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三章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賴有岳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張煌言表明死後希望能葬杭州西子湖畔，與岳飛、于謙二墓為鄰。寧波同鄉萬斯大、仁和張文嘉與和尚超直於是葬張煌言於杭州南屏山北麓荔子峰下。 由於清朝對政治犯律令嚴苛，所以張煌言的墳墓僅黃土一抔，連墓碑也沒有。但是，他的墓前常有“包麥飯而祭者”，“寒食酒漿，春風紙蝶，歲時澆奠不絕”。百姓們暗中敬仰自己的英雄，懷念自己的英雄。 張煌言在眾多的南明人物中地位並不顯赫，然而在長達二十年的抗清鬥爭中，他歷盡了艱難險阻，處處以大局為重，幾乎是一位無可挑剔的完人。黃宗羲為他撰寫的墓誌銘說：“今公已為千載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餘屈身養母，戔戔自附於晉之處士，未知後之人其許我否也。”後人將岳飛、于謙、張煌言並稱為“西湖三傑”，為淡妝濃抹的西湖平添了一抹金戈鐵馬之色。 張煌言既是一位以身殉國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造詣頗高的詩人，曾經受教於陳子龍。據《奇零草·自序》：他自成童便好為詩歌，既使軍旅餘閒，也不輟吟誦。然而明亡前所作早已散亡殆盡。但他一生為反清復明四處奔走，屢有傾厄，劫後所存，不過全鼎一臠，故名《奇零草》。 《采薇吟》則為其隱居於懸山範嶴後所作，附以被執後蒙難諸詩。張煌言的不少詩作反映了他十九年艱苦卓絕的抗清歷程和東南抗清史事，有著厚重的歷史內涵，故有“詩史”之稱。由於張煌言的詩文在清一代被嚴厲禁止，流傳甚少，又為其勳名所掩，故鮮為人知，至今研究者甚少。 張煌言死後二百四十三年，即公元一九零七年，一樣反抗清廷統治的革命黨人秋瑾被滿清政府殺害。秋瑾的生前好友徐寄生、吳芝瑛冒著殺頭的危險，將秋瑾的遺骨收葬在杭州西湖的西冷橋畔，附近就是岳飛和于謙祠，埋在西冷橋畔的還有著名的“何處結同心，西冷松柏下”的蘇小小。不久，秋瑾的兒子王沉德將她的遺骨取出，歸葬王氏祖籍湖南湘潭。辛亥革命勝利，一九一二年，革命黨人將秋瑾的遺骨重新移回西湖孤山，隆重再葬。 柳亞子寫有《吊鑑湖秋女士》：“漫說天飛六月霜，珠沉玉碎不須傷。已拼俠骨成孤注，贏得英名震萬方。碧血摧殘酬祖國，怒潮嗚咽怨錢塘，於祠嶽廟中間路，留取荒墳葬女郎。” 柳亞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權，字亞盧，再更名棄疾，又號稼軒，又字亞子。後為了統一名號，便用亞子。柳亞子十七歲至上海，入愛國學社，為蔡元培、章太炎弟子，始談革命。他是南社的發起人。南社在形式上頗似明末的複社，是晚清的革命文學團體，成立於1909年蘇州虎丘。南社具有濃厚的反滿色彩，會員多為同盟會員；取名南社，就含有反對北庭的意思。柳亞子深受顧炎武、張煌言和夏完淳思想的影響，在詩歌上成就很高。他有《題張蒼水集》：“北望中原涕淚多，胡塵慘淡漢山河。盲風晦雨淒其夜，起讀先生正氣歌。”蒼水為張煌言的號。柳亞子在詩中藉“胡塵慘淡漢山河”，號召抗清革命。 1949年二月，柳亞子應毛主席的電邀，由香港啟程進入解放區，後來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梁羽生的名著中有位武功精絕、醫術高明的傅青主，他博藝多才，重氣節，有思想，有抱負，在武林中深孚眾望。這位傅青主的原型就是歷史上明清之際的仁人誌士——傅山。 傅山的事蹟生平於正史記載即位簡單，甚至連專門記載地方歷史陳蹟的縣志、府志，也只見廖廖數語。然而他的聲譽和影響卻是相當之大，相當之深，毫不誇張地說，在太原地區乃至三晉大地幾乎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頗受人民群眾擁戴。在整個山西乃至於全國也稱得上聲名遐邇，彪柄於後。 傅山（1607～1684年），字青竹，後改青主，別號頗多，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嗇廬、僑黃、僑松等等，不一而足。先世居於大同，後徙於忻州（今山西忻縣），到了曾祖傅朝宣一代時，移居太原陽曲（今太原北郊）西村。 傅山世出官宦書香之家，家學淵源，先祖連續七八代有治諸子或《左傳》、《漢書》，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為寧化府儀賓、承務郎，祖父傅霖累官山東參議、遼海兵備，頗有政績，其父傅子謨終生不仕，精於治學。傅山少時，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博聞強記，讀書數遍，即能背誦。十五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歲試高等廩餼。後就讀於三立書院，受到山西提學袁繼鹹的指導和教誨，是袁氏頗為青睞的弟子之一。 袁繼咸，是明末海內咸知的鯁直之臣，提學山西時，以“立法嚴而用意寬”的精神宗旨，整頓三立書院學風，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他極重於文章、氣節的教育，對傅山影響頗深，傅山亦以學業精湛、重節氣得意於袁氏門下。袁繼咸曾在朝為兵部侍郎，因為官清廉，為人耿直，敢於直言，得罪權貴魏忠賢之流，被貶為山西提學。崇禎九年（1636年），魏忠賢死黨山西巡按御史張孫振，捏造罪名誣告袁繼咸，陷其京師獄中，傅山為袁鳴不平，與薛宗周等聯絡生員百餘名，聯名上疏，步行赴京為袁訴冤請願。他領眾生員在京城北京四處印發揭貼，申明真相，併兩次出堂作證。經過長達七八個月的鬥爭，方使袁繼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袁繼咸得雪之日，魏忠賢的走卒——張孫振，亦以誣陷罪受到謫戍的懲罰。這次鬥爭的勝利，震動全國，傅山得到了崇高的榮譽和讚揚，名揚京師乃至全國。 袁案結束後，傅山返回太原。他無意官場仕途，尋城西北一所寺廟，闢為書齋，悉心博極群書，除經、子、史、集外，甚至連佛經、道經都精心覽讀，掌握了豐富的知識；同時代人評價他“學究天人，道兼仙釋”，“博極群書，時稱學海”。 1644甲申年，傅山已經三十九歲了，他當時正受聘於三立書院講學。對於一個山西人來說，滿族人入關的威脅雖然也到了眼前，但更迫切的是已經兵臨黃河，準備入晉的李自成農民軍。所以，當東閣大學士、曲沃人李建泰號稱要以“家財佐軍”，並自請提兵督師山西，而且煞有介事地聘請傅山和另一位山西名士韓霖為“軍前贊畫”的時候，估計傅山是非常著急地就去與之會合了。這是那年正月的事情。 可是，事情的發展總是出人意料。傅山剛走到平定，李自成渡河的消息就已經傳來，並且迅雷不及掩耳地攻占了河津、絳縣、曲沃等地。雖然如此，但傅山仍然認為只要太原還在，就可以逐步收復汾河以南的地方，並且，只要山西河北還在，那北京的安全仍可保證，甚至有更進一步收復失地的可能。但是，本來就是希望帶兵保護自己在曲沃的家產的李建泰卻令他失望了。李建泰聞聽“曲沃已破，家資盡沒”後，竟然又驚又怕得了病，退到了保定。剛走到井陘固關的傅山不得已又退回了平定，並奉陪老母輾轉於平定嘉山。他這時估計心情是很鬱悶的。曾經在詩中以戰國時著名的義士“晉鄙”自況，被天下稱為“山右義士”的傅山還未曾施展身手，挽大廈於即傾的幻想就被現實擊碎了。 事態的發展遠比傅山想像的更為嚴重，腐朽的明政府在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摧枯拉朽的攻勢下根本毫無還手之力。這年二月初八，太原被攻陷。很快，起義大軍又經寧武、大同、宣化，一路直入北京。三月十九攻克北京，崇禎皇帝吊死在萬歲山，三月二十二，李自成建國大順，年號永昌。明朝亡了。 作為一個明朝的知識分子，傅山肯定會有天翻地覆的感覺，因為他所要維護的那一整套社會秩序已經崩潰，被稱為“流賊”的李自成竟然登基做了皇上，這個世界成了個什麼世界？仍然滯留在平定的傅山感到十分苦悶，覺得天下之大，似乎沒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他在詩中寫到“偃臥常蒙袂，何門可曳裾。” 家國之痛固然深切，但明的滅亡可能在許多人的意料之中，況且，歷史上改朝換代的事情還少嗎？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苦悶後，只要社會能穩定下來，傅山也會逐漸走出亡國的陰影。可是，更大的打擊還接著就會來到。 四月，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帶著清兵直入山海關，五月又攻入北京，做了沒幾天皇帝的李自成倉皇南下，滿清攝政王多爾袞宣布定鼎燕京。 “華夏”亡於“夷狄”了。 這年五月，傅山潛回還被起義軍佔領的太原，把他的母親和兒子接到了壽陽縣一個好友的家中。經過一段時間在歸隱和抗清間的選擇，他當然還是選擇了抗清。傅山聞訊，寫下“哭國書難著，依親命苟逃”的悲痛詩句。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滿洲人仍然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不可離散的兄弟同胞，況且，歷史也已經證明了，清朝的皇帝雖然使中華民族蒙受了從來沒有的屈辱和磨難，但畢竟也讓中國的老百姓過了近兩百年太平的日子，比明朝荒唐、昏庸的君主還是要好不少，但那時的人尤其是掌握著話語權的讀書人可不這麼想。他們終身在“夷狄之有君，不若華夏之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環境下生活，亡國尚可接受，但被異族還是野蠻的異族統治卻無異於“亡天下”。還有一點，就是“氣節”，即使在現在看來，滿洲人當皇帝是大勢所趨，但像洪承疇、吳三桂那樣出賣自己民族的人，畢竟是可恥的。傅山也不能例外，此時的心情可以用他寫的詩概括：“日夕直盼死，涕零吊屈時。”另一方面，傅山也寫了不少奮發準備抗清的詩，比如“仰天看怒雲，驚如義旗移”。 這年中秋，對於傅山來說，勢必是個非比尋常的日子，他出家為道了。傅山本來便與道士們頗多交往——這種活動的思想根源是與古代讀書人一貫的自命清高、遁世無為的“隱士夢”是一脈相承的，不過，在那樣的一個時代下，這樣不切合實際的幻想必然不可能實現。 他拜的老師是壽陽縣五峰山的還陽子郭靜中，郭靜中是當時有名的道士，頗多神異的色彩。傅山出家後，道號“真山”，因身著紅色道袍，遂自號“朱衣道人”，別號“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對亡明的懷念；石道者，如石之堅，意示決不向清朝屈服。可見，傅山出家並非出自本心，而只不過是表明一個忠君愛國、不與清王朝合作、保持民族操守的態度，而且也不用剃髮留辮子，不用去做新政府的官，更重要的是，利用這個身份的掩護，傅山可以方便地四處從事抗清復明活動——道士云遊是不犯罪的。 現在更可靠、確實的傅山反清活動的資料已經不好找了，如果從他寫的詩來看，他的行踪大致是在盂縣、平定、壽陽、祁縣和晉源這一帶，反清活動的效果怎麼樣，事實上，很有可能沒有什麼效果，一直到那年的重陽節，傅山還在盼望著反清的義師的到來或者是起義的爆發。依靠讀書人要反抗一個政權，希望實在是渺茫的很。傅山有一個叫白孕彩的朋友，曾經秘密地收養了一個明朝宗室的後裔，但發現他竟越來越傻，於是感嘆朱明王朝的氣數果然完了，從此就消沉下去。傅山雖然不會這樣消極，也一直在做實際的工作，但一次次的希望、行動最後都只有一個結果——失望。在那個甲申年將要過去，乙酉年將要來到的時候，傅山寫了一組詩，其中有這麼幾句，“縱說今宵舊歲除，未應除得舊臣荼。摩云即有回陽雁，寄得南枝芳信無。”交織著對故國的留戀，對複國的希望，當然還有無可名狀的憂愁和無可排解的失落。 傅山三十九歲那年就這樣過去了，馬上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應該是充滿困惑的。 1644年確實是相當混亂的一年，不僅對於傅山是這樣，對於整個中國都是這樣。每個人都被迫選擇自己的路，選擇的結果在360年後的人看來，並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就在這選擇中，歷史的滄桑一晃而過，留下了各種各樣的身影，讓後人評說。 清軍入關建都北京之初，南明弘光政權在南京成立，全國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氣勢頗高。傅山心中一直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強大，但他還未能積極有效地響應時，弘光政權和唐魯政權相繼覆滅，最後只剩了西南的桂王。傅山就在不斷的希望中反复失望，這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傅山養成了喝苦酒的習慣。 《清史》中說傅山“喜苦酒，自稱老糱禪”（《清史·卷501·傅山傳》）；其實，傅山哪裡是喜歡那種干澀的苦酒，他只是要藉苦酒來提醒自己，時刻不忘天下為滿清所苦。 終於，在順治十一年，傅山為早日北上驅逐清王朝，匡復明室，積極同桂王派來山西的總兵官宋謙聯繫，密謀策劃，積蓄力量，初定於順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從河南武安五汲鎮起義，向北發展勢力。然而，機事不密，宋謙潛往武安不久，即被清軍捕獲，並供出了傅山。於是傅山被捕，關押太原府監獄。羈拘期間，傅山矢口否認與宋謙政治上的關係，即便是嚴刑逼供，也只說宋謙曾求他醫病，遭到拒絕，遂懷恨在心。一年之後，清廷仍然得不到傅山口供，傅山的門人弟子們又多方奔走，“門人中有以奇計救之”（《清史·卷501·傅山傳》），於是清廷以“傅山的確誣報，相應釋宥”的判語，將他釋放。 傅山出獄後，反清之心不改。大約在順治十四至十六年間，傅山聞聽鄭成功、張煌言屢屢戰敗清兵的捷報，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勢。當確感清室日趨鞏固，復明無望時，遂返回太原，隱居於城郊僻壤松莊，開始了“松莊煙樹十餘年”的“僑居”生活。 松莊在太原東南。 《雙塔寺雅集記》曰：“出太原郡城東南行七八里，有寺曰永祚，雙塔巍然，其下為松莊傅隱君青主所居也。”松莊是一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山村，村北是丘陵，村南是一條漫長的沙河灘，每當雨季便有山洪從東向西流去。 傅山自謂僑公，那些“松喬”、“僑黃”的別號就取之於此後，其含意是明亡之後，自己已無國無家，雖居故鄉，如居異域。他的“太原人作太原僑”的詩句，正是這種痛苦心情的寫照。 康熙二年（1663年），崑山顧炎武尋訪英雄豪傑，來太原找到傅山。顧炎武早就仰慕身在晉地、比他年長的傅山，兩人抗清志趣相投，結為莫逆之交，自此過從甚密。以後傅山又先後與申涵光、孫奇逢、李因篤、屈大均以及王顯祚、閻若璩等堅持反清立場的名人和學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東領導起義的閻爾梅也來太原與傅山會晤，並與傅山結為“歲寒之盟”。王顯祚見傅山常住土窯，特為他買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號院。 傅山與顧炎武除了談政論文、詩歌唱和外，還一起創辦了一些實業，組織票號，以作為反清的經濟機構。 據方聞《傅青主先生大傳年譜》考《明史》稱：李自成陷京師得勳戚文武諸臣巨金。吳三桂降清攻李，自成奔還京師，火容金為餅，每餅千金，約數万餅。即以騾車纟困載運歸西安。敵追甚急，騾馬疲憊，沿途埋藏，至西安時只剩十之二三，沿途埋藏之金餅“遂多為晉人先後掘得之”。故山西富人厚貲財。世傳傅山與顧亭林（顧炎武號亭林）先生友善，兩先生密計經營票號，操縱金融，以圖舉大事，惟忌招禍敗事，故其法只憑口授而不傳一字。 梁啟超《清代學術史》也說：“山西票號相傳為傅青主、顧亭林所創辦。”章太炎《顧亭林先生軼事》亦云：“近聞山西人言晉人得李自成金，由顧、傅設票號，立新規，天下俗從……有清一代票號制度皆顧、傅所創也。” 如此可見，顧炎武與傅山是盛極全國二百餘年晉商票號的首創者。 票號之前有鏢局。據有關史料載這也與顧、傅二先生有涉。近代學者姚映川在《中國的幫會》一文中說：幫會的組織除西北堂、東南堂……而外尚有顧炎武、傅山、戴廷木式等山西的組織，為避免清廷的注意名為標局，後因此而產生山西的票號。顧炎武在江南謀革命不成，在山東又不能立足，乃至山西依傅山。 戴廷木式乃傅山老友，祁縣人，其父戴運昌與李自成有故。李自成由北京京敗退，贈白銀若干給戴運昌，戴運昌即交其子廷木式用於反清事業。戴家又以拳術鳴世，故戴廷木式便與傅、顧密議設立鏢局，為商人運送現款。當時山西人多在東北、蒙古、新疆經商，攜運現款要雇用拳術精通之武人保鏢，成立鏢局既可賺得可觀的佣金，又可掩當局耳目，還可以聚攏文武雙全的人才。這對反清復明的大業是一舉三得的上策。傅山與顧炎武參與其事的目的即在於此。 顧炎武和傅山三次在太原相聚，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顧炎武自甲申（1644年）以來，一直飄泊在外，二十多年來一直過著形單影隻的羈旅生活，直到如今年近花甲膝下尚無子嗣。傅山十分關心友人的命運，作為醫學國手他為友人診脈，診得“斷可得子”，於是便多方為其物色配偶。顧炎武十分感激老友對他的關心，但他已過慣了這種萍踪浪蹟的生活，而且已把這一生交給了獻身的事業，就詼諧地寫了一封《謝友人規納寵書》，婉謝了老友的好意。 在顧炎武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依然惦記著傅山，他在臨終前寫的一篇文章中說：“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他崇敬傅山，把他比作秦末的高人隱者“商山四皓”，願意永遠和他“相隨拾芝草”。 清初，為了籠絡人心，泯除亡明遺老們的反清意識，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鞏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頒詔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員推薦“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聯將親試錄用”。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推薦傅山應博學宏詞試。傅山稱病推辭，陽曲知縣戴夢熊奉命促駕，強行將傅山送往北京。 至北京後，傅山繼續稱病，臥床不起。清廷宰相馮溥並一干滿漢大員隆重禮遇，多次拜望誘勸，傅山只靠坐床頭，淡然處之。他既以病而拒絕參加考試，卻又被康熙皇帝恩准免試，授封“內閣中書”之職時，仍不叩頭謝恩。康熙皇帝面對傅山如此之舉並不惱怒，反而表示要“優禮處士”，詔令“傅山文學素著，念其年邁，特授內閣中書，著地方官存問”。 傅山由北京返回家鄉後，地方諸官聞訊都去拜望，並以“內閣中書”稱呼。對此，傅山低頭閉目不語不應，泰然處之。陽曲知縣戴氏奉命在他家門首懸掛“鳳閣蒲輪”的額匾，傅山凜然拒絕，毫不客氣。他仍自稱為民，避居鄉間，同官府若水火，表現了自己“尚志高風，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氣節。 在詩、文、書、畫諸方面，傅山皆善學妙用，造詣頗深。其知識領域之廣、成就之大，在清初諸儒中，無出其右者。傅山的書法被時人尊為“清初第一寫家”。他書出顏真卿，並總結出“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於直率毋安排”的經驗。他的畫也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所畫山水、梅、蘭、竹等，均精妙，被列入逸品之列。 《畫徵錄》就說：“傅青主畫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勝，墨竹也有氣。”他的字畫均滲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氣節，流溢著愛國主義的氣息，在中國古典書畫藝術中，博得後人的高度讚賞。 傅山在醫學上，也有著巨大的成就。他內科、婦科、兒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術，而尤以婦科為最。其醫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訣》，至今流傳於世，造福於人。傅山極重醫德，對待病人不講貧富，一視同仁，在相同情況下，則優先貧人。對於那些前來求醫的闊佬或名聲不好的官吏，則婉詞謝絕。對此他解釋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醫與好藥，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醫與胡藥，正經者不能治。”山西至今還有傅山醫院，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傅山的愛子傅眉忽逝。傅山與兒子感情很深，兩人經常賣藥四方，共扶一車。年愈古稀進入風燭殘年的傅山悲痛異常，再也經受不得如此打擊，不久則撒手人寰，與世長辭，時年七十七歲。 但傅山強烈的民族感和深厚的才學性情，數百年後仍使後人的心弦為之顫動。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個家喻戶曉的八字名言為顧炎武所創，激勵了無數後人。顧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錄·正始》裡寫了一段精闢的話：“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他認為社會的道德風氣敗壞，就是亡天下，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個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應負起責任。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名言就是這樣來的。 明萬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顧炎武生於江蘇崑山東南的一個叫千墩的江南小鎮。那是一個動盪年代的前夜，外有滿清貴族崛起於東北，大有叩關南下之勢；內有李自成農民起義如火如荼，席捲中原大地，明朝統治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顧炎武初名絳，別號亭林，字寧人，後世稱為亭林先生。明朝滅亡以後改名炎武，號蔣山傭，崑山（今屬江蘇，歷史上這個城市以生產優質麻布而聞名全國）人。他生於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為官，到了他出生的時候家道已然中落。 顧炎武從小過繼給未婚守節的“堂嬸”王氏。從十歲起，顧炎武跟隨嗣祖父讀書。他的嗣祖父顧紹芾要求他讀完，並告誡說：“現在有的人圖省事，只瀏覽一下《綱目》之類的書便以為萬事皆了了，我認為這是不足取的。”這番話使顧炎武領悟到，讀書做學問是件老老實實的事，必須認真忠實地對待它。顧炎武勤奮治學，他採取了“自督讀書”的措施：首先，他給自己規定每天必須讀完的捲數；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讀完後把所讀的書抄寫一遍。他讀完後，一部書就變成了兩部書；再次，要求自己每讀一本書都要做筆記，寫下心得體會。他的一部分讀書筆記，後來匯成了著名的一書；最後，他在每年春秋兩季，都要溫習前半年讀過的書籍，邊默誦，邊請人朗讀，發現差異，立刻查對。他規定每天這樣溫課二百頁，溫習不完，決不休息。 顧炎武的嗣母王氏還給他講過很多歷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靈。這些對於他以後人格的培養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當時的江南繼東林之後，再組復社。復社聲氣傳遍天下，俱以婁東二張（張溥，張採）為宗主，是當時江南最大的政治學術團體。顧炎武年僅十四歲時就加入了復社。由於顧炎武博雅獨行於鄉里，和同鄉摯友歸莊為鄉里人不容，有“歸奇顧怪”之稱。 在青少年歲月裡，顧炎武廣泛接觸當時的名士大儒，講學論道，以天下為己任。年輕時候的他就認識到科場應試無足輕重，也不走科舉之路，經歷兩個朝代均沒做官，只用心研學實用之學。顧炎武最恨一般知識分子的逃避現實。他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他常嘆謂：“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直接對當時文人無不以浮名苟得為務之風做了無情的批駁。這種沉痛與氣魄，真是古今罕有。 當時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銳，年輕的顧炎武對此憂心如焚，他意識到自己對國家和人民應負的責任，十分注意身體鍛煉，一邊和好友們操練刀槍棍棒等作戰武器，一邊刻苦地練習騎術。有時被烈馬一連摔落三次，肩背負傷，仍然堅持練習，終於騎術也練得頗為精熟。 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兵在入關後的第二年，南渡過長江，大肆屠殺江南民眾。史可法揚州殉難以後，江南半壁戰局每況欲下，但江南民眾依然奮起抵抗。江陰、嘉定、崑山都爆發了激烈的抗清鬥爭，陳子龍、夏允彝起兵於松江（今上海松江），顧炎武和歸莊起兵於崑山。一時抗清之勢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鎮壓。 崑山軍民跟清軍激戰二十一天，因為兵力懸殊，終於失敗。七月，清兵陷崑山。歸莊裝扮成一個和尚溜走，得以死裡逃生，之後他改名為“祚明”，以示不忘明朝之意。顧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兩個弟弟死在大屠殺中。 崑山和揚州一樣被屠城，殺戮甚是慘烈。一些史料表明，崑山陷落那天，大約有四萬多人死難。 顧炎武在他的《秋山》詩裡記載了當時景象：“一朝長平敗，伏尸遍崗巒”，“可憐壯者縣，一旦生荊杞”。 起義失敗後，顧炎武再回到家鄉，發現他的生母被清兵斫斷了右臂，而他的嗣母王氏已經在家鄉淪陷後，絕食十天以身殉國。王氏是中國的全套舊女性：未婚守節、斷指療姑、得貞孝牌坊，最後在明末清初時期，以“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沒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歲時候，絕食十五天而死；遺命顧炎武“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這也成為顧炎武一生的信條，從此顧炎武自三十三歲到七十歲死去，都不肯做清朝的官。 顧炎武痛哭一場後，葬了他的繼母，離開了他的家鄉。他想渡海去投奔魯王，還沒有出發，魯王政權已經覆滅了。顧炎武隱姓改名，在長江南北一帶奔走，想組織一支抗清義軍，但畢竟勢孤力單，沒能成功。 不久就發生了顧炎武溺殺家僕案。 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顧炎武的嗣祖父顧紹芾去世時，他為了籌集喪葬費，不得已抵押了八百畝地產給同郡富豪葉方恒。葉方恒乘人之危，圖謀仗勢侵吞。 清順治二年（1645年）後，清兵佔領了江南，但沿海和太湖一帶還有零星的抗清活動，滿清官府防備很嚴，發現有什麼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進監獄。順治十二年（1655年），葉方恒想吞沒顧炎武家的田地，買通顧家的僕人陸恩，策劃以勾結海上抗清武裝的罪名告發顧炎武。顧炎武聞訊於當年五月潛回崑山，秘密溺殺了陸恩。於是葉方恒藉機將顧炎武綁架，必欲置之於死地。後來，幸虧友人歸莊等人及時營救，將這一案件告到滿清松江府，但顧炎武也因此被滿清官府逮捕，以殺人罪下獄。 顧炎武的朋友們為了搭救他，去找錢謙益幫忙。錢謙益表示，只要顧炎武承認是他的學生，他就能順理成章地保顧炎武出獄。因為錢謙益投降過滿清，那位朋友知道顧炎武一定不肯那樣做，就自作主張，假造了一張顧炎武的名帖，送給錢謙益，算做拜錢謙益為師了。錢謙益果然以老師的身份出面周旋。錢謙益當時雖然已經不在朝為官，但他名氣極大，許多門人都在朝為官；松江府見他出面，不得不賣了人情給他。 顧炎武被釋放出獄後，知道了事情究竟，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朋友去找錢謙益討還名帖。朋友不肯討還，顧炎武索性在大街上貼告白，聲明那張拜錢謙益為師的名帖是假的，反而弄得錢謙益十分尷尬。 顧炎武出獄後，葉方恒派遣刺客尾隨不捨，於第二年五月在南京太平門外將他殺傷；同時派人洗劫他在崑山的故宅，“盡其累世之傳以去”。時局的險惡，豪紳的陷害，迫使顧炎武決意遠離故土，到北方去遊歷，從而開始了他的顛沛流離的遊歷生涯。 在那國破家亡的歲月裡，顧炎武曾十下南京拜謁明孝陵，北上山東、河北，特別對河北的形勝之地做了廣泛的實際調查，重點關注了山海關、居庸關、昌平、古北口等地，並多次哭吊位於昌平的明“十三陵”。經過多年的努力，山東、河北的地理形勢，都一一裝到他的胸中了。 《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等許多軍事地理名著，就是在這段時間裡面寫出來的。 顧炎武的旅行治學，並不是簡單的遊山逛水或為學術而學術，而是在特殊情況下，抱著“紀政事，察民隱”的目的，以“體國經野之心”，去“登山臨水”尋求經世致用的有補於國計民生的道理。凡社會風俗，民生利弊，必親歷體察；於地理考證，不完全依賴文字記載，而重視實地調查。一年之中，他有一半時間是住宿旅店的。定居北京後，仍然繼續活動，足跡幾乎踏遍了北京郊區各地。 顧炎武不肯乘車或騎坐馬匹，他牽的兩頭大騾子，馱滿了圖書資料，每到一處，就把實地考查結果和書本上的記載對照參看，做出科學而又詳細的記錄，糾正了前人的不少錯誤。他一生標榜“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在這兩方面，他都立下偉大的風範。 康熙元年（1662年），顧炎武從河北到山西、陝西遊歷。到了陝西後，他不顧年高體弱，遊歷了關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華陰買了土地五十畝，決定就在那裡墾荒。他認為華陰形勢很好，退可守，進可攻，大可經營一番。這時候，他的一個侄兒從家裡來信，認為陝西天氣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勸顧炎武回江南去。 顧炎武回信說：“這裡的百姓愛讀經書，特別尊重德行高尚而不愛做官的人，並且敢講真話，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華陰地處山西、陝西、河南三省的交界處，地勢險要，消息靈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遠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險。大軍東出潼關，爭奪天下，實在有高屋建瓴之勢啊！”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顧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復明的大業。他暗結遺民，曾經與台灣鄭成功聯絡，可惜鄭氏退守台灣後，私心自用，一心只想守護自己鄭家的地盤，並無進取中原之心。 康熙二年（1663年），顧炎武倖免於文字獄“莊氏明史案”，但其好友潘檉章、吳炎等人慘遭殺害。 康熙七年（1668年），顧炎武在山西拜訪完傅山後，出了雁門關，與曾三年前在代州訂交的友人李因篤等二十餘人“鳩資墾荒於雁門之北”。不久得知自己在《忠節錄》“逆詩”案（即山東“黃培詩案”）顧炎武中受到牽連，為澄清真相，毅然南下濟南投案。滿清政府不由分說將他關進監獄。後來還是由李因篤等大力搭救，才取保出獄。 之後，顧炎武精心撰寫的已引起當時許多學者的重視，紛紛向他提出轉抄的要求，於是顧炎武於康熙九年（1670年）將已寫好的八卷公開刊行。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吳三桂舉起反清旗幟，顧炎武著悲喜交集的心情，在《哭歸高士》詩中懷寫道：“碧雞竟長鳴，悲哉君不聞！”雖然他十分痛恨那些叛國投敵、為虎作倀的漢奸。 康熙十七年（1678年），當時朝議以撰修《明史》，特開博學鴻詞科，徵舉海內名士。許多江南文士都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屈膝出去做官。顧炎武的同鄉葉方靄等人也聯合舉薦他出來，顧炎武回信嚴詞拒絕。 第二年，清廷還不死心，讓主持編寫《明史》的大學士熊賜履派了兩個差人來到華陰，請顧炎武到北京做熊賜履的助手。顧炎武毫不遲疑，“刀繩俱在，無速我死”！他曾多次不惜一死來拒絕，最後終於完成了一個偉大的不合作主義者。 顧炎武不與清政權合作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他從不與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與自己的親外甥，時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學弟兄，也很少走動。有一次，徐乾學堅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無奈去了，但拒絕飲宴，以表示不食清祿之義。後來徐乾學兄弟在江南替他買田置地，多次請他回故鄉養老，顧炎武始終不肯南歸。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顧炎武原配王碩人於崑山病故。自顧炎武離開家鄉，在外面飄零二十多年，從來沒有再回過崑山，自然再也沒有見過妻子。他吩咐僕人買來香燭等祭品，遙祭妻子。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幾拜後，慨嘆時事，回憶往昔，終於痛哭失聲，頗見真情。山河碎，鴛鴦分，多少人不幸？想必在他心底深處，也有對妻子的一絲愧疚吧，因為他在家與國中，堅定地選擇了國。 “貞姑馬鬣在江村，送汝黃泉六歲孫。地下相逢告父姥，遺民猶有一人存。”這是顧炎武悼念妻子的詩。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遙遠的江南小鎮，送妻子入土為安的僅有六歲的侄孫。你如果在黃泉遇到年邁的父母，請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遺民還有我這個人——沉鬱蒼涼，蘊含著感人的悲壯。這一年顧炎武已經六十八歲了。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作為一個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達二十多年，遊歷北方大地，無非是為了乘機而起推翻滿清統治，其民族氣節一直以來激勵很多志士仁人。他的學問更是開了清朝樸學的先河，強調實用主義，反對理學的“明心見性”，都是旗幟鮮明的。對明朝後期的所謂心學，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對於後世樸學，他是一位繼往開來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別是他的民族性，對於後來的晚清的資產階級革命有引導性作用。資產階級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對清朝政府的時候，特意自署名章絳，同顧炎武初名，可見顧炎武思想的影響力之深遠。 史書記載，顧炎武“貌極醜怪，性複嚴峻”。他擅長理財，很懂經濟，在山西創辦了票號、錢莊，經營成績卓越，在晉商中也是成功者；所以顧炎武雖然一生羈旅生涯，但並不貧困。他每遊覽到一地，大買莊園，大買媵婢，但住不到一、二年，即棄之而去，“終已不顧”。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顧炎武由華陰往曲沃，縣令迎他入城，十月他移寓進士韓宣家。第二年正月初四，寓主人韓宣設宴會親，他還應邀出席，風采依然。八日早，他擬去答賀縣令熊某及在官諸君，不料上馬時失足墜地，於是“疾作，竟日嘔瀉”，第二天凌晨就永遠離開了這個使他既留戀又厭惡、既熱愛又憎恨的世界，享年七十歲。因為生前長前孑然一身，死後無子無嗣。 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4年），距離1644年整整兩百年，由何紹基、張穆等人策劃，發起修建顧亭林祠，得到學子們的響應，由儒臣學士們集資，於顧炎武在北京寓居時間最長、著述取得重要成就的地方——報國寺之西南隅，修建了亭林先生祠（現宣武門南廣內大街）。 顧祠於次年春天落成，架屋三楹，分南中北三個院落。 1845年5月28日顧炎武先生生辰之日，舉辦了顧祠落成典禮儀式並開展亭林先生公祭活動。此後顧祠也成為儒臣學子們聚會、社交及討論學術的地方。 鴉片戰爭後清朝內憂外患，國勢每況愈下，京城無人顧及文化事業。顧祠在十幾年中破敗蕭寂。 咸豐皇帝即位後曾思勵精圖治，咸豐六年（公元1857年），恢復科舉以網羅人才，京城文壇一派熱鬧，亭林祠也香火重燃。 1863年十月，名儒學士們又於顧祠公祭亭林先生，與會者議論重修顧祠，紛紛捐資，由報國寺住持負責操辦，工程竣工後公推御史朱琦寫《顧亭林先生祠記》一文，由書法家王錫振揮墨，刻碑石嵌於遊廊東牆。 光緒二十九年（即公元1903年），末代名臣張之洞建議朝廷發明詔，將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三人從祀文廟。顧炎武去世260年後，又被他竭力抵抗的滿清政府神聖化了，這是他生前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事情。 1910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終於滅亡，中華民國成立。民國十年，徐世昌繼袁世凱之後任大總統，為標榜自己有別於北洋軍閥，是文治派，提倡尊孔崇儒。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參議、故宮博物院管委會副委員長的王式通，住家離報國寺不遠，發現動亂中顧祠已破敗不堪，倡議籌資重修顧祠。 1920年修葺，請大總統徐世昌親自撰文“重修亭林先生祠記”，勒碑石於顧祠東牆。 三百年裡顧祠雖幾度興衰，但都完整地保存了顧炎武的一批書稿、遺物，以及何紹基、張穆等人的字畫。抗日戰爭爆發後，侵華日軍佔據了報國寺和顧祠，文物全部丟失。這大概是顧老想不到的又一件恨事。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張“無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者、愛國者黃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訪錄》，比盧騷的《民約論》還要早一百年光景，有人稱它為“人權宣言”。黃宗羲同時代的思想家顧炎武說：“讀了這部書，可以知道過去歷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訪錄》反對君主專則，主張民權，對清末的維新變法運動影響很大。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文中說過：“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万本，秘密散佈，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黃氏的民權思想，一直影響到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鄒容和陳天華等愛國志士。 黃宗羲（1610～1695年），字太衝，號梨洲，又號南雷，浙江餘姚人。他父親黃尊素，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進士，是有名的“東林黨人”，在朝任山東監察御史，次年，為寧國府推官，走上了宦海生涯。 明天啟三年（1623年），黃宗羲十三歲，在家鄉通過考試，補為浙江仁和縣（今屬杭州市）博士弟子員。黃尊素奉調入京，升任山東監察御史，黃宗羲即隨父母入京讀書。黃宗羲深受家庭影響，重氣節，輕生死，嚴操守，辨是非，磨礪風節，疾惡如仇，反對宦官和權貴，成為東林子弟的著名領袖。 當時明朝的政治極端腐敗，朝廷實權掌握在以宦官魏忠賢為首的一夥佞臣手中。他們結黨營私，為所欲為，窮奢極欲地攫取社會財富，又瘋狂迫害正直官員，反對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時人斥之為“閹黨”。黃尊素是站在主張改革朝政的“東林黨”一邊的，是一位深懷憂國憂民之心的剛直人士。 天啟五年（1625年）初，魏忠賢大興冤獄，逮捕東林黨領袖人物楊漣、左光斗等六人，次年二月，又逮捕應天巡撫週起元、左副都御史高攀龍以及周順昌、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等七名官員。後又指使其爪牙，用極其殘暴的手段將他們害死在詔獄。黃尊素於天啟六年六月一日被害，年僅四十三歲，時黃宗羲十六歲。 當黃尊素被害的兇訊傳到餘姚，黃宗羲全家無比悲憤。祖父黃曰中激勵孫兒為父報仇，寫下“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個大字貼在牆上。母親姚氏對兒子說：“汝欲解我，第無忘大父粘壁書耳！”黃宗羲痛哭受教，決心效法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的故事，立志臥薪嘗膽向閹黨報仇。 天啟七年，朱由檢即位，改元崇禎。崇禎元年（1628年）正月，黃宗羲寫好為父申冤的奏疏，身藏鐵錐，赴京頌冤。當他到達北京時，崇禎帝已經鎮壓了“客魏”集團，平反了天啟朝冤案，但閹黨孽種尚存，黃宗羲餘恨未消。他在“謝恩”之後，即上書皇帝，請求誅殺參與陷害其父的許顯純、崔應元、曹欽程、李實等人。崇禎帝即傳旨刑部，嚴加審訊。 同年五月，刑部會審許顯純、崔應元等閹黨餘孽。許顯純以自己是萬曆皇后的外甥，要求減刑。黃宗羲嚴辭駁斥，說：“顯純與閹構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則以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皇后之外親！”結果，許、崔兩人被判死刑。黃宗羲又痛打崔應元，拔了他的鬍鬚去祭祀先父亡靈，還聯合幾個死難官員子弟，打死了直接殺害其父的牢頭葉諮、顏文仲。 李實在受審時辯解說，當年誣陷黃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賢指使別人冒充他的名義在蓋有官印的白紙上填寫的。但他做賊心虛，在審訊前給黃宗羲送銀三千兩，乞求其對證不追究他。黃宗羲嚴正拒賄，上疏說：“實當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辯豈足信！” 審判結束後，黃宗羲與死難諸家子弟在詔獄中門共祭忠魂，哭聲傳入宮廷。崇禎帝嘆息說：“忠臣孤子，甚惻朕懷！” 黃宗羲入京頌冤，轟動了京城，也傳遍朝野。據邵廷採所撰《遺獻黃文孝先生傳》記載：“當是時，先生義勇勃發，自分一死衝仇人胸……會審之日，觀者無不裂眥變容。當是時，姚江黃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還裡，四方名士無不停舟黃竹浦，願交孝子者。” 年輕的黃宗羲，給人們留下了又勇又孝的深刻印象。 明崇禎元年（1628年）秋，黃宗羲護持父親靈柩南歸，辦完喪事，到郡城紹興，跟隨名儒劉宗周（1578～1645）學習。 此後兩年間，黃宗羲四出交遊，結識了江南文社、詩社中許多名士，如張溥、陳子龍、吳偉業、週鑣、錢謙益、陳貞慧等，並於崇禎三年（1630年）經週鑣介紹加入復社，多次參加了復社、幾社、讀書社的集會活動。還同時在南京參加了科舉考試，結果落第還鄉。於是，他重溫父親“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遺訓，“憤科舉之學錮人，思所以變之”，發憤攻讀經史著作，從明十三朝實錄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兩年而畢”。此外，還廣泛閱讀了諸子百家之書，以及天文、地理、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