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天，美國的戰爭宣傳與新聞檢查制度大大美化了蔣介石的自由中國。三位姓氏以B打頭的美國作家——賽珍珠、漢森·巴德溫和T·A·比森捅破了這個玫瑰色的氣球，報導了國民黨中國實際存在的懈怠、腐敗、士氣低落和分裂，這三個“B”在重慶被斥為破壞者，但他們具有求實精神，要求美國人正視中國存在的問題。同時，蔣介石要求他的官員少接觸美國人。現在又多了兩個“B”：福克斯·巴特菲爾德和理查德·伯恩斯坦，他們也要求我們面對不愉快的現實。
同40年前一樣，我們被夾在中美兩種文化之間。揭發醜聞的報導（現在被稱為調查性報導），對美國人來說是公益服務。美國人每天都需要有關醜聞的報導，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民主。但在中國報導醜聞卻被視為不友好甚至是叛逆和危害現行秩序的行為，因為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好形象來維持自己的生存的。由於中國和美國看來都變得難以駕馭，因此，不管它們的意識形態如何，中國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在美國是熱門新聞；而在中國，大談這些差距對政府來說卻是壞新聞。但是，北京強調“實事求是”。這樣，我們就面臨一個老問題：真實的情況是什麼？
巴特菲爾德和伯恩斯坦一開始就研究了中國給予外國人的特殊待遇，主張記者必須擺脫有趣的汽車遊覽和豐盛的飯菜，儘管這兩樣東西使中國的旅遊業取得了很大成績。兩位記者有一個共同的長處：他們都受過正規的漢學和歷史學教育，而且都是一流記者。他們不像普通的旅遊者那樣被兩國間的文化差異弄得暈頭轉向。相反，他們能像中國人那樣，把中國的現在與其悠久的歷史加以比較。
他們還是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首批懂中文的美國駐京記者。到1979年，在10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遭到迫害的具有現代思想的人終於可以毫無保留地披露他們受青少年紅衛兵和毛主義者無情迫害的情況了。兩位記者都報導了具體人受迫害的具體情況。儘管他們把這些人的姓名和身份都更改或掩蓋了，但他們所報導的令人髮指的罪行，是與近來許多有關報導相符的。最駭人聽聞的是從美國回到中國的愛國華僑所受的迫害，這些華僑回國是為幫助建設一個新的中國，但他們後來卻被懷疑、控告、判刑和監禁，以致最後失去工作能力。他們惟一的罪名是受“資產階級”（美國）的影響。
福克斯·巴特菲爾德在書中向人們提供了有關中國現政權和社會的大量材料，這些材料來之不易。巴特菲爾德1958年開始研究中國問題，後來又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並到台灣學習了一段時間。 1969年在台灣時，他成為《紐約時報》的特約記者。 10年後，他又成了該報有關中國問題報導的最佳記者。 1979年，《紐約時報》在北京建立分社。巴特菲爾德十分自信，極有個性魅力。這使他在常駐北京的20個月裡，得以收集極為詳細的資料和人證。 《苦海餘生》這本書的書名，源自佛教的一句格言，意為在苦難中生存。書中的各個章節描述了中國複雜的等級制度和特權，通過個人關係飛黃騰達或獨自生存，社會及環境對戀愛婚姻的限制，無家可歸的年輕人、缺乏刺激力和低效率的工業、新聞控制等多方面的情況，這是目前有關中國最全面的報導。理查德·伯恩斯坦從1966年到1973年對中國問題進行過七年的基本研究，隨後成為《紐約時報》駐香港和大陸的記者。他的著作比巴特菲爾德的篇幅要小，但書中的各篇文章都經過認真推敲，因此極有見解和說服力。他對中國生活情況的探討，特別是對四川和北京生活情況的探討，與對人和對事件的描寫交織在一起，而且，他還把這些人和事放到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去研究。在他看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單調、乏味、備受限制。伯恩斯坦說，每次他去登長城，都聯想起修建長城時所投人的大量人力。秦始皇在22的年前修築長城，把大量人力投人國防，就像我們美國人今天把大量財力用於國防一樣。於是，毛主席（他欽佩秦始皇）在1958年也調動中國的人力，力圖解決中國的工業化問題，結果卻有得有失。
兩本書都反映了中國人民當前對毛最後10年中的災難所持的強烈反對態度。這位偉大的舵手使中國之船倒退，並駛上了暗礁。毛在70多歲時產生一種懷舊之情，渴望回到在延安時過的那種簡樸生活。他確實憎恨官僚和知識分子。 60年代的中國如同今天的美國一樣，極為需要一個更富建設性、更完善的政府，而不是相反。但毛卻發明了一種“擺脫政府”的做法，這就是“炮打司令部”和“揪出走資派”。狂熱的紅衛兵自以為在道義上處於正確地位，他們製造了一場大動盪。在這場動盪中，一些政府部門的工作幾乎都停頓下來。沒有人稱這一大動盪為毛主義，但偉大舵手的游擊戰思想在某些方面與里根主義相似。例如，他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使他藐視相對優勢這一經濟規律。他不讓有的省產棉、有的省產糧供應全國，而是讓各省都各自成為游擊戰基地，實現糧食自給。結果，棉花和大米的產量下降。他還取消了中央統計局，把它原來擔負的工作分還給各省，結果造成統計上的混亂。當然，毛的這些倒退行為，並不像裡根先生的倒退行為那麼令人喜歡。毛也決不會放棄權力。
這些記者從中國向我們傳來的對毛的失望情緒，看來反映出某種更為深刻的東西。毛的革命在60年代後期走人歧途，造成極大的破壞。在這種瘋狂的破壞背後隱藏著一個中國人必鬚麵臨的更為深刻的問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是獨裁的國家控制了社會。本世紀前，中國歷屆政府主要靠思想灌輸、監視和恫嚇手段維護自己的統治。但那時，這些手段基本上只在最高一級政府機構得到實施，而農村的廣大農民群眾都處在龐大家族的領導之下。這些家族是地方上的特權階層。在北京統治王朝實行的集權專制統治和由儒家家庭體制聯繫在一起的農村各家族之間，存在一種大致的平衡。官員可以辭官歸隱。
中央和地方的這種平衡，現在已被打破。黨的專政取代了家族王朝的統治，並對農村和城市的每家每戶都進行思想灌輸、監視和恫嚇。黨的專政能在一定程度上通過電信，迅速從上到下動員農民群眾參加革命，並在運動中操縱他們。但是，農民卻很難找到一種自下而上反映自己意見的途徑。毛的群眾路線，即黨必須聽取群眾意見的路線，仍然建立在家長式獨裁統治的基礎上。官員們無所不知。例如，逮捕你是因為他們已經知道你有罪。有一次，才華橫溢的加拿大記者約翰·伯恩斯坦被保安人員逮捕（這些人坐的車一直跟著他的車）。北京總部的警察問他：“為什麼你會到這裡來？好好想想，然後告訴我們。”在被單獨拘禁數小時後，他便明白了。 “我在開車時只顧看地圖，沒有看路，違反了交通規則。”然後，他們對伯恩斯坦說：“對，現在你可以走了。”
巴特菲爾德描述中國普遍存在的三級控制系統——工作單位、街道委員會和學習小組。工作單位就像過去的家族一樣對個人實行全面控制，因為它發放糧食和棉布定量、分房子、安排婚姻和上學、提供公費醫療和娛樂活動。它還控制通信和旅遊。街道委員會監視人們所有的行為和與外部的接觸，隨意搜查居民住宅，監視夫妻之間的關係，包括勸架和製止未經許可的懷孕。你若想有隱私，最好擠到人群中。同時，每個人一輩子的工作都是國家分配的；調動工作極為困難；夫妻倆也許分配到兩個不同的城市。所有的妻子都既要工作，又要管家。你一次只能對一個人說心裡話，不能有第三者在場，因為有兩個證人作證，便能定你犯了叛國罪。這種集體主義制度是史無前例的，中國人從未經歷過。舊政府的專制主義更為嚴重地滲入了中國的政治，而且，另一個巨大的新現實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滲人：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造成日常生活中令人震驚的擁塞現象。由於使用電水泵和良種，進行植樹和土地合併以及讓村民學文化和向他們提供醫療服務等，中國在物質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在50年代，這些成就看來有極為美好的前景；但人口的巨大增長把這些物質成就完全抵銷了。革命在過去取得了不少經濟成就；但人口的大量增加現在卻使全體中國人不得不你爭我奪，以確保自己的利益。人們都變得自私起來。住房不足使他們的居住條件變得空前擁擠，一人一間房是不可能的。結婚可能會因為另一對夫婦缺房而被推遲。現代革命在性慾的自我表現方面，被可悲地禁止了。每天排隊買東西要耗去數小時時間。每個工作崗位上的人都太多，結果導致人浮於事。人的污染降低了勞動生產率，使國家陷人貧窮。
人口過多也加劇著官僚主義和任人唯親等弊端。文化大革命使共產黨的隊伍充滿了文化水平很低的成員；這些人是機會主義者和野心家，而非鬥士；現在他們擠滿政府各部門，成了無能的趨炎附勢者。毛的改革運動導致了他所擔心的東西——一個由憤世疾俗的官僚組成的政權，而這些官僚最擔心失去自己的特權。中國人比任何時候都更得依靠個人關係、走後門來飛黃騰達。為一己私利而溜鬚拍馬的做法總是同腐敗緊密相聯的，因為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標準並不是金錢，而是在住房、交通、保姆、特供商店和特殊學校等方面所享有的特權。
何種前景才能抵銷這一失望情緒呢？我們知道，一般來說，中國農民的生活是自給自足的。農村現在的狀況也許比過去好些，可對下放到農村的城市知識分子來說，仍然極為嚴酷。我們也知道，早期工業化造成的污染、城市膨脹和勞力開發，對許多國家的人民來說都是可怕的。毛的革命成功地使廣大人民群眾能夠學習文化和使用通信設備，因而激起人們的希望和期待。但這些希望和期待是難以實現的。此外，每場革命都會耗儘自己的能量。毛掌權達37年之久。巴特菲爾德、伯恩斯坦的朋友和向他們提供情況的人主要是城市知識分子，這些人最憂國憂民。為防止誤解，對10億人作概括性論述需要許多說明，但是，這兩本書所描述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失望情緒、所受的壓力和不快，都是兩位作者親眼所見或親身感受到的事實，它們反映了一種普遍存在的情緒，而這種情緒並不是在人們了解了它的根源以後就能消除的。
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對我們有直接和現實的影響，它能影響美國的政策和我們的關係。對那些支持人權並把它當成一種世俗信仰的美國人來說，中國一直是個大問題。從1840年到1943年整整100年中，根據英國炮製的不平等條約，我們在中國享受到種種特權，這些條約還使在華的美國人享受美國法律的保護，這種治外法權現在已被中國人視為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現在看來，它等於是美國人要求在中國享有我們在國內享有的民權——享受個人自由、佔有財產和甚至通過傳教士表達自我的合法權利。這種民權就是自由主義的信念。當前中國的國家和社會對個人進行控制的情況，清楚地說明中國缺乏法制一自由傳統。那些受到毛的革命迫害的中國人，只能受到據說是由黨組織代表的群眾在道義上的判決，而不能要求更高級的裁決。這樣，中國整個知識階層都成了毛及其追隨者所痛恨的壓迫者。我想，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過去的科舉制度，把知識界與統治者聯繫在了一起。
我們的結論是，我們面臨著美國和中國兩種不同社會秩序之間的鬥爭，但在得出這一結論之前，我們應該記住（就像我們的傳教士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的100年中所看到的那樣），中美兩個社會各有長短，任何一方都不單獨享有廉潔、理智和高效率。中國當前的領導人鄧小平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主要受害者，而今他是一個主要的倖存者。我們希望鄧先生及其同事採取建設性措施，並像古代儒家及改革家常做的那樣，實行改革計劃。
同時，我們自己也存在領導人的問題。如果我們降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尊重，那就意味著原諒了裡根先生在競選時有關改善對台關係的講話，這樣，就會製造出不必要的麻煩。當前的鄧小平政權非常需要智力技能，而同美國進行交流能獲得這種技能。巴特菲爾德和伯恩斯坦碰到過許多想要逃往國外，以擺脫國內枯燥、千篇一律的生活的中國人。但是，通過電視和口頭宣傳的美國生活方式，既可能引起對中國現實的不滿，也可能引起對美國強烈和不利的反應。我們也許會由於我們常犯的疏忽毛病而再次成為中華民族的敵人。毛髮動原本死氣沉沉的農民群眾參加政治活動的做法，觸發了反對知識分子、反對外國人的狂熱，而這種狂熱現在仍然存在。北京在向前邁進時，不得不考慮到那些從小就知道美國是頭號帝國主義敵人的群眾和黨內知識分子。也許，對中國的愛國者來說，現在最讓人感到惱怒的是：在毛的領導下，中國人真正站了起來，他們能自由自在地干革命，但隨後又給自己帶來了災難。這確實使人丟臉，把這些完全歸咎於“四人幫”無疑是自欺欺人。中國人是按毛的指示辦的，是毛把一切都搞糟了。人們總有一天會發現，像所有的偉人一樣，毛在領導群眾前進時總是走在前面。現在，中國必鬚麵臨一個自相矛盾的現實：中國曾經是一個強國，現在卻很窮。為什麼會這樣？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至少能得出一個結論。對裡根先生來說，如果同台灣關係“升級”，取消尼克松和卡特促成的正常化（由於這種正常化，美國同北京建立官方關係，而同台灣只保持非官方關係），這只會有利於鄧小平的潛在對手。台灣的境況很好，並未因卡特與北京實行關係正常化而遭受損失。台灣當局當然歡迎裡根先生這種過時的情感，全然不顧內戰已在1949年結束這一事實，仍然稱自己為“享有主權的中華民國”。台灣還開展了廣泛的公共關係活動，重點是向美國各州和各城市的領導人做工作，通過派遣代表團、免費招待客人、召開會議和派官員訪問等方法，加強友好關係。台灣每年向美國派1.7萬多名留學生，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留學生人數的一倍。我們力圖同所有的中國人友好，並且有時天真地為能同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保持密切關係感到高興。但台灣與里根共和黨人更為密切的關係，導致北京發起了反攻。北京感到有必要對我們武裝台灣提出異議，這不足為奇。
如果我們不制止這種傾向，那麼雙方相互間就可能意外地產生嚴重的失望情緒。倘若中國的生活已變得像巴特菲爾德和伯恩斯坦所說的那麼可怕，那我們就應該謹慎行事。中國的群眾不一定富有理性，他們可能是沉睡的猛獸。不過，他們也可能對我們持有同樣的看法。我們如何才能防止這一不祥的前景？
中美兩國通過友好接觸解決問題的做法，最初是由一個常駐北京的記者家庭提議的。在《10億：中國紀事》一書中，傑伊和琳達·馬修斯對中國抱有既同情又批評的態度。這種不偏不倚的態度，無疑反映出這兩位作者一起在中國生活的經歷。琳達·馬修斯曾任第一位女主編，後來又獲得法學學位。最後，她成了《洛杉磯時報》北京分社社長。傑伊·馬修斯也曾是《哈佛深紅色》的記者，但後來轉而研究中國問題，獲碩士學位，後來又到《華盛頓郵報》工作，最後成為該報駐北京分社社長。他們倆結了婚，有兩個孩子。因此，他們之間既有合作，又有競爭。他們作為一個家庭在中國生活，便具備了探索周圍社會每一個角落的優越條件。
他們所抱的友善和不偏不倚的態度，首先表現在書的結構上。此書真正是新聞工作者為掌握眾所周知的“中國文化”這個難以捉摸而又無處不在的實體所作的努力（據我所知，這是在這方面所作的效果最佳的努力）。這一實體也正是使中國人運轉起來的東西。這本書的第一部分強調了構成中國人行為基礎的集體感和辦任何事都需要的關係。 “做中國人……等於是相互承擔義務——數十億個小關係構成了一個大整體。”接著，作者描寫中國普遍存在的歷史觀念，這與美國人著眼於今天的觀念大相徑庭。最後，他們還解釋了中國人是如何通過人與人的關係，特別是通過工作單位確定各自地位的。這種確定個人地位的方法，是孔子五常的結晶。五常是孔子用以把個人及其家庭連結在一起的一種手段。
此書的三個部分首先描寫作者所說的“10億”，即中國人民擁塞不堪的生活；接著是組織中國人民生活的“制度”；最後是“出路”，也就是使中國人在其製度下得以生存的消遣活動。這一結構使馬修斯夫婦得以討論許多城里人的日常生活；但他們只同少數幾個十分富裕的鄉下人談過話。他們記錄下許多談話和許多人的經歷。在題為《工作》的一章裡，他們描寫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人們進行鼓勵和刺激方面繼續存在的困難；《語言》一章談到為改革寫作，並使之更有效。在描寫性關係的一章裡，作者描寫了中國人缺乏隱私和性知識的情況。典型的例子是，女孩子們害怕接吻會導致懷孕。他們寫道，革命“只革到臥室門口”。在這方面，中國要走的路還很長。同時，婚姻本身仍然是相當牢固的，是經過周密計劃並實際上持久不變的。另一方面，中國人生孩子的特長面臨一條新法律：北京的宣傳欄說“一個就夠了”。對中國人來說，這傷害了他們作為世界上惟一的10億人口大國的自豪感。
書中有關“制度”的章節，描寫中國人是如何通過送禮、走後門等方法，戰勝這一制度的。新聞是政府壟斷的，但臾泊萬份限制發行的（（參考消息》刊登的是外國通訊社的消息。這些消息能把“信息反饋給中國人民”。考試制度徹底恢復，500萬年輕人可以參加考試，每20個報名者中有一人能考上大學。200萬大學生（這個數字尚未達到）只佔人口的0.2％。和過去一樣，受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是極少數，是社會的精華。高居顯位的人能享受許多特權。
馬修斯夫婦還描寫了當局對不同意見是何等敏感。 ，他們相信政府需要知識分子的支持，在限制知識分子自由權方面一定會謹慎行事。不過，“法律”仍像過去一樣嚴厲，罪大惡極者仍然要判死刑。 “（西藏東北面的）整個（青海）省可以說是一個監獄殖民地。”就像在蘇聯一樣，勞改營為政府可靠地提供了“廉價勞動力，這些勞動力還可由政府在國內隨意調動”。新的法律制度還遠遠沒有克服不公正行為。
最後一部分————描述了一種複雜的狀況：擁擠、官僚主義化和警察專政等現象，不但被中國的烹調、戲劇和書畫篆刻藝術、電影、音樂及文學所緩和，而且還被鬥蟋蟀、賭博、打賭、體育等“娛樂”所減輕。兩位作者還詳細描述了相聲中的笑話（相聲是巾國的又一特產）。馬修斯夫婦還報導了“人們對物質利益和民主的強烈嚮往，同當權者（他們可以藉鑑歷史統治者數百年的掌權經驗）頑固壓制不同意見，兩者之間無時不在的鬥爭”。他們認為中國人已到了“政治動亂……崩潰……絕望的邊緣，他們的自尊心和信心……到了臨界點”。然而，他們知道如何在現行製度下生存。中國人“痛恨一些人是自覺的，而大部分人幾乎是不自覺的）政府體制的壓制和乾擾，但是寧願施技巧戰勝政府，而不直接去挑戰”。
總之，中國人生活在復闢了的官僚主義國家的統治下，這一國家統治是由全體國民的集體精神認可並通過現代技術實施的。正是在這一困境中，中國人實踐著我們可稱之為隱秘的、小規模個人主義的東西，這種個人主義的自由只涉及與集體無關的小事。西方人信仰的是受法律保護的公開個人主義，這種公開的個人主義在目前表現為我們對人權的關注。對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來說，這種對公開個人主義的信仰比基督教可能更有吸引力。但是，甚至連他們這些人在目前也不得不把國家的整體利益置於個人權利之上。由於我們美國人正設法擺脫電腦的控制，因此我們感到在某些方面與中國人有共同之處。
此篇評論的是福克斯·巴特菲爾德所著《苦海餘生》（紐約，時報出版社，1982年）和理查德·伯恩斯坦所著《來自地球中心的報導：對中國現實的探索》（波士頓，小布朗出版社，1982年），發表於1982年5月27日的《紐約書評）；傑伊·馬修斯、琳達·馬修斯所著《10億：中國紀卒）（紐約，蘭登書屋，1983年），發表於1984年1月19日的《紐約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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