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二章復社的公子們
從歷史上看來，文明總是從有水的地方來的。且不說生命本身是從水從來，看幾個文明古國，哪個又離得開水呢？正如同黃河之於中國、恒河之於印度、尼羅之於埃及……或者縮小到城市範圍看，如同嘉陵江之於重慶、府南河之於成都、松花江之於黑龍江、湘江之於長沙、珠江之於廣州……
秦淮河對於金陵就是這樣的河，是金陵城和金陵人的源頭。
秦淮河是長江的一條支流，全長約一百一十公里，是南京地區的主要河道古名——淮水，本名“龍藏浦”。相傳秦始皇東巡時，望金陵上空紫氣升騰，以為王氣，於是鑿方山，斷長壟為瀆，入於江，後人誤認為此水是秦時所開，所以稱為“秦淮”。
“河橋燈火舊秦淮”（吳偉業《秣陵口號》），因為有了秦淮河，比之於漢唐之都長安、元明清之都北京，金陵是獨特的。它沒有長安的恢宏，沒有北京的沉重，卻別有一段脂粉，半邊愁容，讓文人騷客悵恨無窮。
秦淮河在通濟門分兩支，一隻繞道南城牆外向西流，稱為外秦淮河；另一隻通過東水關進了南京城，這才有了“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的繁庶秦淮。
秦淮河自通濟門人城，西行數里之後又折轉向南的聚寶川方向，在轉彎處有一個渡口便是桃葉渡。
如果說秦淮河是溫柔富貴之鄉的金陵的代表，那麼這桃葉渡則是胭脂花粉的秦淮河的象徵了。有詩寫道：“桃葉渡頭水悠悠，岸下游船岸上樓；歸客行人爭渡急，歌船畫肪滿中流。”生動地描述了桃葉渡迎來送往的情形。
桃葉渡是秦淮河上最撩人的奢華，它的名字來歷與東晉大書法家王獻之的一段艷遇有關。相傳王獻之常在此與愛妾桃葉相會，後人便把這個渡口稱作桃葉渡了。有人為此大發感慨：“獻之當年寵桃葉，桃葉渡江自迎接。雲客難比美人衣，花艷爭如美人頰。王今風流舊有聲，千年古渡襲佳名。渡頭春水年年綠，桃葉桃花傷客情。”還有一首詠桃葉渡的小詩：“桃葉复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
這裡酒樓妓館一座接一座，笙歌盈耳，燈燭閃爍，引得行人流連忘返，遊子銷魂難捺。水面上游船如織，彩燈閃亮，都雇了絕色女子、上等琴師，聽曲子的遊客個個聽得如醉如痴，不知今夕何年。商販們高聲叫賣著水酒和熟菜以及各式點心，船上河岸穿梭叫賣不停。狎客們則在酒樓畫舫中拍手歡笑，猜拳斗酒，盡情地喧鬧。人說桃葉渡有“六多”：岸上茶館多，酒樓多，餛飩擔子多，岸旁爭渡的行人多，美女多，河裡兜攬生意的畫肪多。其實，又何止這“六多”？
“嫖妓不忘憂國，憂國不忘宿娼”。這是晚明人形容當時的社會風氣。
明代的皇帝對士大夫文人的侮辱和虐殺是出名的，“廷杖”就是最著名的例子。歷代明朝皇帝如此態度，文人們也自然產生了各種極端反應，因此明代文人的個性普遍顯得比唐宋時更成熟，他們在追求個性的解放比前人徹底。明代後期還出現了終生為爭取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鬥爭的李贄，對一直處於統治壟斷地位的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學進行了大肆抨擊。一些文人在有意識地蔑視禮法、張揚個性的過程中，縱酒狎妓成為他們表達自我的一種方式。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找出了自己的知音。傅山也說：“名妓失路，與名士落魄，齎志沒齒無異也。”
後來有人認為明超的滅亡與文人們無心政事而醉心於吟風弄月的習性有關。顧炎武寫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熱衷務虛求空之娛樂，蓋無例外者。可見當時文人們無不以風月為雅事。
有了文人們風月娛樂的需求，自然也就有了蓬勃的市場。明代妓女之盛，首推南北二都（北京、南京）。 《新都梅史》描述北京的妓女說：“燕趙佳人，類美如玉，蓋自古豔之。矧帝朝建縣，於今為盛，而南人風致，又復襲染熏陶，其艷惊天下無宜。萬曆丁酉（二十五）到庚子（二十八）年間，其妖冶已極。”
至於南京，則有更多的記載，如錢謙益《金陵社夕詩序》雲：“海宇承平，陪京佳麗，仕宦者誇為仙都，遊談者據為樂土。”這還是指萬曆前後數十年間事，到了崇禎年間，風月更盛。
余懷記錄說：“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鬆、重澤、來賓，稱一時之盛事。”又云：“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紈茵浪子，瀟灑詞人，往來游戲，馬如游龍，車相投也。其間風月樓台，尊罍絲管，以及欒童狎客，雜妓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鐵石為腸，不能不為梅花作賦也。”
余懷在南京生活多年，曾經努力追求“秦淮八艷”中的顧眉。記錄有許多秦淮名妓的事蹟。上面余懷所描述的是嘉宗天啟至崇禎十七年間南都坊曲之概況。當時舉世艷稱的名妓如朱無瑕、鄭元美、馬湘蘭、趙令燕、顧眉、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等人，都是白門翹楚。
既然匯集在秦淮煙水都是些落魄的名士，他們與失路的妓女們在一起，也搞出了許多新名堂，開設花榜成為一時之盛事，和現代評選什麼“都市小姐”相類似。
天啟元年，潘之恆作《金陵妓品》，將三十二名妓女分為四類品評：一曰品，典型勝；二曰韻，豐儀勝；三曰才，調度勝；四曰色，穎秀勝。這實際上是概括了妓女的四種風格。崇禎年間，桐城孫武公也曾於南京“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即復社四公子之以的方以智）僑居水閭，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花案，設立層台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王月字）第一。登台奏樂，進金厄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
花榜之复熾，不僅說明當時妓風之盛，而且是一些知識分子不滿現實的表現。一些主持花榜和參與品題的文人雅士，或是鄙視功名而無意科舉者，或是科場與仕途的失意者，他們帶著遊戲人生、寄情於紅粉知己的態度出入青樓酒館，消愁解憂。他們以詩文讚頌、以名花名卉來比喻這些被社會上認為是最低賤的女人，而且以科場官場最榮顯的頭銜如文狀元、武狀元等獻給她們，這也是對社會的一種揶揄和諷刺。
於是由文人和歌女共同鏤刻成的秦淮文化，寫就了中國娼妓文化最濃墨重彩、最有文化含量的篇章，這使得秦淮煙水罩上了一層旖旎色彩，濃艷得有如錦緞上落滿了桃紅化不開。
明末文人狎妓成風，復社的公子們自然也不能免俗。復社成立於崇禎初年，其領袖人物是張溥、張採，結社目的雖然主要是“以文會友”，“興復古學”，但在政治上繼承了東林黨的遺風，反對閹黨，主張改革，被稱為“小東林”。
1644年前後，南京會聚著大量因逃避戰亂到來的複社名士，包括著名的複社四公子，即侯方域，方以智、冒襄和陳貞慧。名士們盡情地領略著秦淮河畔的煙花風情，那裡燈紅酒綠，歌舞不休，與北方地區兵荒馬亂的情形判若兩個世界。時間似乎在秦淮河停滯了，那美好的一瞬令人難忘。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這“兒女英雄各千秋”的美好時光，很快就因為1644年三月北京的陷落而結束了。
寫作的基本出發點，而並非“兒女英雄各千秋”。
皇帝死社稷，武將死城守。手無寸鐵的文人們在當時的正確態度應該是“平日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意思是國破之際，士大夫只要不赴難死，那麼，就會被認為是漢奸。甚至按照後來乾隆皇帝的嚴格標準，就連那些不肯仕清而出家當了和尚的人與“身事二朝”的“貳臣”也並無區別，只有自殺才算是忠臣。這種死法，與其說是以身殉國，不如說是以身殉名更確切些。從征服者滿清來說，自然最欣賞這種表率人物，任何統治者都會喜歡真正的忠臣，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清朝將洪承疇這乾為滿清立下汗馬功勞的降臣反而放進《貳臣傳》的根本原因。
但李自成攻破北京之時，大學士以下只有三十多人自殺。消息傳到南京，馬上有憤憤不平的大臣上書建議：真是白養活了這些士大夫三百多年，乾脆廢除科舉算了！
當1644年北京陷落、1645年南京陷落相繼到來之際，大動盪、大轉折時期，各色人物的表現紛呈繁雜，風流倜儻的複社公子們不可能繼續沉醉於歌樓酒館了，他們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嚴重問題，無一例外地要接受嚴峻的政治和道德主義的考驗；而那些“不是愛紅塵，似被前緣誤”的妓女們也不可避免地要被捲入歷史的洪流。於是秦淮河邊有了俠骨柔情，有了大義凜然，有了苟利家國，有了生死與之，有了令人敬仰。當然，還有了更多的不幸，有了更多的悲哀，不由得令人扼腕嘆息，哀之傷之了。
明天啟五年，吳江盛澤鎮鴇母徐佛買了八歲的女子云絹。雲絹天生麗質且極乖巧，徐佛料她日後必成名妓，便精心教她讀詩填詞，習琴棋書畫，改名朝雲。
朝雲十三歲時已經不同凡響。當朝宰相周道登的老夫人一眼看中，重金買回給兒子做侍婢。周道登一見而憐愛，依李義山“對影聞聲已可憐”詩句改名為“影憐”，並親自教她作詩習書法，使她大有長進。後收為侍妾，寵愛難言，因而遭到眾妾嫉妒。崇禎五年，周道登去世，影憐十五歲，被趕出周家大門。
孤身一女，開始飄流四方。影憐久經世故，極有主見，因仰慕復社領袖之一陳子龍的大名，便一身女扮男裝的儒生打扮，千辛萬苦找到松江陳子龍家，遞上名片，自稱“女弟”。這位在稱呼上不稱“妾”而稱“弟”的女子，明顯有追求男女平等的志向和決心，她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柳如是。柳如是被趕出周家後，流落松江，主動登門拜訪陳子龍，有意結交，從而展開了兩人之間一段撲溯迷離的難解情緣。
王國維有題柳如是《湖上草》為下絕句，其第三詩云：幅中道月醫白權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兒太唐突，薊門朝士幾鬚眉。
過去女人寫信作文，不是自稱為“儂”，就是自稱為“妾”，這裡換上了一個“弟”字，在三百年前，可實在非同小可，難怪士大夫們要目瞪口呆，為之嘩然了。
在古今妓女中間，這樣毫不氣餒地與士大夫平起平坐、蔑視一切的，柳如是是僅有的一例。
陳子龍（1608～1647），字人中，更字臥子，號軼符、大樽，晚號於陵孟公。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陳子龍“生有異才”，“年弱冠，而才高天下。”列名復社，並參與創立畿社，為“畿社六子”之一。因與同郡李雯、宋徵輿時相唱和，又有“雲間三子”之譽。他擅長詩文，當時與錢謙益和吳偉業齊名。因憂憤國事，指斥時政，風流放達，才情操守為士林所重。
一些後人認為陳子龍之所以能夠大名鼎鼎，是託了他和柳如是之間一段情緣的福。但柳如是貿然造訪陳子龍時，柳如是還並非名妓，而陳子龍當時已經是複社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掌握、操縱著輿論陣地發表政論，組織文社，左右著清流的政治主張，對當時的朝局有很大的影響。因此許多人推測柳如是看重的絕非只是陳子龍的才華，她更關心的，還有陳子龍在當時士大夫中所擁有的社會地位。這是有道理的。但無論如何，從柳如是留下的大量詩篇可以看出，她對陳子龍的感情是真摯的，甚至一生難以忘懷。
明末名妓選婿的故事，人們是並不陌生的，像“楊雲友三嫁董其昌”，至今川戲裡還保留著這樣的節目。她們大抵最傾向於選擇的對象，大致說來，不外乎官僚和名士。柳如是曾經和徽州巨商汪然明交往過一段時間，寫過大量情辭並妙的情書，但她終於不曾“委身下嫁”，乃是因為當時商人並不具有讀書人一樣的社會地位，士農工商，差了好幾個等級。
陳子龍曾經在宰相周道登家中見過影憐，對她出眾的才貌留有深刻印象，見她突然前來投奔自己，有些以外，但也十分高興。才子佳人，情才投機，因而對酒當歌，聯詩詠志，一時美不可言。
但陳子龍對影憐愛其色更愛其才，在交往中，僅止於互相贈答詩詞以表達友好的感情，從未有肌膚之親的慾求與舉動。陳子龍這種行為，讓影憐忌俗憤世，認為男人都不是好東西的觀念，因而改變不少，當然愛慕之心更是日積月累的聚增。
投奔陳子龍後，影憐離群幽居在松江城南門的南樓，改名為柳隱，又因讀辛棄疾詞：“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故自號如是；後又稱“河東君”、“蘼蕪君”。
陳子龍比柳如是年長十歲，當時已經有妻有妾、還有兩個女兒。陳妻張孺人精明過人，以為陳子龍一心在柳如是身上，怒火中燒，時刻為難柳如是，家中因此不和。
在當時，男人們三妻四妾本來是司空見慣的事，但讀書人另闢別室狎妓，人們就認為不太光彩了。陳子龍的祖母對此事大為惱怒，就曾指使兒媳婦們，領著一幫女眷衝到南樓，叫嚷著要攆走那個野娼婦。此事搞得陳子龍既傷了心，又傷了面子，處境極為尷尬。
崇禎六年，柳如是勸陳子龍進京會考，柳如是在臨別前寫了《送別》詩兩首給他。
其一：“念子久無際，兼時離思侵；不自識愁量，何期得澹心。要語臨歧發，行波托體沈；從今互為意，結想自然深。”
其二：“大道固錦麗，鬱為共一身；喜時宜不盡，別緒豈成真。眾草欣有在，高木何須困。紛紛多遠思，遊俠幾時論。”
陳子龍一見這傾吐真情，寄託期待的詩篇，不禁喜出望外，立即解下腰懸的玉佩作為臨別贈物，並即寫下《道別》詩一首，許下了“永為皓首期”的諾言，懷著滿心的喜悅，踏上了去北京爭取功名的行程。
陳子龍走後，張孺人放肆整治柳如是。柳如是大度寬容，也不去計較，只是苦苦忍耐而待陳子龍歸來。不想陳子龍因是複社鉅子，正逢朝中黨爭，雖文章蓋世，朝中並不肯容陳子龍，故名落孫山。
崇楨八年初，陳子龍又添了一個兒子，使他心中設想娶妾傳宗的理由，被孩子落地的哭聲給打破了。柳如是又備嚐過作妾的滋味，這一對正如膠似漆的戀人，各自心中都罩上了一層陰影。
清醒的柳如是曾在一首詞中寫道：“留他無計，去便隨他去。算來還有許多時。人近也，愁回處。”正是相聚時難別亦難，表現出她既無計挽回愛情斷裂的危局，又不忍與情人割捨的複雜心情。但張孺人日日進逼，不久就藉故把她趕出陳家。
同年夏天，這對戀人正式分手。
柳如是流落松江後，雖得眾名士稱賞，與李待問、宋徵輿也有過短暫情緣，但並沒有找到最終的歸宿，這與當時鬆江民風相對保守有一定關係。故而陳子龍在外雖詩酒風流，但卻也不敢因此破壞整肅的家庭氣氛。
據王澐《三世苦節傳》記，張孺人“生而端敏，孝敬夙成”，被“三黨奉為女師”。家裡有了這樣嚴肅精明的妻子，陳子龍自然不能毫無顧忌。雖然張孺人並不反對陳子龍納妾，甚至主動為丈夫擇妾，但她是以“良家子”為選擇標準。柳這樣的娼家女，她自然不能接受。更何況，張孺人還有陳子龍的祖母撐腰。陳子龍由祖母撫養長大，對祖母十分敬重。他雖然個性豪放磊落，與柳如是也情真意切，但為一個娼家女，破壞家庭的安寧，背上違拗祖母的不孝名聲，甚至受到輿論的譴責，那也是他所不願的。
明末，個性解放的高潮已過，思想界沐浴著實學之風，再加上松江原本保守的社會風氣，陳子龍在處理情感問題時不具備有“東林浪子”之稱的錢謙益那樣驚世駭俗的勇氣，擺脫禮法，給柳如是嫡配的地位和充分的尊重。崇禎六年，陳子龍和柳如是已經交往密切，但同時又納蔡氏為妾。並且這年冬天他北上赴禮闈經過揚州的時候，還想挑選自己更中意的女子，可見陳子龍的風流多情。所以他雖然欣賞和愛戀柳如是，但決不會有錢謙益以一六十歲皤發老翁，得到青春貌美、多才多情之柳如是時那種如獲至寶、驚喜非常的心情。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陳子龍早年性格豪放，心怀大志。而柳如是本身的個性追求獨立自主，她喜歡女扮男裝，與眾名士應酬交往，在當時被冠以“放誕”之名，這也是拘於禮法、以傳統道德要求女性的陳子龍所不能接受的。個性以及觀念的分歧，是兩人最終沒有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不過柳如是和陳子龍雖然分道揚鑣，兩顆心卻互相牽繫著，彼此都寫了不少詩詞，以寄寓跟對方的深切懷念。
崇禎八年夏初柳離開之時，陳子龍相思成病，作《江城子·病起春盡》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