年地藏王證得菩提，原本可以成佛，但見眾生苦難，便生大慈悲心，發下大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
梁漱溟心裡，佛儒原是一樣，都是救世的手段，不過目前需要的只是儒學罷了。在他看來，眾生皆是悲哀，他說過：“我並不以人類生活有什麼好，……我很曉得人類是無論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執——我執、法執。”他眼中，眾生皆苦，農民苦、工人苦、軍閥苦、政客苦、文人苦、陳獨秀苦、胡適苦、國民黨苦、共產黨苦、紅衛兵苦，甚至毛澤東也苦，當然他自己一樣的苦。但他已經找到了能救濟這苦世的法門——孔子的儒學，這法門正如觀世音菩薩淨瓶裡的甘霖；而這淨瓶，梁漱溟看來，如今正在自己手中。
他看著面前高鼻凹眼的艾愷，有沒有想起當年說過的話呢：
“我又看著西洋人可憐，他們當此物質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復，而他們所謂精神又不過是希伯來那點東西，左沖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謂未聞大道，我不應當導他們於孔子這一條路來嗎？”
圈椅上，八十七高齡的梁漱溟正襟危坐，鼻樑高聳，嘴唇緊抿、目光深邃中帶著些冷冷的傲氣。
八年後，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最後一句話是：“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
除了等身的著作，他為我們留下一個問題：他真是最後的儒家嗎？
或者應該問：儒家，真的到了最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