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美國可能處在兩條終將相會的道路上，因為我們都在致力於各自的現代化。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我們的經驗有明顯的相似之處，但和我們所處環境的差別相比，這些相似之處不過是表面的。中國不能按照我們的模式發展，中國人追求美國的某些東西和方式，但這些東西和方式對許多美國人來說，也只有將來才能得到。這種追求是中國人生活的一個方面，對此必須在全面了解情況的前提下進行觀察，否則我們就會錯把這種追求當作未來的潮流。
中國的變化速度喚起了觀察家的想像力和對歷史的回憶。鄧小平近幾年推行的務實主義，不是使人聯想到毛，而是使人聯想到約翰·杜威於1919年至1921年對中國進行的兩年訪問和講學以及當時“五四運動”胡適派主張的改良主義觀點（“一點一點，一滴一滴”）。胡適是杜威的學生兼翻譯，他反對思想上的各種“主義”以及這些“主義”所主張的暴力手段。 “五四運動”中信奉馬列主義的陳獨秀派，直到1921年7月才成立中國共產黨，那時杜威恰好已回到美國。 20世紀40年代，暴力革命對於創造新秩序無疑顯得十分重要，但到了的年代後期，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號召暴力革命，這就太過分了。後來人們轉而反對這種作法，並贊成逐步務實的改革，這就使中美關係令人高興地和諧起來。現代發展的問題一直扼著我們的咽喉，現在也開始威脅中國。我們派代表團互訪，商討這方面的問題。協商是可能的，因為至少就中美關係而言，中國人和美國人目前都未因追求意識形態上的正義而頭腦發熱，而在我們的現代化進程中卻不時發生這種情況。
1966年，我們美國人在極為遙遠的越南，上演了最後一場思想鬧劇，而中國人則在自己國內以較低的代價搞了毛的文化大革命。 1965年至1973年，我們對越南十字軍遠征；1966年至1976年毛在中國開展運動，這兩種狂熱同時發作了將近10年，並幾乎斷送了我們兩個國家。兩者是否有相互聯繫？肯定有聯繫。首先，請注意中美兩國愛國主義的領導人在理智方面的局限性。 1961年中蘇兩國痛苦地公開分裂之後，如果還有些美國領導人直到1965年仍然相信蘇聯人和中國人是團結的，是一支牢不可破的力量，那麼這些人需要檢查一下是否患有精神病。但是，如果他們不了解越南自古以來對中國的控制懷恨在心，倒是可以原諒的，因為我們這些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才聽說越南。日本、俄國甚至韓國，都是靠向外國學習實現了現代化。如果中國領導人高傲地認為，中國可以在一種排外、反理智的孤立狀況下，依靠迅速重新發明車輪和蒸汽車，並通過反復強調毛的思想改變階級結構來解決中國的現代化問題，那他們也應該檢查一下自己是否了解中國的實際。當然，毛在延安山坡的窯洞裡就確信自己掌握了實際。
由於中美雙方的領導人都是思想的囚徒，上述理智上的局限，便產生了更為強烈的影響。 20世紀50年代，中美兩國內部都很團結，因為它們害怕外國“共產主義”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威脅。它們是一對類似的魔鬼，各自都把對方當成一種巨大的威脅，必須以新的嚴正態度來對待。當美國的士兵轟炸越南村莊時，中國的紅衛兵正在批鬥知識分子——這兩種醜惡行徑互相呼應，只是由於實用主義的常識和各自在朝鮮的災難，才使雙方沒有出兵到北越交戰。
毛澤東和林登·約翰遜在20世紀的年代末期開展的討伐運動遇到阻力，此時中美兩國在經歷方面的相似之處，變得不那麼明顯了。尼克松總統在1975年下台，“四人幫”於1976年被推翻，這兩件事無疑又有些相似之處。不管怎樣，在1987年，目前看來我們雙方都不那麼狂熱，而是更加茫然，只希望從崇高、自信的正義感中解脫出來。正是由於這種正義感，才使全國性的運動成為可能。
奧維爾·謝爾報導了中國從“四人幫”控制下走人歧途的毛主義狂熱向鄧小平推行四個現代化的務實主義政策轉變的過程。謝爾和一小批其他激進的美國學生一起，曾於1975年在毛的全國性集體農業先進單位大寨大隊種過地。大寨地處北京西南邊山西省的黃土高原（大寨現在被指責為假典型）。自從1976年毛去世之後，謝爾曾經三次回到北京和上海，接觸過一些對政府不滿的中國人。這些人的言論越來越自由，他們的談話使謝爾感到奇怪：“毛的革命究竟出了什麼事？”
謝爾寫的不是總領事館那種四平八穩的報告，而是和人們親身接觸後留下的印象：大寨農民的孩子突然被一架寶利萊照相機誘上了消費主義的道路；北京一家咖啡廳裡的迪斯科生活和最可行的消費主義——賣淫；自以為美國化了的騎摩託的上海青年；一位官員的漂亮女兒在蒙古種了6年地，當了4年工人，最後又上了大學；上海一位老先生曾因為外國公司工作過遭囚禁；大連新開放的自由市場。問題在於這樣的城市居民，對鄉下人究竟有多大影響，因為後者的消費慾望可能會大大低落。
在這些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短文中，謝爾還插人了他作為記者對鄧訪問華盛頓、亞特蘭大、休斯敦和洛杉磯的印象。在這些城市中，美國新聞界報導了我們物質方面的小玩意兒和極度的消費主義，並向中國的新電視網播送。謝爾描繪出一個正在實現現代化的美國，一個自由到了缺乏自我約束的美國。美國想把它在文化方面的混亂提供給驕傲然而羨慕美國、正在搞現代化的中國，但中國不能接受，至多只能有選擇地接受一部分。謝爾的短文充滿了象徵意味。鄧在佐治亞州黑普維爾輕輕拍打一輛剛在福特汽車生產線上裝配好的黃色豪華型轎車，這就向中國的電視觀眾表明，現在“又允許嚮往西方的奢侈品，又可以提高技術專家的地位了”。謝爾還看到，得克薩斯州西蒙頓的馴牛競技表演有了突破：美國人把鄧及其隨行人員（他們都是名人）團團圍住，索要紀念品。但是，參加競技表演的得克薩斯人卻“並不像其他人那樣去巴結客人”。他們只是“像平常一樣歡快、好客”，而不懷任何別的企圖。這有助於兩國相互認可，包括承認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兩國面臨一些共同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可以互相幫助。然而，要中國人不斷擴大同美國的交往只能是一種夢想，而且這種夢想看來在中國已經消失了。兩國間在生活方式方面的巨大差異表明，我們之間的交往必須放慢腳步。奧維爾·謝爾和他的中國朋友都不認為美國化能在中國無限制地發展。他的朋友想逃離中國去美國。在10億中國人中，私人汽車還未成為生活中的必要工具，而且中國人也不能同意我們的某些觀點，例如不足五月的胎兒已經是人，槍支是和其他東西一樣可以在市場自由買賣的商品。中國人的物質條件也不允許他們像美國人那樣態意揮霍。同時，我們的法律和訴訟制度，並不比中國的傳統道德優越多少。
鄧及其接班人必須努力把革命後的發展降溫，降到能控制的水平。例如，社會學研究是科學現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社會學家能在中國農村隨意活動。美國的所有東西都有副作用，因為它們可能引起中國人過高的期望和失意。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10億人口中集中了世界上最多的人才，太多的美國刺激會引起極度緊張，以致導致爆炸。我們太容易藉故生端。我們不應該讓哈萊姆環球籃球隊到中國去招收隊員，而必須等待中國籃球管理當局選派它自己7英尺高的隊員上場。
我們不要忘記，在當今國際化的世界上，中國祇不過是一個未成年的發展中社會，但直到最近它仍然是其所在地區一個人口占多數的主要文明國家，因此，中國在接受這種發展中社會的地位時動作緩慢。美國是一個由移民和開拓者組成的社會，它可能將繼續擴大與中國的關係。但是，同毛一樣，中國的領導人總想與外部世界保持距離。 10億中國人的自尊和貧窮以及強烈的同一感和物質需要結合在一起，進一步加強了這種想法。謝爾從他認識的邊緣人身上看到的那種在1957年後同毛思想疏遠的情況，看來也在中國知識分子，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許多受害者中廣泛存在。在文化大革命歇斯底里的過程中，新革命者要把老革命者消滅掉。毛在“炮打司令部”和摧毀黨組織的過程中處於領導地位，因此扮演了暴君的角色。這就讓鄧的新領導班子在面對合法性的問題上進退維谷。在斯大林的暴行被揭露後，蘇聯人仍然能把列寧尊為蘇聯的創始人。但毛既是中國革命的創始人，又是暴君，這點現在已經很清楚。 “文化大革命”中對物、對人、對道德標準的摧殘和破壞駭人聽聞，現在被揭露出來的這類事件日益增加6鄧政權今天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避免把毛的全部遺產同“四人幫”一起推翻。
中國人當然不會這樣做，而且也沒有理由這樣做。但是，他們顯然需要限制現代化中的美國化成份，這不僅因為美國化的代價很高，而且還因為那種更微妙的仇外傳統。謝爾的著作題為《警惕這些外國客人！ 》，這個題目正好揭示出中國的這種傳統。總之，務實主義也有它自身的限度，在同美國打交道時不能全力以赴。
此篇評論的是奧維爾·謝爾所著《警惕這些外國客人！ 》，發表於1981年4月16日的《紐約書評》，題為《一滴一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