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二章崇禎與皇太極的較量
李自成1644甲申年能打進北京城，主要是因為滿清對明軍起了很大的牽製作用。外番一直是明朝最大的威脅，從朱元璋開始，終明一朝也未能徹底解決。而明朝為滿清所牽制，說起來源遠流長，不僅僅是崇禎與皇太極之間，甚至可以追溯到崇禎的爺爺萬曆神宗皇帝與努爾哈赤之間。
神宗皇帝年號萬曆，坐了四十八年的皇位。當時明朝經過張居正的治理，發展相當的不錯，國家富強。但張居正死後，神宗皇帝用他的懶惰和貪婪將明朝帶入了更大的災難之中，萬曆一朝實際上是明朝潰爛的開始。
神宗懶。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距離1644年正好三十年，首輔葉向高奏稱：六部尚書中，現在只剩下一部有尚書了，全國的巡撫、巡按御史、各府州縣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御史翟鳳羽中的奏章中說：皇上不見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大臣們直言犯忌，甚至開始罵皇帝了，神宗依舊置之不理，懶得連罰人也不想罰了，錦衣衛的監獄長滿了青草。
神宗貪。萬曆初年張居正當國之時，全年歲入是四百萬兩左右，皇宮的費用每年有定額一百二十萬兩，已幾佔歲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張居正死後，單在萬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內，就搜括了礦稅商稅二百萬兩。神宗不理會其他什麼奏章，但只要是和礦稅有關的，呈報上來，就立刻批准。神宗重用太監，讓太監作為皇帝的代表到處搜刮，所收上來的錢全部放進自己的私人倉庫，稱為“內庫”。
正在神宗懶於政事、大肆搜刮的時候，滿清開始崛起。在東北方，努爾哈赤的勢力正在興起。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1559年生於明建州左衛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西赫圖阿拉老城）一個女真貴族家庭。先輩從六世祖猛哥帖木兒始受明朝冊封，官至右都督；祖父覺昌安任建州左衛都指揮，父親塔克世繼任指揮。
努爾哈赤十歲喪母，他的繼母待他並不好。十五歲時，努爾哈赤不得不離開家庭，開始寄居外祖父——建州首領王杲家。後來努爾哈赤常到撫順、清河（今本溪北清河城）等地經商，廣交朋友，學會了蒙、漢語言文字。他特別喜歡看漢人的和，但並非看故事，而是從中學習韜略兵法，漸知遼東山川形勝與道裡險夷。十八歲時，努爾哈赤隸明總兵李成梁部，屢立戰功，受到器重。
建州女真有好幾個部落，互相攻殺。明朝總兵李成梁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來加強統治。努爾哈赤二十五歲那年，建州女真部圖倫城的城主尼堪外蘭，帶引明軍攻打古埒城城主阿太章系。阿太章系的妻子是覺昌安的孫女，努爾哈赤的姐姐。覺昌安得到消息，帶著塔克世到古埒城去探望孫女。明軍攻破了古埒城，斬殺了城主阿太章系。覺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戰中都被明軍殺害，一併遭了池魚之殃。
祖父、父親被明軍誤殺後，努爾哈赤襲父職為建州左衛都指揮。努爾哈赤是個恩怨分明的人，他雖然仇恨明軍，但卻不敢輕舉妄動，於是將家仇歸罪於圖倫城城主尼堪外蘭，以“遺甲十三副”起兵，組織近百人隊伍，攻破圖倫城，從此開始了戎馬生涯。
起兵之初，努爾哈赤並沒有把兵鋒直指明廷，而是採取了迂迴的策略，先去進行統一女真清部的戰爭。
尼堪外蘭被努爾哈赤追捕，東奔西竄，最後逃到了鄂勒琿（今齊齊哈爾附近），請求明軍保護。努爾哈赤也追到那裡，對明朝官吏說：“殺我的祖父、父親是尼堪外蘭，只要你們把尼堪外蘭交給我，我也就甘心了。”明軍看他不肯罷休，怕因此引起戰爭，就讓努爾哈赤殺了尼堪外蘭。自此，努爾哈赤的聲勢越來越大。
明萬曆十五年（1587年），努爾哈赤築佛阿拉城（今新賓縣城），在這裡開始稱王，又稱女真國淑勒貝勒。他頒教令，立法制。政治上，恩威並用，“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一），跟“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是差不多的意思。不久，努爾哈赤統一建州蘇克素護河、渾河、完顏、董鄂、哲陳等五部。
明萬曆十七年（1589年），努爾哈赤著手整編軍隊，分為環刀軍、鐵鎚軍、串赤軍和能射軍，這就是後來的八旗兵的前身。
努爾哈赤因為斬殺女真部落頭目克五十，被明朝封為建州左衛都督僉事。從萬曆十八年（1590年）起，努爾哈赤多次率眾進北京朝貢。當時明朝當政的是神宗皇帝，明朝君臣對待女真使者欺凌侮辱的態度給努爾哈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朝稱女真為“東番”，對待女真“無懷柔之方略，有勢利之機權，勢不使盡不休，利不括盡不已，苦害欺凌，千態莫狀”。但努爾哈赤反倒頻頻來到中原，他是抱著刺探的目的，要摸清明朝的虛實和底細。
同時，努爾哈赤加快了統一女真的步伐。
明萬曆十九年（1591年），努爾哈赤吞併了長白山鴨綠江部。二十一年六月，擊敗葉赫、哈達、烏拉、輝發等四部聯軍的進攻。九月，在古勒山之戰中，自率萬人迎戰葉赫、哈達等九部聯軍3萬之眾，並力一戰，陣斬葉赫貝勒布齋等4000人，俘烏拉貝勒滿泰之弟布佔泰，瓦解了九部聯盟；並乘勝攻滅朱舍裡部和訥殷部。
二十三年，努爾哈赤與蒙古科爾沁、喀爾喀部通好。而明朝竟然以看邊效力有功的緣由，封努爾哈赤散階正二品龍虎將軍。
萬曆二十九年，努爾哈赤實施第二次整軍，編300人為一牛錄（佐領），開始用黃、白、紅、藍四正色旗為各軍標誌。萬曆三十四年，胡爾哈赤受喀爾喀等五部尊為“昆都崙汗”（意思是恭敬汗）。三十六年，努爾哈赤已經統一了女真絕大多數部落，為了迷惑明朝以爭取更多時間，他與明遼東將領相約共守邊界，但暗中已經開始謀劃進兵遼東。
萬曆四十三年，努爾哈赤開始更定八旗制，在四正色之外又增加了四鑲色，讓女真族人各歸於旗下，出則備戰，入則務農。用“水練”（跳澗）、“火練”（越坑）等法嚴格練兵。
經過三十多年的東征西殺，努爾哈赤先後統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東海女真和黑龍江女真，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軍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強大和統一。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正月，努爾哈赤五十八歲的時候，在赫圖阿拉城（即興京）建立了女真少數民族政權——大金，史稱後金，努爾哈赤成為“覆育列國英明汗王”，建元天命。
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三月，努爾哈赤以建馬厩為掩護，開始修造器械攻具。四月，頒訓練兵法，提出“用兵則以不勞己，不頓兵，智巧謀略為貴”（《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五）的智勝思想，強調以智取勝，以弱勝強，以少克眾；並發布指斥明軍“害我祖、父”、“逞兵越界”等“七大恨”檄文，公開打出反明旗幟，向明朝宣戰。
“七大恨”集中起來有兩點：一是明朝歷來對女真的欺凌和壓迫；二是明朝一直反對女真統一，希望維持“各自雄長，不相歸一”的局面，以達到“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目的。
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后，隨即親率大軍突襲明朝遼東重鎮撫順，誘脅守將李永芳出降；金兵班師途中全殲明總兵張承蔭部近萬人。七月，克清河堡（今撫順東南），殺守將鄒儲賢以下萬餘人，使明廷舉朝震駭。到了這時，明朝才感到後金的威脅。
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朝發動了一次反攻，以兵部侍郎楊鎬為遼東經略，集結十多萬兵力，分兵四路進攻努爾哈赤。中路左翼是山海關總兵杜松；中路右翼是遼東總兵李如柏；北路是開原總兵馬林；南路是遼陽總兵劉鋌。為了擴大聲勢，號稱兵力四十七萬。楊鎬坐鎮瀋陽，指揮全局。
當時後金八旗軍兵力合起來不過六萬多。後金將士得知明軍大舉進攻，不免有些擔憂。努爾哈赤胸有成竹地說：“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夏允彝《倖存錄·東彝大略》）於是親率八旗軍迎戰。
中路左翼軍總兵官杜松是一員身經百戰的名將，率軍六萬，是為明軍主力。杜松兵出撫順的時候，天正下著大雪，杜松不管氣候惡劣，急功冒進。他先攻占了薩爾滸（今撫順大伙房水庫一帶）山口；接著分兵兩路，留一半兵力在薩爾滸紮營，自己帶了另一半精兵攻打後金的界藩城（今新賓西北）。
努爾哈赤見杜松竟然分散兵力，便集中八旗的兵力，一口氣攻下薩爾滸明軍大營，截斷了杜鬆後路。接著，又急行軍援救界藩。正在攻打界藩的明軍聽到後路被抄，軍心不免有些動搖。這時駐守在界藩的後金軍從山上居高臨下地壓下來，努爾哈赤也率領大軍趕到，將明軍團團圍住。史書記載明清兩軍列陣交鋒之時，突然天昏地暗，數尺之外就甚麼也瞧不見了。杜松下令點起火把。這下明軍在光而清軍在暗，整個成為清兵的箭靶子。努爾哈赤統兵六旗主攻，代善和皇太極各統一旗在右翼側攻。杜鬆的身中十八箭而死。總兵官陣亡，明軍大亂，全軍覆沒。
北路的馬林從開原（今遼寧開原）出兵，剛剛到離開薩爾滸四十里的地方，得到杜松兵敗的消息，急忙轉攻為守，就地依山守尚間崖（距薩爾滸山約二、四十里），紮下營壘，並挖了三層壕溝，準備防守。努爾哈赤率領八旗兵力從界藩馬不停蹄地趕來，攻破明軍營壘。馬林僅以前來助明一臂之力的二萬葉赫兵（葉赫部落是滿清的世仇，慈禧太后的祖先）見勢，不戰自退。既敗杜松、馬林之兵，努爾哈赤即統八旗返回赫圖阿拉。
坐鎮瀋陽的楊鎬正在等待各路明軍的捷報，哪想到一連兩天接到的竟是兩路人馬覆滅的壞消息，把他驚得目瞪口呆。他連忙派快馬傳令另外兩路明軍立刻停止進軍。
中路右翼的遼東總兵李如柏本來膽小，行動也特別遲緩，接到楊鎬命令，急忙撤退。山上巡邏的二十來名後金哨兵遠遠望見明軍撤退，大聲鼓譟，明軍兵士以為後面有大批追兵，爭先恐後地逃跑，自相踐踏，也死了不少。
剩下的一路是南路軍劉鋌。楊鎬發出停止進軍命令的時候，劉鋌軍已經深入到後金軍陣地，各路明軍失敗的情況，他一點也不知道。劉鋌是明軍中出名的猛將，曾打過緬甸、倭寇，更率兵援助朝鮮對抗日本入侵，大小數百戰，威震海內。他手持一把一百二十斤的鑌鐵大刀，運轉如飛，有萬夫不當之勇，外號叫“劉大刀”。劉鋌軍軍令嚴明，武器火藥也多。進入後金陣地以後，連破幾個營寨。
努爾哈赤知道劉鋌驍勇，不能光靠拼硬仗。他選了一個投降過來的明兵，叫他冒充杜松部下，送信給劉鋌，說杜松軍已經到赫圖阿拉城下，只等劉鋌軍去會師攻城。
劉鋌不知道杜松軍已經覆滅，信以為真，直進赫圖阿拉。這一帶道路險狹，兵馬不能夠並列，只好改為單列進軍。劉鋌帶兵走到阿布達里崗，忽然殺聲四起，漫山遍谷都是後金伏兵，向明軍殺來。劉鋌正在著急，努爾哈赤又派一支後金兵穿著明軍衣甲，打著明軍旗幟，裝扮成杜松軍前來接應。劉鋌毫不懷疑，把人馬帶進假明軍的包圍圈裡。後金軍裡應外合，四面夾擊，明軍陣勢大亂。劉鋌雖然勇敢，揮舞大刀，殺退了一些滿清兵，但是畢竟寡不敵眾，他左右兩臂都受了重傷，終於倒下。
前來支援的二萬朝鮮軍隊（朝鮮當時是中國的屬國）聽說明朝三路大軍已敗，大驚，不戰而降。
這場戰爭從開始到結束，只有五天時間，楊鎬率領的十萬明軍損失了六萬，文武將官死了三百多人，“覆軍殺將，千古無此敗”。而後金則大獲全勝。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薩爾滸之戰”，被後人列入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百次戰爭。
薩爾滸之役對努爾哈赤的意義遠比對明朝的意義更為重大，因為後金輸不起這一仗。這場大戰是後金興亡的關鍵。
當時明朝國力強大，統計人口數量就有六千萬，因為明朝實行的是按人口繳稅政策，實際上民間隱瞞了大量的人口，專家一般認為當時明朝的人口大約在一億左右。而後金當時人口約為五十多萬，士兵不到十萬。無論怎樣計算，明朝的人口遠勝滿清，所以有後金無可比擬的補充能力。後金卻是難以承受一敗。
努爾哈赤能夠以集中兵力，利用時間差在較短的時間內分別與三路明軍交戰。這種運動戰中部隊的快速行動速度、持續作戰的戰鬥力，以及統帥高超的指揮能力，遠非明軍將領所能比擬。
薩爾滸之戰後，明朝大傷元氣，明朝東北部邊境形勢更加嚴峻。從此遼東局勢起了根本變化，明朝在軍事上失去主動進攻的力量，被迫處於防守地位，而後金則由防禦轉入進攻。薩爾滸戰後不久，後金下開原，殺明總兵馬林；取鐵嶺，斬明游擊喻成名、史鳳鳴；並滅掉葉赫部落，俘殺貝勒金台石、布揚古。
在明朝與努爾哈赤的作戰中，葉赫那拉部族奮戰最力。及至被滅，青壯男丁盡被屠戮。首領布揚古臨刑時曾恨恨地說：“吾子孫雖存一女子，亦必覆滿州！”有人說葉赫那拉蘭兒——也就是慈禧的所作所為，喪權辱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誤了大清的江山，正應證了布揚古臨刑時這一句狠毒的咒語。
薩爾滸之戰後明朝匆忙起用名將熊廷弼。熊廷弼剛出山海關，鐵嶺已經失陷。經過幾十年神宗的“勤於國事”，軍紀蕩然，士兵毫無鬥志。騎兵故意將馬匹弄死，以免出戰。聽到敵軍來攻，滿營士卒竟然全部逃跑。
公元1625年三月，努爾哈赤把後金都城遷到瀋陽，把瀋陽稱為盛京。
此時明朝神宗皇帝已死，他的兒子明光宗當了一個月的皇帝即誤服藥物而死。光宗的兒子朱由校接位，稱熹宗，年號天啟，又稱天啟皇帝。天啟皇帝竟有一樣特殊的癖好，就是木工製作、油漆雕刻。他可以一天到晚擺弄那些刨鑿斧鋸，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國事不理，奏章也不看不批。他對明朝最大的“貢獻”就是重用了魏忠賢來治理國家。魏忠賢是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太監。想必任何一個王朝有了魏忠賢，就只能有亡國的下場。所以崇禎即位後果斷地剷除了魏忠賢，天下無人不歡欣鼓舞。
此刻努爾哈赤所向無敵，意氣風發，竟然派人送信給天啟皇帝說，北京應該由漢人和後金輪流來坐。 1626年正月，努爾哈赤率軍六萬，號稱十三萬，西渡遼河攻明。但這個不可一世的英雄在寧遠遇到了他生平最大的勁敵，明將袁崇煥憑堅城、用大砲擊敗了努爾哈赤。
寧遠大捷的消息傳回京師後，滿朝震動，欣喜若狂。袁崇煥一戰成名，從此晉身中國名將之列。在這段時期，袁崇煥甚至得到了魏忠賢的支持。
努爾哈赤被炮火擊傷後，忿恨退還瀋陽。同年八月，因受傷疽發病卒，終年六十八歲。
無論如何，努爾哈赤也沒有想到，1644年，即十八年後，他的小孫子福臨坐到了他夢寐以求的北京金鑾殿上。努爾哈赤一直盼望著這一天，但他想不到的是，這一天會來得這樣快，簡直快得出人意外。
李自成造反當闖將的這一年（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也是袁崇煥被凌遲處死的一年，此刻距離明朝滅亡還有十四年。李自成也頗有軍事天才，善於把握戰場主動權，常以靈活戰法出奇制勝。沒有機會與袁崇煥這樣的高手較量，在李自成來說也是一件憾事。當然，以袁崇煥為憾的遠不止李自成一人。
1626年，極有軍事天賦的清太祖努爾哈赤率軍攻寧遠，袁崇煥力守，努爾哈赤受傷而死，臨死前對袁崇煥念念不忘：“我從二十五歲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沒想小小的寧遠城攻不下來。袁崇煥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竟然有如此能耐！”
努爾哈赤的第八個兒子皇太極繼立後，認為袁崇煥對父親努爾哈赤的死要直接負責任，發誓要與袁崇煥一決高下。因為朝鮮一直協助明朝斷滿洲的後路，於是皇太極先率兵征服了朝鮮，再回軍攻寧遠、錦州。可惜，結果跟努爾哈赤一樣，皇太極照舊被袁崇煥打得大敗。
滿清這時候雖然人力物力與明朝仍然相差很遠，但正是方興之勢，有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猛勁兒。袁崇煥以幾千士兵扼守寧遠，滿清十萬大軍竟然不能進取遼西一步，這與袁崇煥本人極高的軍事才能很有關係。假若崇禎皇帝能繼續任用像袁崇煥這樣的人物，與滿清持久，遼西不用說，遼東也可以慢慢收復。若說滿清要打進山海關，那簡直是夢想。
明朝重文清武，軍隊的統帥基本都是文人出身，都是做八股文考中的進士。文人當中出真正的帥才很不容易。南宋末年所倚重的文天祥，南明後來所倚重的史可法，都是文人，但卻是毫無謀略，屢戰屢敗。但明朝的運氣不錯，明末一連出了三個功勳卓著的名將：熊廷弼是萬曆二十六年的進士，孫承宗是萬曆三十二年的進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煥是萬曆四十七年進士。這三個人都是進士出生，卻都是難得的軍事專家。可惜熊廷弼和袁崇煥先後被殺，孫承宗也被罷斥。
熊廷弼是個很有才能的將領，他薩爾滸大戰以後出任遼東經略，出關指揮遼東軍事。可是擔任廣寧（今遼寧北鎮）巡撫的王化貞卻認為熊廷弼出關影響了他的地位，千方百計阻撓熊廷弼的指揮。天啟二年（1622年），努爾哈赤向廣寧進攻，王化貞帶頭逃進關內。熊廷弼無法抵禦，只好保護一些百姓退到山海關內。廣寧失守，明朝政府自然要追究責任，於是不分青紅皂白，將熊廷弼和王化貞一起打進大牢。
魏忠賢趁機向熊廷弼敲榨勒索，要熊廷弼拿出四萬兩銀子，才免他死罪。熊廷弼為人清廉正直，拒絕了魏忠賢的要求。於是閹黨就誣陷熊廷弼貪污軍餉，熊廷弼被處死。可嘆的是，熊廷弼被斬首後，首級還被傳遍九邊（明成祖朱棣五出漠北，又於沿邊設鎮，派兵駐守。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又設山西、固原兩鎮，是為九邊），以為警戒。
孫承宗是繼熊廷弼後崛起的將領。他青年時代就對軍事有著濃厚興趣，史書記載他相貌奇偉，鬚髯戟張，跟人說話的時候，聲音異常洪亮，“聲殷牆壁”。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孫承宗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
不久，明朝三大奇案之一“梃擊案”起，一個壯漢手持棗木棍闖入太子宮，準備行刺太子朱常洛（後來的當了一個月皇帝即因“紅丸案”死去的明光宗），好在被值班太監當場抓住。刺客供出了太監龐保、劉成。人們普遍認為是明神宗寵愛的鄭貴妃想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所以派人行刺。大學士吳道南負責此案，深覺為難，便求教孫承宗。孫承宗說：“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吳道南大為欽佩，這樁極其複雜的案子才就此平息。 （事見《明史·卷250·孫承宗傳》）
天啟元年（1621年），孫承宗以左庶子充日講官，進少詹事。當時瀋陽、遼陽相繼失陷，孫承宗因為知兵被任命為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孫承宗上任後，上疏條陳當時軍事體制與作戰指揮上的弊端，謀求改革，主要內容有：（1）“兵多不練，餉多不核”。這是說當時軍隊訓練差，後勤供應混亂。 （2）“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邊，而且增置文官於幕府”。指出當時“以文制武”指揮策略的失誤。 （3）“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指出“將從中禦”的不妥。因此，他主張“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節鉞，得自闢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此外，還要撫遼西、卹遼民、簡京軍等。因為當時東北危急，他的這些建議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爾哈赤攻占瀋陽、遼陽以後，明軍實際上就面臨著一個如何進行軍事防禦的戰略選擇問題，即是主守關防，作積極的防禦；還是固守關門，作消極防禦。
為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孫承宗召集將吏討論如何防守。監軍閻鳴泰主守覺華島（遼寧興城東三十里海中，今稱菊花島），袁崇煥主守寧遠衛（今遼寧興城），王在晉則主守中前所（今遼寧綏中縣前所）。監司邢慎言、張應吾等附和王在晉的意見。孫承宗在全面考慮了各方意見，權衡利弊得失後，支持袁崇煥主守寧遠的意見。
袁崇煥原是文官，但長期以來對遼東戰事頗為關注，自詡是“邊才”。廣寧陷落時，他剛剛由南方的一個知縣調至朝廷任兵部主事，於是親自來到山海關，察閱形勢。回朝後，他立即上疏天啟皇帝，毛遂自薦，“與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遼東前線，從此開始了戎馬生涯。
寧遠，位於遼西走廊中部，“內拱岩關，南臨大海，居表里之間，屹為形勝”。守住寧遠，也就等於扼住了這條走廊的咽喉，能確保二百里外的山海關的安全。因此，孫承宗的決計守寧遠，頗具戰略眼光。
山海關的防務也採取了孫承宗與袁崇煥主守關外的戰略。經過數年艱辛的努力，佈置成一道堅固的寧（遠）錦（州）防線，成為滿清騎兵不可逾越的障礙。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始終都沒能完全打破這道防線。在屢次碰壁之後，迫使他們望寧遠而卻步。這道防線不僅確保了山海關免受攻擊，而且在此後的二十餘年間，基本上穩定了遼西走廊的戰局。
孫承宗功高權重，譽滿朝野。魏忠賢為長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孫承宗也拉到自己一邊，故進行過多次試探，但均遭到拒絕，由此懷恨在心。天啟五年（1625）八月，山海關總兵馬世龍，誤信自清軍逃歸的劉伯漒的情報，派兵渡柳河，想襲取耀州，結果中了清軍埋伏，大敗而歸。閹黨藉機小題大作，圍攻馬世龍，並參劾孫承宗。孫承宗因此去職。
高第隨即出任遼東經略。高第是個庸碌無能的傢伙，既不懂軍事，也沒打過仗。他一到山海關，就召集將領開會，說清軍太厲害，關外沒法防守，下令拆撤寧錦防線，要各路明軍全部撤進山海關內。袁崇煥堅決反對撤兵，他說：“我們好容易在關外站穩腳跟，哪能輕易放棄！”高第硬要袁崇煥放棄寧遠。袁崇煥氣憤地說：“我的職守是防守寧遠，要死也死在那裡，決不後撤。”高第說不服袁崇煥，只好答應袁崇煥帶領一部分明軍留在寧遠，卻下命令要關外其他地區的明軍，限期撤退到關內。這道命令下得十分突然，各地守軍毫無準備，匆匆忙忙地退兵，把儲存在關外的十幾萬擔軍糧丟得精光。孫承宗數年心血毀於一旦，明朝在山海關及其關外的軍事形勢頃刻陷入一場新的危機。只是由於以袁崇煥為首的廣大將士的浴血奮戰，才使明軍在天啟六年正月、天啟七年五月相繼取得“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奇蹟般地擋住了滿清的兇猛進攻，從而不僅使寧錦防線經受住戰爭的考驗，且使明朝避免了由於高第的錯誤軍事決策而導致的軍事大潰敗。
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極見遼西方面袁崇煥堅城難攻，改變戰略，避開袁崇煥，親率重兵繞過山海關天險，攻破長城大安口，從龍井關入，先後攻克遵化、薊州、順義、通州，直逼京城。袁崇煥得知清兵繞道入關，即揮寧、錦將士回師，以解京都之圍。清兵退回長城以外後，師心自用的崇禎皇帝卻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將袁崇煥凌遲處死，於是長城自壞。此事發生在崇禎三年（1630年）。
皇太極也是個了不起的軍事家，深謀遠慮且有博大的胸襟，他聽到袁崇煥被殺，雖然如願剷除了平生最大的勁敵，表面上說：“難得此公已死，咱們可長驅入明了。”平時皇太極與手下將領們談論，都稱呼袁崇煥為“袁蠻子”，此刻突然改稱“此公”，自然地流露出心底的尊重；可見當時心情極為複雜，跟漢高祖劉邦悼韓信一樣，且喜且哀之，嘆息從此天下英雄誰敵手。
崇禎為人，嚴厲而不明，在誅殺大臣上卻是十分果敢。說起來崇禎也相當不容易，他還是信王時，天天龜縮在信王府中，從不敢出門，生怕被魏忠賢一夥謀害；後來他當上上皇帝住進皇宮，數天不敢吃宮裡的食物，也是忌憚魏忠賢的勢力。在這樣險惡的政治環境下長大的崇禎，也難怪會經常疑神疑鬼。何況他從哥哥接手的大明江山，已經是千瘡百孔。縱然朱元璋再世，也無回天之力。
崇禎統治的十七年中，換了十四個兵部尚書（相當於國防部長，這裡指正式的兵部實際總負責人，像袁崇煥這樣加兵部尚書銜的不算）；被他殺死或逼得自殺的督師或總督，除袁崇煥外還有十人，殺死巡撫十一人、逼死一人。這都是因為責任規則，這些被殺被罷的人，要么是被認為沒有能力，要么是被認為沒有盡力，要么是有擁兵自重的嫌疑，總的來說，在崇禎看來，他們必須承擔他們的行為所帶來的後果。不過以崇禎的察人不明來看，這無疑是自拆股肱，適以利敵。
當時袁崇煥趕回京師勤王，在廣渠門外紮營。崇禎皇帝聽說袁崇煥馬不停蹄地趕來護衛京師，頗為感動，立即召見，並加以慰問，賜食物和貂裘等物。袁崇煥以士兵馬屁疲勞為由，請求進入城中休息。崇禎皇帝沒有答應。
崇禎的考慮主要有兩點：一是清兵就在離京師不遠的通州，已經逼近北京城下；袁軍大隊人馬進城，保不齊會讓皇太極乘虛而入。二是自從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以來，這種顧慮就一直浮現在他的心頭——袁崇煥目前領著明朝最精銳的軍隊，消耗著明朝大多數的軍餉。因為國庫空虛，朝庭缺餉，甚至袁崇煥還提出了發“內帑”，“內帑”就是皇帝私家庫房的錢。崇禎曾經為此很不高興，不願把自己的錢拿出來，但在袁崇煥的一再催促下，最後不得已地拿出錢來（李自成攻破北京後，府庫清單所列，府庫存銀三千七百萬兩，金數千萬兩，而戶部僅銀四十萬兩、捐銀二十萬兩。國庫之虛月皇帝的私人小金庫還形成鮮明的對比）。袁崇煥為手下拼命爭取利益，甚至動用了皇帝的小金庫，自然得兵士死力，至少在崇禎是這樣認為的。袁崇煥不知道他已經犯了帝王的大忌。
但久居深宮的崇禎並不真正了解軍餉已經惡化的程度。實際上所有應該了解的明朝皇帝沒有一個人了解。
永樂一朝明成祖朱棣設九邊，各邊為進行備戰與士兵給養所需的軍餉，最初多仰給於屯田。正統後，軍餉逐漸由京師太倉供應。各邊額數，弘治、正德間，每年約四十三萬兩；嘉靖時的最高額，每年為二百七十餘萬兩；萬曆時，每年則達三百八十餘萬兩，相當於明朝每年田賦收入的總數。軍餉成為明朝財政日益拮据的重要原因，加上各級軍官的殘酷盤剝，又使餉銀短絀，軍士往往生活無著，不得不騷擾平民百姓，漸漸軍入匪寇。就連寧遠這樣的國防第一要地，欠餉已經達數月之久，為了軍餉問題已經發生了多次軍變。袁崇煥不得已殺了幾個為首的軍官，暫時平息了局勢。可是軍餉遲遲不到，兵士又開始譁變。朝廷一次又一次地欠餉，袁崇煥鑑於戶部實在拿不出錢來，這才提出了發“內帑”的要求。
既然皇帝不讓進城，於是袁崇煥繼續出城駐守。他並不出兵與清軍交戰，只派小股隊伍出去，與清軍鏖戰，互有殺傷。
其時袁崇煥因為急於救援，帶來的兵力較少。按照他的策略，他預備等到各地勤王大軍到來，再以優勢兵力對清兵進行徹底的反擊。皇太極孤軍深入，已經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煥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將清兵包圍，並一次性地擊潰。
皇太極也是用兵高手，他自然猜到了袁崇煥遲遲不肯出戰的用意。為了逼迫袁軍早日與清軍決戰，皇太極派人在北京郊外大舉燒殺。
北京城中的許多官僚們都有大批產業如莊園田產在城外。因為關係著自己的身家財產，於是這些人聯合起來，跑到崇禎面前，說袁崇煥不肯出戰，是別有用心。北京城中也開始流言蜚起，許多人說清兵是袁崇煥引來的，目的在“脅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張的和議。甚至有人站在城頭向城下的袁軍拋擲石頭，罵他們是“漢奸兵”。
崇禎看到袁崇煥遲遲不肯決戰清兵，又聽到北京城了謠言四起，不禁更加憂慮重重。謠言總是容易被人相信，何況幾年前袁崇煥確實曾與皇太極進行過暫時停戰的談判。皇太極恰到好處地用了一招“離間計”，崇禎終於將袁崇煥下獄。這裡提一句，崇禎這個時候才十八歲。
得到袁崇煥下獄的消息，皇太極大喜，立即自良鄉回軍，至蘆溝橋，擊破明副總兵申甫的車營，迫近北京永定門。崇禎催促武經略滿桂（袁崇煥手下大將）出戰，滿桂出兵後全軍覆沒，此時離袁崇煥下獄不過半個月。
袁崇煥手下另一員猛將祖大壽本來率軍營救京城，看到袁崇煥下獄，掉頭衝出山海關北去。祖大壽曾經犯了軍法，孫承宗要殺他，因為愛惜他的才華，暗中讓袁崇煥出面救解。祖大壽感激袁崇煥的恩情，從此對袁崇煥死心塌地。
崇禎將祖大壽叛出山海關的消息告訴了獄中的袁崇煥，讓他寫了一封書信給祖大壽，勸祖大壽回頭。祖大壽這才重新回兵，意圖打勝戰立功，以救出袁崇煥。祖大壽和清兵接戰，收復了永平、遵化一帶，同時切斷了清兵後路。皇太極於崇禎三年（1630）自率大軍退還盛京，留下二貝勒阿敏駐守關內四城。
在此危難之際，崇禎再次起用孫承宗，“詔以原官兼兵部尚書守通州”，統籌全局。孫承宗首先曉以大義，安定了軍心。其後協調各路軍隊，聯合行動，經數月艱苦作戰，取得“遵永大捷”，並於崇禎三年（1630）五月將阿敏統帥的清軍驅逐出山海關。關內四城（灤州、遷安、永平、遵化）被明軍收復，阿敏率殘兵敗將逃歸，逃走前阿敏下令屠城。
阿敏回到盛京後，立即因敗軍的罪名被自己的弟弟皇太極逮捕下獄。這是因為必須有人對不幸的結局負責，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阿敏下了屠城的命令，從此凡是滿清攻打的城池將招來頑強的反抗——這大大違背了皇太極一直極力主張的籠絡人心的策略。阿敏被幽禁十年後在獄中死去。
反過來看袁崇煥的命運也是一樣。儘管滿清對北京和王朝的直接威脅已經過去，但朝廷嚇壞了，特別是崇禎。出現這樣的狀況，總得有人來負責吧？於是皇帝選擇了袁崇煥。
崇煥被凌遲時，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個乾淨。中國人自古以來，只崇拜權力，不崇拜才華，由此可見一斑。
袁崇煥被殺，固然是他本人的悲劇。但崇禎殺袁崇煥，則是大明朝更大的悲劇。 1644年的風起雲湧、北京城中令人眼花繚亂的改朝換代，並不是突然發生的，它是許許多多的小悲劇、大悲劇累計起來的總爆發。這是歷史的悲劇集中上演的一年。
孫承宗再任遼東經略後，仍堅持以積極防禦為主的方針，繼續加強寧錦防線，決心重築被高第毀棄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禎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壽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徵發一萬四千人築城。八月六日，動工築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牆剛剛修完，雉堞僅修完一半，清軍突然兵歸城下，並於當天開始圍城，明軍倉促閉門拒戰。 “承宗聞，馳赴錦州，遣吳襄、宗偉往救”。但寧遠巡撫邱禾嘉“屢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遂大敗於長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圍三月，守軍糧盡援絕，城中發生了吃人的慘劇，祖大壽假裝投降，奔還錦州，“城復被毀”。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內部的互相傾軋，“延臣追咎築城非策，文章論禾嘉及承宗”。孫承宗連疏引疾，求退。崇禎帝為平息朝議，准其歸籍，孫承宗第二次被排擠下台。
崇禎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後金（清）兵深入內地。十一月九日圍攻高陽。賦閒在家的孫承宗率全城軍民與之血戰。三天后，城破，孫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
凡事有因才有果，正所謂沒有莫名其妙的愛，也沒有莫名其妙的恨。袁崇煥因為軍事才能極高而為崇禎所愛，又因為忠誠度不夠而為崇禎所忌。袁崇煥被殺的罪名是“擅主和議、專戮大帥”，當然最重最大的罪名是謀叛。謀叛顯然是誣衊之詞；“擅主和議”指的是袁崇煥為了拖延時間，曾經與皇太極議和，但事先並沒有讓崇禎知道；“專戮大帥”一項指的是袁崇煥未經請示，用崇禎賜予的尚方寶劍殺了皮島統帥毛文龍。這兩項罪名其實說到底就是怪袁崇煥總是擅作主張，對皇帝的忠誠度值得懷疑。
我們返回來看袁崇煥重新被崇禎起用的那一段。
崇禎即位後，不動聲色地剷除了魏忠賢一夥兒，隨即起用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從這裡可以看出，皇帝對袁崇煥的信任度是相當高的。
崇禎首先問到了平遼戰略，袁崇煥答道：“只要陛下全力支持我，我只要五年就可以收復全遼。”崇禎聽了大喜。
一旁的給事中許譽卿並不相信，悄悄問袁崇煥：“五年真的就能收復全遼嗎？”
袁崇煥其實也沒有把握，躊躇著說：“陛下一直為了遼事焦慮，我這樣說是為了安慰他。”
許譽卿道：“陛下英明，你怎麼能隨口一答？”
於是袁崇煥又找機會對崇禎說：“遼事本來不容易奏功，陛下既然委任於我，我也不敢因為難而推辭。但五年之內，戶部供應軍餉，工部供應兵器，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遣將，要內外事事相應，才能有效果。”
崇禎聽了他的話前後不一，已經有些不高興了，但也答應了他的要求。袁崇煥於崇禎二年底被下獄時，皇太極已經打到與京師只一步之遙的通州，崇禎想到袁崇煥五年平遼的豪言壯語，顯然是失望了。到了崇禎三年八月，收復全遼已經不見絲毫希望，於是袁崇煥被殺。
袁崇煥是歷史上的忠臣、名將，但他也是個相當有心機的人，這一點並不廣為人所知。魏忠賢權傾天下的時候，袁崇煥跟其他各地拍馬屁的官僚一樣，在遼東給魏忠賢建生祠。魏忠賢派太監監兵，袁崇煥也應付得很好。袁崇煥中進士的主考官、保薦他的御史等都是東林黨人，在政治上屬於魏忠賢的敵對派系。當時，魏忠賢大肆消滅東林黨人，對袁崇煥還算客氣，這不能不說與袁崇煥的手段與妥協戰略有關。
袁崇煥剛開始受到崇禎重用、離開北京前去寧遠時，也曾經擔心熊廷弼和孫承宗背後被饞的命運會落到自己頭上，於是他恨嚴肅地對崇禎皇帝說：“我制遼綽綽有餘，但是杜讒不足。我一旦出了關，就在千里之外了。如果朝中有妒功忌能的人員，便足以壞事。這些人即便不能用朝中的權力來牽制我，也會瞎出一些主意來擾亂我的計劃。”
崇禎聽了這話，站了起來：“你不要疑慮，我一定會為你作主。”大學士劉鴻訓請求賜袁崇煥尚方寶劍，崇禎也慨然照辦，表示了對袁崇煥極端的重視。
袁崇煥在離開京師這個權力中心時，為了將來便宜從事，所作的事、所說的話都是為了向崇禎要更大的權力。這是袁崇煥本人沒有想清臣子忠誠度在職業生涯中重要性的問題。
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曾經想派大將王翦攻打楚國。王翦說：“要攻打楚國，非六十萬人不可。”秦始皇又問李信，李信說：“二十萬人就足夠了。”秦始皇笑道：“王將軍老了，膽子也變小了。”於是派李信和蒙恬帶二十萬軍隊南下征伐楚國。王翦便稱病回家了。不久，李信大敗，秦始皇親自跑到王翦的老家頻陽，請王翦掛帥復出。於是王翦帶兵六十萬人出征，秦始皇親自送到灞上。王翦臨出發的時候，突然向秦始皇要求賞賜眾多的田產宅第。秦始皇不以為然地說：“將軍就要走了，怎麼還發愁不能富貴呢？”王翦說：“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所以趁大王還用得著我，我得為子孫作打算。”秦始皇大笑。後來，王翦在出征的路上，還先後派出五撥信使回咸陽，不為別的，只為向秦始皇請求封賞。秦始皇終於答應了。有人覺得王翦是在乞討封賞，恨是丟人。王翦語出驚人地回答：“秦王生性多疑。如今我統領著幾乎秦國的全部兵馬，我不請求田園加深大王的信任，難道還要他疑心我嗎？”（事見《史記·卷73·白起王翦列傳》）
王翦高明就高明在他知道對於武將來說，忠誠度是職業生涯中最最重要的，只有讓皇帝徹底地放心，絕對沒有謀反的念頭，他才能繼續他的職業生涯。但從袁崇煥的立場來說，當時他這麼做也沒有什麼不對。根據明朝祖制，大將在外，必有文臣（有時候是太監）監軍。他要求更大的權力，也是為了不受牽制，好能大展宏圖。
袁崇煥一到寧遠，正好趕上軍隊因為朝庭拖欠軍餉發生了譁變，發“內帑”就是袁崇煥在這件事後提出的。袁崇煥到了寧遠後，修城增堡，置戍屯田，頗有成效。這期間崇禎對他是相當信任的，崇禎二年閏四月，袁崇煥“敘春秋兩防功，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廕錦衣千戶”。但不久後就發生了袁崇煥誅殺毛文龍事件（事見《明史·卷259·袁崇煥毛文龍傳》）。
毛文龍，仁和人，最早為遼東大將。遼東失守後，毛文龍從海上逃回，乘虛襲殺滿清鎮江守將。因為毛文龍只將戰果報告給了當時的廣寧巡撫王化貞，沒有報告給經略熊廷弼，熊廷弼與毛文龍開始不和。當時主事的人是王化貞，王化貞任命毛文龍為總兵，後來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
皮島（今海洋島）又稱東江，位於大海中，綿亙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滿清界，其東北海為朝鮮。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以有效地牽制滿清。
毛文龍蟠踞東江已久，素性倔強，為人又囂張跋扈，還經常利用邊塞之便大量販賣貨物，充作軍餉。袁崇煥本已經對他不滿，到任後，統一規劃，“議更營製，設監司”；毛文龍覺得自己的權力被大大削弱，很不高興，不同意袁崇煥的意見，語多傲慢。於是袁崇煥婉言勸毛文龍回家鄉去看看，意思是他已經到了解甲歸田的時候了。毛文龍在皮島日久，自然不肯輕易放棄權利，大聲說：“我早就想解甲歸田，但只有我了解遼東事，等遼東事了，我再回家鄉不遲。”袁崇煥“益不悅，謀益決”，殺機已現。
不久後，袁崇煥以邀請毛文龍到幄山看將士射箭為名，誘捕毛文龍。當時袁崇煥手下的部將有許多為毛文龍求情，認為他苦守皮島多年，勞苦功高。袁崇煥不聽，請出尚方寶劍，殺了毛文龍，並對眾人說：“我只殺毛文龍一個，其他人無罪。”當時毛文龍手下有數万精兵在場，忌憚袁崇煥的威風，竟然沒有一個人敢輕舉妄動。
其時袁崇煥總掌兵事，毛文龍對他的權力和地位並無任何威脅，袁崇煥並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要殺毛文龍。他的動機，很可能有兩點：一是出於個人情感，他實在是不喜歡毛文龍這個人；二是因為毛文龍跋扈難制，所以袁崇煥殺人以立威，這是新到任的統帥通常用的法子。但從後來可以看出，殺毛文龍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還不包括袁崇煥因為此事引起了崇禎對他的猜忌。我們不能不說，在毛文龍這件事的處理上，袁崇煥是有極重的私心的，而個人恩怨有時候不但會改變雙方各自的命運，還會改變歷史的局部面貌，起到微力的作用。當這些微力足夠多時，進而成為合力，影響到國家命運的走向。
從另外一點來說，袁崇煥確實有故意專擅的意思，一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有利於國，專之可也；二是崇禎皇帝給了他尚方寶劍，為的就是讓他便宜行事。但袁崇煥忘記了，帝王之心深不可測，君與臣永遠不可能完全信任。
袁崇煥隨即將毛文龍厚葬，親自祭奠說：“我殺你，是朝廷大法；我祭你，是僚友私情。”隨即將毛文龍手下的二萬八千人分為四部，由毛文龍的兒子毛承祚、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游擊劉興祚分別率領。
崇禎二年五月，袁崇煥才上書崇禎，報告了殺毛文龍一事。崇禎聽到後，“意殊駭”，意思是吃驚得不得了；他沒有想到袁崇煥自作主張到了這樣的地步，因為毛文龍不但是沙場老將，也是手持尚方寶劍的一方統帥。但因為毛文龍已死，國家必須有良將，崇禎還要依靠袁崇煥，只好“優旨褒答”。不久後又“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顯然崇禎的本意並不想這樣做，只不過為了籠絡袁崇煥不得已而如此。從這時開始，崇禎已經開始警戒，對袁崇煥又愛又恨之。
袁崇煥為了拖延時間，完成收復大業，開始與皇太極和談。此時努爾哈赤新死，滿洲內部人心動盪，皇太極的地位還不十分穩固，他對和談極有興趣，立即作出有利反應。袁崇煥提出先決條件，要皇太極先除去帝號，恢復稱“汗”。皇太極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賜一顆印給他，表示正式承認他“汗”的地位。
當時皇太極並沒有一味跟明朝開戰，而是千方百計地求和。他不但自己寫信給明朝邊界官員，還托朝鮮居間斡旋，托蒙古王公上書明朝。而他發動每一個戰役，都是“以戰求和”的目的。皇太極的眼光相當毒辣，有相當的自知之明。他清楚地認識到，以當時明朝和滿清國力人力的對比，滿清決計不是明朝的敵手；滿清人口與兵力有限，經不起長期的消耗戰，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軌道，滿清就非亡國滅種不可。
皇太極還寫信給崇禎皇帝說：“滿洲國汗謹奏大明國皇帝：小國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圖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邊官作踐太甚，小國惱恨，又不得上達……今欲將惱恨備悉上聞，又恐以為小國不解舊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詳陳也。小國下情，皇上若欲垂聽，差一好人來，俾小國盡為申奏。若謂業已講和，何必又提惱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國之人，和好告成時，得些財物，打獵放鷹，便是快樂處。謹奏。”（《天聰實錄稿》）皇太極用辭十分謙卑。但崇禎毫不理會，對滿清始終堅持“不承認政策”，還妄自尊大，激怒了皇太極。等到崇禎末年，農民軍力量壯大，崇禎皇帝再想與滿清議和，已經晚了。
當皇太極看到崇禎殺了袁崇煥時，已經知道明朝的氣數盡了。但即便是這個時候，他也沒有想到滿清能這麼快地取得明朝的天下，在他預測中，無論如何也還要經過好幾代人的努力。 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清，明確地表示要推翻明王朝。
有人說，因為袁崇煥妄殺了毛文龍，所以崇禎才誤殺了袁崇煥。袁崇煥被殺，不但是他本人的悲劇，也是崇禎皇帝的悲劇，更進一步說，是整個大明王朝的悲劇。 “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明史·卷259·袁崇煥傳》）。然而對於明朝來說，這還遠不是悲劇的高潮。高潮一直要到1644年才會出人意料地來到。
袁崇煥被時人稱為“袁長城”。袁崇煥死後，明朝只剩了最後一座人造的長城，山海關就是明朝最後的屏障。
明朝的長城非常著名。明長城是我國歷史上修築的最後一道長城，也是修建規模最大、歷時最長、工程最堅固、設備最為完善的長城。它東起遼東的鴨綠江畔，西至甘肅的嘉峪關旁，橫貫今遼寧、河北、天津、北京、內蒙、山西、陝西、寧夏、甘肅等九省、市、自治區，全長六千三百多公里。
有人計算過，若將明代修築長城的磚石、上方，用來修築一道五米高、一米厚的大牆，可繞地球一周有餘。它翻越千山萬水，穿過莽莽荒原，騰飛茫茫沙漠，奔向皚皚雪山，猶如一條巨龍舞動在中國北方遼闊的大地上。
明朝在滅掉元朝以後，原來的統治者蒙古貴族北走沙漠，但“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眾也”（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十）。蒙古勢力時刻想捲土重來，不斷南下騷擾掠奪。同時在東北又有女真的興起，為了防禦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貴族的擾掠，明代十分重視北方的防務。為了防禦北方邊患，明朝歷代政府不得不屢次修建長城。在明朝的二百多年中，幾乎一直沒有停止過對長城的修築和鞏固長城的防務。開始只對幾百年前遺留的破爛不堪的長城進行補修，到後來進行大規模的修建。明朝長城工程之大，自秦皇、漢武之後，沒有一個朝代能夠與之相比，工程技術也有了很大的改進，結構更加堅固、防禦的作用也更大了。我們可以這樣說，萬里長城這件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修築，經秦始皇連成一氣的偉大工程，到明朝才完成的。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氣魄宏大的長城，正是明代的遺跡。 （附圖：明長城示意圖）
縱觀長城的歷史，可以看出，大部是在一定的時期內，整體或某個方面比較弱的一方，才修築長城。長城用於軍事的目的，是修長城的一方，想憑藉長城保持與敵方的抗衡。到了明朝後期，長城已經成了消極防禦的軍事工事。
但是，明王朝花費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來的萬里長城，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這是由當時的社會狀況、軍事制度和戰略思想決定的。單從軍事的角度來說，在長逾萬里的防禦線上，攻擊一方是先發製人，攻其不備，在時間、規模、突破口的選擇上有主動權。而守軍分散在萬里長城線上，無論如何地強調常備不懈、居安思危，還是難以阻擋一些規模較大的突然襲擊的。
崇禎八年至十一年（公元1635～1638年），清兵曾多次從薊鎮、宣府、大同三鎮的董家口、獨石口和得勝堡等處拆長城而入。
清軍數次攻進長城，長驅於山西、河北、山東等地，幾次威脅明朝京都，打了許多勝仗。終因山海關控扼其間，清內外聲勢不接，不得不擄掠後退出長城。
山海關號稱“天下第一關”。東門巨匾上的“天下第一關”五個字是明代成化八年進士、當過福建按察司僉事的肖顯所寫，筆力雄渾有力，尺度巨大，獨具風格。
山海關的建關歷史，源流久長。在堯、舜及夏、商、週時都曾有職司掌管。秦朝時屬遼西郡，漢高祖時屬盧綰，漢獻帝初歸公孫贊，三國時北魏曹操在這裡設盧龍郡，晉朝時屬營丘郡，南北朝至隋朝屬北平郡，唐朝初年設臨榆關，五代時仍為臨榆關，宋朝時改名臨閭，遼國占領以後屬遷州，金國時稱遷民鎮，元朝時仍叫遷民鎮，明朝設山海關。在明朝洪武十四年，即1381年，朱元璋派魏國公大將軍徐達在這裡設山海衛。徐達見這一帶北依燕山山脈的崇山峻嶺，南臨波濤洶湧的渤海，山海之間只有十余華裡的狹長地帶，形勢險要，是遼薊的咽喉要道，便於1382年十二月築起山海衛城，城關就叫山海關。清乾隆二年，曾設臨榆縣。
山海關一帶，山勢陡絕，形勢險要，歷來為兵家所爭之戰略要地。過去曾有人用“兩京鎖鑰無雙地，萬里長城第一關”的詩句來描寫關城的險要。歷史上曾經有很多次戰爭在這裡進行，至今還有許多戰爭遺跡可尋。據史書記載，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有高麗一萬多名軍兵來侵犯遼西。隋文帝派漢王諒、王世積為行軍元帥，帶兵三十萬出臨榆關迎敵。隋煬帝大葉十年興師征伐高麗經過這裡。唐太宗在貞觀十九年親征高麗，成功班師回朝曾經過這裡，在漢武台上刻石紀功。他在《春日觀海詩》中寫道：“翠島屢出桑，碣石想秦皇”。明朝初年，徐達在這裡設山海衛後，遂成為邊防重鎮，駐有重兵把守。
李自成由極盛轉為極衰的關鍵一役也發生山海關下。
公元1644年（崇禎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領農民軍十萬與平西伯吳三桂激戰於山海關石河兩岸。四月二十一日，起義軍以數千騎兵突破了西北防線，進逼山海關西羅城下。二十二日，山海關北翼城的一支明朝官兵投降了李自成，山海關城眼見馬上即可攻下。吳三桂在關鍵時候投降了清軍，出關迎接清軍首領多爾袞入關。於是明軍與清軍兩軍合戰，左右進攻，與李自成農民軍大戰於石河西岸的紅瓦店一帶，農民軍大敗，只好撤退。於是這個山海雄關的大門洞開，清軍大批過關馳入中原。不久大順朝即告滅亡，清朝代替了明朝的統治。這是後話。
滿清入關建立政權以後，鑑於明亡國的教訓，決定不再修築長城。清朝的統治者清楚地看到，明代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築長城，卻未能挽救被農民起義推翻的命運，於是決意改變統治策略，要建起一座“修德安民”的無形長城。
康熙皇帝在《古北口》一詩中說：“斷山逾古北，石壁開竣遠。形勝固難憑，在德不在險。”乾隆皇帝在《望長城作》一詩中說：“千秋形勝因循覽，萬古興亡取次覘。自是天心無定向，從來違順卜黧黔。”清朝的一些大臣也說：“畢竟成城需眾志，皇圖鞏固在於斯。”
這說明清朝統治者認為，要鞏固政權不能僅憑“形勝”，依靠長城來進行統治，而要重視德化及人心向背。這從康熙帝批閱的一份奏摺上看得就更為清楚。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向朝廷上奏，意思是說他管轄的那一段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築”。康熙帝批曰：“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具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帶，朕皆巡閱，概多損壞，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里，養兵幾何方能分守？”
於是，清朝統治者決意用懷柔政策，即用宗教和思想統治的辦法，代替對長城的修築。歷史上“明修長城，清修廟”，就是講的這一史實。首先，清朝政府在北京城修建了雍和宮，乾隆皇帝還親自前去受戒。再者又在熱河建立了行官，即承德避暑山莊。在山莊之外，仿新疆伊犁河畔的伊犁廟，修了安遠廟；仿西藏的三摩耶廟，修了普寧寺；仿拉薩的布達拉宮，修建普陀宗乘之廟；仿日喀則的紮什倫布寺，修了須彌福壽之廟，共修了八大廟宇，為蒙古、藏族等少數民族的上層人物準備了宗教活動和休息的場所。對於北方邊疆的各少數民族首領來說，他們不必長途進京也有與清廷彼此交流的機會與場所。清政府以此達到鞏固統治、安定邊疆的目的。
避暑山莊，名義是休息避暑之地，意義卻又遠遠不止於此，它把複雜的政治目的和軍事意義轉化為一片幽靜閒適的園林，和一座座香火繚繞的寺廟。
我們可以說，這就是清統治者的“長城”，它比蜿蜒萬里的秦漢、明代長城要高明許多倍。歷史事實證明，清朝政府這一套政治統治手法，確實是行之有效的。
袁崇煥雖然殺了毛文龍，但擔心毛氏舊部有變，為了籠絡那些人，特地給毛的舊部增發軍餉，向朝庭上書說：“東江一鎮，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歲餉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崇禎看了不能不懷疑，為什麼兵員比以前減少了，軍餉反倒增加了？但看在是袁崇煥奏請的份上，依然如數撥發。
崇禎一味遷就袁崇煥，不僅僅是袁崇煥當時握有重兵——當時袁崇煥麾下合遼、登萊、天津，及東江四鎮兵十五萬三千，馬八萬一千，歲費度支四百八十餘萬——更重要的是，他念念不忘的是袁崇煥“五年平遼”的誓言。對於還不到二十歲的年輕的崇禎來說，這誓言確實相當誘人。他願意賭上一把。
可惜的是，袁崇煥增發軍餉的這一招並沒有效果，皮島舊部“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明史·卷259·袁崇煥傳》）。可見毛文龍雖然囂張跋扈，但卻甚得軍心，袁崇煥用人不知用人所長，可謂十分的失策了。
毛文龍之死並不單純，很快就得到了驗證。袁崇煥殺毛文龍後，毛文龍的兩名義子孔有德和耿仲明立即領兵反叛，但也沒有直接與明軍交鋒，只是淪為了海盜，不再奉袁崇煥和明朝號令。明朝自然不能容忍叛徒，攘外必須先安內，派大軍攻打，孔耿二人不得已，只得航海去投降皇太極。這是明朝的又一失策。
皇太極聽說孔有德、耿仲明渡海來降，親自出迎，隆禮厚待，授都元帥、總兵官。孔、耿二人感激涕零，隨即引清兵攻陷廣鹿島（又稱光祿島），守將尚可喜也投降。這幾個人都得到了皇太極極大的信任，他們依舊各自率領著自己的兵馬，尚可喜的士兵還被皇太極稱為“天助兵”。皇太極“用人不疑”極大地招攬了明朝降將的心。
假如毛文龍不死，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都是防邊良將，這幾個人的軍事才華都在後來南下平定中原的戰鬥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歸根到底的責任，依舊在袁崇煥身上。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這三個人，加上後來投降的吳三桂，為滿清平定中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所率領的軍隊成為八旗以外的最重要的武力。所以滿清得天下後，封吳三桂為平西王，駐防雲南、貴州；孔有德為定南王，鎮守廣西；尚可喜為平南王，駐防廣東；耿仲明為靖南王，駐防福建，耿仲明死後，其孫耿精忠繼立。
這四王中只有孔有德早死。順治九年，李定國（張獻忠義子，後聯合南明永曆政權抗清）攻破桂林。孔有德悵然失色，悲嘆道：“完蛋了！”於是在王府內自殺，死前命隨從將其所居後殿以及掠得的珍寶付之一炬。
巧合的是，孔有德自殺的王府是明朝靖江王府，靖江王朱亨歅父子於順治六年被孔有德所殺。孔有德的妻子白氏自縊前將兒子孔庭訓託付給侍衛白雲龍，囑咐道：“苟得免，度為沙彌。勿效乃父作賊一生，下場有今日耳。”白氏大概也不認同丈夫叛明投清的立場和氣節，所以才用了“賊”字。可惜的是，孔庭訓沒有機會去當和尚，出城後就被李定國的部下查獲，幾年後由李定國下令處斬。只有孔有德的女兒孔四貞乘亂逃出，後來被滿清封為和碩格格，嫁給了她父親的舊部孫延齡，依舊駐守桂林。後來孫延齡跟隨吳三桂叛亂，在孔四貞的勸說下，又打算重新投降清廷，卻被吳三桂先發製人，派孫子吳世琮將孫延齡誆出桂林殺死。
孔有德死後，剩下的三王就是後來著名的“三藩”。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後航海投降為滿清帶來許多兵馬和船隻，並且帶來了西洋葡萄牙大砲。這種大砲是當時明朝最新式的武器。清軍有了這種大砲以後，其攻堅和野戰的能力大為提高了。這種大砲後來在滿清跟李自成的作戰中，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要塞皮島後來由明將沈世魁駐守，他跟尚可喜是死對頭。在這樣的情況下，沈世魁投降滿清的可能性不太大。
皇太極征服朝鮮後，派清軍（包括尚可喜部）對皮島發動了猛攻。沈世魁果然力戰而死。他的侄子沈志祥率皮島四千軍民逃至明朝另一海上要塞石城。因為沈世魁已死，沈志祥在軍民的擁護下，自發地繼承了叔叔的軍隊和總兵頭銜。
本來正當用人之際，崇禎皇帝大可不必計較，小小的一個總兵頭銜而已。但崇禎卻對沈志祥的自作主張極為不滿，這使他想起了當年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事件，於是下詔切責。沈志祥因此與明朝庭發生了爭吵，一怒之下，率眾降清了。此後，沈志祥成了清軍一員猛將，曾在山海關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戰功受封公爵。事見《貳臣傳》第七卷。
而袁崇煥被殺後，朝庭中從前支持他的大臣也跟著倒霉。首輔韓爌因為與袁崇煥關係密切，被迫辭職，他是袁崇煥考進士時的主考官。其他的還有刑部尚書喬允升和左都御史曹於汴。一直支持袁崇煥的大學士錢龍錫也被處死。
袁崇煥於崇禎三年（1630年）八月被殺，十月初，崇禎開始重新派太監前往北部邊境監軍。 1627年崇禎皇帝即位時本已取消這種做法。皇帝改變了主意，充分錶明他對文武官員愈來愈不信任。而朝廷裡經常不斷地勾心鬥角，崇禎跟他的祖先們一樣，感到太監更有用，因為他們直接對他負責。
袁崇煥被下獄前，從各地趕來北京勤王的軍隊很多。袁崇煥下獄的事情對各路兵馬軍心打擊很大，將領們生怕自己也像袁崇煥這樣遭了毒手。再加上欠餉和指揮混亂，山西和陝西的兩路援軍竟然都潰散回鄉。許多兵士因此而加入了李自成的隊伍，成為“流寇”的骨幹。
袁崇煥無罪被殺，對明朝整個軍隊士氣打擊非常沉重。從那時開始，明朝才有整個部隊向滿清投降的事。袁崇煥既忠且能，尚且是這樣下場，何況其他人。
祖大壽，字复宇，遼東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的沙場老將，他當時的名氣之大，可以說是聞者無不如雷貫耳。祖大壽最早是熊廷弼的部將，後來孫承宗主事，任祖大壽為佐參將。
袁崇煥威震遼東之時，祖大壽任前鋒總兵，掛征遼前鋒將軍印，駐紮在錦州。他在寧遠保衛戰、寧錦大捷、北京保衛戰中都立下了汗馬功勞。皇太極對這位猛將仰慕已久，極盡籠絡之能事。他曾經試探性地給祖大壽寫信，說是想派使者吊明熹宗之喪，並祝賀新皇帝崇禎登基。但祖大壽堅決拒絕了皇太極，可謂是明朝最堅決的主戰派。
遼東將士中，祖大壽是唯一親見自己主帥袁崇煥在殿前被捕下獄，一怒之下領兵反叛，“毀山海關出，遠近大震”（《清史·卷234·祖大壽傳》）。可是袁崇煥在獄中的一紙書信又把他招了回來。祖大壽的母親和孫承宗都勸他奮勇殺敵以贖出袁督師。在遼東將領中，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