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人們的後見之明，一些可震爍古今的大事件，原本都平平無奇。
1206年，在蒙古高原的斡難河畔，一個游牧民族的首領在他百萬子民的擁戴下成為可汗。一個新的游牧國家誕生了。
一百萬人口，在當時的世界上，太不值一提了。何況，這稀少的人口所組成的國家，又是那麼貧窮和落後。
除了他的宗主國——金國會有一點反應之外，“直把杭州當汴州”的南宋，早已偃武修文的西夏，哀嘆霸權不再的西遼還有正在瘋狂擴張幾乎要成為第二阿拉伯帝國的花剌子模，沒有人會願意往那蠻荒之地投放一點點關注。而更為遙遠的斡羅斯、阿拉伯、拜占庭以及羅馬教庭和西歐的國王們，更連聽說其事的可能都沒有。
若不是這個被稱為“成吉思汗”的男人日後把對自己或不屑一顧或懵然不知的世界攪得天翻地覆，誰又會記得那條叫斡難的河流和在它身邊推舉首領的那個叫“蒙古”的民族呢？
歷史是勢利的，因為成吉思汗以及他的黃金家族率領著蒙古人讓無數民族和國家在苦難中改變了自己的走向；因為在他們面前，13～14世紀的其他英雄都成為陪襯。所以，那場斡難河畔的“忽裡台大會”便被定名為“改變世界的大事件”。
歷史又是公平的，在帝國崩潰之後，在巨大版圖破碎後的殘片上，蒙古人在做些什麼？那個曾經給所有人帶來噩夢的民族是如何衰落的那麼徹底？人們又不再關心了，因為，他們已經不再重要，不再是那條讓人膽寒的“上帝之鞭”。
輝煌的歷史讓人激動，而黯淡的歷史則讓人回味。也許我們該把注意力更多投向那些黯淡的歷史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