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翻翻出土的秦簡，就可以看見很多抓強盜的案例！就連一個派出所的所長劉邦，卻也有幸被逼成了秦王朝時代的強盜，隱藏在碭山一帶，永遠不敢回家。
這我們就奇怪了，為什麼一個政府職能如此高效的秦王朝，卻迫使那麼多人流離失所當強盜呢？
唉，這事就要怪秦始皇沒搞好了。
秦始皇本人，是古來罕見的工作狂，《漢書》作者班固說他白天開會，夜晚批文件，都是親自動筆。至於臣民們在忙什麼呢？搞工程。秦始皇這個人，最大的愛好就是搞工程。
第一，修長城。因為修長城，徵發的民夫常在三四十萬之間。長城這裡可不是人待的。有時候民夫累了坐下來喘氣，他的工頭就會走過來質問：“你幹嗎不干活？”
“剛才幹完活以後，我累得雙手發顫。”
“手顫正好，那你去那邊篩沙子吧！”
這種慘無人道的對話在當時隨處可見，把施工現場變成了人民大眾的閻羅殿。終於長城腳下“死者不可勝數”，“屍骨相支柱”，甚為悲壯。最終，通過巨大的代價，他們創造了世界第八奇蹟——中國龍。
第二項，修馳道。以咸陽為中心修出四通八達的馳道，供馬車奔馳，其規格是路寬七十米，路面用夯土砸得很實，下雨也不起泥，兩邊每隔七米種樹，向西最遠到甘肅，東到海濱，北到內蒙古，南到湖南、安徽、浙江等地。此外還有一條軍事專用乾道，叫做“直道”，全長七百公里，寬三十多米，而且它像高速公路那樣也高出地面一米多，整個工程僅用兩年半完成。該道從咸陽出發，向北直通匈奴地區，用以支持蒙恬大軍。一旦北方有警，一周內軍隊就可以從咸陽地區動員完畢，直抵前線。雖然比起羅馬人的石灰混凝土道路有點遜色，但地面也夯得非常堅實，許多路面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至今堅硬的路面上長不出雜草。
第三，造宮殿。秦始皇啟動了阿房宮工程，其主體建築內可坐一萬人。宮門是用磁石做的，防止恐怖分子帶著鐵兵器進入。宮殿前立著十二個青銅巨人。
據說阿房宮“复壓三百里”，這不太可能。但是，以阿房宮為中心，秦王朝的宮殿群向四個方面鋪展開來，東到驪山溫泉，西到雍城老祖宗吃食堂的地方，北過渭北咸陽原，南到渭南終南山，全是秦王朝的建築群落，合計三百所，基本遍布關中核心地區，足以覆壓三百餘里。後來項羽入關，燒了三個月，才把關中這些宮殿燒完。當然關外還有四百所。
這些宮殿也不僅僅是供老秦一個人享樂用的，《史記》上說得很清楚，他認為“咸陽人多”，所以開始大修宮殿，並且移了八萬家住進去，看來這屬於秦時代的“安居工程”吧。
前三個項目都是公益性的，這第四個項目卻是給老秦一個人用的——修驪山秦始皇陵（老百姓就是再沒房子住，估計也不能住進這裡面去）。
秦始皇陵，據說三國時候尚高一百二十多米（比胡夫金字塔低二十米）。如今這個小土山經過歷史力量的剝削，尚高六十五米，上邊草木青蔥，底邊周長一里。當初秦始皇為了盡可能減少擾民，在給自己修陵墓時用的是勞改犯（“刑徒”），而不是徵發民夫，民夫盡可能留在其他國家項目和農田上，這也算是先公後私吧（劉邦的陵則也在不遠處，今高三十二米，呂雉的陵也是三十二米，漢武帝的陵高四十七米。修這些陵都是皇權時代免不了的項目，就像它們免不了要被盜一樣）。
除了上述四大土木項目，秦始皇還有兩大軍事項目：一是蒙恬先生帶領三十萬軍馬在北方驅趕匈奴，奪得河套及以北大片土地；二是尉屠雎帶領五十萬大軍分五路攻擊嶺南，乃至佔據了越南北部地區。但是嶺南的土著越人很快打起了游擊戰：平時藏在林子裡，伺機就殺出來，搞得尉屠雎一幫人三年不敢解甲，一直保持戰鬥姿態。受游擊隊攻擊，總計秦兵伏尸流血犧牲數十萬人，最後才勉強攻占了廣東、廣西地區，把秦王朝的版圖擴大到了南海之濱。
可以說，秦王朝為了求得中國的統一，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和代價。
據漢朝人淮南王劉安說，尉屠雎的這支軍隊，外出曠日持久，消耗嚴重，去的人都回不來了，很多人都開小差當了盜賊。所以後來陳勝、吳廣起義的時候，秦王朝居然無法調用這支軍隊回來鎮壓。北方抗匈奴的軍隊，同樣也被消耗得很厲害，至少是被牽制著，想全身而返也不可能，最終導致秦王朝土崩瓦解。如果把他們佈置在相對新佔領的尚存在很多不穩定因素的齊楚地區，至少可以起到威懾和阻燃作用。
可是秦人卻貪圖對外擴張。秦人這種貪外虛內的軍事佈置，派南北方兩支大軍，遠遠地到外面去搶攤，所得不多，家裡卻沒人管，代價極為嚴重，屬於錯誤決策。
其實，像打匈奴這樣的事，完全可以把它的時間放後幾十年，等民生富厚、國內安定了再說。總之，上述兩大軍事項目和四大土木項目，都是招致秦朝亡國的不急之務。
南北兩支大軍的八十萬人馬，實在數目龐大，相當於現代中國現役軍人的三分之一，美國軍人的二分之一，而當時秦朝的人口尚不足現代中國的百分之三（只有三千萬上下，相當於重慶地區人口數量）。如此龐大的兵役，只能加重人民的勞苦負擔。
但是，反過來看，用區區重慶地區人口，卻完成了北驅匈奴、南括五嶺，以及修長城、馳道的浩大工程，無論如何，秦時代從政府到人民的進取精神，也實在可嘉。
人類勞動創造出的多餘財富，總要再把它花出去才好。你就是拼命地吃，拼命地穿，所用也是有限的，多餘的怎麼辦呢？只好用在項目工程上，以澤被後世。秦王朝大修長城，大建秦始皇陵，隋煬帝大修運河，把當時不能長時貯存的糧食，轉為不朽的長城和運河，化成持久的資源，留到後代慢慢使用，也是好事啊。所謂“楚人遺弓，楚人拾之”，對丟弓的楚人來講，是個大遺憾，對整體的楚國，並沒有什麼遺憾和損失。同樣，修長城和秦始皇陵，對於當時的人是個痛苦，對於後代的我們，則是得弓者。所謂害在一時，功在百世。就好比埃及的金字塔，在當時修時未嘗不是件痛苦的事情，現在卻細水長流地為埃及人掙著旅遊的外快。
至少比整個時代的人胡鬧，什麼正經事都沒幹出來強。
但後來的事實證明，秦王朝的這些澤被後世的項目，當時的代價也很大，甚至以亡國為代價。
在從前的商周時代，法律規定成年男子每三年去給國家乾一個月零三天義工，從二十三歲一直到五十五歲為止。而秦王朝加碼成每三年平均服役兩年零一個月，具體來講是這樣：第一年先在家生產，弄出些糧食（以供應這三年的需求），但必須出去服勞役一個月，接下來兩年則全是服勞役。如此不斷循環，三年一個週期。而且服役年限也拉長到十六歲到六十歲。也就是說，秦王朝的農民如果活到六十歲的話，要合計給國家服勞役及兵役一萬零二百五十天，即——他有二十八年要在工地上度過！而商周時代則是二百九十七天（不到一年）。所以，董仲舒說，秦朝的力役是“三十倍於古”——當然這不排除董仲舒危言聳聽、以古諷今的可能（編排秦王朝以勸喻漢武帝，漢武帝也是大興事作）。如果老董說的是真的，那麼人生一半時間都去外地篩沙子、砸石頭了，這種沉重的勞役只能搞得“海內愁怨”。
而那些留在家裡種地的人，日子也不好過。種地需要交糧納稅，這是天經地義的，但關鍵是交多少。經過歷史的磨合，中國農業傳統的稅收標準是十分之一，有時候遇上仁慈的皇帝就只有三十分之一。但是秦王朝標新立異，達到了三分之二（“收太半之賦”，據漢朝人伍被講）——這簡直是沒天理了！高達傳統水平的七至二十倍，所謂“二十倍於古”（董仲舒語）。人們真是沒有活路了。所以秦國“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服”，人們累死了也養活不起自己，更交不完這天文數字比例的稅。於是“秦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群盜並起，死者相望”——人們交不起稅，只好逃亡當強盜。
注意，這個稅收百分比不是按實際產量算的——那還就好了，我不干活，也就少交稅。它其實是按土地的一般產量，由政府估算一個產額來收稅的。不管你幹得怎麼樣，都按這個額交！哈哈，那簡直要氣死了！但千萬不要以為這是秦始皇壞，歷朝歷代的皇帝都是這麼算的。
可是，為什麼秦皇帝定的稅率定得非要比別的皇帝高二十倍呢？他不知道“保護費”收多了，大家都要逃亡，逃到別的老大的地盤上去幹嗎？或者沒得地方逃，大家就會起義！
秦始皇也是沒辦法啊。你想，他搞了那麼多國家大項目，都需要花錢，長城、馳道，八十萬戰士，需要消耗多少物資和糧食啊。
可是為什麼秦始皇非得“強力疾作”，搞這麼多大項目呢？少搞一些項目，不就緩解了人們的焦苦和怨恨，退一步而海闊天空了嗎？唉，沒辦法，秦人非得搞這些項目！就像得了強迫症一樣。這也是出於一種無奈。
作為中國第一個統一王朝的建立者，秦始皇有很多難言之隱和巨大挑戰：秦王朝雖然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但六國之民並不服氣，而且他們習慣了長期分裂的歷史事實，對統一的好處還很朦朧，對新的社會體系猶疑不定。分裂的歷史慣性是如此強大，以致有人刻下“秦始皇死而地分”的回復從前的口號。這就要求新政權必須有所作為，以樹立在民眾中的權威。統一王朝首要做的就是有所造就，修長城、造陵墓、擊匈奴，樹立政府的成功偉大形象，剎住歷史的分裂慣性，鞏固新王朝的命數。這就像新中國在1949年統一以後，在國際上被敵視，很多國家尚不承認中國政府的合法地位。所以當時需要大煉鋼鐵，搞原子彈，給外邊人看看，“趕英超美”，獲得國際承認。還要發射衛星上天，製造萬噸水壓機什麼的，以便加強民眾對新政府的信任力。
秦始皇修的陵墓，不單單是為了個人享受，也是如史書上所說的“非壯麗無以壯威”，是為了給六國之民一種震懾和信心，以便接受“壯威”新的政府，領著他們在統一的路子上堅持地走下去。我們不能單純說秦始皇修陵墓宮殿、興建作，純是為了滿足個人貪圖享樂的私慾。 “殘賊天下，以奉個人之欲，荒淫暴虐”，這樣簡單地把問題歸結到個人品行上，是不公正的，也是淺薄的。
秦人強力疾作，大搞項目，除了為了樹立政府權威，也跟秦人傳統的“事功精神”有關。
秦國歷來是個務實幹的雄心勃勃的國家。他們最初是偏於西陲的蕞爾小邦，卻變法圖強，志在天下，以賞功原則作為激勵官吏與民眾的手段。在歷代秦政府的強力引導下，執著進取的“事功精神”漾溢於廟堂之上，播散於鄉邑之間。所謂“事功”，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作事立功”，必有所為的意思。以功取榮，搏取田宅爵祿。
對事功目標的執著追求，使秦國全社會能量高度迸發，聚焦出極大的社會效率，終於通過長期競爭戰敗了六國。到了秦王朝建立以後，秦人的“事功精神”沒有泯滅。但是沒有什麼仗可打了，人們怎麼“做事立功搏得爵祿”呢，那就搞大興修建和對外擴張吧。於是就大興造作和軍事行動，終於要幹的事情太多，失去了控制，到了帝國和民眾所無法承受的地步，乃至帝國迅速崩潰。
事功精神與秦王朝的興亡，可謂成也由之，敗也由之。
同時，也可以說，秦始皇及其政府急於興作，好大喜功，也是秦民族事功精神的總代表。
另外，併吞六國這件豐功偉績，也進一步刺激了秦始皇的胃口。當時人們議論他：“秦皇帝在吞併天下以後，意得欲從”——就是想幹什麼，什麼就能實現，於是胃口被撐大了。秦始皇以為想幹什麼，就一定能干成，終於輕用民力，大搞長城、阿房宮，擊匈奴，攻五嶺，結果搞得天下枯竭，海內仇怨，民生疲敝，天下岌岌可危了。
我們說，秦始皇熱衷“事功”沒有錯，這總比啥都不干整天泡妞強吧。但秦始皇違背了“量力而行”這條基本規律。在一個久經戰亂才建立起來的王朝初年，本應該休息養民，他卻大興事功，真是求死有道啊。
秦始皇大約萬萬想不到自己貪於事功、大興民事軍事項目的後果會如此嚴重。我們管這個就叫做好大喜功吧。
漢武帝也是一樣的，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竭盡財力，終於人口銳減一半，盜賊滿山，若不是漢武帝晚年下“罪己詔”及時剎住了歪風，以及漢武帝的接班人也趕緊“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漢王朝差點步秦的後塵。
總之，假使秦始皇當初能夠體恤民情，休養生息，則秦王朝斷不會如此短命了。
同時我們看出來了，秦皇、漢武這些大牌皇帝，是凡在歷史上留下一點豐功偉績的痕蹟的，就得冒著竭盡天下財力乃至動盪社稷安危的風險。看來，當名人也不容易啊！物質也確實是守恆的啊，不付出就沒有收穫。
就好像黑幫老大在一條街上收的保護費太重，就會使這個街越來越蕭條，黑老大也就沒有財源了。那樣一個時代就是這種情況，老百姓沒有活路了，於是紛紛從大秦朝這條“街”上逃跑。這就是史書上所謂的“百姓散亡”（董仲舒語）。
人都“亡”了（跑了），黑老大沒法在這條“街”上收稅了，所以他必須不許這些人跑。於是當時就出來一個法律叫做“捕亡律”。派亭長、警察們去抓“亡人”。亡人被抓住以後，怎麼處罰呢？
一般來說，抓住以後要“笞五十”，就是用竹板揍他五十大板，打的位置視不同時代施刑者的興趣而定（在中國歷史上，有的時代流行打屁股，有的流行打脊背）。笞五十的處罰，以古人的眼光來看，似乎也不算怎麼太嚴酷。
但是，這些有了逃亡前科的人，下次再征夫和徵兵的時候，首先就徵他們。比如秦始皇發去南嶺作戰的五十萬大軍，首先就是徵這些有逃亡前科的人（罪人、亡人、商人、贅婿）。
如果一個亡人逃亡的時間比較長，跑了一個月才被抓住，那就要罰一隻盾。如果這傢伙比較厲害，跑了一年才被抓住，就要受耐刑了，也就是剃掉他的鬍子和兩鬢。如果一個光著下巴的男人走在秦朝大街上，大家就會指指點點：“耶！這小子是個逃亡分子被捉來的！”
看得出來，不管是笞五十，還是罰一隻盾或者剃鬍子，秦王朝對於刑罰的使用並不像人們傳說的那麼殘酷。後人誤會嚴刑峻法導致秦王朝覆滅，其實是不實之詞。也許到秦二世修改法律，刑罰就嚴酷了，但似乎先前並非如此。
順便插一句，周文王也曾經發布捕抓“亡人”的命令，可見所謂周文王也不是行仁義來的，一樣是拼命收稅，而且不許納稅人逃跑，跑就抓捕你，憑著這個路子積累了軍費以及兵源才開始對商王朝動武。
雖然秦國法律對亡人抓住以後處罰得不苛，但是如果亡人是在服兵役而逃亡的，那一旦抓住了就要處以極刑。因為逃兵實在是古今中外一致嚴打的對象，這沒有什麼好抱怨的，譬如同期的羅馬逃兵要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後來陳勝、吳廣說“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就是這個意思——因為他們去服的是兵役。
亡人長期逃跑在外，總得吃飯吧，可是他們失去了戶籍和生產資料，沒法生產作業，如何營生呢？
戰國時代的高漸離，作為荊軻的朋友，受連累，曾經“亡去”——脫離了戶籍，改換了名字，去一個酒館里當了酒保，由於工作太辛苦，後來又改拉小提琴（古代的）。我想亡人們大約從事五花八門的服務類工作，也包括最重的採礦，或者給地主打工，還包括乞討，總之沒有太體面的。
我們有理由相信，總有一些亡人，或者未亡人為了貼補家計，偶然要做些盜竊的事情。
現在我們說說秦王朝的強盜大哥們的生活吧。
按出土秦簡記載，這些強盜（其中女的很多）一般是偷馬，偷豬，偷牛，偷羊，偷桑葉，偷錢，還有偷公共財物的，多數是單個乾，也有一家子一起上的。
如果這位強盜大哥——應該是大姐，正在偷桑葉的時候被抓住了，按秦律規定，要罰她做三十天勞役。如果所盜竊物品價值不足六百六十錢，就臉上刺字，再去勞役。超過六百六十錢，就割鼻子，再去勞役。若偷一頭牛，則是囚禁一年。
這些處罰其實不算苛刻，換了17世紀的英國，偷一隻羊就要吊死了。
有人說，偷一頭牛就囚禁一年，還不苛刻啊——老大！秦朝時代的牛的相對價值就等於現在一輛卡車啊。
但秦朝對強盜不會處以極刑。
當時處罰最重的不外乎對於“群盜”。五人以上算群盜，群盜危害性大，所以處罰得也重：群盜被抓住以後，每人臉上刺字，斬去左腳趾，發配去當城旦（修長城什麼的）。即便群盜，也並不殺頭，只是做城旦，而城旦的勞役期通常不過是四五年，不是終身的。
總之，秦法並不像各種書上異口同聲說的那樣，那麼“苛”，至少在秦始皇時期還沒有濫用刑罰。是秦二世後來修改法律，才把帝國變成了一個大監獄和屠宰場。
我們不要把秦始皇時代想像成抓住一個強盜就要砍腦袋，甚至隨便抓一個老百姓就砍腦袋。
有人提問：強盜被抓住了，斬去左腳趾，臉上刺字，發配去長城腳下當城旦，如果不好好乾活，那能不能鞭打他呢？
哈哈，這是個有趣的問題了。
或者，乾脆會不會有哪個拎著鞭子的官吏，看他不順眼，上去就抽他一頓呢？像電影上演的那樣。
回答是：如果勞改犯在勞動過程中犯了法令條文上規定的錯，那是可以打的！
譬如，法律規定：城旦在勞動中破壞了公物，無論是瓦器、鐵器、木器，還是折斷了大車，都估價折以笞刑。價值一錢就笞打十下。如果價值二十錢以上，就“熟笞之”，意思是放手打個夠，直到把他打熟了、冒泡了為止。有的時候還要餓他，每天減少半斗口糧，一天天遞減。但是這種處罰絕不是隨意來的，至於對什麼樣的錯誤行為可以給予餓他的處罰，餓多長時間，限於資料，現在尚難於弄清。總之，可以打但不等於可以濫打。
另一個出土秦簡上的實際案例也說明了這一點：有一個大夫，無故鞭打了一個鬼薪（勞改犯），導致該鬼薪逃亡。那麼，按法律規定，這個大夫必須受罰，要在官府服役，等待逃亡者被捕獲。如果他服役期間敢逃跑，被拿穫後罰他一隻盾。如又逃亡，處以耐刑（就是刮去鬍子再去服役——我們知道，鬍子是當時人的臉面，是做官的憑證，劉邦就特意留有一副美鬚髯的）。
所以傳說中隨便就把萬喜良殺了，屍體填在長城縫裡，是絕不可能的！
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秦王朝時代的強盜，到底有多少呢？
應該不會太少，有一次秦始皇微服出訪，夜裡走到咸陽護城河邊，居然在這非常敏感的王畿地區，還遇上了強盜。把老秦嚇得“大驚”。全靠著有幾個武功高強的保鏢，才擊殺了強盜脫險。
出土的秦簡也給了我們暗示：“楚盜”、“群盜”、“關東群盜”這樣的字眼常出現在簡策上，使人感覺這些強盜就像蝨子一樣，隨處夾藏在秦王朝這件日漸捉襟見肘的大衣縫子裡（“關東”不是東北三省，是函谷關以東）。
但我們又有理由相信，秦始皇時代強盜數量又不是太多。以劉邦、彭越、英布等知名強盜團伙為例，都不過百人規模而已，而且法律上把“群盜”的標准定為五人，而不是一千人，可見形勢尚不嚴重。比起漢武帝晚年的“群盜滿山”，要樂觀一些吧。
秦始皇雖然大搞項目，但他懂得不直接擾民。秦始皇這人有特點，他總是徵用罪人、亡人、商人、贅婿，讓這些人去幹項目。譬如秦始皇發去南嶺作戰的五十萬大軍，首先徵的就是罪人、亡人、商人、贅婿；修秦始皇陵，也是用刑徒，這樣可以盡量減少對純民夫的正常農業生產的騷擾。
如果秦始皇時代的諸大項目都是這麼安排的，那麼董仲舒所說的當時“力役三十倍於古”則可能是不實之詞。很多知識分子在勸諫當朝皇帝的時候，不敢直話直說，就惡搞秦始皇、紂王這些“失敗者”。他們說的秦始皇時代的情況，其實恰恰可能是當下（譬如漢武帝時代）的客觀現實。
罪人、亡人、商人我們都明白，什麼叫贅婿呢？贅婿是一種很古老的職業，姜子牙就曾經當過。
譬如說古代一個男子窮得不行，就選擇倒插門到別人家里當女婿，就叫贅婿。他沒有權力繼承這家財產，地位接近奴隸，是個可有可無的累贅，叫做“贅”。所以首先徵發這種贅婿——秦始皇這麼做，也是出於好意，一方面阻止奴隸數量增加，一方面避免侵奪有生產資料者的農時。這要謝謝秦始皇的好意了。
當然，秦始皇也不可避免地徵發“純農夫”，但他先徵“閭右”的富農夫（富強人家住在閭的右邊）。這幫人家底厚，即便出去勞動幾年，也不至於家裡一下子破產成流民。而且家底厚，顧忌多，不願多鬧事。於是秦始皇雖然屢興事功，但還能相對保持國本。
到了壞小子胡亥當政以後，形勢才進一步惡化。胡亥變本加厲，大興刑罰，動用民力比老爹還狠，“閭右”的富農徵發完了，把“閭左”的貧民也都徵發了！
這幫“閭左”的窮棒子，可不是省油的燈——因為家裡啥東西都沒有，所以造反的雄心氣沖霄漢，一點猶豫都沒有。誰要是敢把他們惹了，就跟誰拼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