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一章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弘光政權

1644年初，農民軍在山西、北直隸和山東橫衝直闖，南北的交通遭到了嚴重破壞。北方的難民把瘟疫、驚慌、敵探和關於北方情況的種種可怕的傳聞帶到南方，但沒有人知道這些消息的準確性。 1644年三月初，崇禎皇帝曾下詔天下勤王。但在李自成攻陷北京二十一天后，南京手握重兵的兵部尚書史可法仍未發兵。 針對史可法不奉詔進京勤王的表現，我們先講一講秦良玉的故事。我們選在本篇中來講秦良玉的故事，是希望能在本篇令人扼腕的嘆息中有一抹亮色。 張獻忠殺人如麻，連李自成也不放在眼裡，生平獨獨畏懼秦良玉。這位令連天都不怕的張獻忠忌憚的秦良玉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被正式列入國家編制的女將軍。與傳說中替父從軍的巾幗英雄花木蘭不同，秦良玉的事蹟確有其事。

秦良玉，忠州人。秦家世世代代居住在四川忠州城西樂天鎮郊的鳴玉溪畔，這里山環水繞，地勢雄奇，風光峻秀。秦良玉的父親秦葵飽讀詩書，見多識廣，“丁亂世，喜談兵”，從小培養孩子們學習文韜武略，勉勵他們長大後“執干戈，以衛社稷”。秦良玉有兄弟三人，良玉居於第三，上有哥哥邦屏，邦翰，下有弟弟民屏。父親尤其鍾愛她，認為雖是女孩子，也應習兵自衛，以免在兵火戰亂中“徒為寇魚肉”。因而秦良玉自幼除了課章句，學經史外，還得以和兄弟一起隨父習武。她不但學得一身騎射擊刺的過人武藝，而且熟讀兵史，精於謀略，顯露出非凡的軍事才能。 秦葵曾經感慨地說：“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但秦良玉並不因為自己是女兒家而感到自卑，她少怀大志，經常用歷史上愛國名將、民族英雄的業績激勵自己，她豪邁地表示：“使兒掌兵柄，夫人城、娘子軍不足道也。”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剛滿二十歲的秦良玉嫁給了石砫宣撫使馬千乘為妻。馬千乘是東漢名將伏波將軍之後，英俊嚴毅，“整蒞軍伍，莫不股栗”。他祖籍是陝西撫風，因祖上建立了戰功，被封為石砫宣撫使，官職世代沿襲，最後傳到了馬千乘身上。 馬千乘十分愛慕、敬重秦良玉，夫妻相敬如賓，就邊治軍用兵方面的事宜也常和也商議。石砫屬忠州，地處偏遠的少數民族居住地區，本非用兵重地，但秦良玉向丈夫提出“男兒當求樹勳萬里，奚用坐守為？”她立足於為國報效的遠大眼光，協助丈夫精心簡練士卒。幾年時間，她就幫著丈夫訓練了一支驍勇善戰的“白桿兵”。 這種白桿長矛是秦良玉根據當地的地勢特點而創制的武器，它用結實的白木做成長桿，上配帶刃的鉤，下配堅硬的鐵環。作戰時，鉤可砍可拉，環則可作錘擊武器；必要時，數十桿長矛鉤環相接，便可作為越山攀牆的工具，懸崖峭壁瞬間可攀，非常適宜於山地作戰。馬千乘就靠著這支數千人馬的白桿兵，威鎮周遭四方，使石砫一帶長年太平無事。

明史中記錄說：“良玉為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嫻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為遠近所憚。”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播州（現貴州省遵義一帶）宣撫使楊應龍連同當地九個生苗部落舉旗反叛。明朝廷派遣李化龍總督四川、貴州、湖廣各路地方軍，合力進剿叛匪，馬千乘與秦良玉率領三千白桿兵也在其中。在平叛戰爭中，秦良玉初露鋒芒，“連破金築七塞，取桑木關，為南川路戰功第一”。秦良玉初次參加大戰，立下汗馬功勞，除受到重獎外，“女將軍”的英名開始遠播四方。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馬千乘染上了暑疫，又因接待不恭，得罪了明朝派來監軍的太監邱乘雲，被邱乘雲誣陷投入獄中。在獄中得不到治療調養，馬千乘病重而死。

馬千乘死後，朝廷覺得他並無大罪，所以仍保留了他家石砫宣撫史的世襲職位。而這時馬千乘的二組馬祥麟年齡尚幼，朝延鑑於秦良玉作戰有功，文武兼長，所以授命她繼任了丈夫的官職。從此秦良玉卸裙釵、易冠帶。侍女衛隊皆戎裝雄服，南征北討，聲威遠震。 秦良玉得掌兵柄之日，正值女真族崛起於東北，對明廷構成嚴重威脅。此時滿人崛起於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間，以努爾哈赤為帝，公然向大明邊境挑釁。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明軍大敗於薩爾滸，舉朝震驚，遼東官兵“一聞警報，無不心驚膽喪”，“裝死苟活，不肯出戰”。朝庭急調永順、保靖、石砫、酉陽等土司兵赴遼救援。秦良玉此已經四十六歲了，仍然親自率領三千白桿兵，連同自己的哥哥、弟弟、兒子，兼程北上衛邊。

天啟元年（1621年）白桿兵和酉陽土司配合明軍，渡渾河與清兵血戰。是役雖因寡不敵眾，秦良玉的大哥邦屏陣亡，未能取勝，但卻在極艱苦的條件下殺敵數千，重創清兵，被除數譽為“遼左用兵來第一血戰”。當時的兵部尚書張鶴鳴曾經評說此戰：“渾河血戰，首功數千，實石砫、酉陽二土司功。” 渾河血戰之後秦良玉立即遣使入都，趕製一千五百件冬衣撫卹士卒，整頓餘部，自己則新率三千精兵直赴山海關。山海關是清兵佔據遼陽進窺中原必經的咽喉要道。秦良玉坐鎮山海關，一方面救濟關內外饑民，安定民心；同時加強武備，戮力守衛，有效地遏制了清兵南侵的氣焰。在秦良玉的主持下，山海關防務固若金湯，成為清兵無法逾越的屏障。清軍屢次派重兵前來叩關挑戰，秦良玉不為所激，只命部下加固防守，終使清兵無法得逞。

一次，秦良玉的兒子馬祥麟帶兵巡關時，被敵軍的流矢射中一目，他忍痛拔出箭簇，援弓搭箭向遠處的敵人射去，連發三箭，射死三個敵人，清將大為震懼，從此不敢輕易再來山海關挑釁了。 兄亡子傷，秦良玉悲怒交集，於是上書皇帝，陳述了自家軍隊作戰及傷亡情況，嘉宗深為感動，下詔賜予秦良玉二品官服，並封為誥命夫人，任命其子馬祥麟為指揮吏，追封秦邦屏為都督僉事，授民屏都司金事之職，還重賞了白桿兵眾將士。 不久秦良玉奉令回川擴兵援遼，抵石砫僅一日，適逢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反叛。奢崇明以奉詔率兵二萬援遼為名，進入重慶，久駐不發，自稱大樑王，轉而乘虛進逼圍困成都，嚴重破壞了抗清的形勢。秦良玉乃揮師西上救援。奢崇明懾於白桿兵的威名，聽說秦良玉帶兵回到了石砫，馬上派人攜金銀厚禮去與她聯絡，想請她共同舉兵。

秦良玉大怒道：“我受朝延厚恩，正思報效國家，豈能與叛賊為伍！”當即斬了賊使，火速發兵，溯江西上趕到重慶，出其不意地攻下重慶。緊接著，她又率兵直赴成都，趕走了圍攻成都的奢崇明部眾，先後拿下紅崖墩、觀音寺、青山墩等幾個大寨，徹底擊毀了叛軍勢力。 朝延聞報後，授秦良玉為都督僉事，拜為石砫總兵官，以嘉獎她的血戰功績。 幾年之後，貴州水西一帶，有一個叫安邦彥的匪首，自立為羅甸王，招兵買馬，佔據了貴陽以西的千里之地。朝廷又詔命秦良玉率白桿軍人黔平亂，秦良玉義無反顧，很快就平定了叛亂，殺死了安邦彥，但也賠上了弟弟秦民屏的性命。 崇楨二年（1629年）十二月，清兵繞道喜峰口，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次年又向東攻占永平、灤州、遷安三城，形勢極為險峻。崇楨皇帝匆忙下詔徵調天下兵馬勤王，並諭大臣們拿出自己的錢來充作軍餉，還將北京文武百官的馬匹充作軍需。秦良玉聞訊，火速“出家財濟餉”，兩次率白桿兵兼程北上。

當時各地先後趕來的十餘萬官軍，均屯駐在薊門近畿一帶，互相觀望，畏縮不前。獨秦良玉所部率先奮勇出擊，在友軍配合下，奮力收復永平、遵化等四城，解除了清兵對北京的威脅。 在清軍兵臨城下，眾多鬚眉大將貪生怕死，推諉觀望之際，能夠力挽狂瀾的偏偏是一名萬里請纓勤王的女將。崇楨皇帝感概萬端，京城之圍解救後，特意在平台召見了富有傳奇色彩的女將軍秦良玉。見過女將軍後，崇禎皇帝感慨萬千，寫下了四首詩，誇讚她的功跡，並御筆親謄，賜給了秦良玉： 史載秦良玉率部進京後，“馭軍嚴，秋毫無犯”。人人都想看看這位傳奇女將軍，“都人聞白桿兵至，聚觀者如堵，馬不能前”。今天北京宣武門菜市口東即為當年秦良玉駐兵之處，仍保留有“四川營胡同”、“棉花胡同”（秦良玉征戰之暇還組織女兵紡紗織布）一類的地名，表達了人們對這位民族女英雄的深切懷念。

又過了幾年，張獻忠進入四川一帶。年過花甲的秦良玉再次披掛上陣，風采不減當年。她率領白桿兵，連戰連捷，解除太平之圍，扼羅汝才於巫山，斬東山虎於譚家坪，使張獻忠的軍隊在川地吃了不少苦頭。然而，由於川地屢經兵災，府庫空乏，糧餉短缺，損失的兵力無法補充；而農民軍部隊勢力強大，如潮水般湧進川蜀。整個戰局上，官兵難以取勝。 崇楨十三年（1640年），四川巡撫邵捷春“不知兵”，又不聽秦良玉之計，被張獻忠大破官軍，秦良玉“趨救不克，轉鬥复敗，所部三萬略盡”。崇楨十七年（1644年）春，秦率部馳援夔，又“眾寡不敵，潰”，以至“全蜀盡陷”。 張獻忠攻取楚地後，秦良玉曾經對當時的四川巡撫陳士奇分析了全蜀形勢，請求增兵守十三隘，但陳士奇沒有採納。秦良玉又上巡按劉之勃，劉之勃雖然同意秦良玉的建議，手中卻無兵可發。秦玉良萬般無奈，只有退保石砫一地，並號令部眾說：“有從賊者，族無赦！”（《明史·卷270·秦良玉傳》）分兵守四境。張獻忠再次進入四川後，“遍招土司，獨無敢至石砫者”。

這時京城已被李自成所率領的義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大明皇朝在風雨飄搖中終於徹底倒塌，李自成入主京城，張獻忠則想牢牢控制住川蜀，以作為自己的據點。張獻忠東征西戰，幾乎囊括了全蜀，卻唯對石砫彈丸之地無可奈何。己六十八歲高齡的秦良玉，帶著她手下歷經百戰的白桿兵，不畏強暴，誓死抗拒。一直到張獻忠敗亡，農民軍終沒能踏入石砫半步。 當時四川地區戰禍連連，赤地千里，淒涼殘敗，附近州縣到石砫避難歸附的百姓有十數万家。至1648年秦良玉去世時，在石砫城東南五十里萬壽山仍屯有大批糧草。 清順治三年（1646年）八月，南明隆武政權賜秦良玉太子太保爵，封“忠貞候”，調石砫兵抗清，秦良玉以七十三歲高齡毅然接受“太子太保總鎮關防”銅印，奉詔掛帥出征。但因鄭芝龍（鄭成功之父）突然叛變，隆武政權旋即敗亡，而未能成行。 清順治五年（1648年）端陽節過後，七十五歲的秦良玉，在一次檢閱過白桿兵後，剛剛跨下桃花馬，身子突然一歪，猝然然離開了人世，結束了她戎馬倥惚、馳騁疆場的豪邁生涯。 據說，至今四川石砫縣還保留著秦良玉的故居和她用過的武器。當地百姓提起秦良玉的故事仍然如數家珍，無不為家鄉出了這樣一位巾幗女英雄而自豪。 川人曾在秦良玉駐兵遺址築四川會館。祠堂內供奉春良玉戎裝畫像，龕前對聯雲：“出勝國垂三百年，在劫火銷沉，猶剩數畝荒營，大庇北來梓客；起英魂天九幽地，看遼雲慘淡，應添兩行熱淚，同聲重哭天涯。”“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的鑑湖女俠秋瑾生平最佩服的就是秦良玉。 大順軍的攻克北京和崇禎帝的自盡，標誌著明王朝的覆亡。但是，淮河以南絕大部分地區仍然處於明政府管轄之下。當大順軍向北京進軍時，南方部分官員知道京師難保，已經作了從海路迎接太子朱慈烺來南京監國的準備。復社鉅子陳子龍（後面還會有專門的篇章講他與名妓柳如是轟動一時的情緣）被調到南京吏部任職後，立即說服江南巡撫鄭瑄秘密上書北京，提出將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計劃，為建立南明政權作準備。其他人則在祁彪佳的統率下開始沿長江下游建立水軍，準備保衛江南。 但隨著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朝廷的一切政令無法發出，南北的消息從此中斷。 1644年四月一日，史可法領銜發布了“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捐貲急事”的南都公檄，檄文中提到“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之類的話。四月七日，史可法率兵渡江準備北上“勤王”。幾天之後，北方傳來了朱由檢在三月十九日自盡於煤山的消息，這消息在四月十七日才被從北京逃出來的原大學士魏炤乘證實。這個消息不僅震動了南京的大臣們（自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南京作為陪都，有獨立的六部和五軍都督機構。南北兩京的體制，目的是以南京控制南方財賦，以北京控制北方邊防），而且很快傳遍了南方，在動蕩的不安中掀起更新更高的浪潮。 此時作為陪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首先要考慮的是崇禎皇帝的繼承者，當時誰也不知道皇太子朱慈烺或他的兩個倖存的弟弟的下落。李自成曾經將三名皇子一起帶往山海關，但自從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起，兵荒馬亂中，各方面的人士大抵都弄不清崇禎帝三個兒子的下落。 當時幾個從河南和山東的封地逃出來的明朝藩王已經到了淮河地區。其中最重要的是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潞王是隆慶皇帝之孫，也是著名畫家和書法家。當農民軍進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時，他曾親自督師禦敵）。 在皇位繼承的競爭者中，潞王朱常淓被認為是最賢明和最謹慎的，他得到東林黨人兵部侍郎呂大器、禮部侍郎錢謙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廣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旁系的侄子，而福王則是明神宗朱翊鈞之孫，福王朱長洵長子。在皇位的繼承資格上，潞王較福王遜色。因此，儘管福王有“無知、貪婪、酗酒、兇殘、專橫、好色、不孝”的名聲，但在現存的諸王中卻與皇室的血緣最近。於是，在決定由誰繼承皇位的問題上，以“賢”取人的一派同以“親”取人的一派發生了衝突。 擁立福王朱由崧的是鳳陽總督馬士英（1619年進士）。 1632年，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撫時，因賄賂罪被流放戍邊，後來經其同年阮大鋮說情，得以免除流放。 繼位之爭實際上是明末黨爭的延續。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福王最符合輪序。當時的有識之士都主張由福王朱由崧繼統，如淮撫路振飛“遺書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倫序當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但一部分東林黨人卻從狹隘私利出發，強烈反對由福藩繼統，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備受神宗寵愛的鄭貴妃，從萬曆到天啟朝廷上圍繞著儲君問題展開的“妖書”、“梃擊”、“移宮”等轟動一時的案件都同鄭貴妃有關，何況正是由於東林黨人的力爭，神宗和鄭貴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親）為太子的圖謀才化為泡影。因此，他們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自己在政治上將會失勢。 禮部侍郎錢謙益當時被視為東林黨魁，他兩次從老家常熟趕往南京，以“立賢”為名，到處遊說，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錢謙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和南京政府的大多數文職大臣。 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則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史可法是東林黨人左光斗的得意門生，自然對擁立福王有所顧忌，他曾經寫信給馬士英，說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這封信後來成為馬士英逼史可法出朝的有力法寶）；但當時史可法作為南京的首席大臣，更關心政局的穩定，他擔心捨親立疏將引起更大的政治風波。 馬士英想要兵不血刃地實現擁立福王的計劃，就需要強大的軍事實力。馬士英本人並無足夠的軍隊操縱此事，但他小心遊說，爭取到淮河流域的鎮將們的支持，手握重兵的高傑、黃得功和劉良佐很快都相繼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確表示。山東總兵劉澤清一度支持東林骨幹擁立潞王，當他得知高傑、黃得功、劉良佐三鎮的動向後，自知兵力不敵，立即隨風轉舵加入了擁立福王的行列。四月末，福王繼統已成定局。 說穿了，福王在這場“賢”與“親”的競爭中獲勝，幾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場軍事政變。 《明史》也正是從這一角度來記述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議，吏科給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廬、鳳擁兵迎福王至江上。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 當南京大臣們決定擁立福王以穩定局勢時，史可法正在長江對面的浦口。他對此事的默認，宣告了這場皇位繼承危機的結束。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馬士英等擁立明福王朱由崧監國於南京。福王抵達南京時，朝臣們早已修繕了武英殿供其居住。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帝位，年號弘光，史稱弘光皇帝。 弘光皇帝在宣布改元的同時，所有官員都進爵一級。新皇帝親自向任職六部和內閣的每一位六十歲以上的大臣祝酒，願他們健康長壽；並赦免了被劾免職的官員；任命從北方南逃的未投降農民軍的士大夫為官；計劃開科取士；宣布大赦天下；廢除自1629年始徵收的沉重的練餉；河北、山西和陝西免稅5年；山東、河南免稅三年；長江以北其他地區和湖廣的賦稅減半；遭到農民軍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區的賦稅減免30％。但上述地區都不是南明政權所能完全控制的。 （顧炎武《聖安本紀》） 這位弘光皇帝果然同他的父親福王一樣沉溺於酒色，“帝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大酒，雜伶官演戲為樂”，被後來史家稱為“暗弱”的典型。在南京即位後，弘光皇帝在其養母（據說這位養母只比他大幾歲，而且兩人的感情可能已經超過了母子的界線）的催促下，決定娶親。他堅持只要以美貌著稱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麗城市選美的欽差，便乘機拐騙少女。當欽差未能使其主子滿意時，蘇州、嘉興和紹興地區的百姓也被責令獻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選。據說，馬士英和阮大鋮二人還從南京老鴇處買來一些將作娼妓的處女獻給福王。有一條史料記載，弘光皇帝對這些人肆意蹂躪，在一夜之間，便有兩人因福王的酒後縱慾而死亡。弘光皇帝還派人四處逮癩蛤蟆剝取蟾酥，以做春藥使用。內官們公然打著“奉旨捕蟾”的旗號督促百姓捕捉，民間因此稱弘光為“蝦蟆天子”。 弘光政權是大官僚軍閥派系鬥爭的典型產物。馬士英等以擁戴有功，開始把持朝政，與高弘圖等東林黨人針鋒相對。在百姓的眼裡，則是“長官多如羊，小吏賤似狗……可嘆江南錢，盡入馬家手。” 擁立問題對弘光一朝政局的影響極大（在金庸的名著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愛國志士們為自己擁護的皇位繼承正統而內鬥不斷）。從後來的事實可以看到，東林黨人擁立的潞王朱常淓並不比福王“賢”多少，證明東林黨人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確保崇禎時期東林－復社黨人在政治上的操縱權；特別是如果潞王以較遠的宗支而被迎立，錢謙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飛黃騰達。這種極端的私心並沒有隨著弘光皇帝的登基而結束，南明政權陷入了無休止的黨爭中，後來相繼出現了三大案，都是黨爭的結果。內耗既烈，當然無暇他顧，根本談不上恢復進取被滿清佔領的江山。 而史可法本人“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的性格也從這件事上可見一斑。他缺乏雄才大略，總想處處應付，最後落得個事與願違。史可法在沒有斷然決定擁立福王，致使福王朱由崧和馬士英求助於鎮將，形成後來武將無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史可法從此也大權旁落，這是他自食其果。 1644年五月十六日，馬士英入閣主持政務兼任兵部尚書。四天后，史可法渡江往淮陽督師。儘管在整個弘光時期，史可法的加銜都略高於馬士英，但在弘光皇帝登基一天后，史可法即被排擠出外，由在朝輔政變成了在外督師，足以說明他的失勢。 吳縣諸生盧謂率太學諸生上書，極力說史可法不可出，又說：“秦檜在內，而李綱在外，宋終北轅。”一時朝野爭相傳誦，稱為敢言（清·戴名世《乙酉揚州城守紀略》）。可惜為時已晚。 史可法臨行前，含淚對人說，他所以北上，是為了報答已故的崇禎帝之恩。有人稱讚他說：“史公就像是三國時代的諸葛亮，文武兼備。”史可法回答說：“我恐怕沒有諸葛亮那樣的才能，卻很想效法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這是句實話，史可法確實只是個文人，缺乏諸葛亮那樣的軍事才能。 據《明史》記載，史可法是被馬士英逼迫離開南京的。馬士英威脅史可法說要將其詳舉福王劣蹟的信交給福王（即前面提過的“七不可立”的信）。史可法可能對此事深懷疑懼，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為自己的安全計，他決定離開朝廷。 史可法還擔心自己與馬士英的矛盾會引起黨爭，所以當他動身去揚州前，特意上疏弘光皇帝，疏中讚揚了馬士英，並特別提到馬士英在弘光帝登基的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這奏疏自然是做樣子給大家看的，表明他與馬士英並無矛盾。 弘光政權成立時，南明控制的區域，東自黃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長江以南，地域廣闊，其物力、財賦、人力也比滿清所控制地區雄厚。當時南明設江北四鎮，高傑駐徐州，劉良佐駐壽州，劉澤清駐淮安，黃得功駐廬州，共擁兵三十萬。 高傑，字英吾，陝西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鄉。他原先是李自成的得力部將，綽號翻山鷂。李自成最早的妻子韓氏本是娼妓出身，韓氏後來與縣役蓋君祿私通，被李自成殺死。不久後李自成掠得邢氏為繼妻。邢氏不僅貌美，“勇武多智，兼掌軍資”。 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十月，明將賀人龍圍李自成於隴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傑假裝向賀人龍約降。不久，賀人龍的軍使與高傑來往密切，似乎假戲成真，所有這一切讓李自成疑竇頓起。同時，高傑一次偶然到軍資倉庫去支糧米，為邢氏的姿色所傾倒，一見鍾情。邢氏本是良家女子，被李自成搶到軍中，並不真的歸心，她也愛上了高大魁梧的高傑。 在邢氏的勸說下，又因為擔心李自成知道後會引來殺身之禍，高傑於崇禎八年（1635年）帶著邢氏及一幫兵士投降了明將賀人龍（賀人龍也是米脂老鄉），被授予游擊之職。 高傑後來多次參加了對農民軍的追剿，累功升任總兵。 1644年初，大順軍渡河東征，明朝武將大批歸附，高傑因為自認為對李自成有“奪妻之恨”，不敢投降，於是率部由陝西經山西、河南懷慶一直逃到山東。高部進入山東時，見地方百姓對明朝廷已失去信心，都在盼望大順軍早日到來，高部將領竟然冒充為大順軍取得糧餉。 康熙年間金鄉知縣沈淵記載了當地的一件掌故：“猶憶聞之老者，謂當崇禎甲申三月有號翻天鷂子者，高傑麾下將也。挾逃兵數千人假名'闖王安民'，兵薄金鄉城。方是時，寇賊充斥，金鄉官民守城，城門晝夜閉，而見賊言如此，喜其安民，方謀牛酒迎勞，且遙問安民何如？賊且作宣詔狀，有'禁擄、禁殺，敢違者斬無赦'諸語，彼軍士則狂走如騖，洶洶不可遏，守者方疑之。” 高傑在奪路狂奔之際，派使者到壽州同鳳陽總督馬士英聯繫。馬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萬、馬騾九千，立即回信招攬：“將軍以身許國，當帶礪共之。”同時讓高傑部屯駐徐州，聽從自己節制。高傑赴壽州謁見馬士英後回鎮徐州，不久就由於太監盧九德的穿針引線，成了“定策”元勳。 黃得功，字虎山，遼寧人，出身行伍。他自少從軍於遼陽，並因戰功而不斷晉升。崇禎年間長期在南直隸江北、河南一帶同張獻忠、革左五營等部義軍作戰，升至廬州總兵。明亡前夕隨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將劉超，論功封為靖南伯。 劉良佐，字明輔，北直隸人，因常騎一匹雜色馬，人稱花馬劉。崇禎年間統兵在宿松、廬州、六安一帶同義軍作戰，升任總兵官。北都覆亡時他帶的軍隊駐在河南正陽地區，甲申四月應鳳陽總督馬士英邀請率部進入南直隸，“沿途淫劫，臨淮民聞其將至，嚴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馬士英讓他移駐壽縣一帶。關於劉良佐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他的弟弟劉良臣早在1631年（明崇禎四年）大凌河之役時任游擊，就已隨總兵祖大壽投降清廷。後來清軍南下時，他不戰而降當與此有關。 劉澤清，字鶴洲，山東曹縣人，出身行伍，崇禎末年升至山東總兵。大順軍迫近北京時，崇禎帝命他率部火速入衛京師，他謊稱墜馬受傷，拒不奉詔。不久大順軍進入山東，他帶領主力向南逃至淮安。在南京諸臣商議立君的問題上，他起初迎合東林黨人錢謙益、呂大器等主張擁立潞王朱常淓，後來得知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和馬士英已經決策擁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敵，立即搖身一變，加入了擁福的行列。 四鎮中數高傑、黃得功兵力最強。其中高傑彪悍驍勇，最受史可法器重。史可法認為高傑的部隊雖然紀律渙散，卻是江北各軍中戰鬥力最強的軍隊。 高傑、劉澤清是望風而逃的敗將，本應受到朝廷的懲罰；黃得功、劉良佐在1644甲申年間也無“功”可錄，只是由於他們以兵力作後盾使朱由崧得以如願以償登上皇帝的寶座，因此都成了定策功臣。弘光皇帝登基後，黃得功進封為靖南侯、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世守武昌的左良玉雖然沒有參加定策，但他兵多將廣，擁兵二十萬，也進封為寧南侯。 四鎮都擁有獨立的財權和軍權。各鎮有權自行徵稅，所得收入不必上繳南京，還有權開荒、採礦和徵收商稅。各鎮若能從農民軍手中收復失地，則亦劃歸該鎮管轄，並享有同樣的財政、軍事特權。一旦天下重新統一，四鎮統帥將皆進爵為公，並子孫世襲。這樣，四鎮將領就成為實際上的割據勢力。四鎮總兵中立即有人開始通過控製鹽商來經營鹽業。他們還設立關卡，對過往的貨物徵收關稅。 分封四鎮之舉在當時遭到嚴厲批評。明朝的將士，特別是曾在前線作戰的將領，紛紛抱怨說，原來的叛賊因殺人劫掠而得封賞，他們反而一無所獲。文職官員也群起反對。左都御史劉宗周從杭州上疏朝廷，請抑藩屏：“一重藩屏。劉澤清、高傑有寄家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一慎爵賞，敗逃之將而得封，誰當不封者？” 但此時軍人專政已成定局，弘光帝也嘆氣說：“事已成，奈何？”南明之所以不像南宋還能偏安一百多年，其源全出於此。弘光政權一開始就是在內訌中粉墨登場，一年後又在內訌中崩潰瓦解。 因為四鎮在出產和收入上的不均衡，加劇了將領之間的地方性對抗，四鎮之間因而矛盾重重，勇於私鬥，怯於公戰。老百姓們也普遍鄙視南明軍隊，而黃得功的部隊則鄙視其他的部隊，認為高傑等人是吃皇糧的土匪。 鎮守徐州的高傑一直垂涎揚州的富庶，要求將部下將士安置於城內。揚州的百姓見高傑部下士卒在附近村莊到處搶掠焚殺，“煙火蔽日”、“殭屍遍野”，紛紛罷市登陴，不讓高軍入城。高傑惱羞成怒，於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同時，他還派兵於城外到處搶掠婦女，姦淫搶劫，無惡不作，使得“民益惡之”。 揚州進士鄭元勳居中調停，出城同高傑面議，同意只讓官兵家眷安置城內，但不在城內駐軍。不料鄭元勳剛回到城裡，揚州百姓群情激憤，當場擊殺鄭元勳。揚州巡撫黃家瑞見大勢不好，也逃之夭夭。 高傑大怒，加緊攻城。與此同時，揚州士紳向南明朝廷緊急求援。他們指責高傑的軍隊“殺人則積尸盈野，淫污則辱及幼女”。 高傑如此行徑，如果在平日，不等御史糾劾，朝廷早會有人挾旨而來，光是高傑攻城搶掠人民的罪過就夠殺他一百個腦袋了。但當時南明內憂外困，朝廷正倚重武將，對他也無可奈何。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親自來到揚州城外的高傑軍營裡，婉轉勸說，一味姑息牽就。 “閣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隨，傑疑之，可法即分與二百人，然傑疑如故。……傑防可法甚嚴，一切出入文移必呈傑始達可法。……可法留傑營月餘，不得要領”。史可法還一度遭到了高傑的軟禁。 剛好有個叫德宗的和尚在高傑軍中。這個和尚因為“談禍福奇中”，高傑也折節稱弟子。德宗很佩服史可法的忠義，勸高傑說：“居士起擾攘，今歸朝為大將，為通侯，此不足為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儒家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心並志，可謂得所歸矣。”高傑聽了，若有所思。 高傑的妻子邢夫人機智有謀，當年李自成也曾經讓她管理後勤調度。高傑經常對人說：“邢有將略，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意思是說他老婆有大將之風，才智還在容貌之上。邢夫人見史可法至誠，厚為調護，勸高傑歸心。高傑這個人雖然桀驁不馴，對邢夫人卻是言聽計從，於是開始禮敬史可法。高傑在江北四鎮中最強也最難駕馭，史可法大喜說：“吾誠得高而馴擾之，大事集矣。”為了表示感謝，史可法還將自己的府邸讓給了邢夫人居住。 經過反复磋商，高傑同意不再堅持進駐揚州，史可法最後決定把揚州附近的瓜州作為高軍安頓之地。 然而，史可法收服了高傑，局勢並未完全穩定。 1644年夏天，黃得功率軍由廬州北上。高傑懷疑朝廷勸他撤離揚州是為了將此城交給黃得功。為了阻止黃得功向揚州推進，他在南京東南的土橋對黃得功發起了突然襲擊。在這場衝突中，黃得功險些喪命，部下死亡300餘人。黃得功憤怒至極，認為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叛亂，準備與高傑決一死戰。史可法竭力勸解，據說他拿出自己的錢作為賠償（雖然形式上是由高傑償付的），以平息黃得功的怒氣。由於史可法苦口婆心地充當了和事佬、老媒婆的角色，這些鎮守通往南京之要衝的將領們表面上暫歸於好。 江北四鎮是這樣跋扈自雄，世鎮武昌的寧南侯左良玉在崇禎年間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監國和即位的詔書頒到武昌，他一度拒絕開讀，在湖廣巡撫何騰蛟、部下監紀副總兵盧鼎等人的勸說下，才勉強開讀成禮。南明其他將領如鄭芝龍、方國安等人見大將如此，也各自盤算自身利益，不以國事為念。 圍繞南京的四鎮布防基本上是針對農民軍的。直到這時，南明仍然將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視為不共戴天的死敵，並未意識到滿清才是最大的敵人。而滿清的多爾袞則清醒地認識到農民軍是滿清的首敵，所以先派兵追擊李自成。果然如多爾袞所料，南明並未乘機北上，但南明按兵不動的根本原因卻是忙於內訌。 史可法離開南京親臨揚州，暫時緩和了四鎮之間的矛盾，但他過早離開朝廷卻加速了黨爭的到來。明後期的黨爭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的表現，它貫串於萬曆以後整個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續到南明。 滿清這個時候，原只望佔據北京，並不敢想全吞中國；在吳三桂的接引下，佔領了北京和畿輔地區已屬意外。所以多爾袞入京後一日，就下令強迫百姓剃髮，到二十四日，即又將此令取消。而其傳檄南方，亦說“明朝嫡胤無遺，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 多爾袞初期的意圖是勾結南明，共平“流寇”，實現南北分治。這對於南明弘光政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鑑於自身的腐敗無能，苟且偷安，因而對清方代平“流寇”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以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財賦充盈之地，依然可以過著紙醉金迷的太平日子。因此“聯虜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廂情願的上策。 然而，滿清的政策很快發生了變化。根本原因在於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南方的經濟地位不斷上升，宋代以前出現過的南北分治的經濟相對平衡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北方對南方有經濟上的依賴性。從元代以來，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地區都仰賴於南方漕運的糧食和其他物資。 1644年五月，大順軍西撤以後，山東、河北等地的大順地方政權被明朝官紳顛覆；清軍佔領了北京附近地區，由於強制推行剃頭等政策，京師附近的居民惶懼不寧，許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對清朝的統治。三河縣、昌平州、良鄉、宛平、大興、霸州、東安、武清、漷縣、天津等地“盜賊”“千百成群”，以至“輦轂近地，幾同化外”，連京師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為道路阻隔無法運入城內。京師內外百姓流言四起，盛傳清軍將有屠民之舉。多爾袞一再闢謠，安定民心，同時派兵遣將進行掃蕩，“輦轂之下，盜賊竊發，及至捕獲，少長盡置於法”，連“老稚不能彎弓操刃者”也濫加屠戮。在這種情況下，清廷需要一段穩定自己在京畿地區的統治和養兵蓄銳的時間。何況大順軍尚扼守山西，清廷有所顧忌，不敢輕易以主力南下。因此，畿南、山東和豫東地區在兩三個月里處於近似權力真空的局面。 但弘光朝廷的按兵不動，給了滿清廷以可乘之機。早在五月十二日，清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就上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同月二十五日，清廷派明降臣方大猷為監軍副使招撫山東。六月初四日，又派明降臣王鰲永以戶、工二部侍郎名義招撫山東、河南。同月初十日，多爾袞派固山額真覺羅巴哈納、石廷柱統兵收取山東，十四日派固山額真葉臣領兵收取山西。覺羅巴哈納、石廷柱先聲奪人發出檄文說：“奉攝政王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同時又以平西王吳三桂名義大張文告，雲為安撫殘黎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南下，牌仰山東等處速速投降”。二十一日，巴哈納等帶領的清軍進抵德州。德州知州張有芳惟恐貽禍地方，拜表歸順清廷。畿南、山東大批州縣就這樣拱手讓給了清朝。從此以後，多爾袞等滿清決策人認定沒有必要承認南明弘光朝廷，乾脆以清代明，走統一全國之路。 而這個時候，南明朝庭中正紛爭不休。史可法此時已離開朝廷，東林黨和復社成員們便將希望寄託在侯方域（即著名的中風流才子侯朝宗）身上，因為侯方域之父侯恂與左良玉的關係十分密切（侯恂曾是東林黨成員，魏忠賢專權期間辭官還鄉。他曾為左良玉被劾貪污軍餉一事辯護，因而被認為能駕馭這位不識字的粗魯將軍），而左良玉是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軍事援助者。 但左良玉滿足於留在湖廣，而無心干預朝中政事。在這樣的情況下，東林黨和復社別無選擇，只好使出他們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過對官吏的銓选和品評來控製文官。這樣，當時最優秀的名士們幾乎都毫無例外地捲入了朝政中的勾心鬥角。 馬士英自然不甘示弱，他利用手中的大權，開始對東林黨人試圖佔據政府重要職位的努力進行反擊，第一步就是推薦阮大鋮為兵部侍郎。阮大鋮是複社名士們的死對頭，但同時也是馬士英的舊交。 東林黨和復社對馬士英的提議群起攻之。但另一位東林鉅子錢謙益的表現更具特色，為了換取馬士英讓其繼續任禮部尚書，他公開支持對阮大鋮的任命。關於錢謙益為何會如此，我們將在談及錢謙益與柳如是的一篇中詳細論述。 阮大鋮，字集之，號圓海，又號石巢、百子山樵，懷寧（今安徽安慶）人。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與馬士英同時得中會試。天啟年間任職給事中，因丁憂辭官回鄉。天啟四年吏科都給事中職位空缺，阮大鋮欲倚重於頗有聲望的同鄉左光斗，覬覦吏科都給事中這個頗有實權的人事監察崗位。負責考察官吏的趙南星、高攀龍、楊漣以為阮大鋮“輕跺”，不可擔任如此要職，打算另用魏人中。阮大鋮暗中買通太監，要他扣押推用魏人中的奏疏，致使吏部不得已而推用阮大鋮。 經過此番曲折，阮大鋮痛恨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人。為了和東林黨人作對，他依附於魏忠賢，與“閹黨”骨幹分子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結成“死友”，編寫攻擊東林人士的《百官圖》，通過倪文煥之手送到魏忠賢的案頭。 阮大鋮為人陰險，城府很深。他害怕遭到東林人士報復，《百官圖》事件後還不到一個月，急忙辭官而歸。不久，楊漣左光斗諸君子被“閹黨”迫害致死，阮大鋮詡詡自矜。之後他被起用為太常少卿，向魏忠賢極盡獻媚之能事，又怕政局有變，魏忠賢不足以長久依靠，每次覲見之後，就重賄魏府門房，收回名刺，以免留下痕跡。幾個月以後，工於心計的阮大鋮還是辭職離開了官場這個是非之地。 這個阮大鋮，《明史》說他“機敏猾賊，有才藻”，對他的刻劃是入木三分的。他依附魏忠賢而升官，既要獻媚義要不露痕跡，稍有風吹草動立即從官場抽身以求自保，都是“機敏猾賊”的表現。 崇禎帝上台之後，雖以“逆案”為名剷除閹黨，然而，阮大鋮“見風使舵”，逃過此劫。當左光斗在朝廷中炙手可熱之時，阮大鋮便又攀附於左光斗。後來，左光斗因在黨爭中失利死於監獄。阮大鋮卻在這場權力的角逐中，“倖免於難”，只是處徒刑三年，准許納贖為民，但永不敘用。正如黃宗羲所言：“先帝（崇禎）初立，左魏頌怨，皆操戈於阮大鋮。” 崇禎八年（1635年），李自成的農民軍進入安徽，阮大鋮避居南京，開始招納遊俠，談兵說劍，圖謀以“邊才”的身份而被起用。這個並不懂軍事的文人顯然很想在亂世中施展一下身手，以擺脫“永不敘用”的尷尬境地。 為了沖淡“逆案中人”的印象，掃除“永不敘用”的障礙，他在南京極力討好東林黨與復社名士，企圖改變自己的政治形象。阮大鋮的政治野心被復社人士所察覺，擔心阮大鋮成為魏忠賢第二，決定聯手予以迎頭痛擊。陳貞慧起草了聲討阮大鋮的檄文，以顧杲、陳貞慧等人名義，密函分寄各處，徵求陳子龍、方以智、楊廷樞等複社名士的支持。 崇禎十二年（1639年），復社人士趁南京鄉試的機會，在淮清橋桃葉渡的冒襄寓所，召開復社金陵大會，復社名士與天啟年間遭“閹黨”迫害致死的東林遺孤，紛紛聲討“逆案中人”阮大鋮，並正式發表《留都防亂公揭》。這是一篇聲討阮大鋮罪狀的檄文，文中揭露阮大鋮“獻策魏璫，傾殘善類”、“陰險叵測，猖狂無忌”，並指出如果阮大鋮得志，“杲亦請以一身當之，以存此一段公論，以寒天下亂臣賊子之膽”。 在《留都防亂公揭》上簽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領銜的是東林弟子代表顧杲和黃宗羲。 《留都防亂公揭》發表後，“大鋮懼，乃閉門謝客，獨與士英深相結”。因為這件事，阮大鋮與東林復社黨人結下深仇大恨。 後來，阮大鋮還曾經不惜重金，撮合復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後來為侯方域覺察，設法籌集資金，將錢退還給了阮大鋮。阮大鋮為此深深忌恨侯方域。 阮大鋮人品雖惡，卻頗有才華，詩文俱佳，尤善詞曲。他所作傳奇戲曲情節曲折離奇，關目佈置和曲辭科白都很下功夫，藝術上有相當功力。錢鍾書先生曾在《談藝錄》中說，對於阮大鋮“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阮家的戲班在南京很有名聲，阮大鋮自己也能親自執板唱曲。 （附阮大鋮詩碑圖） 如同他本人擅寫的傳奇，阮大鋮的死亦頗有傳奇性。順治二年（1645年）南京為清兵所破，阮大鋮逃至浙江方國安軍中。次年，投降滿清，並領清兵破金華，從攻仙霞嶺。仙霞嶺是從浙江進入福建的天險，當時楊文驄在那裡設伏。 楊文驄字龍友，明末大畫家董其昌的弟子，也是當時知名的畫家。楊文驄是馬士英的親戚，但他與復社人士來往甚密，是夏允彝等人的好友，還是幾社的創辦人之一。楊文驄曾經出錢幫助復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為秦淮名妓李香君梳攏（楊文驄與阮大鋮是舊交，當初梳攏李香君的錢就是阮大鋮假託楊文驄的名義出的，目的是為了拉攏侯方域），但他一生中最出名的事卻是——將李香君鮮血染紅的白絹扇畫成了灼灼動人的桃花圖。 在仙霞嶺，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正當阮大鋮與楊文驄遠遠相對、相互怒目而視的時候，阮大鋮突然中風，頭面腫脹，倒在石上而死。 但仙霞嶺一役，清軍大勝，楊文驄重傷被俘，不屈而死。 中的這兩位穿針引線的人物就這樣死在了同一地點，同一時間，同一事件。 重新回到南明黨爭的話題。弘光皇帝朱由崧酗酒好色，追歡逐樂，不以國事為念。他總說：“天下事，有老馬在”，把軍國重事委託給馬士英，自己則同一班佞倖乾著昏天黑地的勾當。在這樣的狀況下，馬士英大權在握，這場黨爭最終以東林黨和復社的失敗而告終，也是不足為奇的。兵部侍郎呂大器、大學士高弘圖、姜曰廣、吏部尚書張慎言等人相繼被排擠出朝；阮大鋮被起用為兵部右侍郎，不久又兼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等職。 阮大鋮走馬上任後，據李清著《南渡記》載：“大鋮自受事以來，凡察處降補各員，賄足則用。”阮大鋮惟利是圖的德行可見一斑，當時的民謠唱道：“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 阮大鋮機敏狡猾，自然也忘不了要報復那些曾經打擊過他的東林黨和復社名士們，他對馬士英說：“孔門弟子三千，而復社聚徒至今，不反何待？” 機會果然來了，阮大鋮突然留意到有一些北京的東林黨人投降過李自成，於是他很容易地將江南士民的激憤引向那些曾經投降過李自成的東林黨人，比如我們在前面的篇章中提到過的陳名夏。於是那些從北方逃來的投降過大順政權的前明官員被禁止進入南京。 史可法當時正在揚州撫慰高傑，他在揚州城外的大營中得知這些變故後十分震驚，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贊成拒絕北方官員南下的作法。他建議：“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註名錄用，否則絕其南歸之心。” 但此時在馬士英和阮大鋮的慫恿下，吳地縉紳卻群情激憤，堅決反對寬恕那些叛臣。南明政府隨即頒布了楊汝成、項煜、陳名夏、徐汧等“北都從賊諸臣罪狀”，楊汝成等人的住宅立即受到以生員為主的暴徒們的襲擊。這種狀況迫使那些孤立無援的從賊官員又紛紛逃回北方，加入了滿清政府。 阮大鋮抓住機會，開始對複社成員進行打擊報復，對此有如下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