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陰影》一書是一篇精彩的檄文。本書在1974年出版後，結束了法國對毛的煩揚熱。作者西蒙·雷斯的真名為皮埃爾·里克曼斯，是一位比利時藝術歷史學家，曾發表過數部有關中國的著作，其中包括《蘇仁山：19世紀中國的叛逆畫家與狂人》，一本詞集和由中文經典著作譯成法文的《孫子兵法》，他還為法文版《孫子兵法》加了批註。雷斯1955年首次訪華，並與一位中國婦女結婚（他寫的書是獻給她的），對中國人的生活十分了解。雷斯後來又在香港住了五年，他在1971年出版的《毛主席的新衣》一書，無情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遺產的粗暴攻擊。這是一位漢學家對“文革”所作的最無情的揭露。
1972年，雷斯在中國逗留了六個月，他住在北京飯店，到各省訪問過七次。他參觀了許多城市和北京附近的一些旅遊點、古都洛陽和西安、河南林縣的灌溉工程、山西的大寨大隊、湖南毛的誕生地以及上海附近的蘇州和杭州。 《中國的陰影》一書的主要部分寫於1972年和1973年。 1973年，雷斯再次到中國，但逗留的時間很短。 1976年以來，他又對此書增加了一些註解。因此，雷斯在中國看到的東西，可與大多數觀察家所看到的東西相媲美，但他在知識面和表現力方面卻遠遠超過他們。
長期以來，對毛的解剖都極力貶低毛的經濟政策；蘇聯人仍對毛的政治政策感到憤慨，他們不贊成十幾歲的紅衛兵抨擊黨內官僚主義者。但是，在毛為作革命煎蛋捲所打破的所有雞蛋裡，西方公眾最關注的是中國文化和知識分子的命運。 《中國的陰影》譴責毛的文化大革命攻擊文化和知識分子。因此，此書揭示出西方自由主義者同毛主義官僚主義者之間的差距。鑑於這兩種人都不會從地球上消失，他們之間的區別值得我們注意。首先，對學者的作用，他們的意見截然相反。在1905年前的1300年中，中國的學者在錯綜複雜的科舉制度中相互競爭，實行自我教育，成為政府的馴服工具。中國直到本世紀才出現由批評家、改革家和革命者組成的現代知識界。作為一位農民組織者，毛從不欽佩也不信任這些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和獨立精神。在他看來，他們仍然表現出古代學者——官僚統治階級所特有的傲慢。毛同鄉下的農民非常談得來，這使他既反對知識分子，又反對美的東西。與許多神經過敏、權迷心竅的帝王一樣，毛把作家和藝術家貶得一錢不值。他的夫人江青在被監禁之前也曾這樣做。
西蒙·雷斯也和大多數研究中國的外國人一樣，先是被中國文化的魅力迷住，隨後又為中國文化的美所傾倒，最後變得越來越欣賞中國文化，而且感到自己也變得充實起來。這樣的經歷必定使這些外國人產生一種從屬感。儘管他們與中國的接觸膚淺、有限，但這種接觸在每個人的生活中卻顯得很重要。他們同情中國同行，憎恨中國官僚機構對藝術和文化的摧殘，有時還對中國提出西方式的批評，認為中國政治本身就是對政府的背叛和蔑視。
雷斯的《中國的陰影》一開始便抨擊中國的旅遊業，包括把旅遊只限制在十幾個城市，讓旅遊者住高級賓館、坐小轎車以及“在人民之間發展友誼”而不許個人之間友好等做法。 “外國人只能見到8億人中的的人左右……，而這些人的工作就是接待外國人。”他認為，外國人享有的特權使他們與中國人隔絕，並把這些特權稱做“帝國主義一殖民主義舊時代的可恥遺產”。他嘲笑那些“馴服的訪問者”，因為他們從不和中國人一起乘坐公共汽車，也從不在街頭小攤吃麵條。他們“隨遇而安，住在陰暗的宮殿中，把自己與世隔絕，對中國人的音容笑貌不聞不問”。由於這些“旅遊者對中國一無所知，因此他們對任何事情都不感到驚奇”，甚至對多年的第二把手（劉少奇）突然成了叛徒，毛長期的機要秘書（陳伯達）原來是個騙子以及毛的第二位指定接班人和“親密戰友”（林彪）出乎意料地試圖謀殺毛等問題都不感到吃驚。雷斯也描寫了那些受到冷遇的外國人，包括被當成間諜而受到騷擾的記者和集中居住在北京的外交官。 “旅遊者……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是被關在籠子裡搬來搬去；而那些必須呆在北京的居民，卻有充裕的時間去數籠子上所有的鐵條。”
此書的其他章節討論了這些有組織旅遊的膚淺，抨擊假冒的英雄和按照黨的路線進行思考的做法，隨後又討論了階級鬥爭、官僚機構和大學的情況。雷斯在文化大革命後周遊中國，對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創傷極為敏感。他在書中常常援引20年代和30年代中國偉大雜文作家魯迅以及喬治·奧維爾的話。他在人民共和國看到了極權主義行為——“毛主義的毒瘤……在侵蝕著中國的面容……這是一項使地球上最聰明的人民淪為白痴的龐大工程……，在20年的時間裡，他們接受傳統的訓練，學會了尋釁鬧事，並把暴力行為和仇恨別人合法化。他們每天都親眼目睹少年們在'階級鬥爭'的藉口下，對長輩進行搶劫、報復、打罵和侮辱；他們必須出席公開批判鄰居、朋友、同事和父母的大會，甚至還要積極發言。……這場反對智力的鬥爭，幾乎導致了中國持批評態度的知識分子的滅絕”。
由於北京失去了城牆、城門和主要街道上的牌坊，在雷斯的眼中，它成了“一個被扼殺的城市，一個外形被毀損的幽靈。但它一度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與此同時，中國把“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的'文物'送到國外展覽，以此向外部世界掩飾對古剎及其他紀念物的大破壞。實際上，除重要城市中還保留了一兩座這類建築供人參觀外，其他的類似建築都被破壞殆盡”。毛是農民，不喜歡知識分子，這使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關閉了大約五年的時間（這在現代世界無疑是創紀錄的）。教授們受到騷擾、中傷，罰做體力勞動。但取代這些教授的無產階級分子卻沒有什麼可教給學生的。這樣，在接受了體力勞動再教育後，9/10的教職員回到自己的崗位，但他們在學生中已經沒什麼威信了。同時，除了毛的著作，書刊雜誌都停止出版。 “所有文化大革命前的電影、戲劇、歌劇等都禁演了……。許多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都自殺了。”在發生了這些過火行動後，恢復工作極為緩慢，“中國人民仍然渴望文化生活”。這樣，《中國的陰影》便解釋了1976年10月毛的追隨者“四人幫”倒台後人民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悅之情。
在解釋這種反知識的做法時，雷斯所用的是奧維爾和魯迅用過的悲劇詞句。他認為，清朝繼承了明朝專制統治的“單一正統思想”。一些歷史學家走得更遠，認為從蒙古人征服中國後，中國早先自由的文化發展便“脫軌了”。無論如何，文化大革命比毛重要，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應歸咎於數百年積澱起來的農民對統治階級的憎恨。農民一旦在這個封閉的社會掌了權，就只能推行他們先前的階級敵人推行過的官僚主義，因而成為一個新的統治階級。確實，毛的文化大革命專門針對的是舊統治階級的舊思想、舊習慣和舊風俗。毛用政治控製文學藝術的信條，直接來自18世紀的乾隆皇帝，這位皇帝使許多指責朝廷的文人學士遭到滿門誅殺。這表明，如果中國想消除官僚主義（以及在士氣低落時就會出現的腐敗現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繼續同外部世界保持接觸（這種接觸過去曾對瓦解舊統治階級起過作用），造就一個由獨立的企業家、實業家、記者、作家、藝術家、科學家和大學教授組成的知識界。當然，現在這種接觸已在大規模進行之中。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的陰影》幾乎隻字未提人民共和國所取得的物質成就，這有損於雷斯的立論。實際上，人民共和國重建了中國，包括植樹造林，修築水壩、水渠、機井和良田，種莊稼和辦工廠。它還通過讓社會成員學文化、組織起來學習技術、講衛生、介人政治、愛國、努力工作、合作和自尊等方法，重組了社會。周恩來如果還活著，他可能會對外國人解釋說，革命是曲折的。他決不會持悲觀態度，我們也不應該悲觀。中國不是俄國，相反，它深深植根於中國的所謂法家思想傳統，而毛正是利用了這一傳統。也許，雷斯今天能看到，自我修養的儒家傳統仍然能為中國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此篇評論的是西蒙·雷斯所著《中國的陰影》（紐約，維京出版社，1977年），發表於1977年8月28日的《紐約時報書評》，題為《毛向文化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