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主席的訪美成功與克林頓總統的回訪，無疑為中美關係掀開了新的一頁。回首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美關係，不能不說雙方都是飽經淪桑、憂患，由一個情緒激動、脾氣暴操，難免情急忘智的毛頭小伙子，變成了成熟、理智的大人。儘管有時候兩人仍會賭氣、任性，干點事後馬上後悔的傻事，但遠沒有翻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為他們心裡已達成共識：要接觸，不搞對杭，否則兩敗俱傷。是的，無論是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還是將近30年的冷戰，雙方都非受益者。美國要遏制中國，中國要衝破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封鎖，劍拔弩張，怒目而視。誰撈著便宜了嗎？沒有。所以，雙方聰明了以後，就都能從全球戰略意義的高度和彼此互惠的巨大貿易利益出發，盡可能心平氣和地通過對話來解決諸如人權、最惠國待遇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等方面的問題。雙方都學會了以“小妥協”求“大獲利”的本領。由於文化背景和社會制度的差異，今後雙方在交拄中仍難免會出現摩擦，這當屬正常，但再演化到拳腳相加，戰機、導彈分庭抗爭，幾無可能。中美雙方都不必強求彼此喜歡，只要和平共處，便都會相安無事。但1999年5月7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用導彈襲擊中國駐南聯盟使館，是對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公然挑釁，這會使中美關係出現嚴重的倒退。可歷史的車輪總是向前的。
回眸中美關係史，有一位崛立於美國漢學界巔峰幾十年而不衰的泰斗不能遺忘，他就是從1929年起就把全部精力奉獻給研究中國歷史、文化、思想以及中西關係的學者費正清。在某種程度上，費正清這三個字就意味著美國的漢學研究。他的卓越研究成就，早使哈佛大學在他退休時即把“東亞研究中心”改名為“費正清遠東研究中心”。 1991年9月12日上午，費正清親自將平生最後一部書稿《中國新史》送到哈佛大學出版社，下午心髒病復發，兩天后去世。
費正清是美國中國問題研究事業的“教長”或“前輩”，他除了自己孜孜不倦地研究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政治秋序、社會、經濟狀況等反映傳統中國性質的命題以及中國與西方交往的外交史和製度史等，還在哈佛大學授業培養了數千名大學生，並把滋潤著他的研究思想的博士生輸送到美國和國外的100多所大學去任教。
1932年2月，接受了哈佛、牛津正規學術訓練的費正清伴著日本軍艦與岸上中國砲兵的對射，乘船抵達吳淞口。僅在一周後，日軍在上海登陸。費正清趕往北京。三個月後，他在西總布胡同21號租了一套華麗的住宅，準備迎接新娘費慰梅的到來。他倆是在皇城根結的婚，蜜月帶著童話情調：“我帶著費慰梅沿著皇宮的路回家，乘車穿過宮殿的大門，經過充滿地方色彩的1/4英里路程，黃昏時抵達我們居住的胡同。……在燭光下，我們甜美而親密地就餐，屋外傳來中國人舉行婚禮的笛聲和銅鑼聲。……僕人們沒有時間去增添煩惱，他們念咒召鬼，沉浸在消磨時日的幻想裡。我們就置身在這樣的語言和城市之中。”
在中國四年，費正清夫婦到過許多地方，查閱檔案，觀察農村，調查出土文物。他們結識了許多第一流的學者：蔣延鋪、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錢端升、章士釗、陶孟知、陳岱孫，以及物理學家周培源等。費正清看到，一個面目可憎的東方強盜正在撕咬蹂確著一個早已衣不蔽體只剩下文化的巨人。事實上，正是這博大精深，不會衰落的文化和那群維繫著燦爛文化的開明學術精英深深吸引了費正清，使他開始把近代中國研究作為一個專業課題確定下來。因為透過近代，上可以更充分地認識中國的古老文明，下可以歷史地闡釋中華文明何以到了近代就開始沒落，政權凋敗，社會墮落，人民貧窮。他對腐敗的國民黨的前途表示懷疑，甚至認為，倘若日本擴大侵略，“農民將會默默地歡迎他們，因為農民的處境不會比現在更壞”。他當時並不看好毛澤東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主張美國應為了自身利益儘早在亞洲參戰。
1942年9月，費正清以國務院文化關係計劃聯絡官的身份第二次來華，主持美國新聞處的工作。以後於1945年10月到1946年7月又在戰後中國逗留九個月，“對中國人民和美國的對華政策來說，都是希望與災難交織的時期”。中國歲月使他認識到國民黨政權正在喪失民心，走向自我毀滅。除了政權腐朽，經濟崩潰，“文化法西斯主義”該是個罪大惡極的兇手。費正清就曾為著名文化人遭受迫害而奔走聲援。他想努力培養和營造一種文化國際主義精神，這就要求美國不僅向中國提供杭戰所需的軍事和技術援助，還要干預中國的教育，以求建立“我們之間共同的基拙，從而使我們能有一個更為積極的共同價值標準”。這一想法很天真，並不比早年硬要把基督教的文化精華移入孔教中國的傳教士更高明。倒是他同樣基於有點文化沙文主義的長遠考慮更實惠，他在後來主張美國在與獨裁的蔣介石交往的同時，還應明智地擴大與共產黨人的交往，培養和鼓勵共產黨代表的群眾運動，“按照我們的方向來發展，我們才能獲得更大的好處”，否則中共將完全投入蘇聯的懷抱。
費正清有許多關於美國對華關係策略的建議和報告常被送達總統手中。但正如他所說，中國是美國的價值觀與其他價值觀衝突的戰場。他的價值觀也同樣在中國受到挑戰，看來是文化的價值決定人的信仰和行為。從這個意義講，中國和美國的衝突在實質上一直是文化的衝突，文化的對杭。費正清以為，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中國人真正把科學和民主結合起來，並應用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的群眾中，中國社會就能現代化。但他大概忽略了，當時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只可能接受科學，這個過程有時也相當緩慢，而對於民主，那根本是不可以上堂的。有家長在一言堂就行，民主是多餘的不速之客。費正清由此判斷，國民黨氣數不長了。
當他通過接替蕭乾主編《大公報·文藝》的楊剛，接觸到同樣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共人士，先是龔澎、喬冠華，後有周恩來、葉劍英，並與左翼知識分子郭沫若、茅盾、胡風、周揚等，以及孫夫人宋慶齡交往以後，便為他們的正直、熱忱和葉待事業充滿自信的忘我精神所感動。儘管當時他並未闡明或暗示美國應當放棄貪污、腐敗、墮落的國民黨極權政權，但他已感覺到，這些能講極好的英語，並理解西方思想，甚至像現代美國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者那樣行事的共產黨人，將是一支不可遏制的理想主義的力量——中國革命進程中的領導力量。他不欣賞馬列主義，也不了解延安正發生著什麼，但他欽佩那些由燕京一清華大學生組成的有點像上個世紀宗教社團的進步團體和共產黨人。最後，正是這些人在土地和農民問題上獲得成功，並團結民族主義以及社會變革諸力量，取得了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功。費正清回國後，一直關注中國問題研究和中國國內的政局，惦念著那些常和他通信的老朋友：梁思成夫婦、老舍、張奚若、費孝通、錢端升等。通過他們，他了解到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投奔共產主義事業，對國民黨完全喪失了信心。 ；1949年5月23日，錢端升致信費正清：“……你的政府越早以實事求是的方式和態度來看待我們的新政權，它就越容易能夠採取一種可行的而且彼此有益的政策。這是你面臨的任務。”
從這時起，他真的好像負了一種使命，開始公開發表演說，談論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往的好處，主張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讓其進入聯合國。 1949年秋，他進而坦言：“從中國老百性的觀點來看，根據現在的中共政權迄今為止的表現，用中國人的思想方法判斷，它有望成為中國近代以來最好的政府。”“我認為，共產黨政權對中國人民作出的承諾，要超過現存的國民黨政權所要做的。”
不幸的是，歷史的經驗和判斷常常難以改變政治，而政治的失策和臆斷卻往往改變歷史。冷戰開始以後，中美兩國各自經歷了這種怪誕而又奇妙的輪迴。麥卡錫時期，費正清未能逃過現代極權主義的垂愛，被指控為“老牌的共產黨的辮護士。”他那些中國知識分子朋友卻不比他幸運甚至更糟，他面對莫須有的罪名還能在聽證會上辯白，而他的中國朋友一經劃定右派，等著的就只有“牛栩”和勞動改造。
作為歷史學家，費正清的許多判斷是準確和有預見性的，他認為“中共顯然不會是莫斯科的傀儡”,“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是民族自決問題，而非外來侵略問題。”另外，他始終認為美國支持流亡台灣的蔣政權得不償失，因為“從長遠來看，對我們來說，與中國大陸保持和平要比台灣更為重要。”儘管費正清的中國史觀也會因世界格局或政治事件的改變、發生而出現轉變，但他“藕斷絲連”的中國結是解不開的。他一度承認對中國的軍事遏制不可避免，卻始終尋求努力創造一種以接觸替代遏制的局面。越南戰爭尚未結束，他就已經向美國政府陳述，可以通過旅遊同中國接觸，取消貿易禁運，進行交流，並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不僅需要歷史學家的識見，更得有點軍事家的韜略。他這時已經清楚，美國人在對華政策上，是吃了好戰和反共的虧。所以他要讓美國人知道，了解中國，認識中美關係的歷史，會使他們得到一個更安全的未來。
1972年6月，費正清和費慰梅接受周恩來之邀請，作為尼克松訪華後的第一批尊貴客人到了北京，與周恩來舉行了會談。此時距他們在重慶的初次見面已是遙遙近30年。同時，他又見到了“結伴而來”，顯然在當時“受到限制”的老朋友金岳霖、錢端升、張奚若和費孝通。但無論如何，中美關係的堅冰正在打破。七年之後，中美關係實現正常化。為了這一天，費正清等了30年。在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到中美建交30多年戲劇性般的事件中，他起了主要作用。保羅·埃文斯的評價是客觀和公允的。他說：“費正清在美國學術界的地位，他的經歷和交際的廣度，使他在重建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學術交流中處於聖賢和使者雙重角色的地位。”
賴肖爾在為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四版寫的序中說：“在過去30年，誰也沒有費正清用更清楚、更富於洞察力的筆觸寫過關於中國的書。在使美國人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傳統、中國紛擾不寧的近代歷史以及中國神秘莫測的現狀等方面，誰的貢獻也沒有費正清那樣大。”單就這本《美國與中國》來說，從1抖8年首版至今，一直深受各界稱譽和歡迎。費正清憑藉新的學術成就，在四次修訂中，增加了大量新的知識和見解，“而這些不僅是關於近代事件，甚至還涉及早期中國歷史的各個方面，一直遠溯到舊石器時代。……費正清擅長把多方面的感性認識以及深入的分析同措詞的透徹結合起來。這就是為什麼此書已經是並且將長遠是一本經典著作的原因。”中國讀者對費正清的學術仰慕和欽佩由來已久，某種程度上歸因於他是一位極富人道主義情懷（或叫人情味兒）的歷史學家。當他知道中國同行正遭受著精神上的巨大迫害，情感的因素就會使他的中國史觀發生波動。這當然是指發生在近現代歷史上的事件。古代史早就成“史”，而活著的人如何演化歷史，自然難以推論。誰能料到蘇聯、東歐那樣龐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分崩離析了呢？睦目結舌的不會光是歷史學家。這也就難怪費正清的中國史觀常會受到中國革命的波動、中美關係的起伏和美國國內壓力的影響。因此，研究費正清不同階段對中國的反應，會發現那裡邊“包含了不同的評價標準，產生過不同的希望和擔憂。”但無論何時何境，費正清的言論都是極有價值和必須高度重視的。尼克松訪華前夕，中美兩國高層領導人反复參閱的二三本書中，就有他的《美國與中國》。費正清的著作譯成中文出版的有《美國與中國》、《偉大的中國革命》和《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以及他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現在這本是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的。這本書透過他對別人論述中國的著作，回顧了中美兩國和兩國人民的交拄，記錄下他對近現代中國歷史的敏銳觀察和精闢分析。全書共收文26篇，分成五樣：（一）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扮演的南色，（二）中國革命領袖們的嚴治厲行，（三）中美邦交恢復正常化，（四）文化大革命的弊端，（五）近年美國訪華人士的觀感。歷史就是文化，文化也即是歷史。有心的讀者該能透過費正清換一個層面去正視美國學者獨特視角下的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那裡面有許多寶貴的東西我們自身都常常忽略掉了。與這樣一本書失之交臂，實在是件憾事。
“後繼者完全有可能超越費正清的學識成就，但是沒有人可能取代他在如此眾多學術事業中”的地位，即作為學術界與美國公眾之間的橋樑和作為一個在知此形式多樣的學科領域內博學權威的地位。
中美這兩個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的大國，畢竟有太多不同的地方。容忍差異是通向未來的關鍵。費正清指出，通向穩定的道路不是通過尼克松、基辛格在實施對中國開放時所劃分的那種戰略利益的共同性實現的，相反，它是通過識別文化的差異及對它們的認可來實現的。最後，我要真誠地感謝費正清夫人費慰梅女士授權我重新翻譯這本；感謝我的恩師蕭乾先生在病中審讀了書稿並寫下序言；感謝我的妻子鄭實，以六甲之身還在幫我校訂書稿，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感謝責任編樣王立女士為此書的出版付出的辛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