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子》一書實際上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寫“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長大成人的親身經歷；第二部分講了一個扣人心弦、結局圓滿的愛情故事；第三部分是對中國人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與過去訣別的辛辣分析。所有這三部分都值得一讀。
梁恆1954年出生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成功統一中國，制止了通貨膨脹，並且開始搞蘇聯式的工業化和重新組織農民。原來的私有土地都合併成高效率的大片農田，歸村里的生產小隊使用。為改造土地和人民，共產黨發明了群眾運動，動員6億中國人抗澇抗旱，反對地主、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以及所有可能會阻礙中國進步的邪惡舊勢力。這些群眾運動可謂碩果累累。在朝鮮，中國的參戰迫使美國人停戰。毛及其同事的共同努力，改變了世界局勢。
梁恆最先學會說的是爸爸、媽媽、奶奶和毛主席。 3歲時，他被送人討厭的日托幼兒園。有一次，他爬出幼兒園的小床，跑回家去找奶奶。結果，他受到處罰，因為他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他父親是長沙（湖南日報》記者，母親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員，兩人都是虔誠的積極分子，並且夢想“有朝一日會被共產黨認為足夠純潔、忠誠，可以吸收他們人黨”。但他們一直沒有如願以償。
在“雙百”運動中，黨鼓勵他的母親發表批評意見。她最後遵命給上司提了一點溫和的批評意見。但1957年突然開始了反右運動，她所在的公安局也必須揪出一定數量的右派分子。結果，她被打成右派，受到批判，遭到貶默，被判有罪，開除公職，停發工資，然後又被送到農村勞動改造。 “當時沒有上訴法庭，我那忠厚老實的母親就這樣去農村當了農民。”
這一可怕的事件，使梁恆陷人了意識形態上的政治鬥爭，並受到壓制和不公正的待遇。他的父母是經朋友介紹結婚的，都一心撲在革命上，很少有時間呆在一起。 “父親全身心地相信黨，相信黨永遠不會犯錯誤。”為使孩子不背負右派的污名，他痛斥妻子，和她離了婚。樑的母親感到極為羞愧，她的哥哥對此提出不同意見，結果也被打成右派。梁恆恨母親，因為她毀了他們一家。在小學裡，他也受到騷擾和排斥。
樑的成長分為紅衛兵、農民和工廠工人三個階段。 1966年他12歲時，毛主席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同年7月，毛暢遊長江；8月，寫下《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梁恆參加了批判老師的運動。但是後來，他的父親因有一個兄弟在台灣，也被打成右派，並受到批判。一個工作組要梁恆譴責父親；父親也勸他這樣做。在批斗大會上，這些“惡棍”都被揪出來示眾，並遭到毒打。這些反對宮僚和知識分子的恐怖行為，是在人們的巨大熱情、對道德勝利的狂喜和對毛崇拜的氣氛下進行的。小梁恆戴上紅衛兵袖章，和夥伴們一起長征240英里，到了井岡山，那是毛在1928年開始造反的地方。這些成群結隊進行長征的年輕人，都狂熱地獻身於偉大的革命事業。儘管嚴重腹瀉使他們筋疲力盡，他們還是冒著雨雪，攀上井岡山的頂峰。數以千計的人匯集到這一聖地，但最後不得不撤離，以免一死。就在樑和他的伙伴坐上軍用卡車撤走後，許多留在山上的人死於腦膜炎。
1966年到1967年間，梁恆到了北京和廣州。他同數以10萬計的年輕人一起，免費乘坐火車到祖國各地考察。在北京，他這個13歲的紅衛兵，負責看守著名鋼琴家劉詩昆。這位鋼琴家曾在莫斯科獲過獎，真是大逆不道，因此要受到批判。
“我感到很自豪……。我雙手叉腰站著，嚴厲看管著他，……劉詩昆抬起頭來……，我馬上喝斥道：'不許動！'他就回到了原來的位置。
“過一會兒，他舔了舔嘴唇，輕輕地說：'請給我一點水，我口渴。'
“我茫然不知所措。革命者不該拿水給敵人喝，可就在幾碼遠的地方便放著水壺，裡面有水。如果被人發覺了怎麼辦？……我匆匆從水壺裡倒了一杯水……。在他喝水的時候，我厲聲對他說：'不許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否則下次我就什麼都不給你了'。”
1967年5月1日，梁恆和夥伴們一起去頤和園，可那時毛主席已經離開了。 “留在那裡的只有那些有幸靠近毛主席，同毛握過手的人……。這些被毛主席握過手的人當時成了人們的興奮點，所有人都伸出雙臂向他們湧去，希望毛主席神聖的一觸能轉移到自己身上……希望能同和我們的大救星握過手的人握手……最後，有些人所握的手已不是原來毛主席握過的手，而是順次往下轉移已達100次的一握。”
在長沙，紅衛兵各派於1967年年中開始使用武器打派仗，導致街頭內戰。由於他們並不知道如何使用這些武器，甚至打死了同派的人，同年9月，毛主席不得不動用軍隊制止派仗，沒收紅衛兵的槍支。到1968年初，梁恆的兩個姐姐都已報名下鄉幫助農民。同時，他父親被送到軍營參加一個軍管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梁那時只有14歲，卻必須一人靠父親的一小部分工資獨立生活。他與其他男孩子一起結成團伙。他們學會了打架、喝酒、偷竊，並與流氓阿飛為伍，勉強糊口度日。梁還學會了從不對思想問題表態。現在，他也知道該如何獨立生活和照料自己。
1969年他15歲時，父親平反“解放”，並到農村當了農民。父子倆放棄城市戶口，經過兩天的行程，一起來到一個偏僻鄉村的生產隊。梁在那裡學種地。鄉村的貧窮使他驚愕。他落戶在一家姓郭的農民家，那家農民夫婦只有一條好褲子，誰上街誰穿；他們經常吃的是政府發給他們當豬飼料的穀糠。 “每次老郭送豬到集上去賣以前，都讓豬撐飽潛水，然後用布把豬的肛門堵上，以免失去寶貴的重量。”在這個落後的村莊里，“只有不到1/3的人到過（4英里外的）縣城。”
最後，由於梁是乾部子弟，他上了中學，那時他已小學畢業3年。由於父親的身份，他的糧食定量比別人高些，但仍然是右派的兒子，因此受到農民出身學生的監視和騷擾。他們沒有課本，也沒有多少東西可學。他夥同別的孩子夜裡到地裡偷紅薯，然後就躺在泥地裡吃生紅薯。儘管如此，他在學校的貯藏室裡找到許多書。這樣，他就可以把它們偷回去看了。有一次，他受到嚴厲審問，事關他在北京的一個朋友。他後來才知道，他的這個朋友是“五一六”極左組織的成員。此時，他對革命的反复無常已經感到絕望。由於未能考人高中，他想到自殺。但父親在生活上不能自理，梁恆一直在村子裡照顧他，直到1971年初父親被批准回城。父親回城後，便整天忙於替政府官員起草講話稿。
這樣，梁在17歲時有機會上了高中。他的個子很高（5英尺11英寸），因此成為籃球隊的明星，一年後，當上了籃球隊隊長。他每天早晨4點起床鍛煉，食量極大，個子長到6英尺1英寸。他後來被送到體育訓練學校，1972年秋天參加省運動會的籃球比賽。一位教練選他參加一個工廠的籃球隊，但因他不是工人而被取消資格。樑的父親起初反對兒子進工廠，他覺得梁應該上大學。但他最後又同意梁恆去當工人，因為當工人在當時看來是飛黃騰達的惟一途徑。這樣，梁恆就成了油頁岩工廠的工人，並在湖南省到處參加籃球比賽。後來，有人推薦他去當一名職業運動員，但未能通過政治考核，因為他有一個伯父在台灣，而他的父母又都是右派。
他發現工廠裡的工人都不干活，每天的時光都被開會、政治學習耗費了。由於缺少原料，工廠的生產一再延誤。梁恆決心實行一項秘密讀書計劃。此時他49歲的父親因患中風，不得不退休。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時，梁恆已經當了兩年農民、四年工人。他給該疏通的人都送了禮，得到工廠的推薦去上大學。 1977年，中國恢復大學人學考試，梁恆突擊準備了兩個月，順利通過考試（他那個工廠只有他一人通過），進了湖南師範學院，學制四年，畢業後當教師。此事是在1978年2月，他23歲。當接到錄取通知時，他第一次坐上了汽車。除了沒當過兵，他經歷了他那一代人所能經歷的一切。儘管家裡的人分散在各處，他一直同他們保持著聯繫。兩個姐姐在農村結了婚。儘管缺少家庭生活，他終於活了下來，而沒有靠共產黨收養。他只知道努力工作，給上司送禮，以便走後門。他從不向別人談自己的思想，但還是保住了自己的知識分子形象。
《革命之子》一書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對愛情故事的描寫。這部分一開始便描述梁恆與年輕姑娘們之間的悲歡離合。其中一位姑娘是廣州人，他一直與她通信，還到廣州去看過她。但是她父親猜出梁恆的右派家庭出身，義正辭嚴地警告梁不要再同他女兒往來，這位姑娘被嚇倒了。另一位姑娘是梁在火車上碰到的。梁對姑娘家庭內部的問題感到同情；於是，他又去了一趟廣州，假冒高級幹部對姑娘繼父的兒子進行恐嚇，因為後者強迫姑娘代替他的親兄弟去農村插隊。最後，在去上海的火車上，他又遇到一位女列車員。這位女列車員當時正設法幫助另一位受冤屈的婦女。梁恆欣賞這種有俠義之氣的人，並很快和這位姑娘發生了性關係。這位姑娘不15是湖南省公安廳前廳長的女兒。當姑娘把梁恆帶到她豪華漂亮的家中，把他介紹給家人時，她的父親極為熱情。但後來，這位父親卻嚴厲斥責女兒竟想同一個門第比她低的人結婚。他接著又對女兒大打出手，極力阻止這件婚事。他們之間的戀愛就這樣夭折了。
湖南師範學院偶爾也舉辦舞會，但有人懷疑這樣做在政治上是否合適。男生們都互為舞伴，因為這樣保險些。突然，1979年春，“我聽說外語系的美國教師準備表演舞蹈……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高鼻子、大眼睛的外國人……她看上去跳得如此放鬆、如此熟練，與中國婦女的舞姿有天壤之別，因為後者總是把身子繃得緊緊的……觀看這種自由灑脫的西方舞蹈，真令人大飽眼福！”同年秋天，他寫了一篇英文論文，有人建議他去找這位美國教師幫助修改。 “我請我最要好的朋友和我一起到她家去，他聽後大吃一驚，因為我們如果去找一個外國人，會有人產生種種懷疑，但我告訴他，如果他不去，那我就一個人去。他聽後堅持和我一塊去，說這是為了我好。如果我以後遭到盤問，他可以證明我的清白。”
他們一起到了美國教師的家。這位教師借給他一些書，還同意以後有空時和他一起討論文學。他後來獨自去拜訪她時，發現她能大談文學、教育、美學及其他問題。 “一個只有25歲的女子居然如此博學，使我感到驚訝……她從來不打聽我的政治背景，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之間的友情與日俱增……我開始懂得，她也極為孤獨。儘管學校教師和學生對她都很熱情，……但沒有人敢真正和她交朋友……我本能地感到，如果我能讓她了解我，我就能贏得她。於是，我毫無保留地把我過去的一切都詳細告訴了她。她聽後極為感動，花了一夜又一夜，把我所說的全都記了下來……我感到她對我的感情越來越深，對我也越來越尊重。同時，我心靈上的創傷也漸漸癒合。”
朱迪思·夏皮羅1953年生於紐約，她在布萊爾利學校念過書，1975年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她在普林斯頓學的是人類學，也學了點中文，後來又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研究所繼續學中文。 1977年，她又在伊利諾斯大學取得比較文學碩士學位，隨後便首次到了中國。 1979年，她在伯克利取得亞洲問題研究碩士學位後，來到長沙任教。在學了八年中文之後，她對有機會接觸中國、了解中國的革命而興奮不已。在與梁恆的第一次長談後，她告訴梁，她在一夜之間從他這裡了解到的有關中國的情況，比她以前在中國六個月了解的還要多。他們很快感到，兩人在一起很投緣。
由於怕別人發現，他們向學院負責人提出要求結婚。儘管當時並不禁止中國人和外國人通婚，學院當局還是勸他們不要這樣做。他們嚴肅地對梁恆說：“你要記住你是中國人。”“你要熱愛祖國，要內外有別。”他們說要徵求他父母的意見，這突然導致了一場危機：梁恆趕緊和朱迪思一起去見他母親和父親，生怕學院當局動員他父母反對這樁婚事。學院當局對此事一直拖而不決，院長的態度是：學生是不許結婚的，如果梁恆要結婚，就必須退學。
最後，朱迪思直接向中國最高領導人、北京中共中央的鄧小平提出了和梁結婚的要求。 “這在當時——甚至現在——看來都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中國最強有力的領導人鄧看了朱迪思寫的上訴書。一位官員後來悄悄告訴我，鄧在讀上訴書時不斷皺眉頭，還說'當然應該讓他們結婚'，然後就在上面寫了批示。”這一大膽舉動，終於使他們如願以償。最後，他們回到紐約。梁恆現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朱迪思·夏皮羅在國務院任翻譯，陪同去中國訪問或中國來美訪問的代表團。 《革命之子》之所以成功，關鍵在於它描寫的是梁恆的經歷，卻由朱迪思·夏皮羅執筆。梁恆只是提供情況，書中的詞句都是朱迪思的。寫這麼一本書需要雙方密切和長期的合作，甚至比他們一起生個孩子所需要的合作還要密切、長久得多。我們應該祝賀這對幸福的夫婦。把大相徑庭的中文或日文譯成英文無疑需分兩步走，首先必須完全掌握原文的真諦，但把它“譯出來”需要用英語進行再創造。拿《革命之子》來說，所有的筆記和回憶錄都是中文的，書中所有情節和談話都得由兩位作者用英文寫或翻譯出來。他們兩人都忠於中國人民的事業，但也深深了解中國領導人易犯的錯誤和人民共和國所面臨的許多令人不快的現實。
這本用第一人稱寫成的書頗具現實感，讀者會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我本人離中國很遙遠，而且不是農民。因此，我感到吃驚的是，中國人居然會始終不渝地保持他們在社會中的作用。毛革命的一個既定目標是打破知識分子的特殊地位，而這些知識分子是歷代王朝通過官方考試造就和選拔出來的。過去，學識是權力的工具，是進行思想灌輸和維護正統思想的關鍵。然而，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卻受到殘酷的迫害，這說明毛輕視他們，把他們貶為“寄生蟲”。即使這些觀點過去有其正確的一面，現在卻是完全過時了。毛面臨的真正危險，是官員們肆無忌憚的獨裁和共產黨內的新官僚以及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並反復向別人灌輸的獨裁主義思想作風。
《革命之子》從底層觀察到知識分子和農民的一致，這向我們表明了毛反對的是什麼。農民和知識分子都是毛在政治上的追隨者。不管農民還是知識分子，都缺乏白己的行為準則，而這種準則是他們與當局持不同意見的思想基礎。梁恆的父親在文學方面有廣泛的興趣，而且“是一位有造詣的詩人、業餘作曲家及指揮”。但是，對共產黨的忠誠束縛了他的思想。他越是挨整，就越不想對事物作出自己的獨立判斷。他的知識分子出身與政治上的完全被動結合在一起了，當積極分子無理地批判他的妻子時，他不但不譴責這些積極分子、保護他的妻子，反過來卻批判她，並最後和她離了婚，助封為虐。他樂於對人對己採取黨要求他採取的行動。他不厭其煩地進行自我批評和自我思想改造，以便脫胎換骨，使自己具備無產階級思想。然而，當他最後被遣送到農村生產隊時，他發現他還是知識分子，是教書先生；農民還是農民，他們隨時準備接受他的教誨。他在天剛亮的時候便吹響哨子，召集農民一起學習毛的語錄。他成為當地傳達上級黨組織指示的干部。
他對黨的忠誠，從1969年才開始減退。那時，城裡的黨內狂熱分子決心在農村“割資本主義尾巴”，要求農民個人不要再養豬、養雞、養鴨，以免在農村保留罪惡的資本主義傾向。對樑的生產隊來說，這意味著喪失從副業中獲得的收人，並導致營養不良甚至飢餓。一位大膽的農民對外頭來的一名幹部說，他的鴨子是為毛主席養的，他要把鴨子送到北京去，“誰敢殺我的鴨子，那他就是反對毛主席”！這位幹部狼狽而去，可樑的父親還是盡到自己的責任，勸那位農民把小鴨子都殺了。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沒有真正捍衛黨的政策；他對黨的忠誠已經耗盡。
樑的父親看來是中國所面臨問題的具體化身，他極力保持自己的知識分子特徵，對權威絕對服從。至於任何與黨的命令相對抗的行為準則，他連想都不會想。但是，國家權力以前在村子裡不過是表面文章，一點也不引人注目。而現在，國家權力通過黨甚至已經影響到農民的鴨子。怎樣才能限制國家的權力，保護這些鴨子呢？樑和夏皮羅想要傳遞的公開信息只有一個，而且這個信息的措辭十分溫和：就在梁恆準備離開中國到國外學習時，他認識到：“我是多麼熱愛我的祖國和人民，……在經歷了浩劫後，我這一代人明白了一個極為重要的道理：盲從是危險的。”
此篇評論的是梁恆、朱迪思·夏皮羅合著《革命之子》（紐約，諾普出版社，1983年），發表於1983年5月12日的《紐約書評》，題為《盲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