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5日，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生命與他的政事一樣都走到了盡頭。這幾個月，袁世凱在舉國討伐下眾叛親離，大局已經糜爛不可收拾，急火攻心，他原本患上的膀胱結石轉化為尿毒症。中醫幾天前就已經束手無策，法國醫生貝熙葉一番忙碌後，也無奈地攤開了手。
現在，接受遺囑的一干人圍繞著病榻，看上去每個人的神情都是無限悲戚，但誰也不知道他們此刻心裡到底在盤算著什麼。
打了一針強心劑後，昏迷多時的袁世凱悠悠醒來，疲憊地環顧了一下，無神的目光停在了徐世昌臉上。
“菊人，”他費力地輕輕叫著世昌的號：“我已經是不中用的人了……”
徐世昌看著奄奄一息的袁世凱，想著這麼個強人，十幾年來在中國大地上翻雲覆雨的好漢，居然落到這個地步，不由一陣心酸，勉強安慰了幾句。
此時袁克定見父親醒來，連忙附在袁世凱耳邊提醒道：“金匱石屋。”石屋是總統存放繼承人名單的所在，這小子到了現在想著的還只是那個誘人的大位。
袁世凱似乎沒有聽到，或者不去理會，只是嘴巴張闔，喃喃地說著什麼。眾人都附身上前，竭力分辨許久才聽出來是這麼句話：“他害了我，他害了我……”
很快，袁世凱又陷入了昏迷。
徐世昌不知怎的，突然記起袁世凱少年時寫的一聯詩：“大澤龍方蜇，中原鹿正肥”，看著病榻上袁世凱晦暗慘淡的臉，頓時淚下。
次日上午十時，袁世凱病逝於中南海居仁堂，時年五十七歲。
“他害了我。”這“他”，袁世凱指的是誰？野心勃勃的兒子？希圖攀緣富貴的小人？背他而去的部下？抑或，不是某個人，而是“它”？
這害了袁世凱的“Ta”，到底是什麼？
當那段風雷怒濤般的歷史終於塵埃落定後，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無論袁世凱本人認為這“Ta”是誰、是什麼，反正真正的禍魁只有一個：稱帝。當中華民族已經開始走向共和後，這個瘋狂的歷史倒車，拖著袁世凱深深陷入了遺臭萬年的爛泥潭。
袁世凱一生經過了很多可怕的險灘惡浪，然而，他卻像一個天生的弄潮兒，憑著當時無人能及的手腕和膽略，每過一浪，使自己的身價漲上一層。維新告密、清廷忌恨欲誅、殺辛亥功臣張振武、刺政治家宋教仁、賣國借款……儘管沿途留下無數惡名，卻一路走得風生水起，直至成為整個中華大地上最重的砝碼。
即便是被清廷開缺趕回老家，他還是能牢牢地控制著北洋軍；即便是1913年，鬧得轟轟烈烈的討袁“二次革命”，他還是不到兩個月便能以全勝結束——而這次革命的結果是，袁世凱的勢力從此伸張到長江流域和南方各省，這些地盤之前一直由革命黨及一些其他非袁派系所控制。
這樣一連串的勝利，稱帝之前，幾乎從來沒有離開過袁世凱。
袁世凱也曾有過巨大的輝煌。
1912年，一條嶄新的金光大道鋪在了袁世凱腳下。在當時留下的照片上，後人可以看到，一身戎裝的大總統氣宇軒昂，躊躇滿志——儘管那幾楨黑白照片早已經泛黃，但誰都可以想像，這時的袁大總統一定是滿面紅光印堂發亮。
所有人都期待這位大總統帶領著多災多難的炎黃子孫告別屈辱，走向復興；很多善良的人更是早早為袁世凱預備下了一個彪炳史冊的神聖勳章：中國的華盛頓。如這年2月，辭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致電袁世凱時就說：“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有華盛頓一人，公為再現。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第一華盛頓。”
袁世凱看上去也的確能令人放心。雖然身材矮了些，但壯實可靠，誠懇謙遜，講義氣、重朋友、敢擔當，經驗豐富，新舊人物都能接受，在一般國民，尤其是還沒搞清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的人心目中，威望也許比孫中山還略勝一籌。連孫中山會晤袁世凱後也十分滿意，一次演講時，他熱情洋溢地讚揚袁世凱：“餘信袁之為人，甚有肩膀，其頭腦亦甚清楚，見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過作事手腕稍涉於舊；但辦事本不能盡採新法……欲治民國，非具新思想舊經驗舊手段不可，而袁總統適足當之，故餘之薦項城（即袁世凱）並不謬誤。”——他認為自己把民國重擔交到此人手裡實在是英明極了。受風雲人物如此誇獎，這絕不是第一次。李鴻章臨終時還不忘舉薦這個老部下：“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其右者。”
酒宴上，孫中山對著袁世凱舉杯高呼：“袁大總統萬歲！”一時間，民國處處歡欣鼓舞掌聲雷動。
有誰記得，此時的袁世凱是什麼神情呢？惶恐？謙虛？欣慰？滿足？或是不動聲色？但這沒有意義，這號人物，表情和心機間何止差著十萬八千里。
反正，此時的袁世凱，站在了他一生事業的最高峰之上。
袁世凱既然能讓孫中山和李鴻章都叫好，當然有其真材實料。他的手段謀略，不用說是世所公認的高明老辣；在重重迷霧中冷眼參透利害關鍵，更是他的看家絕學；可如此袁世凱，聰明一世，怎麼在最後關頭竟然會做出稱帝這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荒唐之事呢？
很多人猜測，袁世凱臨死說害了他的“他”，是指兒子袁克定之流為了自身富貴慫恿他恢復帝制的一干人。在袁世凱看來，這個“他”確實應該算是送他走上絕路的“大功臣”。後世都把當時楊度、梁士詒等人組織的什麼“商會請願團”、“孔社請願團”、“車夫請願團”，甚至“乞丐請願團”、“妓女請願團”，熱熱鬧鬧地勸進大位，定性為袁世凱強奸民意欺騙世人的伎倆，但在其中，袁難道真的僅僅是個幕後的策劃者嗎？他本人是不是多少也是別人欺騙的對象呢？
一件事也許能說明些問題。恢復帝制正在緊張籌備時，袁世凱想了解一些外界民眾的真實想法，於是取了份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來看。一眼掃去，滿目是頌諛擁戴之辭，老袁滿心歡喜，以為民心如此何愁大事不成。哪曾想，這卻是份袁克定令人炮製的假報，發行量不大，天底下可能就此一份。
其他手段就更多了。從穿長袍的風水先生到西服革履的摩登堪輿家，從街頭術士到西洋占卜大師，團團圍住袁世凱，口口聲聲天命不可違、真龍下凡，如此這般幾月黃湯灌下來，還有幾人能仔細對著鏡子照照自己到底長什麼樣呢？
當然，袁世凱這樣的角色，外人的影響再大也是次要的，根本在於，他自己血液中流動著永不滿足、永不能屈居人下的野心——這倒是不折不扣遺傳給了袁克定。打個比喻，對於袁世凱，只要眼前有更大的果實，無論手裡已經到手了多少夠不夠吃，都要費盡心機再去采了來。他的生命，原本就是一個攀緣和攫取的過程，他永遠無法忍受寂寞。當上大總統後，天底下能誘惑他的只剩下了一樣東西：皇位。可以想像，假如帝位鞏固，他應該還得想著法子折騰，像秦始皇那樣追求長生不老。
天命民意私心皆不可違，終於，袁世凱決定，於1916年元旦登極。
也許說這樣的話可能會令很多人勃然大怒，但我以為袁世凱的複闢帝制，除了他本身貪婪的野心和私黨的蒙蔽攛掇外，還應該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或者說，還有一些不得不如此行的苦衷——起碼在袁世凱看來可能是這樣。
我們不能把一代梟雄想像得如此簡單如此機械。
辛亥革命槍響，南北合力，輕輕鬆松逼清室退了位；諸先驅一鼓作氣，將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政體移植到這片陳舊的土地上，中華民國終於呱呱墜地。
其間的恩恩怨怨不再多說，反正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取代孫中山成為大總統。 4月，南京臨時政府解散，臨時參議院遷至北京，南北統一。
之後，很多教科書開始這樣寫：“袁世凱一當上臨時總統，即別有用心地下令裁軍；接著命令南方各省將大部分軍隊遣散……使南方革命武裝力量大大削弱，為進一步消滅革命勢力作好準備。”（卷20，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用說老一套的“狡兔死走狗烹”、“杯酒釋兵權”之類所謂的封建統治權術，大家都清楚，無論哪個新成立的國家，只有中樞能做到掌握大局，運轉政事如以頭使臂以臂使指，方能算是真正站穩了腳跟，算是真正開了國。地方一門心思籌劃著發展自己的勢力，無論如何對整個國家都是不利的，隨時有崩析的危險。
當時擺在袁世凱面前的，有兩個最重要的任務：一是集權中央，二是把這權力分配出去。分配權力不必多說，無論是誰，都想把它交給親信、忠於自己的人；以排擠異己來論定袁世凱包藏禍心也許有失公允。至於說袁世凱削弱南方武裝是“為進一步消滅革命勢力作好準備”，話當然不錯，可誰希望自己統治的地盤坑坑洼窪，這裡一道寨那裡一個坎呢？而當時袁大總統治下的國土，說是統一了南北，卻只是形式上的統一，北京政府對南方很多省份，如蘇、贛、粵等，實際是鞭長莫及，集權任務很是艱鉅。不說別的，剛開張的北京政府正是急需用錢的時候，可如今南方各省卻將原本應該上繳中央的稅收幾乎完全截留自用，吃飽了抹乾淨嘴巴等著看老袁兩手空空變戲法呢。
且不提南方。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束縛下的袁世凱看起來風光，其實日子並不好過。民國根據《臨時約法》實行責任內閣制，大總統頒令，必須由國務員副署才能生效，這一規定使國務員有效地限制了總統的權力；而參議院作出的決定，大總統卻必須執行，即使不同意，只要“到會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仍執前議”，總統還得執行。這種制度的確體現了民主，但不可諱言，當時內閣和總統之間的衝突，與其說是為了國家民族利益，更多的是帶有濃厚的政黨偏見，甚至是私人恩怨。而這種情況在當時的民主人士看來卻是很滿意，他們似乎認為分黨相爭才是民主，才是共和國最好的氣象。於是無論什麼法令出台，先得吵吵嚷嚷爭論一番，管你誤不誤事；有時國會紛爭，累日不能決一條，經月不能頒一律。
戴著緊箍咒的袁世凱甚是苦惱，他覺得這種制度下事事不順手，有次在一份文件中透露了這種心情：“一年以來，國中待治極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眾望，”他做為大總統已經仁至義盡，“為國擇能，尤深兢業，遵據《約法》必須求同意於議院”，而議院卻是“黨見既紛，意存掣肘，提出否認，至再至三……”
這種情況連一些革命黨人都看不下去了，章太炎就曾說：“政府之無能力，在參議院之築室道謀，議在錐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紛爭；始以黨見忌人，終以攻人利己……名曰議院，實為奸府！”呼籲“宜請大總統以便宜行事”！孫中山也對此表示了同情：“其今日欲辦之事，多方牽制，誠不易於措施也。”
撇開政見之爭，也暫且不計較手段的優劣，若想真正能使政令號行全國，統一政局，平心而論，袁世凱想集權的目的不謂不合理。不是連宋教仁都準備成立一個清一色的國民黨內閣，自己當總理，掌握全局嗎？
所以袁世凱一登台便展開手段，熟門熟路地開展一系列集權中央、集權自身的動作——“為進一步消滅革命勢力作好準備。”
孫中山說袁世凱的手腕不免“稍涉於舊”，其實對袁世凱來說，手腕根本沒有新舊之分，只要能達到目的，什麼招數都可以使。革命黨人想用幾條約法捆住老袁，就如同想用燈心草拴條大牯牛，實在是太天真了。袁世凱從小便不受任何教條約束，循規蹈矩的八股文章便做得極臭，使教他作文的張謇苦著臉連修改也無從下筆；對被孫中山等人視為至高無上的約法政體什麼的條條框框，他的對策很簡單：“無論政體如何解決，總期權操自我。”
憑著在大清朝歷練出的本事，袁世凱修改約法，擴大總統權力，一步步走得還算順利，儘管身後罵聲不絕，卻不甚痛癢。沒費很大力氣，袁世凱只用一兩年功夫就取消了掣肘的責任內閣制度，當初那個幾乎是空有其名的虛職總統，搖身一變，成為名副其實掌握所有大權的大總統。
當然手段的確不堪，金錢美女、暗殺恫嚇，甚至敢明目張膽地逼著憤憤不平的議員一天投三次票，直至使他老袁得到法定當選正式大總統的票數。別說三次，如果需要，四次五次也得選下去，不怕你不選我老袁——不選的不給東西吃，不准出去。餓還好說，誰能忘了那些煙癮大發的議員涕淚橫流打躬作揖的狼狽相？
可饒是袁世凱使出渾身了解數，效果還是不能令人滿意，國事仍是一天天壞下去。儘管京中政局在他的強壓下看起來老實了許多，可地方武裝勢力卻始終無法削平，反而日甚一日地萌發著大大小小的異心。一系列精心的籌劃，如廢督、虛省設道、文官政治，想削弱各處軍閥，簡直是與虎謀皮。一斤政令發下去，最多執行二兩，甚至暗中扔還給你一斤半。袁世凱自己很清楚，勝利的光芒下其實隱伏著越來越大的危機：儘管他輕輕鬆松鎮壓了二次革命，可實際上在平定中卻養大了手下的野心——擴張了地盤的部將漸漸開始明里暗裡違拗指令。他只能無奈地看著連自己的北洋都一步步走向一盤散沙。
這麼多年來，一直坐在台下搞些拆台柱、挖牆角、摔火盤子、激雄雞相鬥之類權術的袁世凱，如今自己端坐在台上光著膀子承受四面八方的明槍暗箭，一日日焦躁起來。據說他常常獨坐居仁堂，喃喃自語：“這共和是辦不下去了。”
他仰起頭，茫然地看著天花板。吊燈射出的明黃光射入眼睛，袁世凱突然覺得精神一振。他記起了另外一種力量，一種即使是當年他的勢力盤根錯節遍布朝野時，只憑著一紙詔書便能令他立時手無寸鐵的力量——皇權。他的血液馬上沸騰起來，頓時覺得國家的前途和他個人的命運原來如此一致、如此密不可分。他決心把這種力量從淒慘的冷宮中重新尋找出來，渙洗一番，注入自己的脈管裡，使這雙已經有些無力的大手重獲無上威權，重重地壓住這躁亂無序的天下。
那一系列復古官制、尊孔祭天的行動不過只是前期熱身，真正的開場鑼鼓居然從海外傳來。 1915年8月3日，北京《亞細亞報》上刊出了一篇論文，《共和與君主論》，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行政法教授，美國人古德諾。這位著名的法學家還有一個身份，袁世凱的憲法顧問。他認為一個國家應該採取何種國體，應與本國的歷史習慣與經濟狀況相宜。他在文中說：“中國數千年以來，狃於君主獨裁之統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結果”；總之，目前民智低下，還不具備參與政治的品質，所以當前“共和製不如君主制更符合中國國情。”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文一出，輿論大嘩。明眼人都已經看出，這簡直是赤裸裸的勸進，革命黨當然是義正詞嚴地唾罵；可一些外國人，如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親信有賀長雄等，卻紛紛發文附和；美、德等國也明里暗里為袁世凱撐腰打氣。國內除了那些請願團之流令人發噱的鬧劇外，楊度等一干名流也趁勢拋出各種所謂的帝制理論依據，如什麼《君憲救國論》之類。一時間，圍繞著袁世凱，帝制呼聲甚囂塵上。
袁世凱當然十分願意相信這些理論，於是信心更足。終於，他要揭下那最後一層幕布了。
這時有很多人勸告過袁世凱不應跨出那最後一步，如張謇就懇摯地勸其做華盛頓，而不要效法復辟失敗上斷頭台的路易十六；梁啟超也用心良苦地忠告過袁世凱：“誠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
說得再多、再聲淚俱下，對決心已定的袁世凱都是青石板澆藥，一點療效也沒有。他置若罔聞，埋頭按自己計劃做去。也許，他也意識到了這將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冒險，但他相信幸運會一如既往地庇佑著自己；再說，他今生所有的成就，都是從一場場大大小小的冒險中來，他竭力說服自己：他應該還能控制局面。
就像他不用幾年就能把總統經營得可以終身連任，可以指定繼承人，雖然還沒有正式名分，卻已有了皇帝之實——而這天下還不是嘀嘀咕咕罵一陣子後又風平浪靜了嗎？
還有人勸他，既然有了皇帝之實，何必貪那虛名呢？袁世凱微微一笑：
大總統的禮服如何能有皇帝的龍袍那般神聖、那般威重、那般令人仰視？天底下那些不安生的崽子們，得靠這件龍袍去鎮呢。
袁世凱沒有料到這回會敗得這麼快、這麼慘：自己這個“洪憲天子”連頭帶尾不過只做了83天。而且這次失敗絲毫不可挽回——他已經無路可退：儘管見勢不妙便立即撤消帝號、恢復責任內閣制，但已為時太晚。手裡所有的牌都已經打完，他已經被架起，即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舉國怒罵聲裡，憂憤恐懼的袁世凱退出了歷史舞台。
當然，袁世凱是敗於稱帝，這無可疑問。然而，讓我們再仔細看看當時的檄文，也許能發現一些有意思的問題。
1916年5月8日，廣東成立軍務院，作為獨立各省的聯合組織。軍務院的北伐《出師佈告》中說：“天下洶洶，徒為袁氏之故……我師之起，職在討袁。非袁自退，黎大總統繼位，不能罷兵。守此範圍，無敢逾越。”梁啟超也明確說過，鬥爭目的只在推翻袁一人。 ——
到底是討袁世凱，還是討帝制呢？倒過來說，這些義憤填膺的地方武裝認為，該被徹底打倒的，到底是袁世凱還是帝制？
粗看這個問題不必深究，討的就是袁世凱這個搞帝制的人，兩者原本就是一體。可孫中山畢竟眼光不同，他的討袁宣言便說：“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為畢事。”然而，在那場直接導致袁世凱覆滅的護國運動中，他兵微將少，不過是個不起眼的配角，聲音微弱得很。但從中也可以看出，討袁一人，和徹底推翻帝制捍衛民國，並不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
儘管辛亥後，民主共和的口號越來越響，但後人不得不承認，這僅僅是表象；或者說，一般民眾對共和的認識還只停留在很淺的表面。從魯迅的《阿Q正傳》、等作品里分明可以看出，廣大農村其實還沒有什麼根本性的覺悟，他們最盼望的還是出個真命天子來結束這板蕩的亂世。海外康有為的保皇黨仍舊興風作浪聲勢浩大。軍閥中明的有誓死不剪辮子的張勛，而暗中與滿清退位朝庭眉來眼去兩頭觀望的也不在少數；甚至到了1922年溥儀大婚時，民國派來祝賀的總統府侍從武官長蔭昌，還在鞠躬後突然下跪磕頭，說剛才代表民國，現在卻是“奴才自己給皇上行禮”，倒把溥儀嚇了一跳。北京城裡，還常能見到翎頂袍褂打扮的人招搖過市。不少人認為，帝制並沒有過時，甚至比新鮮陌生的共和還要有號召力，他們滿懷信心地等著共和倒台，等著恭迎聖人正位。
回頭看古德諾那份被批得臭烘烘的《共和與君主論》，文中說當時中國“大多數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寫得很不堪，但卻是事實。中國政治，千萬年來都是政府領導民眾，如今驟然由民眾操縱政府，結果可以想像。且不提底層的老百姓，就是那些革命黨人本身，對共和又有多少深刻的理解呢？定憲法、開國會、組政黨，看起來有模有樣，但不過是“抄襲歐美成法”；各黨黨綱並無多大區別，反正都是一些口號，連自己也不大相信；還有不少黨員，不過是藉著黨爭之名爭權奪利，當時便有不少如“黨棍”、“黨痞”、“吃黨飯”之名稱（錢穆《國史大綱》）。這樣的所謂共和與帝制其實沒有本質的區別，不過都是奪權的手段。
新舊軍閥還從革命黨那裡學來了幾個很有力的新口號：“獨立”、“聯省自治”。動不動就通電宣布獨立，全國各地此起彼伏不時響幾聲炮，甚是熱鬧。
在推翻帝王君權大山後，中華大地就像猛然炸開的高壓鍋，驟失去重壓的粥湯四處飛濺沸得一塌糊塗，給人的感覺比從前還要糟糕。
有人說那時的中國存在離心的隱患，的確，突然失去了最高中樞，心都沒有了，如何能不離？
所以有很多人在苦苦思考：共和，到底能不能收拾這殘局呢？或者，還是得請出這幾千年來行之有效的老法子——君臨天下？
所以很多人其實並不堅決反對帝制，他們只是反對老袁。
欲令智昏之外，袁世凱稱帝的重要目的是想藉此加強中央集權，集權則勢必損害地方勢力，這個矛盾並不能隨著什麼帝製而解決。相反，袁世凱此舉，恰好為散在各地的軍閥提供了一個堂堂正正的理由來反抗他重樹中央權威。換句話說，即使袁世凱不稱帝，只要集權的矛盾激化，照樣要起兵反袁。地方勢力只有一個目的：保存自己的實力，不管你中央是帝制還是共和，來削我就要想法子對抗。從辛亥革命後南京政府的尷尬局面也可以看出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蠻橫：各省軍隊只是伸手要糧餉，根本不聽指揮，黃興這個陸軍總長基本上是個空頭司令。
只想不被削弱還是指一些安分的，那些也有野心的更是不甘一輩子憋在人家腳下。從前有皇帝在時，大夥再有志氣，終極目標也不過出相入將；共和後，說只要有本事能治國，誰都可以爭總統，這下頓時提升了很多人的眼界：敢情老子也有可能坐坐那把大交椅啊！這樣的人，對任何人當一把手都是不甘心的，時時刻刻在窺伺著機會。現在老袁昏了頭，把個大屁股高高翹起讓人打，還能不出死力嗎？
再說老袁在世人心目中畢竟份量還欠得遠。這老小子一直喜歡玩陰的，告密殺人，不擇手段，實在不能讓天下人心服。讓你做幾天總統過過乾癮倒也不妨，想化國為家，沒門！當初大夥一朝為臣，見面作個揖便行了，現在更是只要拉拉手，可稱了帝后便得三拜九叩，這份憋屈，犯得著嗎？誰不知道你老袁的根底啊，你自己叫人吹噓是什麼真命天子、真龍下凡，可民間都流傳你老袁是只癩蛤蟆轉世呢！這大位，你配嗎？連一心想復辟帝制的遺老都覺得袁世凱坐這位子可笑可怕，真正是鳩占鵲巢，不倒才是沒天理。
還有一些軍閥，尤其是北洋內部，本來就對老袁的猜忌削權越來越不滿了，更怕他萬一稱帝成功，日後跋扈輕浮的“太子”袁克定繼位更不得了。段琪瑞原本就和“太子”結過大樑子，克定甚至想找人做了段，被老袁制止才算了事；連北洋軍中最為敦厚的馮國璋都討厭這小子，說：“像這樣的曹丕（指克定），將來如何伺候得了！”
段、馮這等左臂右膀都寒了心，如此形勢，袁世凱安得不眾叛親離一敗塗地？
然而假如袁世凱是個能孚眾望的人，或者，此時另外出一個能力德行都遠勝於他，在一般百姓眼裡有穩坐龍庭福分的角色來逐鹿中原，三搞兩搞，會不會真個把帝制重新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栽活呢？
這也是幻想。雖然當時帝制的念頭還常常在很多人心裡轉悠，但仔細看去，那盤旋在夢裡的金龍，早已絕了氣息。不過是一時並未爛盡，浮在時代大潮中隨波飄舞，如幽靈的影子一般，才被些視力不濟的人誤認為還有生氣。
儘管農村還未真正開化，可畢竟辛亥後共和已經在人民心里扎下了根。誰也不能否認，共和取代專制是極大的進步，是質的飛躍，是不可抵擋的世界潮流。當時的形勢就像一道千年大壩，壽命已到，到處出現裂隙，再怎麼修堵也是徒勞，潰堤狂洩是遲早的事。誰妄想力挽狂瀾，只是螳臂當車般的不自量。
初生的共和雖然現在看上去軟弱無力，但一樣能建立強有力的中樞，而且這中樞所依靠的力量來自廣大民眾，遠勝於昔日的乾綱獨斷。袁世凱的悲劇就在於以他的思想不可能理解這點，他所有的經驗都從官場傾軋、爾虞我詐的較量中得來，只信奉從上到下的強權鎮壓，從沒有正視過來自民間、來自大眾的力量。大時代來臨之際，他最終不能扭過脖子，還是回望老路，乞靈於皇權來重鑄中樞，使自己成為天下所有槍砲的靶子，結果只能是走向徹底的毀滅。
為他設想，最合理的措施不是稱帝，而是開發民智。只有使民主共和的觀念真正深入人心，才能樹立一個擁有廣大民眾支持的有力中央，才能由各省各地由下到上逐步實現真正的民主，從而自然消滅所有割據勢力。當然，這也只是我們後人的一廂情願，袁的野心和耐性，都容不得這個長遠的計劃。孫中山到底偉大，經過一連串挫折，終於看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提出在建立共和國後應該有一個“訓政”時期，來開發民智，訓練民眾參政能力；魯迅等文化巨人，痛定思痛，也回顧自身，開始血淋淋地挖掘國人骨子裡的奴才根子，全力改造國民性。
所以袁世凱的失策可以用這樣來比喻：好比有人得了一輛汽車，卻不會駕駛；他應該怎麼做呢？是好好向人家學習駕駛技術呢？還是卸下發動機，搬出轅軛，套上牛馬，揮舞著鞭子趕路呢？不幸的是，袁世凱選擇了當車把式。
且不說憑袁世凱的力氣尚不能勝任趕這車，退一萬步，就算他真的晃晃悠悠穩住了身子，大車上路，也只能落個被一輛輛汽車飛快地超越，聞煙咽土的份。一遇爭端，更是只能老老實實挨宰——誰叫你落後人家幾個世紀呢？
民眾的成長需要時間。
袁倒之後，表面上中國政局看不出有什麼好轉的跡象，給人的印象甚至更為混亂。從前還大致分為南北衝突，現在卻不分東南西北，連北洋內部也殺機四起，整個中華大地，誰也數不清到底被割成了多少塊，觸目是狼煙，到處是刀槍。 “全國無所謂中央，政治無所謂軌道，用人無所謂標準（錢穆語）”，各處政事在鴉片煙中、麻將桌上、姨太太堆中運轉。百姓苦不堪言，連遠在鄉間的九斤老太都哀嘆：“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年紀大的不覺懷念起當年光緒爺在位時的光景，四顧無人便狠狠咒罵：“天殺的革命黨、天殺的袁世凱”，祈禱著有朝一日，能親眼再見真龍天子再登大寶，重開太平……
民主共和倒是喊得更響亮了，不過卻像從海外購得一大堆先進的建築材料，原本足以建造最時尚的高樓，一時卻找不全這麼多懂施工的人幹活；有力氣的便零零碎碎各自搶得一份，按著各自需要各自理解各自造起房來：如此怎能不出現遍地的碉堡山寨？ ——好在誰也不敢再用這些材料試著建一座皇宮。
專制的中樞已然覆滅、民眾的中樞尚待成長，這段兩頭落空的空白不得不過得分外艱難。
但再無力、再醜陋、再幼稚，辛亥後的中國畢竟已經進化到了人；如果回頭，即使再強壯、再完美，可究竟還是猴子。
這不過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這輛能追趕時代的汽車，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在研究原理、在練習駕駛；越來越多的熱血兒女，正埋頭琢磨其中的關鍵：民主和科學，琢磨著怎麼向昏睡中的父老鄉親宣傳介紹、教授使用方法……
雖然還是滿目廢墟，但建造宏偉大廈的圖紙已經在細細設計、在一稿稿修改……
辛亥革命不是結束，而只是開始。
千萬年來禁錮著華夏子孫熱血的大壩上，裂隙一分分一秒秒在龜裂、在擴大、在聯合；冰山底下，地火在無聲地奔流——
無邊黑暗裡，一輪新生的紅日在烏雲深處掙扎、跳躍，急不可耐地等待著那噴薄而出的一刻。
中國人大都注重身後名聲，袁世凱缺乏法國昏君那種“我死之後哪管他洪水滔天”的灑脫，儘管我們可以說他是癡心妄想，可他當然也希望這輪紅日能在自己手裡升起。但他幾十年一慣飽滿的自信卻隨著登極大典的到來一日日消解，還沒坐上龍椅便已經滿心忐忑不安。
故宮太和殿中龍椅正上方，十多米高處的藻井內，有一個金龍口銜著的碩大銅球。此球稱軒轅鏡，相傳為黃帝所造，專門審視著底下的歷代天子，如有假貨登基，立即落下砸死僭越者。
袁世凱籌備登基時看到此球，立即下令將龍椅往後移了兩米。
是對自己是否上應天命心裡沒底，還是壓根就害怕這大銅球也和帝制一樣，已經不牢靠，搖搖欲墜，隨時會自個掉了下來呢？
踏著台階一步步走向龍椅時，自信不足的袁世凱有沒有猶豫過呢？也許，此時他想到了袁家歷代祖先都沒能活過六十歲，而他自己過了年便已是五十七了，於是一咬牙，將所有的一切做為籌碼，往龍椅上狠狠押了下去……
不知袁世凱坐在龍椅上接受百官朝拜時想的是什麼。肅穆之際，他有沒有記起另一個兒子，袁克文，勸諫他打消帝制念頭時寫的那聯詩呢：
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