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明武宗正德五年八月間的一天：我沒有考證出到底是哪一日。當然也無從知道那天北京的天氣怎麼樣：比如是不是晴朗，揚不揚沙——人們有沒有換上夾絮的長袍。反正，泛黃黴臭的史書中，記載著這天的那一頁透著難得的金黃，以至幾百年後，人們翻到此頁，眼前似乎還會不自覺一亮，像是在漫天陰霾中見到了一抹燦爛的陽光。
大部分人想像中的那天，天應該特別高，特別藍，空氣特別清新，就像一個歡樂的節日——幾年來如鉛板般重重壓著大明江山，使天下人幾乎喘不過氣來的烏雲被蕭颯的秋風捲得乾乾淨淨。可再強勁的秋風也卷不盡那觸鼻的血腥——
那天是一個人承受凌遲之刑的日子。對凌遲，我實在不想說太多。看看它的得名吧：“陵遲”，原指山陵斜坡逐漸低下，含慢慢之意——讓人在極度痛苦中慢慢死去。也叫“磔”，俗稱“剮”，受刀從八刀、十二刀、二十四刀直至幾百幾千刀不等。
當時的一位監刑官留下了筆記，明明白白記著那人承受的刀數：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甚至記了他第一天受了三百五十七刀後還能喝下兩碗稀粥——以證明這次剮刑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還有人記了，他那幾千片剮下的、如“指甲片”大小的肉，被仇家以每片一文錢的價格搶著購去，生生吃了。
沒人譴責嘴角滴血的人們的殘忍和獸性，大家都理解彼此的心情。更沒有人懷疑此次酷刑的正義：誰都相信這個受刑的人是有史以來最為臭名昭著的壞蛋之一，完全是罪有應得。很多人甚至還很遺憾——遺憾世界上已經找不到比凌遲還慘烈的刑罰了。
受剮的人就是在過去的幾年間被人們私下稱之為“站皇帝”，除了武宗，大明朝權力最大的人物，天字第一號宦官——司禮掌印太監劉瑾。
受刑那年，劉瑾正好六十歲。
劉瑾的罪狀不外乎三條：謀反、貪賄、殘害忠良。
謀反的證據是抄家時得的一些物件：“偽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袞衣、玉帶諸違禁物”；還有他平日所持的扇子“內藏利匕首二”，似乎劉瑾真的想憑這兩把匕首和區區幾百件兵器（衣甲千餘弓弩五百）奪得大明天下。
貪賄則不用多說，《亞洲華爾街日報》曾選出在過去一千年來全球最富有的五十人：在入選的包括當今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在內的五十人中，有六名是中國人，而劉瑾就是其中之一。據說抄家時搜出了黃金二百五十萬兩、白銀五千萬兩。
有人算了，明朝時一兩銀子大約折合現在人民幣377.6元（據吳思《劉瑾潛流》）。
一些史書晦晦澀澀地暗示，儘管直接導致劉瑾覆滅是因為謀反，可那些兵器違禁物不過是劉瑾的收藏玩物、甚至可能是抄家時太監的栽贓——所以真正相信並對劉瑾所謂的謀反光火的應該只有武宗；貪婪固然可恨，但也不至於使他遭受如此極刑——千百年來國人僅僅因為當權貪賄而受磔的實在很少很少。
史料裡密密麻麻連篇累牘的大都是劉瑾如何如何處心積慮、如何如何睚眥必報、如何如何“威福任情”——瘋狂無情地迫害對手。
史書上的蠅頭小楷，照例是規規矩矩橫平豎直，一撇一捺中透著股寒氣。但儘管每個字都像是飽經滄桑的老人昏花的眼，冷漠而疲憊，我似乎還是聽到了當初下筆之人咬牙切齒可怕的吱吱聲——
朗朗乾坤，豈能容一個閹人如此蹂躪大臣、殘害忠良！活該千刀萬剮！
《明史紀事本末·劉瑾用事》裡寫到了劉瑾的一次哭泣。那是一次在親信面前的失態，劉瑾哭得很傷心：“從前宮里人擔心受外臣欺凌，推舉我來對付他們。我捨身豁了出去，打擊的人實在太多了——如今整個天下的怨恨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真不知自己的結局會是怎樣啊！”
這篇史料還記載了一個富有戲劇性的場景。文壇泰斗李夢陽得罪了劉瑾，下獄等死。康海，弘治十五年狀元，出馬了。昂昂然到了劉宅，頗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壯。勢力如日中天，氣焰不可一世的劉瑾“大喜，為倒屣迎”。康海一點也沒客氣，闢頭便問：“昔日高力士寵冠群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說著斜眼乜著劉瑾。劉瑾不含糊：“即當為先生役！”彎腰便欲動手。康海忙說李白不是自己：“今李夢陽高於李白，現下有難，而公不為之援——奈何談為李白脫靴呢？”劉瑾立即承諾“當為先生圖之。”第二天就放了李夢陽。
康海不是什麼在政治上很有能力，能給劉瑾多大幫助的人物。儘管文名很大，不過是個小小的修撰、單純的文人。 《明史》裡說劉瑾此舉是“以海同鄉，慕其才”。重鄉情好解釋，發達了誰都想在鄉人面前顯擺，連楚霸王都未能免俗，不顧被人譏笑沐猴而冠硬是要立自己老家為都。可那時的劉瑾除了皇上，肯在誰面前彎一彎腰呢？何況親手替人脫鞋子！看來他對於康海這等文人，確實是慕才。如此“慕才”的劉瑾，如何就與以才氣自任的外臣搞得如此勢如水火呢？
這個問題基本上是句廢話。對於正常人，有史以來，好像還沒有別的問題有如此驚人的一致：宦官，原本就是不能接近的、骯髒的、醜陋的異類！不是嗎？自盤古開天地，世界上就應該只有兩類人，男，或是女。沒有男根的男人，到底是什麼玩意？ ——妖孽！
這不僅僅是對異類本能的排斥吧：男權社會，經綸天下的只應該是堂堂鬚眉，連女子都屬於禍水，都是晦氣色的，只該呆在家裡，惶論不陰不陽的怪物！
從先師孔聖人開始，投射到這個群體上的眼光就是鄙夷、不屑的。孔子周遊列國時，離開衛國的原因就是感到了屈辱——讓他跟在衛靈公的車子後面。這原本很合理，孔子是最講究禮節的，絕不會狂妄到想僭越諸侯。一切只是因為：衛靈公與夫人同車招搖過市倒也罷了，最難以容忍的是，車上居然還有個宦官陪侍！
對這個群體，稱謂多種多樣，除了比較中性的“中官”、“中涓”之類外，明顯帶有感情色彩的就有“閹人”、“腐人”、“腐夫”、“內豎”、“閹狗”等等。從稱謂上就可以看到一張張道貌岸然的臉上的厭惡不齒之色。
可誰也不會建議皇上廢除製造這個群體的製度，誰敢說皇上身邊不需要這些人呢？皇上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何況還有三宮六院，這麼多人吃喝拉撒，難道皇上皇后自己動手不成？抑或，大夥輪流換下朝衣，短打扮了進宮幹活去？笑話，即使大夥放得下架子皇上也不放心啊？ ——皇上難道就戴不得綠帽了嗎？
起初，外臣士大夫對宦官僅僅只是當皇宮中乾活的雜役——奴才——看待的，就像古印度婆羅門、剎帝利種姓對吠舍、首陀羅一樣，完全是高高在上的態度。任何將自己和宦官相提並論的言行都是最大的侮辱。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裡痛苦地提到：“刑餘之人，無所比數。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連平庸之人有事涉及到宦官，都個個垂頭喪氣的，何況慷慨之士？
高者自高，卑者自卑，如果能一直這樣倒也相安無事。
然而不知什麼時候開始，飽讀聖賢書的外臣們漸漸發覺，形勢悄悄地發生著變化。昔日畢恭畢敬唯唯諾諾的奴才，竟然開始慢慢直起了腰、慢慢抬起了頭、肅穆莊嚴的朝堂上不時響起了令人作嘔的尖厲腔調……最可怕的是，這些不男不女的閹人，發布一道道荒唐的命令時，竟然口口聲聲說這都是聖上的意思——不信你看，至尊的聖上不是面無表情或是低眉順眼、一聲不吭嗎？
就這樣，宦官攀著皇上的肩膀一步步爬上來、一步步踩到自己頭上來了！
自有政權以來，幾千年里外臣間的爭鬥其實沒有片刻停息。文人輸給文人、武人輸給武人、文人輸給武人、武人輸給文人……無論誰輸誰贏——儘管也常有人為敗給向來不屑一顧的草包、下僚、文盲、莽漢而痛心疾首——可實際上心裡總覺得沒那麼過不去：對手再狠毒、再卑鄙、再不堪，畢竟還和自己同屬一個檔次、都是一朝之臣、最起碼是個男人是條漢子、都能算個堂堂正正的對手。
可要是被那些陰陽怪氣的奴才給踩在腳下呢？
用個粗俗的比喻：世代名門、明媒正娶的夫人，竟然淪落到要和青樓出身的小妾平起平坐，還時不時得讓她當家、聽她吩咐——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像淫蕩的小妾總是容易得寵一樣，宦官總是很容易從皇上手裡竊得權力：畢竟天天在身邊，親切而放心；又無兒無女沒有為後代掙基業的私心；而且聰明伶俐百依百順，絕不像外臣那樣整天板著臉滿口讓人倒胃又無法反駁的大道理——朕累了，你們替朕看著辦吧。
從宦官如羊蹄子試湯那樣小心翼翼戰兢兢地邁入政壇的第一天開始，外臣和宦官，這兩個原本高低懸殊、河水不犯井水的階層就成了不可調解的對手。皇宮高牆如一道鴻溝，重重地劃在交戰雙方之間，簡單粗暴地將所有人分成了兩個陣營：忠良，或是奸佞的妖孽——這是天下第一等的大是大非。這道鴻溝是如此的深不可測，以至與它相比，其他所有的溝壑都成了些淺淺不足道的裂紋：各自陣營中，如果還有必要進一步細分出三六九等、分出忠奸善惡，那都是同一戰壕內的事，純屬內部矛盾。 ——清清楚楚的，不是黑就是白：只要白了，再臟也是白的；一沾黑，那可就再也洗不回來了。
反正，從外臣眼裡看去，此岸統統都是受屈的忠良，彼岸則整窩是正肆虐的、或潛伏著預備肆虐的妖孽，當然還有那些自甘墮落跨過鴻溝的妖黨。
修史向來是士大夫的義務和權利，而士大夫向來是鴻溝此岸最龐大最堅定的戰士。於是，自詡才、學、識、德俱全的一代代史家，充分發揮了孔子修《春秋》傳下的筆法，在薄薄的宣紙上向鴻溝彼岸發出了一筆筆凌厲的征伐——不畏強權、不隱惡、立場分明、慷慨激昂、仗義直言，這就是他們自詡的史德吧。
他們當然不會懷疑自己的正義性，更心安理得地認為自己代表了天下民心，以至很少考慮那些胼手胝足終年掙命為衣食的人更關心的是什麼：到底發號施令的是不是正常人重要呢，還是號令本身要不要命重要？
就算天下大義相同吧，但，果真只要仗了義，言一定就直了嗎？
看看劉瑾最為士大夫痛恨的罪狀：殘害忠良——是不是只要受到劉瑾打擊迫害的，就都是忠良呢？
我無意糾纏於每個被打擊的人在德操上是不是都無愧于忠良二字，但從字裡行間仔細看去，卻發現，殘害忠良的大題目下面，劉瑾以“矯詔”的名義，曾發動了一場雷厲風行的吏治整頓！
很多大臣受到陷害，罪名是查盤查出了虧空。查盤，指的是對天下軍民府庫、錢糧、各邊年例銀、鹽引、軍器，乃至夫運、柴炭，方方面面經濟帳務的一個徹底清查。該賠的賠、該罰的罰、該充軍的充軍、該殺頭的殺頭！
還有清丈。清丈，指的是重新丈量天下田地，將被豪強勳戚蠶食隱沒的部分重新丈量出來，超過限額的給“無田民種之，如例起科（徵稅）”。從正德元年把執朝政開始，劉瑾多次開展了大規模的清丈，尤重視清丈被邊陲武將吞沒的屯田。
整頓吏治，歷代都是極艱難的事。劉瑾的整頓相對歷史上其他能臣，卻也有其獨到之處：他有一般外臣不敢施行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手段，客觀上對畏惡不畏善、長於敷衍的奸猾之徒是極有效的鞭策。清丈時，居然有官員畏懼劉瑾的嚴厲，自劾其父。當然效果也很可觀：僅正德三年，山東巡撫週熊一次就清出隱沒田地一萬八千三百五十餘頃。
對此，史家自有看法，說這不過是如武則天時的《羅織經》一樣，只是劉瑾打擊反對派的一種手段，再說動機很明顯，完全是太監貪財的本性——歸根到底，還是為了殘害忠良！
儘管歷次整頓都沒有迴避劉瑾的親信——連已經做到兵部尚書的劉宇，都因其前任大同巡撫時耗費過多惴惴不安，上疏請求“少垂優禮，將遠年巡撫任內事聽與開釋。”但大家還是異口同聲：姦宦的手段罷了！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與一般宦官通常牢牢抱成一團相反，劉瑾的緊箍兒竟然套到了自己同類身上。他當權期間，禁止宦官干政，限制太監勢力，還搞了個內廠，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監視其他太監主管的東廠、西廠。法令嚴得連同黨都叫苦連天，背地裡稱其為可怕的洪武皇帝再世——“小太祖”。
史家的解釋是：還不是為了專權？ ——你內廠難道就是善男信女？
整頓的內容應該遠遠不止這幾項，劉瑾倒台後，廷臣奏請恢復在劉瑾手裡調整變動的法令有：“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幾乎涵蓋了政務的所有方面。據說包括整頓了歷來最頭痛的鹽政、甚至還降低過賦稅、也逼過寡婦改嫁、窮人火化。
僅僅為了打擊對手，似乎是不必要把攤子搞得這麼大的。
但後人很少對整頓的內容感興趣，反正一切都不重要。
還是那句話，凡是在這場整頓中受了苦的，無論是不是貪污的、受賄的、霸占田地的，只要是劉瑾的對頭，都是忠良！
拂去史書上厚厚的灰，站在鴻溝中央冷眼看去，劉瑾正是死在了這幾項整頓上。這場整頓，正如他自己說，使得天下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了他一人身上。
清丈、查盤，從人家嘴裡生生摳回肥肉，能怨人恨你入骨嗎？寧夏之變，安化王朱寘鐇以誅瑾為名振臂一呼，被劉瑾搶了家當的武臣紛紛響應造反，殺機來自邊陲；征伐回師途中，大臣楊一清見時機已到，幾句話說動監軍太監張永，殺機來自外廷；早已被劉瑾壓制得渾身不自在的張永回宮後，和同黨一番精心佈置，殺機來自身邊……
終於，一切具備，眾人合力磨快了刀，把個刀柄遞到了酩酊的武宗面前。
“他劉瑾想要什麼？”醉眼朦朧。
“要天下呢。”
“那就給他好了！”舌頭還打著結。
“那該怎麼安置皇上您呢？”
酒立時醒來，一身冷汗的武宗不能不震怒了。很快，武宗眼前出現了劉瑾家抄出的違禁物品、扇子內的鋒利匕首等一干物證，他咆哮著一拍龍案，乾脆利落地結束了一個時代。
天下人終於迎來了這場等了很久的、皆大歡喜的凌遲！
儘管誰也不能否認正德年間的大明王朝是多麼需要一場深刻的整頓，但我無法替劉瑾翻案。不僅是現有的資料都是鴻溝這邊的士大夫留下的，很難找到有力的證據說明這次整頓為大明帝國帶來了多大的益處；而是我相信，不管劉瑾出於什麼目的實行了這場整頓，第一天就注定了失敗。
幾千年來，治理我們的國家，靠的都是兩種手段，道德和刑罰，缺一不可。儘管每個王朝立國宗旨不同，在二者間有偏倚，但儒家看來，道德的作用要遠遠超過刑罰。以德治國，首要的條件就是執政者自身做好表率，聖人在《大學》裡說得明明白白，要治國平天下，先得修身齊家：“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不知劉瑾是否看到過這幾句話，假如見過，當時他的心情是什麼呢？身，還能算是完整的身嗎？家呢？自小淨了身，連姓也是跟前輩太監的，還有家嗎？死後連祖墳也進不了啊。儘管太監大多沒讀多少書，但那幾句話是誰都聽過的：“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劉瑾打了個寒戰，他強迫自己不去想——可事實上，無論哪個宦官都將一生糾纏其中。
身、家，作為一個普通人最基本最起碼的道德載體，卻是宦官永遠的缺憾。
既然不可能做成萬民的表率，那麼以道德自命的外臣就永遠不會真正敬服自己，如此只好用刑罰的手段了。像溺水的人抓住唯一的浮板，得志的太監死死攥著這根沉重的大棒，高高舉了起來——打到爾等仰視我輩、乖乖聽話為止！
都說太監毒、太監狠，不錯，太監下手的確是殘酷無比。既然被道德拒之門外，那麼道德對人的約束也就不會在他們身上發揮作用，他們真正是肆無忌憚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太監都覺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可憐的人，一有機會，當然要瘋狂報復：憑什麼你們三妻六妾兒孫滿堂？扒下褲子，打！憑什麼你們覺得自己清高偉岸而把咱家當奴才？打！
憑什麼你們稱公，我們就得叫公公呢？ ——打！
劉瑾有兩個發明，一是創造了一百五十斤重的大枷；二是訓練了一支神奇的杖刑隊伍，可以將板子使得出神入化，據說用衣服包了青磚做試驗，可以打得青磚粉碎衣服卻絲毫不破。
看著大枷下的人氣息奄奄、看著板子下去血肉橫飛，太監絕不會有半點的憐憫，甚至還可能有這種念頭：如果老天能使我重新當個堂堂正正完整的人，我寧願天天受枷受杖！一時間，太監跋扈的臉上不自覺對著血肉模糊的犯人生出了嫉妒之心。於是轉眼又一種惡毒從心底升起：這點折磨算得了什麼？當初咱家淨身時，那百來天的苦楚，爾等可曾體會？鑽心的痛、拉撒滿床，還得提心吊膽，生怕過不了這鬼門關——誰不知道傷口是多麼容易感染，十個中總有兩三個就此了賬？再想到平日里這些鳥官總是趾高氣揚視我輩如無物，於是又一疊聲聲嘶力竭的尖叫：“打！給我狠狠的打！往死裡打！”
離開了道德的協調疏導，光靠重枷大板來治理天下，成果如何，誰都可以預料——儘管一時間大明王朝的政治機構在劉瑾的威壓下似乎運轉得特別快。
劉瑾失敗的另一個原因是他不得不用一些卑鄙無能的小人來進行他的事業，畢竟天下事不是僅僅依靠太監自己就能控制的。
憑良心說，劉瑾算是比較重才的。不僅體現在對康海之流文人的敬慕上，他盡量把手裡的人用得合理，不是由著性子亂來。死黨焦芳想讓兒子中狀元，遭李東陽抵制，找劉瑾訴苦，劉瑾答：“你兒昨天在我家寫了首詩甚是拙劣，你還能恨李東陽？”另一個死黨劉宇，化萬金入了內閣，但他要真正入閣辦事時，劉瑾攔住了：“你還真想當宰相？”言下之意你小子沒那本事。對有才幹的人他盡量拉攏，如韓福，做知縣時就有政績，後來因事下獄，劉瑾得知，立即赦免，拜戶部侍郎。
在歷史上，明朝是外臣士大夫拜倒在宦官腳下最多的一代。可能是歷史發展到那時，太多為善不報為惡善終的教訓使得人們都聰明現實了起來，儘管心裡對閹人的鄙夷不會改變，卻無論如何先得到眼前利益再說；還可能是明朝體制在太祖的精心規劃下，所有權力牢牢地集中在了皇宮之內，反抗宦官缺少如唐朝時地方藩鎮那樣有力的支持；還可能是入仕途徑只剩下了科舉，不同於漢時，僅僅憑著不畏強暴的好名聲就可能被人推舉去當官，旗幟鮮明地和宦官作對更是迅速出名的終南捷徑……
問題是，有多少正人君子，多少真正有才幹的人敢躍過那道鴻溝呢——躍過這道鴻溝的，大多是在那邊混不下去了豁出去到這邊搏一搏富貴的下流貨色。
鴻溝就像一道精鋼濾網，把所有鐵骨錚錚的真豪傑真好漢統統留在了那邊。而他們，自古就是天下人心目中正義的代表、真理的化身……
就算有幾個如張居正之類不世出、不為世俗所拘的偉才能坦然來往兩岸，可那種角色豈能為旁人駕馭？那時，台上的主角還能是不倫不類的太監嗎？ ——一番心機，還不是只落個插科打諢的二花臉？
既然你們不為我用，滿身本領留著策動百姓與咱家作對，那休怪咱家無情！
木枷越來越重、板子越來越狠……
屈辱和仇恨在重枷大板下悄悄地堆積著……
以重枷大板、小人庸才來進行艱難的吏治整頓，來對付滿天下的怨恨，劉瑾下場早就注定了……
從劉瑾那次哭泣可以猜想，也許他是預料到自己的下場的。
但他是聰明人，他很清楚自己已經回不了頭。
他不會不知道歷史上那幾次宦官的災難：像漢末袁紹那回，殺得性起，見了沒鬍鬚的就砍，嚇得那些嘴上沒毛的只好脫下褲子驗明正身才能逃過一刀。他明白外臣和宦官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他理解千百年來外臣對宦官的極度厭惡，就像他本人其實也很厭惡自己那樣：別的不說，每次往身上噴灑香料就令人懊惱，可不這樣做怎麼掩蓋身上那股尿騷味呢？ ——外臣們是死也不會理解做一個宦官的痛苦的：去勢的人十有八九傷了尿道，整日的總是淋淋漓漓的。他們叫我輩什麼來著？腐人？腐臭的人，一點沒錯啊！我輩腐人騎在他們頭上，他們如何能嚥下這口氣？別看他們此刻在面前跪得規規矩矩的，誰不知道一個個恨得連腸子都磨成了利刃啊。自己萬一一鬆了手，大權旁落，他們肯定是會立即翻臉，一窩蜂撲上來噬咬的。沒辦法，只好一天緊似一天的捏著，做夢也睜開一隻眼。
當初怎麼騎上這可怕的虎背的呢？開始僅僅是為了能得點自尊罷了，不敢奢求外臣平視，只希望他們看自個時眼白少些、眼珠放下些，同時撈幾個錢養老——太監無兒無女，要想晚景不那麼淒涼，只有及早替自己賺夠棺材本。天下之大，對太監來說，真正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冷冰冰的玩意啊。可不曾想遊戲越玩越大，貪玩的武宗乾脆把整個朝政扔過來了。但話說回來，六月暑天，讓人撐著傘坐在交椅上，看滿朝文武整整齊齊列了隊，大汗淋漓地跪在奉天門外，自己咳嗽幾聲都有幾個不濟些的當場暈死過去，那種快意怎麼形容得出呢？將天下衣冠在腳下踐踏了這幾年，也算出息了，就是千刀萬剮，也認了！
劉瑾的聰明在於，他從一味胡行的前輩王振那吸取了教訓，明白了若想盡可能久的掌握大權，就不能遊戲任性。像一條船，你想坐得穩，就千萬別自己亂鑿亂鋸，更千萬別讓混帳的外行來掌舵——起錨後，你身家性命可全都在這船上呢。
再說劉瑾很明白，太祖皇帝定下的周密製度不可能容忍皇權真正轉移到自己手裡，武宗皇帝不過是不耐煩瑣碎的具體事務才讓自己暫時掌管朝政罷了，搞過分搞砸了他隨時可以變臉發作。
想不失去權力，最明智的做法只有盡量負責地掌好已經到手的權力。
這就是我不能為劉瑾翻案的另一個原因：除了牢牢地抓住政權，延遲不可避免的覆滅的到來，此外誰也難為劉瑾的整頓找出別的什麼高尚動機——反過來說，僅是對財物的瘋狂攫取，就已經充分暴露了他的思想不可能純潔到哪裡去。
在講究先義後利、看重動機的傳統下，即使是正常人，即使乾出了功業，如果動機不純也得遭到當時後世的非議責難，何況是一場注定失敗的、而動機又如此駁雜的事業？
再何況製造這場紛紜的是個閹人呢？
所以史家用“殘害忠良”輕輕掩蓋了這場整頓，應該是很有些道理的。
大義凜然之外，是不是史家還有暗暗的擔心，怕如果對劉瑾之流說了那麼一句半句好話，對其政績來點小小的肯定，即使是模棱兩可，也會像大堤上一個小小的蟻穴，將導致洪水滔天而來呢？這種邪惡的勢力是一刻也不能縱容的，否則這許多寒窗苦熬的人還會有出頭之日嗎？ ——誰不知道宦官是天底下離權力距離最近的，只要一刀下去，說不定就抵得過我等一生苦讀呢？
世上權力就那麼點，饒是我等撇開了女子自分，還打得你死我活，哪容爾類染指？何況攻擊爾類乃順應天地人心，何樂不為？
所以劉瑾所全部的罪狀，其實可以歸納為一條：閹之罪，一條就足夠了。
閹人，竊取至高無上的皇權，該殺！閹人，踐踏天下忠良，該殺！閹人，搞什麼吏治整頓，該殺！
不僅僅是你劉瑾，只要混得在史書有專傳的閹人，十之八九有罪，都該殺！
閹人，離開了奴才的崗位，就該殺！
殺、殺、殺、千刀萬剮……
我不知道那天當劉瑾彎腰準備脫靴的一剎那，康海心裡有沒有一點感動。反正，那個晚上，他和劉瑾喝酒喝到了天亮。
當然，他也為這場交往付出了預料中的沉重代價：“逾年，瑾敗，海坐黨，落職。”（《明史列傳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
據說當時康海救的李夢陽已經復職，目睹康海受株連卻一言不發。康海大怨，做雜劇《中山狼》影射李夢陽忘恩負義。
康海當然有理由憤慨。
可他難道不明白李夢陽的苦衷嗎：
幾千年來，有幾位正人君子敢和鴻溝那一方扯上關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