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本書各章所討論的著作，有兩點必須加以說明。首先，這些著作涉及的主要是美國人眼中的中國，探討的是美國商人、外交官、傳教士和士兵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或美國記者在中國生活和革命中的遭遇。其次，這些著作都以不同的方式正視兩個社會中個人地位的差異。毫無疑問，這種對我們現在稱為人權的東西的關注，反映出美國人為在國外增進人權以便在國內捍衛人權所作的巨大努力。事實上，美國人長期享有的自由看來已越來越阻擋不住技術的進攻，因為技術總是能找出新的途徑，把美國人並人電腦化的單一經濟和社會之中。在1830年後傳教的百年中，上帝並未完全在美國人的生活中佔統治地位，向國外派佈道團主要是為了改善教會在國內的艱難處境。現代不分宗教派別的人權事業，今天也處在同種狀態：它必須在國內和國外同時得到支持。
美國的這種信念，究竟使我們同中國的差距有多大？這是一個難以捉摸和需要耐心分析的問題，由於中國人通常都是家族和社團的一部分，因此比美國人的集體化程度更高。從個人行為方面來說，我們必須看到，儒家強調的是責任，而西方人強調的是權利。中國人可繼續完善的孔教信念能在什麼程度上與基督教的觀點產生共鳴？中國傳統特權階層的儒家人文主義，在何種程度上能成為中國新的大眾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一個儒家共產主義真的正在中國出現嗎？
不管結論如何，我們都能預料，中國人達成的一致意見會是保守的，他們擁護的是國家和社會的利益，而不是個人利益。因此，80年代後期，在黨的權威與個人言論自由之間的繼續鬥爭中，我們可能還會站在某一邊。
1987年，這一斗爭的形式是學生為爭取“民主”而發動的遊行示威，不管這種“民主”的概念如何，這些遊行示威導致了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鎮壓，而且有人把“資產階級自由化”斥為來自國外的“精神污染”。
無疑，那些對中國感興趣的美國人，很可能同情中國的知識分子，而不是那些官員。然而，為了避免把這個問題搞得過於簡單化，我們應注意某些有利於這些官員的背景因素。
首先是中國變化的速度加快了。 80年代中期所發生的變化，若非癡人說夢，至少在70年代是不可思議的：鄉鎮企業家真正富起來了；工人發現鐵飯碗裂縫了，僱用期的長短已更緊密地與工作表現聯繫在一起；知識分子現在能對各種政治制度說長論短；作家和藝術家正在進行試驗。中國的文化界充滿了巨大的活力，似乎幾十年受壓抑的創造才能，現在正迸發出來。中國人的才能也在國際上顯示出來。但是，這種創造性的發展，也導致了許多問題，例如，在生產和貿易方面，個人的積極性助長了腐敗。用某些市場經濟的特點來改善指令性經濟並非易事，通過合資企業引進外國技術和資金的政策已經受到限制。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經過8年經濟改革的偉大實踐後，學生們要求實行政治改革，從而威脅到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政權。 4000萬黨員中有一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入的黨，他們中具有毛思想的黨員，可能會設法改變路線。
最難評價的因素是中國共產黨的情緒和狀態。中國共產黨能在多大程度上放鬆其專制控制並同時保住政權？它能否真正從按照毛的教導實行統治轉化為按憲法立法程序實行統治？如果任何革命都是正義的，農村集體生活所要求的一致性也是正義的，就更不用說共產黨是正義的了。那麼，人們就不能期望共產黨會容忍持不同政見者。在毛領導下的中國，政治上持不同意見等於犯了叛國罪，它比偷盜罪或殺人罪更為嚴重。把政策與愛國主義分開和容忍反對派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古老的儒家學說已深深紮根於中國共產黨的體制；領導人靠智慧和永遠正確實行統治；理論與實踐相統一，政策是反映領導人特徵的一種形式，因此攻擊政策就是攻擊統治集團。甚至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許多政治犯在接受勞動改造。總的來說，拷打是被嚴令禁止的，但中國人的政治犯罪、法律程序和勞動改造等觀念，允許剝奪人身保護權；不斷逼供和使用侮辱、減少定量、單獨監禁、戴手銬和在同等地位的公民中進行批判等方法，使犯人在思想和行為上就範。法律的這種不發達狀態，是中國學生強烈要求“民主”的原因之一。當然，中國的學生只是一個小小的特殊階層，根本無法與美國的學生相提並論。他們自詡為古代學者當政傳統的繼承者。作為潛在的政府官員，他們是國家利益的監護人，並還要看當時的情形，哪怕不在場，也必須做出一種政治姿態。一批經過精心挑選的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大學學習，成績優良，但這並不能改變他們在中國工作時可能會面臨的艱苦條件。他們所關心的事和我們所關心的不大可能是一致的。
然而，我們美國人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能在中國的發展中起作用，也許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