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現在處在蜜月階段，然而展望未來和回顧過去，對我們顯然也是必要的。我們很清楚，中國過去每隔一段時期就會醉心於馬克思主義，而美國則強調反共。那麼，我們能希望中美關係的蜜月持久下去嗎？吉米·卡特和鄧小平是要兩國永世友好，還是只不過開始了一種既愛又恨關係的新周期？中國的革命能和美國的即興表演和睦相處嗎？
美國在1893年至1976年毛在世期間，曾在中國革命中扮演過角色。在1899年至1900年間帝國主義列強侵人中國後，我們宣布了門戶開放政策；1912年，我們歡迎中華民國突然實行議會政體的嘗試（這一嚐試失敗了）。當中國1923年開始實行政黨專政時，我們把這一政策歸咎於赤色分子，並最終支持蔣介石和他畢業於威爾斯利學院的夫人及其哈佛大學畢業的內弟實行的反赤色分子的一黨專政。毛後來稱我們為帝國主義剝削者，指責我們支持“封建反動派”。他們講的封建反動派，指的是私有財產、特權和特權階層。今天，我們再次成為享有特權的旅遊者和外國投資者（後者還幫助中國搞現代化的人製造新的技術特權階層）。歷史會不會重新讓我們陷入泥潭？
周恩來和鄧小平的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計劃，是中國為解決如何從城市管理農村這一古老問題而採取的最新變革性方法。中國的農村現在有8億人口，而城市只有2億。到2000年，不管四個現代化是否能實現，中國農村的人口都可達到10億，城市人口增加到3億。糧食和行政管理仍然會是大問題。美國人更習慣於農莊，而不是村落，而且美國的農村一般都成了市郊。因此，美國人只能在腦海中設想中國的情況。人口的壓力在經濟、政府和道德方面帶來不少複雜的問題，包括人權方面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對我們來說都是極為陌生的。
如果我們重複30年代同國民黨中國打交道時的做法，只是在城市做生產、搞投資、辦教育和旅遊，那我們就可能會再次對農村的情況感到吃驚、困惑和憤怒。中國的農民不會像我們的農民那樣消失到城市中心去，他們在美國獨立前就已經在農村呆著了，而且毫無疑問還會繼續呆下去。現代變革才剛剛開始觸及他們。週、鄧的現代化討一劃正尋求我們在培訓、設備和合資企業方面進行技術投資。我們不能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們所熟悉的廣州、上海和北京等城市了，應該多考慮我們尚不了解的農村。如果向中國提供幫助時很盲目，只了解他們用英文告知的情況，而不了解中國朋友的困難與問題，那就會重蹈40年代的覆轍，在中國造成另一場美國災難。
我們現在同意，台灣是一個實行自治、擁有武裝的省份，而且從長遠觀點來說北京對它擁有主權。因此，持續30年之久的兩個中國問題已經解決。但是，我們現在又面臨另一個“兩個中國”的問題，即城市中國和農村中國的問題。中國革命並未結束，它實際上可以分成兩個革命：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這兩者有時一致，有時衝突，因而導致了總是讓我們迷惑不解的政策上的曲折，這些曲折正像人們所說的“兩條腿走路”一樣，是革命進程中必有的現象。
毛澤東的社會革命，旨在把農民從二等公民的地位、無知和缺衣少食中解救出來，它試圖消滅由享有特權的知識分子、官員、商人、地主和一切城市剝削者組成的舊的統治階段。但是，在發動農民實現這一平均主義目標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對毛的高度崇拜，就像對某種民間宗教的信仰一樣；毛晚年的追隨者（以所謂“四人幫”為首）最終成了反理性的教條主義者。正如加爾文派教徒清除原罪那樣，他們以“政治掛帥”，對“資產階級傾向”發起攻擊，反對物質刺激，認為物質刺激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其結果是既不辦教育，也不搞生產，導致了經濟停頓。 “四人幫”被粉碎後，中國又改變了路線。
在鄧小平領導下，旨在把現代技術應用於中國生活各個領域的另一場革命，現在正在進行，我們應該幫助它取得成功。但它到底能取得多大成就，北京是否會把它當作長期的主要國策？這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行為。各種類型的外國人都能在中國找到夥伴。我們的鴉片商曾找到中國人為其推銷鴉片，傳教士也曾找到樂善好施的中國人。如果沒有我們服務總署那些騙錢專家們的幫助，在資本主義美國搞採購的中國人，會真正覺到自己身在敵國。和我們一起吃飯時，他們要用長長的筷子。甚至連住在中國新的大賓館裡的外國遊客施捨的10美元一張的鈔票，都能使人墮落。我們尊重可口可樂，它確實無可辯駁地為美國贏得了美名，但我們也懷疑可口可樂是否真正符合河南人的口味。在夏令時節，它能滿足上海人的要求，可它能增加林縣的耕地嗎？喝可口可樂的人能澆灌更多的耕地嗎？
在製訂鋼鐵、煤炭和石油的生產計劃和加強工業建設時，我們必須戴上雙光眼鏡，以免看不見農村的8億人口。 1949年以來，農村人口翻了一番，但他們還是極端貧困。如果我們幫助培養的城市新特權階層與農村失去了聯繫，毛的幽靈肯定會在許多村莊出現，大喊“別忘了我！”由於現在能識文斷字，而且又有了收音機，地球上最團結、最龐大的一群人正期望得到更多的東西。鄧小平計劃在中國農村控制一定程度的連鎖反應，會有不少風險。可以預料，再過10年到20年時間，我們能為中國城市提供口糧，以換取我們無法廉價生產的商品。但是，這種共生現像只涉及到一小部分現代化和國際化了的中國人，他們只有2億到3億人，而仍處於貧困狀態的10億農民，可能還需要重新組織。總之，我們需要研究的不只是中國所需的技術，需要品味的不只是中國為旅遊者提供的佳餚，需要提供的也不只是聽到中國人民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時所表現的熱情。他們也存在問題，鑑於未來是全球共享的世界，我們無法逃避同他們的聯繫。
目前的出版物全面反映了這些問題以及西方對這些問題的關注。有些書還解釋了許多中國官員認為外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完全沒有用處的原因。當前，他們肯定更喜歡西方經濟學家，而不是西方社會學家。
毛號召把階級鬥爭作為改造人們意識與道德標準的手段，而鄧則主張搞物質生產。鄧的計劃是在1975年的一系列會議上製定的，並載人了三個文件；但“四人幫”把這三個文件斥為“三株大毒草”。在鄧的總政策聲明中，每一段都援引了毛主席語錄；而關於工業發展的闡述，則對現在執行的路線進行了實事求是和相當具體的預測。
總的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物質生產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國民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5.5%，工業每年增長9％。這種增長率令我們羨慕。如果政治穩定，軍事開支能受到控制，那麼，逐步、緩慢地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景是光明的。但生活水平不會自動改善，有幾個因素可能會妨礙它的提高。這些因素不僅包括政治動亂和擴軍，而且還包括惡劣的氣候或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樣的自然災害。
一個關鍵問題是，中國缺少可耕地。平整和合併土地、在山上修梯田和開墾荒地等做法，效果都越來越不佳。某些造田計劃會使美國人感到莫名其妙。例如，他們在河床上種莊稼，而在河床下挖一條隧道讓河水通過。修建這樣一條河底隧道的石頭是用人力開鑿的。這些人力和修築長城的勞力一樣，都十分廉價。這種勞動力現在仍然是中國的主要資源；而且，由於缺乏生產設備，生產率仍然很低。鄧實現農業機械化的主要目的是把勞力轉移到鄉鎮企業中去。這些鄉鎮企業現在為當地農村提供水泥、化工產品、鐵、電力、機械和消費品。拿美國或蘇聯的標準衡量，這些小企業的質量很差，而且是一種浪費。但是，農村必須辦工業，儘管中心城市的大生產很經濟，中國還是要摒棄這種做法，因為它缺少能把商品送到8億消費者手裡的運輸系統。村鎮必須在原地搞工業化。
中國人口眾多，統計數字令人難以置信。例如，中國是世界第四大能源生產國（僅次於美國、蘇聯和沙特阿拉伯），但它的人均現代能源消費量在世界175個國家中接近第100位。而中國其他東西的比例卻極大：有350萬人的軍隊；世界上第三大空軍，第三大非軍事援助計劃，每年向第三世界派2.4萬中國技術員，還有世界上最大的機械製造業。所有這些都使它成為一個大國。但由於人口眾多，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仍比我們想像的要低。大中華在統計數字上很龐大，但中國人必須緊巴巴地過日子。
中國存在的根本問題是：工業急速發展，而農村的糧食生產每年只增加3％一3.5％左右，剛剛超過人口的增長（1.8％—2%）。因此，能剩下來供商業和工業用以提供出口賺取外彙的農產品很少。儘管從1964年到1974年糧食生產年平均增長率不到3%，現在的計劃卻要求每年增長4.5%，而且世界上沒有一個主要產糧國能保持4.5％的增長速度。新的化肥廠（正像經濟學家生動描述的那樣）“全力以赴”，這有助於提高糧食生產。增加糧食生產的另一個策略是強化對土地的使用，每年不只種兩季莊稼，而是種3季。然而，我們的經濟分析家認為，對這種種多季莊稼的做法，需要做成本分析。由於這種做法需要早熟的種子、更多的勞力、肥料和灌溉，因此它實際上可能並不經濟。
同時，鄧斷斷續續地達成了一連串用外國資金購買日本卡車、英國飛機、法國反應堆、德國化工產品、美國飯店聯號和石油技術的協定，這說明他拋棄了毛自力更生的信條。鄧還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恢復了一人治廠的“專制主義”，追求利潤，反對平均主義，並且重新發動農民。所有這些做法，都是為了通過四個現代化加強國家的實力。
由此可見，中國的城市在物質和技術方面取得了不少進展，看來十分富裕。而在中國農村，情況就不同了。儘管鄧的改革使一部分農民富了起來，但是其他農民變窮了。如果窮人的數量大大超過富人，毛主義可能會死灰復燃。中國以前曾發生過農民起義，我們必須仔細關注中國農村。
此篇評論的是《毛逝世後的中國經濟，官方文件摘要》第一卷：（政策與現狀》，1978年11月9日由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出版（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政府出版署，1978年）；遲新所著（(“四人幫”一案：鄧小平“三株毒草”的首次轉化》（香港：宇宙出版社，無出版日期）和《鄧小平：政治傳記》（香港：宇宙出版社，無出版日期）以及類似的著作，發表於1979年3月8日套紐約書評》，題為《新的兩個中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