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萬紅衛兵戴著紅袖章從北京宏偉的天安門廣場列隊而過，手中揮舞著毛主席語錄小紅書，他們主要是來自城市中學的少男少女。紅衛兵運動在1966年夏末和秋天發動時，全世界都感到震驚。到1968年年中紅衛兵解散時，他們已經證明自己是一部具有巨大摧毀力的可怕機器。這些青年學生極為崇拜身材魁梧的毛主席，並響應他的號召，從革命中學習革命。他們代表毛主席在中國各地清除社會中所有舊的東西，包括古老的藝術品和舊思想。我相信，從童子十字軍以來，世界上就未曾有過類似的運動。
在紅衛兵兩年的歷史中，他們的經歷是痛苦的。開始時，他們免費乘火車“長征”到全國各地，每到一處，都贏得友情並享有特權。儘管開始他們是國家及其革命的清道夫與救世主，但他們很快便加入了學校中不同的組織，這些組織很快又分成不同的派別，互相打派仗。他們名義上經管著各種公有企業，取代了黨的領導和城市及工廠的官員。在掌管地方政權以後，他們又對政治產生了興趣。他們之間的派性衝突，又一次從遊行示威發展到拳打腳踢，乃至動用武器。到1968年夏天，許多城市完全被紅衛兵之間的武鬥所破壞。地方上的軍隊開始只是袖手旁觀，當然有時也向紅衛兵們提供武器。後來，他們又奉命製止紅衛兵之間的武鬥，恢復公共秩序。毛傷心地批評那些介人武鬥的青年人，指責他們辜負了他的期望，並開始送他們上山下鄉，從而結束了他們當紅衛兵的痛苦經歷。儘管他們在集體的壓力下“自願”上山下鄉，可離開城市並像農民一樣的生活和勞動，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可怕的挑戰，對許多人甚至可以說是毀滅性的挑戰。毛澤東發動並在開始時領導了這場紅衛兵運動，但運動後來變得很難控制，接著便夭折了。
一些處在地理位置較好的地方的紅衛兵逃避上山下鄉，跑到了香港和台灣。 《蒼天的報復》一書描述的，正是一位參加者的切身體會。此書可能會引起讀者的興趣，因為它就像一件謀殺案中出示的證據。這位年輕的作者正介於新、舊之間，而且顯然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包括個人安全、自尊心、愛國主義、幻想的破滅以及希望通過出書獲利。
這位筆名為凌懇的作者坦露，他於1966年7月成為一名紅衛兵，在廈門和福州的紅衛兵奪權運動中起了帶頭作用。他在1966年下半年到過上海、青島、北京、東北、太原、蘭州等地，1967年還在廈門幫助一派反對另一派。 1967年下半年，紅衛兵在派仗中使用了武器，各派都死傷了許多人。各派頭頭最後於1968年2月被召到北京，並被剝奪了權力。凌在同年7月偷渡到金門島的一個村落，後來到了台灣，寫出50萬字的回憶文章，又花300多個小時的時間接受伊万·倫敦帶領的一個研究小組的採訪。兩者合在一起，便成了一本描寫一位地方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親身經歷的書。在凌的回憶錄出版過程中，發生過兩件有趣的事。第一件事是，這本書從頭至尾把毛及其政治領導貶得一錢不值：小紅書不過是個小玩意兒；見到毛也沒留下印象；對紅衛兵頭頭來說，惟一的問題是他們怎樣才能更多地利用毛，而不是被毛利用。這無疑與歐洲和其他觀察家們提供的證據不符。根據這些觀察家的報導，在紅衛兵運動初期，數百萬受毛鼓舞的年輕人達到了痴迷和狂熱的地步。這種抹殺“文化大革命”理想主義中心動力的做法，顯然只有從台灣的文件裡才能看到。而對台灣來說，內戰現在（或者不久前）仍然是一種神聖的期待。
有關凌回憶錄的第二件趣事是，書中還加人了一個不大可能發生卻十分甜蜜的愛情故事。這使人們想起一位美國譯者，他在翻譯老舍的悲劇小說（紐約雷納爾和希契柯克出版社，1945年）時，增加了一段離奇的小伙兒娶姑娘的情節。加人這一情節毫無疑問使這本譯著成了美國中部的暢銷書。這位紅衛兵女主人公名叫梅梅，這恐怕是中國女孩子最常用的名字，意思是“小妹妹”。女主人公是一個真正的中國少女：高雅、有作為，屬於上等階層，生活極為講究，尤其遵從舊的道德觀念。她與凌熱戀著，此外還要花很多時間到處破“四舊”，而且當時到處發生武鬥、強姦和打傷人的事件，儘管如此，兩人卻從未發生過性關係。這真是一個再好不過的夢幻少女，只不過她不屬於這個世界。然而，凌對紅衛兵在他家鄉福建逐步掌權的描述，卻是非常逼真、感人，因為從整部著作來看，這段描述無需怪誕的編造。當黨委拒絕用卡車把廈門八中他所領導的304名年輕人運往福州時，他們便開始行軍，並嚴格要求自己不吃飯、不喝水。在炎炎烈日下行進31公里後，有10個人暈倒。這時，黨的領導人感到有必要用卡車把他們送到福州去。後來，在福州的“八二九”武鬥中，這個廈門小組雖然寡不敵眾，卻向當地黨的領導提出了挑戰。 “福州的紅衛兵採取了各個擊破的戰術。”凌被六七個姑娘包圍，並被她們咬傷、抓傷和掐傷達37處之多，包括他的下腹部。讀者能感受到，凌講的是他的親身經歷。
紅衛兵的暴力行為始於學校。那時，紅衛兵給老師戴上高帽子，把他們當成“牛鬼蛇神”（這是當時的用語）關進“黑窩”。書中有許多關於這些人受到殘酷拷打和狠襲的描寫。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在中國的那場騷亂中，確實發生過這種暴行。當時毛主義的基本原理已經不起作用了。騷亂成了為暴力而暴力，或如蘇聯人所說，成了“流氓行為”，而不是以善的名義去施行暴力。而有的報導卻認為，以善的名義實行暴力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特徵。
在第二階段，紅衛兵衝進公共場所破“四舊”。凌所在廈門八中的那個小分隊被分成22個更小的組，名稱各式各樣，包括“打虎隊”和“凍死蒼蠅”隊。在毛“造反有理”口號的鼓勵下，他們開始在廈門市大搞破壞。儘管他們所犯下的暴行使人震驚，但當時還得到了廣泛宣傳。紅衛兵運動很快就發展到第三階段，其目的是奪權。他們組織紅衛兵司令部及其特別機構，搞到吉普車、卡車和擴音器，並在最後推翻黨委，接管了地方政府的部分權力。在這期間，軍隊並未介人，甚至連警察也不開槍自衛。最後，紅衛兵運動變成純粹的派仗，一個組織和另一個組織相互爭鬥，同時也越來越訴諸武力。這時，軍隊進行了鎮壓，解散了紅衛兵。描述用第一人稱，既駭人聽聞，又極為辛辣。
此篇評論的主要是凌懇、伊万·倫教和米莉姆·倫教所著《蒼天的報復：一個中國青年的日記》（倫教，普特南出版社，1971年），發表於1972年2月24日的《紐約書評》。