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8年，歲在戊戌。
七月底起，京城上空便老是壓著一片烏雲，團在一堆翻來滾去，越積越厚；濃墨般的最深處，不時被扯開個口子，閃爍幾道隱隱的電光，卻沒有絲毫雷聲。可雨就是下不了，一日賽一日的悶熱，憋得人喘不過氣來。
京城裡的人多是有見識的，就像螞蟻能預知一場風暴的來臨，他們越來越惶恐不安。尤其是進入八月後，人們更是三個一群五個一夥鎮日聚在一起，嘰嘰咕咕小聲地說些什麼，每人都一刻不停遠近張望，見有生人來，忙拉高嗓門，道幾句“這天，真熱！”，乾笑幾聲四下散去。其實誰都猜得出他們剛才嘀咕些什麼：整個京城都已經傳了開來，朝廷八月將有大變。不少人甚至已經做好了準備：連市上的米麵都被他們搶購得貴了一大截——有能力的更是早就避到鄉下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為了驗證這些令人人心惶惶的消息，八月初三深夜，北門大開，一隊荷槍實彈的大軍源源不斷地進了城。夜裡看不清，不知到底來了多少人，但很快人們便打聽到，這是甘肅提督董福祥的人馬——甘軍——奉命進駐了皇城。
消息靈通些的還了解到，這幾天直隸總督榮祿一刻也沒閒著，一面急令袁世凱回津布防，一面調聶士成的武毅軍五千人切斷袁軍入京的通道。榮祿聲稱如此調動是因為英俄兩國在海參崴開戰，各國兵輪游弋大沽口，需要袁世凱回防；可不少人清楚，大沽口這些天其實風平浪靜安寧得很，洋人沒鬧什麼事，再說國內倒也算太平——如此調兵遣將，到底為的是什麼？
誰也不敢作聲，所有人都屏息凝氣，戰兢兢地偷眼瞄著紫禁城。
紫禁城上空的烏雲壓得更低了，幾乎碰到了簷角。皇城昔日輝煌的光芒盡失，連紅牆也似乎變得有些蒼白，像貧血人的臉色一般難看。
其實老成些的早就知道這一天肯定要來。三個月前，四月二十七日，同一日發布的三道諭旨，足以使敏感的大臣百姓嗅出了空氣中濃濃的火藥味。
三道諭旨都是重量級的，放在平日里，任何一道都能令中國大地震上幾震，何況一日三道！
一：革去翁同龢“協辦大學士”等所有職務，“開缺回籍”。在這之前的二十餘年，翁一直是光緒的老師，是皇帝最為信賴的大臣，而罪名不過是含含糊糊的“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
二：凡新授二品以上官員，必須到皇太后面前謝恩。要知道，這是自光緒十五年皇帝大婚太后歸政後，十來年未有的事。
三：任榮祿為直隸總督，幾天后又授予榮祿文淵閣大學士，兼北洋大臣，統轄駐紮在京津一帶的北洋三軍。榮祿，正是慈禧太后最親信的人。
此外還有些小小的調動，比如派懷塔布管理圓明園官兵，派剛毅統領健銳營，反正一句話，京畿所有的軍隊警衛，統統做了一番部署，全部換上了太后的人。
宮裡宮外，明白人都已經看出來，老佛爺看皇帝不順眼，對皇帝不放心了。
回到下達這三道諭旨的四天前——四月二十三日——直到去世光緒也不會忘記這個日子。他一定能意識到，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即便是當年大婚也沒有這天那麼令人期待。
凌晨，天還黑著，他便盛裝了早早臨朝。他感到今天這龍椅好像比往常高了一截，坐在上面看下去比平時遠得多；他居然發現自己的手腳有些微微顫抖。光緒定了定神，開口之前學著太后那般乾咳幾聲，使勁壓著激動，對大殿上肅穆侍立的滿朝文武一字字道：“頒了下去——《定國是》，朕宣布，變法！”
太監一層層將這幾句話傳出去，直至消逝在宮外無垠的黎明中。光緒的目光隨著聲浪穿過宮門，遠遠望去，也不知能看到些什麼。他突然覺得眼角有些濕潤，連忙收回眼神，從一干大臣頭頂掠過，停在了殿中的柱子上。這盤龍金柱使他突然記起了三年前甲午戰敗後的那個屈辱時刻。他彷彿又看到了自己獨自一人發狂般繞著柱子疾走——殿上所有人都被他呵斥了下去。龍案上攤著那份可怕的《中日馬關條約》，立在殿外值房內的各軍機樞臣不時遣人來催促：太后和大臣們都等著他簽批這份賣國的文件。他已經頂了好幾天，就是不簽，可那天，四月初八，已經是日本給予簽約的最後期限了。他很清楚拒簽意味著什麼，終於，他重重頓了頓足，走到桌前，捧起玉璽，一咬牙閉著眼蓋了下去。臉上早已是淚流滿面。
《馬關條約》不是開始，更不是結束。戊戌年僅僅過了三四個月，便又被德國、俄國逼著簽下了強行租地的條約，還被迫宣布了雲廣、福建分別屬於法、日勢力範圍，剛剛幾天前英國也甩下一紙《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佔了整個九龍……
光緒今年不過二十八歲，血氣很旺，他實在做不到如太后那般口口聲聲忍辱負重，卻渾然無事的逍遙。他很想為自己的朝廷、自己的天下做些什麼，很想為祖宗掙回面子，使泱泱天朝重新昂立於世界。他知道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得改變列祖列宗的過時做法，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全面改革，方能跟上世界潮流，方能不再挨打。但光緒知道自己無能為力：從小到大，他一直生活在太后的陰影裡，簡直是赤手空拳——所有的權力都在老佛爺手裡，帝國完全順著太后劃定的軌道運轉，一絲一毫也不得偏離。這年春天，他再也忍不下去了，終於鼓起勇氣命慶親王轉告太后：“太后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出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忐忑中，慶親王終於回來傳話了：“太后不禁皇上辦事。”他其實不知道太后的真正回答——慶親王沒敢傳達：“他不願坐此位？我早已不願他坐之！”多虧慶親王多方勸解，太后方咬著牙扔下了這句話：“由他去辦，等辦不出模樣再說！”
“太后不禁皇上辦事！”光緒欣喜萬分，不自覺學著宮裡太監幹活時那樣挽起了袖子。一番緊張籌備後，《明定國是》詔終於在今日向天下頒布了。
天色已經大亮，是個晴天，有風，一群白鴿拖著悠揚的哨音從紫禁城上空飛過。光緒，這個當年聽到雷聲都要躲到翁同龢懷裡，多愁善感的年青人，覺得渾身上下充滿了力量，從沒有過的欣奮。
《明定國是》詔書拉開了“戊戌維新”的大幕。這場維新對大清方方面面都進行了革新規劃，大略內容有：
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機構，裁汰冗員；廣開言路，提倡臣民上書言事。
經濟方面：設立農工商總局，保護工商業；設立礦務鐵路總局，修築鐵路，開採礦產；舉辦郵政，裁撤驛站；獎勵創造發明；編制國家預算，整頓財政。
軍事方面：訓練海、陸軍；採用西洋兵制，裁減舊軍；力行保甲。
文教方面：改革科舉，以策試代替八股；設立學堂，提倡西學；設立翻譯局；准許自由創立報館和學會；派留學生出國。
光緒是維新的主帥，而總設計師是康有為。
康有為，這個來自廣東南海的漢子到了戊戌年，已是名滿天下。隨著政局惡化，國勢日衰，從1888年起，他通過一次次高倡維新救國的上書，名聲迅速傳了開來；尤其那次為了拒簽《馬關條約》，聯合各省應試舉人1300餘眾，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公車上書”，更是使“康有為”之名傳遍神州。之後在繼續上書的同時，他和那些高徒，梁啟超等人，風塵僕僕奔走呼號，組織學會、辦報、辦學、出書、演講，短短數年，便已成了維新派的領袖人物。
雖說宮門深似海，但戊戌年前的五次上書，居然也有幾封衝破重重光隘，送到了光緒手裡。帝師翁同龢十分看重康有為才幹，趁熱打鐵居間聯繫引薦，終於像古舊小說寫的，在戊戌這年，君臣“風雲際會”了。
國情危急，君臣都迫不及待。光緒二十三年底，讀著康有為的第五封上書，看到如此下去“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光緒聳然動容，再坐不住，便欲立刻召康有為面談。只是礙於成法，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見，再說也是年末過節，只好強忍幾日；好容易等到戊戌大年初三，連民間店鋪都沒開張，便令翁同龢、榮祿、李鴻章等五大臣於總理衙門西花廳接見了康有為。據康自己說這次接見其實是一場變法和反變法的論戰，而他在論戰中佔盡了上風。幾句話便駁得榮祿啞口無言，忿然拂袖而去；最有名的洋務專家李鴻章也被他辯得雙目直視無話可說。翁同龢將此情形報到宮裡，光緒大為欣喜，立即下令從此對康有為的條陳隨到隨送，不得阻攔扣壓。
多年苦心，一條金光閃閃的通天大道終於鋪在了康有為面前。
也許是時機真的成熟了，這年四月，翁同龢的死對頭，恭親王奕訢終於一病嗚呼了。這個被慈禧磨盡銳氣，再也不敢出格變法的皇叔重臣一死，能牽制光緒的傳統勢力少不了鬆上一鬆。維新事業頓時少了一大阻力。
而且這時的天下，也呈現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新氣象。慘痛的恥辱和多年的宣傳，使維新思潮如一陣颶風，橫掃天下，朝野為之大震。各種維新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據不完全統計，從光緒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間，北京、上海、直隸、湖南、廣東、廣西各省，先後成立的學會學堂報刊達300多所。北京做為颶風中心，更是如痴如狂。羅振玉回憶當時情景時說，自康有為入都，“變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啟蟄，海上志士，歡聲雷動，雖謹厚者亦如飲狂藥。”康自己也說，他所居住的上斜街門庭若市，“來見者日數十，座客填塞”。他輪流於各個會場演講，當悲痛地說到“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任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的危局時，人人為之泣下；當疾呼“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時，人人拳頭緊捏目眥盡裂……
如此看來，天下已是“人思自奮，家議維新”。康有為覺得天時、地利、人和都偏向了自己，他摩拳擦掌挺起胸膛，準備接過這力挽狂瀾的整頓乾坤大業。
這年，他四十周歲。按孔子的說法，正是“不惑”之年。
然而當光緒在四月二十八召見康有為，授他“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參讚新政後，卻有很多人不以為然。他們中有一部分並不是反對維新，只是覺得，以康有為擔當這個重任可能有些不穩。
在很多人眼裡，康有為是個譁眾取寵好出風頭的傢伙。只看他的名字吧：自號長素，明擺著吹噓自己“長與素王”嘛！素王是誰？千秋萬代只有孔子一人！據說他天生狂妄，“少有創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還老著臉皮自稱“南海聖人”，老家人可不買帳，都叫他“顛康”呢。為門下弟子取號更是將這野心暴露得淋漓盡致：如為陳千秋取號超回，梁啟超取號軼賜，居然要超過孔門弟子顏回端木賜，真正是“狂悖滋甚”！
在世代受儒家謙遜退讓教育的人看來，康有為這麼些年上竄下跳，只能說明他功名心太重了。如梁鼎芬所撰《康有為事實》說他上書奔走，皆因赴試不中，遂夤緣素無淵源的大員，上書諛頌以求富貴，實屬躁進無品。還說諸公看不起康有為如此輕躁，“皆甚鄙之”。並記載了些令康有為難堪的事：如工部尚書潘祖蔭送銀八兩，並作函與康雲，以後請勿再來，來亦不再送銀；大學士徐桐見其言“囂張卑蹈”，立將原書擲還；甚至還寫到康嫖妓不給錢的劣跡。儘管此書是政變後所寫未必全實，但康的憂國之心遭“躁進無品”誤解，由此引起當時很多人，尤其是身居上位之人的反感，卻應該是事實。
也有不少人質疑康有為的西學。外交家、兵部侍郎曾紀澤就曾對人說：“康有為託名西學，希圖利祿，不知西無此學，中國亦無此學也。”康有為自己承認，他是在1882年進京趕考，途經上海，才“大購西書以歸”學習西學的。他買的這些書，按參與翻譯的傅蘭雅、林樂知等人的說法，不過是西學基礎，單科入門書。最有力的證據是他曾參加上海舉辦的《何為當今中國變法當務之急》的徵文比賽。主辦方是長期推進“西學”教育的廣學會，獎金由一直關心中國“變法”事業的英國商人漢璧禮捐助，老資格的“變法”思想家王韜主持評選。但是評委沒給“康聖人”多大面子，在85位獲獎者中，只授了他一個五等末獎，獎金3兩。所以不少人懷疑，康有為的西學可能只是個半吊子。 （據李天綱《1898年的中國：“戊戌新政”何以夭折》）
後來不少學者，如周谷城，也看了出來，康雖為維新運動的發起人，然其學問根底卻在舊籍；在維新期間諸疏中，也看不出他對西洋學術有何深切了解之處。
還有人乾脆對康有為的中學也產生了懷疑。說他的力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不過是剽竊了學人廖平的文章。但不管是不是抄的，這兩部書掀起了軒然大波：他居然用些荒誕不經的考證，斷言千百年來被奉為聖典的四書五經竟是劉歆為助王莽篡位而造的偽經；甚至膽敢稱孔聖人一輩子都在“托古改制”，所謂堯舜文王周公，都是聖人為了寄託“改制”製造出來的，真正是荒謬絕倫！用梁啟超的話形容這幾部書是“思想界之一大颶風也，其火山大噴火也，其大地震也”一點也不為過。儘管也達到了打擊封建傳統，動搖教條根本，解放思想，為維新開路的作用，但被這“邪說”嚇跑的人可能更多。
人們暗暗在心裡犯愁：這樣的康有為擔得起變法維新的大任嗎？
榮祿就是對康有為極其厭惡的一位，曾說過康有為“僭越妄為，非殺不可”，做為慈禧的心腹，他的看法也應該代表著太后的觀點。然而慈禧為什麼還放手讓光緒康有為去幹上一番呢？
說慈禧堅決反對維新也許不確切，畢竟被洋人隨意欺負、動不動割地賠款，做為天朝之主，這份窩囊滋味也不好受；她若不支持，洋務運動便搞不起來；庚子後看清大勢所趨，在她主持下也進行了不少並不亞於戊戌年的改革。她曾說過：“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以圖富強也。”
然而慈禧最怕的並不是洋人，也不是維新——只要維新的程度在她所能容忍的度內，而是大權旁落。尤其是光緒長大後，這種危險一日日增加。按大清國法家規，她早該在皇上大婚之日便歸政於光緒，頤養天年去。但操了幾十年王朝大權的慈禧如何能忍得了冷清寂寞的生活？她需要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證明光緒離開她還是寸步難行，這天下還必須得由她老人家來掌舵。既然光緒自己跳了出來，那就讓他在天下人前好好表現一番吧——這個連打雷閃電都怕的小子有幾斤幾兩，慈禧還能不知道？所以她一點也不在乎康有為有沒有能力，甚至還可能希望他本事不濟些，也好讓天下人看看，天天叫嚷的維新不過是場行不通的鬧劇。也許她還有一層算計：正好趁此機會把滿朝文武重新過過秤，看看哪些人糊塗油迷了心，竟敢懷疑她老人家的權威。
但到底是多年在險惡的政壇上廝殺過來的，她也不能不做防備。首先把翁同龢給撤了，都是這老傢伙在背後攛掇光緒奪權，真是該死！最重要的，當然是軍權，於是便有了光緒下《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後第四天的那番佈置。
好了，任這些崽子們鬧騰去吧，看我怎麼收拾你們。慈禧想起了天下人對她的尊稱——老佛爺，她微微一笑，孫猴子本事再大，怎麼能翻出佛爺的手掌心呢？
於是說了一些體面話後，如“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違背祖宗大法，無損滿洲權勢，即不阻止”；“但留祖宗神主不燒、辮髮不剪，我便不管”；“苟可致富強者，兒可自為之，吾不內製也”之類，直到七月間，太后沒有多大動作，只是於頤和園靜觀形勢。對此其間所有上諭，也沒有明確表示反對意見。有人來跟前哭訴，請求太后制止皇上荒唐的做法，她也只是笑道：“汝管此閒事何為？豈我之見識不如汝乎？”
後來榮祿的一番話佐證了太后的這番心機：“欲廢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聽其顛倒改革，使天下共憤，然後一舉而擒之。”所以，“俟其鬧至剪辮子時，必有辦法，此時何急哉？”
光緒、康有為等卻是躊躇滿志，一心要把大清江山好好整治一番。他們似乎把維新看得很簡單，尤其是康有為，原本就很心急：“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大變”，現在得到了皇上全力支持，認為維新應該指日可待。他在《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中說，只要“皇上乾綱獨攬”，考察日本明治“變政之次第，鑑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誤，取其精華，在一轉移間，而歐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規，悉發現於我神州大陸矣”。他甚至拍著胸脯放言，只要中國效仿日本維新，定能“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
光緒大受鼓舞，更是放膽幹去，從四月二十三到八月初六，三個來月，光緒便下發了一百八十多條詔令。
風波過後，梁啟超回憶起這段往事時，還是抑制不住的激動：“三月之間，所行新政，雖古之號稱哲王英君在位數十年者，其可記政績，尚不能及其一、二。”他認為維新在民間也得到了熱烈的響應，據他記載當時民情是如此的令人振奮：“舉國鼓舞歡蹈，爭求上書（《戊戌政變記》）。”
於是看起來，戊戌維新僅幾個月便卻得了舉世睹目的效果。當時上海英文《字林西報》報導：“激進的改革舉世為之震驚，第一他們終止了對外國人的傳統憎惡和閉關自守的政策，鼓吹與列強友善與結盟的政策，倡導全國開放；第二他們改革了那個愚蠢傲慢、自稱世界第一的教育制度；第三不復以中國文明與製度為自滿，維新派在各個部門都實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比起這個青年中國來，就連日本的明治維新也瞠乎其後。”
但光緒和康有為等人自己知道，維新，只是一個花架子，外面看來漂亮，其實內裡苦得很。
一百八十多條詔令，捆在一起扔到水里也能聽聲響，可光緒從九重天上發了下去，竟然大部分都是泥牛入海，無聲無息就不知哪裡去了。
維新期間，除了湖南巡撫陳寶箴算是能執行一些政令外，其他各省督撫大都是推諉敷衍，甚至根本不予理睬。連最開明的張之洞也不過對經太后批示的上諭起勁籌劃，其餘的則視若無睹。最可惡的是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譚鍾麟，對所有“諭令籌辦之事，竟無一字復奏”。光緒火起，電旨催問，劉倒是回了：“部文未到”，裝糊塗氣你個半死；譚乾脆來個照樣不理：“置若罔聞。”
劉坤一在六月間對此曾說過這樣的話：“時事之變幻，議論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亂不知所然，不暇究其所以然；朝廷行政用人，更非封疆外吏所敢越俎。”所以他“可辦辦之，否則靜候參處。”
靜候？他候的是什麼？
幾千年的官做下來，到大清已經是一門極其高深的學問；能爬到督撫，誰也不是省油的燈，早已經在官場傾軋中練出了火眼金睛。嘴裡稱老邁裝顢頇，肚裡卻是雪亮，一眼便看穿了太后的用意。太后的手段誰都見得不少，連想起來都心驚肉跳。得罪皇上，天不一定塌得下來，而太后，卻是萬萬不能違拗半分的。
都說有後黨帝黨之分，其實這兩黨豈能相提並論？太后的人牢牢佔據要津，軍政大權絲毫不漏；皇上身邊，不過是些紙老虎，小嘍囉罷了。後來梁啟超倒也看明白了皇帝一夥其實不濟事，遠遠不是太后對手，說“西後與榮祿等既布此天羅地網，視皇上已同釜底遊魂，任其跳躍，料其不能逃脫”。那乾大員都是磕了幾十年的頭掙扎上來的，熬到今天不容易，犯得著陪著跳進這油鍋嗎？
其實除了太后的因素，也撇開守舊官員視維新派“自由、平等、民權”的主張為洪水猛獸的政見之爭，這些大員心底里原本也瞧不起那伙維新黨。看康有為反正多是不順眼的，何況不過是個領六品銜的小小工部主事，無權無位，把他當個人物不過是給皇上點面子罷了。那些個新貴更是可笑，頭毛未乾便想騎到老夫頭上來指手畫腳？尤其是譚嗣同林旭那伙人，大多三十來歲，不在家好生讀書，搞什麼變法？算上光緒，不過是群大孩子，能變出什麼名堂？
再說康有為他們一股腦兒只管發令，也不顧及是否可行；名頭是好聽，但不分具體條理步驟，就是想給他做些事，也不知從何下手啊。
局內人對這些詔令不屑一顧，但在不少人看來卻是威力巨大，可怕得很。
改革必定要損害一些人的利益。梁啟超描述當時的情形說：“舉京師謠言紛紜不可聽聞，皆謂康有為欲廢京師六部九卿衙門。彼盈廷數千醉生夢死之人，幾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實康有為已經做了退讓，不過說要增設新衙門，還沒提到要裁盡舊衙門。但冗官是必須裁一些的，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寫道：“戊戌政變，首在裁官。京師閒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餘處，連帶關係，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加之八股頓廢，也使得天下眾多一生只會此業的酸腐學子對康有為恨之入骨，怨氣迅速在四處堆積。
如果說裁汰冗員和廢除八股是順應歷史潮流、必須改革的話，康有為的一些做法卻是太過冒進了。國會、憲法、制度院之類根本大事都未曾落實，一些形式化的改革理應放慢一步，而他卻不分輕重一籠統全拋了出來：如服式、發式、紀元相對不是急務，他偏鄭重上書，請求“皇上先斷發易服，詔天下，同時斷發，與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並“即以今年改元為維新元年”，甚至鼓動皇帝把國號改為“中華”。光緒雖未敢採納這些敏感的建議，朝野間卻早已流言廣布。
因此在所謂的守舊派看來，這次維新卻是搞得轟轟烈烈的，搞得舉國上下一片驚慌。於是，明里暗裡，大大小小的矛頭對準了風口浪尖上的維新黨人；受了驚嚇的守舊派，施展出渾身解數，對抗著、消磨著新政的影響。
維新、維新，如此不能不成了紙上維新！
或者與其說這是一場實際政務的革新，不如說只是一次思想的啟蒙和解放。不管當事人願不願承認，後者才是這場維新真正的價值和意義。
康有為還是樂此不疲，天天寫到深夜。數月間手撰奏摺63份，幾乎每日一封。如此無效的舉動連他弟弟康廣仁都不耐煩了，一次次勸：“辦此瑣事無謂，上既無權，必不能舉行新政——不如歸去！”
泥人也有土性子，何況一國之君？終於，光緒忍無可忍了。
六月底，禮部主事王照應詔言事，堂官拒遞；光緒大怒，七月十九日，將懷塔布等禮部六位堂官“即行革職”，同時又稱讚王照“不畏強禦，勇猛可嘉，著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第二天又賞維新派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四人四品卿銜；兩天后乾脆將李鴻章也逐出了總理衙門。在這之前的七月十四日，他已經頒旨，宣布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同時裁去各省冗員，包括廣東、湖北、雲南三省巡撫。
皇上居然敢大刀闊斧玩真的，守舊官員一下慌了神。於是懷塔布、立山等率內務府數十人在太監李蓮英安排下入官覲見太后，懇祈太后臨朝訓政。看著跪在腳下失聲痛哭，極力攻擊光緒的一地大臣，慈禧皺了皺眉頭，她有她的底線：只要不大規模撤換自己的人，不打破她苦心經營多年的權力平衡，任你鬧翻天——對她來說，什麼維新維舊都差不多，還不是都為了抓權奪位嗎？現在，她覺得遊戲該收場了。
困境中的康有為他們也似乎找到了禍根：慈禧。搞倒慈禧，方能萬事大吉！於是所謂的帝黨，也緊鑼密鼓地展開了部署。
矛盾頓時激化，局勢如離弦之箭，不可回頭；又如山顛墜石，非到底不止。
對付慈禧，最有效的可能就是洋人。七月底康有為建議光緒仿先朝開懋勤殿故事，選舉英才，延請東西洋政治家指導變法講求治理。七月二十九日，光緒去頤和園向慈禧請示，“太后不答，神色異常”——慈禧立時看破了其中的利害，這小子借維新黨不算，還想利用洋人來奪權？慈禧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在洋人面前束手無策；洋人介入，她將失去對光緒、對大局的控制；而據報，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華遊歷，此日已然抵京。慈禧臉上殺機隱現，光緒聯想到京津一帶已經盛傳秋季太后偕他去天津閱兵時便將廢帝，頓覺大禍臨頭，後背滿是冷汗。
回宮後，光緒立召楊銳，賜密詔說明形式萬分危急，“今朕位幾不保”，令其與康有為等維新同志妥速籌商良策。這下輪到康有為等束手無策了，只能抱頭痛哭。最後還是譚嗣同想出了個辦法，大家雖覺太冒險，但也別無良策——爭取京郊北洋三軍之一，最傾向維新的將領袁世凱！袁世凱成了溺水人手裡的稻草。
八月初一，光緒單獨召見袁世凱，授予侍郎銜，暗示其不必受榮祿節制。
後黨當然沒有閒著，榮祿調兵遣將，並且將袁世凱列入防備目標。京師空氣陡然緊張，所有城門增加了步軍統領衙門的八旗兵，對所有進出人員嚴加盤查。一時間，天子腳下殺氣騰騰。
八月初三，在董福祥甘軍入京的同時，譚嗣同夜訪袁世凱，勸其誅殺榮祿，包圍頤和園。
也是這天，奕劻、載漪等親王大臣赴頤和園哭請太后訓政，說：“伊藤已定於初五日覲見，俟見中國事機一泄，恐不復有太后矣！”太后冷笑，顯已是胸有成竹。
八月初五，袁世凱審時度勢，向榮祿告密。
烏雲深處，一道閃電狠狠劈向紫禁城，這場蓄積了幾個月的暴風雨頓時發作。
以大軍對付幾個書生，結局其實在三個月前就決定了。八月初六，維新拉下了幃幕，連頭帶尾，共計一百零三天。當日慈禧以光緒之名下旨：皇帝病重，不能視朝，再三懇請訓政；太后不得不俯如所請，於即日起臨朝聽政。光緒從此被囚中南海瀛台，直到1908年去世。
事情沒完，八月初七起，榮祿派兵三千，封閉京城各門，緹騎四出，緝捕維新黨人。所有在新政期間支持維新的官員通通處分，最出力的地方督撫陳寶箴“即行革職，永不敘用”，其他嚴重者再行一一問罪。
幾日忙亂後，八月十一日，慈禧下詔復置皇上所裁詹事府等衙門及各省冗員；恢復湖北、廣東、雲南巡撫；禁止士民上書；廢農工商總局；停止各省、府、州、縣設立中小學堂；查封全國報館，嚴拿報館主筆；禁止結社集會，拿辦會員；恢復八股取士，甚至武場科舉也恢復舊制，仍試馬步弓箭……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切依舊。很多人長長舒了口氣：“數月來寢不安，食不飽，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
當譚嗣同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戊戌六君子慷慨就義時，康有為在英國人幫助下逃到了香港。
站在海邊，他痛苦地回憶著這幾個月的經歷，苦苦思索失敗的原因。他實在痛惜自己這番救亡圖存的事業短短幾月便遭到如此慘敗——再這般渾渾噩噩醉生夢死，亡國可就在眼前啊！他把失敗的原因歸結於對手太強而光緒帝怯懦無權，可他有沒有想過，如果光緒帝是個雄才偉略的霸主，是個能夠從陰狠毒辣的慈禧手里奪過大權的強君，能輕易把權柄如維新派設想的那樣分給人民、君民共治嗎？難道慈禧的看法，光緒想藉維新奪權難道一點道理也沒有嗎？
或者，這是他一直不敢去想的一個禁區，他要竭力說服自己，有了光緒這樣的明君，君主立憲一定能做到。然而，他還是不自覺地將這種擔憂表現了出來，也許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整個維新期間，他的奏摺中，對以前一直津津樂道的立憲法、設議院，隻字未提。剩下一個立憲的基礎，建立新政領導機構，制度局，也落了個搪塞變通、議來議去，不了了之的結局。他是不是應該想到如此白白耽了個維新的名頭面面樹敵，而做的不過只是洋務的活計，實在有些不值呢？
他有沒有細細咀嚼光緒的《明定國是》詔呢？
“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這分明是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宗旨啊！
他現在一字字在心裡默誦的是光緒在危難時刻賜他的密詔：“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
悲憤中，他有沒有想起，覲見光緒前，商界大佬鄭觀應對他劈頭潑下的那桶冷水呢：“事速則不達，恐於大局有損無益——譬如拇指與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舉重否？”
他有沒有想起，已經殉難的弟弟見新政難行時沉痛的勸告呢：“專心教育之事，著書撰報激勵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後大行改革等法。”
只是，如此大清還能等三年嗎？他還是不服。
腥風烈烈，幾隻海鷗尖厲地叫著，面朝大海，康有為潸然落淚。望著東方，他暗暗下了決心，要到日本——在維新中重生的國度——去親眼看看，如何維新才能成功。康有為不禁向著想像中光緒被囚的方向雙膝跪下，向老天、向皇上發誓：終有一天，他將興師勤王，重新來一次轟轟烈烈的變法圖強！
濁浪滔天。康有為有沒有去觀察，可曾有一重浪潮能夠返回大海深處再來一次呢？每一浪身後，都有新的一浪在醞釀，在推動，誰也無法回頭；湧來的，是雷霆萬鈞的鬥士，留下的，是滿目白沫，一地的殘骸。
他要去的日本，有位廣東同鄉，孫中山，正在那裡招兵買馬——
為中國，決心推翻這不可救藥的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